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宪政改革要成功须依赖广大人民的参与和支持

1908年，中国清政府出台了第一部宪法性的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这部大纲是一部很糟糕的宪法，但它毕竟标志了中国宪政的起步，代表了从1840年以来半个多世纪思想的积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求索着民族的命运，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被小小的日本国打败，这对知识分子的震动尤其大。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庞然大国，原先我们把自己的文明源源不断输出给日本，最后竟然被日本打败，经过很简单的比较之后，我们马上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日本的宪政和法治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果然十年之后，日本不仅把中国打败，把俄罗斯也打败，这更加说明宪政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中国的朝野，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要进步，一定要制宪。为什么中国一直被动、挨打、落后？原以为是我们没有洋枪洋炮，后来发现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工业和经济，到1908年我们终于发现原来我们缺乏一部宪法，缺乏一套现代国家的制度。

1908年，中国终于出台了这部宪法，但是这部宪法并没有得到实施。大纲中规定了很多制度，议会、人权、民主，当然是在君主控制之下的民主，但纸上的制度和实践的制度相差很远。为什么宪法从文本到制度实施那么困难？简单地讲，因为大众一直没有动力去参与宪政的过程，没有大众的参与，种种改革最后都归结为失败。我们缺乏这种宪政的文化，而制度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两者之间有比较好的结合，才能够同时进步。

宪政文化的缺位，导致历次改革的失败。从1894年开始，立宪就成为中国精英的共识。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等进行了公车上书，经光绪皇帝的支持，实施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有希望的时期。但很可惜百日维新很快就失败了。戊戌变法的希望覆灭向我们昭示着以后所有宪法改革的困难所在，改革迟早会触动既得利益，在没有人民的支持的情况下，最后必然走向失败。

自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宪政被认定为一连串的失败。为什么会失败？首先，中国一直是富强为体，宪政为用，中国不是为了追求宪政而追求宪政，而是为了中国的富强，为了民族的救亡追求宪政。这样一来注定了中国对宪政的追求是半信半疑的。宪政只是追求富强的一种手段，当我们发现宪政对富强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我们就会抛弃宪政。我们对宪政采用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宪政毕竟是舶来品，我们首先考虑的当然是民族救亡。

其次，中国立宪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制度，并不在文化上。当时出国考察的载泽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但是最不利于官”，而要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实施宪政，一定要经过官，一定要在政府支持的前提下才能够推动宪政。要剥夺官员的权力，限制官员的权力，他们自然会形成抵制宪政的最强有力的集团。一旦要改革，要改变这种权力格局，就必然意味着他要失去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也就必然意味着官员个人的利益要将受到损害。所以他们很自然会抵制改革。这个障碍在戊戌变法时体现得非常清楚，阻碍中国宪政发展的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改革要成功有一个很根本的前提，就是要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合作。

从1840年到1911年，我们经过了多次改革，都是想在既定的政治格局之下推动政治和法治的进步，但最终失败了。既得利益的障碍使得改革进行不下去。

那么改革究竟依靠谁呢？执政集团是非常多元的，其中有很短视的，就像当年的满清一样，拼命维护眼前的既得利益，最后适得其反。也有比较进取的改革官员，单依靠这些官员行不行？不行。因为他们在整个体制当中必然是少数，而且必然处于弱势，即使他们成为最高领导人。例如光绪皇帝，当时至少是民意上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所支持的改革还是很快失败。所以光是依靠少数改革者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什么？因为宪政最后是想通过一种比较均衡的权力分配来得到比较均衡的社会资源分配，宪政是要让大家得到好处，大家都是宪政的得益者，宪政的事业必须要由人民一起来推广，而不能依靠少数的官员。

清末的张謇说得非常好，实现宪政必然要经过政府，但是最后人民要一起来发动，没有人民的发动，最后的改革必然走向失败。宪政的进步是制度和文化之间的交替。人民如何去支持宪政呢？首先要熟悉。比如清朝进行某些制度改革，但人们对这种东西很陌生，并没有看到这种制度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就不会参与，这项改革也必然是胎死腹中。这种参与的文化不是通过道德说教可以实现的，只有当制度真正为老百姓做一点事情，老百姓能够看到他所投的一票是有意义的，才会去参与。这是两方面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制度不能没有文化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文化要普及，必须要依靠制度的实践，没有制度的实践，只是学者的宣传，或者少数社会公益人士的宣传，最后没有太多人会去响应。

宪政的四个方面：民主、法治、自由权利、中央和地方关系

总结百年宪政的经验，我们发现，宪政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民主，法治，自由权利，中央和地方关系。

首先，民主是宪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宪政的前提，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可以在不实行民主的前提下走向宪政。美国的宪政就是专门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宪政反过来是制衡民主的。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的传统不是由民作主，而是替民作主，《尚书》有民主一词，但是意思显然不是由人民来选择汤王，而是让汤王成为人民的“主”。

因为没有人民的参与，包括戊戌变法、晚清新政等在内的改良努力都失败了。这些失败向我们昭示，即使在执政集团当中有最高的领导人在推动改革，最后都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利益集团的巨大的惯性。后来辛亥革命催生了共和宪法，其最大贡献就是让中国在一夜之间从专制君主政体走向共和政体。辛亥革命不仅在宪法文本的制定上取得了成就，同时在民主实践当中也有一定的成就，尽管范围比较有限，但选民数量增长得非常快，有些地方的选民投票非常活跃，东北、江苏投票率达到60～70%，这对于以前一直缺乏民主的中国来说，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方面，当时的民主有很多欠缺，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正常的，即便在很成熟的民主国家，像美国，负面竞选、相互抹黑的现象也非常普通。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长期缺乏民主，对民主没有感性的认识，同时期望过高，所以当民主出现了一些差错，就过分悲观。在实施了几年民主之后，整个社会都开始怀疑民主政治的价值。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假民主、假共和，知识分子过分理想化，认为民主是一个很崇高、很廉洁、很高效的东西，只要实现民主以后，所有的社会弊端都会消除，在这个希望破灭以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中国的传统也缺乏法治观念，当社会争议和诉讼涉及到利益集团时，就通过权力和司法来影响法治。法治的前提是分权，尤其是要保证司法不受其他外在力量的干扰，否则不可能实现法治。但是在传统的模式之下，所有的权力都高度集中，这就意味着传统中国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清末民初改革当中，法治的进步非常快，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到了20世纪20年代，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很多上层精英分子的共识。当时的进步非常了不起，比如最早的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法官在任职当中不得减俸，不得转职，这些都是对个人法治的保障。宋教仁命案发生在1913年，当时舆论普遍怀疑是袁世凯所为，或者是在其授意之下，由内阁的高官指使谋杀。上海检察厅公开传唤在位的总理，而且还公布了证据。如果可以这样发展下去，中国成为法治国家，乃至宪政国家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民国的法治有些局限性，尤其是司法审查制度几乎没有提到。这体现了我们对司法审查制度认识上的不足，但是这种不足我认为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首先司法审查是针对民主而言的，没有民主，司法审查就失去了目的。当时中国整个宪政框架都没有建立，所以没有重视司法审查并不奇怪。

人权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所缺乏的，儒家的传统是义务导向的传统，权利对我们来说一直是很陌生的词，清末民初引入之后，受到很多的阻力。严复把自由主义引入中国，并且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但是严复的自由主义似乎是一种社会功利主义。民国之后几部宪法都规定了权利，但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并不大，然而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胡适、罗隆基等人正是在这种夹缝中发起了争取保障人民权利的人权运动，可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

最后一点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这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所没有的。自秦朝以后，中国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根深蒂固，地方没有分权的空间。我们所有的宪法也都没有一部被称之为联邦宪法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成为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相互较量和妥协的话题。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掌握了种种权力，所以主张中央集权，而国民党大多数主张地方自治和联邦制，各大军阀都希望通过地方自治甚至是制定审宪来维护自己对当地的统治。宪法的能力正是各方利益集团通过博弈产生一种制度。宪政不是某一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先知给大家所规定的一套制度。

清末民初，我们国家似乎也体现出各大利益集团通过利益的博弈来产生制度，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在英国，贵族和国王打仗，到最后一方被打败了，但他们还是能达成一个妥协。但中国不是这样，一直有一个最高权力，下面利益集团之间达成的协议对这个最高权力是没有用的，没有经过最高权力认定，这个协定是作废的。所以斗争模式都是去争取最高统治者的同情、支持。

