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眼前的这本黑色的书《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犯人的证词》我已经读过数遍，这是由劳改基金会出版的黑色文库系列中的一本，每读一次都感到灵魂的颤裂。

与这个系列丛书中其它文集一样，这本书揭露了中国的古拉格——劳改营骇人听闻的罪恶。跟其它文集不同的是，这本由西藏僧人——班旦嘉措喇嘛原著的书，还深刻控诉了二十世纪最野蛮、最漫长、且至今还在继续的民族压迫，而压迫者正是我们这个屡遭别族侵凌、欺压的汉民族。这本书最震撼我心灵的是班旦嘉措根据生活常识而不是理论说教喊出的那句话：中国，你与我有什么相干？

本书的译者夏加次仁说：学者和律师都能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述来说明西藏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总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对于班旦和普通的西藏人而言，国际外交和国际法的漂亮说辞对于他们一点也不相干。按照他的普通常识，班旦知道西藏向来是单独存在的一个独立国家，它跟中国有不同的传统、文化、语言和历史，对他来说，这个事实就如牛奶和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样清楚。

西藏的土地上有炒香的青稞，酥油，人们口中喃喃诵着大悲咒，人们的笑声和母亲讲给孩子的故事，这一切把西藏跟中国隔开了。对于班旦，这些比国际法和那些能决定西藏命运的强权更具有真实性。普通的男女平民有着天生的直觉，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实的。

夏加次仁先生的这段描述预备了班旦嘉措的行为逻辑和他的命运底色，他从一个普通的僧侣因为见证了50年前的那场和平起义而被捕，因为不愿意出卖他的上师而收到一张入狱七年的判决书。此后，他被反复加刑，被留场就业、被重新判刑，劳改生活盘踞了他33年的生命。

班旦并不是一个政治历史学者，他关于西藏地位的概念完全来自西藏文化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小时候班旦曾经听到伯伯讲述西藏来源的故事：“他用洪亮的声音讲述混沌初开，大地全被水覆盖，后来水慢慢蒸发，形成陆地和高山。佛祖变成一只猴子，他的配偶渡母显形为女妖，猴子与女妖结合，生下第一个人类。他们的六个孩子分别代表世界上的六种典型，神、半神、人类、鬼怪、动物和魔，他们继续繁殖，我们西藏人就是这样产生的。”

班旦说：“我想伯伯讲的关于西藏和西藏人来源的故事，奠定了我对西藏人和中国人是截然不同的民族的信念。当中国人涌进西藏并声称西藏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西藏人不能理解，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历史观。共产党将这类口传故事视为荒诞不经，但是对于我们藏人而言，这些强有力的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种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忠贞让劳改营的酷刑、饥饿和无休无止的思想改造变得毫无意义，当共产党的官员高叫：“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必须认罪，必须服从群众的意志”的时候，班旦知道，逼供不是要弄清真相，二是要落实罪名。他开始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他们认罪，其实认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他们屈服。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征服一个民族的心灵。

班旦从小在农村长大，10岁出家，所有的教育和文化都来自经书和高僧，他从没有见过汉人，更不用说共产党、解放军。班旦28岁第一次因为所谓支持暴动入狱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西藏独立的概念。共产党监狱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他“改造成一个有用于社会主义的新人。”但是班旦是无法改造的，不管是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是触及灵魂的批斗揭发，还是24小时上手铐反铐6个月、上脚镣2年，满口牙齿被打落仅剩三颗，甚至拉到枪毙现场陪杀，都不能改变他的信仰。相反，这些共产党对付别的囚徒屡试不爽的办法，反而把班旦变成了一个明确的、坚定的主张西藏独立者。1983年班旦第一次出狱后数月，他就跑到拉萨去张贴西藏独立的大字报，为此他再次入狱九年。1992年8月班旦出狱，十三天后，他带着搜集到的劳改营的刑具翻越喜马拉雅山，逃离了那个深爱着的被共产党变成人间地狱的西藏。

班旦在狱中被拷问为何要坚持“反动立场”的时候，他用毛泽东的话来回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啊，毛泽东虽然是个专制魔王，但是他也有一些真理性的识见。有压迫就有反抗，世间的道理就是这样。尤其是这种压迫来的无根无据、平白无辜的时候，反抗就越坚定、越激烈。

汉民族在历史上也曾经是个被压迫的民族，当它摆脱压迫之后，它的上层统治者立即好了伤疤忘了痛，反过来压迫比它更弱小、更无辜的藏民族。如果说压迫者是令人厌恶的，那么这种由被压迫者摇身变成的压迫者就更令人鄙视。看看如今海内外那些面目狰狞的爱国愤青们吧，他们仅仅因为一个20岁的汉族小姑娘——我的青岛小老乡王千源为藏民族说了两句公道话，就要把她打成汉奸，将她碎尸万段，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公然污蔑她是最丑陋的留学生！

圣经上说，人的堕落是没有止境的。一个民族的堕落又何尝不是如此?

无须讳言，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确实在西藏恢复了一些寺庙，放松了对宗教活动的限制，还对西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建设。但是中国统治者不能明白，为什么西藏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要求独立的愿望越来越高涨？特别是在新一代青年人身上，这种要求甚至发展成为此起彼伏的骚乱？其实道理很简单，暴力和谎言不能让一个民族屈服，金钱也同样不能让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文明价值和信仰。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活佛，是西藏的神，中国人一边送钱给西藏人，一边让人家诅咒自己的上师、自己的神，岂不是太荒唐、太滑稽了么？其效果会怎么样，不是一目了然么？

中共坚持无神论，它要求所有的统治西藏的党政官员、公务员都必须是无神论者，这与全民信教的藏民族形成了巨大、尖锐的矛盾，因为这必然意味着由于信仰的原因而导致的歧视和压迫。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说，这甚至意味着一种精神亵渎和凌辱。问题的灾难性还在于，中国的统治者不会放弃自己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藏民族也不可能放弃自己视为生命的信仰。只要这两者纠缠在一块土地上，冲突就不可能避免。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确实跟西藏毫不相干，硬要采用强权和暴力来维系这种关系，只能导致仇恨、反抗、镇压、虐杀的可悲轮回，把单纯、美丽的雪域高原变成充满暴虐、遍布血污的人间地狱。

藏族是个慈悲的民族，达赖喇嘛是一位慈悲的尊者，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也基于对西藏人民和平福祉的考虑，虽然西藏有万千个理由可以独立，但是达赖喇嘛还是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要求，而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实现高度自治的中间路线，同样慈悲的班旦嘉措喇嘛也说：

我的确是主张西藏独立，但是这和达赖喇嘛的主张没有冲突。达赖喇嘛认为在一国的框架中，西藏应取得真正自治，他把藏人能过幸福的生活放在首位，如果这能够做到，独立也就不是必须追求的。但是中共政府往往是不能信任的。它坏事做绝，瞄准西藏，就像一张拉满了的弓，西藏人一有动静，箭就应声而出。现在我们只能在无奈中寻求妥协，通过国际的监督和国际协议来解决西藏问题。

西藏，最圣洁、最无辜、地球上最后一块殖民地，藏族，最慈悲、最仁爱、最渴望和平的民族，已经在最狂妄、最独裁、最蛮横的汉族专制政权下被奴役了半个世纪，这是藏族的屈辱，也是汉族的耻辱，更是整个人类的耻辱。所有心存良善、心向慈悲、渴望正义的人们，请扪心自问，这种悲剧还应该继续下去么？

让我们记着耶稣的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2009年3月5日于纽约

副外长的话绝对让“外国人”哑口无言！

据凤凰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谈到国民出游形象问题时，坦率地指出，其实这些并不是“陋习”，只是大家习惯不同而已，需要双方一同沟通。

武大伟认为，那些陋习是并不丢中国人的脸的，“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面还要互相咬耳朵呢。”

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吴大伟说这也是习惯，“如果你不让骑，就要竖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武大伟说这是文化的差异，外国人有自己的礼节，我们也有我们的，不能说谁对谁错，要共同努力，互相理解。

看了这段报道，我首先想到我们副外长是在外交场合讲这段话的。因为在国际上，很多事情即便我们有错，也不能马上认错，我们是这样，美国和西方也是这样。否则，动不动就认错，还怎么搞外交？搞外交就是要为国家利益学会油头滑脑，或者强词夺理。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一位傲慢的美国人指责中国游客丢中国人脸了，破坏中国形象了，再看看我们外交部长的回答，那实在是太有才了！我甚至可以看到那位外国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的样子。

怎么样？哥们，那可是我们的文化决定的，难道我们有什么错吗？我们还不喜欢你们那种礼节呢！两个人嘀嘀咕咕，我都听不见你们在谈什么，哈哈，我们的文化，你们知道吗？五千年历史呢，不过就是不适合你们那种乱七八糟的礼节，当然我们的文化除了比较习惯你们的小轿车、电脑和我们外交部长穿的这身非常得体的“西装”之外，和你们的礼节格格不入，也许还有民主、自由、人权。

副外长彻底把我雷到了！

可是，且慢，各位，我们这位外交部副部长并不是在外交场合讲这段话的，这位被记者形容为游历世界各国、外交经验丰富的副部长可是在回答中国记者问题的时候说这段话的。他要回答的不是外国人，而是关心中国形象和自己脸面的国人，是那些希望中国人改掉陋习，提高素质的华人华侨，这样说来，副外长的话就大大的有问题了。现在，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他的回答吧。

第一， 外交部副部长不是不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迄今为止，批评国人到海外旅游时的一些陋习丢中国人脸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特别是实在看不过去的海外华人华侨。外交部请提供一个例子，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指责过国人出国丢中国人脸了？何况，即便丢中国人脸，关他们外国人鸟事？再何况，在有些傲慢的外国人看来，有些中国人本来就不要脸了，还怎么丢脸？再说，美国人连和他们格格不入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新移民的习惯都能够容忍，什么时候指责过中国人的陋习了？

