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引言：三种经济预测的忽略

对于2009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商界的预期还是学术圈的研究或民间的感觉，总的来看，没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不过，有影响的观点可分为三类：

其一，国际投行专家认为中国四万亿拉动内需计划，到2009年底才能初见成效；

其二，国内有影响的商业领袖如柳传志认为中国经济困难刚刚开始，艰难时期至少要三年；

其三，官方背景有影响的学者如易纲认为2009年第二季度将出现经济回暖，维持8%的增长速度乃至更高应无问题。

无论以上哪种说法较切合实际，它们均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大大提升了政府行为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了唯一的重量级工具；而由于政府行为在经济活动天然不经济再加上财政支出非理性由来已久，2009年可以肯定地说是一个财政危机年。

一、刺激内需遭遇财政硬约束

关于四万亿刺激内需计划，在目前尚无详细清单与合法程序确认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已经提出了至少十万亿、至多十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加计中央计划，最高达到十八万亿。保守估计，2009年可实施其中的1/3，那么，总投资为六万亿。换言之，中央计划投入实现1.3万亿（官方自己估计为1.18万亿），地方计划机入4.7万亿。

地方的资金从何而来？粗略算起来，不外有三：其一，地方财政的大项收入–花卖地的盈余并积极卖地、发行地方内债与外债；其二，向银行贷款，即大量报送项目；其三，由正常税收转化来的岁入。依目前情况看，这三方面均有较大的问题：

第一是，地方政府的卖地盈余大多要用来维持2009年年内的工资性支出，继续卖地获取收入的空间缩小，许多三四线城市的土地交易处于”关板”状态【见图片1】。近日，国土资源部对2009年的用地计划报送做出了相应规定，称”未完成2007年用地计划的城市，不准申报2009年的计划；2008年用地计划完成缓慢的城市，扣减2009年的计划”。这说明，地方政府靠卖地吃饭的财政模式在全球危机冲击下基本失效。另有官方公开数据表明：”2008年1到11月全国重点城市土地流标率达到了35%，长春、武汉等城市土地流标率甚至达到了50%以上。”[网易转引《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2月17日，《地市萧条，国土部敦促”突击卖地”》]

地方发债现在基本有了法律框架，但操作起来则不容易，比如三四线城市的政府信誉欠佳，预计债券销量不会超过设计规模的30%；相对地，地方外债即借助国家主权与信誉的债务，一方面现在已积累成国家财政的负担（项目还款率低于40%），还债高峰正在形成，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外债来源的萎缩，外债不易借得。更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外债项目性拖延，不仅加重了省级财政的负担，而且还打乱了二三线城市（行政区域）的预算安排。据经济专业报刊的专项调查，以河南郑州中原药业项目外债为例，”到了还款期限，财政部在年底直接从河南省财政扣款，省财政从为该笔贷款担保的郑州市财政扣款。郑州市政府这一背就背几十年。”[参见《经济观察报》，2008年11月24日，《地方债清理，先从外债开始》]

第二，银行贷款与地方财政主导项目的配套不可能是”点单要钱”，因为在具体项目上，贷款考察人与批准人都要负责任。所以，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导向出台后，各家银行并不积极，甚至被舆论指为”惜贷”。

解决这一难点，出路有两条：一是，重回计划经济模式的财政控制银行的办法，把贷款改回去，改成拨款；二是，国家以法律形式签署条令，凡为刺激内需而上的项目，其配套贷款实行风险免责制。现在估计，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出现。因为这两种情况出现，一方面会使中国失去在部分国家获得的”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在政治后果上也等于否定了改革开放（经济上的）原则。

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财政辐射能力除了在种粮直补方面有所体现外，与其配套的农村金融严重萎缩【见图片2】，就不用说提供贷款配套了。在目前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情况下，他们大量的货币节余仍无法直接用于农村投资，70%以上要存入城市银行。估计这个规模不下于1200亿。

第三，地方正常岁入会因经济衰退而减少，这已是常识性问题，不再展开来讨论。

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重新浮现

中央财政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集权赋予的权威，但它本身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导向下，先打出了2009年的赤字框架–对社会公布，2009年的预计赤字为五千个亿。一方面，四万亿的计划模糊不清，另一方面，财政赤字预计先行。两相比较，中国的财政民主出现了大倒退。或者说，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本身就出现了巨大危机。同时，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矛盾除数字上的表现外，还表现为各自独立的政治心态，比如在具体项目配比分担上，中央财政有积极性而地方财政则希望进一步地向中央财政套钱。仍据公开的资料表明，地方政府对民生项目的配比保持着不情愿心态，”县市只从公积金增值收益中安排，而不愿动土地出让净收益”[参见《经济观察报》，2008年11月17日，《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预减5%，央地博弈民生投入资金分担》]。

可以预见：其一，如果地方财政危机无法向中央财政传导，传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必然出现大问题，进而导致经济上的诸侯割据（且不讨论其政治后果）；其二，中央财政在减收的情况下，或是扩大赤字规模或是放弃大量的民生项目，而放弃民生项目必然导致社会信任的继续流失，引起大规模群体事件乃至社会整体骚乱的可能性加剧。

通过研读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会上的讲话，不难发现：北京权力高层不仅回避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这样一个改革未了的核心问题，而且对民生项目与社会稳定及财政政策的运作关系亦无只言片语。估计有两种可能：其一，起草报告的智囊学者们缺乏对财政政策的深刻了解，如同四万亿的刺激方案语焉不详一样；其二，议会（人大）方面的意见是不愿在危机时刻重提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留下这么”一片空白”。我本人，作为体制外的”知名学者”，
更愿意第二种情况已经发生，因为第一种情况本身就是危机的重大因素。

三、个税的背后是社会公平问题

不期而至的财政危机实际上也阻碍了社会向公平方向改进的努力。在我看来，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讲话中几乎回避了公平问题，这确实是一个老道的政治技巧。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社会公平问题在财政危机中不向坏的方面发展。比方说，现在的个税调高起征点问题，实质是一项社会公平措施，但要执行起来会较大程度上影响正常收入。财政部门测算是：按月收入2000元计算，纳个税的人约为总人口的2%，有2600万人；如果调高到3000元，则只有0.56%的人纳税，约为740万人。[参见《经济观察报》，2008年12月15日，《多项减税政策在议，个税起征点调整延后》]。

从2%到0.56%的个税纳税人比例来看，分析家们也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分配不公、财政救济政策失效的状况。这个问题不仅是财政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危机的政治镜像。由于研究（争论）个税起点，政府专家不得不披露重要资料，告诉公众：全国六成居民月收入不足三千元，预计结果是调到3000元的起点，好多省份将在个税方面绝收[网易引四川在线，2008年12月15日，《个税起征点提至3000元，好多省份将绝收》]。

不短时间以来，知识精英对社会的整体仇富心理给予了”民粹”的反面定性，但是，在这个社会现象的背后却是财政政策的粗糙。一方面，如个税之类的公平性调整难以实现，遗产税和负税率（简单地说，就是向全民派送购物券）仍然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另一方面，财政民主改进的希望渺小，富人的恐惧感与穷人的恐惧感同时存在。所以说，财政危机演变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极大，这个问题完全超乎了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见解的巨大分歧。

结语：财政危机是”非政治引爆点”

放下一切意识形态分歧、政见差异不论，财政学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政府想办事，不管好事与坏事–比如进行专项的宗教镇压与兴修跨省区的公共水利工程，你都得花钱。钱从何来？要么多印票子，要么从纳税人那里多要。

如果财政的政治条件是民主的，可能有些看似积极的举措被推迟；相反，财政不民主的政治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都是社会危机的”非政治引爆点”，因为它势必加强社会不公的程度。读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仔细研究引发革命的财政政策原因，学者们不难发现以上”论断”是有史可鉴的。

2008年12月18日初稿，12月20日改定绵逸书房。

 
图1：所谓严格的土地执法，不过是缺乏财政民主项下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取手段，它的困境正由于土地市场的严重萎缩而日益明显化。

 
图2：通过典型调查发现：农村信用社从农村收缩的规模接近其总体1/4，也就是说农村金融除了非市场化外，最主要的是它不能为农村提供有效的服务，而且国有银行体系在继续吸纳农村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对农村的大规模投入，即便不完全是政治口号，也是望梅止渴典故的复现。

