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下午好，我非常高兴到我们的书屋来，跟大家一起就“冤案是如何造成的”这个话题做一个交流。我对“三味书屋”的感情是很深的，在20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来过这里。今天有点遗憾，这个讲座一拖再拖，拖到了今天，就是想要好好准备一下，最后还是没有来得及准备好这个稿子。这
有无“顾准现象”？
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初即从事高等学校文科教学的人员，直到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媒体开始关注这位历史伟人，我才阅读其文，才初步了解其人，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羞赧。然而，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乃至今日，从我结识的有限的人群主要是大学教师而言，理工科的鲜有知顾准者，文科教师大多知其名而不知其实，不曾阅读他的著作。若是在全国大体也如此，这个事实令人惊讶，令人扼腕。在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亿万中国民众还不曾了解，更谈不到接受顾准的启蒙思想，这是顾准这位历史伟人的悲哀？还是民众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
顾准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他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前进与曲折而造就的杰出的思想家。顾准原是一位经济学家、革命者，尔后成为思想家。顾准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他早在我们一般人乃至理论家还处于盲从之际，即坚定地宣布：“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有论者断言，假如没有顾准，中国现当代思想史将黯然无光。顾准的重新发现，要感谢其胞弟陈敏之冒着生命危险保存其文稿与信件。历史浩劫之后，它才得以如同“出土文物”般重见天日。
顾准的大女儿引用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以表达她在读过父亲的遗著后的理解与认识：“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的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其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程度。”
有论者引用泰戈尔的诗赞美顾准的历史性、进取性伟大人格：“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
对顾准充满钦敬之情的资深学者王元化在读过其著作后说：“（他）文革前两次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次是在1958年，一次在1965年。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我所目及的其他有关文章也肯定顾准是全国唯一的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蒙冤者。
其实，此说不确。仅以个人的有限阅历，见到一位也戴过两次右派分子帽子的长者，而且，我有幸和他共过事，这位长者是张宣，他和顾准的人生经历惊人相似。
顾准1915年出生于上海，张宣1916年出生于重庆市。顾准1927年进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年仅十九岁即完成会计著作《银行会计》，后成为年轻教授。张宣青年时期四川大学中文系肄业，发表小说、散文及杂文数十篇。顾准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曾任地下党江苏省委文委副书记。1938年，二十二岁的张宣担任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他们两人都去过延安，不过顾准1943年去延安时，整风已近尾声，他在延安度过一段平安日月，张宣去得早一些，在整风运动中被作为“特务”审查，关押一年之久。
共和国成立之初，顾准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张宣任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1952年，突然顾准被以“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为由撤职，同年张宣被以原本上报并获上级批准的“教学计划”为“反党”行为，亦遭到撤职、开除党籍处分。顾准后来去建筑工程部门及中国科学院工作，张宣被安排在西北大学任副教授及哲学教研组主任。反右运动中，顾准“运交华盖”，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张宣亦不幸获相同“待遇”。更为令人惊讶的是，1964年顾准因批评“个人迷信”第二次戴帽，张宣则于翌年因在大学讲堂宣扬个人学术见解，被二次整肃，亦高帽加冕。
张宣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次于顾准一年，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老干部。这两人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要论不同之处，顾准不幸于1975年病逝，而张宣年已九旬有三，依然健在。
上述比较，仅是皮相之议，而从人的深层本质去看，他们二人也极为相似。
顾准有一付钢筋水泥铸就的骨骼系统，张宣亦如是。延安整风时，张宣所在单位将他打不倒，便搬来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高官高岗对其施压，面对强权淫威，张宣从容应对，据理反驳，毫不畏惧，质问得高岗无言以对，只得以拍桌子吓唬在场的人们，张宣对此嗤之以鼻。西北民族学院第一次摘掉张宣的右派分子帽子后，不许他讲哲学课，安排他给中文系学生讲授写作课。他不唯书、不唯名，在讲授中明确指出某名家和报刊文章的病句，偏激学生指控他此举为“反党”，粗暴地将他推倒于讲台下，直碰得头破血流。他站起来又走上讲台，依然继续讲课，一些受极左思想影响的学生挽起手高歌“社会主义好”挤轰他，他被迫含泪离开挚爱的讲台。十年浩劫之时，“造反派”学生要他自报家门口称“右派分子”，他断然拒绝，被打得在地上翻滚，他依然宣称：“我是共产党员张宣！”
独立思考、拒绝盲从，是顾准思想的灵魂与著述准则，张宣也是如此秉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宣人生的荣与辱，皆与独立思想的品格相关联。他在撰写论文或教学中，总是发表独立见解，绝不人云亦云，他几乎到了言不独特不发言，文无新意不为文的地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之所以被诬为“反党”分子，正是由于他推行与时俗相左的较为科学的教学管理。这和顾准作为经济学家在解放初的上海执行与全国不相同的新税制，虽然得到上级首肯，但最终以“个人英雄主义”云云撤职查办，几近雷同！这正是以功为过、是非颠倒的作为。
特立独行的精神，已化为张宣的血肉神经，甚至在“劳动改造”中，也表现得不入流俗。“文革”末期，将他下放校办“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他已年近六旬，农场领导安排他管菜园。他买来不少有关书籍，深入钻研，又走访菜农学习经验，进而制订出一套种菜计划及管理时间安排表，有一日场长要派劳力为蔬菜施肥，他却以计划尚未到期为由阻止。有人叹息：真是倔老头！到了什么地步，还坚持己见。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宣复出重返西北民族学院，党、政一把手一人挑。他大刀阔斧推行党政分家，大力推行教学改革，举贤任能，力除积弊，然而他的超前意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他给民院师生留下一个智者与勇者的形象。
顾准处世处事态度极端认真，令人钦佩乃至敬畏。张宣也是这样。他读马、列著作非常刻苦，往往可以大段背诵，毫无失误，甚至可以说明出处。他下放中文系资料室被监督工作时，总是提前上班打扫卫生，书架整理得井井有条，新书甫到立即编目上架，绝不拖拉、积压。办理借阅手续，毫不马虎，对借阅者一视同仁、照章办事。张宣天资聪颖又肯花力气，在“劳改”中学一行、会一行，下放豆腐坊时，他很快掌握了核心技术。“深挖洞”的年代，他竟无师自通、修炼成操瓦刀的“技术工”。有次，我和一位青年教师给他当下手，他对我们所和水泥混凝土要求很严格，时而从洞下喊“沙多了”，时而喊“水少了”。那位教师不耐烦，低声嘀咕：“人家别的大工尚且不说话，他一个老‘右派’张狂什么！”我信口劝他：“张先生是大工，咱们是小工，不听人家的怎么行！何况工程质量百年大计嘛。”
难能可贵的是，受尽百般磨难的张宣如今已是耄耋之人，依然体魄健朗。他腰板直挺，双目有神，大脑清晰，反应机敏，走路轻快。我是晚辈，喜欢和他闲聊，有次见面，我笑言：“祝张老万寿无疆！”他立即说：“你家没姜？我给你取两块。”我曾请教老先生有何养生之道？他答曰：“我没有特别的体育锻炼。一生中体力劳动不少，你知道那是没办法的事哟！其实，为人坦然最重要。君子坦荡荡嘛！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何必忧戚戚呢！至于长寿，不必刻意追求，听其自然吧！”
张宣和顾准的人生大体相似：征途坎坷、成败沉浮、荣辱备尝。他们犹如坚挺的战舰在狂风恶浪中征战，奋力拼搏、勇往直前、勇于献身。他们终生在为真理而战斗。他们是老干部、老党员、老学者，早年即在党的领导岗位工作，也曾沦为阶下囚而艰难生存。然而，他们本质亦然是一介书生：他们不去巴结逢迎，不去告密求荣，不随风俯仰、明哲保身。他们是重气节、重操守、言行一致的人。他们饱经风霜苦难，“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他们是钢铁般的真正大写的人。他们早年是诗人、理想主义者，中、晚年成为散文家、现实主义者。
张宣与顾准二人的学术水准有差别、思想贡献有不同，但他们都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但是，“三人为众”，如果顾准仅有张宣一位同道者，孤证难立，说什么“顾准现象”，岂非妄言臆断？
不！事实并非如此。也许，同样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仁人志士，仅有他二位（也许不只二位？）但是戴一次右派帽子的不是有五十五万之众吗？这其中人生经历与思想大致与顾准相似者，恐非个位数，总在二位、三位数吧？
如果从纵向作历史的考查，向前看，延安整风时期的学者王实味，以其杂文针砭时弊、又拒不“认罪”，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托派”、打成“反革命”。更为不幸的是，嗣后王实味被秘密处决。以武治文，何其痛快！如果我们把王实味视为顾准的同道，视为前行者，若有九天之灵，大约顾准不会发出异议吧！向后看，1955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上谏、因文学流派而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他又顽固不化、拒不认罪，导致三十年监禁，这位文艺理论家、诗人及其同仁为真理而献身，岂不也是顾准的同道？同在反右派运动中，革命资历比顾准更深、党内地位更高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也被打入右派行列，是否顾准的同道？此后的文艺理论家巴人（王任叔）不也因倡导文学要表现人性、人情而被打入地狱？
在经济学界马寅初、张闻天以及孙冶方，不是先后导致批判打压的厄运吗？
我们还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但是已无这个必要。这说明，顾准与张宣作为个人，个个是独立的存在，面目并不相同，但他们人生征途的相似告诉我们：他们及他们的同道者并非个案，而具有某种时代的、历史的、思想的共性。这些人，无一文盲，不管有无留洋背景，有无大学资历，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共同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天赋特征，即“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这些知识精英们追求“独立的人格”，必然被视为“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他们的个人意志必然与绝对服从的组织纪律相对抗、相冲突。他们倡导思想言论自由，必然与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相冲撞。他们在学术上的自由追求，追求学术个性、追求独创性，必然和倡导共性的时风相逆抗。他们主张现代文明，必然和根深叶茂的农民意识相牴牾。
