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采用“网络民主”（e-Democracy）方式，通过互联网投票选出时代周刊“2009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的网络选举，历经将近两个月时间，于4月27日最终闭幕。《时代周刊》于星期一发表文章《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是……》（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Person Is ……）宣告了选举活动的终结和本年度荣膺“时代百人”的获胜者，以刘晓波为首的303个《零八宪章》签名人群体，荣膺“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之一。
 
根据《时代周刊》网站所揭示的投票数据结果，《零八宪章》签名人总共获得557671投票，排名为第77位，比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排名第78位）高了一个位次，顺利挤入“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时代周刊编辑和专家所选取的泛中国概念其他候选人胡锦涛、达赖喇嘛和马英九，分别名列“时代百人”的第16、61和67名，同列“2009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
 
时代周刊在文章《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是……》（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Person Is ……）中，就本年度获得投票总数第一名、投票总数颇受争议的Moot（世界第二大论坛网站4chan.org的创办人，21岁的大学生），报道了Moot本人否认任何追随者协商好的影响投票的计划，但时代周刊网站的技术团队的确侦测到了对网站投票的黑客攻击，并扑灭了此项黑客攻击（Moot denies knowing about any concerted plan by his followers to influence the poll, though TIME.com’s technical team did detect and extinguish several attempts to hack the vote）。
 
尽管时代的这篇文章没有进一步指明试图劫持投票的到底是何方神圣，但却昭告了网络民主投票遭到黑客劫持的事实，而这正印证了我在《胡锦涛暗战“零八宪章”》文章中所指责的，中国官方利用金盾工程、甚至黑客，压制《零八宪章》签名人群体的投票，同时为胡锦涛进行虚假投票的事实。
 
作为这场网络民主投票的观察者，近两个月来，我时常追踪、浏览《时代周刊》网站的投票情况。在网络媒体4月12日刊发新闻《时代百人投票，胡锦涛不敌马英九、达赖》后48小时之内，胡锦涛的排名和投票总数从第110名、45万投票，跃进到14日的第16名、70万投票，名次提升幅度94个名次，两天投票总数暴涨了25万，日投票量达到了12.5万，比之前3周总计45万投票总量、日投票量2.25万，整整放大了5倍还多。
 
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巨量变化，导致《时代周刊》网络技术团队在4月14日之后，对所有投票网页增加了“验证码”程序，以防止黑客使用软件进行大批量投票，影响网络投票的真实和信用。此后，胡锦涛的名次稳定在前20名之内，投票总量，则从4月14日的70稳步增长到投票结束期4月26或27日的92万，其每日投票量（1.8万/日），与4月12日之前3周的2.25万/日，尽管有所降低，但相差幅度并不大。
 
因此我认为，有90%可能，中国官方采取了两个手段，来影响“时代百人”的网络投票：
 
1、利用“金盾工程”封杀时代周刊网络上的《零八宪章》签名人投票网页，限制《零八宪章》的国内支持者投票支持；同时放开胡锦涛的投票网页，允许并发动国内特定人员或爱国愤青，投票支持胡锦涛。
 
2、出动黑客/红客，利用软件，在时代周刊的网络上，进行虚假投票，推高胡锦涛的投票总量和名次。我认为这正是发生在4月12日至14日之间，胡锦涛在“时代百人”排名中出现暴涨的幕后真相。当然我也相信，在观察网站发表《胡锦涛暗战“零八宪章”》文章后，尤其是被《时代周刊》网络技术团队发现并增加“验证码”程序之后，中国官方有所忌惮，深恐胡锦涛名誉受损，而不得不停止了黑客手段。
 
在中国金盾工程网络封锁的艰难处境下，《零八宪章》签名人群体的投票量，从4月14日的46万，仍然持续增长到投票截止的55万，排名第77位，并最终入选“时代百人”，表明了《零八宪章》确实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真心欢迎和支持；毋庸置疑，这种被压制之下仍然迸发出来的强大民意，代表了中国人的民心所向。而这，正是本次《零八宪章》签名人群体经受网络民主投票的洗礼，而最终成为“2009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的历史意义。
 
而中国官方，在本次网络投票中的卑鄙技俩，一旦有一天，被《时代周刊》技术团队或者黑客本人揭穿的话，胡锦涛2009年排名第16位的“时代百人”称号，将不再是一个荣耀，而是一场耻辱了，连带他之前赢得的4次“时代百人”称号，都将永远遭人怀疑、令人鄙视。

5月1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评论《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压制公民权利比实名制更堪忧。

该报社论认为：网络世界对管制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这从网民对杭州一项新规的激烈反应可见一斑。这部地方法规是《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从昨天起正式生效，成为当地公安部门监管网络的依据之一。网民以直接的说法概括这个条例，那就是从今以后，发帖和写博要登记身份证，也就是实行始终受到网民下意识排斥的所谓网络实名制。

如果细读全文可以感觉到，杭州的条例突出了自上而下的约束思路，其中涉及实名的内容并不多，绝大部分篇幅被用来规定网络运营商的行为准则，例如明确要求保存用户登录和使用网络的历史记录，对特定的新闻信息要主动举报和删除处理，被认定违例的运营商将受到包括高额罚款、停机整顿在内的查处。也就是说，实名制隐藏于对运营商强化管束的后果之中。

由于网络世界能够跨越行政区划的界限，杭州实施的新办法——即使是实名制也可以被互联网技术抵消掉许多效力。不过，考虑到规矩森严，无法匿名发言，杭州本地论坛自由讨论的氛围定会受到影响。问题是，仅仅立足杭州，甚至仅仅围绕实名制来讨论实名制没有太大意义。民众对网络实名制抱有复杂的感情，只有将它放在权利的实际境况中才能看得更清楚。

对网络管理机构来说，网民是否实名并非要紧的事情，因为这对其根本构不成障碍。即便使用假名，或者在看似混乱的网吧上网发帖，只要管理者愿意，甄别身份其实极其容易。河南灵宝的网警跨省追捕远在上海的网民，搜索的成本很低，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至少证明，对公安机关以及其他具有监管权力的机构而言，实名制不是真问题，这构不成对他们的困扰。

既然对管理机关无足轻重，实名制为什么又那么能牵动民众的情绪？当年的博客实名制曾招致大部分网民的反对，最后这个动议不了了之。民众坚决倾向于非实名制，其心情既紧张又急迫，好似紧紧把持一个其实并不坚韧的盾牌。网民绝非不知道管制技术的厉害，却始终珍视匿名评论以及相应的表达权，把实名制看成坏东西，担心它会夺走本来就不牢固的网络掩体。

进一步说，网络世界对民众的意义重大。他们不仅借此娱乐，也借此相对自由地表达。他们在这里找到想要的东西，表达对社会时政的态度。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某种出口，也寄托着源自现实世界的希望。温州官员购买安置房曝光、公款出国游黑幕、躲猫猫事件大白天下……诸多遏制贪腐的新模式显示，网民可以改变某些不堪的事实。由此，他们与宪法赋予的权利靠得更近。

赞成实名制的人会以韩国为论据，却有意无意地忽略韩国将尊重权利作为监管前提的做法。网民对实名制耿耿于怀，并非天然地想成为隐形人，更非存心要做麻烦制造者。事实上，实名网帖和博客比比皆是，其中有许多博主赢得了很高声誉。只是跟帖往往遇到很多挫折，要么发不出去，要么只放行特定的观点。这样，网络监管就有可能偏废普遍权利。

网民不是虚幻的人，网民的权利同样是实在的，一旦失去同样是对民众的打击。因此，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的同构性。它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应当在立法过程中受到更谨慎的对待，并在执法程序上获得应有的尊重。与此相比，单纯地争论实名制其实并未抓住问题的关键。当然，在审视权利实况后产生的隐忧，更应成为推动网络世界进步的动力。

  20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王丹

4月27号，一批当年89民运的参与者在纽约中华公所举行记者会，发布了今年纪念89中国民运20周年的活动安排。其中包括倡议民众在六月四日这一天身着白色衬衣，以悼念当年事件中的死难者，并抗议当局20年前出动军队坦克镇压平民。主持本次记者招待会的是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因六四事件，王丹曾遭到通缉和关押，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遣送出境，目前生活在美国。

德国之声：首先请您谈一下4月27号的新闻发布会，你们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王丹：新闻发布会主要是强调四点，等于是对外做四点宣示，”示”就是指示的”示”.第一个，我们从今天开始呼吁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参加到这个悼念活动中来，表示对”六四”死难者的追思。第二个，也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呼吁，我们发起一个叫”白衣行动”的计划，呼吁中国人在6月4号这一天穿白色的衣服来表达到悼念。第三点，我们建议4月27号定为中国的民主节，以后每年都能够来记住历史上这个时刻。最后一个，我们对外发布了一个《六四白皮书》，主要是由当事人集体撰写的。

德国之声：你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遭到通缉，又坐过监狱，那么作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当事人，在六四即将满20周年之际，您的心情怎么样呢？

王丹：心情是比较复杂的。

德国之声：比如说有一些当时的学生领袖像乌尔凯西，他当时是非常乐观的，他说最多不用3年我们就会笑着回大陆，可是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

王丹：这当然是很遗憾了！是啊，已经20年了，”六四”还没有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没有被平反，只能说很遗憾！但这就是现实，我想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就是要能够面对现实，还能够坚持。一方面当然很遗憾，一方面对这种遗憾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

德国之声：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居然20年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至少还没有得到官方的公正评价，主要原因在哪儿呢？

王丹：中国的很多事情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其实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像”二二八”其实也是过了40年才得到平反的。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尤其包括近20年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转移了注意力啊，包括中共一党专政的方式还是集中了国家暴力啊，等等。中国本来民主化的路，我预期也就会走一个比较曲折、相对漫长的过程。

德国之声：刚才你谈到了经济发展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的问题，那么你怎么看这些年经济的发展呢？因为我和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学生交谈的时候，他们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认为正是因为20年前政府用强制的手段平息了那场所谓的”动乱”所以才有了后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你怎么看？