第二， 所有指责中国游客在海外丢中国人、有损中国形象的陋习几乎都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了，例如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和烟头、不排队、进入商场和电梯不掐灭烟头、用完抽水马桶不冲水等等，前段时间讨论这些陋习时，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出来为这些陋习辩护过，可是今天出了一个高规格的辩护人，不过请问，有谁说过中国人聚在一起是“陋习”？怎么能如此偷换概念？至于“骑铜牛”应该竖“禁止攀爬”的牌子，我现在就在北京，今天正好经过天安门广场、好几个政府机关包括证监会和外交部门前，几乎所有这种场合的雕塑包括石头狮子面前都没有竖“禁止攀爬”的牌子，你问一下有哪一个中国人敢攀爬吗？如果不信，部长可以明天做一个试验，找人攀爬一个北京重要场合没有竖“禁止攀爬”牌子的雕像，看一下武警和保安是不是立即把你拉下来，训斥一顿甚至扣留下来？还有，我发现在北京公共场合的厕所里，很多都在马桶旁边写了“用完冲水”的提示，请问这也是文化的差异？有谁家里的抽水马桶旁边也贴了“用完冲水”的提示？

第三， 最让我郁闷的是，说来说去，怎么又扯到中国文化上了？我也在国内好多年，又在国外十几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所谓中国游客出国的那些“陋习”绝对是陋习，然而，却绝对不是中国人独有的陋习！不但第三世界人有这些陋习，英美国家的人至今都有！这些陋习是全世界人类共同面对并努力消灭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副外长却出来放话了，那不是陋习，那是文化差别！外交部副部长能够指出中国人在过去五年里讨论过的哪一个陋习是因为中国文化造成的吗？既然是文化的差别造成的这些陋习，现在据说要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了，那就让我们把这些陋习推而广之到世界各地吧！建议孔子学院开设学习陋习的教育课程。

我对这些陋习的看法

我记得十几年前刚刚出国时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坐跨洋飞机，半夜醒来就和朋友聊天，由于坐飞机耳朵听不清，我们聊天的声音很大。结果一位外国女人从后面走过来，说，你们可以小声聊天吗？我们要休息。我当时很吃惊，感到很屈辱，但压低了声音。后来我发现我们的聊天确实吵醒了周围几排的乘客。

我后来多次坐飞机，也在飞机上碰到了一些大声说话的，半夜三更，我好不容易睡着，却被他们吵醒，真是讨厌。这时我想起了中国文化中最精华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可是中国文化里的经典，也是孔子送给学生最重要的一句

话，可是恰恰在我们的整个教育里，始终没有人对我们好好讲解这句话。我现在还是大嗓门，特别是和中国朋友一起的时候比别人都大，但有一个原则，如果旁边有别人，我就会习惯性地压低声音，害怕影响到他人。

你知道现在在长途飞机上吵醒我的都是什么人吗？都是年轻的白种人，没有一个中国人！其实如果大家有在海外生活的经验，就知道，在没有中国人的场合，也有一些外国人（包括白种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声喧哗，经常被人家白眼。一些很粗俗的白人也时不时随地吐痰，美国和澳洲的一些乡巴佬也有很多陋习，常常让我和其他一些外国朋友皱眉头。我们有时还私下讽刺他们。而同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甚至包括主要是华人的新加坡，我注意到他们到海外旅游时，作为一个整体，要比我所见到的澳洲人和欧洲人、美国人更注重这些礼节，也更少惹人讨厌的陋习。

什么是中国文化？谁能说香港和台湾就比中国缺少了中国文化？如果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离开中国文化太远，那我八十多岁的父亲应该更得中国文化的精髓。他到国外去看我，走进一个中国人的餐厅，发现那么多人，却那么安静，他感触良久，说，这才是久违的知书达理的中国人啊。

其实父亲身上竟然有那么多礼貌和品德都是我看上去那么陌生的，很多竟然和西方的一些很好的习惯相同。要知道父亲也是在1949年后受到过折磨的，还在农村挑过大粪，可现在条件稍微好一点，他竟然会在电梯里提醒年轻人不要吸烟，提醒我说话声音要小一点，他出门哪怕是散步十分钟，也会穿得整整齐齐。父亲是读私塾的，在1949前完成了整个教育。为什么他看到那些陋习就说那不是中国中文化呢？而且最近几年我接触好多位80岁左右的在1949年前接受了教育的中国人，我发现他们身上竟然有我在海外寻找了十几年、原来以为是西方人才有的那种品德和礼节，这又是怎么回事？副外长的年迈的父母如果健在的话，我建议他学习一下温总理，多和老人聊聊，体会一下真正没有被折腾过的中国文化。

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很多我们前段时间讨论过的国人出国时的陋习确实更多的出现在中国以及其他一些第三世界游客身上。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一些陋习（不顾他人制造噪音的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不冲厕所、不排队等等）确实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的素质有关。如果我们拿GDP来说事，我们会发现人均GDP排后的国家，这些陋习更加严重。注意，这和游客本人的经济状况关系不大，而是和他来自那个国家的人均GDP有关。

但我也告诉大家我在海外的另外一个观察（以及我以前做了四年旅行社工作的感受），你现在不妨去找一下世界人均GDP排行榜，中国大概在一百零八位左右。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虽然我们国人对自己在海外的陋习感到不安，但如果与和我们相近GDP国家的民众相比，中国人在国外的陋习远不是那么严重的，我们只是和GDP前五十位的国家国民相比，才显出巨大的差距。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打开国门的中国人更倾向于严格要求自己，喜欢向高处走。我们是在和先进国家的国民相比，向那些实际上比我们人均富裕几倍、几十倍的国民看齐，有差距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些差距，会很快追上去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虽然这些出国反映出的陋习最早是被海外华人华侨发现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国内的民众就没有认识到这些陋习。其实，我们前一阵子指责游客带到国外的陋习在国内早就遭到了围剿，而且正在努力消除，现在在高级一些的餐厅吃饭，你高声说话，影响了别人，你看看周围的人的目光和脸色吧。等公共汽车你不排队？等着别人吆喝你吧。随地吐痰？别人也许照顾你面子不会当场指责，但都会带点厌恶的表情绕道一两步。你去旅游景点爬上一些雕塑照相，你看看周围举相机的人会怎么鄙视地看着你吧。如果有人在天安门随地吐痰后被保安提醒，他会说我吐的是我们的文化之痰吗？

但我们的副外长说了，有些陋习是因为文化差异——这实在是让人诧异。副外长并没有说某一个“陋习”，而是有些。而我认为就在过去五年国民讨论的所有陋习，确实是真正的陋习，和文化无关，那副外长又是说的哪些陋习？莫非我们稍微有钱一点，去年又让外国人不敢干涉中国内政了，现在，竟然连陋习也要名正言顺起来？可这些陋习并不是外国人指出来的，而是我们国人对比外国发达国家的国民找出来的差距啊。

说实话，中国人那些陋习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错，外国人都有过，只不过他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教育更普及了，素质也相应提高了，于是慢慢改掉了一些，比我们先走了一步而已。作为一个GDP排名在一百位左右的国家，我们的民众素质相对来说还是相当高的，而且民间的力量加上海外的华人华侨的监督，我们民族还是比较自觉的，比较爱面子的。可是，现在出了个外交部副部长，一句话就为早被我们普通民众盖棺论定的陋习正名了，而且又是以文化之名。

有人说我们的文化不适合民主、自由和法治，我无话可说，就是想说也找不到地方说，但现在有人竟然又把文化和陋习扯到一起，我就不能不说了。我不知道这样对上不敬，对外交部副部长品头论足算不算一种中国的“陋习”，和中国文化是否有关？

杨恒均 2009/3/9　北京

有四川省负责人称：汶川大地震中没有豆腐渣工程。

而冤死的成千上万名学生鬼魂夜间纠缠着人大会议主持人，要求发言。

主持人却道：“不可能。因为根据法律，你们的发言权已经被代表了！”

贵阳这座城市显得有些杂乱和喧嚣，很难招人喜欢，却又令人难舍。然而我的贵阳却卓尔不群，因为在于别人，这是一座城市，而在于我，这是一群人。这座城市并不大，徒步穿越大半个城区，也只需一个小时，只要不离开主大街，垃圾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只是这座城市充满了混乱和躁动，以至于令人试图徒步穿越城市时，心生倦怠。在很多路口，没有交通灯，也没有执勤警察，甚至没有斑马线。这不是临时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行人和司机随时神经高度紧张地争夺着这些路口，令整座城市如同官僚们肥大而沾满油腻的心脏。它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一样，除了拥有一个豪华的党政部门办公楼群之外，其余似乎再无长物。

尽管是个省会城市，但它却属于中国最贫困的省份。如果你不是贵阳人，请不要对”最贫困省份”这个头衔幸灾乐祸，以为在别处赚钱之后，可以到这里来享受老爷一样的生活，这样想的话你将大错特错。这里的一顿早餐，并不比北京、上海便宜多少。

因此，这座城市很难找到招人喜欢的理由。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因为官老爷们总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想方设法搜刮地皮。是以无论他们怎么搜刮，在哪里搜刮，穷奢极欲、声色犬马，对我的生活影响都不大。反正他们总是要干那些事，并且到一处干一处，招数也大同小异，且都要落到你我的头上，无处可躲。以其为官老爷们苦恼，不如去和叫花子们寻些穷开心。