英国的大宪章已经有800年，有几条还在继续实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民国的宪法却一再推倒重来。本来中国1923年的宪法是相对好一些的一部宪法，但很可惜，这部宪法是在曹锟的主持下通过的，所以也带上了贿选的恶名，随着曹锟的垮台消失了。1922年、1923年，国民党开始反对联省自治，最后北伐革命成功，中央集权又得到加强。1927年，国民党北伐快成功时，出现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是北伐的成功才导致了国共的破裂，才导致国民党大规模的迫害共产党。北伐革命成功对中国宪政有推动吗？答案是没有推动，相反建立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其实，谈判、妥协的前提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地位平等，不是任何一种力量有正当性去消灭其他力量。中国没有谈判的传统，不具备这种文化和心理。

中国国情到底是什么

美国法学家庞德曾说，中国需要一种具有中国性格，合乎中国国情的中国宪法，不必抄袭外国。这句话比很多国情论者和本土论者讲得都更加精辟。问题是，中国国情到底是什么？这是所有的国情论者都说不清楚的。

庞德的言论发表以后，1946年大公报就刊登了一篇社论批评他的论点。“用他的话来看，中国当时所实行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合国情的，中华民国不合国情，地方分权不合国情，少数民族自治不合国情。中国一直是华夏民族，文明至上，男女平等更显然不合国情。最后乃至抽水马桶也不合国情，因为中国一直只有茅坑，你为什么一定要换抽水马桶呢，茅坑不是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吗，为什么要从茅坑换成抽水马桶？”国情论说不出到底什么才算国情，什么不是国情。

我认为国情论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字面意义上的，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价值观。而且任何民族都有权利去维护这种价值，只要国家不是殖民地、不是亡国奴，没有谁能够强迫你去接受别人的东西。在这层意义上，任何民族都有权力决定本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国家制度。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人民决定接受了就是国情，所以被接受的东西，已经在实施的东西就必然是符合国情的。在这个意义上，国情论不是一个问题。

但有时，国情论主要用来指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政治上没有可行性。但是任何一项改革，只有在进行试验以后，或者至少在充分的讨论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符合国情的。

改革开放30年证明，我们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依法行政、法治国家，这些东西原先都没有，都是舶来品，一开始肯定也是不符合国情的，但如果你回到1978以前，人民公社那就是我们的国情，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呢，为什么要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呢？是绝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选择走这条路。国情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

跟一百年以前的任何时期相比，我认为中国现阶段已经为更好地落实宪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国内、国际环境比较稳定，这与以前常年战争、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我们的宪政意识得到根本的提高，这是戊戌变法的时候所没有的。改革开放为我们准备了足够的文化支持，我们有理由保持信心和希望。

在1998年启蒙运动兴起之前，李泽厚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今天，我们谈论思想文化转型，常常不是赞成李先生的观点，就是反对李先生的观点。李先生的思想学术，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思想界精神气质的基础。认真反思先生的一些观点，对我们重新思考中国这三十年政治哲学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我个人也曾经深受李先生思想影响。他的三本著名的”思想史论”，我很早就以晚辈之身认真学习了。不过，今天当我回头重温先生的部分观点之后，猛然发现先生的中国政治发展观点中带有太多似是而非之处。

第一个似是而非之处是”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因为是祖宗的，就要坚持，至少部分坚持。这是李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也是几代人念念不忘的民族情节所在。和几乎所有文化保守论者一样，李先生都是在高校和报刊上、而不是在宗祠里和大家族里改造传统文化的。读了李先生那么多的书，读了那么多的传统文化的鼓吹者的书，我们都没能见到他们提供了多少社团和组织、更别说是国家，来为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提供事实上的依据。

不过，口号至少提出来了，到处有人响应，以致有人在太平洋另一头的哈佛和普林斯顿辛苦而勤奋地对传统文化进行转换型创造。由于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个口号在1915年以来一直大行其道，被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欣赏，认为传统文化能够促进宪政民主。我一直佩服他们的说话勇气，也欣赏他们的宪政追求。总比那些认为为了维护传统文化，就要固守传统政治发展模式的想法好。然后，这样的欣赏不能代替基于事实的分析。很多朋友反复讨论这个问题，都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来说事，认为这些国家是传统文化转变出来的。

没有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造，日本不会那么容易建成宪政民主。韩国很难说是儒家文化圈的，对它在文化上影响最大的，与其说是儒家，不如说是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新加坡虽然曾经鼓吹亚洲价值观，但是作为一个小国，且不说对中国没有多大的样板意义，而且也很难说是儒家文化圈的。总之，这些国家其实都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

尤其是台湾，一直被作为华人世界的民主灯塔，也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的典范。对此，我有异议。台湾经验对我们事关重大，我这里需要认真分析，提出四点如下：

一、且不说张灏先生提出的”幽暗意识”等话题，国民党高层精英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看全部历程，不难发现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是一个对国家主义很有情感的基督徒。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带去了数百万的国民党党政军精英。这些人肯定不全是传统文化的好孩子。譬如蒋介石宋美龄家族是基督徒，后来的李登辉也是一个基督徒身份的总统，对台湾第一轮政党轮替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与其说台湾民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的结果，不如说台湾民主是台湾社会、中国文化大部分西方化、部分基督化的结果。当时中国大陆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就过去了两百万的精英。我们不能说留在大陆的人有多么坏多么傻，而是说至少中国大陆的很大部分精英都到台湾去了，这才促成了华人世界的民主化奇迹的人才基础。

二、台湾的政治发展不能不考虑到地缘政治环境。国民政府的亲美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常识。在这里，更可以看到西方化的影响。蒋介石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和美国断交。伴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是中美的建交。在艺术界流传一个说法，当台美断交的消息传到台湾后，正在舞台上献唱的歌唱家罗大佑和他的朋友就抱头痛哭。这个罗大佑，是国民政府的威权统治的异议人士。胡适先生和储安平先生都曾经说和国民党在一起是自由的多少问题，和共产党在一起是自由的有无问题。在反共这个主题上，台湾朝野是一致的。面对大得比台湾大数百倍的中国大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大陆高速发展的压力，无论多么希望独立自主，多么反感基督教、支持中国本土化的佛教，为了在台湾保存自己的政治利益，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蒋经国都不能不审时度势，讨好美国人，加入西方自由民主大家庭，走开放党禁报禁、落实宪政民主和政党轮替的路。即使到了今天，台湾民主化改造成功了，还不能不考虑中国大陆的巨大威胁力。我相信，只要中国大陆还在，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土地就那么一点点，台湾就不能不走宪政民主的路。这个优势，大陆的民主转型再羡慕也没办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

三、台湾本地化的南部的美丽岛党人和后来的民主进步党人的独立组党运动，这个因素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无关。台湾民间运动不是中原气质的。台湾南方人民，深受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这个也是大陆很难具备的。令人感动的是，民进党人的组党，受到了国民党体制内报纸的公开声援。在高呼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国大陆，我没看到这个现象。

四、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台湾的政治体制本身就具备了宪政民主的制度资源。台湾至少有形式上的独立司法。这个大陆不具备。我分析了欧美的民主化转型，有个政治理论叫做”新罗马自由理论”。”新罗马自由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有城市自治，才能保护市民、联合市民，一起来对抗中央集权。孙中山时代就鼓吹县市自治。在台湾，民进党可以借助县市自治来进行体制内的选举努力，积累选战和执政经验。否则，当时的台湾人民可能连体制内抗争都没有机会去参与，更别说更大的努力。这个是制度性的，与传统文化无关。

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不是自由民主在中国能不能建成的充分条件，也许只是必要条件，也许连必要条件都不是，更不能说是充分必要条件。在台湾，因为曾经参与了，而且看上去的确说服了一些人来支持宪政民主，虽然这些人依然只在书斋里鼓吹他们的宪政民主。因此，仍然可以说它是部分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应该被转换和未被转换了的传统，并没有在法理和学理上清晰界分。带有传统色彩的负面因素，仍然是阻碍台湾民主良性运行的负面因素。这个我们在连战等国民党老人那里看得清清楚楚。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将起到正面还是反面的效果，效果有多少，关键要看这种转变是口号上的，还是行动上的。