诚然顾准们是伟大的英雄人物，悲剧人物。因为英雄的毁灭构成人间悲剧。顾准们的悲剧冲突发生在“历史必然的要求和实现这种要求不可能性之间”（恩格斯语）。顾准及其同道者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要求”，然而他们遭遇到“实现这种要求”的无可抗拒的巨大阻力，他们遭到了毁灭或打压，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但愿“顾准现象”不再发生。皇天有幸，后土有幸，斯民万幸！
笑看余秋雨“含泪怒斥”
博友盐花生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最近含泪大师又有新作，希望我评说评说。搜出含泪大师的博客，一看其最新博文，题目赫然是：不准继续污辱中国人！
这题目端地是正气凛然，我仿佛看到了余大师拍案而起、怒气冲天的样子。如果说含泪大师一年前的那篇“含泪劝告”已经成为经典的话，这一篇应该成为“含泪怒斥”的经典。
那位师傅说了：人家含泪大师这一篇没有“含泪”二字嘛！我的回答是：鉴于“秋雨含泪”已经成为一个众口传诵的成语，所以，无论秋雨是悲是喜，是劝告还是怒斥，这泪是含定了。
可是，等我拜读完含泪大师的这篇奇文，只能给他总结出十六字评语：自我表扬、上纲上线、偷换概念、恬不知耻。
含泪大师为文善于自我表扬，我早就领教过。多年前读其《苏东坡突围》，开头就写一个台湾女记者在深更半夜打电话采访他，采访之前特意告诉他，其大作在台湾如何受欢迎、如何畅销云云。《不准继续污辱中国人》一文仍是多年前的套路，开头先自我表扬一番，写他把别人捐赠的万余册图书“亲自”送到了灾区，写他在灾区的演讲如何大获成功：“我的报告是在一个简陋的工地板房里做的，里边挤了两千多人，大家都汗流浃背，但三小时下来，全场肃静，掌声不断，没有一个人离开。”两千多人，三个小时，没有一个人离开——对比多么强烈！亦可见含泪大师的演讲多么精彩了。当然了，我们不要抠“全场肃静”与“掌声不断”是否矛盾的字眼，也不要认为文章开头的“闲笔”与怒发冲冠的题目不协调。大凡歌儿舞女粉墨登场，总要描描眉毛画画口红的，我们只要知道这是含泪大师作文惯用的手法就行了，虽然这种搔首弄姿顾盼自怜有点讨人厌，却也无可厚非。
含泪大师撰此文，是为了批驳一个署名“桑普”的人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反击别人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当的，但应该讲理，要以理服人。可惜，含泪大师不慎又流露出了当年写大批判文章的恶劣文风，先把自己摆到一个爱国爱民的制高点上，然后上纲上线，居高临下地给对手罗织罪名。
他借“香港的几位作家”之口说：“写这篇文章的，一定是大陆文人，因为口气、文风只能是大陆的。”这几位香港作家，很可能与含泪大师笔下扬言遇难孩子都成了菩萨的那个“法师”、在深更半夜采访他的“台湾女记者”一样，都是子虚乌有的人物。这就跟拙文开头借用相声里的“那位师傅说了”一样，是作者的自言自语，是一种写作技巧，在此略过不谈。听“香港的几位作家”说桑普是大陆人，含泪大师这才“真正愤怒”了（看来以前的愤怒都是假的），含泪大师写道：“美国没有人这样说，法国没有人这样说，日本没有人这样说，连台湾也没有人这样说。”“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全世界都承认，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中国警察、中国医生的表现，堪称优秀。全世界都承认了，唯独几个中国人彻底否认，我真不知道该把你们叫成什么！”
了了数语，就一口咬定桑普反中国政府、反中国军队、反中国警察、反中国医生，一下子就把作者等“几个中国人”划到比敌对势力还敌对的圈子里去了。这等上纲上线的功夫，着实了得！如果没有在文革中写大批判文章的深厚功底，怎会如此举重若轻？
不过，如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含泪大师这几句话“上纲上线”地分析一下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该把含泪大师叫成什么！含泪大师列举的美国、法国、日本、台湾，意思是连敌对国“都没有人这样说”，说明他骨子里是将美国、法国、日本、台湾当作“敌对势力”的。反美、反法、反日，这等很合愤青的口味的观点，出自根正苗红的大师之口，倒也正常。令人不解的是，含泪大师为什么将台湾与美国、法国、日本并列在一起？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而含泪大师却将台湾与美国、法国、日本三国并称，是何居心？这可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哟！
含泪大师善于上纲上线，是因为他善于偷换概念，瞒天过海。也只有这样，才能迷惑读者。含泪大师知道，桑普批评其《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是“迷魂汤”，矛头直接对着他含泪大师，但他不动声色，生生将桑普所指换成了“中国人”，真可谓“四两拨千斤”啊！这样一来，批评他含泪大师就是“污辱中国人”了。含泪大师是中国人不假，但他一个人怎么能代表全体中国人呢？
含泪大师还把桑普说成是“铁着心肠要这些可怜的灾民长时间地跪在那里，来帮他们完成政治图谋，这实在是太冷血、太阴险了”。这又是在自作聪明地偷换概念。灾民请求政府调查豆腐碴工程，给遇难孩子一个说法，被含泪大师理解成“灾民长时间地跪在那里”。难道“请愿”就必须要“长时间地跪在那里”吗？含泪大师的思想莫非还停留在百姓见官必须下跪的时代？
含泪大师不去谴责那些对灾民合理合法的诉求置之不理的官员太冷血、太阴险，却别有用心地转移目标，指责支持灾民请愿的人太冷血、太阴险，这可能是含泪大师最高明、最不露痕迹的瞒天过海招数了。
因为桑普的文章中提到了余秋雨是文革写作班子“石一歌”的成员，含泪大师遂置《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发表的关于余秋雨文革行状的史实于不顾，闭着眼睛继续说瞎话，指责桑普“拉出一个‘石一歌’的笔名硬按到我头上”。据《南方周末》披露的史料，原上海市委驻“石一歌”写作组清查组早就认定余秋雨是石一歌的成员，给余秋雨下的结论是：“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属一般政治错误，回上海戏剧学院工作。
即使如此，我认为，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石一歌”，也算不得什么不可宽恕的罪过。在那个年代，谁没写过错误文章？就这么点破事，大大方方地承认，很容易得到别人的谅解。但含泪大师偏要死不承认，死要面子，明明都快醉死了，就是不认这二两酒钱。其脸皮之厚，无以复加矣！
尤其可笑的是，含泪大师如是写道：“我为此曾经发出悬赏，宣布只要有一个人能出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水给他，并在全国传媒上公布。我的悬赏进行了整整六百天，而且还写进了我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的《借我一生》中，但六百天里没有一个人能指出一句，这该真相大白了吧？”
拉勾上吊，打赌悬赏，顿足捶胸，信誓旦旦……大家该相信含泪大师了吧？且慢！请注意看含泪大师的用词：“只要有一个人能出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文字……”写作组嘛，署名都是“石一歌”，但要证明哪一个“石一歌”是余秋雨，就不容易了，除非找到当年的手稿。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到哪儿找这些手稿去？再说，即使哪位好事者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署名“石一歌”的余秋雨的手稿，又能怎么样？难道大师不会矢口否认？难道不会说这是替某位已故的“石一歌”成员誊抄的稿子？
各位看官还要注意，含泪大师这句话里隐藏的玄机在于，他让别人举的是他用“石一歌”笔名写的文字，言外之意是：他用真名写的不算！所以，含泪大师绝不说他自己从来没写过大批判文章（即“他们指控的文字”）。因为他知道，《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发表胡子暄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已经披露，1973年11月，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以“秋雨”的名字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给胡适的侄子胡念柏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1975年10月，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实名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大骂胡适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胡念柏读后气得心脏病发作，拿着这本杂志倒在地上，经抢救无效死亡。这大概就是桑普说余秋雨“杀人”的由来。
为此，含泪大师对胡念柏之死只字不提，只是声称桑普“当然是犯了诽谤罪，是严重的刑事案件”，按理说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告桑普，含泪大师却打退堂鼓了，他解释说：“但是，在香港打官司，费用是一笔天文数字，我付不起。”且不说香港人打官司是不是需要“天文数字”的费用，含泪大师应该知道，桑普指责含泪大师的证据，就来自《新周报》、《南方周末》的公开报道。含泪大师在香港打不起官司，在大陆应该能打得起吧？他不是曾先后状告过古远清、萧夏林吗？为什么不去状告《新周报》、《南方周末》呢？
含泪大师还强调说：“我最后要说的话是，诽谤我，你们已闹了十几年，我不想理会了；批判中国政府，这也是你们的权利；但是，要糟践全中国人民的抗震救灾，糟践中国人内心的大爱，糟践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的集体形象，我不可容忍。”他自以为，靠其曲笔就能生花，靠其红嘴白牙就能吐出莲花，当众上下跳踉、辗转腾挪，就能摇身一变代表全中国人民了。于是，含泪大师恬不知耻地将对他个人的批评说成是“糟践全中国人民”，这也太搞笑了吧！明明巧言令色、色厉内荏，偏偏要露出一副正气凛然、大公无私的嘴脸，其实就像电视剧《潜伏》里吴站长所说的：“想露脸，却把屁股露出来了。”含泪大师啊，该如何含泪劝你，你才能有点羞耻之心呢？
秋雨再含泪：不准继续污辱中国人！
在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之前，我约同几位朋友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请上海的中小学生每人选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通过网上点击赠送灾区的同学，“九久网上书城”免费帮助完成这项赠送活动。我为两方的中小学生都写了一段话，其中说到：中国下一代对灾害的最平静回答，是朗朗书声。
五月十日下午，我把万余册图书，亲自送到了灾区。灾区几所中小学都举行了隆重的接受赠书仪式，场面让我非常感动。
赠书之后，我又为上海市援建都江堰市的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作了一次报告，说明一年来抗震救灾壮举体现了中国人的大爱至善精神，说明中华民族在集体本性上具有非常优秀的潜质，不输于世界其它民族。因此，我对上海市的工程技术人员说：“四川灾区是读解中华文明的一个大课堂，你们有机会来援建，是一种荣幸。”我的报告是在一个简陋的工地板房里做的，里边挤了两千多人，大家都汗流浃背，但三小时下来，全场肃静，掌声不断，没有一个人离开。
在灾区的这段时间，我还参观了一些校舍的重建、文物遗迹的修复，又重新祭拜了被保留下来的废墟现场。我还访问了著名的救灾英雄、普通的受灾百姓和辛劳的基层干部，知道了这一年来他们每天要面对多少无法想象的难题，也知道了他们前面还有多少沟壑需要跨越。总的说来，那里是一片令人感动的奋斗景象。
但是，完全出于意外，我的这些言论，立即受到了香港《苹果日报》一个署名“桑普”的人的猛烈抨击。他认为，我说中国人的“大爱”、“至善”、“生命关怀”、“以人为本”，全是“迷魂汤”。他向香港读者宣布，中国四川的512地震，“涂炭生灵，哀鸿遍野”，“人祸才是主因”。他甚至认为“真相早已摆在眼前”，“地震早有先兆”，他认为地震的灾祸是“官场腐败的结果”，“早在预料之中”。
香港的几位作家读了这篇文章后立即告诉我，写这篇文章的，一定是大陆文人，因为口气、文风只能是大陆的。对此我真正愤怒了，不是因为它针对我。目前在全世界，包括那些对中国有对立情绪的国家，也没有一个人认为，512地震主因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人民在这场大灾难中表现出来的大爱精神是不存在的，是灌“迷魂汤”。
美国没有人这样说，法国没有人这样说，日本没有人这样说，连台湾也没有人这样说。这次地震一周年，世界各国媒体又都来了，也没有一个记者这样说。但是，有几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却这样说了，而且在国际媒体上振振有词。
