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

本书是小说，又不是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的，而且是比中国大陆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和某些历史著作要真实得多的历史。

因为本书真实地描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三大历史事件：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以及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在历史教科书和某些历史著作中，或着意回避（反右，大饥荒），或轻描淡写（文化大革命）：这都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历史教育的禁区，“强迫遗忘”是中国当局既定文化、学术、教育政策。

还因为本书描述了普通人在三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命运，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而我曾经说过：“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人的心灵世界”（《六十劫语。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本书都显示了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鲁迅曾说，中国“官修”和“钦定”的“正史”对历史真相的遮蔽太多，不如去读“野史”，“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你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当代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吗？请读本书这样的“野史”。

（二）

但我又无法将本书当作一本给我以历史知识的教科书来读，我是用心去读的，或者说本书给我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

我首先注意到，并心为之一动的，是本书作者的“身份”。在书中这样介绍作者：“三岁时成了右派狗崽子，于是坎坎坷坷上完了小学，没有读完中学。文化大革命遣送十种人，大年三十与父母一起押送农村整整十年”。简短的数十言的背后，是一部心酸的历史。我立刻想起了：在刚刚参加的一次有关反右运动的    讨论会上，一位“小右派”的带血的倾诉——

“1957年，我在妈妈肚子里当上小右派。

全国有一百五十万个和我同命运的小右派。

我们的父母受迫害，我们跟着倒霉。他们是冤枉的，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他们或多或少说了点什么。而我们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么也没说，没做，什么人也没得罪，

却受到和他们类似的身心迫害，那种凌辱和磨难留下终身的创伤。

我们别无选择地生，又别无选择地变成小右派，仅仅因为作出选择的父母。我们只能看着父母受难，和他们一起承担苦难，忍受非人的折磨。我们用清纯天真、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纷乱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会底层活着。

我们这些小右派学会了不再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反右运动不仅让一代知识分子成为后天的哑巴，也让他们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哑巴。

而我们这些小右派，又向谁去讨公道，要赔偿？谁来为我们平反？我们失去的童年、青少年、生命，谁能够偿还？谁能够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巫一毛：《我们这些的小右派》。作者写有《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的自传，英国蓝灯书屋出有英文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有中文版）

在这些无辜的孩子的追问面前，不仅罪恶的制造者，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都受到了审判。我因为自己在此之前，在研究反右运动时竟然忽略了这些“小右派”所承受的历史苦难，而感到羞愧，不安。

就本书的阅读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要读懂本书，就必须先读懂（了解，理解，体会）“书外”的这一“小右派”的心灵史。

据我所知，本书的作者还没有写下个人的这段历史，而是首先把注意力转向父辈的历史：他早在1985年就因自己的尕爷爷饿死在夹边沟，而开始走访活着出来的人，写成报告文学和小说，在全国首次披露了夹边沟劳教农场的血腥的历史，打破了禁区，并顶着各种压力，经过长达七年的努力，于2002年写出了《风雪夹边沟》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五年后又再作修订出版。作者显然怀有历史的责任感：父辈被遮蔽的历史，后代来书写，父辈没有说出、不允许说出的话，后代说出来；父辈的血不能白留，父辈的苦难要转化为精神资源，父辈的精神传统要一代代地传下去。

这是历史的命令，是父辈生命的嘱托，更是自己内在生命的需要：可以看出，作者正是通过本书的写作，而使自己摆脱了体制制造的先天“失脑”（不会独立思考）和“失语”（不会说自己的话）的状态，第一次“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我正是为此而感到了震撼：“一代先天的哑巴说话了！”，这意义实在是非同小可的。

作者在本书的结尾特地写到，小说的主人公杨鹏劫后余生回到当年的坟地，“把热身子贴在地上，好似感受到了地下难友们的血在我的心脏和血管里流动”。这其实也是作者的心声：他通过本书的写作，同样感受到父辈的血在自己“心脏和血管里流动”：这实际上是完成了真正的精神的，生命的传递。这意义同样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它宣布了“强迫遗忘，割断历史”的体制意图的无用和无效。

“谁能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三）

本书的描写，最引人注目，最惊心动魄之处，自然是关于在大饥荒年代，在夹边沟里，所发生的“人吃人”现象：作品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不仅“韩胖子”，连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赖世俊，以至男女主人公杨鹏和雷燕，都有意无意地吃过人。而小说中的多才多艺的上海小伙子马丰的临终遗言，竟然是希望自己死了以后，难友们吃了他的肉，以便活下去，有一天能将自己的死讯告诉父母！

这使我再一次想起了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的曾经震醒了几代人的一大发现——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曾经说过，鲁迅这里所说的“吃人”是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的。首先是实指，即本书所描写的这样的真的吃人。在人类社会，特别是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因战争或灾荒而“求生性吃人”的记录。但中国的特点，一是这样的“求生性吃人”事件特别多，一是还有“习得性吃人”，即“理论指导下的吃人”。有学者根据《清史稿》的记载，统计出清王朝有352次灾荒，发生了19例人食人事件，都不是吃一个人，而是大规模的相互吃；这就是说，清朝统治的250年间，大约每十五年就发生一次人食人的事件。（参看《拒绝遗忘。说“食人”》）。而本书所描写的人食人事件，却发生在人民共和国刚建国十年之际，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在广西等地发生，这个事实是触目惊心的。还要指出的是，文革中的广西吃人，是在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革命旗号下发生的，是典型的有理论指导的“习得性”吃人；而本书所写到的夹边沟的吃人，其表现形态主要是“求生性吃人”，但其背后却依然是有“理论指导”的，即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的牺牲论与代价论”。本书写到，夹边沟农场场长刘宏因死人太多，且出现吃人现象而感到压力，向地委书记商震汇报时，竟遭到了怒斥：“你这是右倾。国家暂时遇到了困难，你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说这话，这是个立场问题。该死的娃娃球朝天，搞社会主义呢，死了一个人，尻子就松了吗？”——在当政者眼里，在“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面前，人的个体生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高论，越是理直气壮，越令人恐怖。

（四）

我们因此不能不注意到，夹边沟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本书对此涉及不多（这可能是一个弱点），只有一处点到，就特别值得注意。据说劳改农场后来从夹边沟转移到高台县明水滩，是因为中共甘肃省委要在那里，“联合酒泉一带的十一个农场，让它成为共产主义的基地，成为甘肃省的一个米粮仓，以便甘肃在粮食问题上完全自给自足”。——原来在历史的空前惨剧上面，还蒙有一层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神圣光圈！其时也正在河南农村（那里也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劳改的右派，著名的经济学家顾准，一语道破这样的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的浪漫空想的实质：不过是要建立“地上天国”（参看《顾准日记》）。这正是典型的“国家乌托邦主义”。而这样的“地上天国的社会主义观”，和反右运动以后极大地强化了的，拒绝科学决策，缺乏制约和调节功能、纠错机制的高度集权体制，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两千八百多人的劳改犯，最后只剩下六七百人的“夹边沟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1959——1961年三年内，全国死于由“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中的人数，至今官方还没有提出准确统计，但据学者的研究，总在一千万至四千万之间。

这真是血的教训：“地上天国的社会主义”的浪漫空想，在专制体制下，它的现实实现，只能是“人间地狱”。这正是我们所面对的“夹边沟事件”的实质。

（五）

最后，还要说到鲁迅所说的“吃人”含义的另一面：那是一种象征，指的是“精神上的吃人”，即饥饿的惩罚之外，还加以精神的迫害与控制，使“人”不成为“人”。

于是，我们注意到，本书在结构上的一个特点。它有两条平行线索：一条是主人公杨鹏和他的藏族姑娘桑杰卓玛的爱情故事——他们在青海兴海县的“鬼山”上相遇，其时桑杰卓玛正戴着“法王”所强加的“黑带子”，被视为“鬼”；正是时为共产党县长的杨鹏，将她“从鬼变成人”，并在这一过程中结出了爱情的果子；而另一条主线，却是杨鹏无端被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接受“改造”——而所谓“改造”，就是要“从人变成鬼”。人们自然要联想起我们那一代就很熟悉，今天年轻人也时有接触的《白毛女》的著名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将本书看作是《白毛女》的续编：“新社会又试图把人‘改造’成鬼，而人却要坚持为人”，于是，就有了“改造”与“反改造”，“人”与“鬼”的反复较量：这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情节故事与内容。