在贵阳下车之后，我会敲敲杜和平先生的房门，他住在市中心，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进入贵阳城，他那里都是最便宜的落脚点。有时候他不在家，这没关系，只需到他家附近的公园里稍坐一会，他就会回来。他象很多云贵同乡一样，脸色黝黑，一副憨厚相。不过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他是位残疾人，刚打到我的腰间。不过你只需与他照上一面，便知道他比你我都要乐观。他有很多书，都放在他的小楼上。小楼用木板和铁皮搭成，虽谈不上结实，遮风挡雨，尚无大碍。有一次我取道贵阳回家，在他书橱边徘徊良久后，向他索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掂起脚打开橱门，将那三本微微发黄的书递给我，并稍显抱歉地一笑：”可惜是删节本。”然后仰起头，平静地注视我片刻。”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的，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我想对他说：”我已经不年轻了。”但转念又有些犹豫，在一个年长者面前，说这种话很不恰当。他在我这个年纪时，早已投身公共活动多年，1989年，因为积极参与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全力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当作政治犯投入监狱。他的残疾为他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却没有因此逃脱牢狱之灾。统治者如果知道发些慈悲心，那么也就轮不到象他这样爱好学问的人去当异议人士。

“爱国民主联合会”是当年贵州的头号”敌对组织”，学生运动遭到镇压时，这个”爱民联”成了第一镇压对象，政治警察们认为他们比”高自联”、”工自联”更加”恶毒”，因为他们皆是有多年异议经历的铁杆”反动分子”。

当晚我蜷缩在他的小床上过夜，他则披了一条毯子，坐在椅子上。我躺在那小床上，心中颇有些不安，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告诉我，自己经常辟谷斋戒，辟谷期间，一坐就是几夜。然后闭上双眼，飞速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象是在思考什么，又象是在享受着什么。我侧身望着他，渐渐被感染，然后，我睡着了……

贵阳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如果你选择在这个城市居住，那么你很难因它而产生多少愉悦感。但是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尽管从参禅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境界，但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赞美这种境界，因为我尘根太重，能够进入这种境界，便已是莫大的幸福，哪怕是短短一瞬。

如果你怀念八十年代，可以去贵阳。有时，你可以抱怨一下时光太过于匆忙，转瞬之间物人两非。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梭。尽管在城区污染严重，不过仍旧充满高原那令人敬畏的气息，扫落一切浮华和躁动的尘埃，它宛如一个洪荒年代的处子。

三月，花溪的春天来了，田野一片耀眼的黄色。阳光从油菜地里反射到全林志先生脸上，在他渐显斑白的双鬓旁添了几分神采。他从八十年代便开始追求自由，时光荏苒之后，社会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变化着，而我却很难分辨出，现在的他和八十年代时区别究竟何在？他身材依旧匀称，眼神中依旧满怀期待。经常穿一件长外衣，柔和而稳健地站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向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微笑着点头致意。有一天在花溪，一位穿短袖运动服蹬山地车的大女孩从我们背后冲出。他望着那女孩的背影羡慕道：”青春的活力！”我很难理解一位长者在青春面前的心情，但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之所以如此羡慕青春，那是因为如果他也拥有青春的话，就有机会活着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一切。尽管从表面上看，社会和八十年代时已经迥异，然而定睛看，它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该归咎于谁，但我坚信命运会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八十年代，他有一位学生，那是他最好的学生。质朴、好学、聪明、热情……几乎具有一名青年所能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一天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去看他，我们坐在简易沙发床上，吃着他从安顺老家带来的一种糯米团子。”那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学生。但是他死了……死了……他当兵去了，在越南战场上……”一边招呼我们吃那糯米团子，一边拼命试图忍住老泪。

我们望着他通红的眼圈默默无语，我不知道，如果自己给他当学生的话，能否做得象那位死在越南人枪下的青年一样？当然，如果让我死的话，我不愿死在越南人或是印度人、苏联人的枪下。我这一生为自由而活，如果不能抱着自由死去，那就去为自由而死。这应当是最完美的结局，还有什么能比之更加值得去生或是去死的吗？

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住在贵阳，他已经二十三岁，并且远非包括我在内很多人二十三岁时所能比。作为一名诗人，他有很多愁苦，这些愁苦在一个人二十三岁时，足以令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绞痛。

我们俩曾经在深夜街头，顶着寒风四处游荡。他的诗中仍然充满激愤，这些激愤是他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所谓愤怒出诗人。有朝一日，它们纷纷沉淀成不可磨灭的热情后，会滋养出一颗强大的内心。我很羡慕他，年轻，充满对真理的渴望，还有一位美丽的未婚妻（如今他们已经成婚，我在他并不知晓的远方为他们祝福）。他还去过西藏，我做梦都想要去的地方。那时他刚从西藏回到汉地，一路都在笨拙地诉说着。和藏区相比，汉地的一切都显得污秽不堪，这我明白，因为每一个去过藏区的人都会这么说。

西藏离我们很近，只要闭上眼，她就来到我们面前，尽管我们之间仿佛如同两个世界。每当她在脑海中浮起，我就情不自禁低声呼喊自己改编的惠特曼诗句：

Oh,Tibet!My Tibet!

多年以来，极权专制的毒液正在令她渐渐离我们远去，一步一步蹒跚着，仿佛无法追回。我坚信，只有汉地的自由才能挽留她的脚步。尽管在这个罪恶制度的毒害下，离我们远去的远远不止是西藏，但西藏乃是我们所能触及的最美的所在，于是，其中的感伤渐渐多过了愤怒。

那是个降温之夜，我们睡在张重发先生宿舍里，床不宽，躺两个形容消瘦的人却绰绰有余。

和大部分云贵一带的人一样，张重发先生也长了一张黝黑的脸。这种相似足以令我们之间产生某种不可言传的亲近。那里是他的单身宿舍，有时他会住在那里，如果有朋友来到贵阳，他便到别处去住。他话不多，开一辆旧汽车，车是他上班处公司的，他有权将其开回家，但是需要自己掏油钱。尽管年届不惑，但你依稀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处子式的腼腆。尤其在人多的时候，他只是偶尔说那么几句，每一句都仿佛带着某种羞涩。

十多年前，他因受王炳章博士案牵连入狱。王炳章博士还在狱中，他可以活着出狱，这毫无疑问。那时他将受到广泛尊重，当然，现在亦能，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我到过贵阳很多次，很多时候都住在张重发先生的宿舍里。那是座很老的房子，光线很差并且不太结实，有时屋顶还会漏雨，并不比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印度或者拉美的贫民窟住宅强。在中国大城市，住这种住宅的人，要比拉美或者印度多。我喜欢那屋子，它令人心情平静，走进它，会让人觉得瞬间与世界隔开。

我又到了贵阳，天色已晚，他得知立刻叮嘱下，让我一定等他。天黑很久后，我和吴玉琴大姐在一个过街天桥下等他。吴大姐有时会自言自语，又象是在问我：”那是重发的车吗？”然后又自己回答自己：”哦，不是，重发的是夏利车。”我和她有个共同点，除了夏利之外，几乎无法从外型分辨出汽车的品牌。其实我早知道那不是他，因为和约定的时间还差了十几分钟。果然，他非常守时地出现了，脸上看起来有些疲倦，但是看见我，又跳跃着些许亢奋。他从很远的地方开车前来，也许刚刚忙完手上的活。目的是为了带给我一套干净的被褥，那被褥放在车后座上，看一眼被褥，又看一眼我，越发高兴起来：”刚洗的……干了！”脸上一如既往流露着那种男孩式的神态。于是我钻进车，心照不宣地相互传烟，在贵阳，抽烟的人并不多。

贵阳的夜似乎格外黑，我和我的兄弟王玉文躺在床上，他反反复复无法入睡。他的未婚妻今夜会到贵阳来，凌晨三点到达。两点钟，他醒来了，如果接的不是未婚妻，我一定陪他一起去。那个降温的夜晚，户外漆黑一片，火车站上盗匪横行。我爬起来，从张重发衣柜里找了一件格外厚实的外套让他穿上，他脸上仍然写着愁苦，并没有因未婚妻的到来而有所减弱。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口。他还沉浸在为自由而受难的痛苦中，因为刚刚从遵义来到贵阳不久，遵义、贵阳和云南的警察们象梦魇一样缠绕着他，还有他未来妻子。他还年纪轻轻就饱尝了受迫害的滋味，这迫害远非身心被囚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所有与他沾边的人都必须带着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他，眼光里流露着恐惧和怨毒，如同在审视一个传播瘟疫的人。从此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将受到这眼光的挑战，尤其是他当试图去恋爱和结婚时。更何况，他是一个情感激烈的诗人，这意味他要比常人承受更多的煎熬。也许他还没有明白，为自由受难，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荣耀。世界上配得上这种荣耀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应当为这荣耀的机缘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欣慰。

他走了，当他走后我才想起，应该让他再带上一件长外衣，为他的未婚妻。那姑娘叫格桑，格桑花是西藏的象征，这很美，这一切都很美。正如特维根斯特所说：”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啊！”

我在窗下听了一会北风，疑心外面的路上已经结了冰，想要祈祷什么，但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切，不需要再去祈祷什么。你听说过佛家传说的”气场”吗？如果某地存在一种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力量，护佑这里的人们。贵阳光荣的异见传统，已经让我感到了这个”气场”的存在。在贵阳，有一大群人，从1978年便开始进行异议活动。1978年的启蒙社，是西单民主墙运动的点燃者；1989年的”爱民联”，是当时唯一一个成年知识分子的联合体；1995年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是红中国民间公开组建反对党的第一次尝试；而今天的贵州人权研讨会，亦是当今中国公开举行异见活动的前卫潮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这座城市象一个传说中的秘密一般卓尔不群的缘故，这里有一个”气场”，的确如此。在这里，每个礼拜，都有人权讨论活动，各色人等都可以参加。活动场地经常变更，有时在茶馆里，但是有人会提出两块钱一杯的茶水费太贵（这毕竟是全中国最贫穷的一个省份），于是只好迁到室外；等遇上刮风下雨或冬天，又必须迁回室内。诸如此类的麻烦，几乎每一次都会遇上。而这种人权讨论活动奇迹般地坚持了数十年，早已已成传统。如果你到贵阳，不妨去感受一番，甚至发表一些言论，这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到找不到景象，没有任何官方势力插手，纯民间的人权活动。我没有见识伦敦的海德公园，可我却相信它比海德公园更可贵，因为海德公园无需面对迫害，而这里却需要。

