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三国演义》的卷首词是我的四川老乡、一生郁郁不得志的状元郎杨慎写的，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貌似旷达，其实满纸都是虚无与幻灭。然而，当我读到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时，却痛感”是非成败，转头不空”。历史并不以表面上的成败论英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的那一幕，也许至今还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戈尔巴乔夫神情黯然地坐在摄影机前，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他的讲话宣告了苏联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帝国的解体。美联社驻莫斯科的摄影记者刘香成果断地按下快门，摄下了戈尔巴乔夫猛地将讲稿扔到桌子上的那一瞬间，为此他的后背还挨了克格勃的一记重拳。那张照片登上了第二天全世界大报的头版头条。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的发生居然如此轻而易举：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和斧头的苏联国旗徐徐落下，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国旗则迅速升了上去。

十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戈尔巴乔夫出版了回忆录《真相与自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这是一本值得我们关注的回忆录，因为我们与这个邻邦之间有过太多太长的爱恨情仇了。这是一本相当坦诚的书，与叶利钦回忆录中那些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的文字相比，戈尔巴乔夫的文字稍稍显得平淡而朴素，这背后也正暗合着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气质。历史那双看不见的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中了这两个人，既是巧合，又是必然–没有戈尔巴乔夫，便没有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时代”与”叶利钦时代”一样，都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的烙印，又同时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对立又融合。下台之后的十年，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辱骂以及遗忘。他经历了由一呼百应的国家元首转换成一名普通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痛苦历程–他的所有前任都不可能经历这些酸甜苦辣。他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妻子，也亲身感受了俄罗斯的动荡以及随后来临的稳定。尽管在今日的俄罗斯政坛上他已经丧失了影响力，但他所开启的变革却深刻地影响了苏联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后人也许会还会继续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种种不同的评价。

无疑，在历届苏联领导人当中，戈尔巴乔夫最具历史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对权力的得失最豁达大度。政治家当然是以获得权力为诉求，但一个政治家的是非功过，并不取决与他所掌握的权力的大小以及垄断权力的时间的长短。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真相与自白》的结束语中写道：”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权力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这段话丝毫没有一点自夸和伪善的成分。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戈尔巴乔夫毅然选择了后者，虽然这种选择不无痛苦和失望。在庞大的克里姆林宫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承认这一点：维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耻的犯罪。

于是，戈尔巴乔夫在还没有做出充分的准备之前就匆匆地出发了。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日益痛苦地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也有那么多与”新思维”对立的部分。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的论述是客观而准确的：”平心而论，我们能够相信，换上别人就一定能够比戈尔巴乔夫做得更好吗？曾几何时他也说过：’现在进行的改革是范围很广泛的改革，也包括对我们自身的改革。我们不是上帝……’这句话首先是冲他自己讲的。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看，他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开路人，而对他这样的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因为”距离”而对历史产生了清醒的认识，也对戈尔巴乔夫有了更加公正的评判。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悲剧成为改革的起点

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绩做出高度评价。尽管他也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后期的改革中出现了不应该的犹豫、中庸乃至于退却，但他认为这是因为其个性上的软弱而非品格上的缺陷：”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一个人朝着庞大的风车义无反顾地冲过去，从不顾虑个人的安危得失。最后，”这个庞然大石滚动了，摧毁着所有看起来似乎不可动摇的内外支柱。戈尔巴乔夫在推动这个庞然大石的时候，很多人和所有被这个石块推开和碾压的人开始对他不理解，后来才破口咒骂他。他没有控制好推倒这个庞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说实在的，当时也做不到。”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庞然大石”是如何被一点点地撬松，然后轰然滚动的。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基辅郊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西方国家就发出了警报，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到南方的意大利，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然而，克里姆林宫却顽固地保持着缄默。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件，对于刚刚上任一年、施政纲领尚不十分明朗的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官僚体制的迟钝和僵化，他未能及时获得充分而全面的信息。直到两天以后，他才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题却是”向全世界公布什么消息和什么消息不能公布出去”。

对此，戈尔巴乔夫坦陈自己在负有相当的责任：”最初数日内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性的灾难。”虽然他是最高领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顽固而保守的国防军工体系的蒙骗与封锁。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最典型的独立王国，阿·切尔尼亚耶夫指出：”苏联社会科学与道德脱节，似乎被知识精英们所占领的学术界的道德沦丧，这一切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上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作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官僚和专家们结成密不透风的攻守联盟。许多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们为这一事业的诸事顺利可靠而自夸。他们在绝密报告中向国家领导人做出”万无一失”的保证。当事故发生之后，几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在向政治局的汇报中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失误，不值得大惊小怪，仿佛家里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一样。

然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戈尔巴乔夫渐渐发现了可怕的真相。他痛苦地意识到：”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痛斥官僚和专家们的勾结：”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让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其实，问题的核心并非个人道德的堕落，而是制度的罪恶，正如阿·切尔尼亚耶夫所说，切尔诺贝利悲剧”是制度和被冷战扭曲的爱国主义的产物”。这一悲剧性事件使得戈尔巴乔夫坚定了改革的决心，此种体制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军工和情报系统本来是最高领袖最可靠的支持者，历届苏共领导人都不敢触动其利益，但戈尔巴乔夫毅然对其开刀–果然，在后来的”八·一九”政变中，军工和情报系统的头头们成为最重要的策划者。

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示，戈尔巴乔夫以深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行动起来。当时，政治局中有人认为，应当对信息进行控制，一方面防止国外反对势力的幸灾乐祸和肆意攻击，另一方面避免国内民众的恐慌以及损害党的权威。以前，对待丑闻不都是如此处理的吗？他否决了这种意见，认为欺骗不是正确的做法，长久的欺骗已经使得党和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难道通过新闻控制便可挽回颜面吗？他宣布：”现在，我们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工作的。谁要以为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不能容忍的。必须提供有关事故的全部消息。胆怯的立场–这是不光彩的政策……我们没有任何迫使自己掩盖真相的需要。我们应做出充分的结论–这是我们对全人类的责任。”他把”全人类”的利益安置在”党”和”国家”之上，这是他与所有前任最根本的区别。这是一种只有大政治家才具有的道德责任感。由此，戈尔巴乔夫走出极权主义者的行列，走进人道主义者的队伍。

虽然迟了一步，但戈尔巴乔夫出台的一系列的措施是强有力的：他亲自发表电视讲话，向受害者表示慰问；他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援助，并允许西方记者深入现场进行采访；他鼓励人们就核电站问题开展讨论，以便消除以后的事故隐患；他撤换了大批教条主义官僚，打破了包括军工体系在内的各个”独立王国”……这些做法作苏联历史上从所未有。正是通过对切尔诺贝利事件雷厉风行的处理，戈尔巴乔夫才在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鲜明的印象–他是有魄力的领袖、也是有同情心的领袖，更是将民众的生命看得比制度的面子更重要的领袖。

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开端，它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施政方阵和苏联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这个事件固然是一个波及百万人的生命与健康的悲剧，但如果没有此悲剧，苏联旧制度的弊病还不会如此全面而深刻地彰显在所有人面前。戈尔巴乔夫指出：”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又是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这个体制需要动大手术，此悲剧坚定了戈尔巴乔夫启动全面改革的决心。这不仅是制度的改革，而且是价值观的转变，让民众的身份由”臣民”转变为”公民”。后来，戈尔巴乔夫在与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更进一步论述说：”资讯公开化，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民众道德与精神的健全程度，我们期待着，而且相信苏联亦即广义的俄罗斯民众能堂堂正正地面对这’求真知，应有的公民知情权的历练’，相信他们一定会经受这考验。”是的，盖子已经揭开了，谁也不可能再将它捂上。改革也由此具有了它不容质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这可怕的事实面前，再精明的”理论家”也无法欺骗所有的老百姓了，人民再也不愿继续忍受可恶的旧制度了。

文学的命运不该由政治局来决定

在苏联历史上，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奇特现象：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发表和出版，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于”非开放社会”来说，这又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统治者对文学艺术以及其背后的人性力量充满警惕和恐惧。而所谓的”政治局讨论”，其实是最高领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成员惟有附和的份。

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自诩为天才，对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武断地评价，从政治经济学到语言学，俨然都是行家。他教训电影和农业方面的专家，在军事和历史学领域做出决定性的结论。实际上，斯大林的议论绝大多数都相当肤浅甚至是错误的，可它们立即被歌功颂德者吹捧成最重大的发现。斯大林在文学艺术方面是外行，偏偏最喜欢粗暴干涉作家的创作，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他将俄罗斯最伟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辱骂为”娼妓”。于是，阿赫玛托娃受到官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与批判，所有作品都被禁止在苏联境内出版。

在赫鲁晓夫时代，短暂的”解冻”是由于赫鲁晓夫本人决定对爱伦堡、左琴科、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暂时”网开一面”。政治局会议掌握作家和作品的生死大权的传统，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质疑与改变。赫鲁晓夫对某些作家比较宽容，而对另一些作家却如同斯大林那样专横。他的文化程度有限，理解能力也有限，却蛮横地以个人的喜好为全国人民的喜好，从而深深地伤害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直到下台之后，他才对此作了深切反省，并主动向被他羞辱过的知识分子道歉。

当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所有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的作品又重新遭到更为严厉的封杀和冷冻，大师们更是遭到更为粗暴的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自我加冕，指定抢手创作”巨著”，给自己颁发国家最高文学奖。署名为”勃列日涅夫”的精装本书籍源源不断地出版，强迫国家机关、图书馆、学校甚至私人定购。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勃列日涅夫”实际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识”，他从不读书，也不动手写作，”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内，无例外地都深信，这几部文艺杰作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这些蛮横而顽劣的官僚们不知道：他们的限制、侮辱和迫害，不仅无损于文学艺术家们的伟大，反而使得文学艺术家们在民众心目中拥有更加崇高的地位。对于苏联的文艺政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论述道：”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帝俄也厌恶、惧怕文学创作的自由。但沙皇政权因不像现在的苏维埃政权这么教条，所以他们发现，对俄国作家施加压力，对政府反倒起了负作用。就是说，他们知道镇压非但没有削弱作家的影响力，反而使其加强了。”苏联的统治者们比沙皇还要愚昧，负责文化宣传部门的官员所做工作，居然是替作家艺术家们做广告–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受到官方的批判和禁止，人们就会疯狂地阅读和传颂，即便是以手抄本的形式。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是延续这种传统，还是以此为突破口寻求变革呢？戈尔巴乔夫先后获得过法律和农业经济的学位，他在苏联政坛的崛起是以农业方面的成绩而受到高层的注意。但他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官僚，他博览群书，视野开阔，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鉴赏力。他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对文学艺术的创作采取宽松和自由的政策，这是”公开化”政策的重要部分。这时，戈尔巴乔夫收到了阿·雷巴科夫寄来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作家希望获得总书记的帮助，让这部搁置多时的作品早日公开出版。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戈尔巴乔夫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氛围”。他认为，此书可以充当”问路石”的角色，便批准该书出版。果然，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读者并从中解读出总书记不走回头路的决心。

此后，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作家们寄来的手稿，还被邀请去观摩新摄制的电影。他感受到作家艺术家身上自由不羁的才华，并认为有责任倡导宽松、多元的创作环境。他在阅读那些所谓”出格”的作品时，不禁感叹说：”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读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品尝、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做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然而，一部小说的出版、一部电影的公映，需要总书记亲自下令”放行”，这本身就是旧时代的惯例。戈尔巴乔夫决定打破这一”惯例”。当影片《忏悔》在内部礼堂公映时，主管宣传的”理论家”们提出要在政治局里讨论，以决定该片是否可以公映。戈尔巴乔夫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决定。政治局会议不再讨论文学作品的出版与否问题。这一小小的”放权”，解除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捆绑在作家艺术家们身上的沉重束缚。戈尔巴乔夫本人亦欣喜地看到了冰层化解的经过：”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他的孙儿孙女们也享受到”公开性”到来的好处：比起爷爷奶奶们来，苏联的年轻人可以阅读到不同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的作品，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和思维方式。