这里不准备具体分析本书对形形色色，个性各异的“人”与“鬼”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曲折斗争的生动描述——作者一点没有把复杂的生活与人性简单化，而是如实地写出了：“鬼”中尚存的“人气”（当然也有毫无人气的“鬼”），“人”中沾染的“鬼气”，看似堕落为“鬼”，却在坚守“人”的根本的“人”，以及“人”摆脱“鬼”的诱惑、纠缠的斗争——等等。我想要强调的是，尽管外在环境的一切条件都在逼人为鬼，但夹边沟里的大多数人，都坚守住了“人”之为“人”的底线，并且正是在漫漫无尽的苦难中，维护了人的尊严，理想，独立思考的权利和精神自由，从而闪现出人性的光辉。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能把作为本书描写对象的右派，仅仅看作是历史的受难者，更要珍惜他们身上所积淀的民族精神财富。本书的作者，作为一位右派的后代，正是从他的前辈那里，吸取了宝贵的精神滋养，从而挺身为“人”的：本书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这或许是我从中获得的最大的启示。

2007年8月8 日

前段时间，吉林化纤集团千余名员工出现集体中毒的症状，疑似旁边的康乃尔化工厂有泄露事故。这么多人出问题不是小事，卫生部紧急派出9位专家会同当地的专家进行调查，结论是与“心因性”因素有关。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上千人因为心理上的恐惧感导致身体上出了问题。专家还感慨说，很少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心因性”表现。

这种情况确实应该比较少见，至少这次的专家们是不是真的见到“心因性”因素大爆发实在是很难说。因为在几天后的安监总局网站上有一篇“安监总局统计司的安全建议”中称：“针对上周化工企业发生泄漏事故的情况，要加大化工企业的安全监管力度，认真吸取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泄漏事故教训，督促化工企业认真开展治理行动，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严防化工企业发生事故”。一天之后被删除，说是统计错误，是下面上报的问题。

如果我们相信安监总局统计司的话，这个“心因性”因素大致就是这些卫生部专家自己的小宇宙大爆发之结果，确实是心理因素，只是发作者不是那些中毒的工人，而是那些专家。要是不相信安监总局的说法，就说明安监总局在说谎，把泄露事故强加给了一家清白无辜的化学企业，并且对于卫生部的专家进行了侮辱。两者相较，我个人倒是相信安监总局的说法，确实是发生了有害化学品泄露事故。

追究谁撒谎其实并无意义。我们知道，一件事有两个正式说法虽然很奇怪，但并非不可能。从程序上说，卫生部专家的鉴定结果是定性此事件的基本依据，只有这种专家意见出来了，国家安监总局才能说这是不是一起安全事故。而卫生部专家或者当地的有关部门看来是上报了两种不同结论，一种用以对付公众的质疑，那千余人就全都因为自己的心魔而出事了。另一种看来是汇报了事情的真相，所以才有了安监总局这个安全建议。两者虽然结论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系统中生产出的产品，并无比较谁更诚实的必要。

熟悉这些机关办事规则的人知道，出现这种两个结论打架的状态，基本上不是因为内部没有统一好口径与说法，而是在各自的发布系统中出了一个小小的纰漏。安监总局有自己的信息发布规程，这样的事故时要提请各地安全监察部门注意的。但事情的处理方式分成对内对外两套口径这件事看来是没有传达到位，结果就随着例行的文件发布了出来，最终变成了自打耳光。

说到为什么这么做，道理也很简单。对外说是“心因性”因素是因为事关当地的大企业，如果一旦说明这是泄漏事故的话，一定会引起当地民众的抗议与索赔。企业要是不能经营下去，恐怕政绩也就无处寻觅了，而且往深了追问，就要问到当地监管部门是否尽责的地步，这是不能让其发生的。

而自己监督自己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卫生部出专家、安监总局装作认可卫生部专家的结论，这么一件事自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让大家都惊奇了一下，并且长了一次学问：原来集体中毒还能是心理作用啊，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说不定还能为下次出现同类事情打下一个理论基础呢。只是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是，“心因性”因素规模越来越大，最终能够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个心病到底是谁的毛病，相信大家都是知道了。而这种连说谎都说不利落的官员与专家，也还真的算不上是合格的官员。

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数位国家公务员到一洗浴场所消费，女服务员邓玉娇将项目招商办邓主任刺死。双邓案案发后全国众说纷纭。有说邓玉娇是在遭到邓主任性侵犯后正当防卫。有说邓主任坐怀不乱，是小女子邓玉娇犯上作乱。

纵观林林总总，好像都忽视了一件事：邓主任到该娱乐场所消费花的是公款还是自掏腰包？此细节看似事小，实乃为此案之关键所在。

倘若邓主任系公款消费，其身亡则应定性为因公殉职。公款消费等同于执行公务。邓主任下班后不顾疲劳，依然加班消费公款，说大了是为了本地经济招商引资陪同外商考察巴东投资环境。说小了是邓主任为了扩大内需身体力行。邓主任还可能是响应当地政府号召，肥水不流外人田。君不见湖北省公安县政府发文规定本县公务员只能抽本地产香烟。也可能邓主任所在县政府规定公务员只能在本地洗脚洗头洗浴洗身上一切能洗甚至见不得人也要让人见的部位。

鉴于当今到洗浴场所百分之八十五是公款消费这个比例，我们有理由相信邓主任5月10日晚上是公款消费时遇袭身亡，因此，邓主任属于因公殉职。

我们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邓玉娇坚持要向国家公务员提供性服务，而邓主任身为国家公务员，觉悟极高，像爱护眼睛那样珍惜国家公务员的名誉和尊严，邓主任男足搭人墙阻挡敌方任意球那般守护下身予以拒绝。邓玉娇无地自容恼羞成怒，图穷匕首见。如此，追认邓主任为烈士就应该提上日程了。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也不能忽视：官场如战场。会不会有副主任想当主任想疯了，买凶刺杀邓主任？《潜伏》中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妓院用割下头颅的方式严惩叛徒的场面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鉴于双邓案是在《潜伏》热播时发生，会不会有副手受此启发如法炮制？

双邓案有很多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完全不可能：身为国家公务员的项目招商办邓主任见到貌美的邓玉娇心起歹意，欲图谋不轨，邓玉娇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这种可能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经过任职前公示的邓主任的国家公务员身份和觉悟在那摆着，否则他不可能领衔主任之要职。

邓玉娇必须严惩。否则今后国家公务员谁还敢去洗浴场所执行公务公款消费？袭警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国家公务员不敢去了，全国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洗浴场所将倒闭，有多少姐妹会失业流落街头？为了姐妹们的饭碗，邓玉娇也应该大义凛然像她案发时投案自首那样主动申请英勇就义，和邓主任同时成为烈士。

双邓烈士墓将成为巴东县项目招商办的新旅游资源。不是清明节也会全天候游人如织，财源滚滚。

方励之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首次公开提出人权问题

6月4日是中国政府武力镇压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

当时中国政府指控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为”六四暴乱最大幕后黑手”、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对他进行通缉。

方励之在中国1986年学潮期间就因呼吁民主而被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开除中共党籍并被免除副校长职务。

1989年，方励之呼吁政府释放政治犯，并支持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

方励之夫妇在”六四”镇压后到美国驻华使馆避难，后流亡美国。

“六四”20周年前夕，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电话采访了现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方励之先生。首先谈到他当年如何率先在中国提出人权问题。

方励之：我当时之所以提出人权问题，是因198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40周年而起的。《世界人权宣言》在1940年代就草拟了，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中华民国代表也参加了宣言的起草，中华民国也接受了这一宣言。

共产党中国在1970年代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按惯例，对前朝的所有公约和承诺就必须自然接受，除非公开发表声明，说某项公约不接受。但中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所以在我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中国早已是接受《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时并不非常超前。