我的朋友黄燕明先生，多年来热心于此。在贵阳，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他面色更象一个北方人。他很英俊，言谈举止充满热情，热情得近乎单纯。这也许就是那种常备人们挂在嘴边，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表现出来，那个被称为”赤诚”的词吧。如果他和我站在一起，人们会认为我们俩年龄相仿，其实他比我大十八岁。我觉得，正是因为对自由的赤诚，令他年轻。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我相信有这样的朋友，会让我象他一样青春永葆。

每一次离开云南或是回到云南，我都要取道贵阳。我又要回云南了，于是习惯性在贵阳下车，然后去找他。他住在一个类似于张重发宿舍的小楼上，生活十分简朴，并且惯于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洁。是以无论起居或是穿着用度，虽然朴素却赏心悦目。我俩有好几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用在看守所里”轧刀片”的方法，即两人一对，头各朝一方。他常说：”我们就当是在看守所里’轧刀片’嘛！比看守所里舒服多咯嘛！”1995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撒传单，拉横幅，公开宣告中国民主党贵州分支成立。然后迅速被当场擒住。

“我和王丹呆的是同一个看守所，那时候王丹也刚进来。”他说，轻快之色流于言表。

那一举令他在北京市看守所吃了三个月的馊窝头，然后又回贵州蹲了五年大牢。王丹也许并不记得他，或者压根也没听说过这档子事。这都没关系，转眼十三年过去，他仍象当初一样年轻而热情。

第二天我向他告辞，要回云南去。他闻言略有些慌乱，到处翻抽屉，想要从抽屉里找些东西送我。但没有找到什么可送之物，只有些速溶咖啡，一定要我带走。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喜欢喝咖啡，但是他找了很多理由，告诉我应该喝一些咖啡，喝咖啡对我很有帮助，尽管这些理由都很难站得住脚。我有些哭笑不得，带上那些咖啡走了，一路暗笑他迂腐。迂腐是一种美德，人活一生能结交一位迂腐的朋友，象是得了一份天赐的礼物，令人受用不尽。

我又离开了贵阳，下次还会来，然后再离开，再来……如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那时天还没有亮，春寒料峭。尽管有些人早在茫茫中夜时便已醒来，但贵阳城并没有多少灯火，仍躺在熟睡之中。在寂静无声中，她充满希望地等着你，你充满希望地看着她。因此寒春丝毫无法影响心头的热情，黎明的大幕即将徐徐拉开。

哦，贵阳！我的贵阳！

不断有网站或博客“被河蟹”的消息传来。先是一个叫做“拉拉的后花园”的网站被关，这是一个拥有四十万同性恋网友的网站，它无疑是这些“少数族裔”的精神家园。当她们重新变得无家可归，一边流浪一边悲愤地写道：“政府啊，请你指出我们拉拉哪一点做错了。在中国的法律里面没有明文规定拉拉不能相爱啊，你们不是说有人权的吗？那我们拉拉的人权何在啊？”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motss/1/188636.shtml这是一群的确想过平安日子的人们，在百度“拉拉的后花园为什么被关”的词条下面有人写着：“公安想要怎么改，那我们就怎么改就是了。”

接着又听说一个电子游戏为主的娱乐网站“电玩巴士”不能登录，它专门介绍、评论、下载电脑游戏、电视游戏以及掌机游戏，据说是全国最大的电视单机游戏网站，拥有电玩网友无数。有关部门给出一个科学解释，叫做“执行停止域名解析的操作”，简单地说，就是“被河蟹”了。这么长时间正常运转的大网站，为什么说关了就关了，网友们感到十分不理解。有人不免胡思乱想，莫非这个网站的域名www.tgbus.com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没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了，“各自领会吧”。总之，也许需要“改个好名迎河蟹。”

我的朋友沈睿名为“萧萧落木”博客被关。这家伙在美国海军学院当教授，同时将自己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下来与朋友分享，我几乎无法概括她原来名为博客的丰富容量：电影（无论中外）、小说（无论新旧）、动物（兜兜猫与狼）、人物（希拉里、科贝尔等）、旅游、情感、美国大选、女权主义，一会儿《国际歌》一会儿 “六卦文化”（听说过没有？），作为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我要说有时候我也不能完全把握她神奇飞速的思路，但是将她客居多年的博客关闭掉这件事，则令人瞠目结舌。她现在搬家到另一个地方，一上来的文章看起来“很猛很强大”：“站队站到色情里”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81792.html以及“低俗的十三个分类和人的生殖器官”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86760.html.

类似的消息纷至沓来。杭州傅国涌先生的豆瓣小组被解散，小组创办人山西雪堂与管理员阿啃1919自嘲地称他们的情绪“很稳定”，同时分别撰文《时代是多么低俗》和《河蟹来到我的家》。傅国涌先生是一位拥有浓郁历史情怀、成绩斐然的学者，通过他绵绵不绝、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前辈人物的足迹、风华以及伤痛变得清晰可见。这是傅先生部分文章的标题，从中大约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杨度感叹蒋介石不称帝》、《1947：傅斯年与中国言论界》、《1933年的宪法讨论》、《回望逝去的“报人时代”》、《民国以来第一清官》、《潘光旦烟斗上的铭文》、《戊戌年的伤痛并未成为过去》、《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等。当然，奥巴马的那篇就职演说，也出现在傅先生的博客上面。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一个纪录片网站“影像中国”，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独立制作纪录片的网站，广州纪录片人周浩先生主持。这位周浩本人是一位杰出的纪录片工作者，我为他的纪录片《高三》专门写过文章，并将他的《龙哥》带到北大课堂上进行细读。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一份持续不变的对于纪录片的公益热情。这个网站是纪录片人的一个重要信息平台，都是国际国内纪录片电影节或者相关活动的最新消息。比如最近的“热片推介”有“2009圣丹斯最佳导演奖《阿富汗之星》”、“2009圣丹斯电影节纪录片大奖《愤怒的阿姨》”，以及“沃纳。赫尔佐格：《在世界尽头相遇》”。注意这个赫尔佐格便是那个德国著名剧情片导演，他的一系列影片令我无比热爱。这个网站最近提供的“快讯”有：2009年3月5日——17日举行的法国真实电影节（最有权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的竞赛单元中，有四部中国纪录片已经入选，它们是《乌金》、《没有你在》、《制造的城市》、《现实是过去的未来》，可喜可贺。朋友喜欢这个平台还因为它及时发布同行们关心的消息，有关某个重要纪录片电影节何时开始何时“截稿”等。这样一个有水平、有品位的网站，这几天因为“在两会期间被和谐”。

关于电影的网站，我还注意到了在豆瓣被解散的小组当中，有一个“禁演电影”小组，这个小组的前成员感叹：积累几年的东西，一下子都不见了。还有一个叫做“NHK小组”，应该也是纪录片小组，NHK是日本一家电视台，八十年代末最早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因此在中国重新播下了有关纪录片（而非专题片）的基本理念，培养起中国第一批纪录片电影人，连纪录片老将吴文光也在内，这些人后来在体制内、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纪录片这个东西就其气质来说，应该是小众的，它有种种局限，但应该说它最少媚俗。

不厌其烦地将这些遭遇不幸的网站、网页或小组做一些介绍，是想让大家对这些消失了的“当今远古文明”本身有一个感性印象，看看都是一些什么人、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在这些地方可能和不可能发生一些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人对网上这些情况都十分熟悉，尤其是对于那些不曾见过的，容易采取忽视的态度。实际上某种东西既然已存在，就表明它有存在的空间，也有存在的理由，除非万不得已，不能够将它轻易取消。即使是需要规范化网络，那也可以一步一步来，一边登记注册，一边继续开放。起码不久以前它们开放时，并没有造成很大“干扰”，天也没有塌下来。

人就是这样，他没有一件东西的时候无所谓，一旦它有了这个东西，尝到了它的甜头，你再从他面前将这个东西拿开，那他就十分不适应了。对于民众中已经存在的各种习惯、习俗、小小传统，需要一点真正“保守主义”的态度，不能动不动“连锅端”加以铲除。事到如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人们一旦坐到书桌面前不管这之后要干什么，先上一会儿网，去自己想看的网站，就如同去附近小区公园散步、提个鸟笼子进陶然亭、去早市吃点心、去超市购物、与老朋友下棋、聊天、发牢骚，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提供服务的那些网站，也许手续不甚完备（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太迅速了），但是也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存在。如今突然闹得这般鸡飞狗跳，遍地“尸横”，有网友戏称“鬼子进村了”，实在地说，这叫制造矛盾、发明对立、激化冲突，在目前经济危机和其他种种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实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更为重要、也需要明白的是，这种打压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它的既定目标，如果它有什么既定目标的话。想想它面对的是什么？是生活的汪洋大海！是千千万万的生命个体——不分男女老少——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生活下去，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方式、途径、兴趣、爱好、口味那样去生活，而不是在接受别人的指导之下生活。只要他们不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对别人构成伤害，那么他们就应该、并只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不管是同性恋也好、电玩游戏家也好，用中文写博客的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也好，以及民国新闻史学者、电影爱好者、纪录片拍摄者，他们根深蒂固的生命倾向与热情，是任何人无法拔除和剪灭的。这里用得上那句古话，叫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因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接受他人的管制，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统治的要求，或者是为了实现某个既定的“历史目标”，相反，从他进入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他就是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可能性。他的生命是一个有待打开的过程，他所携带的潜力有待唤醒，他所蕴含的能量有待释放，他的生活历程有待一点点拓展。作为这个世界的初来乍到者，他投身于这个世界，但并不是以这个世界的起点为起点，而是以他自己的降生作为起点。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随着每一次诞生，一些独特的东西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换句话说，每一个不期然到来的生命都是一个意外，就像一桩额外的事故。父母给了他血肉之躯，但是他给父母回报的，却是不同的东西。在他小小的身躯之内，同时带来了他自己的生命意志，他本人的内心动力，他这个人感到快乐和痛苦的不同体认。逐步地，他把父母的工作结果，改动为另外一个成果：他是他自己的，他本人的存在、痛苦和欢乐是第一性的，而不是双亲。他这么做并不是要故意得罪父母，向父母发出示威挑衅，而是生命的本性使然，一代一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这便是人类的生命不同于一张桌子或一张板凳的地方。人是一种有待展开的、有可能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

