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944年，罗曼·罗兰去世，那时，已经接近二战的尾声。去世前二十多天，也就是11月7日，垂垂老矣的他让人搀扶着来到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祝贺十月革命节，祝贺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段资料摘自《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著，夏伯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附录的作者小传。

罗曼·罗兰以《约翰·克里斯多夫》闻名，我在工作以后看过傅雷先生翻译的版本，没有看完。可能是没有在合适的年龄看到的缘故吧，那种直白热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让我难受。后来多次在报章上看到罗曼·罗兰的名字，就与这本日记有关了。过年的时候，我重感冒躺在床上，拿不起厚重的书，就选了这本廉价买来的小册子翻翻，反正是日记体，正合适随翻随放，不会有负疚感。

我并不喜欢罗曼·罗兰的文笔，夏先生翻译也比较刻板，比起傅译来，可读性差了不少，我是把它当史料来翻的。作者是20＼30年代左倾知识分子的代表，对苏联有一种浪漫的向往。不记得谁说过，左倾的知识分子都比较可爱，我见过一些台湾的左派分子，都很有意思，觉得很亲近。我也曾经是坚定的左派，在苏联红旗黯然飘下的那个雪夜，正读初三的我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暗自神伤。哈，我作为一个农村孩子，而且是读着革命先烈的事迹，踏着革命先烈的遗迹长大的苏区的孩子，怎么可能不左倾呢？在我看来，左派人士都有些天真的理想和天然的正义感，尤其不能容忍不公不平之事。罗曼·罗兰先生就是这样的典型。

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复述法国的左倾浪漫主义传统，也没有必要复述20＼30年代的苏联如何在风雨如晦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吸引了众多可爱的知识分子的眼光。我也不想去复述自《古拉格群岛》以来众多对苏联黑幕的揭露和批判——这类批判，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可以看到不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国家有揭别人伤疤，给自己下药的新传统。可以确定的是左派对苏联的向往和苏联存在黑幕的事实，是这本日记坚实的历史背景，而且，日记提供了某种穿越两者的可能，真是一个极好的分析极权体制自我粉饰术的标本。

但是，我不想劳神费力去分析这些东东，我没有分析大便的癖好。翻书的过程里，我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这个以“知识分子”（德雷弗斯事件以后法语语境下的“知识分子”概念）自命的作家的视角和内心感觉上。我最大的感觉是，一个过于沉浸于某种理念的人，如果恰恰又有着积极的入世冲动，他很难回归常识，尤其是那些具有文人气质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违背常识的事情，一个具有正常理性，同时又没有被某种莫名的权威（尤其是卡里斯玛型权威）所蛊惑的普通人都可以一眼看透的事情，这类知识分子却往往会费尽心思琢磨出各种理由来为之辩解，即使处于最基本的良知或者逻辑，让他们无可辩驳，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理想破灭，也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

比如，他对雅戈达（苏联国安的头目）管理下对刑事犯和政治犯不同的处理方式——对刑事犯进行固执而广泛的感化（当然是雅戈达做的秀），对政治犯却集中劳改（规模很大，无法遮掩）感到困惑，最后，他却得出一个结论：“这是警察理想主义的又一种表现，这种理想主义注重的不是人们的肉体痛苦，而只是事情的社会和道德的内涵！”在这一段里，罗兰竟然向雅戈达建议将那些被流放的人关进至少配备符合章程的卫生设施的集中营——因为他了解到一些被流放者的艰难处境，雅戈达则更妙，说道：我们无权对他们运用羞辱他们的处罚。自然，雅戈达的解释也成为警察理想主义的注脚！

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罗曼·罗兰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富农的儿子写来的，这个人抱怨因为他的出身，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对他关上了。罗兰的妻子玛莎对此表示愤怒。高尔基试图为这种出身论进行辩护，说出身不好的人进入集体生活容易带来危险，并反问玛莎，如果需要作出选择，牺牲什么会更好一些？少数还是多数？玛莎当即就用一个女人的常识和直觉进行了精彩的反驳：假定是少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权利对想灭绝占德国人口少数的犹太人的希特勒表示愤怒？以父母的地位来评价儿童，这是虚幻和荒谬的尝试！玛莎的言论引来屋内女人们悄悄的赞同。这一段当中，罗兰没有明确记录自己的态度，唯一可以反映他意见的是第一句话：下午，玛莎与高尔基进行了有趣的交谈。注意啊，有趣的交谈。

这种情形在日记里多处可见。从罗兰对大型的群众集会的评论，对斯大林的评论中，都可以看到一个浪漫多情的文人被极权主义形态下的全民动员和独裁者卡里斯玛魅力鬼迷心窍的痕迹。单从日记本身来看，罗兰的确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抛开那些莫名其妙的赞美的话（我相信，那些话在他还没有进入苏联之前就已经在脑海里酝酿了多时），他记录了很多与他的浪漫向往不兼容的事情。他一再强调，这只是自己一己的观察和记录。然而，就在访问途中罗兰给法国媒体朋友的信件中，全然没有透露一丝这方面的内容，对苏联除了赞美还是赞美，在离开苏联之后，立刻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斯大林，然后发表在《真理报》上。甚至此后，有关苏联大清洗的内幕在西方不断被披露时，他也仍然一直在捍卫苏联。而这段虽然记录不少事实真相，但可能直接动摇他的理念和向往的日记，却被他自己尘封了50年。

译者夏伯铭先生分析，罗兰尘封日记，可能与高尔基有关，我看也不对。很显然，高尔基不可能再活50年嘛。罗兰的妻子是苏联人，他的继子也在苏联生活，尘封日记与此有关，似乎说得过去，但仔细推敲，也有漏洞。因为凭着罗兰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将妻儿接到法国，事实上，后来玛莎也一直在身边陪伴他。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他满怀向往地去了一趟苏联，却看到太多他不能理解的事情，又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怕公开这些事情会给苏联革命事业带来伤害。

罗曼·罗兰先生一定无法预料，在日记写定的50年后，也就是他当年预定要发表日记的时候，那个罪恶累累的苏联已经风雨飘摇，快要走到历史的尽头了。我想，罗兰先生也一定无法理解，就是他们这批充满正义感、恨不得立刻推翻现行制度的知识分子对腐朽、庸俗、堕落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迫使可恶的资本家及其政客们改弦更张，在民主自由的架构之下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最终从纳粹和共产幽灵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迎来了战后政治经济的极大进步和繁荣。看起来，这像是历史的吊诡。但话说回来，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立场，无论用什么样的腔调，只要记录的，揭示的是真相，从长远来看，对于被揭露者都有益处，这却是常识。

我1984年7月从河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广播电视厅人事处，但我希望做记者工作，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第二年后被安排到河北广播电台新闻部当编辑，然而我很快失望了，僵化的体制难以作为。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我曾两赴海南，寻找自由的天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时，我正在二赴海南返回的路上。当北京大学生悼念胡耀邦、爆发爱国民主运动后，我在五四青年节那天，以书面形式向广播电视厅团委提出退团：“出于对共产主义共青团的失望和不信任，本人声明退团。”我还和一位同事通过他在北京政法学院读研究生的同学，给大学生发去声援电。我和同事们开始是站在单位的大门口，迎着便衣警察的拍照和摄像，勇敢地为游行的大学生鼓掌，后来我积极组织同事们，冒雨参加了省记者协会一些人组织的省会新闻界声援北京爱国民主运动大游行，当时河北电台和电视台与省广播电视厅同在一个大院，我们两台包括编辑、播音主持人等走在一起，我举着写有“河北电台”字样的标语，大家高喊：“爱国无罪！”“新闻自由！”“要讲真话！”等口号。快到省委省政府时，我们新闻部那位四川籍的小个子主任，赶来把我的标语抢走，于是我又把写有“河北电视台”的标语挖去“视”字，接着举起来，一直游行到省委省政府门前。

6月3日晚，我在河北师大的学生集会上，听到从北京赶回的大学生哭诉北京大屠杀的情景，十分担心在该校上学那晚恰好去北京的弟弟，我义愤填膺，在心中彻底与中共决裂，判了它的死刑。

第二天6月4日一上班，我头缠白布独自站在河北电台大门口，等待河北师大学生的游行队伍，此时心有余悸同事们纷纷从办公室窗口向我张望。我和大学生们游行到华北烈士陵园，为六四死难者召开了追悼大会。