但是中国自1949年到1980年代末，”人权”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是没有的，或者说，是不准提这个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提人权又是比较危险的。

问：六四过去20年了，回顾20年来中国的状况，中国公众的人权意识比起当年来，是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方励之：对。从公众来讲，确实是有了不少的进步。当时，甚至在八十年代，中国没有人敢提”人权”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发言或文章中用”人权”这个词。

但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甚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有了那种”非政府”的，但实际上是政府资助的人权组织。但不管怎样，人权已经变成一个可用的词了。现在从政府到一般老百姓，都会使用人权这个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是有很大的改变。

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 中国80年代民主运动领导人方励之谈民主、人权。

问：一般来说，社会和公众具有推动政府的力量，哪怕是专制政府，也哪怕只是一丁点的进步。那么今天的中国当局是否在人权方面也有进步，至少有所改善呢？

方励之：从中国当局的角度说，当然也是有所改变的，特别是在迫于内外的压力之下。

因为现在的中国当局不象文化大革命或者毛泽东时代，那时是关闭的，对国际舆论根本不在乎，国际舆论也传不到中国国内。但现在不同，要跟国际接轨，要跟外国做生意，就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开放，就必须顾及一些国际舆论。所以人权这个词也敢提了，也加入了一些国际人权公约。这点可以说是有所改善。

但现在有三个国际人权公约，一个是已经被中国接受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个叫A公约，是关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权利的国际公约，中国好像也已经批准了。另外还有一个B公约，是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这个中国到现在还没有批准接受。

问： 中国政府一直认为，保证十多亿中国人的温饱，人民的生存权基本解决，这就是中国政府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现在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仅比20年前提高，而且许多人进入了小康水平，所以这是否证明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呢？

方励之：人权这个概念和民主的概念虽然有很多联系，但有一点很不同，那就是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人权不是这样。所有的人权公约，每一条的第一句话甚至第一个词，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

生活水准的确是人权A公约里的一条，但这和所有的人权公约一样，它是针对”人人”的，要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上，而不是平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如果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仍然是没有达到人权公约规定的标准。

问：在1989年民主运动时，如果学生在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人权的口号，在您看来，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是否会更好一点，更靠拢国际标准呢？

方励之：当时学生提出的口号里，有些是属于人权范围的，而不是民主范围的。比如当时提出的言论自由，就是人权范围的，因为人人都必须享有言论自由，不是有些人或大多数人有。

还有人当时提出要求共产党能够贯彻它自己的宪法，而共产党的宪法里就有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内容。所以如果当年提出更多关于人权的口号的话，确实可能会对后来中国人权的实现更好一点。

1989年6月3日晚间至4日凌晨，数以20万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军奉命“不惜任何代价，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必须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完成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在军队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推进的过程中，遭到各界人民群众的强力阻拦，“人民军队”竟然用坦克、机枪、冲锋枪等高度杀伤性武器开路，导致估计高达数千民众的死亡。此一震惊全世界的流血惨案，先是被中国官方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又改口称之为“政治风波”。真相究竟如何？究竟多少民众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由于中国政府不仅竭力掩盖，而且强行压制关于“六.四”事件真相的一切信息披露，其真实情况至今仍然无从得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我认为，中国政府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公布“六.四”事件的真相。基于此，本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郑重申请于2009年6月4日“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在官方指定的任何地点公开举行静坐绝食，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或全国人大调查并公布“六.四”事件真相。

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都要以宪法和其它法律庄严承诺包括游行示威在内的各项公民自由权利，并以法律的强制力予以切实保障，任何人或任何机构——包括政府、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在内——如果剥夺或侵害这些自由权利，就要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也有类似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六.四”事件发生后的当年10月31日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到，事实上这些规定迄今为止仍然远未落实，公民示威游行，或成立不受政府干预的民间社团等等行使合法自由权利的申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根本不被批准，这和当今全世界任何法治国家的实际情况都构成了极具讽刺性的鲜明对比。这种自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来持续至今的宪法和法律的虚伪性、欺骗性，宪法和法律的纸面规定与权力机关实施法律的实际完全脱节的情况，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和政府置于执法犯法的境地，使得法律的神圣性、严肃性荡然无存，以至于到了文革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文本抗议对他人身自由权利的非法侵害时，不但毫无效果，反而招致了更残酷的、骇人听闻的迫害。这种执政党和政府执法犯法的局面如果听其继续下去，哪一个中国人的人身安全和其它自由权利能有根本保障？这样一个建立在制度性的谎言和欺骗基础上的国家，从何建立基本诚信？遍布中华大地，花样百出的假冒伪劣怎么可能得到遏制？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将会沦落到何等卑劣的可耻境地？一切廉耻尚存、良知未泯的爱国的中华子孙，怎么能够对这个制度之癌听之任之，不发出起码的抗议的声音？我的同胞们！共产党员们！哪怕是仅仅为了你自己最切身的利益，你也不能够如此怯懦苟且，要知道，你和你的亲人的一切根本利益，都是建立在这些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之上的啊！

当年纳粹得以横行天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德国人民没有起来发出抗议的声音。许多年之后，一位德国的基督教牧师痛心地忏悔说：
纳粹分子迫害犹太人时，我们没有说话。他们迫害共产党人时，我们没有说话。他们迫害工会会员时，我们还是没有说话。等到他们迫害我们基督徒时，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为我们说话了！

同胞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仔细想想这番沉痛的忏悔，清夜无人时请扪心自问，你究竟为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包括你自己的后代子孙，尽过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吧！

20年来，我从未停止过对“六.四”惨剧的沉重反思。追究责任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汲取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我一直在自问，那种迄今为止仍然普遍流行的，正／邪二分的道德谴责——中国共产党人，至少是他们的领导者，是一群邪恶之徒，他们注定了要干邪恶之事——能够解释“六.四”这一场民族悲剧的深层原因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1989年“六．四”导致众多市民和一些学生无辜死亡的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放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原本是件极其简单的事情：首先，依法照准大学生和平游行示威的申请；其次，依法规定游行的标语口号，起止时间，人数、路线、地点和禁止事项（不得阻塞交通，不得破坏公私财产，不得使用暴力，等等）；第三，警察负责保护依法进行的游行示威，阻止一切违法言行；不听劝阻的，警察依照法律授权动用合法限度之内的强制手段——用警棍、水龙、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强行驱散或逮捕。照此办理，即便有个别人不听劝阻，几辆消防车，高压水龙一冲就能解决问题，哪会发生大学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警方无计可施，最终要动用20万大军进京大开杀戒这样的恐怖悲剧？前总书记赵紫阳所主张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试图把中国引向世界文明国家共同的法治道路，不幸，却被“4.26”社论的阶级斗争逻辑诬指为“支持动乱，分裂党”！

人们不免要问：一个执政长达40年的党，怎么会如此惊人地低能？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警察打人——尤其是在处置违法并且不听劝阻的示威游行时——司空见惯，人们见怪不怪；但在中国，警察打人却一定引起极大的公愤——这是为什么？当前我国失业率猛增，群体性事件势必随之高发，政府和警方应当如何处置？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只有外敌——当它遭受外国侵略时；它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国家内部只有守法／违法、合法／非法之分。这个“法”，是按照正义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产生，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的认可，切实约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权的正义良法。在这个自由宪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为执法部门，其职责就是维护此正义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机构和组织的侵犯，以确保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没有任何干涉之权；反之，对于侵害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当然被法律赋予强制之权；违法者如果不听劝阻，警察就必须视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动用法律严格规定的、适宜限度之内的强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权益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其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恶”，人的“罪性”（sin）：清醒地面对人性的客观现实，认识到无论在多么“理想”的情况下，每个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会的可能和冲动；人永远不是天使，人间注定不会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明教化，来驯化和约束每个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和人性观则完全不同。马克思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作为普适价值的人权，一切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即相对的；所谓“人性恶”只不过是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人性恶。在共产主义天堂降临之前，人世间就是一个天使（“人民”，无产阶级）和魔鬼（“敌人”，资产阶级）殊死搏斗的阶级斗争的血腥战场；对于魔鬼，对于敌人，那当然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雷锋的名言），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可言，顶多不过是出于策略考虑，给点“出路”而已；而对于天使，对于“人民”，则是“对阶级兄弟要像春天般温暖”，兄弟有错误，你只能好言规劝，“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打骂是绝对不可以的。于是，警察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对于敌人，可以滥施暴力，原则上怎么残暴都可以；对于人民，则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于极端软弱无能的尴尬境地。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直到现在也仍然不是法治（rule of law）,是载入宪法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这也就是为什么1989年中共保守派要把学生的示威游行用“4.26社论”定性为敌我矛盾，把6月3日晚间人民群众阻止军队进城的行为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然后滥用武力予以镇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比警察更尴尬的也许是各级地方官员。当面对“群体性事件”时，他们首先必须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这里既没有标准，又没有做判断的足够信息和时间，更没有充分的授权，尤其是绝不可能获得社会认同；于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太软就是太硬，可谓“动辄得咎”。这就充分说明，“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格格不入的。

