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为相当全面的金融危机，且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系。很多人据此断言，次贷危机表明，自由市场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危机。然而，如果考察这一危机在美国形成的制度环境就会发现，次贷危机是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发挥作用，尽管这一调节过程是痛苦的，但美国已有的解决危机的宪政安排，有能力把危机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不至于演变成全面的制度危机。

普通法与金融创新

次贷危机是可怕的，然而，这么可怕的游戏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制度创新的意外后果。这种类型的危机只有可能发生在英美这样以普通法治理社会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容许种种大胆的、有时是莽撞的创新。

在今天的中国，人人都在谈论创新，但有一个现象似乎被人普遍忽视了：过去几百年来，几乎所有领域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市场制度创新，金融产品与制度创新，企业组织制度创新，都出自英美这样的普通法国家；政治领域、社会治理领域的种种制度创新，同样主要出自这两个国家。个中原因在于，普通法所隐含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思路，为人们开放出最大的创新空间。

人生活于一个悖论之中：制度规范人，制度又是人创造的。于是，关于人与制度的关系，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进路：第一种的经典表达是孟德斯鸠说过的一句话：“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人可以做的事情，由法律、制度事先明确界定，人只可在这其中进行选择。

按照这样的理念，民众要从事某项事业，首先需要政府批准、得到政府发放的执照。否则，政府就可以认定其为违法。如果这样的法律比较宽厚，那这样的治国模式至多只会增加制度创新的困难，抑制人们的制度创新精神，进而抑制人们从事一般性创新的活力，欧洲、日本似乎就是这样的情形。假如这样的法律比较苛酷，那就会严重限制、剥夺人们的自由，从而导致社会、经济、文化无法正常运转。

普通法及其背后的政治思维方式对人与制度的关系持有一种相当不同的看法。普通法确实强调，自由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但此处的法律却就是由这些生活于法律之下的人创造出来的。

按照普通法的法理学，法官、立法者并不事先规定人们可以干什么，相反，如哈耶克所说，普通法作为一套正当行为规则体系，主要由禁止性条款构成。它只禁止人们实施已被事实证明显著有害的行为，除此明确界定的范围之外，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创新，而不需要法律和官员的事先授权。人们可以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由法官、立法者事后来判断其中所蕴涵之规则的合理性。

因而，在普通法的治国思维下，法律规则及各种制度，是人———主要是民众———创造出来的。民众基于对权利、利益、正义、公平的理解和共识，基于自然法，基于相互的同意而进行特定的交易、合作。在这些交易、合作行动中，包含着某种规则。其中有些人会采取自认为能够增进自己利益的新行动，这些新行动中包含了新规则。这些人可以说是“立法企业家”。如果该行动增进了交易双方的福利，就可能被他人模仿，其中所隐含的规则就扩展开来。

民众在创造这些新的交易、合作规则的时候，可能注意到了既有的法律、政策，但也可能根本就不去注意它们。甚至，在不少时候，生活于不合理的制度体系之下，民众是有意地忽视、违反、突破现有的法律、政策，而创造出更加合理的新规则，若干新规则就构成了一项新制度。

当然，如果这种新行动给交易、合作对象带来损害，受害者当然会提起诉讼。到了此时，法官才会对双方当初所遵守的规则之合法性、合宪性、合理性进行审查。法官认可受害者的诉讼请求，等于禁止了那一创新性规则。但这种禁令并不会缩小人们创新的范围，因为，这个范围本来就是无限大的，它仅仅取决于人们的想象力。

因而，在普通法治国思维下，人具有广泛的制度创新空间，这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得以成立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法律只会导致社会的停滞或专断。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美国涌现了无数“立法企业家”，也即创新规则、制度的企业家，金融产品、制度创新不过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金融企业家要开发某种金融新产品，不需要先从监管部门获得执照，相反，他们可以先做起来，让交易对象、让市场过程来决定这种产品及其中所蕴涵的金融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只有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法官、监管机构、立法机构才会介入。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金融企业家可以发挥其聪明才智进行产品和制度创新。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一套机制中，是存在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的。

创新与危机

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所说，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次级房贷市场曾经让成千上万渴望拥有自己房子的家庭美梦成真。但毫无疑问，现在，它捅了大娄子。

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社会繁荣的根本推动力，因而，凡是能够为创新开放出较大空间的社会，通常都比较繁荣而富裕。全球化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体系可以使其他社会分享这些社会的创新。

但是，创新肯定意味着风险，有的时候，甚至会拖累整个经济体乃至全社会。这是由创新的本质所决定的：创新不可能个个成功，创新者不可能事先就精确地计算到创新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的可能风险；即便金融企业家自己计算到了这种风险，相关交易者却完全可能不具有这种能力而掉入金融企业家的陷阱中；当然，创新者与相关交易者也有可能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明知有风险，却无法找到解决之道。