王丹：我觉得年轻人对于”六四”这件事情，他们完全不了解真相，这20年政府不允许有任何关于”六四”的讨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如果当局”六四”不镇压学生的话，现在的经济发展一定更快。当年经济改革的指挥者赵紫阳这些人比今天的这些领导人更具有市场改革的特点，所以经济增长一定会更快。同时，如果政府那时候接受了学生反腐败的主张，那么今天出现的不公正现象、腐败现象也会大大的减少。所以，如果”六四”不被镇压，今天中国会有一个速度更快、而且更健康的经济发展。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六四”事件是禁忌话题，他们是根本只字不提的。但是在民间我们还是听到很多种声音，比如说最近戴晴女士提出来要依照南非和解委员会的模式来实现对”六四”的和解，您怎么看这些建议呢？

王丹：公开讲，我觉得这种建议很可笑。第一，和解是双方的事情，政府那边没有任何和解的意愿。现在每一次官方公开的发言，都说当年杀人就是对的。双方的事情，如果对方没有意愿，自己单方面的那叫一厢情愿。另外一方面，好，就算单方面和解，也没有可行性具体要怎么样和解，我也没有见到戴晴女士提出来，那怎么就教和解了呢？如果一个想法只能嘴上说一说的话，我看不到具体的内容。

德国之声：说到评价”六四”的问题，十几年前邓小平还在世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是当时下令开枪的这些人还健在，重新评价”六四”基本上就没有可能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胡、温政府多数人的领导人都是和”六四”没有直接瓜葛的，温家宝当时在”六四”事件中也是扮演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角色。那你觉得在胡、温政府任职期间重新评价”六四”有没有可能性？

王丹：不可能。对平反”六四”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于台上的这些领导人是不是参与过”六四”.到习近平那一代我也看不到多大的希望，他们更没有参与过镇压。我觉得阻力不在于说那个领导人有没有跟”六四”的关系，而在于说中共统治集团愿意不愿意推行政治改革，愿意不愿意在中国搞民主化。如果愿意，他当然就会先给”六四”平反。如果不愿意，千秋万代他也不会给平反。

德国之声：那么你对”六四”平反的前景你还抱希望吗？

王丹：我不仅抱希望，而且还是相对乐观的。社会也总是要往前发展和进步的。”六四”20年了，其实我相信，除去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知道以外，基本上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没有忘记这件事。那么政府自己更是没有忘记这件事，它永远还是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中国以后往前走，当遇到了一定的挑战的时候，这个问题还是会被提出来的，所以六四问题没有被解决，那么他以后也还是会被解决的。

德国之声：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年前的”六四”，我最近读到一些东西，其中也有人指责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最后为什么会以暴力流血的场面收场，是因为包括您在内的学生领袖当时不懂政治，他们太激进，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呢？

王丹：”六四”出现流血收场不去谴责杀人的一方，却去谴责被杀的一方。这本来已经混淆了最基本的伦理，这种说法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事物的伦理，本来是不值一驳得。就算是来驳斥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六四”几千大学生当时绝食7天，无非就是要求两个，一个就是要求与政府对话，另一个就是要求修改4.26社论。没有任何人可以昧着良心说这两个要求是多么激进的要求。我们又没有要求改变政府，也没有要求谁谁被送到法庭去。只是要求跟政府对话，只是要求政府修改社论。用生命为代价来争取这样两条温和的请求，政府还要用坦克来镇压，到底是谁逼谁道理岂不是很清楚吗？！这样清楚的事实不去看，反倒去谴责被杀的人！

德国之声：那么你们在纽约搞了这次新闻发布会，有哪些活动，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有没有渠道来发起这样的活动？

王丹：我相信我们会尽所有的渠道，当然也要借助媒体的渠道来告诉国人。希望大家能够用白衣行动，用穿白衣服的方式来表示。以我的联系范围来看会有很多人来响应的，至少我已经听到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有很多人，我指的是生活在国内的人，都跟我表示说他们那一天会穿上白衣服。有人说他会让他四岁的儿子也穿上白衣服。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那天也穿上白衣服，这对政府也是一种宣告。

德国之声：我不知道您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些年轻人？20年前，青年学生为了反”贪污腐败，打倒官倒”可以上街游行，而现在贪污腐败的问题有增无减，青年一代似乎并不关注，难道理想主义正在消失吗？

王丹：我没有对年轻一代有那么大的失望，当然首先责任也不在于他们，就是这样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第二点来说，其实也许我们从主流上看大家会有不够理想化及理想主义这种失望。可是确实也有少部分人还是能够头脑很清楚，能够发出独立的声音。包括像非政府组织，有很多年轻人也在做，包括网络上的一些年轻人发表的言论，我觉得也是非常欣赏的。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少数人还能坚持理想的话，这个时代就不是那么令人失望的。

从网上读到北京作家章诒和揭露老画家黄苗子文革时“告密”，导致他的诗人朋友聂绀弩被政治迫害的文章，随后也读到对章文的质疑声音，更有支持叫好的文章。对于黄苗子到底是不是告密者，毕竟读到的资料有限，还难以定论。但对以李锐和于浩成为代表的一些人，强调不要纠缠历史旧账的观点，我认为很值得讨论。

曾给毛泽东做过秘书，后来追求民主，被认为是“党内民主派”的李锐强调，不要纠缠过去，要算历史大账；说如果打小报告这种“小账”算起来，“冤冤相报何时了！”另一位前中共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滞留美国多年后又返回北京的于浩成还为此写了专文，也强调“不必要纠缠过去是非”，说在恐怖时代的告密远非个人善恶问题，“是制度逼人为鬼”。

政治告密当然首先是专制制度导致的恶，但却绝对和个人的善恶有关。因为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告密，还是有很多没泯灭最基本做人道德底线的人，或者说不那么“恶”的人。在中国那种政治环境下，谁都知道，告密会给被告者带来政治后果；同时也清楚，告密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政治好处。这是对告密行为必须追究个是非的关键。

对于告密曾很普遍，现在仍存在的国度，如果人们不是群起谴责这种缺德、害人的行为，不强调是非、善恶等基本人类道德准则，还主张“不要纠缠过去”等等，这几乎等于是默许告密；更是对成千上万因被告密，个人的青春、前途、甚至自由和生命都被剥夺的受害者的亵渎。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没有经过反右，文革时也才小学六年级，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没有聂绀弩那种因被政治告密而几乎致死的体验。但仅从毛死后第二年中国恢复高考后考入黑龙江大学，到1988年离开中国（抵美），这短短的十年期间，我就曾四次被人告密。这还是在政治环境远不像反右、文革时那么严酷的年代。

第一次是在考入黑大中文系之后，那时邓小平刚复出。暑假时，牡丹江市林业局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刘树德邀请我到他那游览（当时我热衷写诗，牡丹江有个镜泊湖，风景优美）。中午我住进林业局的招待所，房间有两张床，另一张已有人住，他正脸朝墙睡午觉。当时我热衷政治话题，朋友相见，胡“侃”了一顿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第二天，刘树德来找我，有点紧张地说，“出事了，咱们昨天的谈话，被那个房客向保卫科检举了。”原来那个人是假睡，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刘树德说，他被保卫科叫去，交代、解释了老半天。后因他是党员，又是宣传干事，而且他家是林业局老户，和领导的关系还不错，最后总算疏通、摆平了这件事，躲过一劫。否则，我可能会被那个保卫科扣留，或把材料转到我们学校，麻烦就大了。

那个房客也是外地来的，他跟我既不相识，更无怨仇，为什么告密？是革命警惕性太高，还是因为我和朋友高谈阔论，影响了他睡觉，就“报复”一下？反正中国是“八分钱查半年”（只要寄封八分邮票的检举信，就会被查半年，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不管这个房客什么动机，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清楚地知道，这会让我们遭罪或倒霉。在没有任何人逼迫的情况下，他这种行为难道不是个人善恶的问题吗？

第二次也是大学期间。有次从北京回哈尔滨，路过长春时停了一晚。当时全国各种文学社团兴起，我在黑大主持“大路社”，徐敬亚在吉大主持“赤子心”诗社。大家互通信息，一派踌躇满志。当时写诗和政治气氛是有密切关系的，又正值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期间，大家都对《今天》呵《探索》等很感兴趣。我们东北是偏远地区，大家都想听听北京的消息。而我那次去北京，除了和《今天》那帮诗人见面，还去了民主墙主角之一的徐文立家，以及《探索》编辑路林家，拿到一些该刊，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自我辩护词等。于是当晚就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跟大家聊了起来。

当时来了很多同学，有刘晓波、徐敬亚、吕贵品等，大家围在一起，听我讲北京的“新闻”，谈话间也穿插一些被认为是政治激进的评论。一个大晚上，非常兴奋，大家聊啊，侃啊，简直欲罢不能。今天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那些年轻的面庞，那些对未来的渴望，那些飞翔的梦想，尤其是那份热烈的青春激情，实令人难忘。几年前，刘晓波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谈到我在他们宿舍谈政治的那个晚上，还记得当时的热烈气氛。

但就这样一场年轻人的天马行空式的漫谈，立刻就被告密。我回到黑大不久，系领导就来找谈话，让我交代在吉大学生宿舍都说了些什么。我当时很纳闷，他们怎会知道我去了吉大，还知道我说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发现被人跟踪。好在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教授（周扬长子）是我们“大路社”的顾问，他思想开放，非常支持爱护我们。经了解才知道是吉大中文系宿舍有同学向吉大党委打了“小报告”，然后由吉林方面转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再转到黑大。后来跟吉大的同学见面时，他们分析，这事很可能是他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刘某干的，因为那家伙一向很左（当然这只是推测）。

但不管是谁，有人告密是确定的。在被要求“交代”谈话内容时，我根本无法记得自己都“侃”了些什么，一晚上说了太多的话，怎么知道该“交代”哪句？于是就被认为态度不好，抗衡领导。后来还是由于周老师的斡旋，加上他根据报告上的内容，暗示我，“你是不是说过这个”“是不是说过那个”，“是”“没错”。这才算“坦白交代”了。我虽然当时没被处分，但大学毕业被留校反省时，这事还是罪状之一。

第三次被告密，发生在1982年初大学毕业之际。当时学生是八个人住一个宿舍，我在门口下铺，斜对角上铺是从桦南县农村来的张少军。当时的大学生，到了晚上睡觉前，总是七嘴八舌地议论时政。我常常口无遮拦，发表一些比较出格的言论。张少军很少插话，平常他也比较蔫。到了大学毕业时，他有点神色不定，因为听说可能要被分回老家桦南。

