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新与旧交锋的大时代，中与西对话的大变局。

　　群星璀璨，百家争鸣，风云际会，百年激荡。

　　最生动的历史故事，还原那段被遮蔽的历史烟云。

　　最深刻的现实点评，呈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思考。

　　有一种记忆无法割舍，有一种纪念与当下血肉相连

　　一、

　　文菲：那正如你所看到的，今天我们桌子上摆了一些报纸，而这些报纸基本上都是大陆主流媒体对于五四运动一些评价，我来给您念一下。那这一份是在，这一份是在2006年，2006年的一份人民日报的社论，上面写的是，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这一份是200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广大中国民族的希望。这一份是今年的，上面写的是，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精神，依然是我们强国的主旋律，那么以上这三份报纸，都是近些年来，中国大陆主要媒体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些评价，而我相信中国大部分的民众，也是比较认可这个评价的，那您本人对这个评价是怎么看的？

　　雷颐：五四运动，它确实是一个爱国运动，但是它更是一场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启蒙运动，它最主要的内容还是民主与科学，提倡民主、科学，所以我恰恰，我刚刚说到，上海文学刚刚给我寄了最新一期上海文学，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篇文章特别好，是这篇文章就是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先生写的，叫做真人，他写的是冰心，回忆冰心先生，他跟冰心很熟，那么他引用了冰心一段话，就是这些，我念一下。他说有一年，纪念五四运动，冰心先生在电视节目中，听了纪念大伙儿的发言，很郑重地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又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五四而言，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是避重就轻。我们知道冰心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对吧，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这就是她，我觉得这段话，就说明了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它的本质是民主与科学，

　　二、

　　文菲：我们也知道，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于五四的宣传，基本上都是从思想、文化，以及影响力，甚至社会革命的角度，而您却另辟蹊径，您是从社会各界对于五四的宣传角度来入手研究五四的，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这么独特的一个角度。

　　雷颐：那么我当时我家住在，正住在就是老北大那个红楼的旁边，附近，离那儿很近，我住的地方，和北大的那个老红楼，老北大的那个红楼，之间就隔了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就是皇城根遗址公园，那么那时候，我有早上起来跑步的习惯，每天我早上起来要跑步，起的很早，突然发现那个，就红楼旁边那个皇城根遗址公园，好像在那儿有很多吊车，什么很多人在那儿，立一个什么东西，我就看见什么，一看好像是个五四纪念碑，一个不锈钢的，三角形的，我一看上面还有浮雕，一天在那儿竖的过程中，我跑步我就停下来看一下，我觉得很奇怪，那个浮雕我也仔细地看了，有好几个人的像，但是我发现，他没有陈独秀的像，没有胡适的像。

　　小片：五四广场

　　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五四广场。如今，这座雕像已经在这里经历了5个寒暑，每天经过这里的人们大多已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也常有些游客站在雕像前面打量，有感于雕像的象征意义，拍照留念的也不少。谁知道，当年，曾有个焦虑的身影在雕像前徘徊，如今身影早已远去，然而忧虑没有因此而消失。

　　雷颐：就是没有找到陈独秀和胡适两个人的像。相反我们知道，蔡元培这是比较重要的人，对吧，而那个时候，毛泽东只是一个青年学生，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临时的那种图书管理员，而这个浮雕中间，把毛，青年毛泽东的像放的最大，并且是那个浮雕的中心，这是浮雕的中心，（）我觉得这就牵扯到这个，对历史的这个权力，对历史的解说，所对历史的话语的形成。他们是有意的，他能忽略掉这两个人。我们知道，五四最重要的是民主与科学，而那个上面，没有出现。

　　文菲：民主、科学这几个字没有。

　　雷颐：没有民主和科学，他只是在后面的碑文中，后面的碑文中提了一句，而那个雕像的正面没有，他有很多字，各种各样的字，包括毛泽东那首诗，包括什么，内惩国贼，什么什么，这个外治强权，什么就抵制日货吧，就这就说明，这幅雕像，还是按照，按照后来的人的地位，来说谁在五四中的，想告诉人们，谁在五四中的作用，他没有实事求是，并且呢，实际上他是在，几乎没有提民主科学，他只是后面的碑文中提了一句，那前面没有什么，前面没有，恰恰他强调的是爱国，强调是爱国主义。就是反正说爱国主义这个话语对五四的这个解说，占有一个中心地位。

　　三、

　　文菲：那么在您的心目当中，纪念五四最重要的纪念什么，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

　　雷颐：对，我们可以看，这个五四运动，你从它的发生来说，1915年的新青年，对吧创办，那么五四运动开篇就是那个陈独秀的那篇文章，敬告青年，他提出了六条标准，六条标准就是说，青年要自主，自立，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拥抱世界文明。

　　小片：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1915年初秋，午夜正是阵阵凉意来袭的时候，巷弄里悄无人音，然而上海渔阳里6号的小院里依然灯火通明，一个消瘦的年轻人在几双同样年轻的眼睛的注视下，正大声朗读着即将付印的文稿：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几天以后《新青年》创刊。在篇首编前语——敬告青年书中，陈独秀明确提出了民主、科学的概念，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中国近代影响最深远的启蒙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四

　　文菲：谈到五四，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谈到五四的精神源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而很多学者都将新青年的创刊，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您是否赞同这个观点？

　　雷颐：对，确实就是，这是大家公认的，就是说，这个新青年的创刊，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一个标志，但是这只是一个，当然我觉得这个标志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这里汇集，在这里要集大成，或者说从这里又开始，又要产生一个新的阶段，而并不是说，现在有的人理解这个标志，就是把他作为一个全盘反传统，反对过去的一个标志，这种好多人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这样认为，我们知道，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渊源，是有近代发展的一系列的这个结果，而汇聚而成。汇聚而成，我们知道你像近代最开始，国人睁眼看世界，从林则徐那里开始，就不被中国人接受。绝大多数从朝廷到一般老百姓，到一般读书人，都不接受林则徐那个师夷之长以治夷这个口号。

　　雷颐：那么对引进西方的技术、科学，认为是形下之器，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相反并且认为那只是叫做奇技淫巧，并认为，林则徐提出来的师夷之长以治夷，你认为这个夷还有长处，我们华夏文明还要学习它。对，所以他就都是这种，那么科学知道，为什么五四到后来提出科学，我们如果了解近代史，就知道，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进过程中，开始一直是很不顺利的。是受压抑，那么办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毕竟他是一场只有经济变革，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就发动了戊戌维新，对吧，发动了戊戌这个维新运动之后，维新又失败了，那么维新失败呢，使这个梁启超，他到日本去，流亡到日本，接受了更多新知识，新观点，那么他就感觉到，像维新失败，就是像一个大，就是一个像维新运动，只是一个大海中一个小小的浪花，在中国没有，老百姓中没有什么反映，没有人支持什么的迹象。他就觉得，这是中国的国民性有问题，实际上梁启超到日本之后，办了一个很著名的杂志，叫做新民说，叫做新民丛报，他在上发表了他重要的文章，连载了多少期，几十期新民说，就提出来，我们实际上五四运动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改造国民性，要追源头可以追到梁启超这儿。2

