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麻生此番访华，就动机与目标而言，其基于国内政治的需求远大于推动对华外交的需要。换句话说，前者是在节骨眼上，而后者不是；前者是问题的关键、实质，而后者只是个说法、由头。

麻生访华，日本媒体将其任务概括为与中国讨论三方面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朝核问题和日中间悬案”。因为这三个词在日语中均以“K”开头，所以也被日媒称为“3K”。

4月29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对中国的正式国事访问，是他去年9月当选首相以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不过，对麻生此访，中日两国均比较低调。直到成行前一天，日本主流媒体连篇社论都没发。这与此前两国媒体对安倍、福田的访华期待反差不小。

这种平静背后，是怎样的内在逻辑？

3K只是个“由头”？

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下，日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协调。G20峰会前夕，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构建未来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的提案，日本表示明确反对。这就涉及在构筑中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主导权问题。

关于朝核问题，在日本的积极斡旋下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并未提及“惩戒”朝鲜的具体形式，却徒然招来了平壤的激烈反弹。日本虽然对朝强硬，但绝不乐见其游离于六方体制之外，尤其害怕朝鲜“暴走”。而说服平壤复归六方轨道，只能寄望于主席国中国。

中日两国之间的悬案，比较繁杂，涉及主权争端、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等方方面面。其中，中方准备启动的IT技术产品强行认证制度，引发了处于产业链上游的日美等国对核心技术外流的担心；而重中之重，是麻生将与中方领导人签署一份旨在展开环境、节能领域与中方合作的框架协议书。该计划包括水污染治理、垃圾处理、节能及黄沙、酸雨对策等课题，可望维系和强化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无疑符合并能增殖两国的共同利益。

不过，不管“3K”有多么重要，麻生此番访华，就动机与目标而言，其基于国内政治的需求远大于推动对华外交的需要。换句话说，前者是在节骨眼上，而后者不是；前者是问题的关键、实质，而后者只是个说法、由头。

在过去的一两个月，中日之间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些问题，表明两国关系在经历了三年来从“破冰”、“融冰”，到“迎春”、“暖春”的叙事之后，未能如愿以偿地迅速升温。不过，尽管气温时高时低，但毕竟积温已催开了岛国的樱花，虽有微妙的起伏，但大体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像过去那样大起大落已难想象。

内政“超低空飞行”

日本刚刚对本年度经济增长预期做了下调：从零增长（0%）大幅调低至-3.3%.所以，就在麻生访华的前一天，作为刺激经济的紧急措施，2009年度补充预算案及相关六法案提交国会审议。

在新年度预算案刚被执行的当月（日本财政年度从4月始），就提出补充预算案，在日本是极端的特例，投入资金的规模也堪称空前（13.9万亿日元，同时发行10.8万亿日元国债）。虽然麻生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出台补充预算案并非是为了选举的“撒钱”之举，但其内阁支持率也确实显著回升。

日本战后历届内阁，都很在意民调。为提升自己的支持率，一些领导人甚至不惜冒险试水政治“行为艺术”秀，刻意制造轰动效应。2005年8月，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邮政改革法案遭参院否决、其支持率也大幅下挫时，悍然解散众院、提前大选，最后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以压倒性的人气和凝聚力，将邮政改革进行到底。

相比之下，麻生可没那么幸运。前几任首相“抛掷”政权的反常事态一再演出后，麻生在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空前的厌倦中“临危受命”。政权起步时，他的支持率还不足50%，但却是“辉煌”的顶点。“生于末世运偏消”，“麻生丸”一起航就撞上了金融危机的“恶天候”，不仅航向迷失，支持率也一路下挫，不济时居然不到10%，创下以史上极低支持率而“手把红旗旗不倒”的另类纪录。

麻生上台时曾说，自己“绝不会中途退场”。因为对他来说，即使为自己辞去首相后的政治生命计，也务须避免重蹈两位前任的覆辙：选民的审判是严厉的，政权“抛球游戏”绝不允许再而三地重演。

这真难为了麻生，其以高超的技艺维持日本政治“超低空飞行”的驾驶技术也堪称“卓绝”。

麻生的“外交感觉”

但同时，客观地说，麻生也的确从未放弃提升支持率的任何努力，比如通过外交的机会。

奥巴马上台，麻生成了白宫迎接的第一号国宾。希拉里国务卿东亚四国访问，第一站是东京，给足了麻生面子。4月初，朝鲜发射“飞行物”，麻生明明知道，刚刚装备完毕、从未有过实战经验的导弹防御系统离开盟主美国根本玩不转，却偏要做出强硬“拦截”的姿态。全副武装的陆上自卫队员在导弹发射装置前严正待命，而发射装置就架设在东京市中心的公寓团地旁，这些都显著放大了麻生首相誓死捍卫国土家园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拉升了他的支持率。