由于我在六四期间的突出表现，我成了省广播电视系统唯一受到处理的人，由于中共文件指示，我被开出团籍（担任团委负责人我的几个大学同学也很无奈），并被调离新闻部，安排在通采部，负责每天拆分通讯员来稿，处理听众来信，编辑通讯员内刊。几年后我才得知，从那时我就上了安全部门的黑名单。

1991年12月，我主动离开了河北电台，逃离令人窒息的体制。

扔掉了铁饭碗，我立志哪怕摆摊卖水果，也决不向官方体制屈服。我先后在公司、企业、专业报刊打工。这期间，中共国保人员或通过派出所、或通过单位，时常了解我的情况，对我施加压力。但磨难锻炼了我的意志和生存能力，找到了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尽管吃了很多苦，但我的心是自由的。

“六四”后，我和许多人一样，虽然与中共决裂，但思想上又为如何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陷入了苦恼，一些好友甚至有的在“六四”中比我更勇敢更优秀的人，后来或转向一心发财，或钻进象牙塔，或成为逃避现实的犬儒者，甚至有的反过来批评坚定的异议人士，思想完全屈从中共利益集团。

我自以为是一个觉醒晚但坚定的人。1981年“七一”前的大学一年级，我还在应景诗里，写下“祖国是船，我们是桨，党啊——你是舵！”这样蒙昧的诗句，去年北京奥运会前，国保干部“请客”邀我“交流”时，谈起此诗句，连他都理解地和我一起笑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幼稚？”。直到“六四”前，大学毕业5年的我还是一个缺乏独立精神、寄希望“明君”的“谏言派”。“六四”的鲜血和梦幻的破灭，使我在迷惘中开始了觉醒和求索，不断学习、思考、反省，自我脱毒和疗伤……1990年代后，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我接触到自由主义等学说和东欧改革者们的思想，让我逐渐找到了方向，从自身做起，从日常生活开始，让生活和精神回归正常的自由状态，推进社会进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从传播自由思想和争取合法权益着手。

几年来，我不断将自己的思考，通过互联网公开表达出来，同时勇敢地付诸行动：利用各种形式向周围的人，传播“六四”的历史真相；交流自由思想；探望慰问入狱异议人士的家属；公开以个人方式表达对赵紫阳去世的悼念；签名支持“公民监政”；在国保人员与我“交流”时，宣传和表达自己的意见；利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等海外媒体采访的机会，表达对社会现象的看法；2008年11月，我申请成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12月，加入了《零八宪章》第三批签名支持者的行列……

我的体会是：自由是人类最高的普世价值，它不是别人赐予的，不是等来的，它靠我们自己去争取，从摆脱精神奴役开始，在争取自由的行动中逐步获得。

2009年4月8日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因为纠结在同样的都市文化里，一个远去时代的绝响却回荡在另一个世纪的开始。张爱玲这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原本不见经传的名字因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现而一锤定音成为一个时代的背影。孤岛时期畸形繁华的上海、即将陷落的半中半西的香港、一个黑色窒息的中国，这个倔强的女子用自己敏感而脆弱的心记录了一个时代，诚然，这个时代的人和事是独特的，但是那些经验与感受却是亘古的。

从《流言》到《张看》，从《倾城之恋》到《小团圆》，之间有的是时间的跨度更多的是无尽的苍凉。上海的繁华与寂寥成就了她，就像香港这座城的陷落成就了范柳原与白流苏。周瘦鹃的慧眼如炬让张爱玲登上了海上文坛。一直到1995年，半个多世纪后的美国，她孤独地死去。大洋彼岸的故土，成千上万的人为她唏嘘感叹。而这一切她是想到了的，而这一切她是不愿意的。她是爱她的祖国的，可是谁来爱她呢？巴金老来感叹说：“我是爱我们的祖国的，可是谁来爱我呢？”于是在《小团圆》中不难理解会出现这样的句子：“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这话人家听着总是遮羞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但是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文明只不过是人类贪婪上的一个美丽肥皂泡，无助且凄凉。甚至于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或许这与她曾经爱过的那个人有关系，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毕竟，现在她已经不爱他了。她给他寄去洋钱的时候凄然地说：“我们分手吧。我已经不爱你了。而你恐怕早已不爱我了吧？”而你早已经不爱我了。她知道这些。她还知道“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更大的破坏要来了，更大的破坏，这个传奇般的女子都看到了。

《秧歌》、《赤地之恋》，她并且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历史的片段，即使这一切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并不为人所知。

《小团圆》的出现，引发了一个狂潮。鲁迅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很多活着的人活着的时候自己养不活自己，死后却养活了很多人。鲁迅不幸沦为他自己说的那种人。张爱玲也不能免俗。很多人都在猜测《小团圆》到底要表达什么，《小团圆》颠覆了什么？无聊且无知者更甚于痛诋宋以朗不应该违背张生前的愿望，没有把文稿销毁。宋在前言中不得不引用大量其父母与张的通信来证明，告诉大家说：“看，张爱玲本人其实也是愿意发表的。”其实这是狗尾续貂，仅仅是给庸人看的借口罢了。

张爱玲的出现，她已经不属于她了。她的文字自然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异数记忆。比起郭沫若、茅盾、丁玲、周立波、赵树理等来，她是个不受欢迎者。在海峡对岸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抒写中，她貌似很受欢迎，仅仅是因为《秧歌》和《赤地之恋》吗？中国当代文学的脉络真是十七年文学这般苍白和恶心吗？自然不是的，这不，有张爱玲么。怎么给她定位？用一句话来概括，如果能概括清楚的话，那就是：“中国文学的撕裂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的撕裂。”就像朱学勤在《书斋里的革命》批判文化决定论的时候说，历史的发展万不能从文化中开出来。“能在毕加索晚年的某些作品前掉头而去，坦言承认看不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黑格尔式的‘世界图式’‘时代精神’前敢于承认同样没有意义，则更为困难。”我想表达的是，所谓文学的内在发展脉络与时代发展规律是那么的不可信，与之相对的一个女子的片言只语或许更能显示出历史的若干真相。

历史是什么呢？历史不是一个顺畅的轨道，而是由无数缺口与片段组成的环。凭什么小老百姓记得的就不是历史？就像美国南北战争的记忆，在南方与北方分别存在着两个版本。我们有幸，在张爱玲的笔下也看到了另一个版本。

《小团圆》之所以有突兀的感觉，是因为听惯了大团圆的故事结局的都是中国人。张爱玲说：“这是一个热情的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之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小团圆》的故事其实跟团圆没有多大的关系。小说的前两章一如宋淇所说有啰嗦混乱的感觉。九莉和好友比比在香港念书，考试前的焦灼与抑郁，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没什么不同。交男友的同学互相攀比嘲笑，修女在生活中的表现也充斥着世俗的尘埃。九莉麻木的一天一天生活。日本人攻陷香港之前，她的生母也是二婶，蕊秋顺道去香港看她。九莉在与她的交往中看到了普通男女孤独有自负自傲的琐碎嘴脸。都市男女因为寂寞而互相勾引与谄媚，夹杂在一个旧礼教崩溃而新规则还未建立的时代里。蕊秋一直以来对她的冷淡与比比和她的亲密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于担心比比和她是同性恋。在夜间一起睡的时候“九莉轻轻地捺了捺她的鼻尖，就触电似的手臂上一阵麻，笑了起来。”九莉想起自小与蕊秋在一起的生活片段并不多，蕊秋似乎很不喜欢她，连过马路的时候也不愿意牵着她，而仅仅似乎是因为怕她被撞死才勉强牵着她过去，过了马路立马就放开她的手。九莉对蕊秋没什么感情，而她的父亲乃德有着上海遗少的典型生活方式：抽大烟、娶姨太太、读书。在娶了姨太太之后，乃德对于九莉就更淡漠了，因为她没有回家过夜而打了她。九莉一气之下逃了出来与三姑楚娣住在一起。邵之雍的出现在小说解构中显得突然不够连贯。而大家族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小说后三分之二的结构中似乎退出了作者的视野。大部分的描写集中在九莉与邵之雍的相识相恋相爱到最后的分手与绝望。当然之间还穿插着三姑楚娣与绪哥哥的相互爱慕而不能在一起的纠葛，蕊秋的叛逆与失落，比比的生活还有九莉最后于燕山的交往。一个一个人物慢慢地登场又慢慢地退场。全书以九莉的生活遭遇为主线，穿插了身边的同学亲人仆人的琐事，构成一颗繁杂的大树。树后面的天空很苍凉。那些人一个个地不好也不那么坏，像她自己之前所说的“生活像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无奈、琐碎、虚伪、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基本都是这个模样，这与其早期作品尤其是小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张爱玲的散文与其小说有些许不同，喜欢使用大块色调不厌其烦地描写是其一贯作风，但是她的散文韵律比较明快，而不像小说如此的抑郁。《中国的日夜》，《谈写作》、《我的天才梦》、《公寓生活记趣》、《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等，张爱玲把一个琐碎的上海写得明快可人。她可以像个孩子一样在坐有轨电车的时候用手摘取从窗口伸进来的叶子；可以在喧嚣的菜市场上因为茄子的紫色欲滴感到温馨；可以在炒菜的烟里面觉得小女人的生活幸福。这就是张爱玲，在以往论者的笔下绝无大叙事的张爱玲。所谓家国天下，在这个小女人的笔下都不过如此。东北沦陷了，但是上海霞飞路的舞照跳。即使是沦陷了，在她的心里“上海都会是好一些的吧。”