可是我“救”了他，使他分到了北京香山的国家安全部门。因为他躲在被窝里，偷偷地记录了我在宿舍里的政治言论，写成了一本子，毕业时交到了校党委。结果他被学校认为觉悟高、思想红，北京安全机构只有一个名额，就给了他。

同学们都毕业走了，我却被留校审查。当时的黑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夏毅文很左，人也不是那么精明。有一次他跟我拍桌子，说我不交代后果会怎样怎样。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宿舍讲什么？你是瞎编的，来讹诈我。他竟脱口而出，你们宿舍的张少军同学都记下来了，这里有一本子你的错误言论！你再不交代就晚了！

本来大学毕业时，我通过写诗和诗歌理论，有了点小成绩（还入了官方作协），加上诗歌界朋友、编辑的引荐，好不容易得到北京《诗刊》一个名额，指名要我。那年头，能进入全国一类刊物，实在可谓命运转变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却因被告密（当然还有主持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路社”的原因）而葬送了。

我被视为“坏学生”要被分到边疆小镇黑河。后来由于副校长鲁刚曾是右派，有过被整经历，对我比较同情；中文系还有五位教授联名，请求把我留校。最后系主任尚鹤祥想出一个折衷办法，既不分北京，也不发配黑河，留在了哈尔滨一家宣传计划生育的健康小报。否则真的分到黑河，如果中国不发生变化，继续毛时代的情形，那么我人生的这一个巨大反差（从首都到边陲小镇，从国家级刊物到末等小报）就可能影响我一辈子。大家不要忘记，当年的时空环境对人命运的影响有多大。

我这上述三次被告密，都是告密者在毫无政治压迫的情况下，主动去做的。这里难道没有人心之恶？可以一笔都算在制度上吗？

第四次被告密，是我在广东的《深圳青年报》时。我在黑龙江那个小报困了两年之后，毛遂自荐调到了《深圳青年报》。这张报纸因发表了很多出格的文章，像王若望的“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方励之的“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刘晓波一炮打响的演讲“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等，最后以“劝邓小平退休”为爆发点，被关闭。（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报纸还不敢探讨这些问题，这到底是我们青年报的悲哀，还是中国的悲哀？！）

当时中宣部派来一个姓关的处长，带着工作组接管了报社。在审查期间，由于老关人显得很豪爽，又是我大学同学、后在《深圳特区报》做编辑的李明英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时的同学，所以很快成了哥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聊天，几乎无话不谈。报纸关闭时，由于我从东北调进报社的徐敬亚、吕贵品户口还没落下，市委坚持把他俩发回吉林，我们几个人还在一起商量怎么跟市委斗智，设法把他俩妻子的户口先落下，等等。报社关闭后，由于老关喜欢深圳，就没回北京，我们还继续是哥们。

但后来发现，对我们的行动和想法，市委好像都有了解。比如有一次我和徐敬亚、吕贵品去海南参加一个“酒文化研讨会”，人刚到海口，就被会议方面通知，不能到会场，说海南公安局接到深圳方面的消息不许我们参加会议。我们三人被窝在旅馆，很是气愤。这事没几个人知道，怎么海南公安局了解得那么清楚？后来从一位和市委书记梁湘、常委邹尔康关系都非常密切的记者朋友那里得知，老关实际上是个两面人，他把我们的想法行踪等等，都密告了市委。老关后因贪污公款被判刑，听说现在还在监狱。

我这样一个小人物，还不是在反右、文革期间，就经历多次被人告密。可想而知，在残酷的政治运动期间，又有多少人，因被政治告密而遭受更大的人生灾难！如果今天都以李锐、于浩成的观点，不要纠缠过去，把它都归罪于制度，来一“制”遮百丑，那么那些因被政治告密而造成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事业前途被毁，就都一笔勾销了？那中国人的世界还要不要谈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为什么西方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追究纳粹时代出卖犹太人（造成迫害或死亡）的德国人？他们是否也可以都归罪于制度，或说是执行公务（上级命令）？如果没有人本身的品德的善恶问题，那为什么会有德国商人、军官等冒死保护犹太人？

对于当年那些告密者，今天很难法律追究，但起码得道德谴责。这不仅可能促使当事人的良心发现，还可能对今后的告密者构成一种心理制约，不可以心安理得地告密、出卖他人。

我把和上述事件有关的人名都列了出来，一是为了证明事件的真实性；二是认为今天谈这些已经不会给任何当事人带来政治麻烦；三是期待有过告密历史的人能有一个自我反省。如果告密者能够公开反省，给大家一个明辨是非、思考做人道德底线的机会，那不仅不是耻辱，而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甚至令人感动的。

最近看到一篇介绍加拿大记者黄明珍（Jan Wong）对当年告密行为的忏悔道歉文章，相当感慨。当年才19岁的第三代加拿大华裔黄明珍因被西方左派蛊惑，热爱毛式共产主义，文革期间前往北大学习。当时她是周恩来特批的两个外国学生之一，完全被当局掌控。但有一天，在没有“特定老师”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中国女同学跟她说，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去美国。黄明珍很不解，中国那么好，怎么还要往外跑？她把这事报告了校方。

后来她当加拿大驻京记者时，目睹了六四屠杀，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她翻看以前日记，想起当年曾告发一个同学，感到后果可能严重。她带着丈夫和孩子，从加拿大到北京，打听那个同学的下落，要当面道歉。后几经寻找，终于跟那个同学电话联系上了，约在北大见面。黄的儿子很紧张，担心妈妈可能被那个同学雇人揍一顿，因为听说那个同学最后没毕业，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多少年的岁月被葬送了。但见面时，那个同学上来就给黄明珍一个拥抱。黄不解。这个同学说，当时她把出国梦也告诉了其他同学，有24个人告密；但现在只有黄明珍一个人，还是不远万里从外国来，跟她道歉。

为什么那24个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道歉？从李锐、于浩成等不把告密当作严重的人品、人心善恶问题，而统统归给制度来看，还有相当一批中国人，不把这种严重缺德的行为看得很重，这等于不把摧残别人生命的事看得很严重。这才是严重问题！

2009年4月29日于美国

陈绍基被“双规”，据说因为他犯法了。陈绍基“双规”的同时，他的题字“墨宝”也“双规”了。报道说，由官方评定的“广东省古村落”惠东县多祝镇皇思扬村，原定本月27日举行揭匾仪式，省市各级领导在赴会前夕突然接到通知，仪式改期，原因则是花岗岩石匾“广东省古村落”几个字是陈绍基所题，省当局已下令要铲除陈的墨迹。恐怕不仅仅就此了结，广东所有的陈绍基题字，都要统统铲除。这也是一个多大的工程，要看究竟陈绍基在外有多少题字，还要看在什么材料上使用了他的题字。石碑、石墙、钢板等硬物雕刻上去的，铲除起来太费劲，而且铲除后肯定不雅观，大概都要统统消灭。因为他的题字，大动干戈，劳民伤财，都是纳税人的血汗，他的题字实在是一大祸害，往下深想，不管怎样的官员题字都是一大祸害。

九年前我曾经发表过一篇短文《书法是中国一大祸害》，其中说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擅长书法，到处题词。由于腐败，他被枪毙了，同时他的书法也被一起“枪毙”了。胡长清的字写得不错，很有艺术欣赏价值。可惜的不是这个人，可惜的是他的一笔好字。人完了，字也随着完了，书法艺术真的没有生命力啊！

我想为陈绍基打抱不平。犯法归犯法，自有法律制裁；墨宝本身无罪，如何也要铲除？如果他是画家，如果他是科学家，是不是因为人犯了法，其研究、创作成果一同玩完？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如果水稻专家袁隆平犯法了，他的杂交水稻研究成果是否也要否定？

 

上面这幅陈绍基“黄花晚节香”，我看是一笔好字，可以说是雍容大度，笔力雄浑，凝重朴厚，很有收藏价值。现在陈绍基被“双规”了，有人就说他的书法不怎么样，充其量也就是二流水平。之前可不是这样，书法界对陈绍基的字还是很认可。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楚材曾经撰文大赞陈绍基的书法功底，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余滥竽书坛多年，有幸结交海内同好，而吾粤公仆中，代不乏人。陈绍基同志嗜书若迷，早有所闻。几度雅集，见其手执烟斗，对纸沉思，骤然铺毫落墨，顷刻，曹孟德之《龟虽寿》、文天祥之《正气歌》、岳武穆之《满江红》、毛泽东之《沁园春》，通皆丈二匹长卷，一气呵成。其时，绍基汗下如注，眉宇茫然，悠悠自乐。又笑邀刘斯奋、陈永正、张桂光诸名家评点，足见其学书之至诚。”

呵呵，看来陈绍基的确在书法上下过功夫，并非浪得虚名。王楚才也不像是阿谀奉承，难道他也想靠陈绍基提拔做官？不过，想发财倒有可能，这年头有几个不想借助于高官发财的？

如今的官员，不管多有才，很少有干净的。不贪腐根本就无法立足于官场。我曾经建议，当官的不要到处题字，有些官员书法很差，就是像陈绍基、胡长清、成克杰等能写一手好书法的官员，也最好不要去题字。可这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劝是没用的。我曾说过，日本人也喜好书法，但一直没看到日本的官员也像中国一样到处题字。书法本无罪，但一到官员手里，那就成了祸害了。不光说是炫耀，更多的是借此敛财，甚至折腾民间书法界。官员手里的书法是和腐败、专制、独裁、暴政联系在一起的。

2009年5月1日

五四新文化运动了不起。个性和个体独立的精神与品格的觉醒、科学与民主、扬弃覆盖层回归孔子原典学说……五四提出的诸多问题，至今依然未解决。胡适、陈独秀、鲁迅之大功不可没。

（“五四”九十週年之际，中国大陆两位学者李泽厚、刘再复进行对谈。刘再复另有一本关于“五四”的书即将出版）

（一）“五四”了不起

刘再复：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週年，香港三联约我一本书，我就把这两年发表的有关于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彙为集子，也借此更加明快地表述一下自己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此集您如果能作序言就好了，可惜您已封笔，只好作罢。不过，今天我还是想再听听您对于“五四”有没有新的想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告别革命》中，您已作过充分论述。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语境变了，不知道您有无修正或补正。

李泽厚：我读了你最近发表在《书屋》的文章和访谈，写得很好。我对“五四”的看法没有改变。在诋毁“五四”、盛行尊孔成为时尚的今天，我更顽固地坚持原有的看法。五四了不起。胡适、陈独秀、鲁迅之大功不可没。