世界历史上很多地方都发生过地震，造成的生态灾难各有记述。去年的512地震，是历史上发生在人口密集地区的最严重的一次，直到今天，居然没有出现任何瘟疫、饥荒、逃亡、难民，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奇迹。为什么一定要闭着眼睛否认这个发生在自己祖国的奇迹，却去玩弄什么“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词汇去诓骗外人呢？你作为中国人的良心放到哪里去了？
说这种话，表面上是为了“生灵”，实际上是糟践中国，糟践中国人。我可以断定，这些人一定没有捐款，没有默哀，没有到过灾区，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因为他们一再宣称任何捐款和援助都会让当地政府贪污。这种谎话，其实也在阻止来自世界各国的捐款和援助。
我并不是说灾前灾后当地的行政管理工作没有问题。这正像，日本人来侵略中国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的管理也有很多问题。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总不能说，日本人侵略的“主因”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当时的中国政府问题再多，我们也要坚决抗日，保卫祖国。把外来的灾难全都变成了自我讨伐，这就成了汉奸。六十年过去，时代已与抗战时期大不相同，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全世界都承认，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中国警察、中国医生的表现，堪称优秀。全世界都承认了，唯独几个中国人彻底否认，我真不知道该把你们叫成什么！
这个署名“桑普”的人，又一次攻击我去年对请愿灾民的劝说。好像是他站在灾民一边。其实，我当时急急地站出来劝说，正是看到有人要利用那些灾民做政治文章。这些人，明明知道在大地震现场要起诉房屋建筑质量是一件难事，将旷日持久，明明知道大瘟疫随时有可能流行、堰塞湖随时有可能崩塌，明明知道这些灾民在精神上极待援助，却铁着心肠要这些可怜的灾民长时间地跪在那里，来帮他们完成政治图谋，这实在是太冷血、太阴险了。你们要反对中国政府，可以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啊，而且也应该由你们自己来发言啊，怎么能让这些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家长成为你们的棋子？你们去问问那些家长，有哪一个会同意你们的政见？
我是一个无职无权的独立文化人，居无定所，不交权贵，连作家协会和文联也没有参与，只是凭着我的亲眼所见和内心良知说话，如果按照“桑普”等人的所谓西方民主观点，我应该也有言论自由吧？我应该也有歌颂中国人、劝慰灾民的权利吧？为什么灾民们听从了我的劝慰而不听从他们呢？那么，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来阻止我发言呢？因此，他们不得不伪造了一个阻止我的理由：仍然说我“文革”中有问题，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小组。“桑普”这么一说，我立即知道他是谁了。
我曾经一再说明，我在文革中全家受到迫害，只在林彪事件后参加过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工作，那是一件光明磊落的大好事。但“桑普”等人故意把水搅浑，把周恩来布置的任务也说成是“文革写作”，还拉出一个“石一歌”的笔名硬按到我头上。我为此曾经发出悬赏，宣布只要有一个人能出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水给他，并在全国传媒上公布。我的悬赏进行了整整六百天，而且还写进了我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的《借我一生》中，但六百天里没有一个人能指出一句，这该真相大白了吧？但可笑的是，这次“桑普”在《苹果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上说，我不仅是“石一歌”，而且还杀了人！
这在香港，当然是犯了诽谤罪，是严重的刑事案件。但是，在香港打官司，费用是一笔天文数字，我付不起。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桑普”等人最近几年都到香港去造谣诽谤大陆的人和事了。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当然只是为了钱。钱来自何方？他们自己知道。
我最后要说的话是，诽谤我，你们已闹了十几年，我不想理会了；批判中国政府，这也是你们的权利；但是，要糟践全中国人民的抗震救灾，糟践中国人内心的大爱，糟践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的集体形象，我不可容忍。
我年岁已经不轻，早已无所畏惧。今后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从文化上回击那些向中华民族泼污的一个个利益集团，呼唤华夏子孙本应具备的尊严。这些年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的演讲，以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巡回讲学，都围绕着这个主题。512地震使我对这个主题产生了新的认识。在此，我想重复一下我在512之后半个月与两个美国朋友的对话——
美国朋友：余先生，你们中国的这次512，很像我们美国的911，虽然是灾难，却振奋了民族精神，达到了空前团结。
余秋雨：不，512高于911.911还留下了极大的仇恨，使你们终于发动了两场战争；而512的中国人，只凭着爱，解决一切问题。中华文明为什么会成为唯一没有湮灭的古文明？每次灾难都这么过来的。没有个人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抵挡大灾难，只能靠着永远的守望相助，文明才能延续。文明和个人一样，“仁者寿”，中华文明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比别的文明更善良。只可惜，我们的历史没有把这些最重要的事情记下来。
2009年5月18日于香港
刘 水：当官员生殖器成为公器时
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某洗浴中心修脚师邓玉娇怒宰三个寻芳官员，从过程判断，这太符合刑法“正当防卫”构成要件，勿需太多评判。但将这女子不经司法鉴定即关进精神病院，再见当地司法和吏治的黑暗。
我想提示的是，这不是一个官员偷偷摸摸寻芳，而是三个官员集体、公开强奸一个女子。该起强奸未遂案之所以引起社会公愤，第一，三个官员强奸一女人；第二，破坏自由交易规则，即你情我愿，但邓玉娇不属此列；第三，卖淫合法性不容回避，中国城乡遍布色情场所，没人会否认，但法律禁止。我历来主张卖淫合法化。第三条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另文阐述。
这些如此嚣张的流氓官员的底气来自哪里？进入一家洗浴中心，就敢把所有女人当成妓女。这洗浴中心可是一个公共场所，这些官员俨然把自己的生殖器当作了国家公器，想强奸哪个女子就强奸哪个。
这让普通民众不得不敬佩当今官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智慧，他们不但控制政经资源，还要通吃大小女人（非歧视女性，女官员包二爷也不少见。）
这家洗浴中心是否情色场所，不得而知，但邓玉娇用行为证明了她是良家女子。洗浴中心在他们的地盘上，这三位官员当然是门儿清，熟门熟路。设若这三位公仆去北京一家洗浴中心，还敢拉住一个服务员就霸王硬上弓么？给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
有人说被杀的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大只是一个芝麻官，我不大认同。在野三关镇他也算老大级人物。按照常识推断，在这个镇上没人不敢不给他面子。这让他很自负，但偏偏小镇上这个21岁女子不信邪。
该事件一方面投射权力流氓化，另一方面崇尚金钱万能。这位女子很不简单，不象以前身体受到强迫的女子，没有跳楼逃跑，也没报警，直接用刀子反抗硬帮帮的官员。
在她或许不知道这三人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自己被钱敲头受辱、继而面临被强奸，自卫便成为本能反应。话说回来，三个男子在公共场合公然强奸一个良家女子，一般的罪犯没这胆，有钱的主儿也没这胆。只有地头蛇官员才无所顾忌。
官员管不住自己的大头，在今天社会不足为奇，他们管不住自己的小头，包二奶、三奶、迫下属为情人，也已稀松平常，见怪不怪。现在官商流行奸淫幼女、处女学生，他们自信制度赋予他们这些特权，这种“乱套”现象应该惊醒社会麻木者，说不定自己的女儿就落入淫官淫商之口。
看管好自家女儿。虎狼当道。
官员一般都很自信，他们都有在自己地盘上敢搞看中女人的胆气。看看那些贪污腐败败露的官员，哪个不乱搞身边的女人。16岁以上的女人，显然不能满足现在官员的公器，他们比试着、炫耀着搞学生幼女的数量，这是他们在寻找另外一种安全感，和消泄末日来临的恐惧。
不乱搞女人还是中国官员吗？看似一个很幼稚的问题。
官员的自信来自他们不怕，不怕法律、不怕老婆、不怕社会舆论。对他们来说，强奸的女人恐怕没有不顺从的，以为在赏赐小民，比皇帝还有底气，赏赐强奸还给人民币，他们在体恤人民呐。
这些官员对自己生殖器的魅力有足够的自信，愿意交易的女子不会少。既然官员把自己的家伙当作了权力公器的一部分，突破了所有为政为人的边界；既然他们自信过度、忘记了还有不怕权不爱钱、视尊严至高无上者，那么小女子持刀杀人便不单是个体意义，而是被赋予为民除害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的社会学意义。
每个善良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这个敢于反抗的巾帼英雄邓玉娇，她不但应立刻获得无罪释放，还应该树立为民间学习榜样。我们也期待着当地司法机关的弱智瞒骗托词出笼。
我们不鼓动以暴制暴，但当暴力不可避免时，就要勇敢地举起手中的刀。每个卑微弱势的个体，都有穷尽任何手段捍卫尊严的权利。这是作为公民的天赋人权。
谢谢你，邓玉娇！你赋予这个堕落社会以凛然正气。谢谢你，好姑娘！你给了草民做中国人的勇气。
王 藏：黑暗日（之四、五）
●
崇拜物性的革命胜利之后极端死寂的阴霾，
分分秒秒向世界宣誓凋残的极限，散发着奇异冷艳的浓香，
迷恋猥琐迷恋暴力迷恋仇恨的阴郁图腾，
蓝色星球能有的全部邪恶全部贪婪在此借尸还魂，
中世纪的火刑柱依然庄严矗立，会思想的芦苇不停被迫萎靡、干枯、
奥斯维辛的死亡工厂还在苏家屯时刻冒着浓烟，
如蚁巢般的党支部遍布华夏的每一寸土地，
为淫民服务的权贵阶层扛着马列斯毛的旗帜可以在欲望和腐败的巴士
任何恐怖与专制可以在此获得有力支持，
噢，可是，所有祥和与呼吸只能于冥冥长夜孤独，
习惯黑暗的眼睛依然只能习惯黑暗[37]，
可怜的还在流浪着的瑰丽之梦啊，一不小心，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日日如此
春夏秋冬昼夜更替到头来只能收获埋葬自己的渴望
所有权不属于人民的黄土地哟，你深沉的胸腑还剩多少免费的棺材
竟能如此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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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仪馆里的麻将声，计划生育手术室里妇幼的哭嚎声，
矿难老板对遇害家属的呵斥声，女大学生对教授强奸犯的感谢声，
肇事者对身亡者的谩骂声，犯罪者对无辜者的状告声，
神智清醒者在精神病院的疯吼声，讨薪民工被黑社会暴打的叹息声，
无罪者在各种狱室的哎哟声，斯文者在浴室包房的嬉闹声，
拆迁办与开发商的碰杯声，税务局干部与企业董事长秘书的调情声，
鲜血未干的广场上的锣鼓声，政治合格的部队整齐划一的听命声，
兽性对人性的叫嚣声，伪劣者对高洁者的叱责声，
舞文弄墨者对身体力行者的攻击声，伪劣者对高洁者的叱责声，
党员团员少先队员一声比一声响亮的宣誓声，
公检法司压在无数幼女身上的喘气声，
冷漠者在彩票房产吃喝玩乐上的唧唧喳喳声，
活生生的学童在豆腐渣工程下的尖叫声，
知识分子对贪官污吏的妖媚声，有罪者对无辜者的状告声，
上访无门者在信访办门口的乞讨声，
寺庙祠堂里的会议鼓掌声，计划生育手术室里妇幼的哭嚎声，
殡仪馆里的麻将声，计划生育手术室里妇幼的哭嚎声，
矿难老板对遇害家属的呵斥声，女大学生对教授强奸犯的感谢声，
肇事者对身亡者的谩骂声，有罪者对无辜者的状告声，
神智清醒者在精神病院的疯吼声，讨薪民工被黑社会暴打的叹息声，
拆迁办与开发商的碰杯声，税务局干部与企业董事长秘书的调情声，
鲜血未干的广场上的锣鼓声，政治合格的部队整齐划一的听命声，
兽性对人性的叫嚣声，伪劣者对高洁者的叱责声，
●
黑色混响循环往复绵延不绝，在相同的梦魇中死气沉沉
冬日酷热的荒原，剩下娱乐自己也娱乐他人的曲调
越来越困顿的旅人心神不宁，无从抵达预期的彼岸
给风的预言只给风，连风也身陷沼泽，失去唯一的听众[38]
每一个晨曦醒来，与在每一个暗夜沉睡无二无别
苦雨如花，漫天纷扬；光阴似剑，鲜血淋漓
多如恒河沙数的邪魔们享受末法时代，扮成大恩怙主的形象
无神论者竟然以世俗权势干预宗教事务妄图指定活佛的转世
各种工作组可以任意进驻寺庙整顿，僧侣们可以任意被赶出寺庙