总之，人性是有缺陷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因而，完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项金融产品、制度或者其他领域的创新，尽管短期内给交易双方带来巨大创新溢价，但却损害着他们当下看不见的长远收益，或者给其他市场参与者、给整个社会带来越来越明显的负的外部性。

更进一步而言，即便是金融领域的自我监管体系、依照法律建立起来的监管体系，或者普通法的司法监管体系，本身也都必然存在缺陷，其运作也必然受到人的理性之局限性的约束。由于监管体系的这一固有弱点，那些具有看不见的负面后果的创新，在蔓延的过程中不可能被完全有效地阻止，结果就酿成灾难性后果和危机。

换一个角度看，危机本身是市场清算创新者的错误的过程。雷曼兄弟倒闭了，还有其他金融机构也倒闭或陷入困境，这就是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市场会毫不留情地惩罚犯错误者。这样严厉的惩罚也会警告其他参与者，保留下来的企业家或新兴企业家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进行制度创新，即防范和控制风险。

不管怎么样，某些创新确实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但是，一个社会如果要享受创新的好处，就必须容忍这类创新。问题的关键在于，创新乃是指向未知的未来世界的，这在逻辑上就意味着，人们无法事先确定什么样的创新是好的、什么样的创新是坏的。这是人与自由的关系的一个特例而已：一个自由社会必须准备容忍自由的代价。享有自由的个体可能做什么，没有哪个圣明的权威可以事先准确地界定、严格地统制，如果是这样，那人也就没有自由可言了。

当然，社会可以在创新与稳定之间进行权衡取舍。不同社会的偏好可能不一样，平衡点就会处于不同位置。大体而言，偏好安定的国家固然可以避免严重风险，但各个领域企业家的创新空间被缩小，这意味着，这类国家难以成为金融领域、产业领域及其他领域的领先者。

同一社会在不同时间的偏好也会发生变化，不同人群的偏好也不一样，因而，创新与安定的平衡点会出现移动。过去两个世纪，在西方每个社会都可以看到，创新与安定的平衡点在周期性地变动。当人们偏好安定的时候，就强化监管，尤其是政府监管。这必然导致创新被抑制，社会丧失活力。于是，整个社会又会形成放松监管的压力，各个领域的企业家获得更多自由空间。这似乎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总体趋势。目前是否意味着进入强化监管、抑制创新的周期，还有待观察。

解决危机的宪政框架

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类似危机，最终在经历一番坎坷之后获得解决。根据这些经验可以确定，次贷危机终归是可以解决的，并不会从根本上危及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

确实，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经历过危机的连锁反应：严重的金融危机会引发经济危机，进而引爆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严重动荡，甚至整个社会的治理体制被颠覆。一种优良的治理体系能够有效地切断这一宿命式的传递链条，迅速而有效地将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控制在经济环节，不使其继续向更广泛的领域传递。

美国的制度框架大体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有纷繁复杂的法律体系，但其治理体系正常运转的关键是它的宪法条文及惯例所形成的宪政框架。它由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设置及其议事程序，和党派、游说团体、结社的民众等构成。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社会就各种问题进行理性辩论、并寻求解决方案的结构和程序。不同群体在这一宪政框架内博弈，它既能吸纳民意，又能激励理性辩论。

这样的宪政框架具有很强的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因为，它为解决公共问题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手段。比如，布什行政当局可以提出货币性与财政性救市方案，运用公共资源，拯救市场中的某些重要参与者。人们也完全可以设想，立法部门未来可能制定一些监管性法律，对已发现存在重大风险的金融活动予以严厉监管。在高科技繁荣之后，立法机构就曾经制定一系列监管性法律。甚至更进一步，整个美国社会为了解决十分严重而广泛的公共问题，也可能进入“宪法时刻”，展开立宪政治（constitu-tionalpolitics），也即以行政当局从根本上调整执政方针、最高法院制定全新宪法判例的方式，使整个政府的行动出现转向。罗斯福新政就是这样一次宪法政治的产物，由此，美国的政府形态、市场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无论如何，在美国，致力于解决公共问题的人们，始终是在这一宪政框架下活动的，由此所形成的解决方案具有足够正当性。因为，自认为与解决方案有利害关系的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布什行政当局提出的救市方案最初遭到众议院否决的事实就表明了，具有不同关注点的群体，可以把自己的意见纳入决策过程中，并最终反映在决策结果中。由此所形成的解决方案，不论其取向如何，不论是强化政府监管与干预，还是放松监管与干预，都具有正当性，都属于美国体制的自我调整，都趋向于强化那个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而不是削弱那个制度。