《小团圆》的故事空间与时间跨度都很大。空间跨度从香港到上海道纽约，甚至是邵之雍躲藏的乡下。时间跨度从九莉孩提七八岁时到她三十多岁。这个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如果要谈《小团圆》的创作技巧，意识流的创作手法是很明显的，九莉的思绪从彼时一下子飞到孩提，一下子飞到纽约自己堕胎的情景，这只是技巧。在这样的技巧下面，读者的观察视角放得很大。恋爱中小女人的幸福与之后堕胎的窒息对比，在她的笔下很是真切。

张爱玲小说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尤为深重。她的祖父为清末大吏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宰相门楣的气息亦深深地影响了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不难发现很多小说细节与张爱玲本人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更毋庸说她的创作意象与词句。在《小团圆》中，大家族各房聚在一起时不同的口音，九莉听到的很多合肥土话。九莉给本家一个老太爷背“商女不知亡国恨”时候，老太爷止不住拭泪。这个细节与其散文《我的天才梦》中所说的在一个满清遗老前摇摇晃晃背诗是符合的。张爱玲喜欢用年岁来表达沧桑之感，之前《金锁记》中“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的句子，在《小团圆》中亦有这样的句子。荀桦在电车上对九莉的猥亵这个场景与小说《封锁》的环境，情节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可见张爱玲在创作这个长篇小说的时候将之前的很多意象糅合了进去，并采用变形或者互换的手法企图表达出一种别样的情绪。

小说描写与之前作品有很大不同的还集中在以下几点：一，《小团圆》中大量出现性暗示与性行为的描写，包括同性恋。九莉与比比的关系，九莉躺在床上肌肤擦到比比的大腿而产生的冰凉的感觉。蕊秋告诫她说：“人是能干的，她可以帮你的忙，就是不要让她控制你，那不好。……九莉知道是指同性爱。”还有九莉看到她母亲在海边与英国男人见面的联想“……有些白马额前托着一撮黑鬃毛，有秽亵感，因为使人联想到阴毛……”此外与邵之雍在一起的感觉就更多更强烈。比如“有一天又是这样坐在他身上，忽然有什么东西在座下鞭打她。她无法相信——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抱着绒布的警棍。看过的两本淫书上也没有，而且一时也联系不起来。”又及“他不断地吻她，让她放心。越发荒唐可笑了，一只黄泥罐子有节奏地撞击……泥潭子机械性地一下一下撞上来，没完……”张爱玲在其他的小说创作中，《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白玫瑰》、《半生缘》等等中，出现这么多这样描写的并不多见。然后《小团圆》出现了。但凡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行诸弊端的每一个字句都不是无来由的，而是在其脑海中形成了想象意象，会出现一个场景，否则证明在张爱玲到美国之后的年月中，胡兰成在她心中留下的性的深刻意象很存在于她的记忆里？甚至作家试图通过这样的记录来冲淡感情的痕迹或者说纯粹“柏拉图式”精神式的爱在作家心中已经死去，存在仅仅是生理层面上的性的意象？

二，小说中自发地出现了余妈、韩妈、碧桃、邓爷等在左翼和工农兵文学中处于伟大至高地位的“劳动人民”形象，这里之所以说是“自发”原因在于，张爱玲在《秧歌》、《赤地之恋》中也塑造了月香等一类人物。而后者因为政治上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批为传声筒。但是《小团圆》却是没有这样值得攻击的突破口。在张爱玲的笔下，余妈“有时候讲些地域阴司的事，九莉觉得是个大地窖。就像大罗天游艺场楼梯上的灰色水门汀墙壁，不过设在地底下，分门别类，阴山刀山火焰山……”韩妈更是老太太在的时候的老人，看着楚娣他们长大，现在有看着九莉长大，但是在孙子辈的九莉面前还是恭恭敬敬的。到盛家败落了，月钱从十块减少成五块的时候，亦不敢说，“以前老太太在的时候。”在乃德痛打九林的时候，善良的邓爷说：“就这么个儿子还往死里打。”因而被乃德派到乡下去，最后死在外面。碧桃的弱小无助，因为最小而只能吃鸡屁股遭到大家的嘲笑，看在九莉的眼里，既觉得可怜有无奈。张爱玲在小说中流露出的对这些边缘人物的同情和关怀，还有九莉在韩妈走的时候用仅有的一块多钱买了东西送给韩妈，韩妈就九莉姐弟的疼爱与九莉他们的温暖回忆相得益彰。让人不禁与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长妈妈相对比。韩妈的恭敬与《故乡》中闰土的最后叫“老爷”有着异曲同工的批判色彩。而张爱玲一直不为人注意的批判色彩在这里面凸显出来。这是论者一直以来所注意不够的。鲁迅与张爱玲两个同为没落地主阶级的后代，在文学创作风格上的迥然不同却得到了相同的批判效果，这无疑很是有趣味的事情。

三，小说颠覆了以往论者论及张爱玲家庭关系。张爱玲并不喜欢她的母亲，而和她的姑姑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以往论者所注意的是张爱玲自己所说的得了肺炎逃出张家，而在这里，九莉的母亲蕊秋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活。在临死的时候九莉也不愿意去看她，甚至在九莉要还她钱的时候，她还哭着以为九莉要跟她划清关系。当然论者可能会批评说这仅仅是小说，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是不够的。否则宋淇为何规劝张爱玲不要急着发表这个小说而张本人又有过想毁掉的意思？这说明这部小说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张爱玲和她母亲的关系并不好。纵观故事的全局，蕊秋定位在冷漠、自私、偏执的位置上并不过分。她本人在后来论者的眼里是新女性，接受了西式教育、接受了新鲜观念、为了自己的爱情而决然选择离婚。在《小团圆》中，张爱玲借用九莉的视角调侃道：“九莉倚门含笑道：”我真高兴。‘是替她母亲庆幸，也知道于自己不利，但是不能只顾自己，同时也得意，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了个科学家一个现代化。“这里牵扯出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就是：所谓新女性真的幸福吗？所谓新女性的做法是不是有矫枉过正的错误？鉴于此文的字数有限，不能进一步条分缕析。但是从不少所谓新女性的个案来看，事实的回答是肯定的。如萧红、丁玲等。

四，小说从一个视角表达了爱情的幻灭与绝望。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相识本来就是毫无悬念可言的一段故事。张爱玲成名之后，胡兰成作为上海著名才子欣然前去拜访张，仅仅是几次的拜访，张爱玲形诸文字“心沉了下去，心里像开出花来。”而在小说《小团圆》中明显，胡兰成拜访张爱玲的这个细节也有出现。“那时候常有人化名某某女士投稿。九莉猜想汤孤鹜收到信一定是当做无聊读者冒充女性，甚至是同人跟他开玩笑，所以没回信。汤孤鹜来信说稿子采用了，楚娣便笑道：”几时请他来吃茶。‘“这个汤孤鹜很显然是混合了胡兰成与周瘦鹃的形象，而汤前来吃饭的情景则全部是胡兰成的出现影射。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道：“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白流苏）。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变……”即使是这样的陷落之后，张爱玲留给人们的还是成全了白流苏。而在《小团圆》中则没有任何的成全和团圆。无德懦弱的邵之雍期待是三美团圆，但是在时代的夹缝中，他本身即泥菩萨过河。小曾小姐哭着说他是有妻子的，我怎么办呢？其实九莉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他沉醉于游戏在几个女人之间，并且以这种沉醉来获得自己的存在感和成就感。但是九莉不是这样一个女人。九莉匆匆赶到乡下去问他准备有什么打算，是不是要结婚。他的回答是“还是不要这么快吧。”留在九莉心里的只有欺骗，还有这个男人在她面前讲述其他女人对他的迷恋时的悠游自得。这让九莉感到恶心。谎言与欺骗，九莉的单纯与理想，几乎让她不能呼吸。九莉想象过把邵之雍杀死，想象着自己被警察带走。但是这仅仅是想象而已。在十几年后的纽约，九莉堕胎的时候，她写道：“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寸长……恐怖到极点的一刹那，她扳动机纽。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这种恐怖的开始其实隐藏在很久以前，这种恐怖的结束其实远远不在这个时候。这种情景的描写是独特的，仅仅存在女作家的笔下甚至仅仅存在张爱玲这样敏感的女作家的笔下。性与爱是厌恶的，而不是像卫慧、绵绵等用来赢得市场的噱头。一流与三流之间，泾渭分明。张爱玲写作风格的“因为慈悲，所以怜悯”，她一双悲悯的眼睛俯视世人，唯独忘记了自己。到了《小团圆》中，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生命是一张网，每个人都在极力挣扎，但谁无功而返。