第二个似是而非之处是”吃饭哲学”。李先生八十年代提出”人类学本体论”，在九十年代提出”吃饭哲学”，认为”首先是物质生存，要使人活着，包括衣食住行和寿命，这就是历史的基本要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是精神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基本事实，被很多学派、很多学者所忽视，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注意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忽略了物质基础，不懂经济，老搞文化批判。所以我讲要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我的吃饭哲学。”他说他说”吃饭”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人的生存技能，它也是解决其他诸多问题的前提。这是自己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由于中国人不像西方人有个上帝，所以就发展出了”乐感文化”。对”乐感文化”本文不提。在”实用理性”方面，李先生的总体建构思路是把马克思、中国传统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思想进行了一个综合，去粗取精，加以改造，发挥成了”人活着的命题”或者”吃饭哲学”。这个说法分析起来别有味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来开展工作。李先生一以贯之地支持以经济发展业绩来为执政党寻求合法性基础。可以说李先生是个主张传统文化转换性创造的唯物主义者，一个认为吃饭是人生第一要务的启蒙主义者。

人是铁饭是钢，吃饭和经济发展当然如此重要。可是，人仅仅满足于吃饭和乐感文化吗？一个发展了吃饭哲学和实用理性、而且到处宣扬的民族，如何发展出古希腊那样的理性主义、承认古罗马的程序正义、接受基督教成全的法治主义，又如何接受英国的普通法思想？反对文化批判，可是他为什么又要鼓吹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在这里，文化和政治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文化又如何去成全现代的宪政民主的政治？回到当下，改革开放30年了，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吧，可是为什么还是没有现代政治？

东说一点，西说一点。没有现代文明的更多认识，这不要紧，不阻止他本人继续谈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政治发展，如一边宣扬”告别革命”，一边到处启蒙和讲学。

第三个似是而非之处是”告别革命”。如果说”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还有那么一点点或多或少的道理，那么”告别革命”就完全是谬论。《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的主标题。李先生指出：我国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他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指清末）逐步改革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李先生的结论是：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为了十二亿人要吃饭，为了经济发展，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为了吃饭，李先生就告别革命了。列宁说，上层无法统治，下层无法生活，革命就爆发了。很多时候，人是为了吃饭才革命的。用吃饭来否定革命，以一个事实来否定另一个事实，用一个现象否定另一个现象。与此相伴的另一个谬论是吃饭哲学。吃饭哲学现在没多少人相信，但是”告别革命”一说却影响深远，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大陆诸多学者的精神气质基础。

西方的宪政民主历程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完全风平浪静而来的政治文明。别说法国大革命，已经被一些学者批判得声名狼藉了。可是，革命，该来的时候还是来了，挡也挡不住。基督徒的英国政治家柏克以”反革命”著称，他虽然激烈反对法国大革命，至少还支持了美国的独立建国运动。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两军对垒的流血战争。后来的南北战争是联邦政府和一个伪立的联邦政府之间的战争。被哈耶克称为”自生自发秩序”典范的英国，还有1840年后开始的清教徒革命，以及后来的”光荣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国王可怜地上了断头台。无论该不该上，毕竟人家就这样上了，后来接班的英国国王再也不敢轻易大庭广众下耀武扬威了。”光荣革命”比较文质彬彬，毕竟还是被称为”革命”。上溯到1215年，没有贵族维权运动的武力震慑，倔强傲慢的约翰王不可能签订《自由大宪章》这个宪法性文件。今天被认为人类自由灯塔的国家，没有一个宣布告别了革命。台湾也没有宣布告别了革命。嘴巴上剥夺大众革命权，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良心，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乱情迷的永恒追求。中国大陆一些学者宣布了，而且到处宣传，可以说别有一番风味。

自由主义的一个经典看法是公民具有不服从的权利。被称为国家主义的典范人物的霍布斯有个著名的”利维坦”政治命题。就是说公民要自由，需要政府保驾护航；没有强大的政府，公民也没有自由。关键不是要不要强大的政府，而是如何对一个强大的政府限权，也就是政体问题。这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再是一个文化命题，而是一个制度安排话题。可是，即使是霍布斯这个反对民主制度安排的学者，也没有宣布告别革命，而且说人民为了自我保存有权反抗暴政。”反抗暴政”在洛克、美国联邦党人、以及后来的深受康德道德哲学影响的罗尔斯那里，也都被列为公民的保留权利。即使是美国联邦宪法，还承认了公民的持枪自由。为什么要持枪？就是要自我保存。

2008年，上海发生了杨佳案件，让人开始回忆宪政法学的这些经典命题。有一次，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和我讨论人类社会是革命好还是改良好的问题。他说其实最好的是宣布放弃革命，一个国家没有革命，统治者永远有敬畏之心。我笑笑对他说，这个时代，这些小人物，想革命也革命不起来，想改良更是没我们的份额。他说，他认为革命会带来很大的灾难。我说不革命也会带来很大的灾难，最好的办法是认真比较一下哪个成本更高，深思熟虑再决定；只是我们这些人常常没这个耐心和认识水平。

第四个似是而非之处是”救亡压倒启蒙”。这个观点不能说全部为谬论，还有相当部分的道理。发表于《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李先生就已指出”救亡压倒启蒙”乃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苦果”的重要原因。在这篇文章中，先生也提到了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可见有他自己的独立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这论点有很大的道理。近代中国太多仁人志士启蒙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维护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而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来反对西方的入侵和侵略。救亡有错吗？不能说不正义，但肯定不是正义的标准。道理很简单，美国联邦党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公民权利。看上去他们都希望人类文明，公民权利有保障，国家有尊严。但是对这些价值的先后顺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人群的基本地盘和精神气质。换而叙之，近代中国的问题，看上去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启蒙”压倒另一种似是而非的”启蒙”，譬如用救亡启蒙来压倒民权启蒙。不变的是那颗坚持不懈、奋勇启蒙、屡败屡战之心。

在救亡与启蒙这些政治大话题上，李先生的致命缺陷在于：从来没有直面现代政治的政治性。先生眼中只有”吃饭”和”文化”。文化的目的是什么？是吃饭吗？吃完饭之后做什么？继续文化和”启蒙”吗？谁来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作为一个带刀护卫，权利保护者又该如何被限制与制约？没有直面自由民主的政治性，核心的体现就是没有直面自由民主国家的暴力性。好像文明制度下的国家不会杀人，也没有军警和监狱。因为寄希望于民众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和统治者的良心发现，所以李先生的政治哲学几乎不谈对任何统治者和政府的权力限制和制约，当然也就不用谈任何立宪技艺、制度安排和组织管理。这样的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就直奔文艺美学的政治浪漫主义。可以说李泽厚先生是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精神传人，也是他所不太赞成的儒家和新儒家的现代遗产继承者。

看完这篇文章的初稿后，杭州的温兄对我说，李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过时了的思想上的敌人。我说先生精神与这个民族同在。无论先生今天有多少的著作和文章继续发表，也无论先生在各个高校有多少的研究生点，在先生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除去正统自由主义–以美国联邦党人、英国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为代表–之外的几乎所有政治哲学的谬误。如”告别革命”和”吃饭哲学”支撑了当代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先生的20世纪传人就是今天不思立宪的主流经济学家，”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和对”救亡压倒启蒙”中的对启蒙政治的单相思则通向了以为文化解放就能促进宪政民主的文化政治论。

李泽厚先生是一个幸福的人，也是一个勤奋的人。说他幸福，是因为他在1930年出生，那时出生的孩子，还有机会接受相对正常的系统的国民教育。1940年出生的人、1950年出生的人、1960年出生的人，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幸运了。说他勤快，那是因为，早在1958年，他就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那个时候他已经成名了。改革开放才开始，他就出了好几本书，如《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个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后来，他又出了很多书：《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与刘纲纪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走我自己的路》（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 、《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与刘纲纪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 版）、《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出版）、《华夏美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出版）。

我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认为制度与文化毫无关系的制度决定论者。我努力谦卑地思考所有文化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那种真实的关系。我相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里谈到的政治文化对国家法制的深厚影响，认为传统文明应该成全人类的宪政民主的制度文明。对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我有不一样的文化选择，只要他承认现代政治文明，不论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他从对传统的热爱过渡到对现代文明的承认，哪怕是简单地想当然，我就对他报以深深的敬意。因此对李泽厚先生的良善与热忱，我也报以同样的尊重。

