母爱是一条浩瀚的河
针线筐便是河上的小船
妈妈的小小针线筐
盛着农妇勤俭的一生
盛着妈妈无边无际的大爱
客居外省都市的我
思念着妈妈和她的针线筐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
针线筐就陪伴着妈妈
小时的我好奇地在筐里翻
只有针线和大大小小的布头
还有顶针好奇地套在手指上
妈妈说你可别玩这些
你是男孩子玩这个没出息
针线筐里从来不会放糖的哟
否则老鼠还不是来咬坏
我去看望邻居的奶奶
她有针线筐但没妈妈的漂亮
她叫我替她将线穿过针眼
回来后我也替妈妈这么做
妈妈说我的眼睛还没老花呀
妈妈眼睛永远不会老花了
她自己穿针线直到老天爷
夺去她不到60岁贫困和劳累
农闲时缝缝补补
妈妈总坐在针线筐边不得闲
买不起新衣服穿久了
我的衣服上不断增加新补丁
使布变厚了穿着特别暖和
一次我与同学打架
撕坏他衣服我不敢回家
他到我家来躺在地上不走
妈妈和蔼地代惹祸儿子道歉
并用针线将他的衣服缝补好
针线筐陪伴着妈妈
更多时用来做土布鞋
层层布粘叠密密缝成鞋底
再缝补上鞋帮又楦大
我的脚便可以舒适地穿进
我穿着妈妈做的土布鞋长大
现在我穿着机器做的皮鞋
我怀念少小时妈妈做的土布鞋
现在可是无价的文物啊
妈妈的小小针线筐
盛着农妇勤俭的一生
盛着妈妈无边无际的大爱
妈妈突然走了我的天塌了
针线筐和一些东西烧给了她
我想象天堂里的妈妈
坐在针线筐边缝缝补补呢
2009-05-27
高瑜新书透露推动联络人大和学运的内幕
因参与八九民运而被捕的新闻工作者高瑜，从未向外界透露当年被捕关键原因。临近六四事件二十周年，高瑜首次出版有关八九民运经历的新书，披露她与曹思源因涉及意图推翻当年邓小平亲自下达的戒严令成为当年首批被捕人士。（海蓝报道）
高瑜新著《我的六四》
八九民运时期任职《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的高瑜，曾报道当年的学生运动，二十年后首次出版有关六四经历的书籍，名为《我的六四》，并即将在香港出版。高瑜在书中透露，她与四通公司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分别受到当时任职人大常委会委员、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的委托，推动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可能导致推翻5月20日宣布的戒严令，因此二人秘密被捕，以切断最高权力与学生及民众的联系。
高瑜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她在六月三日被捕，其他涉及学运的学界及知识份子，都在六四事件后才被捕，主要原因涉及两件事，5月21日胡绩伟委托高瑜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撤退，可能有危险，高瑜因此说服学生领袖当天起草《告全国同胞书》，其中表明军队不入城，学生便退出广场，起草书并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另外，高瑜与学生以同样内容给人大常委会写呼吁书，要求人大常委与学生对话，直接过问学生的要求。
她说：当时这个直接就是院内，我们叫人大，人大重要的领导人胡绩伟和外边学生的沟通，我只不过是间接的中间连系人，的确对中央触动比较大。
高瑜又指，胡绩伟另外委托民间人士曹思源．以他的名义联络其他人大委员，召开非常会议，其后他联络了五十多名常委签名，并准备提案否定戒严令，这是院内院外的活动。高瑜表示，她因为串连学生与人大常委会联系，而曹思源则协助胡绩伟推动召开人大会议，他们二人在六四前已被捕。
临近六四二十周年才推出首本书，高瑜认为，曾经历八九学运，虽然六月三日被国安带走，关押十五个月才获释，她没有见证六四镇压情况，但作为新闻工作者，她有责任把所知真相公开，作为后世历史材料。
1989年5月4日，高瑜参加首都新闻界声援上海世经导报大游行。（图片由高瑜提供）
她说：我也应该把我的八九民运的报道，还有在此后坐监的遭遇，再有我对六四后绩事件的新闻报道，比如赵紫阳逝世，我自己的反思及报道综合起来出书。
被称为六四幕后黑手的陈子明，对高瑜在书中提及被捕原因，他认为六四事件不只是镇压学生，而是涉及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所以当局在六四前搜捕高瑜及曹思源，遏制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行使职权的可能性。他说：因为六四主要不是镇压学生，它是军事政变，它主要把所有合法组织压住，把共产党总书记抓进来，人大常委会当时巳经有五十多个委员要开紧急会议，人大常委会跟知识份子及学生联系渠道，它必需切断。