　　小片：1911年10月10日，人们沉醉在兴高采烈的狂欢中。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了。然而热烈的景象下，掩盖的是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

　　1914年9月28日，孔子的生日，袁世凯头戴天平冠，身穿古装，亲率文物百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

　　一时间，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祭孔祀天的香火，掩盖了辛亥革命燃起的希望之光。对现实的失望促使知识分子拿起了手中的笔，历史，又一次将复兴的探索摆在了他们面前。

　　五

　　文菲：但正如刚才您所说的，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中国基本上都在走一条救国之路，那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一种，一脉相承的一种探索，但是新文化运动和其他这些救亡救国的行动相比，它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雷颐：他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强调了这个，就是说，或者你说他是一些知识分子的无奈，他没有现实的政治力量也可以，就是他们觉得，我们是应该像胡适说，应该做一个更基本的，更基础的启蒙的作用。

　　文菲：就是更多是从思想层面的。

　　雷颐：就是更多思想层面，就是说，首先他们觉得，一个，中国的这一套试过来了，都不行，都是短期的，他来中国，他们觉得救国是，你急了还真救不了，他就觉得，要有一个长期的，这个春风化雨的这种，这种启蒙，就是春风什么润物细无声这种慢慢的进行一种文化的建设，慢慢慢慢地改变中国人的这个国民性。

　　六

　　文菲：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新文化运动和之前一些革命的一些最根本的区别，那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相比，他们之间又存在一种什么关系，从定义和概念上，又该如何界定？

　　雷颐：对，因为就是从前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把新文化运动和那个五四掀起那个爱国运动，完全等同起来了，那么经过这一二十年的研究，或者二三十年，从1979年以来的研究，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都是这么认为，或者是说，学术界在某种程度，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认为新文化运动和那个五四爱国运动，还不是，还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个新文化运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奠基，文化的启蒙，就我们刚才讲，强调这个，强调的是这个，这个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爱国运动大家知道，就是因为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平等的这个条约的强加，要惩办那几个卖国贼，火烧赵家楼，我们看到，最开始二十年代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最开始，就是完全把它等同于一个政治运动，主要是谈那个五四的那个政治行动，运动

　　小片：“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送换洗的衣服，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个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这是世纪老人“冰心”在文章中，对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回忆。短短几个星期里，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五四那天的游行很快蔓延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七

　　文菲：好的。那这两天，我一直也在看和五四相关的一些文章，并且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在高举五四大旗的两个学生领袖，一个是罗家伦，一个是傅斯年，而这两个人在游行当天，都很早地就离开了现场，并没有参加火烧赵家楼的行动，而在游行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5号，傅斯年还和当时积极参与游行的一个同学打了一架，并且大怒而去，发誓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了，那这是不是反映了当时一些学生领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过激行为，有了一些反思。

　　雷颐：这恐怕是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当这个运动一个学生运动，尤其像学生运动起来之后，总是最过激，最激进的，容易被群众所拥护，他的最激进的主张，容易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就是这个运动参与者的积极行为。但试过之后，恐怕有人反思，包括更老一点的一个反思，比如说像那个梁漱溟，他也不是很赞同，对吧，他觉得这个违反了最基本的一个法律，那么我更关注的比如说，像蔡元培先生，他一开始就不赞同学生这样做。这个我觉得像年轻人的这种盲动、躁动、青春的这种发泄，不满，这是种种因素，可以结合在一起了，并且一旦这个运动一形成了，往往都是最过激的人，提出一个口号，就是那种群众马上就会得到响应。相反一些比较理性的声音，会给抛弃掉。会被一个群众运动，一个已经被鼓动起来的一个非常狂热的运动，会，有时候会对一些比较理性的声音、主张，持一种否定、怀疑的，甚至是否定的态度。

　　八

　　文菲：对，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他累积和预热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还是说，五四运动只是新文化运动过程当中一个偶然的事件

　　雷颐：我觉得这看什么，我觉得就是说，所谓的偶然事件，它是根据这个许多的历史因素造成的。如果说没有这个巴黎和会那种不平等，那恐怕那个新文化运动，还是在缓缓缓缓，慢慢慢慢地，在知识界，从知识界的产生，知识界越来越多的人为之吸引，慢慢，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他就是那时候产生了像巴黎和会对中国把这个德国从前的权益让给日本，重新对中国一种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那恐怕这是，就是青年学生，谁都没有办法忍受的。我们知道，你像甲午战争，就是说五四运动前多少年，甲午战争的爆发，那什么，还有公车上书，那都是秀才去考那些传统的读书人，还都有这种，你何况经过这个新文化运动熏陶的这些（学生），尤其当时他们又不是这个北洋政府组织的，他们恰恰是由反对这个北洋政府签订一些条约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对学生的觉醒，有一定的内在的联系，所以他有两种观点，有几种观。我觉得思想解放，它最重要，或者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希望这个社会，在体制内一点一点地改革，平稳地改革，平稳地进行。但有时候，一种外来的东西，一种突发性事件，这是你，谁都没法掌握，没法控制，但是我们只能这么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当你主动地变革越多，这种外来的东西对你的影响会越小，这个社会会越平稳，就是这样。

　　九

　　文菲：那今年刚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今年中国的改革同样进入了一个困境，而金融海啸引发的各种危机，也引起了知识界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些诸多的争论，那这些争论的焦点都在哪里？对中国在这个时候研究五四对中国又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雷颐：我们知道，这个五四我觉得，它是启蒙，它是想从最基本的思想上，奠定一个中国未来发展应该有的一个思想的，文化的基础，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取得了很重大的成就，这种成就恐怕是世人，无论是赞扬中国的，还是反对中国的，对中国是热爱的，还是憎恶的，恐怕都无法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的成就，那么这个成就，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又比较充分地反映出，相对而言，中国是表现这次在经济上，表现最好的，甚至有人说，看中国能不能救世界什么的，包括G20，就特别寄希望于中国，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几十年历史上没有过的，对吧，近代以来，世界希望中国。这时候中国更应该警惕这种，盲目的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自高自大，觉得中国什么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现在是中国为世界制订规则的时候了