刘：五四了不起，您的态度一直很鲜明。我虽然谈论五四的缺陷，但也充分肯定其历史功勳。白话试验，文字奉还，个性呼唤，发现传统资源不足以应付现代化的挑战和理性逻辑文化的阙如等，都是功不可没。

李：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前不可能绕过康梁，后不可能绕过陈、胡、鲁。他们是重要的文化历史存在。可以不讲陈寅恪、钱锺书，但不可不讲鲁迅、胡适。

刘：陈、鲁、胡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思想代表了一个时代并辐射了几代人。康梁那个时代讲的新国民，著眼点还是“群”，陈独秀、鲁迅、胡适却破除“国家偶像”，著眼点是“己”，突出的是个人。所以我说康梁时代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五四则是“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之后还有“阶级”意识的觉醒。三者形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流。

李：“五四”时期各种思潮聚汇，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就很盛行。五四突出个人，张扬个性。可惜后来“个性”又被消灭了。五四的了不起，正在于它的主题鲜明，击中要害，中国缺的正是个性和个体独立的精神与品格。

刘：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在中国，支撑个人独立不移的品格真不容易。我喜欢用“个体灵魂主权”一词来表述。觉得康梁时代关注的重心是国家主权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合理性问题，而五四关注的重心则是个人灵魂的主权。反对奴性，反对国家偶像，反对族群偶像孔夫子，都是在呼唤灵魂的主权。

（二）反孔也了不起

李：五四批判孔家店不同于文革的批孔，两者实质内容恰好相反。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唐、宋、元、明、清都尊孔。其中的确有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方面。康有为的变法改制还必须打著孔子的旗号，可见走向现代化，行步维艰。直到五四才直接挑战孔子，结束两千年一贯的尊孔历史。文革时的批孔尊法恰好是维护专制统治。第一幕是了不起的悲剧，第二幕是可笑的闹剧。

刘：第一幕中孔子虽然承受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历史罪恶，但批判的毕竟不是孔子儒家的原典，而是被宋儒明儒和后人改造过的变形的孔夫子。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的批孔，反而去蔽存真，扬弃了真孔子的覆盖层，使孔子的原典学说具备恢复本来面目的可能。您写《论语今读》，不就得益于五四的批判，直面没有被遮蔽、被改造的孔子吗？文革第二幕，我们亲自经历过，那确实是相反，狠批的是孔子原典和孔子本人，把孔子说成是“巧伪人”，把《论语》一段一段宰割，而把五四批掉的“忠”字举得高入云天，越批越走远，不仅离孔子原典越远，也离五四的现代精神尤其是科学民主精神越远。去年我应《金融时报》张力奋兄的邀请，写了《谁是最可怜的人》，认为孔子最可怜，因为他被随便揉捏，随便解释。其实孔子的儒家原典具有很高的伦理价值、教育价值，甚至有很高的哲学价值。

正如您在《论语今读》中所评价的那样，孔子把人的地位提得很高，确实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但是孔子学说后来被改造成为帝王服务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三从四德”等一套行为模式，就变得面目可憎了。“五四”攻击的实际上是变形变质了的孔夫子。您在《波斋新说》里首次把儒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对我很有启发，《红楼梦》作为异端之书，它反叛的是儒家的道统即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是对您所说的“情本体”这种深层内涵，却极为尊重，所以贾宝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个逆子，但在伦理情感层面上却仍然是个“孝子”。

李：你的“谁是最可怜的人”，写得很生动。对孔子的尊敬，不是让孔子去媚俗。记得李大钊等当年也说过，他们批判的孔子，是宋明道学家塑造过的孔子。其实只有批判掉这个孔子，才能恢复原典儒家的孔子，只有批判“存天理灭人欲”、专重心性修养的孔子，才能恢复重视情感、重视物质生命、重视人民现实生活的孔子。五四反对的是在孔子名义下的君臣秩序、父子秩序、夫妻秩序以及所延长的妇女“节烈”观（连僻远的山区如张家界也可以看到贞节牌坊），如此等等，这一套确实非常不符合于现代社会的生存发展。是五四发出第一声强烈的抗议呐喊。

刘：鲁迅所憎恶的“二十四孝图”，什麽郭巨埋儿、曹娥投江等等，每样行为语言，都是在孔子孝道名义下吃人、吃孩子、吃妇女。批判这种变态的孔夫子，也属天经地义，九十年过去，中国人再也不必去充当悲惨可怜的孝子节妇了，这要感谢“五四”的先人先贤。可是，这几年，孔夫子恢复名义之后，又有一些知识人要把老师当父亲，行拜祭大礼，不知又要把孔子揉捏成什麽样子？

（三）最缺的还是德赛两先生

李：十多年前我写《论语今读》，返回孔子。现在尊孔成了时髦，我就不再谈了。因为讲孔子成了掩盖更重要更必须的东西的手段。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是五四推出来的两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我高度评价孔子，但反对以尊孔的潮流来掩盖现代文明所要的科学与民主。对于传统，林毓生讲“创造性转化”，我讲“转化性创造”。孔子是我们的重要资源，但不能代替我们的现代创造。

刘：五四的大思路是用西方的理念来批判中国传统，以实现传统的西化，但其致命的弱点是缺少自身的理论创造。您的命题实际上是要开掘传统资源，打通中西文化血脉，实现自己的建设性创造。重心是建构，不是解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解构西方形而上体系为目标，否定西方启蒙理性也形成了时尚。我觉得，科学与民主正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两大基本成果，五四把它“拿来”，是拿对了。

二十世纪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科学理性却朝著“工具理性”倾斜，忽视了“价值理性”，即忽视了“真善美”这些基本价值。学校教育也以培养“生存技能”（属工具理性范畴）为第一目的，未能以提高“生命质量”为第一目的。中国也正在向西方看齐。在这种历史场合中，孔子的教育思想（把“学为人”作为第一目的）和伦理思想倒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但不能照搬，特别不能让变形的孔夫子卷土重来。确实如您所讲，要完成转化性创造，要吸收西方理性文化的巨大成果，建设具有中国色彩的科学民主系统，如您所说的要走自己的路。

李：走自己的路，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八年前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沙龙里，我讲的内容就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其实八十年代我就讲过。各个国家的传统、资源、内外部条件、文化心理差别很大，怎麽可能走一样的路？

（四）告别“新启蒙”

刘：八八年王元化先生和刘晓波又提“新启蒙”的口号，第一次在北京聚会，邀我参加，我谢绝了。这原因是儘管我充分肯定五四启蒙运动的功勳，但觉得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民主启蒙，而在于如何把民主理念落实到制度上。例如民主形式如何确立就是个大问题，不用说国家，就是一个学术会议，民主形式（制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时代不同，课题也不同。当时我是不欣赏、不参与他们的“新启蒙”的。因为我认为八十年代后期直到今天，主要的问题已不是启蒙，而是如何改良和改革制度。建立新的制度，比空喊启蒙更迫切、更重要，也更艰难，更需要研究讨论。即使思想文化层面说，也不能停留在启蒙水平。八十年代我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八个字来概括鲁迅，现在看来，似乎仍然没错，只是我说得比较简单粗略。鲁迅比其他启蒙者更深刻的地方是超越了启蒙，思考人的存在意义。不止著眼于唤醒民众，而是展示个人孤独存在的内心。你是搞文学的，对这一点的了解和体会一定更深切。

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抒写孤独的内心，叩问存在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潮流面前充满不安感和动盪感，鲁迅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子。他的《野草》，其深刻性就在这里。中国现代散文能抵达这样的精神深渊，真是奇蹟。鲁迅完成了超越之后，晚年受国际左翼思潮的影响，又热烈拥抱社会是非，返回救亡。一是超越启蒙，二是返回救亡，这是鲁迅精神之旅的两大现象。真正的思想者个体是很丰富的，其生命的曲线与多彩也很正常。但我们现在既不能返回启蒙，也无需返回救亡。

您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已属于过去。不过，回顾九十年，觉得还是鲁迅最深邃，最伟大。前些时，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姜异新博士访问我，提出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对五四新文学诸主将的评价问题，我也说，鲁迅确实无人可比。胡适开风气之先，功劳很大，但思想不如鲁迅深刻，新文体的创造也不如鲁迅杰出。不过他是个学问家，不能要求他像鲁迅那样进入深邃的内心。周作人极为勤奋，五四时是人文主义旗帜的旗手，但其创作，有知识性却无思想深度与思想力度，比鲁迅差远了。后来他在北方“谈龙说虎”，完全没有现代感。

（五）五四新文化诸先锋

李：鲁迅一直是我最崇敬的人物。我是顽固的挺鲁派，从初中到今日，始终如此。我最近特别高兴读到一些极不相同的人如吴冠中、周汝昌、徐梵澄、顾随等都从不同方面认同鲁迅而不认同周作人、胡适。这些人都是认真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问家，并非左翼作家和激进派，却都崇尚鲁迅，鲁迅不仅思想好，人品好，文章也最好。一些人极力拔高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用以压倒或贬低鲁迅，用文学技巧来压倒思想内容。学界也流行以“知识”、“学问”来压倒和贬低思想。其实，严复当年就说过，中国学人崇博雅，“夸多识”；而西方学人重见解，“尚新知”。爱因斯坦的新知、见解，难道不胜过一座图书馆吗？

刘：严复的话真是击中要害。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说现在学界是学术的姿态压倒学术的真诚，即压倒追求真理的热情，也用知识掩盖思想的贫血症。许多人读了《告别革命》，发现您对周作人、郭沫若、老舍的尖锐批评，感到很震惊。周作人身上太多中国旧文人的习气，最后超过中国族群的道德底线，当了汉奸，真是个大悲剧。您对胡适评价也一直不高。

李：胡适和周作人不同。胡的作风很好，有成就而仍然宽容、谦和，其自由主义思想、风格，在中国至今仍有重要价值。但他的思想确实不如鲁迅深刻，例如说中国的问题是“五鬼闹中华”，未免太浅了。周作人散文中是有些小知识，并不是大知识。钱锺书才可以算大知识、大学问。他的学问甚至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惜，他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却未能深“锥”下去。这可举的例子很多，就拿《管锥编增订》（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的第一篇来说，你读读这下半段：