对文学的干涉和对学术的压制，必然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萎缩。学者霍布斯邦切中肯綮地指出苏联社会结构的致命弱点在于：苏联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人们的思想，导致思想活力与质量下降。在一个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度缺乏的社会，人们不可能随时适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这就决定了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难以获得胜利。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在一个传统牢固的国家，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对此，戈尔巴乔夫深有体会：”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好几次，强大的保守势力差点就要胁迫戈尔巴乔夫走回头路，但他在最后一刻坚持住了。既然他本人对万马齐喑的时代有切身体验，怎么会愿意枕边只有一本领袖的著作呢？他痛切地知道，不扩大创作和思想的自由，苏联社会就不可能内在地产生鲜活的生命力。

于是，一个接一个的禁区被突破了，报刊上出现了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党的各级官员乃至于总书记的批评。即使在遭到不符合事实的批评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想过要中止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一九八九年，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讲话中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并非真理，”我们不是最好的也不总是对的，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不一定是敌人”。从此，文化和新闻报道逐渐脱离了政治局的干涉，河流回到了自己的港湾，人民也睁开了被蒙蔽多年的眼睛。

暴力是政治失败的标志

政治是肮脏的，所有苏联领导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斯大林、贝利亚之流就不必说了，就连以改革和”解冻”著称的赫鲁晓夫也有抹不去的血腥污点–他曾下令用坦克镇压诺沃切尔卡斯克工人集会，那一次死伤惨重。戈尔巴乔夫也非”纯洁的天使”，虽然不是他下令、他却未能及时制止的流血镇压事件，就有维尔纽斯事件、巴库事件、阿拉木图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等。与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是数百条人命。当然，这个数字如果放在斯大林时代，只是沧海一粟；但它们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最大的污点。他在回忆录中提及了这些事件，厘清了个人的责任，并对死难者深表哀悼。

戈尔巴乔夫不是铁血人物，不像斯大林那样崇尚暴力、企图用暴力来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问题。斯大林对权力和暴力有一种病态的迷恋，他骨子里却是胆小如鼠的懦夫，在德军发动大规模侵略的时候，他吓得几天都不敢露面，让外长莫洛托夫出来安抚人心；他害怕别人的暗算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出巡的时候必须乘坐钢板铸造的火车车厢。苏联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分析说：”斯大林的生与死证实，作为个人专政表现形式的独裁在历史上是非常脆弱的，它会随着独裁者的死亡而灭亡、消失。斯大林永远不能也不愿明白，真正自由的社会不是一个人居于顶端的金字塔的底座，而是每个人都能自主地参加选择本身命运的联合体。”就短期而言，暴力是最有效的统治工具，但暴力无法征服人心，施行暴力的人最终会被暴力所吞噬，拿破仑、斯大林、希特勒，他们的结局是何其相似：”一味相信暴力威力的人只会犯下一桩又一桩的罪行。独裁者用他的’荣誉、智慧、远见、受尊敬’搭起的布景迟早会倒塌。”

对于暴力的危害，戈尔巴乔夫本人有惨痛的教训–他和他妻子的家族中，有多人遭到苏维埃政权的杀戮，被杀害的长辈并无反对苏维埃的言行，他们仅仅是富农而已。斯大林对党政军系统的清洗，以及残酷的农业和民族政策，造成无数无辜民众的死亡。切身之痛让戈尔巴乔夫明白：暴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对一个公民生命的屠杀，将导致整个改革事业失去全体人民的支持。不能继续依赖暴力了。法国历史学家塔列兰曾经对法兰西皇帝说过：”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并不能坐在刺刀上。”戈尔巴乔夫是苏联领导人当中第一个拥有此种智慧的人，他认定，暴力是政治失败的标志，暴力是懦夫最坏的选择。

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格鲁吉亚发生镇压分裂主义分子的流血事件之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斥责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并掷地有声地对国防部长亚佐夫说：”请永远记住这些，你今天就发布命令：今后未经政治局许可，军队不得介入国内事务。”这里，戈尔巴乔夫明确表达了对暴力的反感。但他依然将决定使用军队的权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之内。这也显示出他与旧制度之间的妥协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人还可以如此追问说：难道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对人民的镇压和屠杀，就合法与合理吗？在一个现代宪政国家里，军队绝不能介入国内事务和党派纷争，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毕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依靠个人的品质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对此，索尔·舒尔曼评价说：”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就是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去自行毁灭。”

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国内事务中最大限度地限制使用武力，在国际事务中也扭转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态和”输出革命”的传统。他启动了苏军从阿富汗的撤兵，促成了两个德国的统一，默许了东欧人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前任们却采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后血腥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运动。按照戈尔巴乔夫当时掌握的权力和苏联的军事力量，当东欧国家离心离德的时候，他完全有力量像前任们那样做，但他并没有做出同样的选择–对强硬派提出镇压罗马尼亚反共起义的要求，他愤怒地回答说：”怎么，你们还想用坦克解决问题！”在经历了苏军从阿富汗撤离的痛苦过程之后，他说出了肺腑之言：”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

苏联的卫星国们一个个地离开了”同舟共进”之”舟”。尽管不无遗憾，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在一个具有深厚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国家里，他的平等理念面临着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强大压力。当有人指责他”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的时候，他愤怒地反击说：”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这种”后帝国综合征”是俄罗斯历史传统中一个难以根治的顽疾，它比马列主义更加深入普通民众的骨髓。因此，它不是通过一场改革就能够消除的。而它的危害性十分巨大，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那样：”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宁愿自己失去权力，也不使用暴力。这是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之间的相似之处。戈尔巴乔夫成功地改变了苏俄统治阶层百年来迷信暴力的传统，而赵紫阳则作为一名”异类”而被幽禁至死。可见。同样是共产暴政，苏联与中国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戈尔巴乔夫强调说：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一旦启动，便永无休止，而且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无论是施加暴力者还是承受暴力者，都是失败者。这种看法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即便是那些强力部门的官兵也被潜移默化了。所以，戈尔巴乔夫拒绝暴力，既来自于他个人坚守的价值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历任领导人（短暂掌权的过渡人物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除外）中唯一没有大规模使用武力应付国际冲突和国内矛盾的人。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理论上，对”和平”二字都是当之无愧的。

新制度暧昧不明，但旧制度必然灭亡

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的时候，新制度尚暧昧不明，但他逐渐意识到旧制度必然灭亡。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基督教，根植于人对正义和平等的永恒追求。他想以”民主的社会主义”来摆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紧箍咒。他声称自己反对的乃是列宁-斯大林式的极权制度，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他将社会主义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等量齐观，他乐观地希望苏联人民会再次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所鼓舞。他认为改革运动也包括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大改革，是受八十年代中期在苏联的左派运动中精神的、政治的状况的影响而产生的。尽管教条主义者固执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神话，特别是在一些军人、国家安全系统人员之间，共产主义是救星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二三十年之后，一些理性派势力得以舒展，教育水平也全面提高，出现了一些批判的自我意识的萌芽。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思潮出现了，那就是站在社会民主性的立场上，去确认公民社会的主要价值。

尽管直到今天，戈尔巴乔夫仍然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但这个理想显然失败了。阿·切尔尼亚耶夫指出，戈尔巴乔夫的解释是偷换概念，当时”几百万苏共党员的大多数人早就不仅没有了社会主义信仰，而且连一般普通的思想信仰也没有了”。对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信仰，还不如用”人道主义”来概括更为准确。对此，《俄罗斯史》的作者指出：”可能有人会欣赏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精神，承认他史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空想家之一。然而，他的梦想似乎已经不可能实现。”

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勃列日涅夫们心满意得地告别人世，他们只要生前牢牢控制权力，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既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效仿，也缺乏良好的国际环境。人们把对他的前任的指责和愤怒，统统倾泻到他身上，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对他心怀仇恨，在改革中获益的人也不会感激他的好处；保守派认为他太激进，改革派认为他太落后。戈尔巴乔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疲于奔命。后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敌人叶利钦尖锐地批评说：”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可以把不可能融合的事务融合起来：共产主义与市场、公有制和私有制、多党制和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又过于苛刻了，缺乏对戈尔巴乔夫的处境的”同情的理解”。戈尔巴乔夫已经走到了他所能走的最远的地方。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刚刚启动的时候，就清醒地意识到：尽管他将为他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奋斗，但在制度层面，这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将加速旧制度的灭亡，而无法挽救它。随着旧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将失去不受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并被迫离开这一精彩的历史舞台–虽然他没有预料到是以”八·一九”政变这样戏剧化的方式。如果不改革、在毒瘤上加添麻药继续拖延，无疑对他本人是有利的，苏联帝国尽管病入膏肓，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正如索尔·舒尔曼所说：”假使他不想赋予这个体制以人道主义，只要他愿意，即使不搞任何改革，仍然可以平平安安再统治十年。”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的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根本不可能，这种努力迟早会被坦克镇压。所以，如果戈尔巴乔夫不率先倡导改革，体制外的异议人士的压力，如坚守国内的萨哈罗夫和被流放海外的十二年前；以及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压力，都无法促使让苏联走向改革。

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政的时候，发现在这个庞大帝国内部交织存在着这样的现实：

一方面人民充满了对十月革命浪漫的回忆，一方面大家都被斯大林主义骇人听闻的罪行吓呆了；

一方面广大民众在较短的时间里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面党对自由的言论、思想和创作进行无情的镇压，书报检查相当严格，媒体上只有宣传而没有真实的新闻；

一方面存在着经过选举产生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另一方面所有事务的决定权却在政治局的几个寡头那里、特别是在总书记一个人那里；

一方面文学、诗歌、艺术、电影、戏剧把社会主义描绘成最崇高的社会价值观和最高尚的人品的传播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到处是对人大尊严的无耻践踏，从上到下逍遥法外的胡作非为，人成了为结成一体的党和国家效劳的”螺丝钉”，因此人民也变成了带有坐享其成心理的流氓无产者；

一方面国家不断产生大演员和杰出科学家，另一方面而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老百姓却陷于愚昧无知，甚至沉溺于反动的蒙昧主义；

一方面是被宣扬成社会思想最高成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却是被各种镇压和全面保密所维护的、越来越厚颜无耻的政治谎言；

这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危机四伏的苏联，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手中的乱摊子。就是在此背景下，他却取得了神话般的成就，阿·切尔尼亚耶夫概括了以下几点不可抹煞的成就：

他摧毁了以往所有专制制度中根据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最强大的专制制度；

他给千百万人民在没有由上面强加的方式和意识形态教条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

他为地球上六分之一地区的居民在承认民主、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人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人类普遍原则的基础上进入现代文明的总轨道创造了条件；

他为停止”冷战”和核军备竞赛所做的工作比谁都多，由此为拯救人类免于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毁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这四点成就足以让戈尔巴乔夫进入二十世纪最伟大政治家的行列。在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就毅然开启改革之门，这种勇气和道德力量完全可以与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相媲美。他本来可以成为独裁者，却自动解除了武装；他本来可以无所作为，却冒险走过泥沼。而苏联解体之后遗留至今的问题，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应当负责的，比如俄罗斯仍然未能产生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仍然未能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研究社会转型问题的美国学者林茨和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中分析说，戈尔巴乔夫继承的是一个”扁平的”、后全能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图景，而戈尔巴乔夫”对于创造出一个组织良好的民主政党持有摇摆不定的矛盾心理”。另一方面，用于应对外部帝国的威胁的许多结构和传统，都在苏联时期被彻底破坏或者严重摧残（比如东正教），以至于重新恢复这些结构和传统从未一项异常艰苦的任务，要创建”非苏维埃文化”及公民社会尚且任重而道远。

今天的俄罗斯仍然处于某种不确定因素之中。《俄罗斯史》一书指出，俄罗斯的年青一代将俄罗斯看成是一个国家，一方面担忧贫穷的扩大，另一方面不满于新富人的自私和贪婪；他们为犯罪和腐败扩散感到不安；他们对政客的承诺或左翼右翼热烈的政治活动不信任；对模仿和借鉴西方越来越感到矛盾；他们希望俄罗斯成为”正常”、稳定的社会；他们最关心的是为自己赢得体面的人生。民意调查和其他调查都表明，大部分俄罗斯人为自己、为国家要求的仅仅是”正常的生活”，即经济稳定有保障，公共安全，受世界尊敬的有能力的政府，自由和社会需要及个人权利都能得到保障的一个有道德的公正的社会。然而，在许多方面，俄罗斯仍然离”正常”差得很远。不过，大部分人相信这是可能的，”这是俄罗斯后共产主义简短的历史中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了”。