不少日本国民认为，麻生“有外交感觉”。要知道，在日本政治辞典中，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评价，战后被认为“有外交感觉”的首相，充其量也就是吉田茂、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等几位。而在内政改革上颇有建树、成就了战后第三的长期政权的小泉纯一郎，则因搞砸了对中韩外交，备受舆论批判，被认为“外交感觉差劲”。

其实，麻生还排练了一出好戏，如能如愿以偿地顺利登台、表演、谢幕的话，其支持率还可望进一步爬升：4月中旬，东亚三国领导人峰会因泰国“红衫军”的反政府示威，被临时取消。麻生原本准备在峰会上端出的、旨在使东亚地区经济规模在2020年之前翻一番的所谓“亚洲经济倍增计划”的豪华套餐，未能以最富戏剧效果的形式发布，多少使支持率打了折扣。

毋庸讳言，麻生此番访华，从定位上说，仍然是其着眼于国内政局，特别是即将解散的众院及其后展开的选战。

靖国“春祭”与《南京！南京！》

一周前，日媒曝光了麻生在日本传统“春大祭”之际，以个人名义自费向靖国神社奉送了一盆盆栽。因处于访华前夕的微妙时期，自然免不了舆论的种种猜测和质疑。对此，麻生本人认为，此举“不会对（与中方领导人的）会谈构成障碍”。笔者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发言人对此事的评论也确实相当克制。

旨在作为执政自民党的选举“看板”，谋求连任的党总裁，在大选前夕，以这种颇有“分寸感”的方式，既讨好国内保守政治势力，又不开罪中国，何乐不为？量邻国也会“体谅”，而大可不必做“友邦惊诧”状……麻生的心情和心路历程可想而知。

无独有偶，麻生来访之际，正值两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国产大片（《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在大陆公映。这种偶然的时间巧合，却被两国一些媒体不约而同地解读为某种意味深长，日媒尤其重视，各种疑虑、担心也纷至沓来。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肌体上触觉最敏感的一个部位。无论两国政治家和主流知识社会如何致力于朝向和解的努力，在信息化、多元化的今天，社会舆论也不可能呈现出铁板一块的性状，这是一个常识。

但另一方面，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本土商业（也包括电影、娱乐业）的发展，已然进入历史消费阶段。纵然是沉重如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历史，也不再是纯然、厚重、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商业消费的对象。诚如一位影视文化学者所说的那样：曾几何时，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战争题材作品、为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二战”（《地道战》、《地雷战》），今天似乎被赋予了类似日本战国“时代剧”那样的娱乐色彩。

上周末，当笔者花70元的门票，坐在京城五星级影院里观看陆川版《南京！南京！》，面对银幕上对国军官兵拼死巷战和日本宪兵复杂“人性化”的文学性表现的时候，说实话，笔者真切地感到了艺术文本与客观历史之间的距离。

从靖国到南京，在历史问题上，中日两国的微妙收放，或许也是麻生访华的重要背景了。

（2009年4月29日纽约讯）在聚焦中国人权纪录之夜，美国笔会于星期二将2009年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授予中国最杰出的异议作家兼活动家之一、国际笔会运动重要领导人刘晓波。刘晓波因合写了一份关于政治和人权改革的呼吁书，于 2008年12月8日被关押，未予诉罪或审判而“监视居住”在北京一未知地点。

知识分子和文学评论家刘晓波的成年生活，大部分是作为中国政府的打击目标而渡过的。他在八九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支持学生，并带头呼吁一个真正具有广泛基础的可持续的民主运动。他通过支持和推动呼吁学生非暴力，防止了广场上更进一步的流血。即使在为此系狱两年后，刘晓波仍继续为言论自由和民主说和写。从1996年起，他又在劳教所中渡过了 三年，此后经常遭到关押、骚扰和监视，直到他最近这次被拘捕。

刘晓波昨晚因其生平贡献获奖，包括他一直担任独立中文笔会领导人。独立中文笔会是一个在中国勇敢进行脚踏实地倡导工作的国际文学和人权组织，尽管遭到中国当局持续打压。刘晓波在2003-2007年担任该会会长，现任理事。