1989年的中国，是一个无论是执政党、政府，还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以及人民大众，对于一个现代法治社会究竟应该如何治理，从观念、制度、政策到具体行动都极度无知、混沌一片的，误入歧途的社会。这样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有效治理？1989年6月2日，我们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发出的近乎绝望的呼喊“我们没有敌人”不但不被执政当局接纳，反而因“六.四”的血腥镇压而完全淹没，社会对立与仇恨反而更加难以消解，社会和谐与和解至今仍然遥不可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因此而埋下了巨大隐患，这不能不令人对于我们这个被仇恨的油蒙了心的民族感到深切忧虑！

那么，究竟孰令致之？一句话：是那个完全脱离现实，纯属乌托邦幻想的马克思主义，使共产党人乃至广大民众丧失了基本的常识判断。马克思主义是万恶之源——至少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是如此。这么说，我看不算过分。导致“六.四”惨剧的根本原因不能由正邪二分的道德审判得到深刻揭示，相反，其根本原因是，我们这个民族因马克思主义的误导所致的，深入每个人骨髓的整体性愚昧无知。其拯救之道，不是延续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最擅长的道德审判，而是推行新一轮思想启蒙，和艰苦持久的建立法治社会、自由宪政的不懈努力。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本人才高度评价当前中共领导层所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新理念，因为，这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个“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三位一体的暴力仇恨邪教崇拜的根本性纠正，才是把中国引上现代法治宪政之路的治本之道。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文明异端不仅敌视西方主流文明，敌视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与中华文明和谐中庸的伟大传统格格不入，我们中国人有什么理由要去信仰这个西方邪教？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你们的“爱国主义”都爱到哪里去了？

基于此一认知，我认为，到了认真考虑修改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其中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两项条款的时候了。借此机会，我依据宪法所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自由权利，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相关的修宪程序。

                                                   2009-5-22

赵紫阳的口述回忆《改革历程》出版。在书里，他说： “‘六四’问题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六月三日晚上，我跟家人坐在院子里，忽听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声，我心里一震，知道这场震惊世界的悲剧终究没有能够避免。”

“终究没有能够避免”–这意味着他曾作出努力。作为执政党总书记作出努力而终究没能避免，原因在哪里？

“六四”之后大约十年，李锐揭出友人亲耳听到的邓小平的一段话，一段所谓“第二代共产党领袖”对“第三代共产党领袖”说的话：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毛主席说了算。毛主席过世以后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这就是曾经被挑选而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所处的局面。

对14岁入团、19岁入党、一心为国出力却总为“革命”所困的赵紫阳而言（笔者曾经编辑过《赵紫阳检讨录》），真正比较无拘束地按自己意见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要吃粮 找紫阳”那段日子。进京给按在副总理、总理和党的总书记位子上，对于“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一老传统、潜规则，他不但明细，往往以党纪为上，违心尊奉，只以自己努力，从别的方面找补–比如他在总理位置上努力制止而最终还是因为“小平同志支持”而上马的三峡工程——直到最后一刻，到他退到不能再退的时候：

不管怎么着，我都不会去做调动军队镇压学生的中央总书记。

但邓小平，包括王震、李鹏和杨家兄弟，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打算调军队–赵紫阳在5月20日前，曾经有过机会。虽然他清楚知道，作为反右斗争一线主帅，邓对文人闹事，从来都看做反党、当作敌情。但毕竟到了他自己任总设计师的改革时期，于是有了共产党党政以来第一次当局与抗议学生双赢的局面：“4?27”大游行。这时候赵还在朝鲜。

从朝鲜回到北京之后，本应和缓的局面竟然不断升级。在刚刚过去的1987年，他曾亲手以违背毛泽东传统的思路，处置“极左势力”对改革的再度反扑（第一次是胡耀邦主政时候的“清污”）。这回，他坚持保护走上街头的抗议者：

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

他的班底以此为基调面对：4月29日“官员/知识界联欢茶话”；5月4日两次正式讲话；保护“五四”游行者；对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干部（胡启立、芮杏文）新要求；一再命令部属与学生和各界代表“对话”……。在这难得的20天里，他和他坚持改革开放的战友，包括处于一线的信访局、高教部、统战部，甚至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一直坚持从最好的方面理解并对待学生和市民，哪怕抗议者走出已经复课的学校、走进已经恢复秩序的广场，开始那场将他逼到悬崖的绝食。

直到5月16日晚，在邓小平基本认为他已经玩不转，须拿出传统手段的局面下，

他最后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在“多数同志”认为“形势险恶，只能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情势下，他仍然坚持退让，并且给出“向学生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这样不管什么责任，由自己一身承担的建议。

他的这一态度，在当时已为常委多数所拒绝。作为总书记，他还是争取到在17日的淩晨时刻，代表最高执政发表《书面谈话》：

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

如果此刻绝食停止，局势尚可挽回。不料出现在“多数同志”面前的，竟是一份知识分子的《5?17》宣言：“清王朝已灭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同学们伟大的绝食斗争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在关键时刻，被做成如此解读——邓小平不做出弹压决定，反倒是不正常的了。

绝望中，赵紫阳做出最后努力。5月19日晚，赵办和李办的负责人，再度邀请学生领袖见面，如果绝食学生此时能撤出广场，当局将不发布戒严令。领袖来了，广场局势依旧。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场面了：他与今天的总理温家宝来到学生中间。他能做的，只剩长者对幼者的看望……。

在他的书里，赵紫阳坚持说：

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

对那些毛泽东思想教育出的准革命领袖，他没有一句责备。他内心的痛苦无以言喻。职务撤销和长年软禁算什么呢？他是执政党的总书记，震惊世界的悲剧终究没能避免。

在杭州飙车案、株洲塌桥案之后，湖北巴东邓玉娇案一跃成为国内舆论焦点，并在短短十多天时间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网络讨论热潮。截至5月24日，用百度搜索“邓玉娇”三字，相关网页20多万，而用google搜索到的相关网页竟达200万之多。在凤凰网所做的网络调查中，将近3万名网友的投票结果是98%以上网友认同邓玉娇为正当防卫，国内其它网站所做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也在95%左右，与此同时，维权界、知识界、妇女界都发出了寻求真相和维护法律尊严的呼吁。这足以显示，邓玉娇案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公共事件，因此，对于在此案中多次发布公共信息的巴东县政府，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些疑问：

一，5月10日事发时，与邓贵大一起去梦幻城要求“异性洗浴服务”的是否仅有邓贵大、黄德智、邓中佳三人？当地福诚铁矿矿主周程先生是否也在其中？如果周程与此案相关，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而周程是否与巴东地方官员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