其实李先生已经进入了政治哲学的核心层，虽然他给出的答案几乎都是似是而非的。重温先生著作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思想路径：先生信奉吃饭哲学，又那么热衷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开始，直到”告别革命”、”吃饭哲学”、”救亡压倒启蒙”，四大似是而非之处，带有很深的逻辑联系。这样一个体系下来，究竟如何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以及这些精神气质特点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需要我们站在一个实证分析的角度来反思。反思所涉及到的政治哲学、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转型，乃是中国永远绕不过的关键命题。认真对待这些命题，还是我们理性讨论中国转型的起点。

今天，是我的十年老友张宏海迎来自由之日。

从2001年3月13日失去自由之日起，到2009年3月12日，他整整八年时间被关在监狱里。

2001年至2004年，被关在北京监狱。

2004年至2009年3月12日释放之日，被关在浙江省乔司监狱。

浙江是他的家乡。从北京监狱遣送到浙江监狱之前，他还在遣送站碰到了被遣送回辽宁的姜力均。姜力均2002年在北京被捕，2003年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2006年刑满释放。

3月12日上午，我们终于见面了，我还清楚地想起十年前我们在北京广播学院见面的情景，那时余杰、张宏海、我和席先生等喜欢读书的朋友们在广播学院相聚，宏海一脸笑容，满目的阳光，真诚至极——恍如昨日。

宏海的哥哥从老家丽水来接弟弟，先找个宾馆洗洗尘，然后新朋旧友聚会。宏海当年在广播学院的校友席先生也千里迢迢从北京来迎接他，自由是多么可贵，多么难得。

当年，仅仅因为成立一个名为“新青年”类似读书会性质的小组，却使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四人付出了十年、八年的代价，用宏海的话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八年？

宏海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现改名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才子，如没有这个意外，若没有国家安全部门的抓捕，他完全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优秀的电视制片人。可是，现实中国往往是残酷的，人生往往充满着意外，人生无时不再枷锁之中。自由，却永远都在意外之外。

今天，远在北京的宏海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同案犯”杨子立也同时出狱。可是余杰下午传来消息说，那时他还没有联系上子立——子立的爱人路坤远在美国，子立获得自由了，但不知道他是回河北老家，还是在北京找个地方落脚。

2001年3月13日，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同时被安全部门抓捕，杨、张被定刑八年，徐、靳被定刑十年，即后者将于2011年3月12日恢复自由，他们还要在监狱里等待两年时间。这四人被称为“新青年四君子”。

宏海虽然是政治犯，但在监狱里却仍然是刑事犯待遇，劳动之余，就是努力获取知识，他在狱中认真拜读了杭州作家傅国涌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感到欣慰的是傅国涌就在杭州生活，以后可以认识一下。今天出狱时，他整整带回了四只蛇皮袋的书籍，这是他八年来读过的书，这种情景对于监狱来说通常是少见的，没有那么多的出狱人员拥有那么多书籍。

今天，宏海说，他还是需要书，需要看更多的书，我想朋友们会热心送些书给他看，毕竟八年未予外界联系，他当年入狱时还保存着一只BP机，今天仍从监狱里带了出来。在今天这个处处“人肉搜索”和“泥马”流行的网络时代，恐怕很多人已忘记了当年常用的BP机，但它却一直在监狱里陪伴了他八年。

宏海状态还行，依然微笑着，仿佛八年如同昨天。他说，他先回丽水家乡陪陪年迈的父母，适应新环境，好好调整心态，了解一些未了解的世界新变化。

祝福宏海，同时祝福子立，以及祝福尚在不自由的环境中度日的徐伟、靳海科，愿他们忍耐，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历史就是用时间来计算的，历史的记账本一丝一毫也不会丢失，他们本来属于无罪，坐牢不是他们的耻辱，不是他们的负担，而是他们的桂冠。

2009年3月12日写于杭州

我收到一封署名“劳佑”的来信。“劳佑”应当是谐音“老右”，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写信人就是一位老右。劳佑先生说：你们最近要求补偿“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一位老右竟然说这样的话，实在匪夷所思。他的理由是：“一个70多80岁的人已经吃不多，走不快，衣食住行要求已经不高，况且没有在此前因贫病交加而去世而能活到今天，也可以算经过‘物竞天择’的考验了。到了现在补你几万、几十万元，又有什么用？说到给孩子留钱，看来如果孩子需要这笔钱，这个孩子也大多是出息不大的，而不劳而得来的钱对孩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这场运动对我们造成的损失和伤害是巨大的到多少钱也补偿不来的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被冤屈的很苦，而且要求补偿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看来策略应当改一下，不要用‘敌对’的口气，似乎更有利一些。”

劳佑先生是化名来信，因此我公开答复，大概他不会认为有所冒犯或侵犯。

首先应当明确，现在我们要求补发工资是历史的正义要求。近日《观察》网上吴庸、铁流、严家伟诸位驳难的就是这个问题。吴庸先生说：“向执政党公开索赔很有必要。这是向他们申明‘右派’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告诉他们有笔账挂着，是他们的欠账，他们处于法理上的被告席位。告诉他们：账是赖不掉的，拖欠一日就增加一日赖账责任，就增加一分赖账罪过。天理昭昭，众目睽睽，妄图不言不语、不声不响地躲过去，恰恰是向全世界暴露当政者对百姓不仁不义的形像。通过公开索赔，公众可以看到这伙人无法狡辩，无法抵赖，无法遮掩，无法逃遁……”。（《再说“右派”索赔》）这里讲索赔完全符合权利、道义、法理。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的罪恶，是共产党的耻辱。历史耻辱柱上将永远镌刻着这人类文明史上蒙羞的一页。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局始终没有公开地施用暴力打压。他们大概是知道理亏，越打压越激起民愤，激起世界舆论的谴责。

那么，从经济上来说，要求补偿赔偿是否就没有“实际意义”，也就是说老右们经济上已经没有这个必要呢？

现在苟活于世的老右，经过30年的变迁，经济条件高低好坏相差极大，总的说来，好的少，不好的多。对于一部分经济困难的老年右派来说，一笔突然降临的补偿，的确可以缓解燃眉之急。现在呼声最急的是西部地区的老右。他们现在多数人的退休金在千元左右或之上。据我所知，超过2000元的极少。收入越低的人，养家活口的负担越重。他们许多人打了右派之后发配农村，子女上学升学都受到歧视，很少受到较好的教育，恢复高考之后，多数没有升入大学深造，因此现在在家务农或外出打工的很多。老伴很多也是农村户口，需要依靠这点工资抚养。因此有的人还有支助第二代第三代的任务，一旦得病，简直是家庭的灾难。

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右派“改正”之后，工资固然恢复原有级别，但是和从前那些同事们相比，特别是和依靠打右派而升官进爵的人相比，更是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所以退休金多数不高。至于个别特殊情况的人，就更是低得离谱。这部分人听说我们发起申诉之后，互相奔走相告，积极要求署名，一再表示不怕因为署名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他们真是望眼欲穿啊！

现在，治病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以我的老伴来说，她现在是肾癌术后复发，尿毒症，心肾衰竭，因此几乎有一半的时间要住院治疗抢救，每天的医疗费平均高于1000元，个人一般负担20%，这样每个月就不少于3000元，加上保姆费2000元，因此虽然她的退休金达到4000元（中学高级教师，未打右派），但仍不敷需要。这几年她已经花了十好几万元医疗费，往后她再做血液透析，仅此一项，每年最少50000元。我个人的收入是4300元，因此均匀起来才可以承担。再说，我也是肺癌患者，也要花钱。以己度人，想想那些报销医疗费很难的单位，自己收入又少的老右们，如果得了大病重病，该会多么困难。因此盼星星，盼月亮，想要得到补发工资应该是多数老右的现实需要。他们谁不想敝屣金钱呢？可是在如今这个有钱没钱就是不一样的社会里，没有钱是寸步难行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希望得到这么一点以生命、青春、荣誉、尊严、良心遭到蹂躏、摧残、羞辱、屈辱换来的钱，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能救急救穷，我看没有可以非议的。对于那些处于艰难度日的老右来说，这个钱，确实有实际意义。

2007年我根据广西百色地区一些老右的来信，写了《百色地区老右晚景凄惨》一文发表。请容我再引述文中的一些例子：

７６岁的黄彩明说：“如今年老多病，身体残疾缠身，走路拿拐棍，经常吃药打针来维持生命。”

７７岁的陈盛昌说：“目前生活养老金600多元，年老多病，经常吃药打针，市场物价样样上涨，生活极端困难啊！”