　　雷颐：在这时候，我觉得中国，一定要，就是还是要继承五四精神，要，实际上要看到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而我们的很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一些基本的政治体制的框架还没有树立起来，像一些国内的就是说，为什么有人说，外面看着很好，而里面的，国内的人，一个个的，都觉得问题很多，好像有一种危机感，就是看它的腐败，惊人的贫富不均，在这里最根本的还是一种制度性的建设，而这种制度，又需要有一个文化基础，这个文化基础，我觉得就是五四这一代所说的，要有一个民主科学自由人权，

　　文菲：那最近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他在一次公开采访之中他也说到，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中国相比，他将取得更长期的胜利，因为中国具有潜在的脆弱性，而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之下，您认为中国未来的走向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雷颐：这个我觉得他说的是，恐怕是很，世界上很多人的看法，就是印度他有它的很多的问题，甚至他这些年的发展，什么都不是那么快，但是它这个社会结构，相对而言，它好像它的这个转型什么，几乎，它整个框架，基本上定下来了，它只是在这个框架之内，有它的种种问题。这个好像一个建筑物，它的架构已经搭好了，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了，而中国好像是还在建，就建的过程中，谁也不知道它会建成一个什么样子，只知道这个楼盖得很快。39它的种种问题。那么中国我们知道，从1979年开始这个改革三十年来，始终还处于这个转型阶段，不知道它下一阶段，我们中国会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文菲：我们三十年前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很快，但我们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十

　　文菲：那雷颐先生，您刚才说的民主和科学，其实都是在九十年前五四那时候的思想，那如果照搬过来，还适应现在的中国吗？

　　雷颐：我们这个可以反过来想想，为什么一个九十年前发生的事件，现在所有的人都，这几十年还不断地讨论，不断地研究，每到它一个十年的时候，都引起社会的兴奋，或者说关注，你无论是否定它，反对它，咒骂它，或者是热烈地赞扬它，颂扬它，说要继承它。为什么？就说明这个九十年前的那桩事件，它的一切还跟现在紧密地相连。所以才会，它不是说，人们整个社会的关注不是说，那是九十年前发生的一个和我们无关的，和现在无关的一个历史事件，只是我们就像曾经有过的历史事件纪念它一样，那为什么到现在还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那反过来就可以想。就说明他们那时候提出来的很多东西，现在完全适用，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碰到了，实际上这几十年，很多社会那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或者最基本的一些文化，一些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文菲：其实就像很多学者说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但并没有结束。

　　雷颐：对。

　　文菲：那雷颐先生，今年是2009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也是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九十年，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提起纪念五四，怀念五四，宣传五四，您认为最根本，最急需的，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那您会用哪几个词来形容？

　　雷颐：民主科学。

　　小片：

　　二十世纪初，当中国人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们发起了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在知识分子的笔端成为启蒙的号角，改革，救亡在普罗大众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帜。那是古老中国焕发青春活力的时光，也是几代中国人最为沉重的转身。

　　面对90年后的又一个转型时代，我们应该承担怎样的重量，我们又该如何承接前人在时代巨变中的痛苦、彷徨和探索。历史从来就在我们身边，那些身影始终未曾远去。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从这次运动发生的那个时代起，“五四运动”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在此之后，中国历史的所有发展似乎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无论是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中国。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和评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意识形态的解读，有政治的解读，有党派的解读，也有各种各样带着时代气息的文化解读。但无论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各种解读都和现实中所发生的现象和所存在的问题分不开。持肯定态度的人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正面的因素，而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同样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负面的因素。

任何轻易结论都为时过早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进入一个倡导政治改革的时代，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知识领域，人们大力推崇“五四运动”的进取、改革甚至革命精神。但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就有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一些人往往简单地把这场运动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知识界想“告别革命”，开始对革命和激进社会运动作知识反思。不久，中国领导层也正式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在革命的时代，人们需要“五四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但在和平执政年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今天再提倡“五四”精神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或许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对“五四运动”这样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任何轻易的结论都为时过早，政治性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不过，各种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倒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五四运动”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无论从“五四运动”来反思现代还是从现代来反思“五四运动”，人们都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性和其深刻的历史性。

今天中国各界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所存在着的。现代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和“五四”一代所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层面并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这些问题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是老问题、新提法。

也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影响所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华人社会。在这些华人社会，尽管同属华人传统，但在近代以来，因为历史的分叉式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五四”对各自的影响不同，不同社会的华人社会对“五四”的评价及其评价的参照价值都不同。这里没有可能涵盖“五四”对所有这些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因此聚焦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即中国大陆。但即使聚焦于中国大陆，要对“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说个清楚并不容易，是一件庞大而严肃的任务。同样，要对“五四运动”作任何具有结论性的评价也不可能，因为对“五四”的评价应当具有开放性。历史是开放的，对历史的评价也应当如此。

需要“五四”的开放竞争精神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重拾“五四”精神，通过各种“主义”的竞争来确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控制人们重回“五四”精神相反，执政党现在需要的正是“五四”那种开放竞争的精神。官方担忧思想运动的激进化可以理解，因为任何执政党都不想看到任何一种思想的激进化。但是也必须理性地来看待“五四”思想的激进化。和其它所有的思想运动一样，“五四”运动的确有其激进的一面，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对执政党来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思想的竞争而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而非使用政治的或者行政的强制方式来遏制思想。

这方面上世纪是有深刻教训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国民党确立其统治权之后，就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和攻击。国民党的发展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失去了“五四”精神，在思想领域呈现出保守主义趋势。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秉持“五四”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执政党显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因此动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和压制知识分子。执政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攻击因此变得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官方的控制反而导致了学生和知识界的更为激进化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激进化，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毫无疑问，失去学生和知识界的认同和支持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段历史应当仍然具有当代意义。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得到确立的。“五四”运动如何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今天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的确立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意义。

对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根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说法，“领导权”和“统治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

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五四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竞争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思想战线仍具有参照意义。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的执政党，具有坚实的统治权。因为有了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去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在多党制国家，党本身只是一种组织，具有组织利益，并且和其它党派相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利益是什么？这是个必须加以仔细考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党具有本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是什么呢？不管党的利益多么复杂，有一点很难忽视，那就是党必须以社会大多数的利益为归依。

就是说，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和党的其它干部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某一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党在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出现问题。软性的领导权出现了问题，那么硬性的统治权就显现出来。统治权使用过度，或者滥用统治权，那么党群关系就会呈现紧张状态。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已经提出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并且把提高执政能力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这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党的转型不可避免。近年来，中共在党内民主、反腐败等方面有不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组织和管理层面的转型，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也同等重要。如果继续不容许各种思想之间的竞争，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为社会多数所能认同和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那么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处于衰落状态。很多年来，执政党并不缺乏一些能够增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策，但因为在干部党员中间，这些政策缺少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解和共识，因此不能得到他们的有效支撑，政策的执行一直是个大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那么社会的凝聚力也会越来越低。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的解决呼吁思想的大解放。而思想解放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一直在呼唤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呢？这里人们就能看到“五四运动”精神对今日中国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非告别“五四”。