陈子明又指，据他所知，高瑜及曹思源由当局发出统一命令被捕，但高瑜被国安关押某处，而曹思源被关秦城监狱，因为高瑜是前中新社记者，跟海外的连系较多，她在六四事件前，一直被国安侦查跟踪，所以事件由国安负责处理。
据了解，高瑜除了八九年六月三日被捕，被关押四百五十三天外，九三十月二日再次被捕，被北京巿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判有期徒刑六年，九九年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高瑜原任职中新社记者，八九年任职《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六四事件后，该周报停刊，其后从事自由撰稿工作，曾替香港镜报写文章。
陈破空：金正日发难，中共养虎遗患
5月25日，朝鲜实施核试爆，当量高达两万吨，是上次核试爆（2
此时，正值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身亡，
金氏当局再度核试，严重违反了国际核武管制条约，
金正日敢于冒险发难，乃在于，他看穿了奥巴马政府的底牌：
金正日胜算很大，还在于，他有十足把握，中国和俄国会牵制美国。
朝鲜两次核爆，在同一地点，与各国位置相比，距中国最近，
动辄“谴责”和“抗议”西方国家的中共政权，
金正日越跳越高，不惜以最高分贝，叫板国际社会。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共崛起，使世界变得更不安全，
金正日挑衅美国，濒于极端，被称为“悬崖战术”，其目的，
虽说金正日是独裁者，但出于阶段性的战略考虑，
美朝一旦亲善，东亚形势必全然改观。到时，中共暗自叫苦，
余世存：自由之美——为野夫兄获2009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一。自由之殇
谈论“自由”似乎奢侈而冒险。据说汉语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关于自由的阐述，人人都有自由的经验却未必都懂得自由
野夫获2009年当代汉语贡献奖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9年公告
一、
获得2009年当代汉语贡献奖提名的作家有林达（作家）、刘自立（政论家）、野夫（作家）。
二、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本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野夫先生。
三、
土家人野夫出生于湖北利川，这个偏远山地的60后生人有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血统，父族和母族则为现代中国革命的两大革命党裹挟，命运无能自主而颠沛造次。终极追问、身份认同和归宿……因此跟野夫先生相伴，至今无解，在索解中也成全了野夫。
这个蛮巴之地的少年樵夫，其心智和活动空间注定不在深山老林。他求学远游，其文学以及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怀，与启蒙一时的80年代中国同步。从学校走出的野夫曾肩扛警徽，在体制内生活，是一名在册的国家干部。1989年六四国难发生后，二十来岁的野夫为救助志士友人辞去公职，并因此被陷入狱。出狱后，野夫赴北京求生，曾做过书商，在90年代的市场大潮中游走周旋，编辑策划过一系列品质卓异、具有前瞻意义的图书。跟混迹官场一样，在商场也小有所成的野夫并未埋首迈向小康，反而又一次选择放弃，做了一名彻底的浪子游侠及行吟者。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野夫数度奔走于灾区，其行峻急，其言恳切，再次体现出他多年一以贯之的境界。我们想说的是，在野夫的身上，入自在境与济危救世结合一体，安然、不忍、旷达、凝重交融辉映。
提及言说，野夫毫无疑问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作家。在古体/当代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均有建树。他的写作分为两个阶段，参与80年 代文化建设的青春创作；以及最近五年来的散文写作。这个在官场、商场里生活过而伤痕累累的侠者，在国家社会的命运变迁中经历了家破人亡、国恨家仇的志者， 沉寂多年的作者，一旦放声歌哭，就把自己从狭隘的文学情感中拔出，而进入国家历史的层面，与悠远的时空对话。是的，野夫先生的写作是审美叙事、生命叙事和 历史叙事的结合。也因此，这个迟到的归队者，让久违了汉语神圣家族的读者们备感激动。