黄永珠的遗孀、７４岁的廖美化说：“目前市场物价天天上涨，三个孩子全部下岗失业，三个儿媳妇个个没有田地粮食收入，只靠打零工维持生活，也没有得到享受低保的照顾，困难重重，特要求上级领导同志，关心关怀，给予一视同仁，公平、合理、正义的同等待遇，以平安度晚年。我们夫妇和子女在经济上和精神细胞不知损失了多少，真是凄凉万分，不可思议。”

黄永善的遗孀陆梅花说：“这漫长受冤蒙屈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伤痕累累，对于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不可估量。应由国家按赔偿法给于解决所有的损失。在和谐社会经济繁荣的今天，给我们一个公平、合理、正义、良好的气氛，共同奔向小康幸福生活吧。”

现年８０岁的梁定由说：“目前我已80岁高龄了，难道还能活多少年呢？快要死的人了，敬请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关心老干部生活困难疾苦，一视同仁，公平正义，合理的待遇，以度晚年生活能多活三、五年或十年八年，看看祖国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实为感激不尽。”

他们的境遇大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代表身处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老右们现在的处境。

我看劳佑先生是属于老右中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一类人，可能对于那些至今仍然穷困潦倒的老右，不大了解，感受不多，可以理解。不过劳佑先生指责我们用了“敌对口气”维权，策略不当，未免有点过甚。我们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提出要求本身就证明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受到指责的企图。请问在策略上还能怎么表达呢？据我所知，许多老右直接给中央写信，或者请所在单位党支部逐级上交，结果也是石沉大海。反右运动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大张旗鼓，唯恐普天下的人众不知其事，现在有人埋怨我们闹得天下皆知，被海外敌对势力利用，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许多指责我们的人，反右的时候或者懵懂无知，或者还没有出生，没有经历反右运动，如今舆论又封杀历史，所以对于反右运动没有一点感受。

我们的上书，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合理合法。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在一个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社会里，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整得死去活来22年，然后不予补发工资，逼得我们说了几句重话狠话，怎么能叫“敌对口气”呢？也许劳佑先生自己被整怕了，自己还沉浸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中，同时也是为我们好，怕我们受到报复，给我们提个醒。现在北京正在开“两会”。钟南山先生批评许多代表“十分钟发言，八分钟歌功颂德”。难道我们这些被折腾了半个世纪的老右派们，半数以上的人被劳教劳改，许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许多人承受不了打击折磨羞辱而自尽，许多人饿死在夹边沟等劳改地，今天在上书要求补发工资的时候，也得“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三句不离“歌功颂德”，还要说反右是“正确的”吗？

但是，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就是用“敌对口气”说话也没有什么罪过。我想这个文明社会的简单道理，现在在台上的诸公，包括胡温二位，已经明白，所以他们至今没有下令抓捕我们，以“敌对”言论罪、以煽动颠覆罪治罪我们，仅仅只是监控、抄家、扣留护照、软禁、跟踪、禁止聚会等等。我个人自费印刷了《历史大视野》第一集第二集各1000册，准备赠送朋友，马上被抄走，同时还抄走了电脑、护照等物，至今已经一年半有余，拒绝发还。他们几年来拒绝正面回应我们的要求，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表示拒绝。今天中国的言论自由空间确实是扩大了，这其中就有我们这群老右以身试法的功劳。2005年，史若平和我等几位难友发起上书的时候，不知会受到什么灾难，许多人还畏畏缩缩，可是现在星星之火，已经燎原。言论自由的空间不是当局恩赐的，是我们自己“撑大”的。劳佑先生没有感受到气候的变化，还是停留在历史的恐惧中，看到别人说了几句真话实话，竟然敢于向当权者叫板，感觉到的就是“敌意”，实在是中毒太深，吓怕了。不过比较起来还有胆子更小的呢：有的老右朋友，竟然不敢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和我说话，害怕空气中有眼睛有耳朵。

劳佑先生担心，有的人得到几万、几十万的补偿有什么用。说句笑话，你看多少贪官贪污了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他们拿去怎么用呀？现在你就为梦想中可能得到的几万、几十万发愁，未免有点自作多情。这就叫做“多情反被无情恼”。（2009-3-11于山东大学附中）

除了分裂国家、颠覆政府的无理指责之外，对《零八宪章》第18条”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还有另一种批评意见，认为这一主张食洋不化、生搬硬套，属于胡闹、”折腾”之列。其理由是：联邦制与中国的政治传统相去甚远，与中国的民情风俗也相去甚远，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在传统习惯上更熟悉、民族心理上更适应”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在情感上也更钟情于、忠诚于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和政府，一旦实行联邦制必将削弱人们的爱国心、淡化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宿感，所以，其用于欧美则有益，用于中国必有害。这是许多人认为联邦制不适于中国的主要理由。针对上述批评意见，就中国政治传统与联邦制的关系，本文提出以下一些观点。

一、先秦时代，中国是一种”弱邦联”国家结构

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一向是一个所谓”单一制”的国家。但这种所谓”单一制”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中国人讲历史，通常会从”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说起。在传统儒家眼里，古代中国更接近于理想社会。但是，先秦时代漫长的中国历史因为缺少足够的信史资料，其形象一直模糊不清，有说”大同”、”小康”的，也有说”原始”、”奴隶”、”封建”的。不过，对于那时的国家形态与政府组织结构，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其与”单一制”相去万里。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来描述当时的国家形态，比较准确的说法是，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弱邦联”。

以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从黄帝王朝至尧舜禹三位圣君、再到夏商周三代，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普世之国”（汤因比语），没有”国家”，只有”天下”，没有固定的地理边界，只有模糊的”文化边界”，当然，更没有后世所谓”国籍”、”领土”、”主权”等概念。地方政治是一个以天子之邦为中心的无限外扩的同心圆结构，夏、商分五服，周分九服，最远的一服为藩服。随着中原文明的对外传播，生藩变成熟藩，诸藩加入诸夏，”天下”也就越来越大。但无论如何，”天下”尽管大，天子尽管奄有四海，而”中央政府”的垂直管治区域始终仅限于范围狭小的”王畿”。对其他地区，”中央”无需宣示”主权”，也不可能行使”治权”。以当时的交通与通讯条件，政治的凝聚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向心力而非政治与军事权力（或可称之为”软实力”）。

华夏文明从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不间断延续的文化上的传承性，很自然地使我们的祖先倾向于政治上的统一性。而且，这种历史倾向逐渐内化为人们自觉遵守的政治指南。但政治统一不等于中央集权，更不等于极权政府，这是今人很容易混淆之处。对于三四千年前那些分散于九州各地的中国先民来说，天子远在天边，统而不治，圣人制礼作乐，以德服人。比如，孔子最尊崇的舜帝，便是”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尚书》记载，舜有官员二十二人，《通典》记载，到了夏商两代，”中央政府”官员也只有一二百人，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泱泱大国中央集权政府的编制规模。那时候，真实有效的行政单元，只是亲缘性的”族”和地区性的”邑”–当然，那必定是”高度自治”的。族和邑都是自然自发形成的居民聚落，大多数的诸侯国也并非来源于”中央政府”主动的分封建制，而只是对历史沿袭下来的既有状况的被动的背书确认。即使是在改朝换代之际，凭借武力而新兴的”中央政府”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封疆裂土、设官授爵、重建诸侯，而仍然要以维持固有的行政治理区划为基本原则，通常，前朝的王公贵族、地方豪强也均在被封赏之列。孔子”存亡继绝”（”存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观念，即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是一段逐渐从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式的”邦联”系统，发展为一个依明文契约和规范化的礼法秩序而缔结的”邦联”系统的历史。这是国家形态的缓慢的渐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各国的变法强国运动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分层，造就了中国式文官体制的雏形，士阶层从传统贵族阶级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务政事和文化教育的专职承担者。这才为一个庞大的官僚制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总的说来，数千年的先秦中国只是一个”弱邦联”：它不可能、也从未成为”单一制”的集权帝国。而之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弱邦联”，是因为各邦是实的、硬的，而”邦联”是软的、虚的，有效集权的邦联政府（即”各邦联合政府”）缺位，而只能由其中一个最具文化向心力的中央邦代理邦联政府的组织职能。所以，从中华文明的源头而论，我们与其说联邦制与中国毫无渊源，倒不如说，联邦主义的元素在中国古已有之。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古老的”邦联中国”才一边相互争伐以至分崩离析，一边酝酿着一场国家形态的革命性变化。