王赓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本文经过删节，原为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主义”之争：从“五四运动”到当代》的序。

各位校友：

我上台来讲话，是想通报一个事：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前，北大出版社要出一部书，都发了广告了，这部书是一百八十八名北大校友写的怀念北大的书，是发扬五四精神的书，这部书由北大季羡林先生题写了书名《梦萦未名湖》。有前任校长丁石荪、陈佳洱和当时现任校长许宏智题词。作者有九十六岁高龄的教授，有年二十四岁的研究生，时间跨了七十多年，这部书从2004年，征集文稿，到2008年编完，花时五年，这部书理应由北大出版社出版。2008年初，北大出版社按着上边的对出版的控制要求，将三十多名校友的稿子删除，由全书五十万字变成三十多万字。为了能面世，主编只能服从出版社要求。这样北大出版社便决定2008年4月出版，以迎接北大校庆110周年。没有想到在书正印时，出版社接到了一个电话，据说是中宣部的什么人打来的，叫这本书停印。是何人，是因为什么，没有说，也没有发一个正式的文字。就这样，这部书便死于胎腹。

事发生后，主编多次和北大出版社领导谈，他们表示无奈。到现在又一年过去了，北大出版社仍没有动静，据说想通过教育部有关人员向上级反映此事。

这就是今天的北大，这就是北大出版社。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的五四精神吗？一百八十多校友，想发出一点怀念北大的声音，便被扼住喉咙，不许出声，而这一百八十多校友，也便任其扼住，没有再做声，只等待有人开恩，让出版社放行。

这部书有什么错误？不知道。是有人不适合写文章，是被内部控制的人吗？没有人说明。你们说出，哪篇文章不合你们的要求，我们删除还不行吗？不行，不定罪，便判了死刑或无期徒刑。我想今年总该放行了吧？我刚才问了副主编，他说仍没有动静。那就让它死吧。

这是北大发生的事吗？正是今天的北大发生的。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有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也有学生自办的《新潮》、《国民杂志》，北大给予了资金的支持。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我今天在这儿是呼唤北大民主精神的回归。而现在是犬儒主义盛行的年月，这不是北大应有的品格。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想起五十年前，我们中文系决定写一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电影剧本，我和张炯等四位同学参加，由系主任杨晦做顾问。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写出来了，北影很重视；1960年，我们北大毕业，北影又请我们去修改了一稿，最后因为对历史人物评价没有定论而停下；二十年后，我又被请到北影，是因为夏衍同志建议的，他说，现在有四五，当年有五四，这精神是相通的。于是我又写出了一稿，并且有朱今明导演，但到今天仍没有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搬上银幕。为什么会这样，不也值得深思吗？是怕联想，怕引起人民由五四引发出思考吗？

五四运动九十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四月二十五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当年北大是集中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的地方，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的北大校长教授，都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头是硬的。而今天的北大，竟然有孙东东这样的教授，他对中国广大访民的侮辱的言论，理所当然的引起上访人的愤怒，这样的教授还有一点民众的感情吗？这真是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还有资格在这儿当教授吗，北大应对这样的人处理。

让五四精神回到北大吧。这就是一个经历过五七年五八年五九年的北大校友的期望。

（这是我回家后，根据记忆回想的发言内容，我的发言因为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校友不断鼓掌表示赞同，我下来，不少校友来到我面前，愿和我联系，要了我的名片）

2009年4.月25日上午10点半在北大理科楼北大校友会上的发言

作者简介：

任彦芳，河北容城人，国家一级编剧，作家，诗人；烈士遗孤，共产党员。1946年8月投身革命队伍。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先后在中国文联；长春电影制片厂、吉林省作家协会，河北省歌舞剧院，河北省艺术研究所任资料员、编辑、编剧、专业作家、副所长等职。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北京世界华人文化院研究员，中华孝文化协会顾问等。曾在河北容城、安新县挂职中共县委常委。1997年1月在中国评剧院离休。主要作品有《帆》、《焦裕禄之歌》、《钻塔上的青春》等抒情诗、长诗九部；《雷声》、《风云初记》、《泥土》等电影电视剧八部；《任彦芳欧诗剧集》、《她们的心》、《阴阳宅》等舞台剧七部；《清河世界》、《人怨》、《民怨》、《魂怨》、《大海的儿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血色家族》等小说、纪实文学等十六部。学术专著《中国幼儿诗教》、大合唱组歌《石油战歌》等。有《任彦芳文集》七卷面世。共出版作品近千万字。

  波恩国际民主奖颁奖现场

周五下午，在位于波恩的国王博物馆，举行了首届”波恩国际民主奖”的颁奖仪式。获奖者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一生都被深深打上了”民主”的烙印，他在冷战时期曾经是独立作家，是捷克著名的《七七宪章》创始人之一，作为异议人士的他曾经先后多次身陷囹圄。冷战结束之后，他担任捷克总统长达十年。去年年底，中国知识分子仿照《七七宪章》发表了呼吁中国民主自由的《零八宪章》，遭到政府当局的压制。哈维尔亲自撰文支持《零八宪章》。

从出席首届”波恩国际民主奖”颁奖典礼的两国政要级别，足见获奖者哈维尔在欧洲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德国前外交部长根舍以及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捷克外长施瓦岑贝格都亲临现场，以表示对这位一生为民主事业奋斗的老人的敬意。德国之声台长、”波恩国际民主奖”协会主席埃里克。贝特曼主持了颁奖典礼和典礼之前的媒体见面会。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致颁奖辞时表示，哈维尔是自己在年轻时代的榜样：”没有任何人比您更能代表1989年和平变革的精神，对自由言论的信仰，还有打破意识形态对立的欧洲一体观念。”

哈维尔显然被施泰因迈尔外长的一番话深深打动。手捧着象征民主的”透明和生机”的玻璃奖杯，哈维尔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为获得这个奖感到很高兴，尤其令我感到荣幸的是能够成为这个新设立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

83岁的哈维尔身体状况不佳，举手投足显出虚弱之态。让人不禁联想到当年为了信仰而遭受的牢狱之灾。1977年，哈维尔和其他异议作家联名发表了著名的《七七宪章》，要求当时的政府履行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条款、公民权，”促进每个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作为自由人生活和工作的实现”.同年，作为《七七宪章》发言人的哈维尔就被先后判处共六年多的监禁。1983年，他因肺病而被豁免出狱，之后他因为继续担任《七七宪章》发言人而多次被警方拘捕。在1989年捷克民主化之后，他出任捷克联邦总统。在斯洛伐克独立之后，哈维尔1993年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于1998年连任。