《别梦依稀咒逝川》、《地主之殇》、《组织后的命 运》、《江上的母亲》、《革命时期的浪漫》、《生于末世运偏消》……这些文字多围绕个人或家族命运的遭际沉浮，以挽歌的悲怆穿透苍凉、沉重、冷酷与荒谬的 历史迷雾，浇灌块垒，告慰斯人，执拗不休地追问命运，洞若烛火地考察真相。这其中奔涌着炽热的血气，同时又闪耀历久弥坚的智慧。至于那些怅惘、无奈、哑 然、冷傲、幽默和会心，我们想说，它们从来都属于天地间度尽劫波的吾国吾民，而在威权和谐、资本猛进的当下，它们也当然属于抱残守缺、快意恩仇、无从让 渡、不能大同，紧紧握住我书、我口、我心的野夫先生。
野夫先生在散文中为当代汉语贡献了恐惧、残忍、死亡等 有着中国特色的概念，这些概念由无数中国人的眼泪、心血和生命组成。在野夫先生心证般的文字里，我们看见当代的中国人几乎都或多或少是恐惧、残忍、死亡的 人格形式，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多游离于文明、自由、人心之外。可以说，野夫先生不仅以自己的生存示范了一种文明自由的可能，而且以散文的形式为当代人招魂。
野夫的文章，承接古风，呼应民国，延续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磨洗，在21世 纪的今天愈发珍贵。它有别于当初高迈的超现实牧歌，完满的形式主义实验，老练的知识分子叙事；也有别于当前庸俗愚蠢的左翼现实主义回流，狂妄肤浅的右翼资 本主义布道。它有辞赋的华丽、杂文的老辣、悼词的淒凉和回忆录的从容展开。它可能不是杰出、完美、精炼、政治正确和独具一格的，但它肯定是浪漫、抒情、沉郁、保守且锥心刺骨的。我们其实更想说的是，野夫正如布罗茨基所言，践行着在一个二流时代做忠实臣子的本分；同时他又刷新了个人永远先于时代，心灵总是包 容社会的真理。他的写作里充满浪漫的折损，抒情的必然，沉郁的累积，保守的孤独，非如此不可的锥心刺骨和一唱三叹。野夫恢复了汉语内部最正派、最高尚的那 部分品质，经由这些品质的指引，野夫拯救了一种被官僚体制糟蹋、蹂躏了多年的语言，拯救了一种被国家意识形态凌辱、猥亵了一个甲子的文体，散文经由野夫对 语言和历史的深入体察，恢复了自己的高贵与尊严。
野夫令人吃惊地在汉语、文体、历史与情感之间，找到了 最稳固的平衡点。这个对野夫来说也许轻而易举的珍贵平衡点是一个语言性的解剖台，极权制度滋生的罪恶，因为这个解剖台的存在露出了它的肠肠肚肚，露出了它 的一切秘密；被凌辱、被欺压的人民，则因这个平衡点的存在而被刻意制成标本，可以让后人清楚地观察它的每一个脉络。语言就是说，但语言更是记住︰野夫的写 作还原了语言最内在的秘密。我们要为野夫喝彩，但归根到底是为汉语喝彩，它在它信得过的操作者那里，令人罕见地走上了自己最正确的道路。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十分荣幸地向野夫先生颁发2009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在这里，颁奖不仅意味着对过往的总结，或者说宽慰；正如野夫先生在质问二十年前告密者的新作里所言，我们想用这样的形式来更好地面对彼此间的笑与泪，以便在不远的未来，能够一道坦然地接受晨曦，以及审判。
野夫先生代表作︰《尘世挽歌》，大陆自印本2008年，台湾南方家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版2009年。
周作人之死：封房毒打露宿无食
周作人曾两次交给张菼芳写好的“呈文”，叫她背着红卫兵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都很短，内容差不多，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50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频繁的联系。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指派我负责日本文学的组稿、翻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钱稻荪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们在出版社算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
从1949年到“文革”为止的17年间，周作人的生活虽单调平淡却是稳定的。他每天伏案翻译，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的友人闲扯一通。其中，过从较密的就是头上也戴了文化帽子的钱稻荪。