昨晚，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李江琳宣读了刘晓波妻子刘霞的感人致辞。她说：“我明白，这个奖在名义上，不是鼓励诗人刘晓波，而是鼓励《零八宪章》的起草人、政论家刘晓波。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两个身份之间的联系。我觉得刘晓波正是以诗人的激情在推动中国的民主，以诗人的激情一再对独裁者说不！不！不！”

“在私底下，他却以诗人的温情，对六四至今得不到安息的冤魂们，对我，对他亲爱的朋友们一再说是！是！是！”她最后说。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拘捕。拘捕发生在《零八宪章》公布的前夕，这份他合写的不寻常的声明呼吁政治改革、更多人权和终止一党专制。警方于晚上9时到达他家， 11时将其拘禁，并抄家没收了电脑和其他物品。自他被拘押以来，几乎所有《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都遭到传讯，以收集对付他的证据。尽管有这种打压，《零八宪章》目前已经得到中国各地超过8500各界人士联署。

笔会会员爱德华•阿尔比在晚会上说：“艺术能改变事物，抗议真的造成很大差别。我要对刘说得话很简单，‘谢谢你在做的一切。请继续下去，我们与你同在！’”

美国笔会是国际笔会在全世界的145个分会之一。国际笔会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美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一直共同合作，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en.org/china.

联系人： 美国笔会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212) 334-1660 ext. 111,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翻译）
 
Prominent Writer Liu Xiaobo Honored in New York
 
New York City, April 29, 2009—On a night that held the spotlight on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PEN American Center on Tuesday honored Liu Xiaobo, one of China’s preeminent dissident writers and activists and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PEN movement internationally, with the 2009 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Liu, who was detained on December 8, 2008 for co-authoring a declaration for political and human rights reforms, is being held without charge or trial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n unknown location in Beijing.
 
An intellectual and literary critic, Liu Xiaobo has spent much of his adult life as a targe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staging a hunger strike in Tiananmen Square in support of the students and leading calls for a truly broad-based, sustainable democratic movement. He was instrumental in preventing even further bloodshed in the Square by supporting and advancing a call for non-violence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Even after spending two years in prison for his role, Liu Xiaobo continued to speak and write in favor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democracy. He spent an additional three years in a reeducation-through-labor camp beginning in 1996, and was regularly detained, harassed, and surveilled until his most recent arrest.
 
Liu Xiaobo was honored last night for his life’s work, during which he has also been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ICPC), a cen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that is doing courageous, on-the-ground advocacy work in China despite constant pressure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Liu served as President of ICPC from 2003 to 2007 and currently holds a seat on its Board.
 
Last night, in a moving statement prepared in Beijing and read by ICPC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Li Jianglin, Liu Xia, Liu Xiaobo’s wife, said, “I understand that this award is not meant to encourage Liu Xiaobo, the poet, but rather to encourage Liu Xiaobo, the political commentator and initiator of Charter 08. I would like to remind everyone of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identities. I feel that Xiaobo is using his intensity and passion as a poet to push the democracy movement forward in China. He shouts passionately as a poet ‘no, no, no!’ to the dictators.”
 
“[But] in private, he whispers gently to the dead souls of June 4th, who, to this day, have not received justice, as well as to me and to all his dear friends: ‘yes, yes,’” Ms. Liu concluded.
 
On December 8, 2008, Liu Xiaobo was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The arrest came on the eve of the release of Charter 08, an extraordinary declaration that Liu had co-authored calling for political reform, greater human rights, and an end to one-party rule in China. Police arrived at his home just after 9:00 p.m., and at 11:00 p.m., they took him into custody and searched his home, confiscating computers and other materials. Since his arrest, nearly all of the original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have been interrogated in a push to gather evidence on Liu. Despite this crackdown, the document has now been signed by more than 8,500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roughout China.
 
Art can change things, and protest really makes a big difference, said PEN Member Edward Albee during the event. What I would say to Liu is, very simply, Thank you for what youre doing. Please keep it up. We are with you.
 
PEN American Center is among the 145 worldwide centers of International PEN, an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to promote friendship and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among writers everywhere, to fight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represent the conscience of world literature. It has been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to protest Chinas imprisonment, harassment, and surveillance of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and to seek an end to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other restrictions on the freedom to write in that countr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pen.org/china.