一切都幻灭了。什么海誓山盟、什么地老天荒、什么巴山夜雨，只不过是那远去的一阵风。香港、上海、纽约，一个女人的一个世纪，一个女人悲悯的眼睛端详着的一个世纪，一个男人的世纪，一个男人无良无德无行的世纪。千千万万的人死去了，换来的是一地苍凉。那些遗老的眼泪、废除科举时大爷的哭声，滚滚红尘里，有谁能看清楚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是非值得去界定？回过头来问一问，难道又不需要是非的界定吗？《小团圆》的出现，宣告了所有幻想的死去，这个固执的女子倔强地还是写下《小团圆》这个题目，安慰自己也慰藉世人。这个无力挣扎的世界，即使是小的团圆，也是需要粉饰和自我虚构的。就像九莉的前半生，生母不爱她，而就是这样一个生母却在身后论者的眼里被赞为新女性，更别说生母的私生活的黑点；生父不爱她，生父的生活找不到支点，最终潦倒到典卖房产寄人篱下；邵之雍不爱她，或者爱过她，她也或许爱过邵之雍，但是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一切都是场空，张爱玲本人也孤独地死在纽约。她这双慧眼看透了很多，很懂得爱情，可偏偏遗忘了自己。她一再告诫别人那是不可信的，可她自己又一再犯同样的错误。

“之雍回南京去了，来信说他要照常看朋友，下棋，在清凉山散步，但是‘一切都不对了。……生命在你手里像一条迸跳的鱼，你又想抓住它又嫌腥气。”这是典型的张氏词句。纠结于张爱玲本人的轨迹或许只是行文的枝节，留下的思索却是关于整个的人生的幻灭。不喜欢却不得不接受。那怎么办呢？我们也像九莉一样，“她像棵树，往之雍窗前长着，在楼窗的灯光里也影影绰绰开着小花，但是只能在窗外窥视。”但是，这一切仅仅是爱情吗？

今年是六四的二十周年祭，以前中国的市井流民犯了法被砍头之前，往往留下一句豪语：“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时间飞逝，八九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令人叹息的是中国大陆的青年人对本国现代和当代历史的知识接近于零，这固然是政府操纵教育、出版和媒体等系统，并处心积虑隐瞒、扭曲过去几十年来的现实真相的结果，年轻人这种缺乏教养和知识的现象，依然是令人齿寒的。 今天的电子资讯如此发达，只要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什么知识都可信手跕来。中共这种愚民政策造成几代人无知无识、失语失忆，使得以往一切人民因暴政所受的痛苦和灾难不能升华成一种智慧和精神力量，存留下来的仅是一种苦涩和世故，万一灾难再度降临时，人们没有认知的分辨能力和抗拒的勇气，无异为极权统治开着一道后门。

遗忘，特别是对以往痛苦历史的失忆，不仅不道德而且是危险的。二战之后，德国政界学界和民间都有对纳粹罪行的追讨和揭发，加上国际上的压力，德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甚至于在纳粹政权垮台、战争结束后六十多年的今天，都还不断有以前的纳粹余孽被送上审判台的案例。十天之前，5月12日，89岁的纳粹大屠杀嫌疑犯丹姆扬奴克（John Demjanjuk ）被从美国引渡到德国受审。德国司法机构指控，丹氏于1943年在波兰境内的一所集中营担任警卫期间，曾参与谋杀至少2.9万名犹太人。这位老人否认这样的指控。他的高龄并不能成为不受刑事责任的藉口。也许最后判刑后，会人道地让他在监外服刑。然而这样处理犯下反人类罪的个人，表现了一个自由国家的法律道德典范。德国能成为民主自由国家阵营中坚定的一员，在欧盟里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并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实力，也是因为整个社会从上至下的一种对自己的历史罪责负责忏悔的态度，获得了友邦甚至受害者的尊重和信赖。

中共政权从执政以来犯下无数的反人类罪行，官方系统化地掩盖一路走过来的历史真相。其中六四的大屠杀，是邓小平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当负全责的，开明派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5月19日在广场上之所以十分动感情地劝学生停止绝食，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这场民主运动将血腥收场。在镇压的事情上，他偏离了中央的铁腕政策，被党背弃，之后被软禁终身。最近他的回忆录《国家的囚徒》出版，里面有一段话“有人断定当时的学运是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现在我们要问，谁是领导呢？有什么计划？有什么阴谋？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观点？当时还有人说，学生运动的黑手在党内。那么谁是黑手呢？”这样的问题由一位当时的主政者提出是至为关键的。

很多分析家认为《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是引发六四学潮的重要原因。这篇社论里说，“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在西安、长沙还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这几段社论里的话几乎全盘地透露了玄机，暗示政府将不惜动用军警流血镇压被定性为动乱的学生运动，这是中共高阶层“有计划、有预谋”的战略。社论里面首先点名提到了西安和长沙两个城市里的所谓“打、砸、抢、烧”的情况，然后说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有计划的动乱，为此政府就师出有名，要求党和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最近有一篇作者署名远夫的文章：“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确实是一个阴谋——从西安四二二事件到四二六社论的过程”(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9546 )。作者当年人在西安，知道西安4月22日学运的发端和被镇压的全程。西安学运被武警和警察暴力镇压事实上是为六四的镇压做了一场预演，虽则后者规模更大、伤亡人众，更为惨烈。但是政府在学生们还很和平地在西安新城广场上游行示威之前，就早早地跨省分调动千人以上的武警预校的学生和大批警察来控制场面。紧接着发生的卡车被纵火焚烧、服装店被抢劫以及省高等检察院被砸这些蹊跷可疑的几起事故，据远夫的文章分析，这些暴力行为不太可能出自学生之手，它更可能是政府自编自导的戏，为的是要栽赃学生，制造动用武力镇暴的口实。”

西安的栽赃学生施暴的阴谋当即就暴露出来，却被那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和西安市政法委书记孙殿奇一手遮天、隐瞒扭曲，打包成为一桩学生打砸抢的典型事件上报北京，为李鹏等人作为炮制四二六社论的材料。

直到今天，中共当局一直都在为六四出动军队镇压做辩护，声称那是政权免遭颠覆、国家免陷于动乱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远夫这篇文章揭露了当年西安方面的真相，但愿它能抛砖引玉，让知道长沙当年“学生打砸抢”的内幕知情人也将事实原委公诸于世， 揭穿当局的谎言，让世人知道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是中共政权有预谋、有计划地歼灭扼杀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的暴行。

“一个人口达到十亿的国家，却有着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这难道不是件了不起的事吗？”小布什（George W.·Bush）对印度民主奇迹充满敬畏的评价，本周将在全球各地得到共鸣。

尽管经济急剧减速，还遭遇了一系列破坏稳定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但印度的4.2亿选民刚刚冷静地投票支持国大党（Congress party）再次掌权，且支持率明显提高。

西方各国政府对印度成熟民主制度的赞叹之情中，还混杂着如释重负的情绪。他们曾担心在右翼印度人民党（BJP）领导下，政府会对巴基斯坦采取更为敌对的政策，从而一种新的危险方式加深南亚冲突。投资者似乎也感到振奋。国大党获胜之后，印度股市随即暴涨17%.