《诗。文王》以“无声无臭”形容“上天之载”之旨，亦《老子》反覆所言“玄德”（第十、五十一、六十五章；参观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王弼注谓“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参观第十八章注：“行术用明，……趣ǔ形见，物知避之”；三十六章注：“器不可ǔ，而物各得其所，则国之利器也”；四十九章注：“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无所察焉，百姓何避？”）。尊严上帝，屏息潜踪，静如鼠子，动若偷儿，用意盖同申、韩、鬼谷辈侈陈“圣人之道阴，在隐与匿”、“圣人贵夜行”耳（参观二百五十六至二百五十八页）。《韩非子。八经》曰：“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旧注谓如天之“不可测”，如鬼之“阴密”。《老子》第四十一章称“道”曰：“建德若偷”（参观严遵《道德指归论。上士闻道篇》：“建德若偷，无所不成”，王弼注：“偷、匹也”，义不可通，校改纷如，都未厌心，窃以为“匹”乃“匿”之讹。“偷”如《庄子。渔父》“偷拔其所欲谓之险”之“偷”，宜颖注：“潜引人心中之欲。”《出曜经》卷十五《利养品》下称“息心”得“智慧解脱”曰：“如鼠藏穴，潜隐习教。”夫证道得解，而曰“若偷”“如鼠”，殆类“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为称。”（第四十二章，又三十九章）欤。

多精采。这段话把中国的“圣王”秘诀，他们最重要的手段和技巧是什麽，全揭开了，讲到了关键。如果继续开掘下去，以钱锺书的学识本领，极易将帝王术各个方面的统治方略全盘托出而发人深省，可惜却戛然而止，转述其他。

刘：真是如此。这一则，上半段谈上帝我们把它省略了。仅此下半段读起来就够让人惊心动魄的。中国的圣人之道在“隐与匿”，帝王之术，如鼠藏穴，如鬼潜踪，但都打著深不可测的天意。中国的智慧在天子与圣人处如此变质，真是匪夷所思。钱先生的著作是个大矿藏，他用全部生命建构矿山，把开掘的使命留给后人。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深锥下去，这倒是您这个思想家的特长。零二年我读您的《历史本体论》，一打开书页，第一节就讲“度”的本体性。什麽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您说度的本体（由人类感性实践活动所产生）之所以大于理性，正在于它有某种不可规定性、不可预计性。

而历史本体就建立在这个动态的永不停顿地前往著的“度”的实现中，它是“以美启真”的“神秘”的人类学的生命力量，也是“天人合一”新解释的奥秘所在。您在其他文章也多次讲“度”，把度与中国的中道哲学、和谐哲学联繫起来思索。每次想起您这个“度”字，就想钱先生的“几”字。他在《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第十九则（繫辞（三）：知几）中就有“几”意的上百则彙编，其知识密度真是惊人。所谓几就是“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也就是临界点、分寸感，也就是您讲的预计和度。钱先生的功夫是把古今中外（包括诗词）有关“几”字的应用、疏解都“一网打尽”，可是他却未能抓住“几”字作出您的“历史本体论”的大文章，今天我很有收穫，可把钱先生和您联繫起来思索了。

李：可谈的真是太多。所以我说周作人的知识性散文，连学问也谈不上，只是“雅趣”而已。

刘：我赞成您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他不是思想家，但其学问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您说的对，前人博识者虽有，如纪晓岚，但不懂外文，书中不可能融会中西学识。而后人外语是强了，但要像钱先生拥有如此深厚的古典底蕴，恐怕是不可能了。有人批评《管锥编》“散钱失串”，不无道理，因为它无理论中轴，缺少体系构架，但这也带来一个长处，就是不把自己的丰富精神宝藏封闭在若干大概念的符号系统中，即不会因为体系的逻辑需要而删除宝库的多彩多姿。与钱先生相比，周作人的知识格局确实显得小。但周作人毕竟是文学家，其文学的閒情逸趣，也会给社会上的一部分读者得到审美愉悦。他的自然淡雅情调影响了一些作家，如俞平伯、废名等，其品书抄摘功夫也影响了后来的散文写作。您的审美尺度，似更重视文学须给人以力量。

李：也不仅如此。审美、鑑赏作家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判断。我在《美学四讲》里讲文学有情感、理解、想像、感知诸因素，每一种要素又可再分解。但文学之厉害，倒确实是思想化作情感力量去打动人，鲁迅就有这种力量。

刘：刚才您讲几个与鲁迅风格全然不同的学者艺术家，对鲁迅均心悦诚服，其中除了顾随我感到陌生之外，其他人确实衷心敬爱鲁迅。吴冠中先生这样一个很有成就的画家，竟然说出“一百个齐白石也不如一个鲁迅”的话。您对齐白石也挺喜欢，曾讚扬他是“地地道道根底深厚的中国意味、中国风韵”，他是民族的，又不保守。可是您也认同吴冠中的绝对性评价。徐梵澄就在您们哲学所，我在社科院二十七年，有几件遗憾事，其中一件是未曾拜访过徐先生。因为在国内时我对佛教、禅宗和印度文化的兴趣没有现在这麽浓厚。他在印度深造、钻研四十多年，翻译了《奥义书》和《神圣人生论》，对印度文化特别是印度宗教真有研究。回国后他唯一崇敬的就是个鲁迅。儘管这与他在青年时代见过鲁迅并受鲁迅之託翻译尼采的缘份有关。《徐梵澄文集》的编者曾对他的人生作了这样的总结（也许就是他的自白）：梵澄由翻译尼采而进之于介绍室利阿罗频多，又从研究印度古代文明之宝典回归于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之菁华，此一精神企向圆成之轨迹，端的是沿著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的文化理想迈进的。后来他又写了《星花旧影》和《略说“杂文”和“野草”》等文纪念鲁迅，文中说：“先生（指鲁迅）对国家民族以及世界人类贡献之伟大，诚也不可磨灭，不朽。”（《徐梵澄文集》第四卷第三百九十七页，上海三联分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一个老实人说的老实话，鲁迅真的是不灭不朽。

李：我知道他从印度回来后在哲学所，可是我也一直未见过他。他埋头梵文经典，可是对鲁迅却如此景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我喜欢读的书，我比较相信他说的。他对鲁迅的评价也很高。儘管他在年轻时受到胡适的帮助，感激胡适，但他说鲁迅对《红楼梦》的见解比胡适深刻。

刘：五四之后的新文学作家，也没人能赶上鲁迅。香港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学术讨论会，我发表了不同的声音，认为张是个“夭折的天才”，其成就无法与鲁迅相比。当时很多人不高兴，但您支持我。

李：把张爱玲说成比鲁迅更高，有点可笑。艺术鑑赏涉及到审美物件诸多因素的把握和综合性的“判断”，不能只看文字技巧。张爱玲学《红楼梦》的细緻功夫的确不错，但其境界、精神、美学涵量等等，与鲁迅相去太远了。要论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恐怕不如屠格涅夫，但他的思想力度所推动的整体文学艺术水平却远非屠格涅夫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正在于他那种叩问灵魂、震撼人心的巨大思想情感力量。

刘：我们以往的文学批评强调政治标准，弄得不知何为文学，现在也不可过分强调文字技巧而忽略文学的精神内涵。一是精神内涵，二是审美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法国古典主义玩赏“三一律”，把文学技巧推向极致，但最终创造不了好文学。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八日于美国

公元1644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不知该朝谁磕头才好，而惶惶不安的动乱年月。

在北京城，首善之区，这一年，三月十九日，天下着小雪，朱由检吊死景山，四月三十日，玉兰花开得正欢，李自成撤出北京，十月初一，初冬阴霾的天气里，福临登基。大约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死了一个皇帝，跑了一个皇帝，来了一个皇帝。生活在胡同里的老百姓，对这走马灯似的政局，眼睛都嫌不够用了。

磕头，并非中国人的嗜好，而是数千年封建统治的结果。国人这种必须要用磕头的方式，向登上龙床的陛下，表示子民的效忠，才感到活得踏实的毛病，也是多少年无数经验总结出来的结晶。因为，老百姓有他的算盘，国不可一日无主，如果无主，势必人人皆主，而人人皆主，对老百姓所带来的灾难，要比没有主更祸害，更痛苦。因此，有一个哪怕不是东西的主，戳在紫禁城，也比人人皆主强。所以，京城百姓，在这半年多时间里，不管三位皇帝，谁先来？谁后到？谁是东西？谁不是东西？都乖乖地山呼万岁，磕头连连。

文人，有点麻烦，麻烦在于他们是这个社会里有文化的一群。因为有文化，就有思想，因为有思想，就有看法，因为有看法，就有选择。那么，他必然自问：第一，磕不磕？第二，向谁磕？所以，在这改朝换代的日子里，文人们比无知百姓多了一层烦恼，头是要磕的，可怎么磕，成了问题。

即使一家杂货铺，半年之中，接连换了三位东家，店里的伙计能无动于衷吗？虽然说，谁来都是老板；虽然说，不管谁来你也是伙计。但是，老东家朱由检，新东家福临，半路上插一腿的过渡东家李自成，对当伙计的来说，就产生了疑难，一是感情上的取舍，一是认知上的异同。可想而知，匆匆而去，匆匆而来的三位皇帝，胡同里的老百姓，只消磕头就行了。而文人，有的磕得下这个头，有的磕不下这个头；还有的，也不说磕，也不说不磕，给你一个背脊，介乎磕和不磕之间。所以说，这一年的北京，做老板难，做伙计又何尝不难呢？到了该笼火生炉子的季节，中国文人面对着磕不磕头的这张试卷，再不做出答案，恐怕日子就不好过了。

政权就是老板，文人就是伙计，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一种契约关系。虽然，大家羞于承认这一点，但大家也不否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事实就是如此，说白了，中国文人，不过是各人用各人的方法和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从统治阶级那里讨生活罢了。包括那些口头革命派，包括那些清流名士派，也包括那些不拿人民币而拿美元和欧元的西化鼓吹派，说到底，都是给人打工的伙计。老板开腔了，现在我是掌柜的，你要服我的管，听我的话，如此，你就可以留下来；否则，对不起，我就炒你的鱿鱼，卷铺盖走人。如果真是一家杂货铺的老板，这样的狠话，也许不必放在心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大清江山，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你到哪里去？明末清初，有多少中国文人，想彻底逃脱必须交卷的命运，也就仅有一个朱舜水，浮海去了日本，免除磕头的烦恼，绝大多数文人无一例外地皆要面对这道难题。