狗是人类的朋友，这个道理我小时候就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狗，养狗的人跟狗都有感情，那时候还不兴把狗当宠物。现在，城里的狗已经基本上都是宠物了，宝贝得一塌糊涂。不过，人与狗，也免不了有摩擦，尽管是宠物，狗咬人的事也还是有，咬谁都行，别咬了领导，咬了领导，弄不好全城的狗都遭殃。 网上传闻，黑龙江黑河市一位市领导被狗咬了，结果领导大怒，下令全城禁狗，所有家养的狗都要宰杀。《成都商报》的记者，证实了这一传闻（《成都商报》5月23日）。随后，又有消息说，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23日早上，政府突然宣布解散打狗队。紧接着，当地政府部门在当地官方网站上挂出了最新的《犬类管理暂行办法》，废止了之前引起广泛质疑的“全城杀狗”令。（《潇湘晨报》5月25日） 听到这消息，一方面为黑河的狗辈们感到悲哀，一方面也为其他动物感到庆幸。试想，如果领导被驴踢了，被牛顶了，被马踩了，那么禁驴令、禁马禁牛令，也许也会出台，一起下汤锅的动物就太多了。 人霸道波及动物的事，历史上好像也有。但是，有这样威风的，好像只有皇帝。明武宗因为自家姓朱，朱、猪同音，因此不许百姓杀猪，一时间，至少明面上，酷爱猪肉的中国人，不敢吃猪肉了。但是，这种事，对于猪来说，绝对属于福音，因为不少的八戒兄弟，因此可以躲过屠刀，不进汤锅了。 现在我们某些地方领导，仅仅因为自家被一只狗咬了一口，或者因为管狗困难，就要把全城的狗都禁掉。虽然两者性质稍有不同，但霸道的劲头却惊人的一致，某些在一个地方为官而且说了算的官员，在他那一亩三分地上，也的确跟皇帝差不了多少。 当然，能管这些“土皇帝”的，只有他们的上级，可是一些偏远城市，上级离得远，就算通了高速，来一次也得好几个小时，况且就算来，也未必是来管地方官。天高皇帝远。皇帝远了，自己就是皇帝。是皇帝就要抖威风，这种事儿，是某些官员的酷爱，比金钱美女都可爱。如果不让他们抖威风、耍威风，对他们来说，就等于项羽同学讲的，穿锦衣夜行，没意思透了。 好在黑河的领导，迫于舆论压力，改禁狗为管狗了。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谁不知道养狗的人跟狗的亲昵？我当兽医的时候，每当发生口蹄疫疫情之时，上级都要布置打狗，但根本贯彻不下去，有的老乡宁肯与狗皆亡，也不让你动一动他的宝贝狗。但是，某些地方官员的逻辑就是：管你是谁，只要惹了我，必须受到惩罚。打狗看主人，是老百姓的逻辑，打狗不看主人，见狗就打，才是“皇帝”的逻辑。 一只不长眼的狗，差点儿惹出全城屠狗的血案，这种在别的国家的人看起来稀罕的事，在我们这里却随时可能发生。我不知道这黑河市《犬类管理暂行办法》能否顺利实施。反正在别处，打狗管狗禁狗的新闻都发生过，热闹一场，除了落下骂名，没见什么成效。 6月4日是中国政府武力镇压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 今年5月10日，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前夕，19名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律师、编辑以及因为六四而坐牢的共19人，在北京香山秘密举行”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 与会者在讨论中探询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化前景，以及实现民族和解的可能性。 BBC中文网记者嵇伟采访了与会者和发言者之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 问：共产党执政后中国发生过许多影响社会和政治的大事件，比如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等，尤其是文革，被认为是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的现状，所以为什么您特别把六四称作中国历史和政治上的分水岭呢？ 徐友渔：1989年六四之前，尽管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没有民意基础的合法性，但有它自己的革命成功的合法性。但六四彻底打破这种合法性。 六四最大的意义在于，人民此前对共产党政权是寄予希望的，因为即使它犯过许多错误，但有些错误是共产党自己纠正的，比如否定文革。 但六四性质不一样，共产党不仅至今没有认错，而且向民众开枪，这是无法得到公众原谅的。因此我把六四看作是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分水岭，而不是文革。 问： 现代国际民主政治的普世标准是以人、或人权为本，开枪镇压老百姓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但中国政府和支持政府镇压六四的人认为，六四学生运动破坏社会稳定，影响公众正常生活，派兵镇压是必要的，而且还带来了此后二十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那么为什么六四的枪声被认为对中国人对共产党信仰的破灭有根本性的影响呢？ 