政治学家花费了多年时间，证明民主体制很难在贫困国家长期存在，而印度则是一个成功的特例。虽然有四分之一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的民主制度几乎一直保持着正常运转。

印度的民主的确是一个奇迹。但这一事实可能导致外界围绕该国做出一些把握不足、过于乐观的结论。在当前欢欣鼓舞的情绪中，有4种与印度民主制度有关的常见观点，值得我们以略带怀疑的态度加以审视。

首先，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国家的民主并不总是美妙的。现年76岁、刚刚获得连任的总理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高贵睿智，是个充满魅力的人物。虽然辛格作为头面人物无可指摘，但印度政治却有着更加丑陋、污秽的一面。

在大多数国家，当有人责骂政客是“罪犯”时，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谩骂。而在印度，这往往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英国公众眼下对议会报销丑闻怒不可遏，他们大概乐于知道以下事实：上届印度议会的543名成员中，有128人曾面临刑事指控或调查，其中83涉及谋杀。在一个贫困社会，黑帮分子能够凭借武力和金钱进入议会，而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

其次，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与全球其它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小布什对印度民主制度的兴趣，并非完全出于理性。这位美国前总统有意做出了与印度缔结战略联盟的决定，并与该国就核武器达成一项特殊协议，这是因为他觉得：民主国家是天生的盟友。

美国小心翼翼地与民主印度构建新的特殊关系，部分原因是为了制衡施行威权统治的中国。在商业往来、印度赴美移民、共同的语言（英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共同的价值观等因素的推动下，美印关系的确在持续升温。

但印度是一个大国，有着自身的利益和对世界的独特看法。不管是在制裁伊朗还是在世界贸易协议方面，它都不会自动地赞同西方的政策。而且，如果是出于现实政治考虑，印度完全有可能亲近一个独裁政权，比如缅甸军政府。

印度民主丑恶的一面引出了第三种常见观点——这种观点在亚洲威权国家中非常流行——即民主成为了印度的一种负担。许多年来，人们认为，由于政府效率低下，印度一直受制于所谓的“印度式经济增长率”。近几年，印度平均经济增长率已升至9%，上述观点应已烟消云散。不过，尽管印度政治体制有着种种优点，但还是辜负了数亿人民的期望。作为民主政体的印度，其贫困率和文盲率远高于威权统治下的中国。

对现代印度的欢欣之情导致了第四种错误观点：民主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深刻和无可动摇的稳定。当然，与印度相比，中国的政治前景看上去更加扑朔迷离，也更令人担忧，两国均为亚洲庞大的次大陆国家。但印度的内部稳定仍面临严重威胁。印度板球超级联赛（Indian Premier League）是新诞生的板球锦标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选手，彰显了印度不断增强的财力和文化实力。但由于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本月的联赛被迫改在南非举行。印度议会和最有名的酒店近年来也曾遭到袭击。

虽然可以将恐怖主义归结于外来因素，但印度也正面临严峻的内部骚乱。毛派游击队在乡村地区出没，听上去就像来自另一个年代——显然与有着短程航班和高科技的现代印度形象不符。然而，过去5年间，那萨尔（Naxal）叛乱活动不断抬头——火车、矿山和工业基地遭遇垄击的事件不断增多。

如此庞大、且相对贫困的国家，能够完成和平民主的过渡，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印度新政府应该能利用其支持率上升之机，继续推行经济改革。但就在印度民主的美丽外表之下，仍掩藏着一些不那么美妙的现实。

21日，北京公盟律师夏霖和夏楠在巴东县看守所会见邓玉娇。据律师观察“邓玉娇状态良好，思维敏捷。”邓玉娇向律师明确表示受到了“性侵害”，但案发当日穿着的乳罩和内裤交给母亲带回家。警方并未封存这些关键证物，更谈不上检验上面的指纹和遗留物。已经发案10多天，提取内衣上的证据将会十分困难。

对于巴东县警方明显与法定侦查、收集证物程序不合的奇怪景象，当地检察院、政法委竟然没有发觉。律师会见发现之后，立马赶到检察院、县委反映，警方依然未收回、封存这两件关键证物，人为制造无法弥补的漏洞。可见警方故意不作为的严重程度，甚至先后两次修改通告，都让人觉得此案并不简单。

现在基本可以判定，邓玉娇被强奸成立，属于正当防卫，并无警方谣传的精神抑郁症。但问题在于，强奸行为需要物证支持，而不单是口头证词。我们认为当地警方人为设置障碍，但也由此给予当地政府玩花样的巨大空间。雄风宾馆老板陈雄在巴东颇有背景。雄风娱乐城属于连锁经营，在东巴县城也有连锁店。我们可以合理猜测，一般开设这类娱乐城都与当地警方有利益关联。再从警方将“特殊服务”改为“异性洗浴服务”、“按坐”改为“推倒”，故意模糊情节严重程度分析，巴东警方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

巴东警方一错再错，这其中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上级政府出于“政治高度”需要维护官方面子，和对“正当防卫杀人”引起民间示范效应的本能恐惧。因此，邓玉娇案最终极有可能从简单的刑事案，被掌控所有司法和行政资源的官方出于“社会稳定”需要，而被转化为行政判决，完全抛弃法律不顾。这是我们最为担忧的。邓玉娇案既有可能按照官方逻辑向前演变。假虎案、毒奶案、杨佳案等等，最后都是背离法制被行政权力操纵，给予人们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制度设计上的巨大缺陷，让民间无力制衡霸蛮的官权，但也不妨把邓玉娇案当作驯服权力的一次操练。

我们同样在邓玉娇案观察到民间自发介入者的不成熟。神秘网友“屠夫”吴某，募集网友捐款一万多元后，单独赴巴东县志愿调查邓玉娇案。我们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但从呈现给社会公众的事实分析，他一旦接受网友捐助，已经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公共行为，必须接受网民监督。而事实上，“屠夫”并未完成身份转化，在博客上用粗俗语言破口大骂质疑的网友“草你妈”等。显然他自我授权和册封为网民代表，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和发言权。为了通过民间努力尽快让真相大白，“屠夫”自封为“网民代表”可不计较。事实上在前期，他也有所作为，在医院见到了邓玉娇、为律师提供了第一手信息。“屠夫”显然奉行的是“结果正义，不计手段”，这是非常危险的思维，将会销蚀民间的正义性、正当性和个人信誉。短期可能吸引眼球、跟官方周旋，获得部分真相，但最终会被自己所从事的正义事业所打败。如他所言“为网民负责，为邓玉娇父母负责，为律师负责”其实谁都不需要他负责，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就行了。律师让他离开东巴现场是明智的决定。

两位律师走出看守所愤怒地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继而失声痛哭。我们没有被他们的新发现惊呆，而是惊讶于他们的情绪化。据称这两位律师是北京资深刑事辩护律师，轰动一时的京城小贩崔英杰刀杀城管案，夏霖即为崔的辩护律师。他俩随后在看守所门口向现场媒体发布的“物证检验”混乱信息，让人不免担忧他们是否具备应对邓案的冷静和智慧。公盟应该再派出两、三个得力刑辩律师加入邓玉娇案。排队捐款的网友有很多。正如网友所说：“要钱，给；要人，给；要掌声，给。”

地方权力的黑恶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当权势者意识到公正审判将带给他们共同利益体的威胁时，他们将会不择手段搅乱视听，枉法判决，压服正义威慑民意，邓案结局恐将与我们期待的“正当防卫”相反。这种黑恶已经丧失人伦底线，据媒体引述邓玉娇母亲的话：按辈份邓贵大是邓玉娇的叔伯辈。他竟然将淫手伸向自己的侄女。法律冷漠、执法者包庇他，但按古有的家族自然法也该惩处他。邓玉娇最后恐会遭受权力二次强暴，沦落为无罪的罪人。这将不是每一个满怀正义者期待的结局，却是权力者希望的结果。专制制度本性决定了他们会压服、威慑来自民间的正义反抗，即使法律游戏规则是他们制定的。律师准备好了吗？网民准备好了吗？

一座偏远小镇、一位弱势女子、三个小官员和一件抗暴杀人案，居然集合起所有不同观点和立场的知识群体和民间社会，发出了同一个声音，近年罕见。在于邓玉娇不仅是一个弱小无势的受害者，还是一个能量巨大勇敢无畏的反抗者，她唤醒并打动了我们麻木的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它证明民间蕴藏的正义和良知、对流氓化官员和执法者的痛恨、对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急切期待。邓案无意间再次提供给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生态的机会——官方、民间、志愿者、网民、律师、媒体和知识群体，尽管这种机会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既然在一个偏僻的小镇降临了，那就站在民间立场、拿出民间力量和智慧见证它、支援它，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成长。捍卫权利和正义，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能力。在一个专制社会不可能生长成熟的公民社会，那就用公民权利不断瓦解专制大厦。一些个体给中国妇联打电话发邮件和公开信，妇联“屈从”民意发表声明表明姿态，尽管是不到一百字的空洞短文，但也见证了民间的力量。