国内多家网站刊登报道，因经济问题正接受调查的国美电器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因不堪压力，日前在北京的看守所内自杀，幸被警员及时发现，目前已康复。黄光裕自去年11月19日因涉及经济犯罪，被内地警方扣查。

这个消息真假有待北京司法机关澄清，不过这则新闻也提醒司法机关不要漠视黄光裕事件中的公众知情权。

毫无疑问，黄光裕案件牵涉面广泛，数个省份级高官也因此下马，更多黑幕可能被揭开，而案件正在侦查阶段，北京司法机关对此事件进行心要的信息保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黄光裕被拘事件，是2008年岁末的一个重大新闻，其前首富的光环以及中国最大商业公司之一国美集团的最大股东身份，都牵引着公众的注意力和投资者的利益，因此黄光裕事件已经不是一个普遍的经济犯罪案件，而是一个牵动各方利益的公众事件。在不影响侦查的情况下，有关司法机构有义务对公众作出交代，以满足公众和投资者的知情权利，而不是留给媒体捕风捉影，任由小道消息泛滥。

不过迄今为止，北京司法机关除了确认羁押黄光裕之外，并没有做任何更多的信息披露。黄光裕是否被批准逮捕，是否被允许取保候审，以及黄光裕是否聘请律师辩护等信息，公众一无所知。而公安部前部长助理郑少东，广东省前政协主席陈绍基和浙江前纪委书记王华元等被免职和双规事件虽然已经媒体披露，理由也仅仅是“严重违纪”，他们和黄光裕案件的关联都任由公众遐想。这种做法总体来说，对政府的公众形象并没有帮助。

鉴于黄光裕案件的公众关注，北京司法机关必须严格符合法律规定，程序正义必须得到遵守，整个司法过程可以在阳光下被公众检验，这才是铁案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也意味着必须保障黄光裕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这包括但不限于黄光裕的沉默权，律师辩护权等等。对于北京司法机关来说，除了既有法律规定外，还应该深切领悟国家于2009年4月13日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其中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严禁执法人员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收押、换押、延押必须依法进行，防止错误羁押和超期羁押。

就上述开头提到的黄光裕不堪压力自杀未遂的消息，有关司法机关需要站出来向公众解释他们目前采取的措施都符合法律规定。比如没有对黄光裕刑讯逼供，也没有超期羁押，相信这种解释并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近一段时间来，中国各地看守所已经爆发了太多“躲猫猫”的悲剧，不管黄光裕可能犯了什么罪，我们也不能让前首富被“躲猫猫”吧。

4月28日，海外媒体曾传出国美电器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在看守所自杀未遂的消息，该消息在4月29日被国内媒体证实。据称，因经济问题正接受调查的黄光裕因不堪压力，日前在北京的看守所内自杀，幸被警员及时发现才免于一死。（4月29日济南日报）

生于1969年5月的黄光裕可谓是少年得志，他所创办的国美电器在十几年时间里便成为了中国家电零售行业的龙头老大。2004年，年仅35岁的黄光裕便荣登胡润中国富豪榜榜首，2006年，黄光裕又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财压群商，而在2008年公布的胡润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更是再度位居第一。

就在黄光裕辉煌到了极点的时候，不料物极必反，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被有关部门以涉嫌操纵股价罪调查。黄光裕的人生轨迹犹如一颗流星，在发出最为耀眼的光芒之后便溘然坠落。突如其来的调查令黄光裕惊慌失措，国美电器也陷入到了空前的危机。事实上，黄光裕案并非外界开始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黄光裕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在他轰然倒下之后，与其有牵连的商人、官员与掮客便逐渐曝光，他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共同织造着一个权力和金钱相勾结的巨大关系网。

官商勾结古已有之，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种社会丑恶现象再度死灰复燃，不仅仅是黄光裕，在偌大一个中国商界，亿万富豪虽然不计其数，但在很多富豪拥有巨额财富的背后，却掩藏着不可告人的阴暗勾当。中国的经济虽然在这些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人均财富占有量仍然十分可怜，加上贫富悬殊的严重程度，黄光裕这样的富商和很多长年累月辛勤劳作的普通民众相比，生活状况可谓是相去天壤。

拔出萝卜带出泥，黄光裕案的牵涉范围之大之广令人感到惊叹，在黄光裕被调查以后，2008年12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也被中纪委调查，紧接着，黄光裕之妻杜鹃、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相继落网。2009年1月份，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同时被“双规”。4月中旬，受黄光裕、郑少东系列案件的牵连，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几乎就在王华元被中纪委调查的同时，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

从现在的情况看，因为牵涉黄光裕案而乌纱帽不保的官员还将进一步增多，案情也会越来越复杂。黄光裕案让笔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当年的远华集团走私案，其涉案金额之大和牵涉范围之广同样是令世人震惊。不一样的是，远华集团的老板赖昌星虽然胸无点墨，却不乏自知之明，眼见中央即将拿下他这只硕鼠，于是便溜之大吉，至今逍遥法外。而黄光裕却因为和一些高级别官员如胶似漆的关系，便表现得胸有成竹，直到走进看守所才恍然大悟。