他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存在，这种生长是一个无法预料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出乎意料，总是出现各种偶然因素，有时候甚至是一些无法解释的神秘因素。任何人不能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蓝图去生活，更多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再走一步。面对那些未知的因素，那些富有挑战性的局面，有人恰恰感到全身顿时增添了活力，觉得那是给自己一个新形象的机会。说人是脆弱的，那只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人们也从无数事实中见到，人的生命何等茁壮，其生命力、意志力何等顽强，想象力何等丰富和伟大。

每个人给这个世界所提供不同的形象，则极大地丰富了这个世界本身。因此罗素说：“参差百态，乃幸福本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波澜壮阔的原因，为什么那么神奇充满奇迹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原因。总是有新的元素在那里激荡、碰撞，互相追逐、互相生发，互相促进和激励，一个原因带来不止一个结果，一个结果又变成另外一桩事务的开端，丰富多彩、五光十色，这个过程生生不息，日夜不止，只要有人类存在一天，便会不断有新的奇迹、新的意外，新的形象升起。尽管我们回首所走过的道路也有时候人们的生活世界遭到无情压抑，比如文革，但是说到底，生活是压制不了的，各种自发的起点总是在制造各种自发的能量，这些能量总是在某处聚集、生长，寻找突破口，最终替自己正名，得到正当呈现。

眼下那些被河蟹的网站、网页，正是这个绮丽斑斓世界的一面镜子。它们来自生活，源于生活的多元和多样。这些有着各种各样不同口味、做着各种各样不同事情的人们，他们远远不是要与什么人对着干，想到要挑衅什么人，反对什么人，他们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听从自己内心的要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反低俗的“河蟹运动”，他们会一直安静地呆在自己的角落里，不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别人打扰。然而，“河蟹”的大棒却将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自己的捂热的“窝”中驱赶了出来，这种做法不能不视为是富有敌意的。这是对于生活的敌意，对于人民群众和平的日常生活的傲慢无礼。

想想这种事情可能吗？！也许从一时来看，河蟹族暂时领先，但是从长远来看，什么人能够战胜生活？！什么力量能够令人们放弃自己的生活，交出自己生活的愿望、意志、如同交出自己的存折？在这个意义上，草泥族是不可战胜的！任何有山有水的地方，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有生活、有歌声、有爱情的地方，遍布草泥族。他/她们就像“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铜碗豆，充满着生活智慧及“斗争”智慧。昨天看到一个帖子说这个人被封掉之后，“现在我已经在做一些档案备份和资料转移的工作（咋搞的，整得跟野火春风斗古城似的。）”另一位小盆友称自己是“乖孩子第一次睁开眼睛”：“有些事情，令我猛然从书本音乐和电影中抬起头来，惊觉自己耽于童话和幻想世界的美好太久，并没有留心过这个真实的世界。其实生活的世界并不如简单所看到的这样，而且，那样的世界并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故纸堆的旧事，它离我的现实生活并不那么遥远。”

天才草泥族，最近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

一、颁布了马勒戈币。其颁布词如下：

马勒戈币是唯一由马勒戈go-vern-ment官方授权马勒戈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马勒戈币是马勒戈壁上的主要流通货币，也是法定货币。其正式的iso 9527简称为mlgby，但国际上常用的缩写为cnmy，在数字前加上符号“⊙”，表示马勒戈币的数额。

马勒戈币迄今为止共发行了一套纸币一套硬币。 马勒戈硬币共有1分5分1角5角1元五种。马勒戈硬币造型精美，正面是阿拉伯数字，背面分别为尾申鲸，吉跋猫，达菲鸡，潜烈蟹，吟稻雁。所以极具收藏价值。

马勒戈纸币共有1角5角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七种。纸币背面为马勒戈壁近景照片，纸币正面左部为防伪标识，右部分别为獾狸猿，春鸽，雅蠛蝶，法克鱿，草泥马，卧草泥马，狂草泥马。马勒戈币具有的价值有目共睹，且发行量极少，因此马勒戈币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http://dzh.mop.com/topic/main/readSubMain_9250906_0.html

见图示：http://dzh.mop.com/topic/main/readSubMain_9249425_0.html

二、成立了“马勒&歌碧”专售店http://www.maleandgebi.com/，出售布艺玩偶马勒（男）与歌碧（女）， 白色为马勒，咖啡色为歌碧，形象生动，憨态可掬，每只还配有出生证，“出生证”上盖着鲜红的大印，上写“马勒戈壁神兽管理局计划生育专用章”。据介绍，这种“草泥马”售价为39.9元人民币/只。这条消息已经上了《南方都市报》http://itbbs.pcshow.net/thread-350979226-1-1.html.有人为此提出口号：“养好草泥马、要喝草泥马奶、不喝三鹿。”这表明草泥马内部已经做了无害处理，坏事变成不好不坏的事。

三、“目”，动词，一种在网上的常见行为。其含义多样，包括：

一、路过。

二、看。

三、如同打酱油那样，边走边看。

四、现场不止我一个。

五、全看见了，哪怕是偷窥。

六、我看见，我不说。

七、围观。

八、深度围观。

九、不明真相群众的深度围观团。

十、真相的深度不可能达到，围观的深度就在眼前。

十一、“道路以目”之后呢？

2009年 3月5日

与一次战争、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甚至一次骚乱相比，书籍一般都难以产生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有时候，一本书的确能掀起一场运动，引起社会的改革，甚至重大的改革。就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生在英国的美国政论家托马斯·潘恩的一本只有五十页的小册子《常识》，于1776年1月出版后，几个月里即销售五十万册，在独立战争初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情绪，为半年之后通过的《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美国女作家哈里亚特·伊丽莎白·比彻，即通常称她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或《下层人的生活》，先是于1851年在哥伦比亚特区一家反奴隶制的报纸《民族时代》上连载发表，第二年出版后，第一天销售量即创前所未有的三千册的纪录，第一年售出三十万册，至1860年就至少被译成二十三种文字，被公认为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之一。据说，在1862年“南北战争”高潮之时，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会见她时，曾这么对她说：“那么您就是写了那本书引发这场伟大战争的那个小女人了！”（“So you’re the little woman who wrote the book that started this Great War！”）

别以为这类传奇式的故事都离今天太远了，事实是就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前，一位作家，也是美国作家，也是一位女作家的一本书，也起到类似的作用。

春天是鲜花盛开、百鸟齐鸣的季节，春天里不应是寂静无声，尤其是在春天的田野。可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注意到，从某一个时候起，突然地，在春天里就不再听到燕子的呢喃、黄莺的啁啾，田野里变得寂静无声了。美国的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却不一样，她有这种特殊的敏感性。

生于宾夕法尼亚斯普林代尔的雷切尔·卡逊从小就对大自然、对野生动物有浓厚的兴趣。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树林和小溪边度过的，观赏飞鸟、昆虫和花朵。她总是想将来做一个作家，并在十一岁那年就发表了一篇短故事。她声称，是她母亲将她引进了自然界，才使她对它们富有激情。

卡逊最早是按做一位作家的初衷进了当地宾夕发尼亚妇女学院的，但不久便改变主意，把主要学习的内容——英语改为学习生物学。接着，在1932年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文科硕士学位，并一边教书、一边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读研究生，最后于1936年进了“美国渔业局”，担任“水下罗曼斯”这个专题广播的撰稿作家：“渔业局”自1940起改名为“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后，她仍留在这里直至1952年。

描绘和表现大自然的强度、活力和能动性、适应性是卡逊的最大乐趣。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她根据自己对当时还不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海底生活的观察开始写作，并取得相当的成绩。以她1937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随笔为基础而写的《在海风的吹拂下》，于1941年出版后，因其一贯的科学准确性和深刻性与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的奇妙结合而颇获好评，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来自海里的食物：新英格兰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和《来自海里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1951年的《围绕我们的海洋》为她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不但连续数十周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

卡逊1952年离开“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把时间全都用到她所喜爱的写作上去。当然她获得的回报也是十分优厚的，她不仅写出了《海角》和她去世之后于1965年出版的《奇妙的感觉》，更主要的是她那为后来被称为“生态运动”发出起跑信号的《寂静的春天》。

1958年1月，卡逊接到她的一位朋友，原《波士顿邮报》的作家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寄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封信。奥尔加在信中写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飞机为消灭蚊子喷洒了DDT归来，飞过她和她丈夫在达克斯伯里的两英亩私人禽鸟保护区上空。第二天，她的许多鸟儿都死了。她说，她为此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哈金斯女士给《波士顿先驱报》写了一封长信，又给卡逊写了这个便条，附上这信的复印件，请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朋友在首都华盛顿找找什么人能帮她的忙，不要再发生像这类喷洒的事了。

DDT是一种合成的有机杀虫剂，作为多种昆虫的接触性毒剂，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用于扑灭传播疟疾的蚊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仅在美国军队当中，疟疾病人就多达一百万，特效药金鸡纳供不应求，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展。后来，有赖于DDT消灭了蚊子，才使疟疾的流行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DDT及其毒性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满。米勒因而获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应用DDT这类杀虫剂，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也杀灭了益虫。更可怕的是，在接受过DDT喷撒后，许多种昆虫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种群；还有，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的体内，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喷洒DDT就只是获得近期的利益，却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在“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时，卡逊就了解有关DDT对环境产生长期危害的研究情况。她的两位同事于四十年代中就曾经写过有关DDT的危害的文章。她自己在1945年也给《读者文摘》寄过一篇关于DDT的危险性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提出是否可以在该刊上谈谈这方面的故事，但是遭到了拒绝。现在，哈金斯提到大幅度喷洒杀虫剂的事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只是奥尔加的要求，她觉得她无力办到，于是，她决定自己来做，也就是她自己后来说的，哈金斯的信“迫使我把注意力转到我多年所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上来”，决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让很多人都知道。