“如果邓玉娇被判有罪，那我们都是罪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无力感充斥着每个关注者的心胸，我们不是对自己无信心，而是对政府没有信心、对法制没有信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注定是中国人的宿命，但黑夜终会破晓。也许有一天，我们、我们的后代会被我们今天的悲壮所感动。

不管官权多么强势蛮横，我们依然强烈呼吁：无罪释放邓玉娇！

 

夜色从黄昏里破壳而出

它舒缓悠然，张开了怀抱

像一个美人

地平线上的背影

 

古灯摇曳，行走在水面

夜色来到了小河边

粼粼波光，泛出圣洁

芦苇的绿心情在窗格子间

像藤椅上她迎风飘扬的长发

 

墙壁  油画

让金发美女和油菜花一同盛开

你的眼神  欲言又止

夜色的房子里挂满故乡

大海 木桥，它们在眺望

像一个人去楼空的故事

滴湿谁的心事

叫诵经的人裸体跪拜

 

远山朦胧  村庄散落

母羊在喂奶

夜色是跪着的美

是等待的美

它停在一片竹林上面

也在每一个故事里驻扎

 

像一块大纱巾在城市间飞舞

像一只手镯戴在地球手腕上

夜色经过每一座城市

经过每一个人内心

点滴是美，点滴是醉

夜色该是赶路的羊群

该是一队刚学会走路赤脚的天使

你看啊，夜色像猫或者睡眠一样

从眼前迈过

再次点燃大地和我们心中梦想

  鲍朴和他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

1989年的中国学生运动中，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因所谓”分裂党，支持动乱”等罪名遭罢免，后来一直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5月19日，也就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20周年之际，根据他本人口述录音整理出版的回忆录正式在美国和香港出版。生活在香港的鲍朴是这本书的主要发行人和编译者，而其父亲则是因六四事件遭长期关押的赵紫阳前政治秘书鲍彤。赵紫阳录音回忆录出版发行之际，德国之声记者对鲍朴进行了电话采访。

德国之声： 20年前的今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看望了绝食学生之后就被撤职、软禁，直到逝世。20年后的今天，您主持出版了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您认为现在出这本书的意义何在呢？

鲍朴： 毫无疑问的，这意义就是还原历史。赵先生的回忆填补了历史的一段真空，特别是他的视角、看问题的角度是别人无法比拟的。因此他这份材料是十分独特、珍贵的史料。

德国之声： 赵紫阳从89年学生运动一直处于软禁状态下。他的行动自由、和其他人的接触都受到了非常严格的监控。那么就您所知，这些录音材料是怎么形成的呢？

鲍朴： 据我所了解，开始的时候，他有些老朋友，在他被允许有限地见一些客人的时候，就同他见面了。这些老朋友劝说他为”六。四”写一些材料。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写，但后来逐渐被说服了。因此这些人对这些材料的留存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开始时他的朋友们和他谈话，采取有人做笔记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但真正开始的时候有人建议”还不如录音呢”.开始，赵先生从自己家里到别人家里，朋友们都在场，然后就开始录音。众所周知，赵先生从自己家里去别人家里是很困难的。因此这种方式显然不能持久地继续下去。显然，赵先生认为录音的这种方式非常好，于是他就沿用了这种方式，把这套录音带完成了。

德国之声： 您作为出版发行人，当然是了解这些录音的内容的。但是中国普通民众恐怕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内容。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书的内容吗？还有当时赵紫阳先生的心境如何？

鲍朴： 其内容基本上是讲他在北京的十年，也就是他做总理和总书记的这十年的经历，重点放在了他改革的历程上，因此我们这本书中文版叫作《改革历程》。那么和改革历程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是1989年”六。四”以后他被软禁的经历。他在里边也对此进行了详述。这是其内容。赵先生在这份东西里——我听完之后感觉——显得非常心平气和。我第一印象是，所有都是风起云涌的事件，但赵先生讲的心平气和，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没有任意性的判断。显然他是非常严谨的，因此更增加了这份东西的珍贵性。

德国之声： 您刚才谈到了，他把这些资料留下来做录音是在一些朋友的劝说下开始的。您父亲鲍彤是赵紫阳当总书记时的秘书。那么这些朋友里也包括您父亲鲍彤先生吗？

鲍朴： 这些人里不包括我父亲，因为在当时条件下我父亲同赵紫阳的直接通讯是不可能的。

德国之声： 据报道，这个录音材料是在2000年左右开始录制的。为什么要在9年之后才出这本书呢？

鲍朴： 对我来说，在赵先生去世以前我不知道有这套录音带的存在。赵先生去世以后我逐渐地知道有这东西存在。最后把材料搜集起来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然后再翻译出版，时间是非常紧迫的。

德国之声： 是不是可以认为，赵紫阳先生是有意在他逝世之后才出版这些材料作为他的遗言呢？

鲍朴： 这永远只是一种猜想而已。他没有留下这份东西怎么用的口信或者遗愿，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我认为对我们出版人来说，这份材料的珍贵性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作为原作者的赵先生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把这套录音完成，我们绝对相信他想在历史上有所留存的。

德国之声： 以前在海外也出版过一些关于”六。四”事件和赵紫阳先生的书，比如美国学者黎安友编辑出版的《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名为〈中国六四真相〉），以及赵紫阳的老部下宗风鸣先生出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和这些书相比，您这本书有什么不同呢？

鲍朴： 我认为重大的区别在于，《天安门文件》讲的是那个事件，是一个完整过程，《软禁中的谈话》是赵紫阳私下里和一些友人的谈话，有友人事后做记录。我认为这份东西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由赵先生几年前先精心准备了一份书面材料或者提纲，在经过仔细缜密的思考以后，他再进行录音。我认为最大的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至于这份东西能不能表现赵先生思想的全貌，我想，这份东西是全面的，因为是他本人下了那么多工夫最后完成的。

德国之声： 您刚才强调了这些录音材料的真实性。您是怎么断定它们的真实性的呢？

鲍朴： 首先就来源而言，在没拿到这个东西前，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存在。拿到以后，我可以接触很多曾经在赵身边工作的人，有些人也听到过，没有人说它们是假的，大家都相信它的真实性。还有就是，赵先生本人是公众人物，他的声音已经有所留存，在媒体上有所传播，我相信不难找到。我这次拿出录音片段以后，大家可以去比较。

德国之声： 我们再回来看这本书。这本书要在5月29日正式出版中文版。您认为大陆读者能看到这本书的可能性有多大？

鲍朴： 我相信他们早晚总是能看到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只是早晚的问题。

德国之声： 我们都知道，赵紫阳先生在中国是一个禁忌话题。那么中国官方对这本书的出版有什么反应吗？

鲍朴： 我到现在没有听到什么反应。

德国之声：感谢您接受采访。

说到底，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写书给别人看的人，一种是看别人写的书的人，桑塔格无疑属于前面那个阵营，虽然她有时会产生自己属于后者的错觉。

 

　　《重生：日记与札记，1947-1963》

[美]苏珊·桑塔格著

大卫·里夫编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年12月第一版

要探究批评家是怎么读书的，就好比探究大厨是怎么准备食材的、模特在后台是怎么穿衣的，不是不可以，但那究竟不是人家想要给你看的东西，是好奇心不得体的运用。

我一直想知道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是怎么读书的。不但想知道她写作那些名文时如何利用书籍资料，而且想知道她会不会躺着读书、她爱不爱做摘抄、她有没有反复取法却决不示人的独门秘籍……在桑塔格生前不可能了解得到的事实，在她身后出版的日记里多少留下了一些线索。第一卷《重生：日记与札记，1947-1963》（Reborn： 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47-1963）乃“桑塔格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之写照，生活细节密密匝匝，与书籍相关的内容零零碎碎，散在其中。我把芝麻拣出来，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偏嗜，绝不意味着凭它可以打开哪一座宝藏，这是不必多解释的了。

一、读书要从娃娃抓起

桑塔格是典型的“天才少女”，日记里出现的第一本书是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尽早阅读斯蒂芬·斯彭德翻译的《杜伊诺哀歌》”，时间是1948年9月1日，这一年她十五岁。

少女桑塔格跟《词语》中的男孩保罗·萨特可谓“双璧”，他们读书之早、读书之贪婪，都让人战栗。桑塔格曾在《向哈里伯顿致敬》（收入《重点所在》）一文中说：“我最早读的那些旅行书是理察德·哈里伯顿写的，它们无疑可列入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书籍。1940年，也就是我七岁的时候，我读了他的《奇观录》。”