看守所的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总得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你黄光裕是中国的首富就特殊对待。既来之，则安之，很多人都知道进去后只能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失去自由的过程中去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争取在思想上脱胎换骨。黄光裕有着常人所不具有的辉煌历史，山珍海味、香车美女什么没享受过？对于他来讲，进了看守所就如同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实在是无法接受，于是想方设法地去寻短见，幸亏看守人员发现得及时，否则他的死又会被视为新版的“躲猫猫”。

黄光裕作为一个超级富商，不能做到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下聚敛财富，而是靠金钱去收买官员，以获取日进万金的终南捷径。黄光裕能有今天，完全是咎由自取，他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和道德的谴责。黄光裕企图以自杀的方式来逃避惩罚，足见其内心的脆弱。另外，一旦黄光裕自杀成功，对案情的深挖极为不利。

欠别人的总是要还的，黄光裕，你不能一死了之！

2009年4月29日

先生们，女士们：

很遗憾，刘晓波和我都不能到场领奖。

26年前，我们都写现代诗，并以诗为媒介，相识相知相爱，直至发生20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学潮和屠杀。刘晓波义无反顾地置身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六四黑手。他的命运也由此改变，数次入狱，在家的时间也多半不自由。作为妻子，我别无选择地成了丈夫不幸命运的一部分。

但是，我不是刘晓波的附庸，我酷爱诗歌和绘画，同时，我也没把刘晓波仅仅看作一个政治人物。他始终是笨拙而勤奋的诗人，即使在狱中，他也没放弃写诗，狱卒搜走纸笔，他就凭空构思着。这20年来，他和我的这种用于心灵对话的爱情诗，已经积累了几百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进入坟墓前

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

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

另一位中国诗人廖亦武这样评论刘晓波的诗：他背负着六四亡灵在爱、在恨、在祈祷。这样的作品同样可以写于纳粹集中营或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流放途中，就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适合八九后的中国国情。

然而，我明白，这个奖在名义上，不是鼓励诗人刘晓波，而是鼓励《零八宪章》的起草人、政论家刘晓波。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两个身份之间的联系。我觉得刘晓波正是以诗人的激情在推动中国的民主，以诗人的激情一再对独裁者说不！不！不！

在私底下，他却以诗人的温情，对六四至今得不到安息的冤魂们，对我，对他亲爱的朋友们一再说是。是。是。

感谢美国笔会。感谢独立中文笔会。感谢在场的每一位先生和女士。

刘霞于2009年4月17日，不自由的北京家中

美国笔会将一项最高荣誉——美国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颁发给至今仍处于秘密监禁中的中国著名作家刘晓波。4月28日星期二晚上，美国笔会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的盛大晚宴上，芭芭拉·戈德史密斯女士亲自宣读颁奖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和副秘书长李江琳代表刘晓波接受了奖项，并由李江琳宣读了刘晓波妻子的答词。刘霞在答词中写道：“我觉得刘晓波正是以诗人的激情在推动中国的民主，以诗人的激情一再对独裁者说不！不！不！”（刘霞答词另发。）与会者对刘霞的答词报以热烈的掌声。

刘晓波是国际笔会重要的活动家，现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曾任独立中文笔会两届会长。去年底，刘晓波因参与起草要求实现民主与人权的《零八宪章》并发起联署活动，被中国警方秘密关押。消息传出，全世界众多作家极为震惊，纷纷致电发言，表示强烈抗议。西方各国政要也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据刘霞透露，刘晓波被关押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不允许放风，身体状况欠佳。

美国笔会新任会长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说：“让我们大家生活有意义的自由，一直总依赖于那些像刘晓波一样愿意把自己的自由置于险境的人……每当我读到有关他所做的那些不寻常的事，我充满钦佩，事实上还有崇敬。”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和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还敦促奥巴马政府积极争取刘晓波的释放，以澄清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立场。

出席晚宴的有600多名美国作家和社会名流。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前厅举行了鸡尾酒会，随后在大展厅举行了高规格的颁奖仪式。颁奖前，播放了一部新近制作的介绍刘晓波的视频短片。

美国笔会芭芭拉自由写作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自1987年设立此奖以来，已有44位人士获奖。去年获奖者是独立中文笔会系狱作家杨天水。34位在获奖时仍在狱中的自由写作奖得主，有31位随后获释。