各种佛事各种活动得经党政公安审批，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不服从统战不充当工具不接受甜头的高僧大德
今夜被规定的“盗贼”、“劫匪”、“毒贩”、“爆炸案主犯”、“
“
稍有理智的人都清楚整部《宪法》
你说不出也猜不到，因为你仅知道一堆破烂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
真相中弹倒下谎言拔地而起，冬天早已来临春天早在心里夏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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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7]顾城原诗为：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
[38]T.S.艾略特原诗为：给风的预言，只给风，
[39] T.S.艾略特《荒原》中诗句。
[40]雪莱原诗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黑暗日（之五）
●
生活在枪口下的人们，抬头低头只见
绿军装的数量远远多于绛红色袈裟的数量
迎来新一年的夜晚，也迎来更严峻的刺激
每人发500元人民币，就被强制要求过洛萨[41]
不欢舞纵歌不行，不燃放烟花爆竹不行
哦，朴实的人们
就算舞蹈也得注意，稍不留神又被认定为“藏独舞”、“反动舞”
就算唱歌也得注意，稍不留神又被认定为“藏独歌”、“反动歌”
就算燃放也得注意，稍不留神又被认定为“打”、“砸”、“烧”、
痛楚与悲哀被打造成布达拉宫广场上的个个节日
连瞎子也受不了[42]，何况睁着眼睛把祈愿暴晒在阳光下的人
当恶法张狂的时候，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于震慑的目的
即便是这样，“分裂分子” [43]依然在藏人心中
国保、侦保等安全部门的便衣或警察夜不能寐
为反映“重大敌情”或“紧急事件”到处张贴“反动”传单
只为按规定得到政府对爱岗敬业者的表彰和酬劳
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强烈节拍，只懂弱肉强食和唯物主义的
野狼们在前进，前进，前进，进——如鬼子进村
●
寺庙被迫成了“文物保护单位”，“旅游观光胜地”
恐怖的大王从天而降[44]，纷纷手舞足蹈
其中一颗明星没有降成，被一封签名信制止[45]
用钢铁铺就的“天路” [46]却搭载着肉男肉女滚滚而来
拉萨最古老的街道，担负着被抽脑后围绕天安门中转的行尸
吮吸着汗臭味烧烤味油烟味小吃味铜臭味
拍些照吧，为丑陋的灵魂留下个人样
再享受下当年各国殖民者在中国傲慢的待遇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如今藏地的现代化商场
——“僧人和藏人不得入内”
满足完殖民者的虚荣后
顺便带一点与西藏有关的假冒伪劣商品回去送给领导
每天都免不了新一轮的清洗运动，如同每日都有夜幕降临
惯常出入酒桌宾馆桑拿包厢的官员在藏区讲经场地大腹便便出出入入
修行的小屋被蒙上封条，尊者法像被仍在地上践踏与垃圾一同销毁
为清除催泪弹的毒气，僧众们往自己身上浇水被诬陷为向军人泼水
藏人对强盗的反抗是“施暴”，强盗对藏人的施暴是“平暴”
●
七彩的经幡，飘动着肉身消亡者未完的步履
我做着一个可怕的梦，经历一个扭曲的中阴甬道
污淖浸透我的每一双瞳孔，秘密的广场游魂静悄悄
寂寥的守候，嘈杂的时光，狰狞的形状，惊恐的暮霭
风沙旋转逐渐吹散朝圣者的步履
湮埋刽子手用砒霜和麻药酿造的浩淼悲啼
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诉说着尘世的荒凉
我却不能把握，任由忿怒的锋芒撕裂故意的沉默
跳跃的火苗更加激动，未来的境遇忘不掉深刻的愁苦
象火中的蝴蝶，也象水中的莲
我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怀念那朵干净的小花
开在高高的绿绿的山岗上，迎着清凉的风摆动
身披璀璨霞光，莹洁的泪珠雕刻着勇敢者的墓碑铭
有人正穿越颤抖的歌唱，去寻找大地囚徒辛酸的希望
一扇扇紧闭的门，需要无畏的人去尝试打开
那些伤痕也是这些伤痕，斑斓的面容不会腐朽
仿佛世间的一切都在坍塌，每一处都是人间地狱
而我奢望在血与火的间隙，稳稳留住一片温柔的港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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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1]据西藏流亡政府噶厦2009年1月29日记录：
[42]据唯色博客2009年2月27日记录：2008年4月1
[43]达赖喇嘛尊者成为中共宣扬的 “分裂分子”的标识。
[44]见诺查丹玛斯预言。
[45]著名御用藏族女歌手韩红，原来计划“空降布达拉宫”
[46]所谓援藏的“铁路”被韩红唱成“天路”，并广为传唱，
奥巴马：保卫我们的安全和价值观
白宫
新闻秘书办公室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讲话稿
保卫我们的安全和价值观
(Protecting Our Security and Our Values)
国家档案博物馆
(National Archives Museum)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g, D.C.)
2009年5月21日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极为特殊的时期。我们正在抗击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我们正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决定美国人民21世纪生活方式的挑战。可谓任重道远，责任重大。
我们已经开始取得进展。就在这个星期，我们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消费者和住房所有者。我们着手改革我国政府的外包制度，在更好地保护我国人民的同时，更明智地使用我们的资金。我国经济的引擎正逐步恢复运转。我们也正在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医疗和能源改革而努力。我对国会在上述问题及其他问题上勤勉于事表示欢迎。
在面前的所有这些挑战中，我作为总统肩负的最重要的一项责任是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这是我每天清晨起身后想到的第一要务，也是我每晚入眠时仍在思考的问题。
这项责任在这个时代更加重大，因为我们的人民受到一种极端主义意识的威胁，而科学技术又使一小撮恐怖主义分子掌握了给我们造成严重伤害的潜在手段。从美国本土遭到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袭击至今，已有近8年的时间。我们知道”基地”组织(al Qaeda)正在大肆谋划对我们再次发动袭击。我们知道这类威胁会在我们身边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力量遏制这种威胁。
我们已经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了几项措施。我们正在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战略方向，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向那些在9.11事件中袭击我们的人主动出击，这是我们自2002年以来第一次这样做。我们正在为发展21世纪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进行投入，为打击诡计多端的敌人抢占先机。我们促使全球性不扩散制度重整旗鼓，以制止全世界最险恶的人谋取全世界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我们还发起一项倡议，要求在四年内保障所有零散核材料的安全。我们正在更有效地保护我国边境，同时增强我们应对今后任何袭击事件或自然灾害的能力。我们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挫败、摧毁和战胜”基地”组织及其同伙。我们已重振美国外交，从而可再次取得真正引领全世界所需的实力和地位。
所有这些措施对保障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我深信不疑，从长远来看，除非动员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的力量，我们仍无法保证我国的安全。这个大厅存放的文献──《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宪法》(Constitution)、《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不仅仅是写在陈年羊皮纸上的文字，而且是我们国家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为全世界所有寻求自由、公正、平等和尊严的人们点燃了一盏明灯。
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我自己的生命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献的存在。我父亲来到我们的国家寻求这个国家提供的希望。在我身居异国他乡的儿童时期，我母亲要求我每日晨起，接受发蒙教育，学习这些文献包含的真理。我个人的美国人生之旅是由几代公民铺就的，他们为这些简单的话语──“建立更完善的联邦”赋予丰富的内涵。作为学生，我曾学习《宪法》，作为教师，我教过《宪法》；作为律师和国会议员，我必须以《宪法》为准则；作为最高统帅，我宣誓恪守、维护和捍卫《宪法》；而作为公民，我知道我们绝对不能为了眼前的一己私利而违背其永恒的原则。
我发表这番言论，并非仅仅出于某种理想。我们维护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么做是正确的，而且也因为这么做能增强我们的国家，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的价值观一再证明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最宝贵的财产──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国运顺畅之时还是社会动荡的时代，都是如此。
忠诚于我们的价值观是美利坚合众国之所以能从一个个听命于大帝国的弱小殖民地成长为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原因所在。
忠诚于我们的价值观是战场上的敌军士兵之所以会向我们投降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从美国军队那里得到更好的待遇，却无法从他们本国政府那里得到这些待遇。
忠诚于我们的价值观是美国之所以能从强大的联盟中得益的原因所在，这样的联盟大大增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敌人在道义上相形见绌。
忠诚于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之所以能战胜法西斯的铁腕统治，打破共产主义的铁幕，唤起全世界各地自由国家和自由人民为共同事业齐心努力的原因所在。
从欧洲直到太平洋地区，我们是一个关闭了刑讯室和以法治取代暴政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本质。在恐怖主义分子只能制造非正义的混乱和破坏的地方，美国必须证明，我们的价值观和制度比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更富有活力。
9.11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遵守任何战争法则的敌人将对我们应用法律的工作提出新的挑战；我们的政府将需要采取新的方式保护美国人民；这些方式必须使我们能够防止遭受袭击，而不仅仅是起诉那些试图实施袭击的人员。
遗憾的是，面对一种不确定的威胁，我们的政府曾经作出一系列匆忙的决策。我相信作出这些决策是出于保护美国人民的真诚愿望，但我也相信──经常如此──我们的政府作出这些决策是出于忧惧，缺乏深谋远虑，往往对事实和证据加以修饰，使之适合于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我们常常不是从战略上运用我们的力量和原则，而是将这些原则搁置一旁，视之为不再有能力企及的奢侈品。在这被忧惧笼罩的时期，我们中间的很多人──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无论是政界人士、新闻记者还是普通公民──都沉默无语。
换言之，我们偏离了正道。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评价，这是美国人民共同作出的评价，他们决定了两大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尽管两位候选人有很多分歧，但都要求采取新的方式──摈弃酷刑，承认必须关闭关塔纳摩湾监狱。