戈尔巴乔夫抵制了魔戒的诱惑，他没有被权力所控制、所异化，权力不是他生命中的全部。这就是政客与真正的政治家之间的天壤之别。政治家是有勇气和魄力放弃权力的人，而政客则绞尽脑汁地保有权力；政治家是用权力为公众谋求福祉的人，而政客则是用权力来满足自身的私欲；政治家是权力的主人，而政客是权力的奴仆。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指出：”当你坐上权力这个宝座时，要失去它也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权力’是不值得我们自损心灵的尊严去获得的。”他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了荣耀的成功。尽管如今的俄罗斯社会离戈尔巴乔夫当初所设想目标的还有很大距离，但总体的发展方向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就其个人而言，戈尔巴乔夫晚年以学者的身份”骋怀于支撑人类的大地”，比他的任何一名前任都要自由和幸福。

二零零三年夏初稿，北京家中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定稿，弗吉尼亚

2008年7月18日，晴，暴热

快下午6点了，依旧酷热难挡。我将蒸得半熟的脑壳探出帐篷，透口气，不料却与一面貌特悲愁的赤膊老汉碰个响。揉着额角，双方各退一尺，然后相视苦笑。你进来？我问。老汉点点头，就毫不客气地越过我，落座小金的身后。

本想交叉采访老汉，又怕影响小金。她就是这么种人，一被打搅，很容易心烦意乱。

小金：你孙女的妈妈呢？也遇难了？

罗克书：我的大女儿，叫母君梅，活下来了。她卖票，我女婿帮人开车。地震时，车进站，才下完客。嗬哟，那车突然像火上烤的癞蛤蟆，拼命蹦，离地一两尺，又嘣嘣落地。我女儿还骂：啥子人搞乱啊？跟着就立不稳。车下面，旅客，车站员工，一潮一潮翻卷，跑到左边，楼垮了，不行，赶快转头；跑到右边，不仅楼垮，后面的山也垮。没地方去了。客运站里，多数被埋，至今没掏出来完。我女儿见别人逃，自己也要下车，在门边，两次叫我女婿给拽住，往椅子底塞。人又不是货物啊，我女儿说，万一垮楼将车子砸扁，人卡着取不出，咋办？车蹦得最高那次，脑壳差不多直起来，像一匹马撂蹄子。嘣嘣再下去，一只轮胎就飞远了。我女儿两口子，崩溃了，呆傻好多天，一说话就头晕。

小金：捡了条命。

罗克书：我的二女儿却不见了。当时她在老街一家餐厅打工。那座5层楼背后，半匹山哗啦一声崩裂，砸下来，轰隆！一股黑烟子冲上天。整条老街，百米之内的所有建筑，要么如锅盖，被扣得严严实实；要么转眼叫推出几十米，带地基推出几十米，把河流都扎断了。

小金：我们俯拍了北川城全景，据说左边那块已长出青草的大荒坡，从前相当热闹。

罗克书：上万的老街居民，包括我二女儿，永远埋在底下，不用掏，也掏不了。天然公墓嘛，变鬼不寂寞。侥幸逃脱的，也就是被气浪卷起、浮在废墟皮面的人，全变成黑泥巴娃娃，只剩两眼睛在不停地眨。我有个侄女儿，住菜市场那边，地震时全家都在，本来已从2楼逃到底楼巷道，要见天日了，房子垮了。5口人，包括3岁娃娃，全完蛋。

我的另一个侄女儿，运气还可以。她当时正牵着娃娃进幼儿园，她性子急，步子快。震了几下，地面突然张嘴，几十米长、几尺宽的大口，正走着的百多人，大人娃娃，齐斩斩掉嘴里。有的整个没了，有的还剩半截身体……

小金：恐怖片哦。

罗克书：那口子一开一合，只见人的血，噗噗噗喷出好远。我侄女儿差点扯下去，不，已经下去，把她的盆骨碰断，又叫嘣的弹起来。砖块块像下冰雹，打得人血肉横飞。你可能不相信，我的侄孙儿，凌空飞了几丈，落地竟没死！身边娃娃的血，染透他了。如果不是他哇的哭出声，谁都难得从血糊糊中，辨出死活。

小金：母子俩脱险了？

罗克书：她爬过去抱起血染娃娃，长声吆吆呼救。周围几个没受伤的，就把他们抬到茅坝，露天躺一夜，淋得跟落汤鸡。第二天下午当兵的来了，才拉到绵阳医治。

我二女婿的兄弟就没这么幸运。他在废墟底喊救命，喊了两天两夜，声音都哑掉。他的爸爸和哥哥，还有其他自救的人，一起在他脑壳顶叮叮咚咚打洞。第一个洞，掏出几米深，死的活的，弄出来七、八个；第二个洞掏得更深，又死活弄出五、六个。可救不了他啊，两边都有干墙隔着，人钻进去也碰壁。第二天夜里，他在下面还叫”渴，渴，给一瓶水”，他爸吊了一瓶水下去，喊话让他一定要坚持住。他哥偏起耳朵，听见了咕咚咕咚的灌水声，却只能干着急。熬到第3天，开始还有动静，还能隐隐听见”我难受”，一会儿就没动静了。当兵的也终于找来了。调挖掘机，推开干墙，刨出一层层死娃娃，他还在更下面。本来有个小空间，也没受伤，可时间久了，上头的土塌紧了，他蜷在里面，空气就不够用。他活活憋死了，浑身发紫，七窍出血。还有我幺弟的女儿，15岁就长到1米7，漂亮出众得很啊，也埋在北川一中的废墟下了。那座楼下，死了1700多，有400多具尸体，没掏出来。

小金：你们家死了多少？

罗克书：我们家死了二女儿和孙女，整个家族就多了，我兄弟全家9口，没了；隔房哥哥家，老两口没了；还有几个侄女家，等等，近30条人命吧。我们生产队200多口，剩50来口。还有幼儿园、小学、中学……总之，北川城当时在户内的，基本没逃脱，户外打工、开出租、拉三轮、走路的，活了一部分。哎呀，如果外援及时，起码多救活七、八千。因为我们在茅坝坐了个通宵，四面山垮，无处可去，周围好多半死不活的，淋了雨，天亮就气息奄奄了。狗日的谭力！听说人家外地的部队到达绵阳，他却回答没得事，只死了几个人，北川完全可以自救。我们转移到绵阳南河体育场，灾民都在公开叫喊：谭力滚出来啊！谭力当然不敢滚出来，不然会被大家的口水淹死。

小金：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人臭骂他。

罗克书：最先的救援部队到北川，除了一把小洋铲，啥都没得，奈何不了废墟，只好原地待命。后来命令来了，却直奔县委，救那些官僚……

手机铃骤然炸响，令人心悸。小金梦醒似地接听，原来是牙医大毛报警：警察已经抓你们来了！立即撤退！

于是仓皇作别。小金问：大嫂，我们还能见面么？罗克书潸然泪下道：要开奥运会了，有损国家形象的灾民，也该朝里头迁移了。擂鼓镇或者任家坪，离北川倒很近。我闻之叹息，转而又对旁边期待采访的苦命老汉咔嚓两下，算是雁过留痕。

快步横穿帐篷区，抵达停车处。老卢已藏身车内，而大毛却强作镇定，与两个红袖套周旋。跟着，车发动了。红袖套说：等等，我们还没查明采访者的身份。小金说：我们是玩儿的，没采访。红袖套说：有人告密了。等等嘛。车却不由分说地向前了。红袖套追上来把住车门，大毛骂了句”拿鸡毛当令箭”，轰地突出大门。

在马路上抱头鼠窜。数公路后，我才问清缘由。大毛说：我带有省级的《灾区采访证》，还不行，必须得出示绵阳市委宣传部特批的证明。这个芝麻官谭力，如今真是一手遮天。我软硬兼施，仍无法通融，他们还拍下我们的车牌，正上报核实呢。

这么严重？

所以我给你们打电话。几乎同时，几个警察就已经来抓你们。看来，绵阳不敢去，我们在前面的岔道与老卢分手，然后直杀成绵高速。

夕阳西下。大毛在高速路上，突然困顿，就靠边停车打瞌睡。醒来时，却已满天繁星。继续行驶中，大毛讲述了他刚才遭遇的事故：辽宁武警刚刚撤走，现在由地方接管。我就与他们攀关系，绵阳这边官场，我的熟人不少。他们说：既然一路人，你们就少在这儿插手。大毛说：注重正面报道嘛。他们说：正反面都不行，前两天灾民才闹事，你看右边牵的铁丝网，闹事灾民都圈在里头。正磨蹭呢，一个闹事灾民果真出现了，扑过来拉住我们就诉苦：记者你评评理，先给我们分电饭锅，让吹嘘抗震救灾伟大成绩，可电视台来一拍完，他们马上就收回。这不是一电饭锅的问题嘛，利用人，哪能这么直接？

回到家已经深夜。疲惫之极。睡前突然想起年轻时看过的一本外国小说，名叫《兔子快跑》。忘记谁写的了。

如果若干年后的某个深夜，某个人在睡前，突然想起他年轻时看过的一本书，名叫《四川大地震记事》，他也极有可能忘记谁写的。因为有关地震文字，实在太多太多。

而人类健忘依旧。

（全文完）

陕西省西乡县粮食局局长王安武因为贪污受贿而幡然落马，然而，在纪检部门和媒体对王安武的调查过程中却意外地发现，王安武不仅仅犯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渎职罪，而且还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先后单独或伙同他人用给受害人下安眠药和强行拍摄淫秽照片的手段，强奸、猥亵未婚女青年共4人。（4月24日新华网）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王安武在实施了上述禽兽行为之后，并没有逍遥法外，而是在1983年被当地公安机关绳之以法。王安武于1984年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所在单位西乡县五金交电公司随后也对王安武作出了“开除公职”的决定。

锒铛入狱只是给王安武的人生带来了短暂的痛苦记忆，在他担任县粮食局局长后，这段不光彩且足以毁坏其政治前途的历史被彻底抹去，在他的档案中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甚至连他的入党申请书等关键材料都下落不明。

王安武具有戏剧性的人生轨迹让媒体和民众感到震惊，人们纷纷质问王安武所在的地方当局，这样的强奸犯为何能在获释后重返原单位，并能在之后摇身一变成为西乡县粮食局局长，这种奇迹发生的背后究竟谁是对他进行带病提拔的罪魁祸首？王安武凭借什么让自己得到了当地领导的如此垂青？

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强度之大和波及范围之广世所罕见，陕西的部分地区也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地震发生后，举国上下以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士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地向灾区群众伸以援手，有关部门也拨出专款用于解决灾民们的生活问题。然而，王安武等人竟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良心于不顾，在向灾区群众发放粮食的时候短斤少两，以牟取个人利益。

大地震给灾区群众造成的伤害曾让很多人痛哭流涕，然而，诸如王安武这样的官员却对自然灾害喜闻乐见，因为在这个时候就能凭借手中的权力大发国难财，王安武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官员法制意识的淡薄和良心的泯灭。大地震既震出了中国民众的超强凝聚力，也震出了一些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相信在职的官员中，类似于王安武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文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曾被开除公职的人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王安武能够从一个强奸犯成为权力炙手可热的粮食局局长，让人感觉到他的神通广大。当然，在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的今天，与其说是他的神通广大，倒不如说是其他提拔他的官员无法无天，因为要创造这种角色转换的奇迹，远非一人之力所能为。因此，有关部门不仅仅要对王安武依法惩处，更要追究那些为王安武打通仕途的人。