本来，卡逊只是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本小册子。后来，随着资料阅读的增多，她感到问题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并非一本小册子所能够说得清楚和让人信服的。这样，从1957年开始“意识到必须要写一本书”，到尽可能搜集一切资料，阅读了数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到1962年完成以《寂静的春天》之名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卡逊共花去五六年时间。而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卡逊的个人生活正经受着极大的痛苦。她和她母亲收养的外甥、五岁的罗杰因为得不到她的照顾，在1957年差点儿死了；此后，随着她母亲的病和去世，她又面对一位十分亲密的朋友的死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自己又被诊断患了乳房癌，进行乳房彻底切除的手术和放射治疗。她还因负担过重，身体十分虚弱、难以支撑，被阻止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卡逊以极大的毅力实现了她的目标。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所以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作者认为，所谓的“控制自然”，乃是一个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学和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她呼吁，如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吕瑞兰等译）。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读来趣味盎然。作品连续三十一周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自然，《寂静的春天》的结论是严峻的，它就像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荡。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五十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二十多个专栏的文章。成书于1962年9月出版后，先期销量达四千册，到12月已经售出十万册，且仍在继续付印。

但是，不仅是因为作品中的观点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像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一样，让很多人感到恼火，更因侵犯了某些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击，也像当年达尔文所遭遇到的，甚至远超过达尔文当年。

在1962年6月号的《纽约客》上刚一看到卡逊开始连载的文章，在人们中间所兴起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恐慌，特别是来自化学工业界中的愤怒嚎叫，随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这攻击的火力更为猛烈，尤以农场主、某些科学家和杀虫剂产业的支持者为最。

“伊利诺伊州农业实验站”的昆虫学家乔治·C.德克尔在最有影响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那么，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总部设在新泽西州从事除草剂、杀虫剂生产的美国氨基氰公司主管领导叱责说：“如果人人都忠实地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返回到中世纪，昆虫、疾病和害鸟害兽也会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来。”工业巨头孟山都化学公司模仿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分发五千册。该书叙述了化学杀虫剂如何使美国和全世界大大地减少了疟疾、黄热病、睡眠病和伤寒等病症，并详细描绘由于杀虫剂被禁止使用，各类昆虫大肆猖獗，人们疾病濒发，给人类、尤其是女性带来很大的麻烦，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会导致千千万万的人挨饿致死。另有一仿作《僻静的夏天》，描写一个男孩子和他祖父吃橡树果子，因为没有杀虫剂，使他们只能像在远古蛮荒时代一样过“自然人的生活”。埃德温·戴蒙德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抱怨说：“因为有一本所谓《寂静的春天》的感情冲动、骇人听闻的书，弄得美国人都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地球已经被毒化。”他还谴责卡逊“担忧死了一只只猫，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有些批评，包括几种著名的报刊，甚至不顾起码的道德要求，竟对卡逊进行人身攻击。《生活》杂志不但引用卡逊曾经说过，她喜爱猫是因为“它们本性之真”，便批评她怎能既爱鸟又爱鸟的天敌猫；还因她曾说“我感兴趣的只是人做过什么事，而不是男人做过什么、女人做过什么”，就挖苦她是“没有结婚、却不是女权主义者”；更有人因此而诬蔑她是“恋鸟者”、“恋猫者”、“恋鱼者”，甚至说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和“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

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使卡逊面对如此强大的批评、攻击和诬陷，以异常坚强的毅力和无可辩驳的论据——她的《寂静的春天》仅文献来源就多达五十四页，写出了这样一部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著作。不错，卡逊或许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完全可以一个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克林顿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这样评价此书：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胡志军译）

何等高度的评价！戈尔甚至公开承认，卡逊的榜样“激励着”了他，“促使”他“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保运动中去”。

不仅是对戈尔或者某个其他的什么人，卡逊的著作掀起的的的确确是一场运动，的的确确是不限于美国，而是遍及了全球。

尽管有来自利益集团方面的攻击，但毕竟《寂静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唤醒了广大民众，最后导致了政府的介入。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读过此书之后，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来验证卡逊的结论。“委员会”的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同时，报告批评了联邦政府颁布的直接针对舞毒蛾、火蚊、日本丽金龟和白纹甲虫等昆虫的灭绝纲领。报告还要求联邦各机构之间协调，订出一个长远计划，立即减少DDT的施用，直至最后取消施用。此外，报告也揭露了美国法律的漏洞：虽然各机构都能证明杀虫剂的毒性，但生产者如持有异议，农业部就不得不允许其作鉴定证明，时间可长达五年。另外，报告还要求把对杀虫剂毒性的研究扩大到对常用药物中潜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于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密切监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机关向政府提出了四十多件有关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提案；1962年后，联邦和各州都从杀虫剂的毒性方面出发，通过了数十、数百条法律、法规，那种可拖延五年的所谓“异议注册”于1964年被停施，DDT最后也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随之，公众的辩论也从杀虫剂是否有危险性，迅速地转向到哪一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究竟有多少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甚至从阻止无节制使用杀虫剂转向到阻止化学工业上。至于报刊上刊载的已经改变成另一种声音，那就不用说了。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称颂《寂静的春天》是“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很快，卡逊的思想已经不限于她本国，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还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至1963年，在英国上议院中就多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这本书，导致艾氏剂、狄氏剂和七氯等杀虫剂的限制使用；此书还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丹麦文、瑞典文、挪威文、芬兰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日本文、冰岛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激励着所有这些国家的环保立法。同年，她因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成绩得到了承认，被授予以著名美国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名字命名的“奥杜邦奖章”，她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

在《寂静的春天》作为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而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的同时，卡逊于1990年被曾经挖苦过她的《生活》杂志选为二十世纪一百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可惜的是除了作品产生的效果，别的她已是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就在她弥留的时刻，她仍不乏她的幽默感：当问她要吃什么时，她的回答是：“跟其他的人一样：碳氢化合物。”不过即使是在去世之后，赋予她的名声和荣誉仍在继续。1970年，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雷切尔·卡逊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地”在缅因州建立；1980年，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杰米·卡特授予她“总统自由奖”，由她收养的她外甥罗杰。克里斯蒂代领，奖章上的题字是：“……她创造出了一股已不退落环境意识的潮流。”1981年，美国邮政部在她的出生地宾夕法尼亚的斯普林格发行了一套“卡逊纪念邮票”。阿伯拉罕·里比科夫说得好：当卡逊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当时参议院曾准确回应一个世纪前的话说：“卡逊小姐，您就是引发这一切的那个小女人了。”

2008年元旦，在鲁迅的故乡绍兴，在当地E网举行的年度晚会上，我的好友阿啃意外地获得了一个“E字千金”最佳原创文学奖。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在很多金光闪闪的奖项后面因为都有着许多见不得阳光的交易，逐渐为公众所鄙弃，失去了公信力。“E字千金”是一个纯粹民间的奖项，没有奖金，只有一个并不是金子铸造的普通奖杯，但是获奖者极为珍视，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民间的价值认同。那天，参加晚会的网友完全都是自愿的，自由的，随意的，30元的门票，每个人都是买票入场，一个剧院竟坐得满满的。民间社会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我们的生活中，阿啃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一篇文章《E网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向他表示祝贺，他来信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玩笑性质的东西，不过我觉得很有意义，不因为我获了奖，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民间自组织的东西，意义就是客观上在重新确立标准。”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民间自组织的能力被阉割了，民间社会消亡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纳入体制、单位序列，没有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深入社会每个毛细血管的庞大国家齿轮，没有自主的社会力量在中间起平衡作用，这对一个民族来说绝对是一个创痛巨深的伤害，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民间社会乃是无法想象的。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民间社会的重新出现和持续成长，这个变化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曾经中断数十年的民间社会开始复活了，中国又有了单位以外的人和法人，而且发展势头迅猛。汗牛充栋的民营企业就不用说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像“自然之友”这样的环保组织，像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些带有独立研究性质的民间智库，许多正在艰难成长中的NGO，都证明这种趋势不可阻挡。执政党也注意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走向，开始正视“新社会阶层”的崛起。按照官方的界定，新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两大部分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就要求“双新组织”在代表中要占“适当比例”，“新经济组织”是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等各类非国有集体独资的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是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社会团体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是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学术性社团、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等。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登记注册，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作为新社会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包括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其中自由职业者包括自由文化人、自由撰稿人、个体医生、各类经纪人等各类独立从事专业工作的知识分子。有数据表明，这个新阶层已有2000多万人，他们在十几亿人口中也许只是少数，但是他们大部分是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有高学历，有创造力，对于市场经济和新的社会变化趋势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无疑，这个庞大的分散在各个行业中的群体，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重新产生的一个阶层，完全是30年经济改革和开放的产物。

前些日子，我们一行朋友去乌镇游玩，一路上聊天，在朋友的车上意外地听到了云南一个乐队唱的一首《海鸥之歌》，歌词就是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大家为此兴奋不已，从唱片的包装上我们知道，这是一些独立音乐人制作的。这些年，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职业正在为世人所认识，独立画家、独立制片人、独立撰稿人，我们还可以把那些不在固定学校教书、但以教育为职业的人称为独立教师。胡杰先生以《寻找林昭的灵魂》而为人所知，作为一个独立制片人，他拍了大量有分量的记录片，《远山》、《沉默的乌江》、、《我虽死去》等，正在记录我们这个时代，他仍不倦地奔走在路上。人大代表中也出现了姚立法先生这样的独立候选人，他曾成功地当选为湖北潜江的人大代表，在地方人大会上发出了“我反对”的声音。丁东先生曾被誉为“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他的推动，遇罗克、顾准、王申酉、李慎之等人的书不断面世。张思之律师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努力已载入这个民族争法治的历史中，一个独立的律师群体也渐渐浮现出来。这些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们，民间社会正在各个层面生长出新的因素。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