可怜啊，当时的中国文人，就只好一分为三：第一种人，磕头的顺服者；第二种人，不磕头的抵抗者；第三种人，让他磕，不得不磕，能不磕，绝对不磕的既不顺服，也不抵抗者。

我们知道，大明王朝第一个剃发磕头的武人，为吴三桂，准确日期为这年的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时分，准确的地点为山海关老龙头军前。而大明王朝第一个剃发磕头的文人是谁呢？好像应该是钱谦益，然而不是。这位领军文坛的扛鼎人物，这位有头有脸的大明官员，是在吴三桂剃头后一年，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清军过江，进入南京城时，将自己头上的白发剪掉，以示顺服。这位前朝的东林党人，首辅候选，晚明第一号种子作家，其实是一个不大耐得住寂寞的文人；不过话说回来，又有几多文人能耐得住寂寞呢？牧斋先生认为自己，既然胡服左衽地降清了，还不如索性豁出去为新朝大干一场，也算有失有得吧！随后，顺治三年，来到北京，给福临磕头来了。立授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着实的滋润。他这一带头，一示范，不打紧，如吴梅村，如龚鼎孳，前有车，后有辙，也一一剃了发，排在后面向新朝磕头。这样，凡有奶便是娘的中国文人，凡光棍不吃眼前亏的中国文人，凡在前朝不得烟儿抽的中国文人，都走钱谦益这条路。这第一种人，大约占了文人的大多数。

中国文人在非要你买账，不买账就要你好看的老板手下，通常都将磕头列为首选的生存方式，这绝对是中国文人的聪明了。这聪明来得不易，是以千百年来纷纷落地的人头为代价而得来的。尽管这是一份苟且的聪明，难堪的聪明，你可以鄙视，你可以看不起，但大多数文人站在老板面前，这其中包括你、我，想到脑袋没了，其它一切也跟着完蛋时，会选择这一份聪明的。

不过，大多数文人聪明了，不等于所有中国文人都采取这种聪明的活法；还是有不聪明的文人，偏要做不买账的第二种人。一般情况下，不买账，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难。因为，得罪老板，至多将你开革，得罪皇帝，那是要砍你脑袋的。但即便如此，如张煌言，如陈子龙，如夏完淳……这班不怕死的硬骨头，刀横在脖子上，也绝不下跪；膝盖不弯，当然也就磕不了头。他们不但不剃发留辫，不但不磕头效忠，还要纠集人马，举刀执矛，进行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动，坚决抗争，决不投降。这第二种人，在中国文人总数中，只占极小比例，但却是应该得到格外的敬重，要没有这些脊梁骨支撑着，中国文人岂不全是软壳鸡蛋了吗？

接下来，就是介乎磕和不磕之间的第三种人了，如黄宗羲，如顾炎武，如王夫之……索性隐姓埋名，匿迹销声，干脆远走他乡，遁逃山林，在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方面，自食其力，种田糊口，一方面，苦心研读，潜心著述。统治者的网罗再密，也有鞭长莫及的死角，于是，也就不用朝谁磕头。在这个队列中间，排在第一名者，非张岱莫属，首先，他年事高于黄、顾、王等人；其次，他文名不亚于钱、吴、龚等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的风流倜傥，他的奇情壮采，却是大江南北，无人不知的大名士。

在《陶庵梦忆》一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今已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间策杖入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者，老人辄自喜。”由此可知张岱盛时，不但山阴装不下这位名士，甚至杭城，甚至江南，也都仰其声名，羡其华腴，慕其文采，效其潇洒而从者如云的。那时，资讯极不发达，消息相当闭塞，这位大名士却有如此众多粉丝捧场，可见其声名遐迩。他在《闰中秋》一文中说到他的一次聚会：“崇祯七年闰中秋，仿虎丘故事，会各友于蕺山亭。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缘山七十余床，衰童塌妓，无席无之。在席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从他举办的这次嘉年华会看，这位大名士之大手笔，之号召力，之能折腾，之出风头，可想而知。

做名士，是风光的，可到了老板更迭，皇帝轮换之际，名士脑袋大，更是明显的目标。黄宗羲屡战屡败，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去了，顾炎武举事不成，到乡野间觅室苦读去了，王夫之知事不可为，隐遁湘西潜心著述去了。而这位江左名士，走又走不了，躲又躲不成，他只有采取这种与新朝既不合作，也不反抗，与当局既不妥协，也不顶牛的龟缩政策。实在无法背过脸去，必须面对这个绝不心悦诚服的皇帝，怎么办？或假作磕状，尽量敷衍；或磕下头去，却不认账。这样，第一种人觉得他不省时务，不知大势所趋；第二种人觉得他同流合污，缺乏革命气节，他自己也很痛苦。所以，他比第一种人，要活得艰难，因为不能不顾及自己的脸面，不能太无耻；他比第二种人，要活得艰险，因为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头颅，别撞到枪口上。于是，闪躲、避让，免遭没顶之灾，游离、回旋，终成漏网之鱼。三十多年下来，活得是多么不易。然而，他居然活下来了，那就更不易；而他又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名士，则是尤其不易。

话说回来，也不是随便一个阿猫阿狗，张龙赵虎之流，就可以称得起名士的。《世说新语·任诞》载王恭的一句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看来，名士在中国，有着长远的历史。也许魏晋时的名士，只须有点酒量，背得出几句《离骚》即可。经过南北朝，经过唐宋元明，名士，就不是随便拎一个脑袋，可以充数的了。

第一，你得有真学问，第二，你得有真才情，第三，你得有真名望。有真学问，世人打心眼里佩服；有真才情，同行不得不心服；有真名望，官府轻易不愿拿你是问。你只是写过几篇报屁股的骂人文章，你只是出过几本过眼即忘的烂污小说，你只是喝过洋墨水能讲几句鸟语，你只是在巴掌大的地方上自我封王，对不起，这帮文坛暴发户，暴走族，想给张岱拾鞋，也是不够格的。

公元1644年，按天干地支排，为甲申年，中华大地惨遭一劫，先是李闯王进城称帝，后是顺治帝正式登基，遂彻底改变了社会秩序，打乱了生活节奏。这年，张岱47岁，行将半百，是他一生的转捩点。“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一个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鼎盛巅峰，跌入冰天雪地，四视皆空的万丈深坑，居然没自杀，没上吊，凭一丝弱息而能坚持过来，生存下去，不能不为这位从未吃过苦头，却吃了大苦头的张岱庆幸。

知识分子最怕的，也是最难规避的事情，莫过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睁眼一看，时间不对，空间也不对，再退回娘胎也不可能，只有淹蹇一生的命运，等待着他，那才是既恨又憾的悲哀啊！而他在30岁至40岁的最佳年龄段，受到过明中叶以后反理学，叛礼教的运动洗礼，正是在思想上有所升华，在文学上大有作为的年纪；城头频换大王旗，三个皇帝走马灯式的转场，这位算得上明末清初最有才智的文人，掉进兵荒马乱的动荡之中，顾命都来不及，焉谈文章？老天爷不开眼，你又徒可奈何？

本来，晚明的这次“思想解放”，是一次连启蒙都说不上的“运动”，它与差不多同时的欧洲文艺复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是在明代嘉、隆、万朝，经济渐次发达，商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曾煞有生气过的。《金瓶梅》的问世，市井文学的兴起，商品消费的繁荣，市场经济的扩大，绝非偶然事件，而是时代在进步之中的必然。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失败，但他的政策措施，确实使王朝增加了积累。这正是一次应该推进处于萌芽状态下的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难得机遇。可是，第一，王朝太过腐败，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第二，文人太过堕落，只想到自己怎么快活，而坐失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良机。随后，更为不幸的是，一个来自关外的，在文化上更加落后的民族，实行了完全倒退的野蛮统治，中国也就只有沉沦一途了。

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即使这样一个早产而且夭折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反对传统的礼教束缚上，在反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桎梏上，在被称为“无耻之尤”的李贽所嘲“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非孔反儒上，在标榜欲望，提倡人性，主张本真，反对矫情，追求个性上，一系列文化批判，思想裂变，对当时文人而言，震动还是很大的。积极的一面，莫过于在张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离经叛道的革命精神，不随俯仰的独立人格，拒绝臣服的自我主义，和傲世嫉俗的内心世界。而消极的一面，也就是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之快，淫靡放荡，沉湎于声色之好。这也是张岱在新的老板当政之后，不得不手忙脚乱，不得不狼狈应对的缘故，于是，性格决定命运，由于精神上的清高，做不了第一种人，由于物质上的诱惑，也做不成第二种人，遂只有成为第三种人，众人眼中的另类。

张岱，生于公元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逝于公元1689年（清康熙十八年），字宗子，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他不但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擅的全天候文人，而且还是一个身体力行，将明中叶那种“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尚”（张瀚《松窗梦语》）的风气，推向极致的人物。名士之名，一是能作（口语中的那个作），一是能闹，不作不闹，如何能名？张岱就是这样一位敢大浮华，敢大快活，敢大撒把，敢大癫狂的“败家子”。

从他《自为墓志铭》所写，“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从他《陶庵梦忆》序文所写， “大江南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且遭时太平，海内晏安，老人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粳，岁入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鞠、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放浪至此，也许只能用“不可救药”一词，可以恭维他的了。他应该永远生活在明朝，那里才是他的精神家园。然而，他又不能死殉，因为他说他怕杀头时疼，只好活下来做清朝的人。可想而知，为什么他始终留恋昨日的浪漫，始终怀念旧朝的风流，始终不肯臣服，始终不向新朝磕头的原因。

张岱之不磕头，固然是他的反潮流精神，但也是他自由的天性，使之然耳。一个人精神世界的种种一切，是由这个人上溯三代的DNA所决定的，不会因时、因事、因人、因意识而改变，这也真是没有办法的宿命论。那个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大顺军的第二把手，也是甲申年进的北京。来自草根阶层的他，进了德胜门后，第一件事，满北京城找了个遍，要睡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第二件事，将搜刮来的黄金，铸成大饼子用骡马运回家，因为对这位流氓无产阶级而言，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最高境界。而他祖先的祖先，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也许是尽一生之力都奋斗不到的目标。现在，这位出息了的后代，跟着李自成闹革命，居然左手搂着名妓，右手抱着金砖，那可真是光宗耀祖了。一般来说，家庭，决定教养，出身，体现素质，这是铁的法则，小农发财的天性，动物发春的本能，刘宗敏非这样行事不可。同样，从世代簪缨的豪门望族中走出来的张岱，就未必像这位农家子弟那样下作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子飞来，不等于寻常百姓，就成为王谢人家。刘宗敏企羡的那些，张岱半拉眼睛都瞧不上，而张岱在意的一切，那位起义农民也根本无法理解。因此，像张岱这样的名士，空前未必，绝后是可以肯定的了。在当今物质世界里，一掷千金的豪富，比比皆是，可他们的精神世界，绝对是一个个小瘪三。