现在我需要说明：我们的确是在与“基地”组织及其同伙交战。我们的确必须为抗击这一威胁加强我们的各项制度。然而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对法治和合法程序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对权力制衡和责任制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出于某些我有待说明的原因，过去8年所做出的决定为打击恐怖主义确立了权宜性的法律手段，但这些法律手段既缺乏效力又难以为继──有关的框架未能以我们的法律传统和经过时间检验的机制为依据；未能以我们的价值观为指南。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就任后为更好地保护美国人民采取了几项措施。
首先，我要求禁止美国使用所谓的强化审讯手段。
我知道，有人主张，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诸如水刑之类的残忍手段是有必要?。我完成不赞成这一说法。作为三军统帅，我阅读有关的情报，我有责任确保我国的安全，但我不接受有关这些审讯方式最有效的说法。而且，这些方式有损法治，使我们与全世界疏远。这些方式为恐怖主义分子招兵买马提供了借口，使我们的敌人袭击我们的意念更为顽固，同时还降低了其他人与美国合作的愿望。这些方式使其他人不太可能在战场上投降，也使美国人更容易在被俘时受到虐待，从而对我国军人的生命造成威胁。总之，这些方式无助于推进我方的战局，不利于反恐怖主义的行动──只会损害这方面的努力，这便是我彻底停止使用这些方式的原因。
反对使用这些方式的依据并非来源于本届政府。参议员麦凯恩(Senator McCain )曾说过，酷刑”向那些为袭击我们招兵买马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宣传工具”。即使在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布什政府的一些成员──包括一位国务卿、其他高级官员、军界和情报界许多人士──均承认，那些主张采取这些方式的人在这场辩论中站在错误的一边，在历史进程中站在错误的一边。我们必须弃置这些方式，使之滞留在原有的位置──成为过去。这些不是我们应该使用的方式，不是美国应该使用的方式。
我做出的第二个决定是下令关闭关塔纳摩湾(Guantanamo Bay)的监狱。
过去7年多来，我们在关塔纳摩湾拘押了数百人。在这段时间内，关塔纳摩湾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mmissions at Guantanamo )的体系成功地判决了共3名恐怖主义嫌疑分子。让我重复一遍：7年多来才判决了3人。非但没有将众多的恐怖分子绳之以法，起诉工作反而倒退，有关的案件停滞不前；200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整个体系。同时，在布什政府期间，有超过525名在押人员在关塔纳摩获得释放。让我重复一遍：三分之二的被拘押者在我就任并下令关闭关塔纳摩设施之前就已获得释放。
毫无疑问的是，道义权威代表了美国在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关塔纳摩却使我们的威信受到损害。非但无法以我们笃信不移的价值观和传统为基础建立打击”基地”组织的持久框架，我们的政府反而在捍卫有损法治的立场。毫无疑问的是，最初建立关塔纳摩湾设施的部分原因出自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那里的监狱可不受法律约束──这个观念受到最高法院强烈的驳斥。与此同时，非但没有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工具，关塔纳摩湾反而成为有助于”基地”组织为实现其图谋招收恐怖主义分子的一个象征。毫无疑问的是，关塔纳摩设施的存在很可能在全世界滋生更多的恐怖主义分子，超过其历来监禁的总人数。
因此，这项记录十分清楚：关塔纳摩监狱非但没有使我们更加安全，反而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关塔纳摩监狱成为我们的敌人相互纠集的口号。关塔纳摩监狱降低了我们的盟友与我们共同打击敌人的意愿，而这些敌人在数十个国家都在进行活动。不论以哪一种标准衡量，维持关塔纳摩监狱的成本远远超过关闭该设施的代价。这就是我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坚决主张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理由。这就是我下令一年内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原因。
我作出的第三个决定是：下令重新审理关塔纳摩监狱所有悬而未决的案件。
当我下令关闭关塔纳摩监狱时，我知道这将是很困难和复杂的事情。那里有240人多年处于法律的中间过渡状态。在处理这类情况时，我们没有可以从头开始的有利条件。我们正在清理──说得简单些──一团乱麻；一项受误导的实验，遗留下来的是大量的法律难题，本届政府不得不经常疲于应付；消耗了政府官员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于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国家。
毫无疑问，不论我是否决定关闭关塔纳摩监狱，最近数周在华盛顿引起大量辩论的法律难题仍然会出现。例如，去年秋天下达了释放17名维吾尔族在押人员的法庭指令──当时乔治?布什是美国总统。2006年最高法院废除关塔纳摩的起诉制度，其大法官绝大部份由历届共和党总统任命。换言之，如何处理关塔纳摩监狱在押人员的问题并非因为我决定关闭这个设施而引起；问题的存在首先是因为开始使用关塔纳摩监狱的决定。
这里不存在明确和简单的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错误的答案是，如果我们维持这个无法持续的现状，似乎这个问题会自动消失。作为美国总统，我不允许这个问题继续恶化。我们的安全利益不允许如此。我们的法庭不允许如此。我们的良知不允许如此。
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使这些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开始回潮，这在过去几年曾司空见惯。我理解这些问题会激发情感，引起关注。情况理应如此。我们正在处理民主国家面对的一些最复杂的问题。但我没有兴趣让我们花时间再对过去8年的政策争论不休。我希望解决这些╩题。我希望全体美国人民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每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总会出现一些散布忧惧情绪的言论，这对我们毫无益处。请注意最近的辩论。我听到一些故意吓唬人们而不是启迪人心的话；一些更多地涉及政治而不是与保护我们国家有关的话。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说明我们正在做哪些事情，我们打算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些有待处理的问题。我希望说明，我们正在采取的每一项行动如何有助于建设一个框架，既保护美国人民，也保护我们珍视的价值观。我将以两大问题为重点：首先，涉及关塔纳摩监狱和我们的关押政策的问题；其次，涉及安全与透明度的问题。
请让我首先尽可能明确地说明一个论点：我们不会释放任何一个可能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人，我们也不会在美国境内释放危害美国人民的在押人员。根据司法和国家安全的要求，我们会设法将一些在押人员转往其他设施──有利于维护公共安全的高戒备监狱，我们在这类设施关押境内形形色色的危险凶暴的犯罪分子。在我们做出有关决定的同时，请记住以下事实：我们联邦一级的超级戒备监狱(Supermax)关押着数百名已被判刑的恐怖主义分子，从未有任何人越狱逃脱。正如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所言：”如果说我们在美国境内找不到一处严密看守250多名在押人员的设施，这是不合逻辑的。”
我们目前正在对关塔纳摩湾在押人员的案件逐一进行复查，以便确定处置他们的适当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上届政府释放的在押人员后来都重返战场。因此，我们避免采取过去那种计划不周的权宜方式释放在押人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我们采取的是符合法律规定和我国安全要求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接下来，这些案件将被归入五大类别。
第一类，在可行的情况下，我们将在依据美国《宪法》建立的联邦法庭开庭审理触犯美国刑法的在押人员。有些人取笑我们的联邦法庭没有能力审判恐怖主义分子。他们错了。我们的法庭和公民陪审员完全有能力审判恐怖主义分子，而且事实也已做出明证。策划炸毁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的拉姆齐·优素福(Ramzi Yousef)在我们的法庭上被判有罪，正在美国一座监狱中服无期徒刑。扎卡里亚斯·穆萨维(Zaccarias Moussaoui)被确认为参与9.11事件的第20名劫机犯，他在我们的法庭上被判有罪，目前也在??国一座监狱中服无期徒刑。我们既然能通过我们的法庭审判上述恐怖主义分子并将他们关进我们的监狱，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处置关塔纳摩湾的在押人员。
最近，经过多年的司法争议，我们在联邦法庭起诉了一名在押人员──阿尔-马里(al-Marri)，他已表示认罪。我们正在准备将另外一名在押人员转到纽约南区(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法院，他将在那里接受庭审，所受指控同1998年我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案有关──这两起爆炸造成了200多人死亡。不将此人引渡到我国便意味着不能对他进行庭审和定罪。10年已经过去了，现在终于到了能将他绳之以法的时候了，我们也正准备这样做。
第二类案件涉及触犯战争法的在押人员，应由美国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mmission)审理。军事委员会在美国历史悠久，可追溯到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独立战争(Revolutionary War)时期。军事委员会是审理触犯战争法的在押人员的合适场所。军事委员会有利于保护机密情报来源和情报收集手段；维护涉案人员的安全和保障；同时可接受在战场上收集的证据，而这类证据在联邦法院不构成有效证据。
如今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我已改变立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2006年，我强烈反对布什政府提出的并获得国会通过的立法，因为该法未能建立一项合法的法律框架，缺乏有意义的合法程序，也未能保障可能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权利。然而，我支持通过军事委员会审判在押人员，条件是应进行几项改革。这些便是我们正在推行的改革。
本届政府没有起用过去7年来有问题的委员会，而是要求本届政府的委员会遵守法治原则。有关法规将不再允许我们将通过残酷、非人道或侮辱人格的审讯方式获得的供词作为证据。我们将不再要求反对传闻的一方承担举证的责任，以证明传闻的不可靠。我们将向在押人员提供更大的余地选择他们自己的律师，如果他们拒绝作证，也会提供更多的保护。这些改革──以及其他改革──将使我们的军事委员会成为一个更有信誉、更有效的主持正义的机制。我将与国会和代表各类政见的法律机构进行立法合作，保证这些委员会的公正性、合法性及有效性。
第三类在押人员包括那些法庭要求我们释放的人员。让我重申我前面所说的：这与我要求关闭关塔纳摩湾的决定毫无关系。但这关系到法治。法庭认为，没有合法的理由扣押这21名目前被关押在关塔纳摩湾的人员。在法庭的裁定中，有20项裁定是在我就任之前就已作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裁决。
第四类案件包括我们认为能安全转移到另一国的在押人员。迄今为止，我们的复查小组已批准了50名在押人员可被转移。本届政府正在与其他一些国家商讨向其境内转移有关在押人员，以便继续拘押和使之悔过自新。
最后，关塔纳摩湾还有一些无法被起诉但仍对美国人民显然构成威胁的在押人员，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