二，邓玉娇刺杀邓贵大事发后，邓玉娇被怀疑患有精神类疾病而被送恩施优抚医院，稍后又被转移到看守所，据会见过邓玉娇的律师和网友称，在与邓玉娇的会见中，未发现她存在精神疾病的迹象，可是据5月24日新闻报道，22日，“与此同时，湖北省公安厅负责人正在巴东县看守所提审邓玉娇，据知情人（公安厅负责人提审活动的知情人一定很有些不寻常——作者注）透露：情况很糟糕，大约5分钟后，邓玉娇开始发作，歇斯底里，情绪难以自控。”报道暗示邓玉娇还是存在精神问题，否则，何来“发作”一说？问题是：自5月10日至今，将近半个月过去了，被关过精神病院的邓玉娇究竟有无精神问题，拜托巴东县政府给个准确答案，至少，找个具有鉴定资格的医院给诊断一下，为什么这个基本的工作却无人去做？如果邓玉娇是精神病人，那么，对她继续采取刑拘是错误的，因为精神病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三，自从夏霖、夏楠两位律师会见过邓玉娇并向当地官员反映此案可能存在对于邓玉娇的性侵害之后，邓玉娇的母亲表现怪异，两位律师的声明称：“自从5月21日张树梅被野三关派出所所长谭静带走之后，一直无法顺利沟通”。而且，在邓玉娇母亲张树梅解聘两位律师的决定尚未正式做出时，巴东地方政府就抢先替张树梅公布了这一决定，事后曾遭张树梅否认，旋即又被其认可。巴东县政府可否披露获得张树梅这一决定以及相关人员与张树梅接触的具体信息？

四，夏霖、夏楠两位律师在与邓玉娇的谈话中获知黄德智具有对邓玉娇性侵犯的犯罪行为，并在5月25日作为邓玉娇的代理律师向巴东县公安局提出控告，但自5月10日起，黄德智音讯全无，巴东县政府是否掌握其行踪？如果黄德智失踪，巴东县警方是否应该对其展开通缉？

五，有网络消息称，探访邓玉娇外婆的网友行动受到当地警方的限制？这一消息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既然邓玉娇案只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警方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而在5月25日，来自北京的维权人士周莉等人在巴东被无辜盘查，当地居民和旅馆则被要求看到外来陌生人需向上报告，巴东地方官员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

六，夏霖、夏楠作为邓玉娇的代理人向巴东公安局递交的控告书上，讲述了黄德智性侵邓玉娇和邓贵大强迫邓玉娇向其提供“异性洗浴服务”的细节，而此前巴东公安局一再声称不存在性侵犯，巴东公安局是否渎职？有关人员是否应受到追究？

七，梦幻城长期在巴东从事色情服务，巴东警方显然负有管理失职责任，甚至可能充当保护伞。巴东地方政府是否准备就此展开调查，并且因为可能存在相关利害关系，打算异地审理邓玉娇一案？

邓玉娇案的疑点不止上述七点，但部分疑点不属于巴东县政府应该澄清的范围，上述七点疑问因事涉巴东地方政府及司法部门，相关答案只能由负责发布案情通报的巴东县政府负责解释，要打消人们的疑问，巴东县政府应就此给社会各界一个说法，以消除人们的不解。

无论舆论热潮如何躁动，邓玉娇案最终只能由司法机关给出最终结论，舆论不能代替法律，现在人们的担心是，如果没有舆论的监督，巴东县司法部门会枉法裁判，近期的杭州飙车案中的飙车速度，警方一开始的说法已被证实为错误，为此，杭州警方公开道歉，而株洲塌桥案中，网民根据公开报道的死亡案例，证明死者人数绝不是株洲地方政府公布的9人，这足以说明，政府也会说谎（或者说存在工作上的疏忽与错误），因此，舆论监督在这些焦点案件中绝不是多余，相反，往往是发现真相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巴东县政府更应该以诚恳、积极地态度面对公众舆论，否则，无法避免公众怀疑案件中存有黑幕。

目前，综合网络舆论，关于邓玉娇案，有一种并不违背逻辑的假设性猜测：5月10日，应周程的要求，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人邓贵大等人前往帮助处理福诚铁矿矿主周程与当地农民因采矿引起的土地纠纷（不知是否存在违法侵占土地的问题），事毕，花费600元招待邓贵大一行，然后去梦幻城以“异性洗浴服务”招待邓贵大等人，因黄德智等人强行要求邓玉娇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邓贵大被邓玉娇杀死，黄德智被刺伤，因顾忌邓贵大等人的颜面和官位，经周程等人活动，由官员出面向邓玉娇家人施压，晓以利害，最终决定回避黄德智、邓贵大等人的性侵犯之事，以避免影响死者名声和生者的前途，而对本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邓玉娇，则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刑拘，然后以精神病为名不予追究，如此一来，各方相安无事，“和谐”处置，由于张树梅及其丈夫一直在当地谋生，不敢得罪官府，也只好认可，这是她坚持邓玉娇有精神病一说的缘由。一般情况下，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但是随着网络舆论及传统传媒的介入，此案被曝光于世，打破了一般潜规则处置此事的套路，巴东官方及涉案各方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但由于此前对此案真相的掩盖，到如今案件卷入的已不止是邓玉娇、邓贵大、黄德智几人，对真相的追究讲使此前参与掩饰真相的官员面临丢官罢职的风险，于是，只好用一个谎言掩饰另一个谎言。

以上只是舆论猜测，并不代表事件的真相，但是，如果没有对相关疑问的释疑，没有公开、公正的舆论和法律环境，猜测可能就会被民间舆论视为真相。透过邓玉娇案等焦点案件的的网络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对于政府的不信任程度呈迅速上升趋势，“政府”二字不仅不能成为真相的保证，相反，人们对于出自政府之口的说辞往往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因此，巴东地方政府不要以为给出一个含混笼统的说法就能打消民间的怀疑，还原真相只能让事实说话，这首先就要给媒体记者及公民记者一个畅通、安全的调查环境，给维权律师一个正常的调查、辩护条件，不做到这些，在法庭审判邓玉娇的时候，民间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对巴东地方政府进行道义审判。

2009年5月25日于杭州

仅仅只是为了取得北京的户口，20多岁的央视女记者张某竟然被所谓的“国情局局长”骗财、骗色。日前，假冒“国情局局长”的程朝俊一审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5月24日《新京报》）

人骗人的事情在古今中外都不会绝迹，在道德体系已然崩溃的今日中国社会，骗与被骗的荒诞剧更是不断上演、屡见不鲜。然而，记者被骗的事情却还是凤毛麟角，更不必说是有着“皇家电视台”之称的央视记者了，央视女记者被骗财、骗色的消息可以说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

中国的媒体在招聘记者的时候要求往往都非常高，央视这样的国家级电视台的门槛应该就更高了。能够进入央视工作的记者按说都是聪明能干和综合素质俱佳的人，女记者中才貌双全的就更是数不胜数。据笔者所知，很多男士不仅仅羡慕记者这种职业，而且还非常希望能找个女记者结伴终身，尤其是央视的名记。

媒体记者在西方国家以及港台地区都是很平常的职业，但在中国大陆，记者这样的职业却披上了很多耀眼的光环。新闻媒体和记者一般都是在关注其它领域所发生的事件，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不小心，媒体和记者自身也会制造出一些雷人的新闻，有时候甚至是桃色丑闻。

近几年时间，有关央视的八卦新闻可谓是接踵而至，从胡紫薇怒揭张斌找情妇到PS照片获大奖，从春晚主持人董卿身着天价礼服录节目到《新闻联播》主持人张宏民搞奢华生日庆典，从《七巧板》主持人郭翠芳当众羞辱并殴打批评其便后不冲水的群众到播出《晚间新闻》女主持人贺红梅补妆画面，此类事件对央视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当然，自己的和尚不念自己的经，央视的这些事儿央视自己往往不会报道，只是为其它媒体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闻素材。

今年的元宵节夜晚，央视因为放烟花导致一栋大楼发生了特大火灾，此事令世界震惊，央视在当时再度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可惜央视自己的报道对此仍然是一笔带过，其它媒体最后也只能发布权威新闻社的通稿。

此次央视女记者被骗之所以令笔者感到惊讶，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还因为这样的消息能见诸媒体。在很多人看来，央视的公信力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好，2008年年初的雪灾后，央视的一位编导因为请不到希望采访的对象，结果指责他们“不懂感恩”。此事结果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强列反弹，“做人不能太CCTV”一时间成为了网络上的流行语。