更何况，从张岱更早的先辈开始，无不为通儒饱学，著作等身，家学之渊源，根基之扎实，自非等闲。就看他们这书香门第高台阶上，出出进进的人物，如徐渭、黄汝亨、陈继儒、陶望龄、王思任、陈章侯、祁彪佳兄弟等人，哪一个不是文章高手？哪一个不是思想先锋？这些时贤先进，对张岱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文化这东西，不是馒头，多吃即胖；学问这东西，也不是老酒，多喝即醉，那是一种缓慢的积累过程，一个渐进的成熟阶段。在这样一个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环境中成长，才分极高的张岱，自然要鱼龙变化，而冠绝一时的。

尤其是这富贵世家，自其祖父那一代开始，即拥有私家戏班，自蓄声伎小蹊，家境之豪富，门阀之通显，不同一般。因此，张岱就在文学，在艺术，在历史，乃至琴棋书画，笙箫管笛，吹拉弹唱，吃喝玩乐等各个领域，全面覆盖，达到无不精通熟谙，也无不得心应手的地步。当他早年过着精舍骏马，鲜衣美食，斗鸡臂鹰，弹琴咏诗的贵公子生活时，凡人间所有的快活，他都由衷地去追求，去享受；凡世下所有的美丽，他都急切地去把握，去拥有。这样一位得过大自在的文人，即使跌倒，即使趴下，也不会屈下膝来，像奴才似地朝新朝磕头的。

至于张岱之文，可以这样评价，在他之前不曾有，在他之后不会有。晚明文人小品文极多，多着重个人感受，张岱作文只是在摹写客观的人，事，物，景，偶涉自己，也是闲中落笔，超然物我。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以他《湖心亭看雪》一文为例：“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上人两三粒而已。”就其中一连串的“一”，活生生跳入眼帘，烘托出美不胜收的西湖。这些本来极无味，也极无趣的数字，却起到点石成金的效果。读他的书，其随便的笔墨，其任意的文字，其隽短简约的词语，其明丽精俏的行文，其兴之所至的感想，其情致盎然的兴趣，比比皆是，处处可见，极耐玩味，百读不厌。

他的这两部小品文集，一曰《陶庵梦忆》，一曰《西湖梦寻》，书名中的这两个“梦”字，看得出来是他失去所有一切以后的返思。斯其时也，先生老矣，一瓢米，一把豆，必亲自劳作，方得果腹，一畦菜，一圃苗，必跋涉田间，方得收获，沦落困顿，无以为生，布衣蔬食，常至不继。也就只有这残存在记忆里的梦，是他仅有的慰藉了。

从他《三世藏书》一文，约略知道他在这动乱年月里，是怎样走上人生末路的。“余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携数簏随行，而所存者为方兵所据，日裂以炊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失。此吾家书运，亦复谁尤？”然后就是他在《自为墓志铭》中所写的景况：“年过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

不过，他没有颓丧，也没有噤缩。清人温睿临撰《南疆逸史》，曾赞美其著史立说，晚年刻苦的成就。

“山阴张岱，字宗子，左谕德元忭曾孙也。长于史学。丙戌后，屏居卧龙山之仙室，短檐颓壁，终日兀坐，辑有明一代纪传，既成，名曰《石匮藏书》。丰润谷应泰督学浙江，闻其名，礼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购其书，慨然曰：”是固当公之，谷君知文献者，得其人矣！‘岱衣冠揖让，犹见前辈风范。年八十八卒。“

这部二百二十卷纪传体明史，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清人毛奇龄曰：“先生慷慨亮节，必不欲入仕，而宁穷年厄厄，以究竟此一编者，发皇畅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灵爽在天，所几经保而护之，式而凭之者也。”至于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是不是就是张岱的《石匮藏书》？说法不一。纪昀的《四库总目提要》，陆以 的《冷庐杂识》，均持此说。姑置知识产权的争议不论，张岱以垂暮之年，以衰迈之力，以饥馁之逼，以孤难之境，给他梦中的故国立传，说明这位大名士的真爱所在，衷情所系，这才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

也许这就是中国文人最难得的一种精神了。精神在，志弥坚，享米寿，节不坠，名士末路，余馨长存，足矣！

《蒙田随笔全集》(全3册),(法)蒙田著,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3月版,60.00元。

马振骋先生新译了《蒙田随笔全集》，我热爱蒙田，更一向喜欢马振骋先生的译笔，所以一听到消息，立刻就自告奋勇，要给这本“新书”写书评。可是等真的拿到书要开始动笔了，却一下子犯了踌躇：蒙田不消说，人家是法国古典文学的高峰，我写篇文章去夸蒙田，实在是有点多此一举；或者就干脆谈谈马振骋的译文吧？可是我一个根本不懂法语的家伙居然要来谈蒙田的翻译，那不是让人笑掉大牙么？思来想去，原本以为自己应该有很多话要说，不料最终却落到了无话可说的境地。书评写不出来，就只好说点儿闲话了。首先的一句闲话便是，蒙田那四百多年前的文字，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去读它？

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来由的，十多年前就有朋友在问我。那时候我还只是个穷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过两三百块，但是译林版的《蒙田随笔全集》出来，我却欣喜不已，立刻掏出50块钱去买一套搬回宿舍，那可是我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呀，同宿舍的兄弟难免要问我，“这个蒙田有什么好，让你这么舍得？”

当年室友的问题，我没能回答。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旧译本《蒙田随笔全集》我虽然最终没能完全通读一遍，但断断续续下来，却也看了个七七八八，对蒙田也就有了那么一点点熟悉的亲切感。所以马振骋的新译本出来，我向朋友推荐这书，又听到朋友问“蒙田的书有什么好？”时，就有话可以说了。蒙田随笔的价值，不在世界文学名著或者法国古典文学高峰的名头上，名著多了去了，年轻人慕名买下，真正能读下来的，未必有多少；蒙田随笔的价值，也不在学者专家们津津乐道的蒙田思想上，蒙田当然也可以说是哲人，他的思想对后来者也多有启发，但是蒙田早说过“我不是哲学家”，依我看这话不是谦虚，因为蒙田随笔的核心，不是哲学思考；蒙田随笔的价值，也不在它的语言之美或者知识之丰富，虽然蒙田的语言确实能让人上瘾，他旁征博引的能力也确实让人惊叹，但这些好处却全都藏在如这书朴素的封面一样朴素的文体之下，需要熟读才能慢慢品味。

说到底，语言之美、思想之深、知识之丰，在书越来越多之后都是可以找到同类替代品的，但是我觉得，放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去读蒙田，却是因为这个老头的文字里有一种其他的人、其他的书都难以替代的气质，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叫做“古典的高贵”吧：这是一种如今已经几乎绝种的思考、写作和生活方式，让我们对蒙田其人其书产生出深深的敬意，甚至萌生出一种也像他那样生活和思考的效仿之心来，虽然明知道这只是不合时宜的妄想而已。

我们读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品，比如西塞罗，比如普鲁塔克，比如已经流行了一年多的古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虽然醇厚，有时候却是难免有些距离感的；而对于近代的作品，虽然觉得思想的锋芒必露，但在过瘾的同时有时候却又有点嫌弃人家一览无遗，缺少回味。蒙田不同，他刚好处在时代的分割线上，加上语言亲切，他写古人的事，却不让我们觉得陌生，他讲平凡的道理，却又让我们能沉吟再三。所以说，读蒙田的书，其实并不是真的要听蒙田讲的道理，而是这样一本书捧在手里，就好像身边果然坐着个睿智的老人一样，会有人家帮忙打开了一扇窗户的感觉，至于窗外的世界，那是每个人需要自己去体悟的。

马振骋说蒙田自谦不是哲学家和自问“我知道什么？”，都不能从字面上的意思理解，还说直到21世纪了，法国知识分子谈起蒙田依然称呼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贤人”，因为他的文字和思想毫不过时。这样说起来，蒙田大概属于这样一类人吧，他其实什么都知道，可是他也深深明白，在所有的事情上面，自己知道的还不够多，因为人类的智慧和世界的未知，永远深不可测。所以蒙田总在张望，张望这个世界，因为惊奇，很可能就在下一个瞬间出现———我们从蒙田的书里面抬起头，替他看一眼，或许也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果然还是充满惊奇的吧？

看了我写儿子在西方上学的文章，很多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就教育问题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推动一些改革。我又何尝不想呢？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教育是头等的大事。如果想一个国家发生变化，最平和又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成人加强启蒙教育或者宣传洗脑，可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彻底发生变化，则非得从孩子的教育开始不可。

对成年人的思想控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控制了现在，就可以改变过去；改变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说的是篡改历史和控制舆论的重要性。可如果在和平年代，则我认为下面的话更加具有普适意义：谁控制了孩子的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

当然，我这里说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内容，是我们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多少人读书，多少人失学的问题。

我对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我出国之后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那时我很想知道中西文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只要在大陆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年轻人出国后就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而在西方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移民第二代却再也无法融入中国大陆的社会——你能告诉我有一个海外出生的华人华侨能够从精神上回流到中国大陆的例子吗？

十几年前出国后，我除了老老实实潜伏下来，研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外，有段时间我一度把注意力转向教育，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甚至是经济，都不能最终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的未来最终将由我们施于孩子身上的教育来决定。

于是，我先后在美国和澳洲大学（美国的是华盛顿的一所大学，澳洲的是悉尼大学教育学院）里申请了教育学硕士等课程，但都因为看不到显著效果而半途而废。可我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形式和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因此，我一度悲观地认为，与其任凭学校把那些垃圾和有害的东西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不如让他们当文盲。当文盲的话，他们总还有靠自己的天性和经历觉醒的一天，可一旦被灌输了那些所谓的“知识”和害人的价值观，他们就沦落为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知识人”了。