中共中央的家伙们：

不管你是姓胡，还是姓马，还是姓共，这和我关系不大，我也懒得理睬你们和你们的破事。但是有件事本人一直如鲠在喉，需要公开地倾吐一下。这几十年来，你们一直致力于侵犯国人，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说这种话你们不要抵赖说我没有根据，我证据非常确凿：比如这种侵犯不仅仅落在象我一样的小老百姓头上，而且还落到了你们在中国的一世祖毛润之和他老婆蓝萍的头上。尽管这两口子都到阴间去了，但你们还在侵犯他们。虽然我很理解你们，因为无论活人还是死人，都是你们的政治符号，所以只要你们想侵犯，就不管人是死是活。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为他们两口子说几句，这同时也是为你们好，否则你们要背上数典忘祖的罪名。

毛润之已经死了三十二年，这三十二年来，他的尸首一直被放在一个展览馆里供游人赏玩。虽然我很难想象观看一具恶心的尸体会给人带来什么愉悦感，但客观地说，这一旅游景点还是赚了不少钱，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很难说你们此举究竟是功还是过。你们少安毋躁，我对毛润之那恶心的尸体没有任何意见，反正我也不会花冤枉钱去看它。我要给你们提的意见是：他老婆蓝萍也死多年了，可是润之老兄仍然孤孤单单一个人（鬼）躺在那里，这非常不对。要知道，毛润之是你们的一世祖，在中国，从来没有哪家人敢于这样对待祖宗和祖太。祖宗祖太死后要合葬，这样才是孝子贤孙应尽的本分，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祖上会发怒，再不会蒙荫给后人。

所以，我郑重向你们提议：将蓝萍女士的遗体迁入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展览馆，和毛润之躺在一起。毛和蓝生前是亲密战友和革命伴侣，死后却不能同穴，对它们这些泉下之鬼而言，是莫大的痛楚。对于毛的阴魂而言，这是对他最大安慰，无论烧多少纸都换不来，烧多少纸都只够他在阴间包些小蜜——那种一动起来骨头嘎吱嘎吱响的白骨精，而换不来一个生前的发妻。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无论你、我、广场上的游人，还是毛和蓝，都是中国人，只有秉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走向未来。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证明你们对我国国人是善意的，那么你们目前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毛润之和蓝萍合棺而卧。把它们俩分开，是对毛润之阴魂最大的侵犯。人若是连自己老祖宗都敢侵犯，那作为与你们毫不相干的普通小老百姓，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说自己是善意的呢？

所以，你们若是负责任的话，必须尽快将蓝萍女士的遗体迁入广场，让它躺到毛润之身边。否则，你们只会落得一个不忠、不义、不孝的千古骂名。

倡议人：云南腾冲欧阳小戎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大事——北京奥运会盛况空前的举行，并未如当初中国政府曾向世界承诺和世人期待的那样，给中国带来人权改善；年初南方雪灾、3月西藏骚乱、5月四川地震、7月杨佳杀警、9月三鹿毒奶等一系列天灾人祸的爆发及随后的公民问责，都没有使中国政府深刻反省到缺乏自由表达、舆论监督和新闻自由而加重的社会危害，反而导致中国言论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舆论控制和网络言论压制更趋严厉，越来越多问责政府的异议作家、敢言记者和维权人士遭到骚扰、迫害、入狱和判刑。以至就在12月8日，举世欢庆《世界人权宣言》签署六十周年和三百多中国公民联署发表《零八宪章》前夕，本会理事、前任会长刘晓波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关押禁见至今，越来越多的参与签署宪章者遭到警方传讯、骚扰和软禁；而在11月，本会荣誉会员陈道军仅因三篇短文就被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南京师范大学前副教授郭泉也因网络活动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并于12月正式逮捕。对于中国有关当局的这一系列背信弃义的倒行逆施，我们除了表示极大的愤慨之外，也因更多同仁因言获罪充满着悲哀。

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希望。我们坚信：每个人的自由言论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最基本人权，与人类普世价值为敌的专制绝不会长久，你们的牢绝不会白坐。

你们是勇敢的，你们以自己的言行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启迪中国民权意识方面，历史证明，你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此，我们重申自己对所有中国狱中作家的承诺：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恢复你们的自由不懈努力。

我们祝贺和问候本会救援名单上于今年获释的7位狱中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王德佳、岳天祥、李长青、程翔、喻华峰、胡石根、刘贤斌。

我们问候本会7位系狱会员：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杜导斌、刘晓波。

我们问候本会32位系狱荣誉会员：孔佑平、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吴义龙、徐泽荣、陶海东、拖乎提。吐尼雅孜、何德普、秦永敏、李智、朱虞夫、哈达、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郭飞雄、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陈树庆、王小宁、齐崇怀、吕耿松、胡佳、贺彦杰、陈道军、曾宏玲、孙林、张玉辉、许万平、胡明君。

我们问候本会和国际笔会救援名单上的其他11位狱中作家和记者：黄琦、王炳章、陆建华、达瓦坚赞、江白加措、卓玛嘉、卢正奇、宁先华、袁湫雁、阿布露莎、郭泉。

我们问候所有因坚持言论自由而遭迫害的人士及家属！

在这黑暗压抑的寒夜，衷心祝愿你们同怀希望，迎接那曙光灿烂自由开放的明天。

新年快乐！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2008年12月31日

前几天，一位朋友的MSN换了新签名档：“〇八宪章是政改宣言还是反政府宣言，你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这个签名档说的政府的两种选择，如果是在越南，那倒真存在两种可能，而在中国，前一种则绝无可能。理由很简单，115年前的12月26日，中国诞生了一个毛泽东，他给后辈带来了一大堆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的历史包袱。而在越南，未曾有过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这类导致执政党道德破产的罪恶，兼其以民族独立解放最大功臣面目出现，固其即便曾有千般路线曲折错误，所以，一旦废止农业集体化体制，可以一步到位土地私有化，一旦到了非需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则可直接从执政党中分化出反对党，没有什么自打耳光和自己拆掉自己道德合法性的问题。越南可以考虑宪章而中国不能，恰如邓小平可以改革毛泽东的错，而金正日不能去改革老爹的错一样，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实在是各自历史罪恶多寡的前定。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暴君，那他留给今天中国社会的历史包袱，倒要轻得多，譬如，如果毛泽东是个斯大林的翻版，即便不谈执政党面临的巨大负面历史遗产——赫鲁晓夫的全面非斯大林化只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外在道德形象并未对内造成这个政权的道德破产，仅就今天的老百姓而言，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观念鸿沟，因为今天无论你认为毛的罪恶有多大，你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怀念毛的人是如此之多，而且近些年来随着官僚集团以改革之名压榨掠夺百姓越来越疯狂，怀念毛的人越来越多。这与相对国际低位远不如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恰好相反，中国今日无论国民财富还是相对国际地位，远高于毛的时代，但人民的不满和怀念显然是在不断增加的。

因为毛身上具有历史上所有暴君的一切特点，但同时又具备与其身份极为不符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中，对行政官僚体制和知识精英强烈的本能厌恶，恰恰非常符合今日中国普通百姓从自己生活中的来的感受。毛身上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被很多人解释为一种理想主义和诗人的浪漫气质，其实，不要说一个打天下的帝王，毛泽东的战友们也都可以被称为具有理想主义的人，至于诗人和浪漫气质，与其建国和社会理想完全是两回事。

毛承认，早年受过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后来才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则完全是两回事，列宁身上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但等到毛可以完全放手按照自己的意图设计改造中国社会时，他的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显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底色，这个蓝图的描绘，是毛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即后来的“五七指示”。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当然，如果你从“原生态”这个价值出发，也可以认为，社会分工是对人的异化和退步。