徐友渔：当初六四开枪镇压时，政府以”发生反革命暴乱”为借口。但经过二十年国内外的不断调查，证明当时根本没有人想推翻政权。现在甚至连统治者自己也只能改变说法。这是对共产党信仰破灭的第一个原因。 说当时的镇压换来了以后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人的生命是极其宝贵的，开枪镇压与经济发展不仅没有任何联系，而且目前中国社会也并不是那么稳定，社会问题非常多，充满矛盾。 即使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开枪镇压也是不应该的。如果当初只是派警察驱散示威人群，那么后来的公众仇恨可能会比现在小很多。 问：中国从1989年以来，不仅在经济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政治、社会方面的变化也非常大，比20年前更开放。而社会和公众的开放意识必然会影响和推动政府和执政党的开放，所以在您看来，现在的中国政府是否比20年前更开放呢？ 徐友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说现在经济政策比二十年前开放，人们在言论方面也享受了一些可以在私下随便说话的权利，但是现在的开放应该被看成是时代自然进步的结果，尤其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 所以应该区分时代自然演化的结果与政府政策的结果。如果要从政府政策方面看，我觉得还不如二十年前。 问：那您对中国民主的前景乐观吗？ 徐友渔：如果从长远的抽象的角度来看，历史毕竟是会进步的，中国人民最终总会享受到自由、民主和宪政。但从短期和中长期来看，我是非常不乐观的。 因为现代社会不能用暴力手段来改变政权，社会要发生重大改变，只有依靠统治者内部自己发生强烈的改革意愿。但中国现在的统治阶级发生重大改革意愿的迹象几乎看不到。 问：六四事件对中国最大的整体影响之一，是给了全社会一个”共产党的中国也可以要求现代民主”的启示和可能性，这对二十年后出现的零八宪章是否有直接联系呢？ 徐友渔：有间接的联系。六四的经验教训是，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改变一党专制，这种政治框架下是不能发展出民主宪政制度的。 而零八宪章与六四民运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回顾1989年，人权的提法是高度敏感和不能接受的。但从二十年的变化看，现在中国人民的基本诉求是人权问题，甚至连政府也不得不谈人权，这个进步实际上是在认识民主、自由等问题上的深化。 和六四时相比，我们现在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时，还提出了宪政的口号，更加重了法制的成分。而在1989年时，这样的认识还是比较朦胧和不清晰的。 问：1989年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对学生运动非常支持，甚至阻挡进京镇压学生的军队和坦克。但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状况和以前全然不同，尽管贫富不均现象比当年严重得多，但老百姓生活水平应该说是普遍提高的。所以对于零八宪章这样自由知识分子提倡推崇的理念，有多大程度的普遍老百姓的基础和支持呢？ 徐友渔：零八宪章和六四的不同之处，首先是当局的封锁，导致知道零八宪章的人不太多，所以不是老百姓不支持，而是当局的封锁政策很成功。 其次，从零八宪章签署者的构成成分看，在此之前中国出现的呼吁和公开信总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中包括了中学生、大学生和老干部，扩大了参与者的社会成分，突破了此前纯粹知识分子的社会诉求。 在1989年六四学运中，学生提出的要求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对胡耀邦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仍然局限在体制内的分清是非上。 而零八宪章的内容是广泛的社会公正、经济平等和增加社会福利等。从这些方面看，零八宪章与以前所有的诉求相比，它代表了更多阶层，更预示了从有觉悟的少数知识分子的诉求扩展到一场全民的运动。 2006年我有机会读到北师大部分“五七学子”编写的《不肯沉睡的记忆》一书，第一次知道了“雷一宁”大姐的名字：不仅因为她是这本书的主编之一，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者，更是因为收入文集里的她写的两篇文章：《脱胎换骨纪实》和《我是怎样成了‘蛇’的？》