无论如何，时代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强有力的全能体制被市场化改革解构之后，民间的空间还是一天天在变大，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使民间社会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支撑点。在汶川大地震中，民间显示出的大爱和行动能力，足以给我们一点微弱的安慰。“牛博网”、“凯迪”等民办网站，80后的代表人物韩寒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这些都已广为人知。就是上面提及的一个地级市绍兴的E网也在很短时间募集到了17万元善款，计划为灾区的孩子造一幢结实的教学楼。我的一个朋友小狐不仅亲身赶赴灾区第一线，而且以她在天涯网的个人博客“水中灯盏”为平台做了好几件令人感佩的事情。大地震发生五天后，2008年5月17日，她就发出为灾区女性捐卫生巾的呼吁，并迅速募集到30000元人民币，很快把物资妥善地送达灾区，所有账目一笔一笔都在博客上公布得清清楚楚，余下的4000多元买了图书捐给灾区的孩子图书站。6月2日，当她得知震区汶川到理县的樱桃熟了，绵延十几公里，却运不出去，眼看着要枯萎甚至烂掉，她接连写下《汶川的樱桃熟了，怎么办？》、《汶川樱桃，拷问我们的良心和智慧》两文，几天后就有了着落，首批12吨樱桃安然运抵成都，并转往深圳的超市。而此刻她已悄然回到自己的编辑岗位中去。

她的作为彰显了互联网时代民间社会的力量，只要你能行动起来，并且具有充分的诚意和智慧，脚踏实地，在这个浮躁的尘世中，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民间的制度空间虽然还很狭窄，甚至可能没有保障，但民间的潜力、民间的能量是不可小看、更不容忽视的。今天的中文网络从思想层面已从网站时代，经过论坛时代，而进入了个人博客时代，将来很可能还有播客或其他什么时代，网络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就是民间社会不断拓展的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时代，民间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网络造成的，在技术上说，尽管网络舆论并非不能被操纵，但网络毕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是一个门槛较低的表达空间，对于民间来说，尚没有任何其他的平台能替代网络，我们甚至可以说，民间社会和无远弗届的网络今天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大约一年半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重建民间价值评判体系》。重建价值注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甚至比制度转型还要艰难，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但是，上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生活中的事实，可以清晰地告诉我们，重建民间价值评判体系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完全可以付诸于现实的。只要你这样想，并且这样去做，就可以为这个社会作出示范，带动新的风气，给社会进步提供增量。在漫长的中国编年史中，儒家价值曾经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提供有力的支撑，民间对字纸的敬惜，对读书的重视，都是我们今天不容易想象的，这后面既有科举制带来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因素，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对那种核心价值的守护，毕竟，道统和政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分离的。

随着贫富分化、地区差距的不断加剧，我们眼下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正在加速度地泡沫化、碎片化、娱乐化。“礼失求诸野”，如果民间失去了基本的道德是非感，不能在转型时代找到笃定的核心价值，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整个社会只能继续沦陷于一切向钱看的泥潭，在权、钱、欲中打转而不能自拔，千千万万有朝气、有追求的青年也注定找不到方向感。今天上午有个80后的朋友来短信祝贺圣诞节，还说：“生活没有起色，跟千万茫然青年没有区分。”前些日子，也有个80后朋友跟我说，“‘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我们最感到苦痛的。”我的回答是，既然梦醒了无路可走，那就自己开条路啊，我们这样想，也可以这样干的，个人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这个民族的路也是个别人先走，大家跟上，这样走出来的。民间社会的不断成熟，持续壮大，在推动文明进步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当年，化学工业家范旭东不愿做官，只愿办实业。他在1939年说过一句话，“中国真正的需求是在增加社会的中流砥柱，决不缺少政客的轿夫和跟班的。”而他本人正是这样的中流砥柱。

要说希望，这就是最大的希望。而任何希望都始于我们的脚下，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分子，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归根到底就是要负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民间社会的崛起，就是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重要前提。

2008年12月25日杭州

《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辑》,谢泳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26.00元。

延伸阅读《杂书过眼录》,谢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25.00元。

与2004年的《杂书过眼录》相比，今年这本《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辑》似乎更让谢泳满意一些，至少没有为求“厚重”而强塞不相干的东西。这可说是一个学者的洁癖和自信。当然，在我们读者看来，两本书一样隽永耐读，少了哪本都使不得。

杂书过眼录，多为读书笔记，并且多与旧书有关。感觉当中，谢泳是个很怀旧的人，喜欢谈“旧人旧事”，多读且喜读旧书也就顺理成章了。一如他在《杂书过眼录。自序》中所说：“我平时对旧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想把它们从历史尘埃中带回到现实中来。”这表明谢泳不是为怀旧而怀旧，而毋宁是读旧书想新事。这些旧书确实很杂，但大体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偶尔有一两册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是从人文角度来读的。事实上，谢泳是在为他心目中的中国现代学术史收集资料，至少是想以自己亲炙第一手材料来修正和丰富既有认知，而这些读书笔记，则是“从一个小的视角打量中国现代学术的历程，‘以便’让后来者知道我们的前辈曾经做过怎样的努力，他们曾经在什么样的历史情景中完成自己的学术工作”。须知，谢泳对“笔记式研究”（读书笔记也是学术工作）是有相当自觉的。

谢泳读书不是为旧而旧，为杂而杂，特别是就后者来说，只有心中预存一个统系，才能收“杂取种种，合为一个”之功。这个道理可以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关系中得到说明。粗略地讲，已有的中国现代学术史著作是间接史料，而相关的档案、日记、书信等原始记录则是直接史料。“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进一步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显然，谢泳定然是对现有的中国现代学术史著作不满意，才去收集和解读第一手材料的，但若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没有一个基本的轮廓，对成说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又怎能从旧书摊上发现有用的东西？这些杂书，作为“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同见上引傅著），尤其是有些旧书并不为人所知。历史研究无非两途，一是有新观点，一是有新史料，谢泳似乎偏重后者，而揆诸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大背景，致力于收集史料的意义更为现实也更为长远。

收集和解读史料有年，谢泳自然别有心得，其中之一是：“从相关材料中看出问题不是本事，从没有关系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和材料才是本事”。比如，对于张爱玲当年参加《西风》征文得奖的情况，她本人的回忆和一些研究者的看法就各不相同。杨静远的《让庐日记》在1942年8月5日和6日条下记载了她当时阅读《西风》杂志的感受，并记下了当时征文得奖的情况。对张爱玲的获奖作品《我的天才梦》，杨静远的评价是“材料都很好，却不动人”。这条材料可以为陈子善的研究（通过看原始的《西风》杂志还原了这件事的真相）做个旁证（《读杨静远〈让庐日记〉》）。一般来说，研究张爱玲的人哪里会想到去看杨静远的日记呢，但偏偏后者就有助于前者，若不是广泛阅读，又若不是问题中人，怎能有这意外的收获？这也印证了谢泳的另一句话：“有些杂书，旁人看起来毫无用处，但在有些人眼中却是非常珍贵，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不同情怀和知识准备的人眼中意义很不相同。”（《读〈江南实业参观记〉》）

读杂书作笔记是学术工作，也可以是放松工作。作为一个学者，“职业的读书，有时候很累，因为不是以趣味为主。最好的读书是以趣味为中心，没有任何趣味以外的目的”（《读〈颜惠庆自传〉》）。谁云不然？李零甚至以“放虎归山”来比喻自己对读闲（杂）书的渴望。谢泳说：“这些书……放在手边，有时候工作累了，就随手拿一册过来翻看。”（《杂书过眼录。自序》）何其惬意！而谢泳的这些文字也尽是随看随写，全然没有学术文章古板枯燥的毛病，有的篇什甚至非常有趣。比如《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一文，就让人看得“性致”盎然。谢泳认为，对钱锺书的散文和小说来说，大体可以做出无“性”不成书的判断。这个判断确乎有点让人“震撼”，但看了文中列出的若干条例证，也就由不得你说“这太不严肃”。谢泳进而指出，“除了个性和语言习惯外，钱锺书文字中习惯用‘性’比喻，与钱锺书对人的理解与评价有关……在钱锺书看来，没有比用‘性’比喻更能深入揭示人性的弱点，更对人生具有讽刺意味的。”这真是一篇提神的文字，八卦得有理有据，有声有色。

有道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仅从两辑“杂书过眼录”来看，谢泳读过的杂书就有上百种，而他这般嗜好“杂食”绝非为了消遣和热闹，而是因为看出了其中的门道。门道在握，岂惧乎杂？

阅读史。三十年前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觉得有点迷糊：三十年前，凡是没有出版的书，不都是禁书？从定义上说，三十年前大部分书在中国都是禁书：禁书比非禁书多几十万倍。记得1978年《读书》发起过一次关于“读书有无禁区”的争论，有人驳斥说《我的奋斗》也应当开放吗？我当时心里就嘀咕：这个人有特权，看过《我的奋斗》，否则他怎么知道他能看别人不能看？

吾等人物当然只能读香花。只是每天面对《毛选》，年复一年，实在困乏。我只好在心里作中译英练习。如此练英文，当然不是好办法，但是也练出来了。现在不少朋友家里有几十种外语教科书，问我学哪一本才好，我的劝告总是：不要再挑挑拣拣了，盯住一本学到底，越是挑拣越是学不会。当时，“革命群众”经常冷不防来检查，看我读《毛选》时是否“胡思乱想打反动主意”，每次我总是能把前两页背出来，因为刚琢磨了几遍如何翻译。革命群众拿我无可奈何，只能批我“脑子越好越反动”。我从来没有坦白过我的这个把戏，心里明白我的做法非常反动，今天公开承认，不知道能否博他们一怒。