毛的这种世界观，在同类政权里，其实只有一个波尔布特与之相同，而在他的同志中，也只有一个张春桥是其知音——如果张春桥不是故意投其所好的话——我相信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没有张春桥本人的心有灵犀，再投机也写不出来，而张春桥个人的品格，又实在比我们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所以，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之所以毛真正的同志如此之少，实在是因为这种理想太过匪夷所思之故，只有追求玉石俱焚的恐怖分子才会有这种非现实感的气质。疯狂如列宁以及那些被斯大林消灭的列宁的亲密战友，他们虽与毛气质相近，但也曾在现实面前逐渐退缩过，譬如列宁曾被迫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搞过“新经济政策”。

至于残暴的斯大林，从他和毛关心研究过的几个分工和待遇细节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毛临死前一两年，一位在农村基层当小干部的毛的知音，因为条件好的村和条件不好的村，存在付出同样劳动但收获不一样多的问题，困惑于如何分配才算公平，遂发信给毛请教，毛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当然，是典型的五七指示式的思维。而斯大林则在发现工厂里普通工人和工程师收入相当时，给出这样的命令：仅就一个人要成为工程师，付出的学习成本和学习时间要远远大于成为一个普通工人而言，如果两者待遇相当，则这个国家最终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所以，绝对不能搞所谓的平等主义，一定要大幅拉开收入距离。

所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关心工农业生产的数量，但两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斯大林取得了远远大于毛泽东的成就，当然，斯大林比毛更关注这个国家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而毛更关注这个国家“被改造过的人”的数量和“质量”，两人种种根本差异造成的结果是，斯大林留给后人一个工程师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而毛泽东除了用蒋介石培养的人才造出了两弹一星外——中国政府始终不提苏联为此做出的巨大帮助，对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智力的摧毁，却是两三代人都无法弥补的。直到今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不是蒋介石时代培养的，就是在国外成长的，中国大陆培养的人才依然看不到有获奖可能。

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是看到了斯大林时代惊人的物质生产能力飞跃，然而，他的反感专业分工的本能，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取得与斯大林媲美的成绩。苏联的工业品，自来以“傻大黑粗”闻名于世，但饶是这样的师傅，都无法忍受中国徒弟的粗放随意，中苏蜜月时，援华专家们不断抱怨，苏联人的生产流程规章制度和质量控制标准，被中国徒弟肆意修改，他们无法理解在出现大规模次品报废品时，徒弟们依然笑咪咪地坚持自己的“土洋结合”和“工人群众参与管理”，因为“绝不迷信专家”的精神源头，在毛泽东那里。

苏联人有个科学管理的“马钢宪法”，毛就一定要将之最大可能的山寨化，弄出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非为毛的民族自尊心使然，而是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本能使然。今人很难想象，中国这个以深耕细作闻名的农耕民族，竟然在做事的马虎粗糙程度上远远超过一贯以粗野随意著名于世的苏俄。

甚至连大饥荒，苏联中国都如此不同——尽管社会主义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的制度，但是，苏联的三次大饥荒，之前从来不曾有过中国这么多让人泪流满面的笑柄，它不会有亩产万斤，不会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会有土高炉全民大炼钢铁。斯大林说过许多可笑的话，但从来说不出“让钢铁元帅升帐”这样的话来。

虽然，就其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和消灭自己同志以及消灭民族精英而言，斯大林不但比例上远远超过毛，甚至在一个人口远少于中国的国家，在这一成绩的绝对数量上也超过了毛，当然，有斯大林作恶在先让后来者引以为戒的原因，也有可供毛泽东消灭的中国精英的数量本身就不多的原因，总之，斯大林作为暴君的名声，远远超过了毛。不过，就国家发展的逻辑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与斯大林并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因为斯大林和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低人权制度的基础上的，由于斯大林同志对低人权制度落实得更果断彻底，所以，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

在这里顺带说一句，某些经济学家坚称，就发展经济而言，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独步全球，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句，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尽管斯大林创造了如此空前绝后的经济奇迹，然而苏联人民并不领情，显然，今天仅仅用经济奇迹和财富创造，对多数相对贫穷感和被剥夺感越来越强烈的老百姓来说，让他们对今天满意实在是非常勉强的。而被我党教育成听到民主自由就认为是西方肢解祖国的阴谋，以及认为自由民主就是造成今天一切不公平的老百姓来说，对今天的不满，能想到的好，自然就是怀念毛。

老百姓对毛的怀念，倒绝非认同毛的反对人类分工，而是认同毛对行政官僚体制的反对和对特权的反对。一个反对人类社会分工的人，自然本能地反对一切行政官僚体系，哪怕是他本人建立起来的。所以，毛在发动消灭政敌的大清洗时，采用了罕见的鼓动老百姓反对政府的方式，仅就消灭刘少奇团伙这个目的而言，毛完全可以采取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而不必采取鼓动造反派将整个官僚机器推倒，换个革委会这种更山寨的模式重建。发动文革，如果被解释为仅仅是一次消灭政敌的活动，鼓动夺权的行为和重组政府的行为就实在难以解释了。顺带说一句，假使刘少奇在毛的位置，当然他也会发动对自己同志的大清洗，但肯定是斯大林式而非毛氏，从其领导的“四清”运动就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国家大清洗的正规版本，都是斯大林式，只有毛这种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搞摧毁自己政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文革”并非毛的独创，“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毛的创造，仅仅在于将斯大林的“文化革命”四个字中加了一个“大”字。但两者却有本质区别，斯大林的“文革”算得上是名符其实，而毛泽东的“文革”则是大清洗、社会组织改造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混合。仅就“文化革命”这部分而言，中国的“文化革命”当然是毛氏反人类社会分工理想版，除了京剧形式大有创新外，几乎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智慧的结晶，皆在反对和消灭之列，而苏联版本，则是一场人类文化智慧结晶的消毒和普及运动，即除了将有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消灭掉外，还有大规模官方宣传运动，要求老百姓普及掌握消毒检验过的本国和西方国家文明智慧的结晶，譬如全民要学习欣赏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才有资格欣赏的芭蕾舞等艺术，培养爱好读书下棋的习惯，报纸会隔三岔五会出一些自然常识题目，提醒文明的苏联公民需要知道哪些知识。之所以，中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两者都存在批判和消灭，但中国除了反智而别无其他，本质上在于，毛的理想社会蓝图，原本就是反智的，智慧和知识乃是实现这种无分工差别社会理想的天敌。

我相信，如果毛时代的中国没有如此严峻的外在威胁，毛的革命军队，不但是没有军衔制的军队，甚至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没有军服的军队，或者反过来，由于军服识别性的继续退化，同时国民着装的日益军服化，两者最终会没有差别。这与今天中国社会日益的军服化刚好相反，中国今天大街上类似武装部队制服的比例也许全球第一（朝鲜等国除外），本质上更接近拥有同样特征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它是暴力机器和拟暴力机器泛滥和炫耀暴力的象征，而毛时代的全国兵民不分，则是社会完全山寨化的表征。当然，如果毛竟然真的活到今天，如果没有那几颗能保证与来犯之敌同归于尽的原子弹，他的革命军队可能连今天越南军队的入侵也无法抵挡，因为他的社会改造虽然远未成功，但效果却如此显著，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一口气又拉大到了八国联军入侵时清军与联军的程度——当时，中国连质量可靠的歼6战斗机都无法保持像样的规模——当然停在机场上的战斗机确实数量巨大。

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干下的坏事严重到后人根本不敢公开毛时代的真相，所以，当他建立的政权越来越像他当年推翻的政权时——这实在是个历史的必然——他用来描述他推翻的政权的一切形容词，掸掸土，用在描述今天的社会，并无不妥之处，不幸的是，今天官方的一切文字依然采用这种方式描述被毛推翻的政权，同时极力美化毛的时代，那些被生活挤压日益的绝望的人群，理所当然地要怀念毛。