，深深地打动了我，泣血的文字背后我看见了心在流血，这是能够给人以灵魂的震撼的！第二年，我在珞杉矶参加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才见到了从加拿大赶来的雷一宁大姐本人，还一起照了一张像。但与会者太多，会议日程安排也太满，只是匆匆一见。我后来有些后悔，其实我们是应该好好谈谈的。现在，我的面前正放着铁流兄从网上传来的雷一宁大姐的系列文字，那么，就借此机会作一次心的交谈吧。 坦白地说，这样的交谈是非常痛苦的。雷大姐说她是“强忍着往伤口上再洒把盐那样疼痛，挤出来的是血泪凝成的文字”；而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在击打着我的心，引发了我无数的回忆，无限的感慨，无尽的思绪……。这是一段我们这一代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顾的历史，因为有人一直要强迫遗忘，而且事实上已经被遗忘，因此，我们就必须拒绝遗忘，不管有多少原因，多种力量使我们不想说，不愿说，不敢说，但我们依然要说出来！雷大姐说，我们必须对历史，对子孙，更对我们自己，有一个交代；而我说，这是我们留给后代的一个“遗言”！ 同时，我又感到欣慰。因为这里有太多的思想的共鸣，情感的交流：这一代人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这里，我要写下雷大姐的回忆让我最受触动的一个思想与情感的亮点，在我看来，这也是贯穿她的全部文字的核心。 雷大姐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反复叙说着—— “我是个女人，深深知道‘右派’这顶无形的帽子，对于‘男右’是一副沉重的枷锁，对于‘女右’是千百倍地沉重。‘男右’挨过，体验过的一切，我们全挨过，体验过；‘男右’没挨过，体验过的，我们也挨过，体验过”。 这里所提出的“女性右派的苦难”的命题，更是被人们所忽略所遗忘，其实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记得是雷大姐的流放地青海临近的甘肃的女右派和凤鸣大姐的回忆录《经历：我的1957年》，让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在为这本书作的序言里，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世上有谁知道，有谁想过，中国的女人，中国的右派妻子，中国的无辜孩子的母亲，中国的女右派，背着怎样的重负，活得有多么的艰难？而她们又是以怎样的力量，承受着‘由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无尽’的重压，挺住了一切！” 我当时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的。这里其实包含了两个意思。 这首先是女性右派苦难的格外深重，正像我们年轻时候最爱唱的《红色娘子军军歌》里所唱：“妇女的冤仇深”。歌里说的是“旧社会”；女右派则是“新社会”里的女囚犯，其“怨仇”其实是更深的。这不仅是指女右派要以她们的柔弱之躯去承受强壮的男人都难以承担的“劳动改造”之苦，饥荒之苦，更指她们的性别而承受的精神的屈辱与磨难，这是雷大姐一想起就要浑身战栗的痛苦记忆：自己仿佛“成了关在笼子里的展览的四不像的动物。人们看我的眼光，就像一只馋猫看着一条挂在屋梁上的香味四溢的肥鱼。且不说那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和那不能表现于语言的觊觎，光是那种目光也会使被看者上吊！——我们是人呵！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思维能力的，有喜怒哀乐的情感的人呵！”——我们仿佛又遇到了鲁迅曾经描写过的“看客”，但这里的“看客”不加掩饰地展现兽性，原因是“被看者”，这些女右派，已经被当权者开除了“人籍”，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与权利，也就是说这样的兽性的“看”是体制所造成的：这是鲁迅也不曾料到的。 于是，女性右派也就被剥夺了她们最为珍贵的爱的权利，而且最容易沦为性的奴隶：不仅是发生了数不胜数的被强奸的悲剧，而且许多女右派为求生存不得不选择了没有爱情的婚姻，遭受着雷大姐所说的无休止的家庭语言暴力和性暴力：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却是更难言的痛苦。 