独立中文笔会新闻稿

  

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李江琳代刘霞致答词

 

2009年美国笔会芭芭拉自由写作奖颁奖会会场

 

左起美国笔会自由写作与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芭芭拉•戈德史密斯女士、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李江琳

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M]我们现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从文化上看是这样，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若概括“五四”的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当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社会的解放。我们现在也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

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思维方式也必会随之相应改变。

第三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了科举，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价值评判体系还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教师，可以做编辑、记者……不再是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太平洋》的价值不亚于《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新青年》后来的转变有关。1920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其他重要报刊却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

他们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加上两大国际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二战——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的受欢迎程度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渐渐处于下风。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至少给每个人提供了追求梦想的各种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的前“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理应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定位“五四”：其一，“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现实了。其二，“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幻象的消失

“这是一本挑战中国言论底线的历史评论集。”看到这句广告语时，我哑然失笑。它用来形容我的新书《醒来—中国的110年变革》措辞的极端化，表明这个社会正在陷入多么可怕的疲倦和注意力匮乏，即使最耸人听闻的说法，也只能吸引公众五分钟的关注。极端化的情绪和厌倦感，也正达成一种新的恶性循环，将整个公众的心智推向扁平化和幼稚化。

如果可能，我的出版商很期待它也能加入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由一本名叫《中国不高兴》的书引起，单看网络上的反应，它像是一场新的民族主义热潮的前奏。在这本书的几位作者背后的主导因素，是牟利的动机而非民族情绪。如果再加上最近的汇源果汁收购案、兽首拍卖案、对于西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公开批判，它会给人以一种鲜明的姿态——中国在变得日益强大的同时，也日益骄傲，支配这个国家的情绪不再是开放和学习态度，而是新的自满与封闭。中国开始向内看。

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写作于2003年—2004年，本应在2005年的秋天出版。但是因为审查问题，它一直推到了今天。 它没有任何要挑战言论底线的欲望，也不清楚这底线是否就意味着谩骂，只不过是几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历史的一知半解、却狂热的臆语。

如果硬要找它的可取之处，或许是它真实的反应了2000年至2005年期间，中国社会的某种情绪。那是一个中国迅速卷入全球市场，技术革命催生社会变革，大众媒体蓬勃兴起，商业力量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的年代。也是中国在世界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自身的历史意识开始觉醒的年代。

这种变化既粗糙喧闹，又充满了希望。一个更开放、更多元的社会正在形成，思想更独立、健康的一代人也正日趋成熟。而我正是这年轻一代人的一分子，刚刚走出校园，就获得了一份可以在一张报纸上纵论中国与世界的机会，雄心勃勃的要充当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之间的联接者。不可避免的，我的语调中洋溢着我的年龄和所处的时代的共同造就的乐观、庞杂混乱、热气腾腾和浅薄……

但如今，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即将过去。我发现历史的进程比几年前想象的复杂得多。原有的乐观情绪，正不断转变成审慎和怀疑。

我发现自己在五年前的担忧：不负责任的公众情绪的兴起，新国家主义的傲慢，民族情绪的封闭性，消费主义和娱乐业对年轻一代的伤害，社会的迅速庸俗化，互联网的黑暗面，如今都变成了赤裸裸的现实。不知是该为自己的预感而兴奋，还是为某种社会停滞与倒退而悲叹。

这个国家在五六年前给予人们的种种幻象正在消退，一种令人不悦的新的现实，正在形成。我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变成一名嘲讽主义者。很多时刻，在幻象消失的时刻，改变才真正开始。

（作者的邮件：[email protected]，本文是《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的后记，他的新书《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刚刚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历史真是太巧合了。

2008年4月11日，《北京晚报》刊发署名“文峰”的文章《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先对当时的《南都周刊》主编长平指名道姓的进行定性指控，再捎带对南方报业集团进行一番敲打：“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

2009年4月10日，《北京晚报》刊发署名“魏言”的文章《何必犹抱琵琶半遮面》，先指责凤凰卫视借谈话节目中某嘉宾之口攻击《中国不高兴》一书，最后为凤凰卫视总结定性：“在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上，为西方利益代言，如有的节目歪曲历史事件，对历史上的英雄进行恶搞攻击，无中生有以偏概全‘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鼓吹修改国歌、美化西方列强的侵略史、叫嚣修改历史教科书，搞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这位“文峰”或曰“魏言”同志的行动真的如此有规律，2010年4月，他高高举起的棒子，又会砸向哪个新目标？