毛反对并时刻警惕严格的科层结构的官僚系统以及附丽于这个系统的特权，实在是深合今日被特权阶层疯狂压榨的中国百姓的刻骨感受，虽然你可以说，毛本人就是个最大的特权享受者，但如果你将之视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然的代价，并非算得上特别巨大的恶，也并非不可解释。更何况，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个人生活与其执政效果而言，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考评标准。否则，真正完全按照毛的理想改造自己国家的波尔布特——这个消灭本国人口效率世界第一的人，实在算得上一个罕见的好领袖了。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CCTV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如果，你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是举办奥运会后10左右就垮台来安慰自己，或许你可为自己的人生总算避免了太过绝望的情形而松一口气：不是与党一起慢慢变老，但是，毛留下的历史遗产，使你压根看不到渐进转型的可能——想到这里，我是多么的羡慕越南人民，然而，你很难说，这样的感到痛苦的人民，不在内心的压抑和仇恨中弥漫着来一场文革式的大民主，来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当然，你可以说那短暂的全面造反只是奉旨造反，但它的表现，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因为在许多绝望的心灵里，已经不相信今天的官僚机构是实现公正诉求的工具和途径，杨佳手刃六警，一边倒的同情，其实是老百姓对自力救济行为的肯定，也是某一天无政府主义狂欢突然发作的土壤。

而毛的文革式“大民主”，留给今天执政党官僚集团的恐惧印象如此深刻，使可能他们是世界上最恐惧“动乱”的一个官僚集团，不但他们惧怕，即便那些家里小有坛坛罐罐的老百姓，只要还有一点点苟安的可能，也会本能地恐惧“动乱”，哪怕只是〇八宪章签名这种形式可能带来的“动乱”。我不认为，这些普通人的恐惧是中国人特有的犬儒，而是只有中国经历过这种无政府主义时代的恐惧。

可惜的是，〇八宪章的形式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将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官僚特权的压榨，用最浅白直接的文字放在优先表述的位置。相反，如果毛派——虽然他们每年都要老上一岁，但如果他们也用类似宣言征集签名——他们的主张天然不可能采用宪章这种形式，则完全可能因为将老百姓感受最直接的东西置于最优先的位置，而获得更多签名。

32年前死去的毛泽东，注定了我这位朋友MSN上的签名只是虚张声势，死去多年的毛，是如此令今天的执政者难堪尴尬，甚至，陈列他尸体的纪念堂，那些内心里未必不对他诅咒千万遍的执政者，还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去瞻仰一下，就好比当上首相之前的小泉纯一郎，从来不曾去过靖国神社，但当了首相之后，还得硬着头皮一次次去。

在这个毛生日的这一天，突然临时起兴想写写毛，其实是因为，我前天才知道长沙的橘子洲头，当真在修建一个巨大的毛的塑像，而且，这个毛在诗词中提到过的小小沙洲，除了与毛有关的一切，几乎统统被删除，大规模的会所之类正在与毛的塑像同步修建中，主办者宣称，要把橘子洲变成中国的达沃斯！如果不是被毛诅咒过，没有其他理由会使这些疯狂的家伙变得如此愚蠢，我很难描述知道家乡出现如此变故的心情，也许只有一句话合适：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蒋文扬和他的扁担、草帽

这根南竹扁担、这顶草帽的说明

这根扁担是我当年在劳改单位常年劳动所用的劳动工具，因为劳改农场在山区所有一切运输都是靠犯人用肩挑。

一、单位：四川省公安厅重庆永川新胜茶场五大队101右派中队

二、地点：重庆永川新胜茶场老君洞101右派中队

这根扁担在当年清放时挑铺盖卷回家，保存至今，当时同我一批清放回家的还有几个右派同行，这几个人是：余金生、曾宪鹄、熊泽文、谢光胡，负责送我们回家的公安干警名叫吴长清。

这顶草帽是当年在劳改队时由劳改队发给犯人的，每人一顶，草帽上写有“抗美援越”四个大字，是真实的监狱草帽，保存至今。

一、单位：四川省公安厅筑路二支队四一五信箱五大队101队右派中队。中队指导员：岳义；教育干事：李宇伯。

二、地址：四川巩县巡场金沙湾荷包田（修宜巩公路、宜巩铁路）

我近况属暗管右派，居住民房变囚房，办的家庭牢狱。以上是本人的真实状况。

本人现住地址：重庆九龙坡区石坪桥九杨兴村8幢13单元4-4

联系电话：023－68108800邮政编码：400051

本人身份证号：51020219349243815 

蒋文扬

2008年8月21日

 

别说这根老扁担，这顶衰草帽其貌不扬一文不值，右派分子蒋文扬用这根楠竹扁担挑他可怜巴巴的行李，劳改裤、劳改衣什么的，戴着队长发的印有“抗美援越”四个大红字的草帽，辛辛苦苦从他劳改之地回了家。自此以后，扁担草帽与他相伴又差不多三十年了。

可以想象，离开劳动改造的地方，不说当时他是满面春风喜气洋洋，至少也是满怀轻松有所希望的。这根扁担和这顶草帽，是蒋文扬被人变戏法——一会儿右派戴帽、一会儿右派揭帽，变走二十年光阴的见证。现在，在对当今社会不断失望之余，他为这两件没有生命却会说话的东西，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归宿。

蒋文扬先生五七年被“反右阳谋”打倒在地后，先后在四川峨边县沙坪农场、415筑路支队劳改，后来送去了重庆人耳熟能详的劳改重地，永川茶场。蒋先生在该茶场所属的新胜茶场五大队101右派中队劳改。犯人劳改劳教就业的地方当然应该是最最苦寒艰险之地，不苦寒不艰险，变也要把它变得苦寒艰险，这样才能通过强体力苦役使阶级敌人脱胎换骨——认真想想这四个字，脱你的胎换你的骨，痛不痛死你，不寒而栗！更何况四川啥都可能缺，就是不缺荒山野岭，山区的劳改农场、劳改矿山，所有运输都靠犯人肩挑担运，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在日晒雨淋中进行的。日晒晒得你流油，雨淋淋得你化掉。劳改犯人最须臾不可缺的东西就是扁担草帽了。

蒋文扬太有先见之明了，已经七十二岁的他，奔死奔活都把与他结下不解之缘的这根扁担这顶草帽保存好。不像我，我离开劳改队，那件千疤万补一出汗水就臭气熏天的万能劳动衣，那件我小学六年级穿的，十年劳改接着穿的，烂得开花开朵脏得油亮油亮的小棉袄，回家时扔掉都来不及，谢天谢地啦，别把霉气带进家里。许多劳改劳教过的人，和我一样，销毁证物——帮了施害者一个大忙。

假如都像我和我们，不重视证物的保存和收集，历史就画不出它真实的面貌，就很容易给人篡改，恶魔变美女。那么，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就无物可展，就关门大吉。

事实上，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非常成功地保留了历史，因为他们很好地保存了证物。那一进门就扑面而来的山一样堆着的各色各样的鞋，陈旧的变了形的，男人的女人的，令人心悸，令人震撼。这些鞋的主人曾经穿着它们在街道上自由地行走，在舞厅里欢快地跳舞，观众会想，如此美丽的生命是怎样嘎然终止了呢。就像北明当时才五岁的小女儿，用她奶声奶气的嗓子不停地发问要妈妈回答，为什么？为什么？

世界上第一个劳改纪念馆今年11月12日在华盛顿开馆，它需要证物，许多许多证物。这根扁担，这顶草帽送去劳改纪念馆，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宾至如归。

想不到，都是些陈仓烂谷过去的事了，还遭遇到这么多麻烦，还要当事人操这么多心费这么大的力，而且，差一点，扁担草帽就被深圳公安局以文物的名义没收了。

本来，两点间直线最短，从重庆寄到华盛顿应该很简单，是最佳选择。

问题在于，别人眼里，这些过了时的老得缺了牙的东西，送钱请他帮忙扔掉都不干，居然有像神经病蒋先生和我们这样的人把它当宝贝，慎重其事地运过来运过去，还准备带它们漂洋过海呢。没有一个圆脑袋想得通！

我们自己也被这个“粪土当成金”的做法吓住了，生怕搞了个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不敢向重庆邮局打听寄扁担草帽的事情。加之，目的地又是美国华盛顿劳改基金会，一块刺眼的牌子，碰上觉悟高的汇报上去，东西出不了重庆是小事，没收了，怎么向蒋先生交代。况且，谁又能担保不给这个老头子惹事。