二、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中国，事实上也是一种”一国多制”状态

两千二百多年前，秦灭六国，平定天下，”书同文，车同轨”，”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此后，则”百代皆行秦政制”。那么，先秦时代的联邦主义元素是否在后秦时代完全销声匿迹而毫无残余了呢？秦汉以后的中国是否已经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单一制”国家呢？恐怕我们也不能这么说。

且不说秦汉以来，中国有过几个长久的分裂时代：三国至南北朝，五代至南宋，中国境内不仅不是”单一制”，倒是”多国制”；而即使是在秦汉、隋唐、元明清的大一统王朝里，中国也不是所谓”单一制”，而是”一国多制”–此处姑且借用邓小平所发明的术语。

之所以说中国是”一国多制”，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但西汉又恢复了分封诸侯王，此后虽有”强干弱枝”、”雨露均沾”等”削藩”之举，但历朝历代总免不了还要分封宗室、行赏功臣（王莽的新朝、西晋、武则天的周朝甚至试图大规模地复辟”三代”的封建制度）。所以，整个后秦时代的地方行政不是单纯的郡县制，仍是国郡并立，小范围的封建世袭制与大规模的集权官僚制共存。虽然前者的法律地位很脆弱，而且越来越脆弱，但毕竟国体并不”单一”；

（2）、对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历朝历代一向实行带有强烈联邦主义意味的实用主义管治政策。比如，汉武帝经营西域，仅在西域设立都护，东汉和魏晋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只设立校尉或中郎将，其他地方旧制则一切不变，地方人事与行政均由各地自主决定；唐太宗被周边少数民族共尊为”天可汗”，其设立羁縻府州多达856个（这是多大的规模啊！），所谓”羁縻”，源于西汉的西域政策，大意即中央不弃、地方不离、中央笼络地方、地方尊崇中央、互不干涉内政之谓也。依唐制，这些羁縻府州”皆得世袭”，且”贡赋版籍，不上户部”，当然是”马照跑、舞照跳”，是高度自治的；元明清时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多采用土司制度，土官不由中央任命，而由各族头领担任并得世袭，土司拥有行政自治权并享有部分军事权（其间，雍正帝等集权君主虽搞过非常血腥的”改土归流”，但因抵触于边区的民风政俗而并不成功）；

（3）、对于蒙古和西藏这两个面积广阔、风俗迥异的少数民族区域，明清二朝又给予了比其他少数民族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多的地方特权，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地的独特宗教信仰，试图在大一统中央权威和政教合一的强大地方权威之间建立政治均衡；

（4）、此外，对于周边各国，如朝鲜、越南、日本、缅甸、泰国，在和平时期里，中国的中央王朝与他们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朝贡关系，此种关系既非国与国、亦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模糊状态。

更有甚者，秦汉以后中华帝国的领土疆界也是模糊的，这一点今人未必完全理解。我们大概有五种边界：文治的边界、武功的边界，还有族群的边界、中华文明的边界和”农业生态学边界”（所谓”生态学边界”是指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所实际占有的区域，如《中俄尼布楚条约》虽然确认了大片西伯利亚领土属于中国，但由于中国人并未实际管治和耕种那片土地，遂被俄人逐渐蚕食）。而在这些不相重叠的边界之内，中国的地方管治制度是层次分明、大有区别的。

简言之，秦汉以后的中国也不是所谓”单一制”，而是”一国多制”。这种国家结构，显然也包含了诸多联邦主义的重要元素。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这些联邦主义的元素，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泱泱大国，即使是在文治武功举世无匹的汉唐盛世，大概也是办不到的。

三、中国悠久的基层自治传统

《美国联邦主义》一书的作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认为，中国人”天高皇帝远”的观念与美国联邦主义的基本原则”有若干有趣的类似之处”，这意味着”中国的黎民百姓必须培养自组织和自治的能力”。这一观点极有见地。因为联邦主义的政治表象是分权，而其核心原则则是自治。

对于近代西方人和当代中国人来说，人们很难理解的一个现象就是，即使是在秦汉、隋唐、明清等大一统王朝时期，中国也只是以数目很少的一批朝廷命官就基本有效地治理了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人口在数千万至数亿之间，但吃国家俸禄的正式官员通常只有几万人（其余的公职人员如胥吏、幕友等皆无官方名份与合法权能），这是当今人满为患的”人民政府”所无法想象的。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呢？

第一，广大而分散的中国基层社会一向是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社会，通常情况下无需”麻烦政府”，无需朝廷官员的贴身关照和垂直管制。基层社会从来就不是皇权体系的应声虫和附属品，相反，在星罗棋布的乡土中国，倒是”帝力于我何有哉”；

第二，基层的自治秩序比一切新旧皇权秩序更古老、更成熟、更持久、更稳定、更有生命力，其兴衰荣枯并不以皇权秩序的兴亡治乱为条件，而以悠久的人文传统和公序良俗为依托，始终保持了文化上的连续性和传承性。而基层的亲缘邻里社会是古代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领域，人们在其中的身份、地位和相互关系远比其他一切身份、地位和关系更加重要，只要基层的社会是牢固稳定的，无论世间风云变幻，泱泱大国就不会失去其最基本的支撑。

秦汉以来，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共有”国”（封国或属国）、省、道、路、府、州、郡、县等设置，行政级次有时是两级：郡、县制或州（府）、县制，有时是三级：道、州、县制或省、府（州）、县制，元朝是四级：省、路、府（州）、县制。其中，县的建制最稳定、历史最悠久（如今编写县志者，许多可追溯至几千年前），且一直是最低的行政级次（唯独现政权与众不同，是省、市（地区）、县、乡四级制），其政治意义更是非同一般。自古皇权不下县，县官是亲民官，习称”父母官”，县以下为民间自治，县以上则只治官、不治民。所以，县权实为国权的根基，甚至可以说，中国无县不成国。而在籍贯回避制之下，县官是一个不谙民俗、不懂方言、势单力孤、且任期短暂的外地人，他必定要依赖地方上的既有权威，也必定要维护和保障县以下的传统自治秩序，否则他将寸步难行。这一基本事实表明，皇权秩序只适用于上层社会和官僚阶级，县以下的自治秩序才是基层社会长治久安的真正秘密。

在由家庭、宗族、亲族、邻里、社区、市镇所构成的基层熟人社会里，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是自治的准绳，宗族尊长和乡贤士绅则是自治的核心力量。亲缘关系和邻里关系比政治关系远为牢固，数千年的文明传承也远比一朝一代的政治忠诚更有凝聚力，是故，基层自治秩序才能够超越皇朝更迭、国家兴亡而自我延续。再伟大的王朝也会衰弱，再英明的君主也会有不肖子孙，如果中国一向是一个权力一元化的极权国家，我们只怕早已亡国几十次了！

可见，现政权让党支部进村、党委下乡，让一党专制进入千家万户，让传统的基层自治社会在经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之后再经受极权政治的冲击以至彻底去功能化，其用心何其毒也，后果何其惨也！若非如此，土改、镇反、大跃进、文革这些反人类、反中华文明的逆流，本来是有其天然的基层阻断力量的。

四、结语

本文以”邦联”和”一国多制”等现代术语比附中国历史，难免有以今喻古之弊。在”主权统一而不可分”的我国当代政治文化中，本文的观点可能也会显得旁门左道。但我们不妨套用一位法国人的名言：在中国，联邦主义是古典的，极权主义才是现代的。

笔者无意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描述为一部中国特色联邦主义的发生发展史，这不是事实。但是，如果说中国从前是、现在是、且始终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那也不尽属实、不尽合理。实际上，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中，既有大一统中央集权主义的遗产，也有诸多重要的联邦主义元素。那么，在此背景之下，《零八宪章》关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设想就既不是生搬硬套、无所依凭的虚妄臆想，更不是无视经验、斩断传统的过激主张。我们古老的文明传统因其丰富的内涵而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它并不构成中国走向联邦制的障碍，在二者之间，绝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完全有可能缔造一个伟大的联邦共和国，而这样一个联邦共和国，既不是我们的先辈不可理解的，更不是我们的后代不能接受、不能适应的。六十年的中共一党专制虽然损害了我国公民的自治能力，也扭曲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然而，我们终究会从恶梦中醒过来，并彻底走出这场梦魇，这是无疑的。