以民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然而，很多地方官员却在实际工作中视群众为草芥，无视党纪国法，大胆地与民争利和与民为敌，在提拔干部的时候往往也是任人唯亲，丝毫不考虑被提拔者的人品和能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腐败分子令人深恶痛绝的今天，腐败分子依然是层出不穷，人们在对腐败分子锒铛入狱拍手称快的时候，更期待能建立起有效的机制去监督和制约那些有着腐败倾向的官员。

2009年4月24日

512大地震死难同胞周年祭越来越近，昨天开始读我的朋友殷波、王国平着、陈维摄影的《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四川美术 出版社2009年4月版），看到许多受难的细节，忍不住又落下泪来。一年来的灾难历程中，经历、看到、听到许多美好与丑恶的物事，真是令人难过和难忘。我 承认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相比，这次地震中的一些做法，说明社会和政府都在缓慢变化。但我要强烈谴责政府不公布死难真实人数和名字，更不允许死难学生家 长追究豆腐渣校舍的做法，从而造成一些人祸不能得到有效的追究与根除。我们的政府由于不是真正民选的，在许多方面表现得与当今富有政治文明的政府差距甚 大，对造成死难学生的豆腐渣校舍的包庇，尤其令我们悲愤到不能容忍。

将遇难者的真实数字和名字当作所谓的国家机密，不予公布，荒唐而滑稽。不允许死难学生家长通过正当程序维护自己的权利，追究与豆腐渣校舍相关者的责 任，这是对法律的公然践踏，为家长维权的黄琦先生被关押至今仍未公开审判。你不公布死难学生名字，艾未未调查小组用民间微薄之力来合法调查，却遭受当地政 府阻扰、恐吓、打骂、非法拘禁，真可谓伤天害理，为调查学生死难人数而竭尽全力的谭作人先生已遭羁押在看守所，至今官方未有任何公开的表态和法律上的说 明。一方面是许多民众没能得到应有救助，另一方面是灾后重建过程中的谎报虚领物资，在灾区不同程度出现，蓬溪邓永固先生就是因为举报当地政府灾后冒领救灾 物资而被关进监狱。一方面是政府灾后重建有许多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各地NGO和志愿者，对灾后重建所做的诸种贡献。同时，全国人民 对灾区真相的渴望与关注，被官方严重打压、阻止与遮蔽，这既不利于非灾区民众对灾区的支持与建设，也不利于对政府灾后重建的有效监督。

但也提请政府注意，尽管你们这样高压，依旧有许多境内外媒体、志愿者、NGO突破层层封锁，将灾区的真实情形报道出来，为灾区做力所能及的实际贡 献。报道灾区真相不遗余力的无疑是境外许多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媒体，而这些报道多以英文发表出来，许多民众却看不懂。有鉴于此，网上“译言小组”特地组织了 一个翻译四川大地震文章的小组，截至目前为止，翻译了107篇文章，为民众了解许多境外媒体如何四川大地震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昨天读到他们翻译《洛杉 矶时报》的一篇《地震遇难儿童父母为孩子讨说法》文章，其中提到绵竹家长王章廷的话︰“他们向我们施压，试图控制我们，”王廷章说，“但就算他们杀了我们 也没有用，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害怕政府了。”让我感慨而难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古训，看来天天喊科学发展观、依法治国的共产党是不相信这一 套的。事实上，有许多官员低估死难学生家长维护自己和孩子权益的努力，他们没注意到不少家长把孩子死难当作输无可再输的决绝。正如官方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打 压民众的正当维权努力，用违法手段将他们弄进监狱，被我的朋友阿丁描述成：“不在监狱，就在去监狱的路上”。当人民视监狱若等闲，当人民把监狱填满的时 候，那不法的监狱有什么用？就像翻墙的人越多，金盾工程筑起的阻档民众了解真相的“万里长城”，自然就会轰然倒塌。

前几天在一个饭局上，我对四川包括成都的媒体，在大地震后的不作为乃至乱作为，深为愤怒。这么大的灾难，居然没有看到一家稍微敢说话的媒体和一个值 得铭记的媒体记者，说是我们四川人的耻辱也是不为过的。以前我对自己作为四川人是有些自豪的，但经历这次大地震后，我看到四川人的怯懦乃至一些人的无耻， 譬如打压艾未未调查小组那些人员（当然更无耻的人是那些幕后指挥打压者），就可谓怯懦而无耻。我们四川人不仅要受天灾之害，受人祸之荼毒，更为重要的是， 当别人来帮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仅不感激，而且还侮辱打骂那些千里迢迢而来的志愿调查者，真可谓丧尽天良。连“灾民”二字都不准刊载于四川任何媒体，《成都 晚报》提议五一二周年祭默哀一分钟，也被无耻的宣传部门整肃，像这样的四川人四川官员，我们不批评不反对，未必我们四川人就甘受凌辱？如果我们对此默不作 声，我们怎能对得起在灾难中死去的那些同胞？

延伸阅读

译言小组：地震遇难儿童父母为孩子讨说法。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yeeyan/38247。
译言小组：四川汶川地震（107篇译文）。http://www.yeeyan.com/groups/show/08quake。

2009年4月25日8︰55分于成都，感冒中。

普利策奖又开始由美国大报轮流坐庄了。4月20日，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会主任西格？吉斯勒宣布评选结果。《纽约时报》今年统治了普利策奖，一家独揽5项新闻报道奖，而去年最大的赢家《华盛顿邮报》只获一个奖项。在文学艺术单元，多部获奖作品都和奥巴马当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外，长篇小说终于从普利策小说奖退位，今年的获奖者是女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短篇小说集《奥利芙？吉特里奇》，一部描写美国缅因州海岸小镇生活的小说集。

报业危机之下媒体坚守岗位2008年以来，美国报业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报纸倒闭、裁员不断、缩减版面、业务压缩，但这些坏消息并没有影响媒体舆论监督的职责。“看门狗依然吠叫着，依然在撕咬。” 西格？吉斯勒说，“假如我们没了报纸，谁还能日复一日地做这些事？”西格？吉斯勒还补充说：“新闻行业的监督功能在今年的奖项评选中得到了重视。”“揭黑”是今年普利策奖新闻报道奖的重要主题，媒体并没有因为钱袋子缩水而缩头缩脚。

尽管经济危机是美国2008年的主题，但没有一个奖项颁给关于经济危机的报道，普利策奖似乎与这一年度主题绝缘了。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依然延续着去年的颓势，在本届普利策奖上颗粒无收。去年获得6项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今年只是聊以安慰地获得了“新闻评论奖”，处境不佳的《洛杉矶时报》也总算没有空手而归，获得“解释性报道奖”。

除了夺得5项新闻报道大奖、出尽风头的《纽约时报》，普利策奖中最为重要的“公众服务奖”颁给了拉斯维加斯的《拉斯维加斯太阳报》，该报记者亚历桑达拉因调查报道了拉斯维加斯赌城建筑工人超高死亡率，获得该奖。评奖委员会认为，报纸勇敢揭露“赌城”建筑工人死亡率奇高和安全规章执行不力的问题，最终让政府部门修改相关政策，使建筑工地安全环境得到了改善。

地方报纸《圣彼得堡时报》今年是地方小报的杰出代表，它分别获得“全国新闻报道奖”和“特写报道奖”。“全国新闻报道奖”颁给了该报全体员工，获奖作品是该报《政治真相》的系列专题，该专题重新检视了政治人物们那些夸下海口的许诺其背后真相。《圣彼得堡时报》记者莱恩？德格雷戈里因系列专题写作获得了“特写报道奖”。

另一项摄影奖颁给了《迈阿密先驱报》摄影记者帕特里克？法瑞尔，他因报道艾克飓风和其他飓风给海地造成的灾难，获得“突发新闻摄影奖”，评委们对获奖者的作品评价是“这些冷漠的图片对绝望的刻画具有震撼力”。不过这个时候获奖对法瑞尔而言有点尴尬，这份迈阿密地方报纸目前处境也不佳，“这星期是我的一些同事在报社工作的最后一个星期了，我多少有些不希望在这种时候获奖。”法瑞尔说。

其他几个新闻奖包括纽约州格伦斯福尔斯市《星星邮报》评论员马克？玛霍尼获得“社论奖”，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地方政府暗箱操作和公民知情权的社论，这一地方小报因此首次获得普利策奖。《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的史蒂夫？布林获得“社论漫画奖”。“当地新闻报道奖”由《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和《东谷论坛报》分享，不过因为经济不景气，《东谷论坛报》决定从2009年1月起从日报改为每周出版4期——削减近半的刊期，并由收费阅读改为免费发行，40%员工遭到裁员，其中就包括了获奖者保罗？基伯林。所以，该报在关于此次获奖的新闻稿中也有提及，不过获奖者却被冠以“former”的前缀。目前，保罗？基伯林在亚利桑那守护者网站工作。此外，《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获奖是因为去年1月报道底特律时任市长夸姆？基尔帕特里克和女助手的暧昧短信，揭出他的婚外性丑闻。这一报道最终让市长因伪证罪丢官入狱。

《纽约时报》今年获奖最多

《纽约时报》是今年普利策奖最大赢家，一举获得5项新闻报道大奖。此前《纽约时报》曾在2000年获得7项普利策奖，该报也成为普利策奖历史上唯一一家2次获得超过5项奖的新闻机构。《纽约时报》获得的普利策奖总数也至此达到3位数，总共101项，无人能匹敌。即便在普利策奖上风光无限，目前《纽约时报》也需要靠出售部分其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总部大楼来筹措资金度过经济寒冬。

在《纽约时报》获得的5项大奖中，《纽约时报》因报道前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在担任州长期间召妓丑闻而获得“突发新闻奖”，该报道直接导致斯皮策后来黯然下台。关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动荡时局的系列报道则为《纽约时报》摘得“国际新闻报道奖”。“调查性报道奖”颁给了《纽约时报》记者戴维？巴斯图，在该报道中，戴维？巴斯图挖掘出美国国防部秘密邀集了一批在媒体工作的退役将军，帮五角大楼为伊拉克战争政策辩护。《纽约时报》作者赫兰德？科特获得“评论奖”。“专题摄影报道奖”颁给了《纽约时报》的明星摄影记者达蒙？温特，获奖作品是一组2008年贝拉克？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的照片。

《纽约时报》总编比尔？凯勒在报社编辑室庆贺了这一重大胜利，他表示许多报社因为预算削减砍掉了昂贵的调查性报道和海外报道，“这份报纸（《纽约时报》）不能接受这样事情的发生。”但“获奖不是我们干活的理由，也不是衡量工作的标准”。比尔？凯勒补充说，他特别褒扬了《纽约时报》其他员工为报道金融危机做出的杰出贡献，虽然他们没有获奖。

新闻网站首次入围

新闻网站是导致报业危机的重要因素，网络媒体在新闻业的地位日益显著，所以今年的普利策新闻奖破天荒地允许互联网新闻网站参与角逐，但普利策奖颁奖方表示，附属于平面杂志和广播的网站没有资格参加角逐。而最终没有一个奖项颁给新闻网站，最终入围者也只有Politico.com一家。Politico.com是一家以报道政治新闻为主的网站，成立2年即在媒体圈树立了自己的名声。

不过，传统媒体与互联网融合的速度也不容小觑，譬如在白宫新闻方面，《华盛顿邮报》准备将负责报道白宫的记者从原来的2人增加到4人，其中包括一名全职博客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圣彼得堡时报》旗下的《政治真相》系列报道中大部分文章刊登在PolitiFact.com，而不是报纸上。尽管新闻网站没有开先河获得普利策奖，但普利策奖评委会对新闻网站的工作做了正面褒扬，特别是《圣彼得堡时报》旗下的PolitiFact.com，“从对选票的承诺中剥离出花言巧语”。新闻网站从《纽约时报》们那里抢夺奖杯也许为时不远了。

文艺奖有点“黑”

在文学艺术奖方面，多部获奖作品都和奥巴马当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短篇小说集在时隔多年后再次荣膺普利策小说奖，短篇小说的书写传统在美国依然强大。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获奖小说集《奥利芙？吉特里奇》，收录了13个可独立成篇、亦相互关联的短篇小说，大部分以缅因州小镇中学数学女教师奥利芙？吉特里奇为主人公。但在评论家看来，将整本书串联起来的是精致散文，以及主人公奥利芙，一个有棱角、有缺点、有趣味的人物。