可能有读者会问，没有证据，你怎么好怀疑文峰同志可能就是魏言同志？

理由很简单：一年前，文峰同志理直气壮地给长平、南方周末之类定性时，标题上说别人造谣中伤，但自己却在一篇900来字的文章里，从头到尾在造谣中伤，被他作为靶子批驳的“长平的逻辑”，不但是他生生编造的逻辑，而且恰是自己贯穿全文的逻辑，而他所谓南方周末“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之类的罪状，从来是子虚乌有。更何况，文峰这种用可怕的政治帽子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文字，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年不见了。

这回的魏言同志，其造谣中伤与文峰同志完全一个水准。其用可怕的政治帽子上来就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思维方式，除了文峰，这些年没有第二个人有过。如果文峰同志幸有魏言为伴，而绝非当代孤品，那么，考虑到两人行文风格与字里行间的意识是如此相似，以“文峰同志”概括这种文章，这类人，总不算错，相信读者也不会认为，我委屈了魏言同志吧。

不过，既然有人对文峰同志文章解析在先，这次专为魏言同志文章再做解析，也算聊表对魏言同志与文峰同志同样尊重之寸心。

魏言同志劈头就称：“香港某卫视近日围绕《中国不高兴》一书组织了一系列节目，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中借嘉宾之口称：《中国不高兴》的逻辑很‘流氓’，指责《中国不高兴》的作者，说该书是‘以一种不讲理的方式向外国人大撒怒气’，‘是小流氓见了大流氓’。”

不知道的人，会以为凤凰卫视最近在专门组织人马围剿《中国不高兴》，可是，魏言同志说的那期节目，恰是请了作者之一宋晓军与查建英两个嘉宾的对谈，姑且按算魏言同志说法，查建英是个《中国不高兴》的批评者罢，但查建英一开始就认为，此书该出，而且出来是件好事，中国需要多元化的声音。具体情形，读者自可网上查找视频。

魏言提到的“以一种不讲理的方式向外国人大撒怒气”、“是小流氓见了大流氓”，这是查建英对该书另外一位作者一段“关于西藏：甭跟他们玩考据！1959年拿下的又怎样”的评价，而非整本书。——看来魏言同志颇认同西藏是1959年中国抢来的观点，——这个我就不去学文峰、魏言动辄政治上纲上线了，我只感叹，魏言这种上来就以歪曲事实做论证基础的文章，在我近年所见文字中，真还也只有文峰同志的文章由如此境界。

魏言全文1266字，逐句辨析浪费读者时间，不妨将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全文照录分析，大致可知全篇之味，该段含标点306字，正好占全篇四分之一：

这里，我不妨向某卫视进一言，既然你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言论工具，不妨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号，不必再遮遮掩掩地标榜自己的所谓“客观、公正”了。现在，一些自以为从西方取得“真经”的所谓“精英”，忽视国家民族利益，大肆推广普及西方的价值观念，打压爱国热情，排斥任何不同的声音，不惜豢养“咬手”毒骂不同意见者。有位时常将“在美国住过十几年”挂在口头的嘉宾甚至直言不讳声称自己就是“洋奴”、“美国卧底”。说别人是什么“病态的民族主义”，那么自己又是什么主义？说别人的“逻辑很流氓”，那么只许批评别人、不许别人批评自己的逻辑又是什么逻辑！现代中国日益走向多元、开放、包容，该卫视也没有必要“犹抱琵琶半遮面”，穿什么“皇帝的新衣”了。

关于凤凰卫视沦为“自由主义的言论工具”，各位读者就不要苛求魏言同志从头到尾都没提过什么是自由主义，从头到尾都没论证过凤凰卫视如何就沦为自由主义啦，这种说你是你就是，正是“文峰现象”的文章别于其他文章最根本特征之所在。

同理，关于有种种罪状的“精英”的“忽视”、“大肆”、“打压”、“排斥”，大家也可跳过去不必追究，因为这与前面的逻辑一样，但“不惜豢养‘咬手’毒骂不同意见者”是什么意思，这就比较让人困惑，而且，他后面马上就开始举一个嘉宾的例子了。

这里似乎有必要先说一下魏言同志提到的那位嘉宾，符合“在美国住过十几年”、自称“洋奴”、“美国卧底”、批评别人“病态的民族主义”几个条件的的嘉宾，只有前面提到的查建英。不过，查建英在谈话节目中说自己的“洋奴”、“卧底”是反讽的冷幽默，而不是什么“甚至直言不讳声称”，而且，查建英的原话是“我是在美国的中国卧底”。真不知道是“魏言同志”是缺乏幽默感没听清，还是坚持从头到尾歪曲事实不动摇的本色使然。