女右派还要承受母亲的痛苦：不仅是生育时，由于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可能得到必要的物质条件，要忍受难以想象的痛苦，而且自己的“罪”还要牵连到孩子，面对无辜的儿女困惑的疑问，作为母亲，所感受到的更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内疚：这是女右派永远的心中的痛！ 而像雷大姐这样的有着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感情细腻，格外敏感的知识女性右派，更要承受一种“清醒者”的痛苦。雷大姐的文章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就是这句话：“莫非——诺大一个中国，竟容不下一个有个性的女人？”——读到这里，我放下书，默默无言，心是沉甸甸的—— 这是雷大姐一再引述的马克思的话，也是我们这一代从年轻时就信奉的一个理念：“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那么，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女性右派的苦难，正是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的倒退；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揭示了所谓“反右运动”，以及随后建立起来的“五七体制”的反人性、非人道的本质。——这是我们可以从“女性右派的苦难”这一命题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马克思的话其实还有一句，也是雷大姐和我们这一代都铭记在心的：“每个了解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我在和凤鸣大姐，现在又在雷一鸣大姐这样的苦难深重的女性右派这里，都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社会变革”最需要的“挺住一切”的精神和力量。据雷大姐说，当年一些男性右派曾有过这样的担忧：“我们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颗铜豌豆，什么都能挺得住；她们（女右派）是个蒸就烂、煮就熟、捶就扁、炒就爆的血肉之躯的弱女子，就怕她们挺不住啊”，事实证明，女性尽管柔弱，但却具有男性所难以企及的韧性。正是女性所特有的坚韧的生命力，以及内在的人性的力量，让我赞叹不已，感慨不已。我在《地狱里的歌声——读和凤鸣〈经历〉》一文里，曾谈到在反右运动以后所建立的“革命的地狱”里，女性的爱的作用：“正是这样的对女性——妻子，母亲与儿女的思念与爱，成为被剥夺了一切以后，唯一夺不走的东西，成为这些一无所有的受难者保持人性的自觉的最后的支撑，成为他们与非人化的罪恶相对抗的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可以说，有女性在，就有爱在，有人性在，人就不会垮。我还谈到“中国女人的力量”：“她们的痛苦也会动摇革命地狱的根基，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和寓言，使一切新老地狱的统治者永远不得安宁！” 我因此而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中国女性”的概念，不仅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圣女”的林昭、张志新，是这样的“伟大的中国女性”的代表和象征，在我看来，像和凤鸣大姐、雷一宁大姐这样的普通的女右派，也都是这样的“伟大的中国女性”中的一员。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说法，对女性的态度，正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以至我们每个人的文明程度的基本指标；因此，我们都应该向“伟大的中国女性”脱帽致敬，这就是向人性的美好和力量致敬，向中国和人类文明的未来致敬。 2009年3月30 —31日 恕我孤陋寡闻，直到读《流逝的岁月》这本书时，才知道李新先生是何许人也。作为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这个官衔不是我关注这本回忆录最重要的因素，我之所以喜欢这本书，首先这位老先生是属于一二九运动后向左转的知识人群体，而且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人生磨难，他依然能出真话而非官话。——这大约是那个知识人群体能让后世者保持尊重最主要的原因。 