1957年1月，桑塔格在日记中列了两份《童年札记》的大纲，当中提到不少阅读的经历，其中一份未按时间顺序排列，随想随记，另一份则按时序，不过内容没前者丰富。有一条写着：“读典狱长Lawes的《星星监狱两万年》（Twenty Thousand Years in Sing Sing）、[Charles Wood的]《天语》（Heavenly Discouse）和《悲惨世界》。”后面括号里写着Forest Hills的字样。桑塔格家住在Forest Hills是在她九岁、十岁的时候。《悲惨世界》倒可以算作标准的儿童读物，可《星星监狱两万年》是一本厚厚的记述美国司法状况的书，《天语》则是一本讽刺小品文集，实在很难想象十岁的小女孩会读这样的书。

事实上，在Forest Hills时期，桑塔格还在儿童杂志True Comics上读过白求恩的故事，读过Albert Payson Terhune那些讲牧羊犬的小说、Lynd Ward的木刻小说Gods’ Man，自己买过一本谈瓷器的书，并买过一本卡尔·凡·多伦的《美国革命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作为赠母亲的生日礼物。少年桑塔格的阅读范围，似乎不比小萨特的窄。

到了十五岁，桑塔格的阅读品位渐趋成熟。那则1948年9月1日的日记除了叮嘱自己去读《杜伊诺哀歌》，还写着“再次沉浸到对纪德的阅读中——他写得何等明晰精确！说真的，还是他这个人无与伦比，相较之下，他的小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而《魔山》是那种让人读上一辈子的书”。她说“《魔山》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书”，如果单论情感的冲击力，“我会选《约翰·克里斯朵夫》”。那一日的日记里摘抄了贝洛克的名句：“当我死去，我希望有人说：他的罪殷红，可他的书被读过。”

其实，关于青春期之前的阅读，我一向有个“理论”，就是读什么都不要紧，读什么也都无所谓，只要达到一定的量就是。小萨特读了好些凡尔纳，少女桑塔格把有名的小说全撸过一遍，这些说到底也都与他们后来的成就无关，像小孩子嘴里出来的一些趣话，逗是挺逗，但没意义。

二、保持速度

桑塔格在谈到卡内蒂时讲过：“对于早熟的孩子来说，思考就是一种速度。”（《作为激情的思想》，收入《在土星的标志下》）假如我的观点不错，量是关键性的因素，那么在短时间内消化大量阅读内容，就涉及速度的问题。

读书界一直为一种“慢读主义”的保守势力支配着。“慢读”，我当然也赞成并奉行着，读《精神现象学》时，我很少快得起来。然而，在我看来，以何种速度读，这件事不应该由读书人自行决定，因为它已由书本身的性质天然地决定了。《精神现象学》不能快读，可《辩证理性批判》就得以较之《精神现象学》更快的速度读，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关于读书速度，日本社会学家清水几太郎在《如何读书》一书中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认为读书就是要顺着“观念的急流”而下，“读书有点像吃荞麦面。荞麦面这玩意儿，就是要不辨其味地呼哧呼哧吞下去。如果不一气吃下去，那可就太傻了”。

桑塔格青少年时代读的那些小说，《魔山》也好，《卡拉玛佐夫兄弟》也好，《伪币制造者》也好……再好的小说，也不过是荞麦面，完全不必以非常慢的速度读，我是这么认为的。

说起来，桑塔格的读书速度也不算特别快，也许只是比一般人快而已。日记中有这样的例子：1948年9月10日，“我在半夜两点半读完了这本书（指纪德《日记》第二卷——引者按），就在我得到它的同一天”；1949年3月1日，“我今天买了一本《旋律的配合》（Point Counter Point），一气读了六个小时，读完了它”。按今天的版本，纪德《日记》第二卷有496页，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旋律的配合》有612页。我猜我们十四五岁的时候也未必不能在六个小时内读完六百页的小说，问题往往在于，我们缺乏那种连续六个小时读一本严肃小说的热情；套用萨特的话说，我们没有那份“向人类的智慧发起猛烈攻击”的冲动。

三、看了又看

在欧美学术界有一种“阅读虚荣”，总结起来，就是“你不能读（read）一本书，你只能重读（re-read）一本书”。言下之意，某本书你早就应该读过了，假若你没读过，就是不够格了。桑塔格小时候啃文学名著，倒是预防了这一问题；依西方评论家的标准衡量，桑塔格也就是在古典学上吃一点亏，别的方面可说是无愧色。

事实上，桑塔格的确经常“重读一本书”，在日记中，这类记载非常多。比如，1949年8月17日，“重读（亨利·詹姆斯）的《丛林野售》。绝对是令人战栗的体验。小说带来的那种沉重的压抑感挥之不去”。1949年10月21日，重读纪德的《背德者》。1950年1月9日，重读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1950年9月11日，重读《美丽新世界》。1950年11月17日，重读毛姆的《自传》。1957年1月6日，重读纪德的《忒修斯》。1960年1月13日，重读《安娜·卡列尼娜》。1960年12月20日，重读康拉德的《在西方注视下》和亨利·德·蒙泰朗的小说。

如果说阅读真有什么不二法门的话，我想，那就是重读了。连钱锺书先生那样有复印机式的记忆的人也每每重读，中等才智的就无须说了罢。

四、读了不是为了秀给人看

桑塔格《单一性》（收入《重点所在》）一文有一个给我留下了极深刻印象的开头：“您最喜欢的作家是谁？许多年前一位采访者这样问我。——只说一个？——对。——那就很容易回答了。莎士比亚，当然了。——啊，我万万想不到你会说莎士比亚！——老天，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

这一来一往的问答，让我既感动又佩服，感动于桑塔格的诚恳，也佩服她的定力。桑塔格接着写道：“有许多东西我没有纳入自己的小说和文章，其中有不少是我真心喜欢的。我没写它们，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之并没有多少真知灼见（我从未觉得关于莎士比亚自己有什么话非说不可），或者因为我尚未获得足够的内心自由来谈论它们。”

读一本书，不是为了写它、引用它，也不是为了在人前显露我其实读过它，这对一个批评家而言，是需要一点定力的。记得钱穆曾教导学生“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见严耕望《从师问学六十年》一文，收入《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这份自然洒落的态度其实是没有几个职业学者、职业批评家当真做得到的。桑塔格日记里记录过的书，许多都没有再出现在她笔下，这虽是读书人的本分，但同时也是了不起的。

当然，桑塔格年轻时读过的书中也有一些是渗入其思想深处，有时会自然地反映出来的。比如她那时特别欣赏的《魔山》，对其情节的探讨就出现在后来的《论摄影》（黄灿然译本第162页）中，而将近二十年后，在《论被翻译》（收入《重点所在》）一文里，桑塔格又谈了《魔山》重译本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读书人一以贯之的东西。

2000年的文章《作为阅读的写作》（收入《重点所在》）里有一节道：“想象肥胖、虚弱的亨利·詹姆斯在兰姆大宅一个房间里来回踱步，向秘书口述《金碗》。且不说我们很难想象詹姆斯的晚期散文如何全部通过口授，更别说那部大约在1900年出厂的雷明顿打字机的噪音，难道我们不应假设詹姆斯重读打印稿并作大量改动吗？”此次读《重生》，我发现了这部雷明顿打字机的踪迹。1956年11月16日的日记记载了桑塔格阅读提奥多拉·鲍桑葵（亨利·詹姆斯的女打字员）回忆录之后的感想，其中讲道：“利昂·艾德尔谓，在詹姆斯的中期文风与晚期文风之间有一断裂，而它恰恰发生在詹姆斯不再向之前那个会速记的秘书口授，而改向B小姐口授、由她打字的那个时候。雷明顿打字机的节奏是他唯一能忍受的打字声，在他的病床上，在他临终时，他还叫人去拿他那部雷明顿。她为他打字。詹姆斯是在他的打字机的噼啪声中过世的。”四十四年之后，桑塔格在文章里用上了自己二十三岁时读过的一本书中的内容。这就是一个读书人一以贯之的东西。

五、分清职业阅读与非职业阅读

1949年5月26日，十六岁的桑塔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书，这一天她突然审视自己的生活，惊恐地发现自己差点就滑进学术生活的泥沼里去了。她揣想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轨迹：在英文系保持好成绩，接着念个硕士，当上助教，找些没人在意的冷门题目写几篇论文，然后“在六十岁时成为丑陋的、受人尊敬的全职教授”。她大叫“耶稣基督”，决不想过这种日子。