去年年底，中国一批作家、知识分子和律师联名签署了一份《零八宪章》，呼吁中国实现人权、民主和自由。12月19日，哈维尔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表示对《零八宪章》表示支持，要求北京当局从捷克”七七宪章”运动中吸取教训，结束一味压制，采取理性的对话。他还呼吁北京立即释放刘晓波。今年3月，哈维尔在布拉格向代表刘晓波和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徐友渔、莫少平和崔卫平颁发了捷克人权奖。

在本次”波恩国际民主奖”颁奖典礼召开之前的媒体见面会上，哈维尔再次表达了他对《零八宪章》的赞许：”当然，零八宪章很多地方都得到了七七宪章的启发。不久前，我在布拉格同零八宪章的一名签署人见了面，我们还就继续发表一份宣言进行了讨论。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零八宪章和七七宪章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七七宪章从具体内容上来看，更加的细节化。总体上讲，我觉得零八宪章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零八宪章》主要发起人之一、异议作家刘晓波在宪章发表之后不久被捕，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而中国今天的情况也与剧变前夕的捷克大相径庭。哈维尔周五在媒体见面会上对中国的民主运动表示了鼓励：”我们不能期望所有的努力马上就能产生根本的改变，但是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最终总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为了配合BBC 最新拍摄的纪录片，艾略特私人信件的所有人、82 岁的瓦拉里公布了一些艾略特的遗稿，包括一部分仅在小杂志上发表的诗篇、一些晚年的信件、访谈稿以及处理稿件时的意见，其中最具轰动性的，就是这封《动物庄园》的退稿信。

《动物庄园》不合时宜？
　　整封信的结构颇似迂回战术，艾略特先在开头大赞奥威尔的写作技巧，他写道：
　　“亲爱的奥威尔：我知道你等得有点急，但《动物庄园》的出版，至少需要两个总监的一致意见，而且还要经过主编同意，这至少要花费一周的时间。现在，我们和主席都认为，作为寓言，这本书的写法着实出众，其中技巧化和个人化的叙述手法，自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以来，就难以有人企及了。
　　在另一方面，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认同你对当下政治的批判，当然，在决定一本书是否付梓时，出版商并不仅仅两眼朝钱看，我们也会关注书籍的社会效益，任何一个对商业利益以外的兴趣和动机有点关心的出版社，都理所当然应该出版与目前的潮流观点相反的书籍。我们认为书中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有些离谱，用这种观点（角度）评判当前的政治局势不合时宜。我想，公司里至少得有一个人认同《动物庄园》的寓意，要是那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理由阻止这本书的面世……”
　　《动物庄园》叙述一群动物接管了一座农庄，起初大家以为已摆脱了压迫者，但后来群猪在领头者拿破仑（Napoleon）的带领下，建立了新的暴政统治。各界多认为这部寓言小说讽刺的是斯大林政权，那只最后大获全胜、名叫拿破仑的猪，影射的就是斯大林，而被他赶走的另一只名叫雪球的猪，影射的正是被斯大林打倒的托洛茨基。艾略特的言辞显得尖酸刻薄，他对小说的批评，是因政治理念的不苟同而给予全盘否决，认为奥威尔过于同情托洛茨基（Trotsky）。

艾略特的政治立场
　　人们认为，艾略特的拒绝也许是受时事所限，因为1944 年正值美英和苏联结盟联合抵抗希特勒的二战时期，苏联被认为是对抗德国的主要盟军，所以这本书中所涉及的“托洛斯基主义”显得敏感。
　　“我个人不赞成《动物庄园》这则寓言的原因在于，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否定。你在阐述托派主义的时候，完全是一种个人化的表达，对于苏联政坛的双方理念均没有使人信服的解释，我们到底要更纯粹的共产主义，还是其它可能性……不管怎样，你的猪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得多，他们因此是最适合来管理农场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猪，农场就无法存在：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更具公共精神的猪，而不是更多共产主义情结。”

BBC 艺术纪录片频道的编导
　　Anthony Wall 表示，这封奇怪的信很耐人寻味，人们都在猜测艾略特究竟想说什么。《泰晤士报》的评论认为，退稿信从一个侧面隐约透露出艾略特的政治立场。瓦拉里曝光的书信中，还有一首名为《奶牛》的诗作，这很难让人不与《动物庄园》中象征工人阶级的动物联系在一起，然而，艾略特写道：“在上帝创造的所有的畜牲中/ 在英格兰绿树宜人的土地上/ 我最厌恶的就是奶牛：它们的工作方式，我完全不能理解。”
　　采访了艾略特的孙女及其过去的同事后，Wall 表示：“表面上，艾略特晦涩的诗歌语言及其阴郁的外形常常留给人内向幽闭的印象，但从他留存的文章来看，和艾略特本人迥然不同，我想尤其是艾略特的晚年，可谓一个颇为入世的人。”
　　事实上， 奥威尔曾表示， 包括Faber and Faber 在内共有4 家出版社拒绝《动物庄园》，虽然只有一家称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战争结束之前，Gollancz 的出版经纪写信告诉奥威尔，因为被错误告知这本书针对的仅仅是苏联而不是更广泛的极权主义，才没将其出版。二战结束后3 个月，1945年8 月，也就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同一个月，小说终于得以发表。奥威尔成功地在第二版中加入一篇名为《出版自由》（The Freedom of thePress）的前言，他在其中如此攻击战争中的新闻检查制度：“不管是谁，只要想挑战主流体制，最终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保持缄默。”
　　《动物庄园》出版时，冷战的序幕已经揭开，该书迅速成为畅销书，很快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美国政府甚至在有些国家提供了出版资金。穷困潦倒的奥威尔因此也过上了富裕生活。4年后出版的《1984》又成为一部畅销作品，但翌年，奥威尔因肺结核卒于伦敦。