200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赫敏斯的蒙提切罗：一个美国家庭》此次获得普利策历史奖，该历史著作讲述了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家中一个黑奴家庭三代人的故事，作者是美国非裔女作家安涅特？戈登-瑞德。同样很“黑”的获奖作品还有非虚构小说获奖作品，作家道格拉斯？A.布莱克蒙的《换了名字的奴隶制：美国黑人从内战到二战期间遭受的再奴役》。这部精确而雄辩的作品审视了美国历史上蓄意谋划的种族歧视体制，这一体制纵容了大量针对黑人的暴行。约翰？米查姆的《美国之狮：杰克逊总统在白宫》获得传记奖，杰克逊总统是民主党创始人。在这部传记作品中作家塑造了一个意志坚定的杰克逊总统形象，而不是那个神经质的民主主义者总统。在创作手法上，约翰？米查姆用轻盈的散文手法叙述了杰克逊总统一生。

美国当代最伟大的诗人W.S.默温再次获得普利策诗歌奖，此次获奖诗集是《天狼星之影》，诗集探究了记忆的深厚力量，这些诗歌完全摆脱了格律的束缚，而且没有一个标点。从内容上看，《天狼星之影》带有诗人的自传色彩，这些诗句书写了诗人的人生记忆、智慧火花和童年岁月。默温也表示，这部诗集对他个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首次触及了他的童年至少是记忆中的童年。当然也有些诗歌描写了诗人的晚年生活。默温是 “新超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曾先后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为当今在世的重要美国诗人之一。

普利策戏剧奖颁给了琳？诺塔奇的《毁坏》，该剧讲述了战乱冲突中刚果妓院里的性侵犯。在这部戏中，剧作家强迫观众直面战争中的强暴和残忍场面，同时又令他们相信生命的坚韧和绝望中的希望。今年获得音乐奖的是史蒂夫？里奇的《低八度六重奏》，该曲于2008年3月26日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初次公演。

普利策奖

链接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诺贝尔奖，但其文艺类奖项，特别是书奖也非常著名，堪与美国最重要的几大文学奖比肩而立。普利策奖是根据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遗愿设立，1917年首次颁奖，由最初的“为公众服务优异奖”一项新闻奖发展至现在的十四项新闻界奖和七项创作界奖。

普利策奖在每年的春季，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的十四名会员评定，5月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正式颁发。“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者可以是任何国籍，但是获奖新闻必须在美国周报（或日报）中发表的。文艺奖的获得者必须是美国公民，唯一例外是历史奖。只要是关于美国历史的书都可获奖，作者不必是美国人。每位获奖者将得到1万美元奖金，但是新闻奖项中分量最重的“公共服务奖”（一般授予机构）得主，还将获颁一枚金质奖章。

普利策“下岗者”保罗？基伯林

《东谷论坛报》是凤凰城郊外的一家地方小报，但该报一组由两名记者采写的5篇移民问题系列报道获得了2009年度普利策新闻奖的本地新闻报道奖。在这组获奖报道中，保罗？基伯林和同事赖安？盖布里森历时半年，采写马里科帕县（亚利桑那州属下）非法移民问题。不过保罗？基伯林年初时不幸进入报社裁员名单，已经离开报社。

获知得到普利策奖时，保罗？基伯林正在凤凰城做一个移民的采访时，“我从来没有这等非分之想，”他说，“我从没想过会有这种可能。”去年10月，因为经济不景气《东谷论坛报》决定从今年1月起从日报改为一周4期，报纸也改为免费发行，由于版面缩减近一半，140多员工被裁员，其中就包括保罗？基伯林。离开报社之后，基伯林和另外三名被裁员的同事，一起创办了“亚利桑那守护者”，这是一个报道该州政治和政府新闻的网站。在保罗？基伯林获奖当天，“亚利桑那守护者”网站首页头条位置也挂出了一条新闻《亚利桑那守护者网站同仁分享普利策新闻奖本地新闻报道奖》。

第93届普利策奖获奖名单

新闻报道奖

公众服务奖：《拉斯维加斯太阳报》

突发新闻奖：《纽约时报》

调查性报道奖：《纽约时报》

解释性报道奖：《洛杉矶时报》

本地新闻报道奖：《底特律自由新闻报》

《东谷论坛报》

国内新闻报道奖：《圣彼得堡时报》

国际新闻报道奖：《纽约时报》

特写报道奖：《圣彼得堡时报》

新闻评论奖：《华盛顿邮报》

评论奖：《纽约时报》

社论奖：《星星邮报》

社论漫画奖：《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

突发新闻摄影奖：《迈阿密先驱报》

专题摄影报道奖：《纽约时报》

文学艺术奖

小说：《奥利芙？吉特里奇》，伊丽莎白？斯特劳特

戏剧：《毁坏》，琳？诺塔奇

历史：《赫敏斯的蒙提切罗：一个美国家庭》，安涅特？戈登-瑞德

非虚构类奖：《换了名字的奴隶制：美国黑人从内战到二战期间

遭受的再奴役》，格拉斯？A？布莱克蒙

传记奖：《美国之狮：杰克逊总统在白宫》，约翰？米查姆

诗歌：《天狼星之影》，W.S.默温

音乐：《低八度六重奏》，史蒂夫？里奇

1、到欧洲去

郭嵩焘为什么要到欧洲去？因为欧洲人又要打来了。

为什么欧洲人要打来？因为云南发生了“马嘉理案”。

“马嘉理案”是怎么回事呀？云南边民打死英国人了。

死者马嘉理，为英国驻华使馆译员，奉命前往缅甸，迎接英国探路队入滇。探路队全副武装，鸣枪而行，打死中国边民。边民反击，击毙了马嘉理，探路队一路逃回了缅甸驻地。这就是“马嘉理案”，也称“滇案”。

此案发生后，云南巡抚岑毓英以“野人”劫财上奏，英国公使威妥玛对此十分不满，一口咬定是岑毓英有意制造的反英事件，要求惩办。遂以武力相威胁，要清朝速派“道歉使团”赴英通好谢罪，并拒绝同李鸿章谈判。

可“道歉使团”派谁去？朝廷选来选去，选中了郭氏。

郭氏由闽泛海至天津，约见英国公使威妥玛，致函如下：大清国钦差出使大臣郭嵩焘谨奉书大英国钦察微公使大人阁下……

“大清国”与“大英国”并列，此格式，他可能是始作俑者，誉之者谓之开风气，斥之者以为有失国格，大清自命天朝，并列就等于降格。

此函，非大清朝欲降格以求，而是郭氏本其一贯“通情达理”所致。自滇案发生后，威妥玛曾提请清朝行文时，应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大英国”，不仅要将“大英国”与“大清国”并列，还要把“大英国”写在抬头上。清朝不敢反对，也不想答应，朝廷上下没人愿意开这个头，惟有郭氏破了头。

郭氏这么做时，是以自己的方式，他认为“循理”应如此。

他在信中，称威妥玛为“贵大臣”，说他此次赶回来，就是为了“与贵大臣一晤叙”，可“贵大臣已赴上海”，故问威氏“返旆何时”？

于是，郭氏先去北京上任，在总理衙门行走。上任前，他还奏了一本，《奏参岑毓英不谙事理戕杀英官重案折》，此折一出，惊动朝野。

他说：滇案难结，在于岑抚“举动乖方”，“一诿罪于野人”，未查明实情，据实奏报，又指出，彼虽有功于国，但功是功，过是过，各不相掩，遂请旨议处，“责以酿成事端之咎”，“以服洋人之心”，尽快解决滇案。

本来，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就提出与中国互派公使，但都被清朝“正言覆绝”了，结果是，只见外使进，不见清使出，士大夫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国赴外国，并无应办事件，无须遣使”，遣使，“徒损国体”而已。

而郭嵩焘却乐意去，说：“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此言一出，同僚视为“汉奸”，同乡“耻与为伍”，还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氏不管士大夫们在他身后骂翻了天，依然前去拜会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赫德说，我是英国人，当然要站在英国的立场上，但我还要为中国办事，所以，我起沟通作用。还说，英国对华没有领土要求，只求互利。

郭氏徇以出使事宜，赫德说，宜早不宜迟，早去早有利。

在等待出使期间，郭氏读了洋人写的两本书。一本是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翻译的《星轺指掌》，“星轺”，是出使的意思，这是一本为出洋考察的清朝官员编译的书。他读过以后，去与丁氏交谈，说书中“尤多见道之言”。还有一本是韦廉臣写的《格物探源》，他说，洋人著书，多以格物为名，与程朱之学相通。由此可见，他是如何用原有的知识储备，去消化西学。

当年攻击过徐继畬的李慈铭，又跳出来骂郭氏“徒重辱国而已”，他读了郭氏写的《礼记质疑》，让人来转述意见，说“质疑”二字，是有意设难，会启动后生轻议先儒之心，建议改为“补注”，而郭氏却以为不妥。

对于传统，是“质疑”，还是“补注”？这不光是治经学的两种态度，还是对待办洋务的两种态度，是拿西学来“质疑”中国，还是用西学来给中学作“补注”？这两类问题，说到底，只有一个出处，即谁来作主！“质疑”，是追求真理，为“自我”立言，让“自我”作主，而“补注”，则是跟在先儒后面，添砖加瓦，拾遗补阙，成为传统的追随者，让先儒来作主。

郭氏用“质疑”的眼光巡视传统，却没有扬弃传统，他与徐继畬一样，坚信先王之道“至大无外”，“放之四海”，以先王之道为纽带，可以把东西方统一起来，只是先王之道已走向西方，中国必须“礼失而求诸野”。

有人给他起了一卦，占出洋吉凶：“主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势且不能成行，即行亦徒受蒙蔽欺凌，尤不利上书言事。伴侣僮仆，皆宜慎防。”

过了两天，他在兵部值班，被太后召见，问：威妥玛可时常到署？曰：有公事时亦常来署会议。问：近来可提起云南一案？曰：近来不曾提起。

接下来，他就开始“说”了：据臣愚见，洋患已成，无可屏绝，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要在应付得法，使不致有所要挟。经洋人一回要挟，中国亦伤一回元气，应付之法，在先审度事理，随机以应之，不可先存猜嫌之心。请注意，他在这里，以“洋”取代了“夷”，越了华夷之辨的樊篱。所以，太后再问时，便说：他们只是得一步，进一步。既不言“洋人”，亦不言“夷人”，而是用了“他们”。

可他似乎并未察觉，接着说：得步进步是洋人惯技，然要须是有隙可乘，若一处之以理，遇有争论，一以理折之，亦不致受其要挟。洋人性情在好胜，在办事快辨，在辩论有断制，得此三层机要，未尝不可使受范围。太后召见曾国藩时，曾氏只是应对，没有发挥，郭氏可能没有读过韩非《说难》，或者读了也当是扯淡，否则不至于如此夸夸其谈，不知不觉，为自己留下了祸根。

太后又问他，办理洋务，在京城难办，还是在外面难办？他回答说：都难。都要以理自处，才能不被挟持。接下来，他就“争先”起来了：臣与洋人交涉久，颇谙悉其性情，大约凡事必争先一着，是办理洋务第一要义。其性喜“争先”，便将“争先”挂在嘴边，太后也“争先”，却藏在心里面。这一番问答，郭氏高谈阔论，处处“争先”，可他拂了慈禧太后的逆鳞，还不自知。

没过几天，景廉就上奏折弹劾他了，据说，景廉被左宗棠弹劾，而景廉以郭氏为左宗棠同乡，所以，把他给参奏了。这样解释，他不信。

他心有疑虑，遂萌生退意，上书恭王请辞，恭王及沈桂芬等相与慰留。于是，他请病假，欲回籍调理，奉谕赏假一个月，但不能回籍。一个月后，他再上疏，还要请求回籍，朝廷接着赏他两个月假，但还是不让他回籍。