播种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结胎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民主、科学”之果，在“一二九”运动时期早产了，因为救亡压倒启蒙，这个“早产”群体先天不足，日后有过很多波折。但宿缘犹在，这个群体在晚年相当一部分人有了反思的自觉和直言的勇气。这点在李慎之和李锐先生的文章中读到，在韦君宜的《思痛录》、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中读到，而今，在李新先生的回忆录里依然能读到。 李新那代知识人，是中国告别帝制，艰难地向近代化转型的过渡时期成长的，他们在取法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完全确立后读小学、中学或大学，他们基本上没有了前辈知识人刚从中国传统教育挣脱出来的羁绊，又不像后一代知识人那样所受的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教育。他们是中国最有可能从传统士人转为现代知识人的一代人。可惜，日寇入侵，不仅打断了中国整个社会转型的进程，也打断了这代知识人的转型进程。 热血沸腾的青年时代，思想本就容易“左倾”。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强敌凌辱，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不满政府的软弱亦属正常——尽管日后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在当时很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软弱。以“一二九运动”为契机，刚刚经过九死一生长征到达陕北的GCD，在广大青年分子中建立起很好的道义形象。纵观历史，中国任何一次农民群体运动，最终要脱胎换骨、登堂入室，能否被士人阶层接纳是关键。以往史界多注意“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学生投奔延安的风潮。其实，在当时中国广阔的国土上，能进清华、北大青年毕竟是少数。李新、王方名、李成之这类接受中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群体是主流，他们亦成为中共革命、建政的重要智力资源。 尽管李新这类小知识分子，今天看来所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的“童子功”很好，他们是第一代从小学开始就完整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人，独立思考、思想自由、真理重于权威这样的信念深深地扎根。所以“一二九”这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出自平津沪的名牌大学，还是像重庆、长沙、昆明这些内地城市的中学生，他们汇入革命的洪流后，尽管有的身居高位，但是他们是整体能保持真正理想主义色彩并不断反思的一代人。——这个特点，成为他们身上的“原罪”，这代人和工农干部相比，在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冲击最大，命运也最坎坷。以李新、王方名、李成之、胡其谦等几位一起去延安的川东师范同窗为例，李新关键时刻得到吴玉章老人的点拨和保护，逃过大劫，其他几人的结局都很惨。王方名开除党籍，被压制一辈子；胡其谦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受不了非人的对待不得不诬陷好友李成之加入特务组织；李成之因此在“文革”中惨死。 比起同一代人，李新算是晚景很好，他才有可能为后人留下一个“一二九”知识人沉重的人生回忆与反思。而他那几位少年结交一起参加革命的挚友，在痛苦和寂寞中辞世。幸好，有时候血脉和思想能以奇妙的方式延续下来。李成之的儿子、现居山西的著名作家李锐这些年一再呼吁“讲真话”，在读完这本父执辈回忆录后，他颇有感触地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铲除、打倒。可是，那个一次又一次被打倒的历史，却从来也不能被消灭。”王方名的儿子王小波英年早逝，可他的思想、他的文风、生活态度至今影响着众多的中国年轻人。——也许，上天总会有某种补偿方式吧。一代人的韶华可能被耽误，一代人可能被历史的大潮拨弄。但整个历史如李锐所说“从来也不能被消灭”，一个民族也不可能永远在走弯路中摸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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