2009-3-09

北京报道-仅仅一月份才首次现身于中文网站，现在已经名声大噪，它就是“草泥马”。

一段有关该动物的YouTube童声合唱已经吸引了近140万次浏览量。一幅草泥马漫画的浏览量超过了25万。一份有关该动物习性的介绍文档吸引了18万次浏览量。商店里开始销售草泥马玩具。中国知识分子也撰文讨论草泥马的重大社会意义。草泥马和河蟹大战传遍了整个中国互联网。

这些事情对草泥马这种神秘的动物算不得什么坏事，只不过它的中文名字听上去像是一句非常下流的脏话。这才是画龙点睛之笔。

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来看，草泥马属于破坏行为。这匹小马的名字不太雅观，它通过一种顽皮的方式来表达对网络审查制度的不满，让审查制度变得十分荒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不只这些。

它还引出了真正的问题：中国有能力控制网络信息吗？中国政府已经为此投入了巨额开支，并且编写了无数软件算法，目的就是消除这个全球最大互联网社区的不和谐声音。

政府电脑在不停地扫面中国网络，寻找那些被审查制度认为是煽动和反动的关键词和句子。一经发现，“肇事”博客或对话几分钟就可以“安息”。

肖强（音）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新闻学副教授，正在负责一个监测中文网站的项目。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称草泥马“已经成为一个对抗审查制度的偶像”。

“这种表达方式以及这些卡通视频，看似是对不合理制度的青春叛逆，但实际上有大量网民加入，既包括严谨的学者，也包括一向不问政治的城市白领，说明这种表达方式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写道。

王小峰是北京一名记者兼博客作者，他在一次采访中称草泥马形象地说明了审查制度的徒劳无用。他说：“当人们有情绪或感情时，人们就想发泄，他们需要一个空间或渠道。这就好比是水，如果你挡住了一个方向，它就会流向别处，或者溢出。总要有个出口。”

中国网民一直处在审查制度之中，但是去年12月份审查制度急剧收紧。在此之前，“08宪章（一场由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一次亲民主运动）”发表了网络请愿，号召结束执政党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此后不久，政府审查者开始了一场战役，表面上针对网络色情和其它异常行为。到二月中旬，政府已经关闭了1900多家网站和250个博客，不仅包括公开色情网站，还包括在线论坛，即时通讯小组，甚至还包括含有政治和敏感内容的手机短信。

最引人注目的被关网站要算著名的牛勃网：思想开明的博客作者在这个论坛里详细介绍了08宪章。《中国数字时报 （China Digital Times）》（肖先生负责的加州大学网站监测项目）称其为“近年来最无耻的取缔行为”。

草泥马与其神秘伙伴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一月初出现在门户网站百度上的。这些动物的中文书面名字没什么不妥。但正如“bear”和“bare”在英语里有不同含义一样，“草泥马”的发音还有另外一个肮脏的含义。

所以，“草泥马”听上去像是骂人的话，但它的书面写法却完全不同，并且其字面含义是褒义的。这样，这种动物不仅躲过了审查电脑，而且还巧妙地避开了政府所禁止的“破坏行为”。

正如网上写的那样，草泥马从一开就是纯洁的。

该动物长似羊驼（实际上视频里出现的就是羊驼），生长在沙漠里，该沙漠的名字和另外一句脏话谐音。这些马儿“顽强克服艰苦环境”，一段YouTube歌曲里提到它们时唱到。

但是马儿们面临一个问题：入侵的“河蟹”正在吞噬它们的草地。在中文里，“河蟹”和“和谐”同音，在中国互联网上是审查制度的同义词。遭到审查的博客作者经常称自己的文章被“和谐”了，该词直接出自胡锦涛主席经常提到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训导。

最后，这首歌唱到，马儿赢了：“它们打败了河蟹，保护了自己的草地；河蟹从马勒戈壁（Ma Le Ge Bi）沙漠里永远消失了。”

视频里活蹦乱跳的羊驼配上迪斯尼风格的童声合唱，瞬时让人为之一震，接下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就是欢呼雀跃，因为显然歌里充斥着不堪入耳的语言。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首歌传达的信息显然是具有破坏性的，这让他们明白即便是看似遵守规定，人们还是可以揶揄政府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社会评论家崔卫平（音）在她的博客里写道：“这首歌的潜台词是：我知道有些话你不让我说。你看，我完全配合，对吧？我在唱一首动听的儿歌，我是一匹草泥马！尽管全世界都听到了，但你不能说我犯法。”

在《我是一匹草泥马》一文中，崔小姐把此次扫黄打非运动比作1983年中国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当时这场运动也是打着扫黄的旗号，实际上更广泛的目的是粉碎西方对执政党的批评言论。

另一位知名博客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家郭玉华称草泥马是“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也是耶鲁政治学家James Scott一本书的名字，书中讲述手无寸铁的农民如何对抗独裁统治的。

当然政府可以删除网络上的所有“草泥马”相关的内容，这对审查软件来说是小菜一碟儿。中国网民或许是弱者，但他们也是天才。

上海博客作者Uln已经提出了一个办法。他在文章中似是而非地（或许他是认真的）建议提倡民主的网民不要再提08宪章这个名字了，用另外一个绰号来代替。比如：王。“王”这个姓非常普遍，区分破坏分子“王”和无辜分子“王”足以烧毁计算机的电路，即便是最强大的审查计算机。

没有人愿意受难，坚毅如刘晓波也不例外；没有人愿意进监狱，勇敢如刘晓波亦然。但刘晓波为了自己和同胞的尊严与幸福，依然做出在聪明人一看必进监狱的温和举措。六四二十年来，他身处艰危之际，在日常生活都受到诸多监视、不自由的环境之中，做出许多艰辛的努力，写了大量抨击专制独裁的启蒙文章，使不少禁锢在黑屋子里生活的人，找到一点光亮，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不致于因灰心而颓唐，不致因伤心而疯狂，不致因绝望而自废武功。

晓波二十来年他自己也有一个转变过程，早期的战斗性檄文较多，颇有攻击力与火气，鼓掌欢迎的人也不算少。他由黑马到被诬为“黑手”的过程，我们当然是知晓而且敬佩的。但我更看重，他现在越来越理性的努力，在民主宪政大框架下不懈的追求。我不是要否定晓波早年的努力，他早年的努力自有其光辉不灭的作用。没有早年他做的一切努力，也就没有他今天这样的转型。两相比较，我更能认同如今他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对多灾多难的中国更能够带来持久绵延的影响。这些影响也许一时半会儿看不到它结出太过醒目的硕果，但对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步伐，却有相当良好的矫正作用。二十多年前，我就是他的读者；十多年前，我有幸认识他，一直为他许多不懈努力击节。我们所做的努力要比他差了不少，而他的努力是引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替代的精神资源。他坚忍不拔、为自由民主鼓与呼的精神资源，其辐射作用逐渐扩张开来，激励着我们和他一同努力，让追求民主自由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的最强音。

一个良好的社会当然希望政府与民众能够平等地对话，即便还没有平等的对话，至少也不应该因自己的恐惧而使对方的恐惧增加，我们希望政府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作为公民，固然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长物，有的只是一颗追求自由的心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但似乎让执政者恐惧，其实是大可不必的。要结束双方的恐惧，结束我们目前这个不自由不民主的制度，对其进行渐进的宪政转型才是当务之急。事实上，在专制制度下受捆绑的不只是我们普通民众，官员等有权势的人也得不到真正的幸福，走在哪里都看上去耀武扬威，前呼后拥，风光无比，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一个人想偷偷地去吃碗小面，静静地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将秦始皇弄到历史上第一暴君的李斯够牛逼，到头来连领着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己的小狗去追逐野兔的普通要求都被剥夺了。历史与现实清楚地证明，专制制度是一种扼杀他人而且自杀的、咬人且自噬的人类最邪恶的制度。晓波为破解专制，推广自由宪政所做的诸种努力，不仅是一种良好的自救，也是对敌对者的真正救赎。

今天捷克“people in need”基金请捷克著名的民主自由争取者哈维尔亲自将一个人权Homo Homini奖颁予刘晓波及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这是一份道义上的激励和动人的友情声援。晓波暂时受监禁的命运和零八宪章签署者目前受到诸多干扰的客观现实，不可因一个奖项颁布而有所改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对善举的声援，对正义的伸张与支持，必将为社会的改变做出相应的成就。在此，我们再次呼吁当局善待刘晓波并尽快释放他，以释放出更多的善意和实行政革的决心，以便大家在经济危机之下实现有做人底线的吴越同舟。