不行，不能邮寄，得绕弯路，重庆-深圳-香港-美国。

决定请人把宝贝从重庆先拿到深圳再说。

没人愿意拿根扁担坐飞机，坐火车坐巴士也不肯，年轻女士不肯，年轻男士也不肯。不仅有失体面，而且，这帮人兴师动众小题大做的，暗中一定有名堂，我才不上当。

无奈，只得请蒋文扬和汪孝直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亲自出马，深圳闯关，送到香港。考虑到香港海关会盘问、清查，甚至没收这两个玩意，为了安全，他俩建议将草帽上“抗美援越”四个字洗去，扁担锯成四节，后来再还原。

那，怎么行？东西一定要原汁原味，不能损坏。

找到一位中年妇女姓李，请她火车去，飞机回。她有点犹豫，这事不适合我。算了，何必要人送，我有好主意，又省钱又省事，保证东西送达你们告诉的深圳地址。

她用快递替换了人递。

快递只需要两天。两天过了一天过了两天还收不到。大家开始紧张，大事不好了。重庆快递公司回答寄件人的追查，深圳公安局去公司查到了扁担，说上面刻有1974字样，是文物，不准送交收件人。此时，同行的草帽不见了，公安局责令快递公司必须查找到，他们要进一步研究，也不准送交收件人。

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先前所有的担心都并不多余。可是，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是怎样知道的？Email、QQ、电话，还是身边什么人、快递公司的什么人检举？

紧张内疚的李女士说，这次，我算是体会到共产党的厉害了。

几个参与者急得团团转，伊妹儿频繁往来提醒赶快换密码，查一下QQ的注册细节——果然，与我住在一起的侄女，她一直用QQ帮我联系人，上面竟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性别填的是男性，年龄地址都不对。盗窃技术堪称一流。

汪孝直为寄件人撑腰打气，你安心放心不要怕，事情都推到我头上，你只负责寄，其它的一无所知。李女士负责出面找重庆快递公司吵闹维权，扁担草帽不是违禁品、危险品、毒品、军火，就算是公安局说的文物，也是私人的，你们凭什么收缴，拿出收缴凭单来。她要求退还寄的东西，退还到重庆来。我不要你赔钱，我要你还我原物。

扣押五天后，他们突然放行，扁担到了收件人的家，它从重庆到深圳快递了七天。草帽快递了另外一个七天，两个星期后才收到。比永远收不到好。这是个好消息，说明我们的党妈妈权衡之后讲点政策了。

尽管山回路转，我们已经不敢再寄，不得不找人去深圳把东西拿到香港。

不过，且慢，静观一段时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安的机关？

一个月后，又是一番一而再、再而三的辛苦波折，扁担草帽从深圳到了香港。帮忙我的人是如何策划的，人是如何去的，去了几次才成功的，遇到什么麻烦，非得见面才告诉我，目前还在保密。

香港又与大陆有什么两样？直接寄美国劳改基金会，老子儿子早已通了气，好啊，逮个正着，没收没收。

快递到澳洲吧，多给点钱，少找点麻烦。

澳洲海关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对动植物制品警惕性超高，随时可下“毒手”。电话海关如此这般，请高抬贵手。可以，交消毒费，放行。

既然豆腐已经搬成了肉价钱，澳洲寄美国，又何必为了节省几个铜板用普通航空？

假如扁担草帽有感觉，它们一定很高兴，快递快递身价百倍。

从开始收集到送达，几经周折，这两件劳改纪念品，终于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前脱离苦海饮美酒，在华盛顿劳改纪念馆欢度圣诞。前后总共用了十个月。

一根四十多岁的扁担，一顶四十多岁的草帽，四次兜圈子快递，北半球递到南半球，南半球递回北半球，重庆-深圳-香港-墨尔本-华盛顿，像中国人的肠子，弯弯拐拐。四次快递费当然不在少数，尽心尽力义务作贡献先后参与此事的亲戚朋友、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总共十四个人，散居在重庆、深圳（深圳的是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婆）、香港和墨尔本。

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在收集证物时一定不会像我们这样费力，不会感到如此实在的无名恐惧，不会受到如此莫名其妙的阻挡，不会直路不走走弯路，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精力和钱财去完成一件举手之劳。否则，犹太人纪念馆庞大数量的展品，不光需要天文数字的钱财，我看，纪念馆要花上千年才能与观众见面。

坐落在M 路1109号，门面像鲜血染红了的这个小建筑的底层，就是劳改纪念馆，它与也在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相比两者天差地别。前者气派、庄重、宏大，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及犹太人群体共同出钱出力的结果，后者，那么不起眼，那么寒酸，那么上不了等级，只是一小群蚂蚁啃骨头，面对一个巨人在捣蛋。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

通过这次扁担草帽的遭遇，尽管劳改纪念馆展品不多，地方不大，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到劳改基金会创始人吴弘达，二十五年来倾其所有、不顾一切收集有关证物，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花费了多少心血时间和钱财，童话里使用“翻过九十九座山，淌过九十九条河，磨破九十九双鞋”来形容战胜艰难险阻百折不回的意志，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干这种事需要智慧勇气和牺牲精神自不待言，十几年前他给抓住判刑十八年，就是回中国收集劳改队资料时出的事。“多乎哉，不多也”，经过这些年的付出，吴弘达很不年轻了。我们祝他健康。

写到这里，我没有因为扁担草帽终于有机会向人们讲述它们的故事而感到欣慰，而感到松了一口气，我反而觉得特别悲哀，特别无望，特别为本来不必浪费的时间精力惋惜。

我非常希望以后的收集工作容易一点顺利一点，那些掌权的人心胸坦荡通泰一点，不要再人为地制造障碍，这样做既不得人心又拿不到好处，何必呢。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人，无论他本人或者他的亲人劳改过，还是没有劳改过，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家都主动关心积极参与劳改证物的收集。

我希望劳改纪念馆逐步充实，有很多人来看。有一天，和北明的小女儿一样的孩子，指着陈列馆里破烂不堪的劳改衣劳改毯和枪毙人的照片，固执地问妈妈，为什么？为什么？

有人问为什么，劳改纪念馆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了。

根据最新统计，《零八宪章》的签名者已超过6600人，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在支持者日众的同时也不乏反对者的声音。为此，记者从网上搜集整理了一些反对者的主要观点，专访了《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胡平先生对这些不同观点进行了深刻分析。

《参与》记者：胡先生，有些人认为《零八宪章》不过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意。您怎么看呢？

胡平：我认为《零八宪章》谈到的主张和理念都是很多人很多年来谈了很多次的，从这方面来说当然是老生常谈了，但问题是今天的中国缺少这种老生常谈，它的意义就在于在基本的理念上形成共识，把一种常识和共识表达出来，这并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长处。

《参与》记者：还有人认为中国当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人权和民主的问题，现在提人权和民主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甚至会影响中国度过当下的金融危机。

胡平：这种说法正好说明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之所以要人权、要民主就是让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免于受到权势者的侵犯，使大众的意愿反映到国家的决策上，在这个关头，没有人权和民主，政府的调整难免会向权势者倾斜，使大众的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

《参与》记者：基于刚才这个观点，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让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而《零八宪章》否定共产党统治的做法是忘本。

胡平：这种说法完全把事情说颠倒了，要说忘本，这种观点才是最大的忘本。在这不到六十年时间内，中国人民尝够了专制的苦头，包括饿死几千万人，如果这么大的灾祸都不能唤起我们对这种制度加以改革的愿望，那就太没有出息了。就连邓小平、毛泽东也说过，“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欧美国家不可能发生。”建立民主制度就是为了防止最坏的可能性，最坏的可能性我们这几代人已经尝够了，所以不能因为现在经济上有一些好转就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了。

《参与》记者：《零八宪章》的第十八条也是讨论的焦点，有人指责《宪章》照搬西方的做法，比如实行联邦制，而且在台湾与西藏问题上有分裂国土的嫌疑。

胡平：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第十八条写的很清楚，不是在现在，而是在未来，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主张。中共领导人也讲过类似的话，“未来的中国可以不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不是一个中华民国…”香港的一国两制已实行了十一年之久，其独立性超过了美国的任何一个州，所谓“一国两制”早就突破了单一制，“一国两制”与联邦制非常相象，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联邦制走得更远。《零八宪章》提出的主张，将来实现前必须要先经过提案、讨论、表决等程序，而共产党实行“一国两制”时并没有修改宪法，邓小平一句话就成了政府决策，共产党的做法是违宪的。