为何会有这番省察呢？原来，她当天在图书馆里浏览英文系的论文，看到了诸如《伏尔泰作品中“你”（Tu）和“您”（Vous）的用法》、《费尼莫尔·库珀的社会批评》、《布莱特·哈特在加州报刊上的作品总目（1859-1891）》之类的无聊题目，对学院生涯丧失信心。

事实上，桑塔格在学院里还是呆了一段时间的，在哈佛当过助教，后来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1960年春季学期，她要协助雅各布·陶贝斯（Jacob Taubes）上宗教社会学的课，在她的日记里列了不少准备买的学术著作，不知其中有多少最终购买并阅读了。书单里有卡尔·巴特的《教会教义学》、马克斯·韦伯的《古代犹太教》、朔勒姆的《犹太神秘主义》、W. W. 福勒的《罗马人的宗教经验》、A. D. 怀特的《科学与基督教神学冲突史》等，也有一些跟宗教没有密切关系的书，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社会的性与压抑》、M. 墨雷的《西欧的女巫崇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桑塔格人生中的“哲学期”，她在哲学上最用功大约即在此时，日记里萨特、黑格尔、康德的名字四处散落。

可是，桑塔格知道自己不喜欢干这个，也不适合干这个，1960年2月29日的日记里数说自己教书不称职的种种不是。应该承认，她最终逃离学院生活，是明智之举。对她而言，教书要用的书属于职业阅读，自己想看的书属于非职业阅读，我认为，她在这方面是好恶分明的——她最爱读的始终是文艺作品或文学评论，而不是哲学和宗教。

六、列书单与逛书店

《重生》的副题起得很对，桑塔格的日记和札记很难区别，有时她干脆拿日记本当备忘录来用，上面登记的许多书名，你常常搞不清楚是表示读过了还是想要读的、已买的还是未买的。

桑塔格列的书单有的很长，上面举的那份宗教类书单就有二十一本。多数情况下，书单里的是她准备找来读的书，如1961年夏天一份书单列了十一本书，法文的占了七本，包括米歇尔·莱里斯的《人的时代》（《反对阐释》里有篇文章是谈莱里斯的）、乔治·巴塔耶的《色情史》、让·瓦尔的《哲学的防卫与扩大》、胡塞尔的著作集与遗作集、罗杰·卡瓦约的《诗艺》以及《仰赖诗人们：克洛岱尔》，英文的分别是罗伯特·米歇尔斯的《性伦理》、托伦斯的《加尔文的人的观念》、哈纳克的《基督教的传播》、布鲁克斯·亚当斯的《社会革命的理论》。这份书单上只有莱里斯那本勾去了，编者推测桑塔格后来买了此书。尽管其他十本可能并没读，但多少可借此看出当时桑塔格的阅读趣味。

书单偶尔会注上书店地址，应该是她读了书店寄来的书目或杂志上的广告后随手记下的。比如，291页的书单上有巴黎两家书店的名字，一家是La Hune（我去过这家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有名书店），另一家是Librairie Plon.不过，在紧接着的一页，1961年9月19日的日记中，桑塔格又说：“奇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昨天想看一份图书目录，可是怎么都看不下去，最后扔掉了。我开始能分别好坏良莠了！”事实上，桑塔格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爱买书的人，尽管跟真正的藏书者比起来，她还不入流。

桑塔格喜欢逛书店，她的文章里提到书店的地方也相当多，比如《论摄影》里说：“对我来说，这种启示发生在1945年7月我在圣莫尼卡一家书店偶然看到的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照片。”彼时，她十二岁。再如收入《同时》一书的《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里说：“大约十年前，我在伦敦查令十字路一家书店门外摆着的残破的旧平装书堆里翻寻时，曾碰到一本《巴登-巴登的夏日》。”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日记里关于书店的内容也不少，如《童年札记》里有一条记着她在洛杉矶一家叫匹克威克的旧书店买了一本旧的《文明及其不满》，后来她在同一家书店因为偷《浮士德博士》被逮住了。这大概是她十三四岁时的事情。1960年春天的日记里则记着牛津的Blackwell书店新书打七五折的信息。最具象征意味的，也许是1957年9月17日，在英国游学的桑塔格进了伦敦最大、最知名的Foyles书店（我也去过），在哲学区耗了一个钟头，最后一无所获，空手离开了。说到底，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写书给别人看的人，一种是看别人写的书的人，桑塔格无疑属于前面那个阵营，虽然她有时会产生自己属于后者的错觉。

在美国，许多学校坚持人文教育的理念，不愿接受市场化教育和商业化排行的摆布

5月16日，美国第一夫人米希尔·奥巴马到加州大学墨赛德（Merced）分校作毕业典礼讲话。该校2005年建立，名不见经传，在大学排行榜上是排不上号的。该校位于加州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当地的失业率高达20%，约有1/3的学生在校一年后就转往其他学校。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学校，给那些有志向的学生提供了一般学校没有的机会。学生们开展了各种与当地社会需要相联系的活动。今年该校的首届毕业生有500名，而参加毕业典礼的有12000名。第一夫人接受当毕业典礼贵宾的联名要求，并不令人意外。

凡是信誉良好、有生气的大学，无不是先自我肯定，然后赢得外界肯定的。美国有不同种类的大学，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和价值取向，很难把它们套到同一个模式中去。高中毕业生选择大学，会到自己感兴趣的好几所大学去作“校园访问”，很少有学生是只按大学排行榜择校的。

大学排行榜所起的只是简化择校信息的作用，以帮助学生和家长在同类学校中作一个快速、简单的比较。美国有许多种不同的大学排行榜，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下简称《报道》）杂志每年发布的排行榜。这个排行榜1984年首次发布，其依据主要是两个部分：一、各大学或学院自己提供的具体资料数据；二、来自校外教授或行政人员的“声誉”调查。

第一部分的数据项目包括：6年内毕业率（越高越好）和1年后转学率（越低越好）、录取新生的要求（标准考试的分数线，学生在高中时的优等生比例，申请学生的录取比例）、教学条件（班级大小、教师的学历、师生人数比例、全职教师比例）、用于每个学生的支出、预计和实际学生毕业比例（越接近越好）、校友捐赠。第二部分是大学同行评审调查，对象是校长、教务长、招生部门主管等等。

《报道》排行榜所使用的资料并不全部对民众公开，它所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尤其是“同行评审”的精确性和客观性，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2007年6月19日，在包括一百多所人文学院（liberalartscollege）的安纳波里斯组织（AnnapolisGroup）年度会议上，与会的80名校长中的大多数宣布，不再参加由《报道》举行的学院类别评比活动。这次批评和抵制排名的集体行动被称作为“2007运动”。

而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大学对排行榜单独采取了批评和抵制行动。1995年，里德学院拒绝参加评估调查，并表明“尽管里德学院一直排在人文学院的前10名，但对《报道》的排行方法和效用一直强烈质疑，尤其是《华尔街日报》1994年揭露有大学杜撰数据以提高排名后，决定加以抵制”。

斯坦福大学学生于1996年声援并支持里德学院，组织了“不理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联合会”。不久其他一些大学的学生也纷纷加入。他们认为“大学评估涉及许多复杂因素和变数，不应以一个数字来简单化”。联合会要求大学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教育而不是排行数字上”。1996年9月23日，当时的斯坦福校长GerhardGasper致信《报道》编辑：“作为一个排名领先的大学的校长，我想我有资格对你说，这个排名的许多部分，尤其是它华而不实的形式和虚假的精确度，完全起了误导的作用。”1997年，斯坦福大学决定，只提交大学评估的客观资料，但不参与主观性的“声誉表决”。

小学院也有自己的尊严和自信。圣约翰学院自1937年以来，就坚持以“伟大著作”课程作为学生人文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在此任教。2005年，圣约翰宣布不再参加任何大学排名调查，但《报道》排名还是包括了圣约翰，并将它列入“第三类”学校。圣约翰校长C.B.Nelson评论道：“在过去这些年，圣约翰的排名有时三类，有时二类，有时一类，有时是前25名。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变。……我们宁愿走自己的路，让学院自己来证明，而不是跟着外界变来变去的分析随风转舵。”

美国有许多像圣约翰这样的小型学院，它们坚持人文教育的理念，不愿接受市场化教育和商业化排行的摆布。它们的办学宗旨不是多多发表论文，也不是造就未来的名人，而是从事一种体现“公民生活过程”的现在进行时教育。一所学校排名在另一所学校后面，并不能说明在风气、学习环境、公民人格培养等方面，它就不如另一所学校。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