没有拿到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可我自认对教育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从中国农村小学读起，又到多个国家读书，在四十多的高龄才拿到博士学位，没有经验也有教训吧。可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最终认定是教育的内容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而我始终无法掌握外国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内容——因为我不可能再靠我一直自鸣得意的“实践”的方式到西方国家的小学、中学去“潜伏”，去取经。

可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没有想到，我对中西教育最大的灵感和收获却来自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国内读幼儿园，到美国和澳洲读小学，小儿子出生在国外。我对他们的教育一直很重视，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本能关心。可后来，就在我对教育很迷茫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两个分别在美国和澳洲从幼儿园一路读到高中和小学的儿子，却给我另外一种启示。虽然我竭力在用自己认为是对的方式方法教育他们，然而，短短两年后，我就发现在教育上（包括世界观上）他们和我渐行渐远。那时我最想知道的是，澳洲人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在短短几年里，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夺走”？我并不是没有说服力的人，可面对他们学校整天放羊似的教育，我竟然显得无能为力！

（插一句，说到美国和澳洲“放羊似的教育”，我要控诉：几乎就在儿子要考大学的前一年，他们竟然还是我行我素，根本没有延长教学时间，早上九点才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中间竟然还有那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读小学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读到四年级，竟然没有给我带回一本让老子看看他在学什么的“课本”，到他教室去，竟然发现，他大部分时间是爬在地上一边玩耍一边听老师讲课的，我郁闷啊！想当初老子在神州大地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早起晚归，忙得连偷看邻家女孩的时间都没有……）

从自己和儿子身上，我深深的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的内容，而我们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在小学和中学就被决定了的。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在研究教育上的“潜伏”毫无疑义，反而是无意中以儿子做实验，让我感受良多，也最终让我明白，人是怎样被教育出来的？我为什么是我？我的儿子又和我有什么不同？……以及，你为什么是你，那些年轻人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大家注意到，我并没有说哪种教育好哪种教育坏的意思，这不是此篇短文里要探讨的。实际上，中国现代的教育体系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特别是理工科的设置和内容几乎全盘西化，就连社会科学，各科目的设置也是从欧美以及前苏联引进的。唯一有中国特色的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课文内容的设置，让我们有了中国特色。

和很多朋友期待的我来攻击一番中国教育相反，今天我要“攻击”的正好是儿子所受的西方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十六岁了，快要高考了。我对大儿子影响比较大，从幼儿园就灌输他要“有所作为”，他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他已经从我对他的中国式的灌输渐渐走开。

我曾经按照我的父亲对待我的方式多次和儿子讨论理想，也就是今后想干啥事、想从事什么职业，一开始，他还能听我忽悠，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当科学家，要当公务员，要当作家，要当……。可最近一次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他对我说，可以开一个卖东西的小店铺啊……

乖乖隆的冬！你不在中国，我就不怪你不想当雷锋、王杰、黄继光，但你至少也应该有当一名厅长、局长或者师长、团长的志向吧，再不济，你也应该搞个科学家、不拿工资的市长、总经理、作家什么的玩玩吧？没想到他的理想就是去开一个小商店，看到我横眉冷对怒发冲冠血脉膨胀浑身上下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儿子心态平和地说，能养活自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就很快乐了。

鉴于万恶的西方教育把我的大儿子搞得一点“理想”都没有了，我就立即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刚上四年级的小儿子身上。我要多和他交流，多引导引导他。特别是利用他回国的机会，我得让他从小心中有一些榜样。要知道，在中国的教育下，像小儿子这么大的孩子，早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但有那么好的主席（主席的睡衣）、那么好的将军（朱德的扁担）、还有让孩子都能流出眼泪的“人民的好总理”恩来同志，而且，九岁的中国孩子谁不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

可是，我郁闷地发现，我的那一套在小儿子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才多少年没有把他抱在怀里啊？竟然这么快就被澳洲的学校“洗脑”了？！

很显然，我已经无法在儿子心中树立一些我认为是楷模的榜样，无论是什么“家”还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小儿子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说到“当官的”，在他眼中，竟然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官的”还没有一个拥有几匹马的农民酷。在儿子眼里，当官是不实际的，又不开工厂，又不卖东西，靠什么赚钱呢？靠税收养活的人，总要看纳税人的脸色，腰杆总是站不直的啊。（所以大家也应该注意到，西方最优秀的人才，总是集中在创造财富、钻研科技、从事教育等领域，至于公仆的行列里，大多是碌碌无为的家伙）

在儿子们的学校，好像没有任何政治思想教育课，也没理想培养之类的课程，我曾经和八十岁的老父亲讨论这个问题，他和我一样感觉问题很严重，我们当时一起哀叹，这种（西方）国家，到时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有干劲和理想？我们一致同意，关于理想、道德和中国式的思想教育这一课，就由我这个老爸来完成。

不幸的是，我失败了，更不幸的是，儿子并没有失败——不幸在哪里？不幸在我从中国带出来的那一套是失败的！更不幸在哪里？在于我那失败的一套正在教育全中国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培养出来却能够让这个社会挺和谐的，甚至那些整天放羊似的教育却仍然培养出在科学技术和各方面都引导世界潮流的人才，而我们，一个最注重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国家，却培养出——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好不好？——培养出我这种到了四十岁还在迷茫和彷徨的人……

我再强调一句，区别不在教育的方式方法，甚至不在于有多少人不识字，是文盲，更不在于我们的孩子是否从小学就开始加班加点学“知识” ……问题的关键，也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杨恒均2009/4/30

 

“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纪元，向我们宣叙该事件的宏大意义——中国现代青年大步登上民族舞台，不仅如此，五四还是一种革命运动的“元叙事”，决定了中国此后百年的政治范式。它是激进运动的不朽样板。但只要重新反思五四遗产就能发现，在行使正当政治权利的过程中，学生们露出了自身的双重弱点：暴力诉求和政治天真。这两种互相关联的症状，构成了早期“愤怒的青年”的精神特征。

鲁迅发表于1918年《狂人日记》，出现过下列戏剧性文字：“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这种关于乡绅“赵家”与“狗”的狂人叙事，犹如诡异的谶言，暗示了次年五月四日发生于北京“赵家楼”的“政治动乱”。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被突然推入公众的视界。“愤怒的青年”从和平示威突然转向暴力攻击，抄了曹的卧室，践踏“银耳”之类的珍贵药物，继而痛打“赵家的狗”（化装成日人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日本记者以及曹的仆人），纵火焚烧了整所楼房。据说章被送至日本医院，身上受伤达56处，差点被“革”掉了“狗命”。按今天的刑律，殴打者或可判刑数年。而赵家楼的火焰，就此成为“五四精神”的伟大标记。

“五四叙事”的关键词是：游行示威、赵家楼、火烧、痛打、游行示威、青年大学生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语词部件被逻辑地组装起来，成为支配20世纪中国政治叙事的“元语法”。爱国主义无疑是中国民族现代性的伟大起源之一，而示威游行也是抗议群体的天赋权利，但它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基因型缺陷——在各种“社会正义”的名义下，人们可以任意实施话语和肢体的双重暴力，这就为50年后的红卫兵运动，提供了坚硬的历史遗产。梁漱溟先生早就犀利地指出，这是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的恶习，国民的这个毛病一日不改正，将一日不能运用民主的政治制度。

愤怒的五四青年，不仅受到肾上腺素的热情支配，而且在外交上也露出稚气的表情。他们采取“拥美反日”策略，指望在美国支持下抵抗日本人的对华扩张野心。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如此形容说：“世界上可能没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学生们在大街上高喊“大美国万岁”和“步登上民族舞台，不仅如此，五四还是一种革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而其抗议书更是充满对美国人的天真愿望——

“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煌煌宣言，及威尔逊总统几次演说，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帮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我两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与中国学生的“天真叙事”形成讽刺性对比的是，为了在国联问题上获取日本支持，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亚得里亚宣言”，表面上谴责出卖中国利益的英日秘密条约，背地却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把山东秘密出让给日本。前袁世凯政治顾问莫里循洞察了美国人的阴谋，在其日记里痛切地写道：“威尔逊总统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捉弄了中国人，无情地愚弄了他们。”是的，在五四运动时期，天真的学生（民众）和政府一同遭到了愚弄。而这场火烧事件最终成了可悲的历史诅咒：此后近百年之间，在诸如农运、内战、反右、四清、文革以及其后的各场运动中，青年学生从未摆脱被各种势力愚弄和利用的命运。

徐世昌-段祺瑞政府，一个建立在不充分民选基础上的合法政府，流露出浓烈的外交软弱色彩，但同时也显示了某种内政宽容的特点。当时徐世昌派警察保护曹汝霖，并指示“勿要携带枪支警棍，要文明对待！”于是警方一直保持“宽厚的中立”，只是在火烧后才接到镇压命令。但被捕的32名学生很快就“不经审判而保释”。整个示威过程中没有任何人遭到枪杀。唯一被查出的“五四英烈”郭钦光，死于晚期肺痨、大量咳血及失血性休克。赵家楼主人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说，“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面目伪善的陈辞，但我却更倾向于把它视为一种宽容精神的表达。

更值得留意的是，正是这个被世人斥为“软弱”的政府，最终遵从民意，摘掉了“赵家”曹汝霖及其“走狗”章宗祥和陈宗舆的顶戴，并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胜利成果，不仅取决于民众的普遍呼声，也取决于政府的忍让、妥协和自我纠错（这种退让政策此后经历了多次反复，暴露出“武人政治”的不稳定状态）。在国内政治关系的框架里，“   朱大可五四的天真叙事和软弱”是一种令人尊敬的政治美德。而这种以和解为主题的对话模式，便是现代政治管理的轴心。

五四运动之所以变得如此伟大，就在于它提供了来自两端的重要经验：在实践正当的政治权利诉求时，“愤怒的青年”（民众）需控制“文化肾上腺素”，放弃话语和肢体暴力，改善易于被愚弄的精神弱点，成为具有政治理性和对话智慧的责任主体；而另一端则需学会容忍、倾听和接纳民意，放弃城管式的“威权思维”，以开明的姿态实施大赦。90周年的“五四”，不应继续充当暴力对抗的革命样板，而应成为政治和解的卓越启示。

本文题图：李桦《起来》（怒潮组画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