后来，他又具呈总署，请假三个月，回籍调理，恭王拿出李鸿章来信给他看，信中说，赫德云应速遣使臣至伦敦，拖久了，英国就不得不出兵。

总署诸公“据此相要”，决不给假，他说自己“处此真属万难。”

解铃还须系铃人，两宫太后来召见他了。慈禧问：李鸿章烟台三次来信，见否？他说见了。问：此事怎么样？他说很快就可以定局了。接着，他又开始“据臣愚见”，说：滇案一定要了，案了，则有依据，否则，要挟百端，永无了期。慈禧说：所要挟实在有不能答应者。他马上接过话来：要挟最大者，无过口岸。这可是慈禧的意思？他没有请示，自认为如此，就这样说了。

慈禧顺便又问了问赫德和威妥玛的为人，他一一作了回答。

然后，问起他的病势，他说：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及见滇案反覆多端，臣亦病势日深，恐徒使任过，辜负天恩，不敢不先辞。慈禧赶忙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又对旁人说：他于此实是明白，又肯任劳任怨，实亦寻他几个不出。一番表扬后，便坚决慰留他：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底心事。话说到这份上，他只好叩头谢恩了。

但慈禧还要接着说：总理衙门哪一个不挨骂？一进总理衙门便招惹许多言语。如今李鸿章在烟台，岂不亏了他！亦被众人说得不像样。闻此言，他应道：李鸿章为国宣劳，一切担当得起，此岂可轻议。慈禧说：是啊！这次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可是别人都不能任，何况是以前派定的，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洋人招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往时诏对，慈安太后很少发言，此时一急，竟插话五、六次，都是一句话：这艰苦须是你任。他在家里本来安排了一套面辞之言，至此一句都没有说出来，感动得他拼将一死也要担待了。

这一次，事没辞掉，连假也不赏了，慈禧说：尔须天天上总理衙门，此时烟台正办著事件，时常有事商量，你必得常到。又问：现在服药否？他说正在服药。还要调养吧？他说正在调养。那就这样吧，你隔一两日去一次总理衙门，这也不妨碍你调养，总之，你一定要常去。使他“惟能感激凛遵而已”。

上一次谈话，是他高谈阔论，开导慈禧，而这一次谈话，则是慈禧居高临下，来安慰他了。还让他感恩戴德，这便是慈禧的手腕。慈禧对于为朝廷办事的人有一套说法，对那些搞舆论监督的所谓“清流”则有另一套说法。试想一下，如果不让舆论来折腾折腾他，任他顺风扬帆，现在，他能感恩吗？

慈禧要让他在舆论的苦海里吃够了逆水行舟的苦头，再来拉他一把，将他从举国皆骂的骇浪中解放出来，这本是帝王学的一套玩法，可没想到这反倒将他推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上去了，使他走向“礼失求诸野”。

有朋友来劝他“弗发一议，弗出一谋”，他说：“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苟有所见，岂可不言？”官可以辞了不做，但话却不能不说。

谈判中，相持不下时，威妥玛离去，他急以书告沈桂芬，让沈派人追留之。后来，他得知李鸿章已派人追去上海，就说：谈判快要结束了，我要准备动身了。他认为，威氏离去，是“亟欲得一转旋之法”，以结束谈判。因为，那时德、法两国正与土耳其交战，英国要去参战，其势难以顾及中国。

就这样，谈判终于有了结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签订后，威妥玛便日日来催，将总理衙门的门槛都要踏破了，催他尽快上路。

临行前，太后又召见了他一次。先问他何日启程？他说以十日为期。又问他何时到达？他说由天津而上海而香港而西洋，计期四十五日可抵达英国。接下来，便语重心长，告诫他：此事当为国家任劳任怨。他说谨遵圣旨。

还特别嘱咐他：汝二人须要和衷！他说是。二人之中另一人便是刘锡鸿。召见时，刘也在，后来正是此人坏了他的事。然究其祸水端倪，在“和衷”二字，于无形中限制了他的权力，对刘的权力意识则是个隐蔽的提示。

2、日记风波

清朝有个规定，要出使各国大臣写日记。

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

郭嵩焘本来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朝廷又这样要求，他就写得更勤了。从上海出发，行至伦敦，用了51天时间，他每天都写，一直写到伦敦。

一到伦敦，他就开始整理日记，钞寄一份，给了总理衙门。

这份日记，两万来字，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将它刊印出来。书一问世，就引爆了舆论，让“爱国主义”者们，大跌了一把眼镜。

有个名叫何金寿的人，时任翰林院编修，为日讲官，出来弹劾他，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于是，皇帝下诏，申斥了郭氏。

何某同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亦上阵，请朝廷撤换郭氏，原因是“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

还有那位李慈铭，身份不行，便在日记里骂人，骂了郭氏，还骂总理衙门里的人：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刻者又何心也！

对于书的影响，他恨恨不已：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恨不得要“焚书坑儒”。

那时，皇帝尚未亲政，一切都由太后作主，太后似乎忘了她对郭氏所言，竟然放任朝野上下，都来攻击郭氏，还令《使西纪程》毁板。

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还提起此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日记是郭氏所作，可刊印《使西纪程》的是总理衙门，拿郭氏问罪，一石二鸟，用舆论的鞭子抽打郭氏，而权力的巴掌则打在恭亲王脸上。

总理衙门由恭亲王执掌，在叔嫂之争的格局里，郭氏一心为国办事，执意要告诉同胞真理，没想到却稀里糊涂成了一颗被利用的棋子。

后来，还是那何某人，见“畿辅旱”，以为机会来了，就说：“此枢臣可尽弹也！”果然，他一提“汉代天灾策免三公”，请罢枢臣以挽回天意，第二天诏命就下来了，恭亲王奕訢等五人并褫职留任，何某“直声震一时”。

但何某是先拿郭氏开刀祭旗，然后再将矛头指向恭亲王的。本来，郭氏公开日记，是自以为有了太后那几句话撑腰的，他能想到舆论骂他，可没想到京师舆情会如此汹汹，更没想到身边还突然跳出了个反对他的刘锡鸿。

刘以俸薪事，质询郭氏，以至于“大怒垢骂，拍案狂叫而去”。郭氏不知事出何因，急传随员，“请往问明”。一问，刘才说出原因：“我生平不记人过，即有触犯，我亦忘却。唯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他当时就列举了郭氏的三大“汉奸”表现：一是郭氏“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他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是郭氏“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以堂堂天朝，竟为小国主敬礼；三是郭氏在白金汉宫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接着，他一不做二不休，炮制了郭氏“十大罪状”。

除了上述三件，还有学习英语，并令少妾效之；让小妾四出应酬，败坏闺教；仿洋人，集会时索伞，听唱时捧单，奉客时改茗饮为糖酪。

这些还属于生活作风问题，宣扬出来，能激发士大夫对郭氏的厌恶情绪，但还不能将郭氏置于死地，想一举扳倒郭氏，要在政治上下刀子。

于是，斥郭氏，欲易服色，要将船上大清龙旗改镶黄、正黄为五色；擅改礼制，接见新加坡大酋时，改尚左为尚右；并归咎于郭氏对朝廷怀有二心，谓郭氏曾出怨望之言：“各国遣使皆仅编修、部曹为之，独伊以侍郎充当”，“凡劾伊者皆立见升擢，言之切齿深恨”。如此说来，罪行和动机，就都有了。

郭氏在伦敦听说了何金寿弹劾他以及《使西纪程》被毁板一事，在日记里写道：“中国二千年虚骄之习，养成此种人才，无足异者。”又说他的主张，招徕议论，竟成了对无知者的奖赏，叹曰：“何金寿得此，超迁有日矣！”

尽管李鸿章劝他忍一忍，但他却是难忍之人，还是回击了。其时，清流滔滔，连恭王都不敢出头，可他却挺身而出，来当打不死的出头鸟。

他不远万里，发奏折，参劾何、刘，此举，不啻火上浇油。因为点燃这把火的，不光是清流，在他们身后，还有实力派人物撑腰。据说，何某病卒，贫难归葬，是左宗棠为其请奏，且以“古循吏”称赞何某。而刘锡鸿，虽说由郭氏举荐，但郭氏只举荐刘为参赞，使刘很不满，刘能谋到副使的差事，是因有天子近臣毛昶熙的赏识。因此，刘对于郭氏，没有感激，唯有不满和妒忌。

不过，郭氏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只提到了李鸿藻。他说刘在京师时，已受命于李，谓其“出京一切，皆未携备，惟携备折件”，便是李的指示。

又说刘为人“热中强狠”，尤以李的意旨为朝廷之意，“是以京师奉旨之日，立时畔异，至是始知其蓄谋之狡且深也。”这样说来还是偏激。

李为清流领袖，又是三朝元老和帝师，虽未任封疆之职，却是中央实权派人物，执掌过兵部、礼部和吏部。据说，咸丰病危弥留之际，两宫太后问：“谁能辅佐嗣君？”咸丰答曰：“李鸿藻”。可见其身后，还站着太后。

李鸿藻和李鸿章，实际上是慈禧太后的两条臂膀，可慈禧却让他们互相牵制，而非形成合力。这固然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制度安排，但有作为的君主，还是可以使他们有分有合，作为起来。只是太后垂帘听政，在名分上毕竟有所欠缺，治理方面，难免碍手碍脚。权力既不能不放下去，放下去了又怕失去，所以，要让行使权力的人互相牵制。加上慈禧在大局上老是拿不定主意，一会儿左倾，用左手，一会儿右倾，用右手，在左右摇摆和左右搏击中，维持权力。

当时洋务派主政，中央有恭亲王，地方有李鸿章，国外有郭嵩焘，他们都必须有人牵制，恭亲王被慈禧牵制，李鸿章被李鸿藻牵制，郭嵩焘在国外更要有人牵制，牵制他的人，当然就是他的副使刘锡鸿了。他与李、刘二人，本来都是要好的朋友，没有私仇，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他们反目成仇。

郭氏念及刘始终相待情形，不能不心伤，无可诉说，仍自叹曰：中国初次出使西洋，便得一刘为伪使，真妖孽也！受其累极多，而丝毫不得其力，徒日闻其怪诞之议论，无因之毁谤而已。搔首长天，能无怆撼！

出国前，慈禧曾嘱咐郭氏要“和衷”。所谓“和衷”，其实就是要郭氏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刘锡鸿的工作不是办外交，而是监督郭氏，要经常向朝廷汇报郭氏的工作，所以要多带折件去。而刘本人，也没有理解“和衷”的含义，并未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嫉妒的驱使下，他要打倒郭氏。

李鸿章要郭氏忍耐，忍耐就表示接受了这样的制度安排。

能接受这样的安排，才能成为朝廷重臣。然而，郭氏之所以为郭氏，就在于他天生就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命运对他另有安排。

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不能没有真理，让谁来说出真理？命运选择了郭氏。郭氏说出真理，理应成为民族的重臣，可衰弱的民族难以承受真理之重，反而使他成了民族的罪人，让他在追求真理时，冒着国人的唾沫前行。

国人以唾沫的钉子，将他钉在“汉奸”的耻辱柱上。语言的暴力化，往往会得到无知者的捧场，就像过年放鞭炮一样，一家比一家放得响。

人民认识真理，要有受难者，于是，他要反击，哪怕受难。

郭氏一反击，便遭严旨申斥，斥其“固执任性”，“所见殊属褊狭”，“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又姑念其“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所以对他宽大处理，同时还告诫他：“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具在，不能屡邀宽宥也”。太后召见时，言犹在耳：“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这话还算不算数？

他真是呆气！以为太后说话代表皇帝，总是算数的，而不知还有彼一时，此一时，太后亦要“与时俱进”，自然要变了脸来对他申斥。别人怎样说他，他都无所谓，太后这样说他，他才知道，自己只是被人利用来救一时的危机，现在危机已经过去，太后要卸磨换驴，以维持大清朝的所谓“国体”。

他光明磊落，怎会有辱国体？就因为他在日记里，赞美了大清朝的敌人——那个发动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还要大清朝去道歉的英吉利。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吹捧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不是大清朝的臣子。