所以，不仅读书无禁区，而且读什么都比不读好，哪怕不得不读了几万次的书。

1978年我到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从此有机会作“读书人”，反而觉得不太来劲：一心做学问，读书目的太清楚。读书最大的乐子是面对满架子书，漫无目的随便翻看。1981年我有机会得到富布莱特研究奖，到美国做研究，写作《远游的诗神》一书。美国各大学的图书馆，都是开架的，让我过了乱翻书的大瘾。伯克利加州大学，是美国左派大本营。当时里根从加利福尼亚州长做上了总统，但是伯克利师生不买账，越发左倾。学校附近有好几个“毛派书店”，全是关于中国政治的英文书。我记得在一个书店站着读了整整一个下午，老板要关门了，邀请我这个热情的读者到酒吧喝一杯，要我讲讲“中国革命的经验”，结果三句没说上，就争论起来。老板骂我“被收买了”，我说我来此地是美国参议院的钱，他马上吼起来“那就更糟！”。

我赶快付了钱走出酒吧，心里倒是觉得奇怪：《马克思的三个女儿》在中国人看来，可以说是对革命导师人身攻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站着一口气读完），这个左派老板怎么会放在书店中间的展览摊位上？我这才明白他们对书的看法与我们不同，只要是谈马克思的，就是好书。

后来找到了伯克利的“东亚图书馆”，这才大开眼界：所有听到过却从未有机会看到过的大毒草，全部都在这里。譬如《江青同志》（就是让江青倒台的原因之一《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在国内漫画中是几乎只穿内衣的美国女特务，原来是个研究生，是个对文化革命过于感兴趣的左派，而且访问江青前，在伯克利由张爱玲指导做最后的闭门读书准备。至今我们不知道张爱玲关于江青说了些什么，或许1930年代的“内幕”说了不少吧。

一次翻旧杂志，甚至读到了《野玫瑰》。在南京大学读书时，陈铨教授是个“老牌特务”，从来只有扫厕所的份，他的《野玫瑰》是“中国法西斯主义”大毒草。当时赶紧一口气读完，生怕再也找不到。读后觉得实在是找不到何毒之有，至多是地下工作者党派不明。多少年后看《色，戒》，觉得陈铨真是冤到家了。

不仅有鲁迅骂过的书，陈源《西滢闲话》，梁实秋《雅舍小品》，还有全套台湾《传记文学》，各种国民党特务、托派反动头子、共产党叛徒的回忆录；不仅有大量文革小报资料，甚至有台湾的“匪情材料”写林彪事件。当年这些书读得心惊肉跳，现在想来不过如此，绝大部分材料今日网上都能找到。

东亚图书馆里不仅有《金瓶梅词话》几种全刻本，还有全套叶德辉《双梅影庵丛书》（其中包括他从日本古书中辑录的中国古代房中经典若干种。这种工作恐怕今日中国人都不会认真做），我这才明白叶德辉被农会判死刑，恐怕士大夫中也没有人救他：这个人真是太狂。

谈到禁书，马上大家都会想到色情书籍。在1981年左右到美国的中国学子，恐怕在这件事情上都落到非常尴尬的处境。我从旧金山机场出来，看到机场书店架子上那一排画报，的确是胆战心惊，一边翻一边觑看周围的人，走出门看到满街人依然正常，觉得做了一场狂乱的怪梦。后来我才明白，这些画报对于当时在美国的中年访问学者，冲击更大。复旦大学的一位党总支书记，回到北京时被中国机场检查出整整一箱子的《花花公子》复印件，落到开除党籍，全国通报批判的境地。我至今弄不明白中国机场怎么会查到这种东西：海关对这种图片的嗅觉，比闻毒品的警犬还灵。每年海关表扬的“抵制资产阶级毒害”的模范，大多是“革命警惕性高”，抓住了这种熬不住偷运禁书的人。

另一位着了这种禁书之道的，是甘肃一位地质科学家。画报看多了，竟然在大学运动会看台上偷摸一位美国女学生。不料这个女生穿得不太多，却是位教徒，当场大叫起来。我们的科学家先于运动员狂跑，在全场轰然的“抓人”吼声中，最后被警察抓捕。旧金山总领事馆接回此人，决定遣送回国。此人在凌晨跳楼，受伤后在医院“叛逃”。移民法庭开庭时，当时中国学生中没有几个英文过关的，就让我到法庭去听听说了些什么。我见到了这位垂头丧气的地质学家，觉得这些书真是害人不浅。后来我看到此人在校园扫地，在成人书店门口乱晃：一个科学家的生涯竟然被几本画报如此狼狈地了结！

美国是个清教国家，没有欧洲人那么浪漫宽容，喜欢瞎印书而已。多年“禁书”的中国，人的性神经过于脆弱，最好别来美国，害了自己。等到九十年代中国地摊上色情画报泛滥，才让中国人神经正常起来，此类倒霉栽跟斗的事才不再听到。开卷有益？不错，但是每个人自己的确要有点思想准备，才能什么书都读。

赵毅衡

符号学家，专栏作家。曾就读于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一生任教，现执教于四川大学文学院。为《书城》，《万象》，《新京报》，《外滩画报》，《南都周刊》等写文化随笔专栏。主要中文著作有：《远游的诗神》（1983），《新批评》（1984），《文学符号学》（1990），《对岸的诱惑》（2003），主要英文著作有：《TheUneasyNarrator：ChineseFic-tionfromtheTraditionaltotheModern》（1995），《TowardsaModernZenTheatre》（2001）等。

不管走到哪里，苏童的女性文学粉丝总是很多，无论是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女作家，还是中心书城的女读者，都惊讶这样一位浓眉大眼的苏州男人怎么会对女性的心理有那么独到的体会。苏童笑答：“我老婆说我对女性的了解是蒙人的。”不过在回答写作的乐趣时，他却说了一句很爷们的话——

谈写女人

写作时没有性别

晶报：刚才一位女作家说光读作品曾经误会你是一位女作家，还说你有一个女性的灵魂，你写女人写得好，似乎是很多读者关注的问题。

苏童：我男性的身份是确定的，我也没有一个女性的灵魂。事实上我们想想，文学史上的那些成功的女性文学形象，很多不也是男作家塑造的吗？我认为如果不写女人，作家太亏了。男性作家逃避对女性刻画是懦弱，女性是一个多么文学化的性别啊！我在写作中其实是没有性别的。

晶报：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了像《妻妾成群》那样的作品，让很多人意外。

苏童：当时很多人读《妻妾成群》都以为作者是位老作家，有人说生活是海，作家是鱼。我觉得应该是生活是海，作家是海鸟，作家从这个生活的海里挑选自己需要的“鱼”，来构造自己的世界。

晶报：这是否就是你写作的乐趣？

苏童：对，我写作的乐趣就是在纸上搭建一个帝国，20年来，我搭建了不同的帝国。写作对很多人而言是倾诉是表达，对我而言，文学是唯一自我扩张的方式。我的权力欲在写作开始的那一天就消失了，写作满足了我的权力欲。

晶报：这是一种想象和虚构的快乐。

苏童：小说家，说好听点，要有幻想气质，说白了，要胡思乱想。所以我不能开车，因为我老是走神。

谈写细节

除独特外别无选择

晶报：你很推崇短篇小说，怎样算是一篇短篇的杰作呢？

苏童：我读短篇小说是看里面有没有一两个点是这位作者独有的，像我今天讲的美国作家雷蒙。卡佛，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位记流水账的作家。可我总是能够从他的短篇里发现独特的亮点。福楼拜说，上帝藏在细节里。对于细节，作家除了独特外，别无选择。

晶报：分寸感是你今天讲课经常讲到的话，你跟作家们说，每当你写得特别兴奋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回头看看这样的文章往往是垃圾。现场不少作家对这个观点都很震撼。

苏童：写作最兴奋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分寸感的时候、文字失控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天才，至少我不是，可能莫言是天才。我的分寸感是后天训练的，我马上有个长篇《河岸》要刊登在3月号的《收获》上，其实是两年前的作品，当时我在德国城市莱比锡住了三个月，那里环境很好，我自认为状态很好，写得很快，后来回头一看，大部分不能要。分寸感像书法一样。“法”和写作经验分不开。我到了30多岁才意识到“法”。

好的文章是有姿态的。一种是流淌的，像莫言那种，水银泻地。贾平凹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他是能够追寻到明清小说那种传统的。还有一种语言是跳跃的，似乎很笨拙，可很可爱，像福克纳。

谈写长篇

永不满意现有作品

晶报：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米》受到很多读者的关注，里面写了五龙这样一个恶棍式的人物，你为什么会构思这样一个人物？

苏童：写《米》实际是在做一道数学题，追寻人性恶的最大值。我很怀念年轻时候的创作心态，愣头青，写人性善的文本太多了，我就是要颠覆这样的文学观。写人性恶不是小说目的。作家不可以一元论看待人性，人性就是一个复杂的黑洞，《米》是一种推测。

晶报：《米》写了两个部分，可是《米》被拍成电影后却只要了前部分。

苏童：我的第二部分是写五龙的孩子，我认为写得好的是第二部分，可是电影把这个拿掉了，就像医生做手术把好腿割了，留了坏腿，可谁让我写两段体的长篇呢。

晶报：你对自己哪一部长篇最满意？

苏童：还没有一篇是我满意的，所以我总是说新的那部是最好的。事实上，产生困惑的总是我这个年纪的成熟作家。我认为想象力和题材是不会枯竭的，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去满足自己对自己的期待。一个作家的欲望很重要，我永远不满足自己现有的作品，永远期待更好的作品。

晶报：你很推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那是一个文学精致化的时代，跟中国当代的风气大异。

苏童：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写了两遍，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第二版，他对已经出版的第一版不满意，全部销毁重写，这是福楼拜时代的风气和文学精神，我们现在的创作多少有点急功近利，我写《米》只花了三个月，以后老了可能也重写一遍。

对我而言，文学是唯一自我扩张方式。我的权力欲在写作开始的那一天就消失了，写作满足了我的权力欲。

——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