我坦率地说：这是我们将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我们将竭尽全力对关塔纳摩湾那些威胁我国安全的人员进行起诉。然而，即使在这一程序结束时，仍可能有一些人不会因过去的罪行受到起诉，但他们仍威胁着美国的安全。这类威胁的例子包括在”基地”组织训练营地接受全面爆破训练的人员、曾指挥塔利班部队作战的人员、向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表示效忠的人员，以及扬言要杀害美国人的人员。这些人实际上仍在与美国交战。
正如我所说的，我不会释放危害美国人民的人员。”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及其团伙在与美国交战；对那些被我们俘虏的人员──如同其他战犯一样──必须防止他们再度袭击我们。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拘押人员问题上的政策不可漫无边际。因此，本届政府已开始调整这些标准，保证其符合法治。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有理的和合法的标准处理这类人员。我们必须建立公正的程序，使我们不犯错误。我们必须有一个彻底的阶段性复查程序，使任何长期拘押的案件都得到慎重评估并具备明确的合理性。
我知道，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将构成特殊的挑战。其他国家都已努力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但我需要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适用于关塔纳摩在押人员的合理的法律框架──而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在我国宪法制度下，长期关押的决定不应当由任何人单独做出。如果我们认定美国必须关押某些人，以制止他们从事战争行为，那么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将以一个接受司法和国会监管的体系为框架。因此，本届政府接下来将同国会共同确立一个适当的法律制度，以使我们的努力与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宪法》保持一致。
随着我们推进关闭关塔纳摩设施的工作，我知道国会的政治问题将很难处理。有人借这些问题制作30秒钟的宣传短片或直接投递邮件广告，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我很了解。但我们如果继续在一种忧惧的心态下作出决定，就会犯更多的错误。如果我们现在拒不处理这些问题，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些问题将构成沉重的负担，对我们今后抗击恐怖主义的各项努力造成障碍。我相信美国人民更关心的是采取正确的行动保护这个国家，而不是某些政治姿态。我并不是这座城市中唯一一个宣誓捍卫《宪法》的人──国会的每一名成员都发出了这样的誓言。我们共同承担责任，在保卫我国人民的过程中弘扬我们的价值观，同时开创一种传统，为未来各届总统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提供便利。
我要谈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安全和透明度。
国家安全必须兼顾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们的民主需要有透明度，但有些信息必须保密，考虑到我国的安全不能公诸于众──例如，我国军队的调遣；我们收集情报的工作；或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某个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同伙的信息。上述问题及其他类似情况都关系到生命安危。
几个星期前，在一个案件的庭审过程中，我公开了上届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签发的备忘录。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由于我反对这些备忘录批准采用强化审讯手段，也并非由于我不接受其法律依据──尽管我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确持这样的立场。我公开这些备忘录的原因是，这种审讯方式的存在已然众所周知，布什政府已承认使用这种方式，我也已经下达不得采用这些手段的禁令。有人说，公开这些备忘录似乎是我们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有关他们将面临何种审讯方式的信息，这是无稽之谈──我们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审讯恐怖主义分子，因为这种方式现已禁止使用。
简而言之，我公开这些备忘录，是因为不存在任何对它们保密的重大理由。而随后引发的辩论有助于美国人民进一步了解到这些审讯手段是如何得到批准和使用的。
但在另一个方面，我最近对公开美方人员在2002到2004年间拍摄的某些在押人员的照片表示反对。这些照片涉及的违反行为准则的个人已受到调查并被追究责任。对于这些照片中种种行为的不正当性不存在任何争议，也没有任何事实受到掩盖，可让罪行肇事者逍遥法外。然而，我做出?判断是──在听取我的国家安全团队的意见后──公开这些照片将引发反美言论，我们的敌人则可以借机给所有的美国军人涂上丑化和不真实的色彩，致使他们在各个战场上面临危险。
简而言之，有明确和充份的理由不公开这些特定照片。将近200,000名美国军人正不畏艰险地为国效力。身为三军统帅，保护他们的安全是我的庄严职责。公开这些照片所产生的任何效果，都不如面对艰险的我国年轻的男女军人的生命安全更重要。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我都必须在透明度与国家安全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这种平衡带有一种宝贵的责任。毫无疑问，美国人民已经目睹这种平衡经受考验。早在我就任总统以前，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内的照片以及残忍的审讯手段被公诸于众。美国人民看到了这些以他们的名义，却与美国人民世世代代奋勇捍卫的理念毫无共同之处的种种行为。不论是伊拉克战争爆发的过程，还是各种秘密项目的曝光，都让美国人民屡屡感到他们受到了某些不必要的蒙蔽。这导致人们的疑虑日甚一日。这也促使人们发出问责的呼声。
我在竞选总统时承诺要做到透明化，我说到做到。因此，我们会尽可能地把信息向美国人民公开，以便让他们在知情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并向我们问责。但我从未主张──也永远不会主张──把我国最机密的国家安全事项公之与众。我永远不会放弃──并且会竭力捍卫──必要的保密制度，以便保护我们正在作战的部队、保护信息来源和方法、保护使美国人民安全的秘密行动。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基于正当的国家安全原因无法向公众公布某些信息，我会坚持让国会或法院来对我的行动进行监督。
我们正在开展一项对负责文件保密的所有机构所制定的现行政策进行审查的工作，以便确定需要改革的领域，确保政府其他部门能够对行政部门在这些事务上作出的决定进行审查。因为在我们的制衡制度中，必须有人一直对监察者进行监察──尤其是在涉及机密情报的情况下。
在这些方面，本届政府也正在应对被称为”国家机密”(State Secrets)特权的挑战。基于这一原则，政府可以对涉及秘密项目的法律案件提出异议。数十年以来，多届总统──包括共和党籍和民主党籍的总统──都曾援引该原则。虽然这项原则对于保护国家安全绝对必要，但我担心它已被运用过度。我们决不能仅仅因为一些信息会暴露违法行为或使政府感到难堪而进行保护。这就是本届政府对这种做法进行彻底审查的原因。目前，此项审查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打算采纳几项改革原则。我们将对根据”国家机密”特权能够受到保护的材料实施更严格的法律测试。我们不会在没有首先通过正式程序──包括由司法部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核并由司法部长亲自批准──的情况下行使这项特权。最后，每年我们会主动向国会报告我们何时行使了这项特权并说明原因，因为对我们的行为必须要有适当的监督。
对于同公开机密情报相关的一切上述事项，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但是没有。这些事项涉及多种相互冲突的关切，需要采取像外科手术一样的方法来解决。但贯穿我所有决定的主线十分简单：为了保卫美国人民，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但我们也将确保构成我们宪法制度特征的问责与监督。我永远不会为避免受窘而隐瞒真相。我将把国会和法院作为平等存在的政府部门对待。我会告诉美国人民我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当我就具体事项向公众公布信息或决定保密时，我会向你们说明原因。
在我今天谈到的所有方面，我提议的各项政策代表着不同于过去八年的一个新方向。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和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已禁止使用强化审讯技术。我们正在关闭关塔纳摩的监狱。我们对军事委员会进行改革，将实行一种关押恐怖分子的新法律体制。我们对更多的资料进行解密，就我们的行为接受更多的监督，并缩小对”国家机密”特权的使用范围。这些重大变化将把我们保卫国家安全的方法置于更稳定、更安全、更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其实施将需要时间。
我们将把一项核心原则应用于我们采取的各种行动：即使我们在清理关塔那摩监狱的诸多问题时，我们也会经常地重新评估我们的方法，把我们的各项决定提请其他政府部门审查，并寻求长期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强大和最可持续的法律框架。通过这种做法，我们能留下一份在本届政府过后、在下一任总统和再下一任总统执政期内仍能继续存在的遗产，一份保护美国人民、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合法性的遗产。
当我说我们需要专注于未来时，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认识到许多人仍抱有专注于过去的强烈意愿。当谈到过去八年的行为时，有些美国人很愤怒；另有一些人则要重新展开已经结束的辩论，尽管去年11月的选举结果已经给出了最明确的结论。我知道这些辩论直接导致一项呼吁，要求实行──可能是通过建立一个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更充分的问责制度。
我一向反对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因为我认为我们现有的民主体制十分强大，足以使问责制到位。美国国会能够审查滥用我们价值观的行为，国会目前正在对强化审讯技术等事情进行调查。司法部和我们的法院能够对任何触犯我国法律的行为进行追究并予以惩罚。
我知道，华盛顿趋向于花时间互相指责已不是秘密。我们的媒体文化也为热衷攻讦的冲动推波助澜。过去8年，年复一年的漫长纷争只会使之雪上加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只能使华盛顿的那些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相互指责，只会使我们分散我们为迎接未来的挑战需要的时间、精力和政治生活。
我们看到这一点，尤其看到最近发生的辩论如何因两个极端对立的观点坠入迷雾。在一个极端，有人几乎不考虑恐怖主义构成的特殊挑战，从不认为国家安全应高于透明度。在另一个极端，有人坚持一种观点，可用两个词来概括：”anything goes”(无可无不可)。按照他们的观点，打击恐怖主义的目的本身，即可证明任何手段的合理性，而且总统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只要这是一个他们认同的总统即可。
这两方面的观点可能都不乏诚意，但都是错误的。美国人民不是极端主义者，他们推选我们也并非要求我们对种种问题强加僵硬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知道，我们不必为我们的价值观牺牲我国的安全，也不必为我国的安全牺牲我们的价值观，只要我们以诚实、认真的精神，同时依靠一点常识处理棘手的问题。归根结底，这是美国独一无二的天赋。这是我国《宪法》对我们进行的考验。这是几百年来我们力量的源泉。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独树一帜的原因。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以美国总统的名义，毫不犹豫、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不使用酷刑，我们将在全力保护我国人民的同时，建立一个牢固持久的框架，使我们能以遵守法治的方式抗击恐怖主义。毫无疑问，我们若不能摒弃前几年所采用的方式，我便不能以总统的名义说这些话。我们如果不能捍卫这些核心价值观，??无法忠于这个档案馆珍藏的文献。