赫德之弟赫达来访，谈起吴淞铁路一事，说，如果这条铁路，就这样稀里糊涂被拆了，英国人会更加瞧不起中国。为这段铁路的事，郭氏两次致信沈葆桢，“寓书陈论”，竟没有回信，看来，沈是铁了心要拆。

李鸿章把铁路买下来，其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英商不赚钱是不会卖的，而中国只花了不到三十万两银子，就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铁路。

沈葆桢办洋务多年，岂能不知铁路对国家的好处？

可是，如果要亏了他自己的名节来办铁路，他是不干的。

清议汹汹，民怨沸腾，如果铁路一运营，他就要背上“汉奸”骂名，那还不如拆了。拆了，不仅灭了洋务派念想，还断了清流派议论。国家银子可以亏，他个人名节绝不能亏，所以郭氏说他“乐委顺时论而据之以为名”。连沈葆桢也要拆铁路，中国还怎么搞洋务？郭氏思之，惟有设法“求退”。

3、求退之心

威妥玛来拜访他，他告以“近已请销差”，闲谈起来。

谈到俄土战事，他说，土危矣。威妥玛说，我在中国久，知道中国的情形与土国差不多。郭氏说，中国有胜于土耳其者，亦有不及者。

胜之者，何也？中华立国，以礼自处，无胜人之心，亦不至招来强敌。若以“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政院”言之，则中国还不及土耳其。

他说中国内政不修，不及英国，已有人骂他是汉奸了，还说中国有不及土耳其者，那该骂他什么好呢？惟有将他打翻在地，并开除国籍了。

威妥玛说，中国能内修，则无惧强敌，不内修，东西两洋皆为敌。又说，中国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没有好政治，所以，不能发挥作用。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枝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才知有外交，尚不知有内政，于百姓一切，还是不管不问，如此国家岂能自立？土为殷鉴矣。

郭氏说，中国说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说的人折磨，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不如销了差，早点回国。威妥玛说，这可不行，你在这里极有益，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可郭氏却一心“求退”，只等人来接替。

当初以他为使，朝廷就是不得已，但凡有人能接替，就不会用他这个众矢之的。接替他的人，朝廷终于安排好了，乃故人曾侯之子曾纪泽。

郭氏为归国作准备，英国朋友惋惜之余，尚有顾虑，言“但愿接印者亦如钦差为人，使两国和好日增深固。郭氏告诉他的英国朋友们：曾使通达，有才干，还精通英语，比他强多了。曾纪泽人还没有来，其名早已遐迩。

可他还是喜欢批评。曾使船过香港时，港督宴请，郭氏阅报，报载，纪泽称赞港督优待华民，因言中国愿与英交好，英国所交亲，中国亦亲之，英国所抵牾，中国亦以仇国视之。见此言，他批评纪泽，“此其结好之道得矣”，但话不能这么说。这样一说，就会得罪当时正与英、法对峙的俄国和德国。

他还兼了驻法国公使一职，所以赴巴黎，去迎接曾使。

曾使至巴黎，他刚好卧病不起，于是，纪泽到他床前一叙。

过了两天，法国外交部请他和曾纪泽先后往见。他问这是否惯例？回答是。又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前后任各有顾虑，所以要分别相见。他说我无所隐瞒，同往如何？这样当然更好。第二天，两人一同前往法国外交部。

返回伦敦后，纪泽来电，提出在法国接印，他不高兴，致书纪泽曰：“吾以英使兼法，接任大臣不至伦敦，无可交卸之理。持印赴法以求交涉，非所闻也。”还批评纪泽：“此等举动，未免任意。”纪泽节俭，因他回程要途经巴黎，顺便把印带来交接倒也省事。但他这样一说，纪泽就只好来伦敦接印了。

交接时，纪泽随员查点器具，跟他作难，他愤然：前后交接之难，中国恶习诚未易湔除。他本来就很克己，尽量留下赢余，自以为打了一个好底子，没想到交接时，还是难以令人满意，更别说本应有的那么一点感激。

连纪泽也为难他，他伤心可想而知。然而，纪泽怎会跟他为难？分明是他自己越来越不适应中国方式，对于大清朝的制度安排越来越过敏了。

纪泽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公事公办，公事办完了，再论亲情，他们毕竟有姻亲之好。一起告辞了英国外相，晚上，纪泽邀请他吃饭。

他应邀而去，见纪泽所有随员都在那里，向他致礼。

有人告诉他，说这一顿饭是纪泽要所有随员凑钱请他。

他说纪泽“借此省费”。话虽这么说，但他心里却有数。此举当然不是为了省那么一点公款，而是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向他表示尊敬和感激。

制度难免有恶习，人心还是向善的。他本来就是中国传统的另类，现在又成了王权主义的异己。而纪泽还要在大清朝的制度安排里做事，即便是恶习，也得坚持。可他已习惯了同英国人打交道，并且喜欢了英国方式。他并不认为“英国方式”是英国人独有的，而毋宁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现在，他唯一能坚持的，便是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有时，他一想起刘锡鸿和总署诸公，连这样一点信心也要丧失，因此而多疑。

交接以后，他一一辞行，飘洋过海，返回中国。他一到上海，就面临选择，是沿海北上，去朝廷报到，还是逆江西行，回老家去？

他在内心深处，已与朝廷决裂了，当然要回老家去！

溯江而上，船抵汉口，他去拜访湖广总督李瀚章及诸旧友。

于瀚章处得知，上海曾接总署一信，要他“先期回京不待假满”。他知道，这是恭亲王意思，也是李鸿章安排，要朝廷给他一个交待。

可他此番归来，已有了新的觉悟，认定“洋务之不足于有为，决矣”！他原来“货与帝王家”的“屠龙术”——洋务，如今要扬弃了。

因此，朝廷还要他办洋务，他自谓“鄙人愚直”，“尤不宜与闻”洋务，“即令总署以礼相处，犹当设法避之”，何况对他“无礼之尤乎”！

他说总署“被吾以恶名”，还能解释，他无法容忍的是，凡是跟他作对，以骂他、侮辱他为己任者，无不立时扬名，被朝廷重用。他说：“朝廷挟此术以办理洋务，万无以善其后，奈何枉己以从之哉！惟能引身自远而已。”

不祥之人海外归来，船还没有到长沙，就有人来信劝阻他了，说“轮船不宜至省河”。朋友来，劝他不谈洋务，被他顶了回去：不可不谈！

他说，不谈洋务，何以保国？难道非要落到印度那样的地步？

他表示：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

有人劝他谢绝应酬，深居简出，他不以为然，自称“身非隐士，亦不乐以此为名”，他说，人生所处，随境而施，吾何乐争一高士之名哉？

王闿运与人谈时事，直言宜以筠仙当国，人对曰，有妖言，谓筠仙作相，则天下大乱。郭氏病逝，闿运记曰：“竟不入相，妖言无凭也。”

妖言无凭，但有影响。李鸿章奏请朝廷为他赐谥，亦被否决。其折一上，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其时，光绪帝亲政已有两年了，连热衷西学的皇帝都不敢捅这个“妖言”的马蜂窝，以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还有京官请戮郭尸，以谢天下。

当《使西纪程》被诏令禁毁时，惟有李鸿章自称“循览再四”，“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赞其“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

在给友人的信中，还为郭氏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偌大的中华，一本书都容不下，李鸿章心寒了。

郭氏无惧于妖言，不怕成为“人民公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有李鸿章知己，一生已足矣！楚地有屈子、贾生为他前贤，故其自述诗云：傲慢疏慵不失真，尽留老态待传神。

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大多数8旬老人都不太爱尝试新的事物，而是更愿意坐在摇椅上安享晚年生活，然而，美国纽约市85岁老太格洛丽娅·万德比尔特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她写出了一部让大多数读者看了都会脸红的色情小说！

老太出版色情小说

85岁的格洛丽娅·万德比尔特是美国纽约上流社交圈的名人，她年轻时曾经当过演员、时装设计师、艺术家，格洛丽娅一生结过4次婚，并且和多名好莱坞老牌男星都传出过绯闻。上世纪80年代，格洛丽娅被她的精神病医师和律师骗走了大量钱财，导致她被迫卖掉了自己的纽约豪宅，和儿子安德森·库珀生活到了一起。库珀是格洛丽娅和第4任丈夫怀亚特所生，他不仅是美国有线新闻网电视台的主持人，并且还是美国最著名的电视主持人之一。

然而让库珀和大多数美国人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格洛丽娅竟然在85岁高龄时撰写出了一部长达143页的色情小说！这本名叫《迷恋：一个色情故事》的小说将于今年6月在美国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讲述了一名女人在她丈夫去世后，通过丈夫的信件遗物发现他生前和一名女色情狂偷情的故事。

“色情作家”轰动纽约

《纽约邮报》专栏记者安德丽·佩瑟预先阅读了该书的一些摘录后声称，这本色情小说让大多数读者看了都会感到脸红，她无法想象这本色情小说竟是出自一名85岁老太之手。该书女主人公普里西拉·宾格汉姆在结婚10年的丈夫塔尔波特去世后，从丈夫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大叠塔尔波特情妇比亚寄给他的情书，从而发现了她深爱的丈夫原来一直过着另外一种秘密生活。普里西拉随后开始探索和调查丈夫生前的秘密情欲世界，书中充满了让人瞠目结舌的色情描写，包括纵欲狂欢描写和性虐待情节。据悉，这部色情小说已经在纽约上流社交圈引起了震惊和轰动。美国人怎么也无法相信，已经85岁的格洛丽娅竟然还有激情和想象来编造色情小说！

主持人儿子深感尴尬

不过，虽然格洛丽娅已经85岁高龄，但她的穿着打扮仍然非常时髦，表面看起来至少比真实年龄年轻20岁。格洛丽娅的著名电视主持人儿子库珀承认，他母亲5年前出版性爱回忆录时，就已经让他深感困窘。现在8旬老母又撰写色情小说让库珀相当尴尬，但库珀声称，他仍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骄傲。库珀在美国有线新闻网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我的母亲真的非常独特、非常酷，在她85岁的时候，不管她想写些什么东西，我都不会反对。”

自三月十七日以来，广东各大媒体连续七天在显要版面报道谢非母去世的消息。仔细琢磨，其中颇多耐人寻味的弦外之音。如此隆重，因为李春老人是广州最长寿老人，享年一百一十三岁？不，以前也有几个“广州最长寿老人”去世，但媒体没有这样连篇累牍宣传。是因李春老人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非的母亲？新中国无此祖制，从来还没有哪个政治局委员的亲属去世如此隆重悼念。

综合各大媒体的报道，尽管各有特色，但有一个焦点是共同的：借悼念谢非母而深深悲痛谢非！各类文章中皆有一个强烈对比：清贫一生的谢非母可活一百一十三岁，而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却只活了六十七岁！尽管家人一直保守着“谢非已去”的秘密长达十一年之久，但其实李春老人心知肚明，故意不说破家人善意的谎言。可想而知，若不是生活在如此谎言家庭之中，谢非母一定还可多活几年。谢非不仅自己短命了，还折减了母亲的寿命。可谓悲剧！

在今日中国普通人都可活到八十多岁的长寿之世，谢非何以只能享年六十七岁？以母强子壮的逻辑，谢非应该长寿；以政治局高官的优裕保健，谢非应该长寿；以谢非出身文人，曾为改革家任仲夷的“大秘书”（广东省委政研室主任），胸襟高远的谢非应该长寿！然而是何原因导致谢非中道崩殂？这正是今日广东各大媒体暗暗促人关心的问题.

