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几位大学生自发地打开“小平你好”的横幅，欢天喜地走过天安门。这是民意。五年以后，无数大学生悲愤莫名，闷在宿舍里，砸玻璃“小瓶”。这也是民意。民意准确地记住了邓小平的两面性。
邓小平的两面性是明摆着的。既要改革，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想跳出死路一条，又要回到死路一条——这就是邓小平。你可以责备他逻辑混乱，不能责备他言行不一。他言得认真，行得认真，认真支持改革，寸步不让保护改革的对象。
他充满着两面性，一贯如此。当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遭到批评时，他参加了。几个月后，为了填补真空，他打造了他自己的四个凡是——四个坚持。他反对华国锋“权力过于集中”，随后由自己充当“核心”。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同时宣布“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声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同时调动军队，镇压学生和市民。如果他是小学生，会有教师来指导他学点逻辑。如果他是凡人，会有人嘲笑他，也会有人跟他耐心讨论。然而，邓小平是共产党有体面有尊严的领袖，他超世脱俗，藐视人间众生，凌驾于一切逻辑和争论之上。
常人困惑于邓小平的两面性。但邓自我感觉良好，我行我素。因为他和我们不是同类。毛泽东死时，中国濒临危殆，大家都在说救国，其实各说各的，内容并不相同——有的要救民，有的要救党。当邓小平断言“不改革死路一条”的时候，他并不是想说服老百姓，老百姓用不着他来说服。邓小平是在给那些抗拒改革的不懂事的党的其他领导人上课：你们再不改革，老百姓抛弃了党，咱们这个党就完蛋了！从本质上说，邓小平百分之百是一位救党主义者。他是党的化身，党性的载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对邓小平，他就是党。他的立足点，他的命运，他的利益，他的视野，他的使命，他的喜怒哀乐，与其说在遥远而模糊的人民之中，不如说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之内。至于人民，无非是些“战斗力”和“生产力”；只有党，才是主宰。
简单明了的救党逻辑，就是邓小平的逻辑。一切为了救党。救党需要发展生产力。为了抓住“救党”这只老鼠，需要市场这只猫。因此，邓小平决定全力支持经济改革。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尽管不熟悉经济，不了解市场，他仍然是经济改革的当之无愧的支持者，而且是最有权力的支持者。但是，既然目的是为了救党，所以他时刻不忘保卫党的权力和地位。即使在经济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用不着一年半载，他就会警惕地搜索一些“自由化”的苗头，敲打敲打，免得一旦形成气候，成为党的心腹之患。他非常清楚，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避免文革重演；但是为了保住党的统治特权，他坚决拒绝权力制衡。他偶尔高谈民主，是为了塑造亲民形象，替党笼络人心，但不许假戏真做。常人眼里的两面性，其实是最纯粹的党性，浑然一体，一以贯之。
但是我们，你，我，大学生，乃至胡耀邦，赵紫阳，都是常人。根据邓小平的两面性，赵紫阳用“两个基本点”复述了邓小平的路线，邓小平欣然首肯，说，概括得很好。赵紫阳对我说过，概括为两点，比只说一点好，可以避免片面性。在我记忆中，赵从来没有拿“四个坚持”来制约过“改革开放”，相反，他总是以“改革开放”来冲淡、弱化和遏制“四个坚持”。每逢邓小平祭起“四个坚持”这个基本点，讨伐自由化，赵一定及时提醒全党，不要忘掉小平同志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何况“中心”是“现代化建设”！这种制约，1988年以前，曾经很有效。特别在邓小平已经逼胡耀邦下台的险恶时刻，邓力群等企图以反自由化横扫全国的时候，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使反自由化迅速无疾而终，而且在各个领域内加快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形成了以淡化党的领导为实际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十三大形成共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能得到邓小平赞赏，解决不了“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矛盾，改变不了邓小平的本性。邓这个人，在法国打过工，但没有接受人权观念的熏陶，畏惧民主制度。戎马生涯使他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特别爱上了官兵关系，领导和服从的关系。我现在回过头来想，邓小平的“两个基本点”，其实应该更确切地表达为：第一，经济体制一定要改，第二，政治体制一定不能改。他的“一个中心”其实应该表述为：念念不忘捍卫党的统治特权。他支持市场经济的目的，绝对不是想拿它来弱化共产党，相反，他是想靠它救活共产党。许多观察家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然或迟或早和民主政治配套，经济改革非但需要而且必然推动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打的算盘完全相反。他的打算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党的统治特权；也就是说，以经济的大踏步改革，来换取政治制度永远不改革，至少永远基本不改革。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这才是邓小平的底线。越过这条线，对邓小平来说，就是自由化，就是动乱，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他和胡耀邦、赵紫阳分手，是迟早的事，不足为怪，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