起草宪法的先贤们无从预见222年来所历经的种种挑战。但我们的《宪法》经历了脱离联邦的历史和民权运动时期──经历了世界大战和冷战──因为《宪法》为一系列可以实际运用的原则奠定了基础；《宪法》提供了指南，帮助我们找到前进的方向。这条道路并不平坦。我国人民并非十全十美。不时会有一些人认为，为了保障美国的安全和成功，我们需要偏离铭刻在这座档案馆内的神圣信条。今天，我们听到了这种声音。但美国人民抵制了这种诱惑。虽然我们也犯过错误，也修改过行动的方向，但我们一直坚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一座普照全世界的灯塔。
现在，在恐怖主义阴霾笼罩下的这一代人正在经受重大的考验。与内战(Civil War)和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不同的是，我们不可能为结束这段历程举行一场敌人的受降仪式。当前，不论在偏远的训练营地还是人口稠密的都市，都有人为夺走美国人的生命进行密谋策划。从现在开始到一年以后，从现在开始到5年以后，而且──很有可能──从现在开始到10年以后，情况都是如此。今天，不论我本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站在这里说，今后不会再发生杀害美国人的恐怖主义袭击。但是我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我主政的本届美国政府──与保卫美国安全的我国杰出的军人和爱国男女志士一起──将竭尽全力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我还确定无疑地知道，我们完全可以战胜”基地”组织。这是因为，恐怖主义分子只能通过扩充势力和离间美国及其盟国的关系，才有可能得逞。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自身的信念；如果我们忠于我国永恒的理想，采取强有力和持久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得逞。
这必须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我竞选总统一职，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就无法战胜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认为国家安全是分裂美国的因素，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安全──国家安全应该是，也必须是促使我们作为全体国民，作为一个国家同仇敌忾的事业。我们曾经历过比当前更为险恶的时期，当时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我们必将再次做到这一点。谢谢诸位。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专访：六四亲历者万润南见证历史
万润南：我觉得还是一种平常心态，所谓平常心就是说二十年我们所坚持的当时的那些诉求依然没有变。当时希望推进政治改革，希望反对腐败，希望政治更加清明，社会更加公平，这些基本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而且有些问题甚至更严重了。这个贪污腐败，今天中国的腐败跟89年的时候比，那又是上了好几个数量级。当时的社会的不公平，现在更加厉害了。经济是发展了，但是政治改革严重地迟后了。所以我想我们当时坚持的那些理想，要求都没有变。
德国之声：您刚才已经讲到了，一个是理想和诉求没有变，一个是中国的腐败问题，社会公正上存在的这个差异要比二十年前更严重了，那么您觉得为什么二十年前会发生这样的学生运动呢？
万润南：我想这个是在改革，在一个转型的关头，就是说经济改革了，引起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包括分配不公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不是经济改革本身能解决的。它必须要有政治改革来解决，其中包括当时像《阳光法案》：颁布的财产应该公布，许多所谓的经济案件要追究。在这些方面当时引起社会的不满意，而且当时有很好的应对办法，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转型机会。可惜最后是用一场暴力，把这样的要求镇压下去了。而这些正当的要求，社会公正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形成了今天中国这样畸形的局面。一方面经济畸形的繁荣，另一方面政治改革严重的迟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一直压制着。我想这样的话对今天的领导人来讲，对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来讲，这个都不是个办法。 政治的问题还必须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了二十年前的那场暴力镇压，您在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中主要做了两件工作，一个是您希望能召开全国人大的紧急会议讨论时局，另一个就是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召集学生代表，劝他们尽快撤离广场，以避免政府采取暴力手段。历史当然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如果当时您这两件事做成的话，结局会很不一样吗？
万润南：我当然会认为很不一样。因为解决问题必须是在法制的宪政规范的范围里头解决，这才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因为人大是国家体制当中的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国家有问题，当然应该人大来讨论解决，而且当时具备了这样一种环境和气氛，同时当时人大委员长万里而且也是给予了积极呼应，最后甚至不允许他到北京，在上海就被软禁了。所以完全是用一种暴力终止了宪政程序的实行。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做到学生理性地，及时地退出广场，人大按照议程来开会，那么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会产生非常不同的一种局面。我们当时提出这些想法也不是说偶然的，当时我在四通不光是从事经济方面的努力，我们办的企业应该说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因为我们用五年的时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企业，在私营企业里是最大的，而且在电子行业里是最大的。当年我们这方面的成就今天就不说了。而且我们还关心社会问题，专门成立了四通社会研究所来讨论政治改革的相关问题。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安全通道，就是最有序的，有效的渐进的一个办法。因为你知道在中国今天有宪法规定的人大，但是它只是党的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宪法上规定了人大的权力，所以当时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让人大这个橡皮图章逐渐得硬起来，真正成为一个宪法里头赋予它的这么多的责任和权力的机构，在这样的一种宪政体制里头，按照宪法规定的权力来逐步的落实这些问题，这是政治改革的最好的办法。如果当时六四这件事情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了，实际上就使得人大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真正的起到了作用。所以当时这件事情没有做成功，我认为是非常可惜的。而且当时是赵紫阳主持，我认为他的头脑是清醒的。
从他发表的许多谈话来讲，第一他反对镇压，第二他主张搞《阳光法案》，而且说公布财产从他开始，查经济案件从查他的儿子开始，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而且万里先生当时在海外也接着要赶回去，发表了一些很开明的讲话，做一个很好地解释。但是这个解释也需要当时的学生运动来配合。你不能让镇压派找到理由，你不能让改革派逼到墙角，没有办法。而当时应该说学生没有能够及时地配合党内的改革派，使得这场镇压发生了。所以一个反对运动不能够只有踩油门的，没有踩刹车的。
德国之声：我对您的理解就是您觉得这场89年民主运动的失败，主要还是应该归咎于学生的激进，可以这样理解吗？
万润南：不是。我们这个主要是从检讨我们自己来讲。当然，从根本上讲失败，那是共产党内的保守派，镇压派，他的顽固，最后用了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和平的，理性的这场运动。这个是根本原因。
德国之声：89年6月您开始在国外流亡以后曾经说过，共产党气数已尽，已经维持不了很久了。但是两三年以前您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共产党”气数未尽”》，是您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吗？
万润南：这方面我写过一系列的文章，我想在分析共产党为什么气数未尽这篇文章里，我详细讲了为什么是这种情况。讲到共产党在89年以后的几种应对的办法，软得更软，硬得更硬，在软后面的硬。实际上共产党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原来的共产党了，可以说原来的那个共产党已经气数已尽，就是说那个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成为精英的权贵阶级，社会精英的利益代表者。它对资本家的服务，对有钱人的服务，权钱的结合已经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所以我讲所谓”三个代表”它的意义非常强大。共产党原来是讲代表劳苦大众，代表无产阶级。现在这个共产党还是当时那个共产党吗？现在它代表的是有钱人，什么叫代表先进生产力，其实就是代表了有钱人。什么叫代表先进文化者，其实就是代表文化精英，知识精英。实际上共产党从一个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变成了一个权钱结合的以执政保证自己这份权力为目标的这么一个集团。
德国之声：您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锦涛不仅是同学，而且当年还曾经有过很深厚的个人友谊，您个人是怎么看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以后中国的政治走向的呢？
万润南：按照共产党未来的人，就是每个共产党里头的成员都是这台党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不是说某个人能够改变什么，就是说胡锦涛改变不了共产党，而共产党可以改变胡锦涛。必须是成为党的机器的一个忠诚的，工作得非常好的齿轮和螺丝钉，他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任何想有自己想法的，最后都被这个机器所排斥在外。胡耀邦有自己的想法，最后被清除出去。赵紫阳也有自己的想法，最后被清除出去。所以今天的胡锦涛只好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只有党的想法，所以他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牟传珩：最新恶性公共事件冲击波
北京律师程海曾在上月12日去四川省代理案件的过程中，遭到了政府人员的殴打，当地派出所所长以登记名义，强行抢夺其律师证。第二天，该派出所所长又会同当地综合执法部门大约有六七人把他和另一位四川律师周鹏从楼上拖拽下来，拳打脚踢。此案未了，5月13日下午5 时许，北京律师张凯和李春富又因为重庆市民江锡清“躲猫猫”死亡事件提供法律帮助时，遭几十名警察围殴，随身物品被打砸毁损，两律师被摁倒在地，双手反扣背部，带上手铐，强行带离关押，直至凌晨12点40获释。此事件网上曝光后，引发网上舆论一片哗然。为此大陆各地法学家、律师近60人，于5月17日汇集北京以“研讨会”名义，发起声援被打律师，强烈谴责执法者的舆论高潮。会上数十名律师集体手举横幅“强烈谴责重庆公安酷刑拷打执业律师”，并要求严惩责任者。
此次律师界这一公开大规模联手抗议警察打人，声讨公权力暴力壮举，开创了中国律师集体维权新纪元，使之成为一起影响海内外的政治事件。大陆著名法学家张赞宁在会期指出：“这次的研讨会很有必要，牵扯到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问题。当权者滥用权力的情况不解决，那么下一个就是你我他了，中国将人人自危。”北京律师黎雄兵表示：“张凯、李春富两位律师遭到殴打，是当局肆意违法侵害律师正当执业权利的又一极其恶劣的典型事件。殴打律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是公然践踏法治的暴行，令人万分愤慨，一定要追究施暴者的责任。”