媒体在报道这位央视女记者被骗的消息时，并未透露她的全名，只透露了她的姓，央视那么多姓张的女记者，该报道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不可谓不大。堂堂的央视女记者，竟然被一个骗子骗财又骗色，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在中国这个潜规则大于规则的社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奇怪。

张某是社会潜规则的牺牲品，她的被骗究竟是她太愚蠢还是骗子太高明？在有限的信息条件下我们实在无从分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某的被骗和她自己的动机不纯有着莫大的关系，作为一名记者，对社会应该比常人有更深入透彻的了解。虽说骗她的骗子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在笔者看来，张某自己也是咎由自取，她的遭遇不值得我们去同情，正是这样的人多了，才让潜规则有了巨大的市场，让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冲击。

2009年5月24日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时间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岁月悠悠，很多华丽的东西都被它无情的抛弃，然而同时它又将被尘封和掩埋的价值展现出来，让世人回顾和祭奠。权势和荣华就象女人的青春美貌经不起岁月的摧残，而良知和对正义的追求就象佳酿一样历久弥香。

八九民运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虽然中国执政者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来污蔑这场爱国民主运动，并从各方面来封锁关于八九民运的消息，妄图将他们的罪恶掩藏起来，将民众可歌可泣的抗争从历史上抹去，逃避历史对他们无情的审判，延续他们的专制统治。

但是自以为聪明的统治者从来都是最愚蠢的，历史从来就不仅仅写在纸上，那些最重要的历史都是用刀写在人们的心上。历来的统治者最后会发现他们费尽心思维护的东西最终不过是沙堆上的城堡，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真相将在黑夜过去象阳光一样普照在大地上。专制者和作恶者不光输掉了他们的人生，还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接受永恒的唾骂。

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换，对历史事件不断反思咀嚼，使其不断丰满和完善，是人类进步的无上法宝。

我生逢其时参加了八九民运，见证了六四大屠杀，并因此成为了一个注册反革命分子。对于八九民运我义不容辞负有还其真相的责任。如何看待八九民运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二十年来八九民运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反复对自己质疑，我们当初做得对吗，我们是否有更好的选择。也许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人做出了回答，但愿我的思考不致成为无意义的阑尾。

思考一，八九民运是当时比较开明的文化环境的产物。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出于为了夺权的需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来对抗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以实用理性战胜了华国锋的传位革命理性。虽然很多抱着顽固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遗老们妄图回到他们理想的秩序中去，但是思想的解放就象开了闸的洪水一样不可阻挡。八十年代反思成为一种时尚，伤痕文学让人们了解到极权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诗歌和小说都将独立的思考和探索作为主题，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虽然极权主义以”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名目从中干扰，但是自由的精神还是象种子一样生根发芽。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让年轻人趋之若鹜，摒弃传统保守文化提倡更加彻底改革的电视片《河殇》象清风拂过神州大地。在大学里几乎每周都有各种讲座，专家和学生对探讨改革道路和揭露现行社会弊病乐此不疲。可以说当时已经为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温床。对于学生们来说，比较敏感的人都会觉得是否马上就会发生什么。

思考二，当局粗暴的处理方式是八九民运升级的催化剂。

八九民运以胡耀邦逝世作为引爆点这是谁都不可预料的。事情本来并不是那么复杂和难于控制。但是共产党独居上位养成了骄横的作风，对于学生和民众自发的请愿行动在心里非常反感，不承认民众有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利，不希望由于和请愿人员对话导致示范效应，从而让普通民众走上前台，与他们争夺话语权。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做出亲民的姿态，但决不允许任何独立的声音发出，决不允许独立的力量有一席之地。八九民运中，胡耀邦追悼会上他们拒不接受学生们的请愿书导致了北京学生的罢课运动，罢课运动发生后当局没有与罢课学生进行任何的沟通协商，而是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将学生们正义的行动和一种本来不过是一种企图与政府进行沟通的努力上升到敌对状态，而且采用的是青年学生最反感的扣帽子和含沙射影的方式，导致4月27日大游行，学生们希望政府承认他们的爱国热情，希望能与政府平等、公开的对话，但是政府却将学生们视为草芥，让所谓的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不知哪里找来的学生代表进行假对话来糊弄学生，学生们一直试图与政府有一次对话的机会，并组建了高校对话代表团，当对话的希望微乎其微后，学生们只有采取绝食这种激烈的方式希望能让当政者理解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但是当局却熟视无睹，以戒严来强行压制和平绝食请愿，激发广大市民走上街头阻拦戒严军队，表明广大群众不同意当局的错误决定，执政当局仍一意孤行，悍然用坦克和子弹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终于制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暴力镇压和平示威运动的惊天大案。

思考三，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

有人以这次运动没有明确提出民主和反独裁的主张否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认为学生主要是反对官倒反对贪污腐败。但是作为参加者非常清楚，我们的目的是要推进中国的民主。由于中国长期是一党专政，直接提出民主和反对独裁是只能找来打击，使民运不可能有实际的收获。所以大家出于为了实际成果考虑，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提出最高目标，这是策略的考虑，也是学生们智慧的体现。在一党专政的铁幕下你发出独立的声音和要求参与国家事务本来就是对独裁的挑战，就是民主的体现。基本上所有的运动组织者和参加者都认为我们不可能通过这么一次运动就能实现中国的民主，中国的民主进程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我们能够进行一次冲击为以后的持续努力打一个基础就可以了，所以学生们为什么那么看重对话的象征意义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这种民主运动是建立在爱国的基础上的，而且是非常理性的爱国，不是把爱国建立在爱党和民族主义这种狭隘的基础上，而是希望建立一个长期的健康的自我具有纠错功能的体制，实际就是民主社会。

思考四，这场运动没有反对共产党

这个结论也与这次运动的目的没有矛盾。由于八十年代共产党内出现了一股开明的力量，党内进行了一些拨乱反正的行动，加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取得一些实效，所以知识界新权威主义很盛行，希望通过共产党自身改良，走渐进民主的道路。学生们比知识分子激进，但是学生们接受的概念也是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党内的改革派和民间力量结合起来达到渐进民主，这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减少了社会动荡的成本。当然这条道路是否妥当是另一个问题，至少现在我不会相信这种单相思有什么作用，但历史不可逆转，当时这种思维确实有很大的市场，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思考里现实的因素。在现实社会里生活而且能够看到一些希望的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突然就采取最激烈的方式来与统治者决裂的。现在假设当时的情况提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就能改变历史的说法是经不起推理的，这种口号只会让参加者来反对你，或者退出运动。对历史事件我认为不能拔高，参加人数众多是事实，是民主运动也是事实，但是当时确实没有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准备，一次运动它的精神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思考五，这是一场群众运动

所谓群众运动是区别于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当局以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动乱来作为镇压的理由。但是 我作为一个从头到尾参加了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虽仔细观察却没有发现任何运动被操纵的事实。学生自治组织是临时成立的，而且也是公开和变化的，学生代表基本上是选举产生的，不能代表学生们意见的学生领袖马上就会被大家抛弃。而共产党提出的所谓黑手象方励之先生在严密监视和学生们为保运动不被抓把柄主动疏远下基本没有作为。而且象如此一场波及全国的主要以学生和市民参加的运动要说被谁操纵真是天方夜谭。当然当局这个结论是在没有任何调查和事实基础上作出的，其目的是为了给镇压寻找一个理由，至今他们也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来说明他们的结论的来源。从八九民运后政府力图将此事淡忘也说明了他们这个结论是经不起任何的质疑。

思考六，八九民运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中国的民主运动不是从八九开始，也不会以八九结束。但是在反对极权专制的所有努力中，八九民运无异具有特殊的地位。首先这次运动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相当于一场全民启蒙运动，让大家对民主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其次共产党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特别是六四大屠杀让大家对共产党和集权体制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让民众抛弃依靠专制政党来实现民主保护人民的利益的幻想，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来思考社会问题，实现了跟共产主义的精神决裂。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在镇压八九民运中也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一大批流亡海外、投入监狱和积极参与者从此将推翻独裁、实现民主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他们广泛联系社会各阶层，团结所有进步力量，民主运动从此走上野火烧不尽的新时代，至此一党专政的丧钟已经敲响。