《参与》记者：有些关心中国政治的人认为《零八宪章》犯了政治幼稚病，而且没有执行者，很不现实。

胡平：《零八宪章》面对所有公众，一切有责任感的公民，以签名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的意愿。在大陆目前的环境下，这是相当具有可行性的。现在让更多人采取更大的动作还是比较困难，相比较于结社、集会，签名很简单，风险小，更有现实的可操作性。鉴于现实情况，推进民主就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采取的方式让一般人容易参与，《零八宪章》作为一个集合点汇集起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使人心凝聚起来，让人们感到有力量和信心，虽然提法温和，但对于转变一党专制的局面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六四之后的二十年大多数人感到相当无力和无奈，与政府抗争的风险太大，因此首先要把蕴藏在人们中间的这种渴望召唤出来，《零八宪章》做得相当不错，现在是几千人，将来有可能变成几万人、几十万人。

《参与》记者：《零八宪章》强调签署实名，这对于签名的公众特别是身处大陆的公众来说是不是有一定风险呢？

胡平：在《宪章》上签上实名是有一定风险的，有的国内签名者说得很清楚，“如果签名一点风险都没有，那我们签名还有什么意义？”正因为签名有风险，签名才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一般人未必承受不起，因为签名被判刑入狱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带头人承担了最大的风险。争取民主的实现，肯定是要冒一定风险的，维护专制的唯一办法就是用它的权力和暴力对人民进行威胁，如果屈服于这种威胁，就永远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如果要改变，就需要拿出一定勇气。《零八宪章》在现实条件下，把风险降到了最小的程度，每个人只对签名负责，不用对别的事情负责，可以对风险进行事前评估，这样《宪章》才能不断地扩散，更多的人才能参与进来，也会为今后开展其他活动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参与》记者：根据现在的形势，您预计《零八宪章》的签名者会达到多少人？

胡平：这个很难说，我认为超过十万、二十万都是有可能的。在互联网时代很容易操作，现在《零八宪章》已经在很多人中间成为一个话题，只要持之以恒，不断宣传，肯定会有很大的成效。而且每一次签名的行为、每一次传播的行为都意味着一个人人性的缩显，一个公民公民意识的确立，意味着一个人敢于向权威说不，意味着一个人道德风貌的提升，这个过程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有赖于千千万万有公民精神的人，签名活动实际上是培养公民精神的一个过程。

《参与》记者：《零八宪章》自出台之日起，就有很多人拿它与《七七宪章》作比较，您怎么看二者的异同？

胡平：当时他们把这个文件取名为《零八宪章》当然是有效仿《七七宪章》的意思，好处是一下子就让人联想到《七七宪章》，不看文本就知道大概是什么内容。对于统治者也能产生一定的心理效应，《七七宪章》发布时也受到打压，但不过十余年，捷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就土崩瓦解。当时的共产党更不可一世，更自信骄横，而且因为没有成功的先例，民间反对力量尽管表现了很高的道德勇气，但他们对在短期间获得胜利的信心比现在更加不足。当局不可避免地联想到了共产党必定会垮台，这样一些开明有良知的人也许不愿采取严厉的压制手段，因为他们不愿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另外，因为“八九”之后，共产党完全破产，《零八宪章》谈的问题也比《七七宪章》谈的更深入、透彻、广泛，和二十年前方励之等知识分子发布的公开信相比，诉求也要高很多，反映出人们的思想意识有很大进步。但那时人们对共产党的恐惧感还不强烈，更多人愿意站出来，包括海外基本上是一边倒。现在“六四”造成的恐惧效应让人们有太多顾虑，我们应该意识到“六四”二十周年马上就要到了，一切怀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如果还不站出来说话，必然会使整个民族的士气更加消沉，更加感觉没有希望，这就更需要我们挺身而出，大声地发出声音，把埋藏多年的激情、追求召唤出来，坚信只要坚持不懈，《零八宪章》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签名活动。年的激情、追求召唤出来，坚信只要坚持不懈，《零八宪章》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签名活动。

年底，中共当局出台三鹿奶粉受害婴儿赔偿方案：由22家责任企业，出资11亿元人民币，其中，现金赔付9亿，赔偿基金2亿。近30万全国受害婴儿中，死亡者每人获赔20万，重病者每人获赔3万，普通患者每人获赔2000元。

方案出台后，受害者家属大呼不公，纷纷表示“不能接受”。不公平，首先在于赔偿金额太少：20万，不过是一个普通意外死亡者的保险和赔偿金额，死于毒奶粉的婴儿，系人为加害，性质恶劣，影响巨大，岂是区区20万所能打发？

至于重病者仅获3万元，连护理费都远远不够，更莫提超常的精神损失；对仅获赔2000元的一般患者，家长怒道：花两千块钱就想了事，把我们的孩子当要饭的（乞丐）！

不公平，更在于形成赔偿方案和决定赔偿金额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消费者和受害者的参与，“根本没有问过受害者”，受害者家属气结至极，纷纷表示要入禀法院，尽管，法院大门早已被堵死。

按常理，有人因商品受害，循法律途径解决，聘请律师，入禀法院；有关赔偿方案，不管诉讼双方如何控辩，最后都由法官决定；如果需要专业鉴定，法院自会聘请获委任专家进行；如此获得的赔偿方案或赔偿标准，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平与公正。

三鹿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和资金，据称出自22家责任企业；这些企业的背后，是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该协会的背后，是卫生部。代替法官和法院的，也是卫生部，由“卫生部出具医学鉴定证明，论证问题奶粉赔偿方案。”

之前，就在受害婴儿家长纷纷把诉讼和索赔矛头瞄准三鹿公司时，却有人让三鹿公司悄然进入破产程序，甚至不顾有其他企业收购和重组三鹿集团的市场行为，有意使原告失去诉讼对象。操纵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早有律师代理毒奶粉受害者，依法索赔，但全国各地法院，均拒绝受理。联想到三鹿毒奶粉案发之初，河北当局就对全省律师下达封口令：不得为毒奶粉受害者代理官司。当时，有人解读，那是河北地方当局一手遮天的行径，如今真相大白：杜绝法律解决，原是中央政府的旨意。

封锁法律诉讼之路，不仅针对受害于毒奶粉的婴儿家长、而且针对四川大地震中受害于豆腐渣工程的学生家长。这种统一关闭法院大门的做法，只能出自中共中央政府。事实正是如此，被家长质问得无言以对时，不少法官坦白：中央政府对各地法院发出内部通告，要求不得受理任何此类案件。

好一个“依法治国”！原是拿来唱的，不是拿来兑现的。

迹象显示，中共高层，试图形成另类“中国模式”： 对于诸如毒奶粉和豆腐渣工程等重大公共事件，堵死法律途径，而由政府操办。法律问题，政治解决。

一般人以为，这类事件，原本是企业责任，或者是地方官员责任。中南海竟大包大揽，令人疑窦丛生。如此做法，除了口中所念的“社会稳定”（实为政权稳定），对中共高层，究竟益处何在？要知道，以政代法，以党代企，集毁誉于一身，对当权者而言，风险极大。罔顾法律，公然废弃法治，更留下历史污迹。

莫非另有隐衷？正如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捕前所言：“如果你们拿我开刀，我就把这个脓包挤破，我要向全世界报道问题。”

原来，毒奶粉的始作俑者，不只是三鹿集团。如果受害人打起官司，层层追究责任，站到被告席上的，恐怕就不只是三鹿集团当家人，还有石家庄政府、河北当局，以至于，中共中央政府。中共高层的具体责任，极可能是：为了奥运会，亲自下令封锁毒奶粉丑闻，拖延之下，令更多婴儿毙命于摇篮。（毒奶粉丑闻，案发于奥运前，严重于奥运期间，全面见光，则是紧接在奥运之后。）

据此推断，田文华的命运，将是：被诱骗争取“宽大”和“轻判”，“只讲自己，不讲领导”；但随后就遭杀人灭口。

川籍作家冉云飞先生博客接连被关闭，引起他朋友圈子的愤怒。如果愤怒只是为了表达煽情和伪装，便遮掩了事件发生的本质。本就生存在铁幕下的狼群里，再故做惊奇地嘶喊“狼怎么还会吃人？!”那不单是狼的错。他在躲闪中，被狼咬了几口，还未到吃他的地步。铁幕下遍布骸骨，许多人却装着看不见。