如此同时，被打律师张凯、李春富于2009年5月18日向社会各界和全国公民发出请求书称：“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继北京律师程海上月在成都市武侯区执业受到政府工作人员殴打后，公权力机关践踏律师依法执业权最严重、最恶劣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警察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通过暴力殴打和侮辱律师的手段，恐吓和阻止律师依法执业、剥夺当事人获得法律救济的宪法权利，阻止国家法律在该地区的正当实施。”
如今这次极其恶劣的公权力公然践踏法治，殴打执业律师暴行，终于引发了律师界的集体抗议，酿成一起法律界公共事件冲击波，其冲击浪头直击制度本身。借用法学家张赞宁的话说：“当局的专制制度问题是发生这些恶性事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执业律师环境进一步恶化的罪魁祸首。当权者不受任何制约，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根本制度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还要继续发生。”
最近以来，中国大陆恶性公共事件频频发生，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两起激发民愤，并持续发酵的恶性公共事件：一起发生于5月7日，杭州富家子弟胡斌在斑马线上飙车，将浙大毕业生谭卓撞死，但当地公安诸多袒护，不及时不抓人，引发网民的强烈抨击；一起发生于 5月10日，巴东农家女邓玉娇在娱乐城将欲行不轨的政府招商办干部刺死，却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立案侦查，导致百姓万炮齐轰。如此两起恶性事件的对比与反衬，正成为当今中国最新聚焦国人眼光的舆论焦点。飙车案死者追悼会的那天，竟有多达上万人到殡仪馆送葬，愤怒之声可谓普天盖地；杀官案引发网络民意同仇敌忾，一边倒地支持女子抗暴，知识界人士还为此联名请愿，要求政府在处理该事件上要持公正态度，不要掩盖巴东农家女自卫抗暴的真相。这两起可供对比的恶性公共事件，透视出肇事者与受害者身份的颠倒与轮回：一个是富家子弟飙车撞死了普通人可以若无其事的谈笑风生，声称可以“用钱摆平”；一个是农家女子杀死欲行不轨的官员，并当即主动投案，却被关押于神经病院捆绑遭打。公权力在对待当事人问题上如此“双重标准”，让公众充分地认识到所谓“权为民所用”的本质。
在飙车案中，杭州警方的“７０码”说，意在为有官员背景的富家子弟开脱，后在舆论压力下，被迫请来全国各地专家“会诊”，作出了“超速行驶”的结论，但如何认定罪名并无交待；杀官案中，警方则先以“抑郁”说转移视线，说她有“袭警”行为，接着又将此前的“按倒”变为了“推坐”，要求“特殊服务”变为要求“异性洗浴”，这为构陷邓玉娇“故意杀人”做好了充分铺垫。可见，在中国司法界隐瞒真相，制造冤假错案，是有相当的历史和经验的。在较早前发生的贵州俯卧撑、云南躲猫事件中，已充分展示了这一司法界基因传承，而在“杨佳袭警案”中，官方更是不顾民意，与民间情绪形成强烈反差。杨佳袭警成为了民间英雄，但官方则恨之入骨，视其为“丧心病狂”、“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的暴徒”。更是令民众大开了眼界的，是上海警方凭借独揽侦查权，就是否认打过杨佳而不被追究。可见我们“权为民所用”的“和谐社会”为了官官相护、隐瞒真相，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胡斌飙车致死人命案，官家袒护，导致网怒如潮；邓玉娇手刃淫官，被称之为“又一个杨佳”，赢得网民一片叫好，评论、呼声踢爆网络，“贞节烈女”、“如此干部杀了大快人心”、“杨佳式女英雄”、“替天行道”用语随处可见。要集体发声营救烈女子，已成为当下网民的广泛呼声。这种(又一次民间立场的团结一致，毫不含糊地表达与政府针锋相对情绪，充分印证了中国民众对事实真相的渴望和对政府行政与司法执法的绝望。我们在这种具有反抗色彩的网络民意冲击波中，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关系上冰炭难溶的现实，任何星火事件，瞬间都可能引发出一场社会性的公众怒潮，且会迅速地从地方扩展到全国，促发异常公共危机。在如此民意冲击波下，当局若不能秉公执法，势必会火上加油，导致怒潮溃堤。巴东烈女抗暴和杭州赛车肇事二个事件，所引发的舆论震荡，再一次揭示了中共反“普世价值”，拒绝“三权分立”宪政道路下的政治生态和“和谐社会”现状。
20年前，当北京高校学生“悼耀邦、反腐败、要民主”爱国运动，遭到政府拒绝，军队用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学生对当局仅有的一点期望而酿成举世震惊的人类惨案时起，这个“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就已经成为悬在中华民族头上的最大问号——中南海的执政合法性正在沦陷。
近来，中国“六四”20周年将至，大陆一支《草泥马之歌》风靡网络。苹果日报刊文说：“响彻网络的《草泥马之歌》，宣示：民智不可侮。眼见六四忌日将近，官府不许哭，就骂。不许骂，就笑。连笑都不许，就成了草泥马都不能生存的‘马勒戈壁’，那是无声的中国──一个没有生命与性灵的荒漠。”眼下，网络舆论普遍热炒盖汶川地震没能“痛出一个新中国”，京奥没能“奥出一个新中国”，“神七”也未“神出一个新中国”，社会不公，强奸民意导致网民要“骂出一个新中国”了。由此以来，草泥马这种“戈壁神兽”，已演绎成了一种时代的群体叛逆者图腾；而“草泥马”恶搞式的诙谐骂娘，竟成了当今网络民意叩问当政者执政良知的“通俗唱法”。
如今面对公民的知情权需求和反腐败、要民主形势的严峻挑战，以及网上一场场公民力量联合行动的集体宣示，当局应当清醒了：中国发生接二连三的激起民愤恶性公共事件的根本原因，就是拒绝三权分立，民主监督的宪政制度改革，导致的权力执行者胡作非为。它最终危害的正是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当政者拒绝宪政改革，就等于是在自毁权力基础。因此，本文毫不夸张地说，网络民愤叩响的其实是中南海的朱红色大门。
胡尘：邓玉娇案表明官场的整体溃烂
5月10日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的邓玉娇案成为借助舆论反应评估官民情绪对立程度的又一典型案例，十多天过去了，有关此案的讨论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有继续发酵之势，据凤凰网所做的网络调查，两万六千名投票网友中，98%以上的网民认为邓玉娇刺杀邓贵大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其它网站的跟帖评论也大致体现了这一数字比例，为邓玉娇叫屈叫好的声音可以说占居了绝对优势，甚至，杀人者邓玉娇已获得了“女杨佳”的网络称号。
目前，巴东司法机关尚未对此案给出结论，但巴东县公安局5月18日关于此案情况通报的措辞却引起了国内网民的质疑。关于邓玉娇刺杀邓贵大行为的定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在目前的国内舆论并未封杀对此问题的讨论，维权律师和独立调查人士也在深入了解此案的真相，显示案发前邓玉娇可能遭到性侵犯，仅就此个案而言，我对邓玉娇未来的命运遭际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预期，毕竟，不是每一个案件都能掀起如此强大的舆论浪潮，而后极权时代加网络时代的权力者对抗民意的能力显然已经大为削弱。
但在邓玉娇案中，有一个问题显然是国内舆论无法展开的，那就是官员的情色腐败已经公开而且泛滥。
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引起邓玉娇和邓贵大等三人冲突的最初缘由是邓贵大等人到雄风宾馆休闲中心梦幻城要求“特殊服务”（后被巴东警方改称为“异性洗浴服务”）。何谓“特殊服务”或者说“异性洗浴服务？性服务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之所以不直接成为性服务而称之为“特殊服务”或“异性洗浴服务”，是因为中国法律禁止性服务，于是，喜欢玩弄字眼的中国人便各显其能，心照不宣地创造出很多“性服务”的同义词来。事实上，性服务未必是一种罪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并不禁止公开的性服务，在这些国家，卖淫行为完全可以在法律之下干净明白地进行，不过，出于对政府官员操守的考虑，几乎在所有国家中，公务人员的嫖娼活动都会受到限制。
而在一度奉行禁欲主义的中国大陆，底层官员的婚外性行为曾经几乎等同于政治生命的自杀，不过，这里所说的婚外性行为主要是婚外偷情，而非嫖娼，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之一是中国禁绝了公开的娼妓。曾几何时，作风问题与政治立场、贪污腐化一起，成为官员落马的主要罪状。
但邓贵大等人的行为表明那个禁欲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官员不仅对婚外性不再躲躲闪闪，而且已成为国内情色市场的主力军之一。
此案中，值得注意的是，邓贵大、黄德智和另一位邓姓公务人员均为野三关镇招商协调办工作人员，且存在上下级关系，三人一起大摇大摆地进入梦幻城要求“异性洗浴服务”。作为同事，这三个人存在利害相关关系，而且基本处于同一个信息流通圈子，一般而言，人要做坏事，首先就要避开熟人，特别是具有利害相关关系的熟人，对官员来说，这是尝试，否则，被同事向上参上一本，你空出的那个缺很可能就是我的了，或者，我就拿到了你永远的把柄。但是在邓玉娇案中，我们看到，三个人吃饭喝酒之后，直奔梦幻城，在买春的过程中，目标一致，配合默契，可谓官场奇观。
这足可以说明，婚外性行为乃至于嫖娼，都不再是导致官员丢官罢职的“坏事”，而只是风流韵事，甚至有一种说法，论到私人关系的亲密，需要符合下列几个条件之一：“一起下过乡，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因此，在嫖娼不成为丢官罢职的原因时，一起嫖娼成了邓贵大等人加深感情的深度项目，而且由于共同参与，回去报销费用的时候，也更显得理直气壮。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婚外性行为是高级干部的专利，中级干部搞婚外性就要小心翼翼掩人耳目，至于底层官员，要想保住官位，恐怕要管好自己的下半身才行。邓贵大们属于底层官员中的底层官员，他们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接受异性洗浴服务，我敢肯定他的上级也干净不到哪里去，至于上级的上级，那就更不用说，不过，上级的上级不需要亲自到梦幻城这样的场所花钱买春，他们坐在家里就有人送色上门：原泰安市公安局长李惠民在办公室中设有休息室一间，在这间休息室里，从找他办事的女军人，到崇拜警察叔叔的高中学生，都被他轻而易举地俘获；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养情人146名，并以此炫耀；安徽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同时包养了7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他运用进修时学来的ＭＢＡ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刚刚被抓的原广东省高官陈绍基、王华元事发后，也被揭露都有姿色不凡的名人情妇，他们显然不需要跑到梦幻城这样的场所去吆三喝四。
我们还可以从这些不同的案例得出相同的结论：几乎所有因腐败问题被抓的官员背后有存在情色腐败问题，但这些官员无一因为乱搞婚外性而下台。河南省某县公安局长陈中天强奸女民警，女民警的丈夫上告多年，陈中天的官位稳如磐石，后来陈中天因贪污60万元获刑，他强奸女民警的事才被曝光，即使是这样，他强奸女民警的恶性也未受到法律追究，由此可见，官场对于官员的下半身问题已宽容到什么地步。既然强奸都不被追究，搞几个情人、享受几次异性洗浴服务又算得了什么呢？手里既掌握着权力资源，而又不受监督，官员们八小时之外的活动，也就只能是全凭自觉。
记得以前看国内拍摄的电影，国民党特务总是用金钱和美女来引诱被捕的中共人员，多数情况下被拒绝，照今天这个架势，我看应该轮到共产党拿金钱美女来引诱对岸的国民党了。问题是，国民党今天在台上，明天可能就下台，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未经民众参与制定的宪法规定的，无论官员的小弟弟怎么不老实，你都无法把他赶下去，这样的官场，不溃烂才怪。
官员身负社会管理职能，除了制度的约束之外，也需要有能被社会认可的个人操守，一个沉溺酒色的官员会是一个好官员吗？在所有国家中，嫖娼都算是一种高消费，包养二奶的成本更是高于嫖娼，没有非法收入的支撑或权色之间的交易，官员们如何能在色情场上春风得意？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当你走进政府部门堂皇庄严地办公大楼，想见眼前的官员原本不过是一个色鬼的时候，你不会对他产生信任和敬重，而对他所代表的权力，你也会产生油然而生的蔑视。官场的溃烂最终将使“政府”二字沦为滑稽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