被曲解的奥威尔
　　上个月，乔治·奥威尔的一摞书信在伦敦拍卖，这些署名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奥威尔真名）的私信，极为少有地暴露出奥威尔的内心世界及四处奔波寻找出版商的处境。作品得不到出版，成为萦绕在其心间挥之不去的心病。在《动物庄园》出版前，也就是其人生的最后5 年，一生颠沛流离、写下大量政治和文学评论的奥威尔，始终经历着郁郁不得志的折磨。
　　日前，奥威尔的养子理查德·布莱尔（Richard Horatio Blair）在牛津文学节上首次公开自己的身份。虽然奥威尔1950 年去世时，小布莱尔只有6 岁，但他对养父的点滴回忆也证明了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痛恨。理查德说，与人们的想象截然相反，做奥威尔的儿子，是极其幸福的事。首任妻子去世后，奥威尔决意搬出伦敦，到乡间生活，理查德回忆童年时称“从未感到如此自由”，养父总是带他去捕鱼、打猎、接近自然，甚至鼓励孩子犯错误。理查德回忆，有一次，吃完午饭，他无意间在花园里找到了一个烟斗，并从火炉边找了些烟草叶打算吸两口，令他吃惊的是，父亲不仅没有阻止他，还立刻把打火机递给了他，结果是，奥威尔在信中写道：“理查德最近爱上了抽烟并为此得了重病，我深感遗憾。”
　　普利策奖得主、英美语言文学教授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认为，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反对的是政治变动，他虽然不喜欢斯大林主义，但也一点不喜欢资本主义。他指出目前对奥威尔的通俗理解，几乎全部是对他和他的作品的曲解。
　　然而，对《动物庄园》的改写几乎在奥威尔死后马上就开始了。英国记者弗朗西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Saunders）在其研究著作《文化冷战》（The Cultural Cold War）中指出，奥威尔死后，中央情报局就偷偷从他的遗孀那里买下了《动物庄园》的电影版权，并在英国摄制成动画片，在全球发行。影片修改了小说结尾，最后，那些猪已经跟它们的剥削者看来没什么差别，而人类（也就是资本主义者的象征）被略去了，结尾被改成动物们冲击了农场，把它们自己从猪的管理下解放出来。
　　就这样，奥威尔，虽然敌视宣传（propaganda），在死后却成了欺骗性宣传的牺牲品，而且被那些把他当作宣传工具的人表现成宣传的敌人。

4月4日，孙文广先生在济南英雄山祭奠赵紫阳的时候，遭到五名不明身分的暴徒的殴打，拳打脚踢，持续十多分钟，致孙文广教授三根肋骨断裂，重伤卧床。

事前，孙教授曾经与其他朋友在山大张贴介绍赵紫阳的文章专辑，被便衣警察百般阻扰。事后，孙文广教授向媒体介绍：暴打他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也不讲一句话，而当时守候在陵园和尾随在出租车之后的有数辆警车，可见“保卫”能力很强。当一帮不明身分的暴徒出手施暴的时候，另一帮政治警察却在袖手旁观，可见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因果链条是很清晰的。

4月6日晚我从青岛朋友那里得知这一消息。我们十分愤慨。7日上午申贵军从济南打来电话再次告知，他打电话质问政保人员的时候，他们狡辩说：孙文广不是悼念赵紫阳，是悼念蒋介石，被毛派人士所伤。他们真是火眼金睛，居然知道那帮人是“毛派”。我索要了两个政保处的电话号码，一一打去，好久没人接，后来接的人问：“你是谁？”在我回答“孙文广的一个朋友”时，他说，“这是刑警队”。

上网查看相关信息，动态网确实只能进去，很难打开页面，于是先给孙先生去了一封信：孙老师：您好！

惊悉暴徒在警方严密监控下对您施暴，十分愤慨！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警方前呼后拥，对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竟被残忍地殴打至伤，说明目前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保卫”环境的极端恶化。对此，一些山东朋友们听说都表示严重关注（陈增祥、申贵军、张铭山等），并对这种行为的肇事者和放任怂恿者表示强烈谴责和义愤。

天佑善者，天惩恶者，愿孙老师早日康复！

孙文广教授是一位令人敬佩的知识分子，他多年来勇敢地站在体制外，非常执着地为争取民主、抨击专制，维护自身和弱者权益。在政治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他毅然前行，无意退缩。数年来，他虽然多次遭到威胁、污蔑、阻扰和有形无形的迫害，但是就是要坚持真理，就是要讲真相，就是要维护自身的民主权利，被称为山东大学的“钉子户”。面对这样的良知知识分子，哪怕你的洗脑再精致，哪怕你的谎言再圆滑，哪怕你的拳头再硬，都无法粉碎他的政治诉求……

2009年4月10日

上个月回国探亲的前一天，收到父亲托人转给我的信和他同另外十五位老人给胡锦涛和政治局各常委的《关於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父亲说：“附上一篇十六人上书，不知有否外传，你留着看好了。”待我到了北京，此信已经上网，被冠以“零九上书”，似乎欲突显与《零八宪章》的不同。

见到父亲，当然要问起这封建议书的来龙去脉；与《炎黄春秋》和一些出版界的朋友们聚会，自然也要探讨它的得失利弊。除此而外，在北京探望了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师傅、师娘和当年在陕西汽车厂工作的朋友，还去了趟青岛，重访了四十年前曾经学徒过的工厂，见到了现在已经退休在家的我当年认识的老工人，听到了很多平民百姓对当今政权的看法。

我在父亲那里，看到了包括《争鸣》在内的一些杂志对“零九上书”相对肯定的报道；回到美国后又有朋友发来了《开放》杂志所载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廉颇老矣，岂能小胡当老胡？》。根据在北京听到的、见到的，写点自己的看法吧。

“零九上书”最惹争议的话

“零九上书”最惹争议的大概就是“现在人民站在你们一边，老干部站在你们一边”这句话了，早些时曾被讹传为“李锐等老人最近表示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狄马先生在《汉语是怎样被伤害的？》一文中对“人民”作了一种解读：“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在总结古代皇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且名之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这方面受害最惨的，可能要数『人民』这个词了。正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在凡是需要开口的地方，『人民』总是隐匿不见；而在需要沉默的时候，我们又总是发现它挥舞着拳头，和暴君站在一起。因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词』。它没有种族，没有父母，不穿衣服，不长头颅，更没有面目，有的只是数量和生殖能力。它的一个别名叫『灰色的大多数』。（载於二○○八年六期《书屋》）朱正先生也说过： 『人民』云云，是常常被独裁者用作他本人的代号的。所谓『人民 』不同意，就是他本人不同意。” （录自《读季米特洛夫劄记》）其实不单是独裁者善用“人民”一词，在专制制度下生活惯了的，虽然不曾、或已经不再从政的在野之人，也会习惯地用“人民”来强化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和正义性，这是溶入血液中的病毒，非一日可清除。读《廉颇老矣》文，称零六年老人们因《关於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而“获得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尊重”，其实也是一样的染病语汇.“全中国”、“全世界”，说得太大了。是否有百分之十的中国人读到了那个声明尚不可知，即使读了也未见得都赞同；而“全世界”就更悬了，那个“声明”恐怕连百分之一的世界读者都没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似乎有些扯淡了。我想说的是，老人们有没有权力自认为代表了人民、代表了所有的老干部并不重要，修复这种对汉语的伤害不是一日之功，重要的是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朱厚泽先生起初确实对上书之举并不积极，他对我父亲说：“没有用的！”；还有几个老人也确实是看在李锐的面子上参与其中的。但是这一群十六位八、九十岁的耄耋老者，毕竟依然选择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论我同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敬佩这种“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的中国传统仕大夫的风骨。党内民主派的老人们所余者寥若残星，来日者屈指可数，常常听到他们的声音，是对后生们的激励，让我们不能怠惰。