一个穷人向上帝投诉说，上帝，你不公平。你看，那些比我有钱得多的人，你让他们赢六合彩，锦上添花。我这么穷，你一次也没让我赢。上帝笑笑，他说，好，下次我让你赢。这个穷人高高兴兴等待着赢钱消息的传来。一星期过去，没有消息。两个星期过去，还是没有。三周过去，毫无动静。他又向上帝投诉了，抱怨上帝说话不守信用，为什么还不让我赢。上帝回答，你连六合彩都不买，我怎么让你赢呢？

这就是说，希望老天（别人、别国）助你一臂之力，首先你得做好属于你自己的那份工作。自助者天助。

现在，刘晓波买了“六合彩”，“上帝”出来帮助他，他赢了。

为了民主、自由、人权在中国实现，有人实实在在开始做事，带头人就是刘晓波，还有首批签名的那三百零一个国内的知名学者、律师、艺术家、作家等，还有超过九千个海内外签名人士，当然，后面还有。

在中国表达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渴求，不仅需要大智大勇大彻大悟，还需要有判刑坐牢自己受苦受难，同时也连累家属受苦受难的思想准备。它不可能像买六合彩那么轻松，了不起少喝两杯啤酒或者少抽一包烟就行了。刘晓波已经坐过三次牢，他最清楚自己为什么坐牢，坐牢是什么滋味，它意味着丧失什么，它将给自己的一生造成怎样的伤害……至于给妻子、父母兄妹等亲人以及朋友们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就自不待言了。

除了卓别林的滑稽电影，除了小说里的黑色幽默——有人竟然想方设法钻进监狱去，现实生活里，我不相信有人会喜欢坐牢。

但是，我可以断定，晓波完全有坐牢的思想准备。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他从美国赶回北京亲身投入那场伟大运动的那一刻起，晓波就非常清楚，这一生，他可能要与监狱结下不解之缘，如果他坚持不懈誓不回头的话。正因为他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情，一党专制不容许民主自由人权在中国大地萌发绿芽，他才有充分的坐牢的思想准备，出狱后，他还是他，没有退缩，没有倒下，而是以更加成熟、清醒、理智的方式，坚持为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博弈到底。

这一次，为了零八宪章，为了唤醒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刘晓波清楚自己会第四次坐牢。他又一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第四次坐牢了，不幸，刘霞长期担心的噩梦成真了。不是晓波喜欢坐牢，不是晓波希望刘霞独守空房，而是他明白，他得付出代价——买六合彩，这样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他才能赢；而是他明白，他的代价不会白付，他赢了，与他一样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才不会去坐牢。

刘晓波为中国人偷取火种，他被钉锁在北京的高加索山頂日夜忍受鸷鹰啄食内脏的痛苦，这是一种献身精神，是一种至真、至美、至纯思想境界的追求，一种无私、无惧、无悔、无憾的人生选择。

有了中国人自己买彩票，包括刘晓波、张祖桦、沙叶新、三百零一个，九千个，希望有更多，十万个，一百万个……一起说“我们与刘晓波不可分割”！

上帝就来了！

上帝是谁？

是认同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外国人民。他们说话了。《08宪章》的很多内容都写在我们的宪法上，把刘晓波先生关进监狱，简直是ridiculous（荒唐）。毋庸置疑，前面中国买彩票的人越多，后面跟进的别国人上帝就越多，声音就越响。

还有各国的议员、领袖，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表示了对《08宪章》和刘晓波被关押的关注。

现在，捷克斯洛伐克上帝决定授予刘晓波Homo Homini人权奖。

该奖在欧洲时间2009年三月十二日晚由捷克首任民选总理、《七七宪章》起草人、剧作家哈维尔亲自宣布。

哈维尔上帝最近发表了一篇“中国维权人士需要支持——《零八宪章》面对国家之怒”，他文章说，“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接受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那就是：恐吓、宣传和镇压，无法取代理性对话。惟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表明北京接受了这一教训。”

Homo Homini人权奖的一段颁奖词：

“我们将Homo Homini人权奖颁发给刘晓波先生，是对他30年来为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作的富有洞见力的工作，以及他以坚韧和勇气为表达自由所做的抗争的一种承认……本年度Homo Homini奖的获奖人选也应该被视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选择，即对那些展示了极大勇气、愿意承担很大个人风险去签署《零八宪章》的人们的支持。”

你看！是不是先要有我们中国的刘晓波和 “那些展示了极大勇气、愿意承担很大个人风险去签署《零八宪章》的人们”买彩票，才有后面挺身而出帮你说话、给你发奖的上帝。

历史有的时候癫狂，有的时候开玩笑，但是，这一次，它安排《七七宪章》、《08宪章》的哈维尔和刘晓波两个领袖人物在历史特定的坐标点上相会，是完全一本正经，一点不偶然的。

金正日又以百分之百的赞同率当选朝鲜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和卡丝特罗去电祝贺。三人同叹：目前在世界上只有他们还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赞同率。

为不示孤独，金正日抑郁地说：“以前还有斯大林同志能百分之百获得人民拥护。”

卡丝特罗伤感地说：“还有萨达姆同志。”

胡锦涛犹豫了半天才说：“还有齐奥埃斯库同志……”。

周末，送小儿子去打乒乓球，那是学校规定的活动。

本来他应该去上他一直以来上的中文课.但两个行程时间经常重叠，每每顾此失彼。

许多年来，星期六对我而言是匆忙辛苦的一天。但想想，当母亲的我再不出几年也就要从孩子的学校「毕业」了。

老大上了大学，明显地有了他自己的生活，很快的，老二也将完全能够自主。

我并不像龙应台一样，对不再「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感到怅然若失。

我没有在他们的背后用依恋的目光送他们离我而去的身影。

我知道，那一刻终究会到来。

而我，在那一刻到底又将抱持着什么心情？

也许，如释重负吧！？

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要一个人在这一个陌生的区域等他活动结束。

送他到乒乓球舘之前，小儿子注意到附近有个小型购物中心，体贴的说：「妈妈去喝杯咖啡吧」。

一杯咖啡喝两小时未免太过无趣。尽管我还带了一本这次从台湾买回来的「人生一瞬」。这本书记录了作家詹宏志多年来生活的吉光片羽。

「这一切都是眞的吗」？读这句子，回忆由远而近，恍惚迷离.让我忍不住跟随他的自我追问。

他说：人生一瞬，记忆如落英飘远，当记忆开始扑面而来时，不禁自问官觉库存的都是眞实的吗？？

追索记忆，然后赋予某种意义，这似乎是知识分子惯有的思维模式，彷彿不这样做就有负家国苍生，不将一己生命的宏旨拔高到与时代或歴史交错互映彷彿就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座标。

我是这样的人嚒？

我勉强喝完那杯没有什么香味的咖啡，掩卷而起。

窗外，阳光明媚，从透明的玻璃往外看，许多招牌标示着Korea的字样，这儿似乎是韩国人聚居的区域。

我沿着并不热闹的市街漫游着。二手书店、亚洲杂货店和教导功夫的武道舘…

这些店面在南半球英语系的澳大利亚国境中点缀出某些异国风味来。

刚刚读过的章节还在心中发酵，詹宏志描述了「咖啡应有的样子」。

他说：应该「黝黑如暗夜、炙热如地狱、甜蜜如爱情」。

他说不加糖的咖啡苦涩一如失恋。

眞实人生的失恋，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是佛家中所说的「求不得苦」吗？

J不久前告诉我，一份他所不愿接受的恋情的故事。

J的青梅竹马，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她的心情J能明白感受。然而，

她求的不是J能给她的爱。

J能给的是拉开一段不让她受伤的距离.J说她为了延续与他的关系沈默地接受这种距离，而且从此不再踰越。

J说这故事时有一种感动的深情。

爱情，到底像石头还是像玉？

一念之间.

执着了，用心硺磨彫塑，揣入怀中珍藏便成宝玉，莹润温暖、亲腻脆弱。

舍弃了，不过是大地上一块无牵无挂自在的顽石。被风砂淘洗，因涉苦而凝固。

我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喝了一杯咖啡。加了许多糖，却仍然不香。

我经常四处张看游走，寻找令人惊喜的咖啡滋味。

常常，我喝一个人的咖啡。

然而，我相信在这个城市里的某个角落，我一定可以找到香醇味美并且令人回味无穷的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