（一）消灭知识、消灭知识分子和毁灭未来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以来，除了杀人放火、卖国求荣外，它最伟大的功业就是消灭知识、消灭知识分子和毁灭未来。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做为口号，是1958年才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北京）但是做为总路线，早在1925年发表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12月、《中国农民》2月、《中国青年》3月）中，就已经确定了。

这条总路线，是为骗取政权和巩固非法政权服务的，它从井冈山时期到现在，不管是“六亿人民，不斗行吗？”的毛泽东时代、还是“稳定压倒一切”的邓江时代，甚至“草泥马”的河蟹时代，都是坚决、彻底、严格而且不间断地被执行着。

所以，“消灭知识分子”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国共产党一切战略、战术和工作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条总路线，一部中共党历史、一部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成了一盆浆糊。

1957年反右派运动，就是一次最典型、规模最宏伟、成绩最骄人的消灭知识、消灭知识分子运动。云南省魏光邺先生的《生命的祭坛》（作家出版社，2008年，北京，以下引自本书的，只注页数），虽然只是描写楚雄彝族自治州这个局部的场景，但在新民农场所发生的大量摧残、迫害、虐杀被囚禁者（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超法西斯暴行，与全“新中国”各地的劳改农场并无二致，同样都是“消灭知识分子”这一宏伟事业的一部分。

（二）毛泽东的确“伟大”、中国共产党果然“伟光正”

1957年，在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指挥下，云南全省农村开展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共云南省委准备在这次运动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这场运动在云南108个县（市）展开后，据不完全统计，斗了9,153人，捕了1,342人。“刑事犯罪分子”还不在此数之内。（杨继绳：《墓碑》）这场运动的结果，据说“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

同时，在城市开展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1958年，全省又开展“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运动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这是杨继绳《墓碑》中的数字，但是据当年身受其害的中共大姚县委副书记、县长董安国说，仅反右运动“前期”就划出了右派分子12,514名，陷入“郑敦王静如反党集团”的官方数字是3,411人，受牵连而不戴帽子的仅思茅地区就有3,100人。（P960）可见，云南省的各类右派分子及其他分子当在数万人之谱。

其中昆明市的右派分子是1,820名。（P1090）

云南省的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占78.55％。（杨继绳）可见，不管反什么—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还是地下党、城工部，目标还是知识分子。

而不断的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则是消灭农村中的精英、消灭农民中的知识分子。自从暴力土改以来，加上中共几十年来推行愚民政策，剥夺农民受教育机会、实行城乡两级化；现在，十余亿的中国农民已经成了古今中外最庞大、最愚昧、最贫穷、也是最驯服的现代农奴。

从而把农村、农民中产生刘邦、萧何、洪秀全、石达开一类造反的带头人和智囊人物的土壤彻底铲除干净。所以，把毛泽东叫做“伟大的领袖”、把中国共产党叫做“伟光正”的党，也是很有道理的。

（三）楚雄彝族自治州抓了1,040个右派分子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一个文化落后、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但是在1957–1958年间也抓了1,040个右派分子。可见，中共之消灭知识、消灭知识分子，到了怎样疯狂的地步。

已经知道的该州一些县的情况：

南华县划了96名右派分子。

碌劝县划了95名右派分子。

双柏县划了83名右派分子。

武定县划了78名右派分子（干部35、教师32、医生5、工人2……）

富民县划了57名右派分子、7名中右分子（党政干部29、小学教师17、工人1、乡村卫生员2、营业员14、生产队长1……）

姚安县划了56名右派分子。

禄丰县划了105名右派分子（39人送新民农场劳动教养、57人清洗回家监督劳动、8人下放农场监督劳动、1人留机关监督使用）。

看看，党政干部、教师、城市医生，固然不放过；小学教师、工人、乡村卫生员、营业员、生产队长，甚至公私合营了的小商小贩（其中还有小脚老太太）也不放过。反右派运动不仅是违宪、不讲诚信的，也是无耻和荒唐的。

一部分右派分子不经审判被直接送到元谋县新民农场等劳改农场去“劳动教养”。

如南华县送67人到新民农场，结果被打死、累死、饿死、工伤死了46人；熬出来的21人，也都半死不活，剩下半条命了。所谓“劳动教养”，表面上是“最高行政处分，（受教养者）仍享有公民权利”，实际上也是“蹲监坐牢”的囚犯，而受到的迫害则更凶残、更歹毒。

右派分子在这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中，名誉被摧毁、人格被侮辱、精神被折磨、生活受虐待（饥饿、严寒、酷热、有病不给医）、劳役的超时超限、肉体上的酷刑，长达数年之久，甚至二十多年。“南冠楚囚，倍受煎熬，一个个束手待毙，朝不保夕”，引起大面积死亡。

元谋县新民农场1958年成立，先后送去832名的劳教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右派分子，到1961年底至少便死去348人。最严重时，一天死过8个人。新民农场就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的人间地狱。

这样的人间地狱，在元谋县、楚雄州还有牟定繁殖农场、七一小电站、农业实验站等；云南省则有大板桥农场、王家庄农场、南溪水果场、思茅农场、东风农场、马豆沟农场、普文劳改农场、思茅信房石场等。

至于整个中国，那就更多了。请参考武宜三《序〈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和吴弘达、廖天琪等编写的、劳改基金会出版的《劳改手册》。

（四）新民农场自始至终担负着“消灭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

受教养者被当作“反革命”、“阶级敌人”，在武装军警看押、各级狱卒迫害下，还要受同教告密、倾扎、内斗的伤害。

农场管理人员对受教养者是随意打骂，不把人当人。农场场长贡茂福有一天亲自用扁担打人，连打24人，每人3扁担，挨打者立即身受重伤，倒地呻吟不止。还有罚跪、曝晒、捆绑、吊打、手铐、脚镣、关禁闭等等酷刑。有被活活打死者。（P52）

农场给受教养者规定了超额、超重的劳动任务，虽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也难以完成。然而，完不成的后果，第一是被批斗而且是武斗，拳打脚踢，有的还用捆起来、吊起来，有捆绑至残废、死亡者。

被批斗后不但要继续劳动，还要扣饭；越扣越饿，越饿越完不成任务越扣，形成恶性循环，直至死亡。

右派分子们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下，被赶进条件恶劣的矿洞、被逼挑重物过河，在有病和饥饿下被逼作苦役，也造成大量工伤死亡，饿死、累死、病死，死亡率接近一半。

死、死、死，就是叫你死。对于这一点，农场管理人也直认不諉。

农场队长徐天应扬言：“你们这些右派死了还不如一只鸡、一条狗、一个蚂蚁。”（P292）“我要把他们折磨得皮包骨头，叫他们想造反也没有那个能力。”（P291）场长贡茂福不给干抬木头重活的劳教人员吃包谷，只给吃红薯，而且只有一斤。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这些臭右派，不死也要让他们脱一层皮。”（P556）

牟定农场的管教说：“死了一个就少一个祸害。”总之，百般折磨，饿不死你，就打死你。（P649）

于是管教们以酷刑逼供信，凭空制造多起所谓“反革命集团”冤案，为不间断的杀人制造借口。

为了“杀”的痛快，中共把人性未泯的农场政委任喜民打成“右倾分子”撒职下放劳动，而让恶魔贡茂福掌握农场的大权。

打人凶手、杀人凶手，死亡事故制造者，贪污分子、强奸犯，不但不被追究责任，反而被重用、继续升官发财。所以，右派分子们也明白，中共的所作所为，都是“对我们的残酷慢性屠杀”。（P869、878）

再看甘肃省夹边沟农场、四川省415支队、黑龙江850、河南省万胜山林茶场、安徽省白茅岭农场……无不如此。

夹边沟农场关押的3千多人，幸存者、后来编辑《甘肃省劳改志 》的刘文汉表示，夹边沟农场最高峰时的报表人数是3,074人。按幸存者、甘肃农业大学孙枢统计，死去的差不多2,900人，活着出来的不到300人，有的说只有200多人。

明水滩地处河西走廊，冬季气温只有零下20-30℃，加上每人每月实际只有原粮12斤即每天吃不到4两原粮，大批劳教人员被活活饿死、冻死，除了用“谋杀”两个字之外，还有什么词汇合适？