联系上下文，魏言同志说“不惜豢养‘咬手’毒骂不同意见者”，看上去豢养者指的是凤凰卫视，而查建英就是“咬手”之一。这个“豢养”，如果说的是查建英出镜，按行规该拿点车马费，那与查建英一同出场的，还有《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宋晓军，就算查建英是敌对分子，但凤凰卫视同时也“豢养”了宋晓军，多少可算功过相抵罢。

如果魏言同志是说，查建英这类敌对分子，虽然平时几乎不出镜，但还定期暗中接受凤凰卫视的接济，并以此为生，而宋晓军这样的好人却从没有这种津贴，这种事情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若真有，那我可以同意魏言同志的观点。可是，证据呢？当然了，证据从来对文峰、魏言都是一种苛求。

只有文章结尾的一句话是有价值的。魏言最后劝凤凰卫视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这话太好了！

——魏言同志，您为什么要“犹抱琵琶半遮面”，非得套个马甲才敢说话，请您在教训别人时，先自亮名头有话直说。

去年4月，文峰同志揭批南方的文章，网上一片惊呼：姚文元回来了！时隔一年，姚文元转世灵童准时再度出手。——且慢！一些人将文峰（魏言）同志比作姚文元，我是持保留态度的，我相信，姚文元同志地下若看到这两篇大作，也定会为捍卫自己名誉而从骨灰盒里气得跳起来。对比一下40多年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且不要说转世灵童的文采和理论功底远逊当年，就是罗织罪名工作的认真恳切，那也远远不如。

举起打人棒子的背后，是向上爬的梯子，他人殷红的颈血，是染红顶子的颜料，姚文元同志如是，文峰（魏言）同志是否亦如是。

复旦大学将接收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工人蔡伟来当博士，是一件非常值得肯定的事，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此举可以鼓励社会中那些在某一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让他们对我们的社会、学术有信心。中国的学术制度太僵化，这其实也是近年中国学术水平下降的一个原因。我们选择人才的机制太单一，太不符合实际，特别是在人文学科方面，我们过于重视学历，而对那些显示了才华并已做了相当学术贡献的人，格于学历，把他们的才能浪费了，对个人，对国家都很可惜。所以复旦此举，不但应当得到社会肯定，更应当提倡。社会导向应当是只要你能努力，条条大路通罗马，社会应当鼓励对学术真正有兴趣的人自学成才，而不是鼓励混文凭。发现蔡伟的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这种胸怀和气度值得在目前的高校里提倡。

古文字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凡能在这门学科中有所成就的人，必是对此有强烈而持续的热情，它建立在天生对某单一事物具有痴迷兴趣的基础上。此类学科，一般说来按正常的考试制度是不可能考出来的，据我个人有限的知识判断，中国古文字学家中，完全正途出身的人好像并不是主流。我在山西太原的时候，拜访过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张先生在古文字方面的成就世所公认，要说学历，印象中是小学，肯定不会超过初中。但他对古文字的兴趣和才能却是一流的，他能有成就，关键就是他对自己选择的研究对象有强烈的兴趣，无任何功利目的，为学术而学术。他是我们山西的骄傲。他现在快90岁了，每天还要观察天象，用自己丰富的中国古代历法知识来帮助自己判断古文字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从而生发奇思异想。

郭沫若是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他是学医的；闻一多在古文字方面成就也很高，他是学油画的；陈梦家也是一流的古文字学家，他是学法律的。古文字学需要超常的想象力和联想力，我感觉诗人在这个方面可能得天独厚，郭沫若、闻一多和陈梦家同时又都是著名诗人。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无数，这充分说明古文字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需要特殊的人才选拔机制，而此类人才十分难得，遇到了，社会就要格外珍惜，说实话，这样的人才，只能发现，不是有意识就可以培养出来的，状元三年一个，十年出不了个唱戏的，道理相同。

从媒体上相关采访中知道，复旦的相关老师多次陈述，要为蔡伟的成长补课，讲了许多计划。我个人认为，像这样的人才，你只要选拔进来，最好就让他自由成长，他在知识上的缺陷，如果影响到他的专业，他自己必然会奋起读书，制度化的学历培养大可不必，复旦给了他平台，只需要看他以后能不能做出成就来，做出成就来就是成功，如果做不出成就来，再补多少本科、研究生的课也没有用。多给蔡伟一点自由，让他自由生长！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