早就想写写冉云飞先生，他的博客被封促使我动手。

不曾与冉先生谋面，大约在02、03年，在网络论坛有些间接的来往，更多的是从文字了解他。难免片面，但他是一个标本——体制内安分守己者、历史著述者、散文家、诗人，跟当下是疏离的，准确说不是挺立在前沿阵地；早年遭逢的几次重大政治事件未介入太深，跟绝大多数文人阅历相似，跟突兀遭遇政治迫害的同辈人相异。但是，最近五、六年走来，他在学做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感和利益羁绊。学识积累、独立思考和写作，对他都不是问题。在冉先生身上，胆识觉醒和自我认知回归，充满成长性、自然性和完整性，与互联网在大陆的发育几乎同步，这些才最有观察价值。我在大陆还没发现第二个类似者。文学激进必然走向政治激进，这是异议知识分子的宿命，因此，他的自我定位和选择就面临瓶颈。这又是普遍现象。

也不排除狼地追赶成就了冉先生对自己的某些期许。他跟绝大多数用做秀姿态写作而企图获得名利者，有所不同。他是真诚的，不甚偏爱功名，也不张扬。他是真心喜欢并擅长用文字表达的作家，才干也远在同辈人之上，这点我没有丝毫怀疑。跟他没喝过酒，恐怕在酒场上比较“嚣张”。这就对了，文字犀利尖刻者，往往本人比较内敛、羞涩；为人处事低调者，文字往往有力量。他熟读历史，他比常人更能观照当下政治的酷虐和文字狱的可怕，所以内心的恐惧感更强。这多少耽搁并消磨了他的更早和更大作为。

成都平原尚保有一份宁静的思维，其次有广东的人文传统，这两地有数位优秀作家和诗人，其它地方几被浮躁功利吞没。当冉云飞的肉体几年前试探性地走出成都、走出四川，他是挣扎的、犹疑的。他的觉悟是被成都个别朋友带动起来的，但今天他凭自己的品行和文字几乎超越了他们。

关闭博客再正常不过，不关闭反倒不正常。许多中国人在大陆还开不了博客，这不是问题所在。想做个社会批判者，海外华人媒体从来不缺表达的平台，只是愿不愿意、敢不敢的问题。恐惧懦弱也可能转化为与狼共舞，人性的不一定就是正当合理的。良知正义、公民使命和社会责任，只有与政治迫害正面遭遇时才能最大化表现出来。不去监狱走一遭，不可能驱除恐惧感。当戴上手铐那一刻，恐惧不知不觉离你而去。唯有信仰和监狱才能成就内心的强大；从地狱归来的人不怕苦难。

“智慧的生存”，是大陆所谓知识群体普遍的生存方式，无论他们的写作姿态还是立场表达，都与自由无关。奥斯维辛也有性爱的自由，但铁丝网和刺刀下的自由，那不叫自由。

那些既想扬名立万将自己名字写进历史，又不敢公开捍卫言论自由者，仅有的思想和写作才华，都浪费在琢磨言行自律方面，这些人不足论。在恐怖政治天空下，“高尔基”是大多数人选项，“索尔仁尼琴”毕竟是少数人。虽然每个人的选择权都应受尊重，但作为言说者的成色不是粉丝的天真幼稚定义的。异议知识分子总是孤独的，孤独到朋友都远离的地步。对于当下的异议写作者，勇气比学识更重要，他们并不缺少学识。

冉先生是否做好政治囚徒的心理准备，比照一下也能略知一二，但是，需要善意提醒那些有志于为中国发言的知识分子，做这个准备有两大好处，既可自我减压，又可从容坦然。在极权铁幕下，做囚徒是异议知识分子必然的结果，中间没有缓冲地带，别无选择。这个标杆是作为被反对者狼树立的。我理解的知识分子是指社会批判者，或称为异议知识分子，与职业、学历、阅历和信仰无关。

恐惧就是害怕。这是人性，是人都有。只不过恐惧的程度不同，消解的方式各异。作为因言治罪者，可能戴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可能戴上嫖娼、贩毒、非法经营、诽谤、盗窃、诈骗等罪名。失去自由即意味着饥饿、挨打、酷役、洗脑……面临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生存方式，活下去和活得更好才是第一位的，其它要暂且抛在一边；跟你以前的身份无关，但跟你的技能有关。文化人利用价值高，就意味着享有某些特权，这里的特权关乎自由度。此外有钱也能保证日子好过许多。也意味着给家人带去无尽的苦难，也可能失去家庭和朋友。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

政治犯的罪名都是罗织的，政治恐怖取代了司法审判，法律的贞洁祭献给权力。一旦进入牢房，你的恐惧便转嫁给了权力者。与其说政治审判是迫害，不如说是恐惧的交易。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最大的自由。

思想或自由的强大，乃在于可以驱除恐惧。胡适说“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这话很能安慰人，事实也是如此。

作为屡次经历这一切的见证者，我必须重申，自由言说有巨大风险。但是，话说回来，在苛酷的极权社会不当一次因言治罪的政治犯，批判和教益别人的资格在哪里？尊重一个人，从尊重他的公义选择开始。

2008年12月26日

中国将踏入09年的政治关键年，最初由三百多名学者及异见人士发起联署的《08宪章》，要求中共作宪政改革，并准备在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公布，但在公布前夕，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被拘留至今。一份宪章联署，变成政治事件，中国各地陆续有签名者被传唤或调查，各地的打压并未令活动停止；七日内有超过五千人在宪章上签名。（海蓝报道）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是刘晓波五十三岁的生日，也是他在狱中度过的第七个生日。

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至一九九一年一月，刘晓波因参与六四事件，犯下“反革命”罪而被捕。这是他在狱中度过的第一个生日。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至一九九六年一月，刘晓波又被判刑。这是他在狱中度过的第二个生日。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至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刘晓波被劳动教养三年。这期间，他有三个生日是在狱中度过的。

正如刘晓波经常说的一句话，与中共的抗争乃是韧性和耐力的较量，不是一鼓作气、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六四屠杀之后，许多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乐观地估计中共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必将于内忧外患中垮台，他们做好了迅速便荣归故里的准备。即便是经历过反右运动和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共的本质有深切了解的刘宾雁也是如此设想。但是，中共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强大与顽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是也。中共拥有一套“变色龙”般的调适机制，比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国家更加迅速地感应到外部世界的变化，及时放弃了马列斯毛之原教旨主义，全面采取实用主义和利益均沾的治国方略。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当局通过畸形的市场经济政策，发挥廉价劳工之优势，加入经济全球化之中，腰包日渐丰厚，遂以之收买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产阶级。于是，六四屠杀之后二十年来，中共挺过了重重危机与挑战，成为当今地球上硕果仅存的、“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并存的专制帝国。

在此一背景之下，当局推行“遗忘”政策，六四惨案成为言论禁区，年轻一代几乎一无所知。当年曾经为民主自由鼓与吹的知识分子们也纷纷“变节”，或者更艺术地表述，乃是“与时俱进”。即便是当年风光一时的八九学生领袖们，有的在美国大发横财之后，回国堂而皇之地参与中共当局封锁网络的“金盾工程”；有的创建“一个人的政党”，其目的不是为了祖国的民主化，而是通过给偷渡客办理政治避难来收取高额的佣金。与这种种“怪现状”相比，晓波二十年如一日的韧性与耐力让人肃然起敬。他失去了讲台，失去了学生与听众；他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在大陆不能以真名发表任何一篇文字。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写作者，此种“消音”的处境无疑是极端痛苦的。但是，晓波从来没有为此而抱怨或遗憾，他不像某些在海外自由世界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调人物那样，觉得自己是未来中国的当之无愧的领袖，觉得全体同胞都欠了他多么大的人情。晓波经常说，这只是自己个人的选择，这种选择仅仅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了对得起那个夜晚死不瞑目的孩子们。