副场长刘振玉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列宁说过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枪毙人还要浪费一颗子弹呢。听了这话，幸存者邢德当时就明白：就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哩。（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果然，大约95%的人被谋杀了。

（五）小脚老太太也是右派分子

新民农场有一个特色，它关了好几个小脚老太太。

小脚老太太也是右派分子？是。

她们大概都是以前的小商小贩，公私合营的时候把她们变成“单位”的职员。反右派一来，就拿她们凑数。这说明一，那些地方知识分子确实太少；二，共产党真的是没有人性。

还有临产的孕妇，癆病缠身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士、几个未成年的儿童。

杨洪祥、董发林是两个12岁的小学生，一个小哑巴刚刚满10岁，小水是8岁的儿童。（P1041）

熊翔，是15岁的小学生。因为喜欢收音机，常常帮同学、熟人修理，被公安局当作特务抓了去劳动教养。“15岁的特务”，也只有残民以逞的共产党“新中国”才制造的出来。

小狗蛋，是13岁的孤儿，拿无人管的废铁去卖，被定为“破坏生产”的“坏分子”送进劳改农场。

我看过四川省王建军的《五八劫》和杨泽泉的《回眸一笑》，以为在中学生中抓右派，四川省是孤例。原来我错了。坏事之于共产党，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云南省不但在中学生中反“右派”，还在小学生中反“右派”。谢富治之灭绝人性，更甚于李井泉。

楚雄师范学校在把接近一半的老师打成右派分子后，又把17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宣布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并将他们送去劳动教养。

共产党常常作出“关心少数民族”的样子，例如它在这个楚雄师范就开了一个少数民族班，说什么“体现民族政策”。结果却把这个班的5个优秀学员打成“反动学生”、 送去劳动教养。（P1043）

禄丰县几喇山是彝族的一个村寨，那里的小学校只有一个教师，由于条件艰苦和风俗的原因，很少有人愿意去，可是共产党却把先后两任教师都打成右派分子。（P1110）不把农民和少数民族彻底文盲化，共产党人是死不瞑目的。

从来的中原政权都是压迫、剥削、欺负、坑害少数民族的，中国共产党也绝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共产党比他们的前辈更狡猾、更毒辣，心肠更黑罢了。不信就请看看几十年来中共怎样屠杀藏族和回族的人民，就知道了。

共产党对过去的破坏，固然不遗余力，但对未来的摧毁更是非常彻底。

你看它对教育、生态环境、资源的糟蹋，是怎样的肆无忌惮。对“祖国的花朵”、“未来的主人翁”是怎样的心狠手辣。

（六）连吃奶的娃娃也不放过

王道芳，本来是一平浪549地质队的财会科长，被打成右派分子后送到新民农场劳动教养，因为刚刚生下来的男孩要吃奶，所以只好把婴儿带到农场。毫无人性的农场队长杨某某，就在带小孩的问题上百般刁难王道芳，既不允许她背着小孩干活，又不肯让别人代为照顾，更不肯安排方便照顾小孩的工作给她；以致小孩在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饿了，只能抓自己的大便来吃。见者无不伤心掉泪，唯独共产党人铁石心肠，继续迫害、折腾这一对母子。天可怜见，这个婴儿命大，居然活下来了，今年52岁，说还“事业有成”云。

张贤亮《美丽》一文中叫做美丽的小姑娘，才10岁，就被脖子上挂块牌子，由四个成年人押送到公审大会、枪毙“人犯”的杀场”去“受教育”。

原来，消灭知识分子也必须“从娃娃抓起”；消灭知识分子，也同样要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扼杀在摇篮之中”。用有毒奶粉、三聚氰胺来毒害娃娃；毒不死的用豆腐渣工程砸死他们，毒不死又砸不死呢？把他们变成文盲，削减教育经费还要贪污挪用之，把教育奴工（代课教师）赶尽杀绝，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农奴，就成了我党取之不尽的统治和榨取的资源。

（七）武宜三猜想的被证明

武宜三曾经提出一个猜想：1958—1963年的大飢荒，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群体灭绝。

现在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饥饿谋杀法”早在建政尹始就已经开始了。

1949年在四川省采取的竭泽而渔的征粮运动，就遭到农民的反抗，这些反抗被污蔑为国军余部和土匪的暴乱，受到残酷镇压。

随后，统购统销、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社化等等，都是从农民口中夺粮的国家对农民的战争。

五十年代初期，江山初定，就开始对农民下手了。各地都有被饿死的事件发生。例如广西等省区。

云南省也不例外。1952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中共临沧地委在1957年7月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年3到9月的6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三个区26个乡中因饥饿而死的有110人。群众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据14个乡调查，有偷盗行为的188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起。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

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杨继绳：《墓碑》）

魏光邺《生命的祭坛》中同样有这些事件的记载。而且许多人就是因为对三定过高、购粮过头、让农民挨饿甚至饿死表示不满，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例如碌劝县张肇曾、刘治坤，禄丰县唐祖荣等。

最早反戈一击的龚楚将军在他的《我与红军‧自序》中说：“按照历史的文化的背景和当时国内的情况，中国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要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统治之下觧放出来，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新国家。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仁人所以茹苦含辛、赴汤蹈火以求者，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实现。然而，不幸在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中共的所作所为—就其革命理论，革命策略，及其革命手段而言—据我十一年长期身经目击而中心所领悟者，中共不但没有实现这一目的的希望，而且与它背道而驰。凡中共势力所到之地，虽表面上亲近民众，组织民众，而宣传上更口口声声为民众解除痛苦；但实际上，只有使人民的痛苦愈陷愈深，而去革命的目的愈离愈远。”

真是至理名言。因为直到今天，人民还在愈陷愈深的痛苦中挣扎。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新国家，仍然遥不可及。

（八）谭辅仁的作恶与下场

就以云南省为例，反右派和“大跃进”、“公社化”五十年代，有谢富治在作恶，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中又有谭辅仁在祸害老百姓。

谭辅仁在1968年当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之后，集党政军财文大权于一身。他在云南干了三件事，其一是“围海造田”，就是把滇池填了种粮食。其二，把建成不久的工人文化宫折了，高速度地盖起“毛主席万岁馆”。

其三，大抓“阶级敌人”。谭辅仁在云南省大搞“划线站队”，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他做过许多指示：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95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根据统计，仅仅下关市”， 追查“滇西挺进纵队”案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因为“滇西挺进纵队”案，株连一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500多人打伤致残，600多人被打死、逼死。根据中共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仅曲靖、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者达60万人；其中曲靖是293,193人（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谭辅仁对地富反坏右怀有特别的仇恨，1970年他号召“不要给五类分子记工分，不得按劳取酬，饿不死他们就行。”于是全省掀起对五类分子的大抄家。房子被没收，财物被抢走。

谁种下仇恨，谁自己遭殃。作恶多端的谭辅仁和他的妻子，于1970年12月在禁卫森严的军区大院内，被昆明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枪杀。

但是，一个谭辅仁倒下去，千万个谭辅仁又站起来。在“一党专政”的罪恶制度下，云南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仍然忍受着权贵分賍集团的愚弄、压迫和敲榨。

（九）结语

与一般同类书籍比较，《生命的祭坛》还有几个突出内容，需要指出：

第一，它更多的把矛头指向反右派运动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和邓小平，批判他们言而无信、死不认错的恶劣品质。指向专制、独裁的制度，呼唤民主、自由、宪政。

第二，记录了一次经典的选举活动，为了体现公民权利，被关在农场的右派分子和其他被教养的分子们，在机关枪的“保护”下，实行了一次人类历史上最“自由”的选举，把唯一的候选人、农场场长、杀人打人恶魔贡茂福选为代表他们的“人民代表”。

第三，对右派分子自身的觉悟，反抗压迫，有比较多的描写。

第四，发出要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赔偿一切损失的最强音：“扩大化”三个字，何以服天下、平民愤！“改正”一辞，何以慰冤魂、谢后世！？

（2009年5月18日星期一于流孚山水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