我有个瑞士朋友在中国做叉车生意，他告诉我他感受到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上海的巨大冲击。我从国内一些汽车厂的新、老朋友中得知，很多汽车厂已经几个月拿不到订单，青年工人们面临着付不起房贷的困境。短短半月的逗留，我感受到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是实实在在的，许许多多的普通人都赞同政府 “四万亿”投资拉动经济的举措， 你若跟他们说：那是政府“要打造的最大面子工程”，他们真的跟你红脸。温家宝提出的“越是在困难和複杂的情况下，越是要加强民主决策，加强决策的透明度，加强决策的民主监督。”这句话本身有什么错呢？能否实施不是温家宝一人之力能够办到的，不能因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连国家总理的这个良好愿望也给否定了。由李锐发起，多位老人参与起草、修改的这份“零九上书” ，铁肩担起背书此言的道义，他们没有斥责温家宝不过是“对人民的欺骗和忽悠”（《廉颇老矣》之语），而是在“现在人民站在你们一边，老干部站在你们一边”一句之后重复了他的话：“越是困难越要透明，越是困难越要监督”，并加以激将之语：“既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方向完全正确，就需要你们排除各种干扰，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行且不息，日有寸进，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击赏当今领导层中表现出的改革愿望。总览“零九上书”全文，十六位老人的立意很清楚：“民主、透明、监督”，告诉当政者，你们只要这样做，我们这些老党员就站在你们一边，你们只要实现这六个字，人民就会拥护你们。这不是谎言，亦不是媚骨（《廉颇老矣》文谓之“一个以媚骨和谎言写就的摺子”）。

在国内与非精英的朋友们聊天，我发现自己处於十分孤立的地位，我对共产党的批评很为他们所不接受，他们并不认为温家宝、胡锦涛就是骗子，认为他们都有好心，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看十六位老人的“上书”是切合了许多普通百姓的脉搏，是会有很多普通人赞成拥护的。

《炎黄春秋》吸纳李大同章诒和

《炎黄春秋》的创始人萧克将军去世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杂志，他去世后，过去的“当今”才敢於开始整肃这块卡在喉咙口的硬骨头.《炎黄》审时度势，新近将十位重量级人物吸收进编委会，这其中有李大同──挑战过共青团中央的“冰点”斗士，章诒和──向国家新闻总署叫过板的硬脑壳。当杜导正有了要李大同入围的意思时，李大同对杜导正说：我可是个麻烦人物，你最好认真考虑一下。杜导正伸出右手，指着他朗声说：我要的就是你，你最合适！当李大同得到《炎黄》正式的邀请电话时，他说：“很荣幸！”此可为《炎黄》胆识和魅力之一佐证.

不错，《炎黄》有她的“六四不碰，现领导人及其家属子女不碰”的底线，这正证明《炎黄》是一支智慧善战之师。我在二○○八年六月号《炎黄春秋》上发表的那篇《好个“小兵”金敬迈》，被责任编辑删得几乎接不上气，但是我毫无意见，我信任《炎黄》编辑是掌握“潜规则”的游戏高手，佩服他们锱铢精算、闪娑腾挪，掌握尺度、适时出击的技巧。“零九上书”签名者之一的张思之先生，在写给他的弟子浦志强的一封信中说：“今冬奇冷，是冰冻三尺之果？并不尽然。身处此境，宜加强自我防护，至要、至要！为工作计，为将来谋，务必倍加珍重！” 两军对垒，自己的队伍番号若先让人拿掉了，如何言战？匹夫之勇，不是聚集了国内顶尖“民主派”的《炎黄春秋》杂志社所推崇的。

李锐：我留在党内更能发挥作用

《廉颇老矣》中说：“多少年李锐老的上书中组部都拒绝转呈，此次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批准转递给中央。”此一说中的前半句不属实。以前我父亲的上书是可以直递政治局的，没有中组部领导为中间屏障，只是今年开始才增加了“先要中组部领导看过，决定是否可以上达”的规定。“要用他们能够听得进去的话提意见”，是保证“上书”能够上达的前提。我问过父亲：“你既然对共产党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为什么不退党？是不是因为还得拿共产党的工资，靠共产党给你看病？”父亲回答说：“我留在党内更能发挥作用。”是啊， 反对专制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切入角是多元的，我极讚赏《零八宪章》的签名者们站在体制外勇敢无悔地为了中国真正走上民主、自由、繁荣富强之路所尽的匹夫之责，但也认同体制内“老矣廉颇”柔和与策略的努力。谈问题哪能只有一种声音？干事情没有唯一方式。

二○○九年三月十三日

以独裁理论向普世价值开战

去年，中共向普世价值宣战：《求是》、《人民日报》等中央军担任主力，负责开闢正面战场；若干嫡系部队和杂牌军──几份地方的党报党刊──担任助攻，专门打游击；余秋雨等御用“文化名人”、社科院陈奎元院长等一干“理论家”，还有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等中央常委级的高级指挥员，纷纷请缨参战，奋勇当先。

这是一场离奇古怪的理论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方打南方，两份北方报纸猛批两份南方报纸；中央打民间，社科院、教育部理论组猛批民间言论；中国打西方，几位党国要人猛批西方政体.敌我阵线不明，战略战术不明，“我军”官兵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可至今还没有鸣金收兵的意思。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向列强各国宣战的往事。想当年，太后老佛爷神智不清，一不小心中了“刀枪不入”的圈套，要以一国敌各国，以血肉之躯挡洋枪洋炮，终於自取其辱，祸国殃民。如今，中共拿“中国特色”自欺欺人，硬要用这不堪一击的党国独裁理论去对抗举世公认的“普世价值”，真是可悲可歎.