在与晓波长达近十年的交往中，最让我感佩的，不是他思维的深刻与敏捷，不是他文字的透彻与清晰，不是他写作的勤奋与刻苦，不是他为人的率真与宽厚，而是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怀。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许多异议人士长期受到当局的打压与迫害，造成了心灵之扭曲和思维之僵硬。在漫长的与共产党的斗争中，许多人不知不觉地跟共产党形成了某种“同构”状态，他们以无情的革命者自居，只有恨而没有爱，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又岂会去爱其他人呢？与这类人不一样的是，晓波一直在仰望阳光，晓波的心中也充满了阳光，他爱自己的家人，也爱这个世界，他反对中共的独裁制度，不是因为对统治者的恨，乃是因为对被凌辱者的爱。据我所知，晓波与许多良心犯和政治犯的家属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时常约这些艰苦支撑的家属一起吃饭和聊天，默默地倾听他们的诉说，经济上有困难的，他还掏出自己来之不易的稿费帮助他们。这些情况，他从来不向外界炫耀。后来，有几位囚徒的妻子写文章感谢晓波，才被人们所知晓。这些孤苦的女子说，在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里，亲朋好友对她们避之唯恐不及，偏偏是以前素无交往的晓波夫妇给了她们最大的帮助和鼓励，如果没有这点温暖和慰藉，她们几乎支持不下去了。一直以来，晓波喜欢做的，便是此类“雪中送炭”的事情，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记得今年夏天王怡从美国开会归来，在北京转机时到我家短暂停留，海外友人托他带一封信件给黄琦。黄琦因为在天网上报道四川地震的消息而被捕入狱，黄琦的妻子曾丽在北京一家公司打工，王怡打通了曾丽的电话约她到我家见面。因为我家住在很远的郊区，我在电话中详细告诉她如何乘坐地铁并转公交车来。那天，晓波也在我家。中午，等曾丽来了之后，我请大家在小区内的一个小餐馆里吃饭。晓波详细询问曾丽她丈夫案件的进展情况，并鼓励她坚持下去，首先自己的精神和身体不能垮掉，特别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晓波还特地谈到当年他坐牢的时候，刘霞是怎样度过那段艰苦的岁月的。饭后，因为我要送王怡去机场，所以便告知曾丽如何到小区门口去乘坐公交车。没有想到，晓波一出门便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告知出租车司机曾丽的地址，掏出五十块钱交给司机，并请曾丽上车。曾丽说，不必坐出租车了。可是，晓波一定要她坐出租车走。等车开出很远了，晓波还在路边挥手。

那一幕场景让我十分感动，这就是圣经中教导的“与哀苦者同哀苦，与捆绑者同捆绑”。晓波虽然不是基督徒，他却做得比我等基督徒更好。前两年，黄琦曾在天网上发布了不少批评笔会、晓波以及丁子霖老师的消息，此事肇始于天安门难属当中对于四川地方当局给予“唐妈妈”的“赔偿”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难属之间完全可以就此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但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将“唐妈妈”隔绝起来，不让她与北京的难属群体见面和通话，并在其中挑拨离间，做了不少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晓波本来与此事无关，却被莫名其妙地牵扯在其中，承受了不少恶毒的辱骂。但是，晓波从来没有为此公开辩解过。他说，虽然黄琦曾批评过我，但他现在在监狱中，我们还是要对他多宽容。更何况，曾丽一个人在外边打工，养家糊口，非常不容易。我们与黄琦有分歧，但对曾丽我们能帮助一点就帮助一点吧。他总是这样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而不去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

二零零八年秋天，在包遵信老师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晓波组织了几十位友人到西郊的一处公墓为包先生举行骨灰安置仪式。二十多年来，包先生与晓波一样是当局严厉监控和打压的对象，昔日包先生主持《走向未来丛书》、掌握着知识界的许多重要的资源和渠道的时候，许多年轻一辈簇拥左右，执弟子礼，包括那时希望在学界有所作为的年轻学者王岐山。而晓波那时并未从包先生那里得到过多少的“提携”。八九之后，包先生坐牢归来，成了“另类”和“无业游民”，门前鞍马冷落，可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在许多凄冷的夜晚，是晓波陪伴包先生饮酒、吸烟、聊天，十多年间从不间断，两人简直情同父子。包先生的后事，是晓波跑前跑后地料理，几天几夜都没有合过眼，让包先生的夫人、女儿、女婿和儿子都十分感动。这就是人间真情——这时候与老包交往，已经不能从老包那里获得什么“好处”了。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晓波俯首的时刻更为感人。在那天的骨灰安葬仪式上，公墓的工人正要接过包先生的骨灰，跳到墓室中去安放，晓波立即先跳了下去。在大半人高的墓室当中，他弯着腰将包先生的骨灰恭恭敬敬地安放好。他还将一瓶茅台酒和刚刚印刷出来的《包遵信纪念文集》放在旁边。由于周围都是泥土，他的身上沾满了泥土，也顾不上去擦拭一番，便哭泣起来。晓波平常很少有这样真情流露的时候，多年的磨难，已经让他习惯于将痛苦和愤怒掩藏在内心深处，就像一片博大的海洋，汹涌的波涛往往发生在海底深处。那天，晓波多次失声痛哭，为老包的冤屈而哭，为八九的亡灵而哭，为这个民族的卑劣和健忘而哭。那天，我突然发现，晓波已经不再年轻了，晓波已经不再是那匹桀骜不驯的“黑马”了。他原本是我的老师辈，但在多年的交往中，我始终将他看作是兄长。我们之间没有“代沟”，相反，那场血腥的屠杀成为我们之间割不断的精神纽带。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与晓波、张祖桦三人同时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传唤。那天晚上，审问我的一名老奸巨猾的特务头子“循循善诱”地对我说：“你的问题很小，你就是交友不慎而已。你为什么要与刘晓波这样的反动分子来往呢？只要今后你不跟他来往，就不会有事了。”他进而挑拨说：“刘晓波已经招供了，他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你的身上。交这样的朋友，连我都为你感到不值得。我劝你不要再为他打掩护了，你只要说出他的情况来，立刻就可以获得自由。”我们的友谊岂是此种阴险的伎俩就可以破坏的？经过此事件之后，我与晓波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在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晓波是对人的罪性，人的局限性和缺陷性认识最为深刻的人之一。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自我质疑与反省，也一直在倡导民间力量内部的自我批评。这些年来，我从晓波那里得到了许多关切、呵护以及批评。愧疚的是，我却给晓波带来了不少的困扰。白宫事件之后，一时间千夫所指，许多平日笑脸相对的友人顿时露出了狰狞面目来。晓波对此事亦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不同于那些恶意的攻击与辱骂，他善意地批评说，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和王怡在处理公共事件的时候存在若干失误，这些失误不是用“年轻”和“缺乏经验”便可以开脱的，需要好好反省。在那段时间里，晓波的这种善意的批评可以说是“少而弥珍”。不久之后，当时在场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斯诺，在回忆录中详细披露此事件之详情，指出见谁不见谁是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在调查了候选人的背景资料之后，向白宫方面作出的强烈建议。但是，许多人仍然无视此种真相，甚至故意将矛头对准晓波，将晓波描画成幕后的“黑手”——从八九年被中共当局当作“黑手”以来，晓波似乎摆脱不了“黑手”的命运。然而，对于这些污水，晓波从不澄清与辩解，他说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还有更重要的文章要去写。是的，整天攻击他人的人和整天为自己辩解的人，都是格局太小、心胸太窄的人。小丑不可能通过对战士的攻击而成为战士，同样，战士也不会因为被小丑泼了污水而失去战士的光荣。

一九零七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追问说：“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一百年之后，中国仍然没有变成“人国”，但是中国终于有了“精神界之战士”。如果用鲁迅的标准“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来考量，晓波就是这样一位“精神界之战士”，他拒绝做官的帮凶、帮忙与帮闲，拒绝做商的帮凶、帮忙与帮闲，同时也拒绝做大众的帮凶、帮忙与帮闲——以后者而论，偌大的中国，有几人能够做到呢？

晓波，这是你在狱中度过的第七个生日，我们没有办法跟你一起过，但是，我们在同一片星空之下，我们心与心相连。有好菜和好烟为你留着，我们盼你早日归来，并如鹰展翅上腾。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