“一九九八年三月，谢非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赴北京工作。当年李春老人生日时，谢非还特地赶回广州给老人过生日。一九九九年，六十七岁的谢非临终前，特别嘱託不要把自己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以免当时已是一百零三岁高龄的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这一各大媒体皆有的核心报道，提示人们，谢非短命，与晋京极有关──谢非进京城只一年便“病重”而夭。这让人们记起，当年有许多小道消息：谢非不想进京，希望就在广东退休，但中央不许；像赶叶剑英父子一样逼谢非离开广东，意在防范打击“广东地方主义”，削藩保中央，甚至有打压广东抬上海之“战略意义”；谢非突然病死，其实死於“某部门的反腐恐吓”……种种传言虽然不了了之，但有一点是真真切切的，谢非之后，广东地方干部一直让位於“空降兵”，广东从此只知中央而难顾本土。

三月二十二日早晨送别谢非母的告别仪式上，虽然摆放了李长春、张德江、汪洋等政治局大员的花圈，但人们最喜欢的是谢非当年的秘书、现任广东河源市委书记陈建华的悲惋致辞：“历经百年沧桑，笑看三朝兴替；犹记一生峥嵘，闲观四季轮回。”它的隐喻让全场的“怀念广东地方主义”达到高潮，不少广东老干部恸情唏嘘.至此，厚葬谢非母的政治意义已非常鲜明：广东人深切怀念广东人自治广东的“谢非时代”！可以说，厚葬谢非母让广东人的自治意识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厚葬谢非母表达了广东人对汪洋只想升官进京不管广东死活的强烈抗议；厚葬谢非母是广东人再次强烈要求平反“广东地方主义”！

而当局默许厚葬谢非母，也许表示了对当年逼倒谢非“广东帮”的一点歉意，或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柔安抚？

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深圳早叫庐

邓小平是“对外开放”专政派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邓小平在住地同赵紫阳谈话时说：“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覆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我们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许乱，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些方面控制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

所以认为“八九民运折断了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十年改革进程，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道”；或者认为“邓小平听信了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的不实汇报作出错误决策”等等，都是没有弄懂邓小平的“稳定”哲学.邓小平的“稳定”哲学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一样，靠的都是专政即镇压手段，目的都是绝不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天下的发展轨道；不过一个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个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已。谁偏离这个轨道，无论是胡耀邦纵容“自由化”知识份子，或者赵紫阳反对镇压学生，都只能下台。邓小平对此同毛泽东一样坚定不移。他自己在大屠杀后第一次露面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得明白：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坚持对暴乱採取坚决行动的。”

归根到底，邓小平与毛泽东、陈云、王震、邓力群们一样，也是专政派。区别只是邓小平是主张“对外开放”的专政派。邓小平认为对内专政，“控制严一点，外商会更放心”。一点不错，这正是邓小平的一党专政帝国在他死后仍能维持至今，而且成为华尔街的“负责任合夥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秘密。那位在血雨腥风中说出“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的太子党，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二十年后的今天，不是已成了与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平起平坐的大官僚了吗？

保持邓小平帝国的“稳定”

一九八○年八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时，曾批评毛泽东：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这是封建主义的做法，改革制度也包括这一点.然而邓小平自己也沿袭毛泽东的封建主义做法。离更换华国锋仅仅八年，离更换胡耀邦仅仅两年，邓小平又要更换接班人了。

这一回，邓小平仍然不选择陈云、王震属意的邓力群，也不选择已经是政治局常委的坚定专政派李鹏、姚依林，因为他们是对外封闭的专政派。邓小平要选择的，是同他一样对外开放的专政派，好把邓小平帝国对内专政、对外开放的大战略继承下去。

这个人就是江泽民。邓小平选中他，首先是根据政治标准。邓小平说过：“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而江泽民，风波来临时在《世界经济导报》自由化问题上同赵紫阳对？干，表明他是够格的专政派。他又不像李鹏、姚依林死抱陈云的“经济鸟笼”，不至於断送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於是在血雨腥风中邓小平册封江泽民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三代核心”，并谆谆嘱咐李鹏、姚依林“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位“江核心”，“不要不服气”。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之后五个月就去世了，未料到华国锋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就“粉碎四人帮”，然后自己被邓小平、陈云废黜。而邓小平观察与扶持江泽民达八年之久，既帮他同对外封闭的专政派邓力群们“保持距离”；又帮他解除了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对其掌握军权的威胁.这就使江泽民得以巩固其“第三代核心”的权力地位，保持住对内专政、对外开放的邓小平帝国的“稳定”。

整体而言，除了开头三年的“经济滑坡”，“九二南巡”之后邓小平对江泽民继承其对内专政、对外开放的大战略是满意的，而且为江泽民之后邓小平帝国的持续“稳定”指定了隔代接班人胡锦涛。

邓小平与蒋经国的世纪对奕

邓小平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他对台战略的失败。他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坦承：

“我这一生，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这段话是邓小平对自己一生成败的简明概括。的确，对外对内，邓小平都是极高明的政治棋手。苏联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美国的卡特、列根、布殊、英国的戴卓尔夫人、日本的中曾根康弘；国内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谁都未能突破他的意志。邓小平算来算去，费尽心机，下不赢的对手只有一个，就是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弟蒋经国。

邓小平讲这个话时，蒋经国（一九一○──一九八八）去世不久，邓小平（一九○四──一九九七）又活了八年。但邓小平已不得不承认，蒋经国生前佈下的棋局，他这一生已无法破解。

蒋经国的一生，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跨越三个时代：

苏联时代　十五──二十七岁，一九二五──一九三七，十二年。

中国时代　二十七──三十九岁，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十二年。

台湾时代　三十九──七十八岁，一九四九──一九八八，三十九年。

若以一生度过的岁月来划分，前半生（二○一○──一九四九）三十九年在中国和苏联，后半生三十九年在台湾。若扣除童年至少年的十五年成长期，对他人格形成与事业成败构成主要影响的经历，在苏联和中国各十二年，在台湾三十九年。

这就是说，蒋经国的历史角色，他的失败与成功，主要在台湾。特别是蒋介石死后的十三年（一九七五──一九八八），蒋经国不但在台湾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透过与邓小平的世纪博奕，对中国与世界留下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这一点迄今尚未被历史家们充分认识.

蒋经国生命的最后十三年，面对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变化，承受了内外沉重压力：

第一，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自南欧国家兴起，以席卷全球之势，迅速冲击到亚洲和台湾。

第二， 毛泽东去世，邓小平掌握权力后，改变中国的全球战略，从联美制苏转为联美压台。

对中国的台湾战略，现在台湾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血洗台湾』，邓小平『一国两制』，江泽民『三通四流』，胡锦涛『和平发展』。”好像越来越轻松，其实是历史的颠倒。

毛泽东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血洗台湾”；他的“大战略”是“联美制苏”。他临死前不久（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还对基辛格说：“现在你把台湾还给我，我也不要，因为现在要不得，那里反革命份子太多了。等到我上天堂去见上帝，我要同衪讲，现在让台湾由美国代管还比较好。一百年以后，我们就会要了，打仗也得要。”

当时美国的立场，是双重承认.一九七二年《上海公报》后，一方面美中两国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大使级“联络处”；另一方面美国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驻军和《共同防禦条约》，也就是毛泽东所谓“让台湾由美国代管”，不让日本、苏联插足，也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政府均予承诺.

这个双重承认的三角架构，是毛泽东、周恩来的选择。一九七三年二月，基辛格第五次访问北京，谈判美中双方如何在对方建立常设机构。基辛格提出四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一） 贸易使团，类似中日建交前，分别在东京和北京设立的“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达之助办事处。”

（二） 利益小组（Interests Group），类似美国在古巴设立过的。

（三） 领事馆.

（四） 联络处。

基辛格把互派贸易使团作为首选向周恩来推荐，是考虑到对中国不会引起政治上的困难.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毫不迟疑地选择最高一级的联络处，而且是相互对等的大使级，人员享受外交特权。

周恩来的选择使基辛格喜出望外，因为这等於是中国毫不计较美国在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状况下，同美国互派外交使团，这是基辛格原来不敢想像的。

原因就在毛泽东“联美制苏”大战略。在那次访问中基辛格与毛泽东有一百一十分钟的谈话（二月十七日晚十一点三十分至十八日凌晨一时二十分），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联合美国及其盟国形成“一条线”，共同遏制苏联扩张。基辛格为这次北京之行写给尼克逊的报告称：“自从一九七一年七月以来，我们的进展远比任何人预期或察觉的更为快速而深入。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国。”

毛泽东为“联美制苏”，主动搁置台湾问题.基辛格说：“在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台湾事小，世界事大』、『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呢』？这就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於台湾问题的思想。”

邓小平赢得美国赢不了台湾

一九七八年中国形势的重大变化，是邓小平的崛起。在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已经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分管外交工作。邓小平把改变毛泽东的对美、对台战略，列为他的首要目标。

邓小平的幸运，是他遇到了美国历史上最弱的对手，卡特和布里辛斯基；而邓小平的不幸，是他遇到了台湾历史上最强的对手蒋经国。这就决定了邓小平在台、美、中三方博奕中，赢得了美国，赢不了台湾。邓小平联美制台，成功地诱惑了卡特、布里辛斯基对台“断交、撤军、废约”，打破了毛泽东时代台、美、中三角的平衡；却在蒋经国“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坚定意志抵抗下，改变不了台湾与共产中国隔海对峙的“现状”，实现不了“台湾归回祖国”的“统一”梦。

邓小平对台、美双方的判断错误是重美轻台。他过於看重美国对台湾的支配力量，而轻视台湾自身的力量和独立意志。邓小平以为，他只要迫使美国对台“断交、撤军、废约”，台湾就会乖乖地听美国摆佈，除了同他谈判“和平统一”别无选择。

布里辛斯基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抵达北京，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会谈，一开头就表明“我们对推进双方关系正常化已经下定决心”，他将代表卡特总统“尽其所能地加速其进程”。

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接见布里辛斯基时佯作不知，对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下定决心？福特总统一九七五年说，如果他连任的话，会毫不保留根据这三个条件（对台断交、撤军、废约）来完成双方关系正常化。后来福特总统没有连任。当然新政府有权重新考虑，我们非常期待有一天卡特总统能够下定决心。现在我们换个话题吧。”

布里辛斯基急忙表明：“我已经说过，卡特总统已下定决心。”

邓小平接着说：卡特总统下了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就是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都涉及台湾，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关系到主权。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指不放弃使用武力）。“

研究中国谈判策略的《索乐文报告》（Chinese political negotiating behavior： a briefing analysis）指出：邓小平使用的是故意质疑对话人，刺激他急於接受中方条件的一种手法。卡特总统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道：“布里辛斯基已由中国回华盛顿，他被中国人压倒了；我告诉他，他被诱惑了。”

然而卡特没有纠正布里辛斯基，他跟着布里辛斯基被中国人“诱惑”、被中国人“压倒”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发表的《美中建交公报》，完全遵循邓小平提出的条件，美国完全被“压倒”。

在美国宣佈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前七小时，美国驻台北大使安克志请求会见蒋经国总统.安克志读了美中建交公报和卡特致蒋经国的讯息：美中建交的同日，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将终止；《共同防禦条约》一年后终止。安克志还说：“这些是极重要、有高度机密性的讯息，务请保密。”

蒋经国答覆：“如此重大决定，美国竟然在七个小时前才通知我国，此实为对我国重大打击，对我个人系一大侮辱，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此事的后果极为恶劣。美国以为如此仍可以保持台湾的内部安全及继续发展，事实亦断不可能。美国在如此侷促时间内决定此一重大问题，其方式及决策本身，不仅失信於我国政府及人民，亦失信於整个自由世界人民。对於今后可能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国政府负其全部责任。”

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国与共产中国建交当天，乐得忘乎所以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座谈会上宣佈“台湾归回祖国已提到日程上来”。他说：“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元旦，这是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於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今天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今天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了。”

同日，以国防部长徐向前名义发表的关於“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特别强调“中美建交是一件历史性大事，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紧接着，一月二日至五日，邓小平频繁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记者，宣佈“我们将採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今年就实现这个愿望。就我的健康状况来说，至少还可以活十年，但那就太久了”。

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关於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中，又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定为“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

然而“愿望”没有实现，“任务”没有完成。等到一九八九年，邓小平终於放弃，承认他“看不到了”；也就是承认他在这场博奕中已被蒋经国击败。可惜这场世纪对奕至今未被正确解读.台湾今天的执政者，作出了完全违背历史真相的荒谬解读.

二○○九年三月十六日於台北红树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