《求是》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为了反对“普世价值”，它提出了一些骇人听闻的“理论”观点.其中一种主要的“理论”，是说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凡价值都是特殊的、具体的，都有其阶级性、地域性、民族性。也就是说，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价值必然存在一道天然的价值鸿沟。

另一种“理论”是说“普世价值”夸大其词，自相矛盾：既是“普世价值”，理应各国公认、人人享有，可是，既然某个泱泱大国的执政党尚未承认它，佔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尚未享有它，它怎么可能是“普世价值”？它有什么资格被称为“普世价值”？这意思似乎是说，既然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饿肚子，凭什么说人人都要吃饭？既然某些地方还在发生战争，怎么能说世界需要和平？既然我们中国还有许多人因言获罪，言论自由算个什么“普世价值”？

可是，这些人竟然忘记了共产党、共产主义事业原本就是靠“普世价值”起家的。马恩起草的《共产党宣言》里何曾分过哪国特色？“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彻底解放全人类”，……这些东西难道不是中共先烈们曾经坚信过的“普世价值”？没有这些“普世价值”，共产党拿什么蛊惑人心，又拿什么“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至於说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其实，中国人的老祖宗也一向信奉普世价值。孔墨老庄，个个都是普世主义、天下主义者。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温良恭俭，敬事爱人，文行忠信，仁义礼智，这些东西，就是儒家认可的“普世价值”。孟子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承认普世价值，除非你不是人。古往今来，中国人何曾有过自绝於人类的念头，何曾做过否认人类共性的蠢事？

吴邦国贾庆林狠批民主宪政

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这几位政治局常委倒是不打诳语，直指要害。他们避而不谈有没有“普世价值”、何为“普世价值”，直接向自由、人权、民主宪政开刀。吴邦国委员长说，中国人大与外国议会完全不同，中国的人大代表与外国的国会议员有根本的区别.全国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关系更是毫不沾边。中国绝对不搞西方多党民主、“三权鼎立”那一套（他是多么忠於邓小平“绝不搞三权鼎立”的遗训，连“鼎”字也是邓的原文照用）。简言之，管它普世不普世，我们就是要大权独揽，就是要一党专政，雷打不动。这倒是不打自招的大实话。可是，既然如此，那你还以“议长”的名义出国访问干什么？那不是招摇撞骗吗？何不直接告诉外国人：中国只有党委会、纪委会、办公会、批判会、务虚会、生活会、吹风会、神仙会、学习会、贯彻会，压根儿就没有议会，和外国搞什么双边议会交流，免谈。

贾庆林主席说话也不含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这两位“议长”比我们的总书记要真诚坦率得多。贾庆林声称，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筑起抵禦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三权鼎立”的防线。作为中国名义上的“上议院”议长，贾主席竟然也要大张旗鼓反对两院制，让人觉得他吃里扒外，太不敬业.那你还要当政协主席干什么？既然明知中国只能有一党制、一院制，何不立即辞职，立即驱逐在政协混饭吃的八个“民主党派”，立即解散这毫无意义的中国第二院？还要装模作样地“参政议政”，浪费公帑，屍居其位做什么？

李长春提出“六个不能搞”

李长春的文章口号满天飞，最有意思的是他提出了“六个为什么”和“六个不能搞”。所谓“六个不能搞”，就是：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能搞三权分立、不能搞多党制、不能搞私有化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不能走回头路。除了最后一条之外，前五个“不能搞”的真实含义，说白了，就是：不搞言论出版自由、不搞政治改革、不搞宪政法治、不搞结社自由和民主选举、不保护平民百姓的私有财产.总而言之，也就是不能搞“普世价值”。李长春要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这套“普国价值”来对抗“普世价值”。然而，他的矛盾是：既然你不肯承认有任何“普世价值”，难道就可以一意孤行搞“普国价值”？中国这么大，十几亿人，有差异极大的不同地区、贫富悬殊的不同阶级，还有汉、藏、蒙、回等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凭什么就要举国一致推行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且，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也实在是让人笑掉大牙，归纳起来，就是四句口号：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

是路线斗争，还是权力斗争？

○八年很不安宁，○九年更加难过，社会冲突似火山待发，经济危机如泰山压顶，这场“普世”与“特色”的离奇战争，其中可有深意，究竟意欲何为？

以中共的历史来看，凡是出现这种大发理论脾气、乱飞观念唾沫的情况，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中共感到了威胁，对方向路线有了疑虑，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安全，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这种情形，北京话叫“找不着北”，上海话叫“拎不清”。因此，中央大佬们很焦虑，脾气很大，比着说狠话。另一种可能是高层的人事出了些问题，谁大谁小、谁上谁下的事情也有点“找不着北”，赤裸裸地争权夺利总是不太方便，只好变个法子，换个说法，借题发挥.於是，拿起意识形态的武器，找点理论上的茬子，目的是找茬闹事，折腾别人，以便权力分赃的时候多佔一点便宜。

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主义”，具体而言，就是“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这篇讲话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失望：极左派不满他坚持“修正主义”，把正宗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称为封闭僵化的老路；自由派不满他坚持专制主义，把自由宪政民主法治之路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普通老百姓更不满意，因为大家翘首等待了八年“胡温新政”，如今已被“河蟹”得越来越走投无路。胡锦涛的意思其实很含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进又不敢退又不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反正，治国当政的日子也不长了，再熬两年，就是稳稳当当的第二太上皇，不如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管它老路新路正路邪路死路活路，咱啥路也不想走，任凭风吹浪打，我愿岿然不动。看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确碰到了方向路线问题.

明批西方政体，暗批温家宝

在中共高层，温家宝总理民望最高，他曾经多次公开宣扬普世价值。这场针对“普世价值”的混战明批西方政体，暗批温家宝。温家宝说过，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博爱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中国政府将会循序渐进，逐步推行。然而，此类言论在中共高层一直曲高和寡。胡锦涛虽然也谈民主，谈法治，不过他并不谈普世意义的民主和法治。胡给民主法治加上“中国特色”或“社会主义”的限定词，有时也把民主当定语，诸如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之类，好话一说一大串，就是不说真问题.极左的毛派把祭过西柏坡、拜过井冈山的胡锦涛撇到一边，将温家宝视为心腹大患，所谓“党内赵紫阳集团的头面人物”，显然别有居心。作为中国的经济总管，正当经济危机来临之际，温家宝本就处於一个招人嫉恨、易受攻击的地位。经济建设没搞好，宏观调控搞砸了，还敢“对西方世界如影随形”（陈奎元语），这不是现在的靶子？离高层换届的时间已然不多，权力分赃的游戏即将白热化，总会有人找茬子，大作文章，不然，如何正大光明地开展争权夺利的勾当？如果说这场“普世价值”之战完全没有权力斗争的动机，恐怕也没人会相信。能爬到中共高层的那些人谁不明白，在党内，在中国，最有“普遍价值”的东西，说一千道一万，那就是权力。

不自量力向世界文明叫板

从这场抗禦“普世价值”的战争中，中共的“理论勇气”确实很大，胆敢以几招三脚猫功夫向世界文明叫板。不过，中共的“理论素质”越来越不中用了。仅靠他们目前这点“理论素质”，只能丢人现眼，自己折腾自己，只怕跟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一样，欠缺自知之明，不自量力。

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