基于人性的复杂性及人的理性之局限性，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完全避免危机。判断一个社会之治理是否优良的标准仅仅是，它是否形成了一套及时而有效地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宪政主义的政治结构与程序，在出现问题与危机时，人们能否透过既有的制度框架找到合理而正当的解决方案。

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近来，不断有国内外专家、媒体谈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对中国来说是大好时机，甚至有人谈论，上海取代华尔街的机会已经来临。

上海一直致力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美国次贷危机确实是上海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的良机。有官方人士透露，上海可能抓住这次机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为吸引海外的金融服务业人才，提供一次性的房租补贴、教育津贴、减税20%到40%等。

然而，上述措施固然可以提升上海的地位，但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却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更不要说取代华尔街。因为，只有国际金融创新中心才有资格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这样的创新中心只能存在于给创新开放出最大空间的法律与政治环境中。

过去一两百年间，真正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只有伦敦与纽约。日本的实体经济虽然高度发达，东京却没有成为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原因似乎在于，尽管日本宪法具有强烈的美国色彩，但日本的整体法律制度具有明显的大陆性。在这样的法律理念与制度下，个人只能做法律许可的事情，国家规定着个人、企业的活动范围，企业家没有进行自发的制度创新的足够空间。

中国的法律制度同样具有明显的大陆性，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法律制度的重大调整，而这，显然不是上海所能决定的。

因而可以预料，即便中国实体经济规模不断膨胀，金融活动日趋活跃，上海也难以成为与伦敦、华尔街相提并论的国际金融中心。仅仅考虑法律制度的特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亚洲，香港、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概率要大于上海。

中国是否应当转向普通法的治国思路，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它关涉国是之重新定位。不过，对于当下中国来说，更紧迫的挑战是，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会产生何种冲击？中国当下的经济困境会演变到何种程度？如果出现严重衰退，能否避免引发社会危机？最重要的问题是，既有的制度框架解决这些严峻公共问题的能力有几何？如何增强这种能力？

近日读到北大中文系温儒敏先生一篇回忆其校园“三窟”的文章。温儒敏说，他在1981年留校任教，先住学生宿舍，后被安排到21楼12平米左右的教工宿舍。1986年，他搬到畅春园的筒子楼，15平米。1988年，他又搬至镜春园82号，终于在42岁时拥有了一个有独立厨房与卫生间的家。但到2001年，他却撤离出校园，住到了蓝旗营小区。“这是第四次乔迁，可是已经迁出了北大校园，不能算是北大第四‘窟’了。蓝旗营寓所是塔楼，很宽敞，推窗可以饱览颐和园和圆明园的美景，但我似乎总还是很留恋校园里的那‘三窟’。我的许多流年碎影，都融会在‘三窟’之中了。”

据我所知，从校内搬到校外，并非温儒敏先生所独有，而是高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2000年前后，笔者去拜访任教于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他远在郊外的家。他则调侃道：“我现在去学校走一遭，实际上是进一趟城。”而我所在的高校，教师们在前几年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搬迁。许多人在校外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但他们离校园却越来越远了。

教师离开校园，往往意味着住上了大房子，自然可喜可贺，但很显然，教师也因此失去了在校园里逗留徘徊的时间。据我所知，北京海淀区高校的教师，许多住到了五环以外的西三旗、西二旗、回龙观。往学校走，本来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一堵车，就胀成了60分钟。于是教师们往往踩着点到学校上课，上完课立马赶车走人。结果，课后不再有师生讨论的场面，校园里也不再有教师悠闲的身影。学生们可能纳闷，为什么现在的老师全都一副风风火火、行色匆匆的样子？答案很简单，他们进校园是来上课上班的，不是来搞“美学散步”的。

那么，对于离开大学校园，教师们作何感想呢？我想，许多人可能都会像温儒敏先生那样，依依不舍。但舍不得离开是一回事，不得不离开是另一回事。世纪之交以来，各大学普遍扩招，校园就变得人满为患。而为了满足学生的居住，许多高校不仅要圈地盖楼，而且还要把教师们“请”出去，把他们的住房腾出来，翻新再造，用作学生宿舍。老师不愿意走，校方就软硬兼施。这时候，教师仿佛已成校园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胳膊扭不过大腿，教师们只好纷纷从校园中撤离出来，转移出去，结果校园里除了学生还是学生。学生成为校园的主体，这自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偌大一个校园，只有朗朗读书者，谈情说爱者，却没有了晨练的“朱光潜”，漫步的“宗白华”，那里面就少了一道人文风景，也失去了某种精气神儿。所以，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或许还可称为美学校园，因为那里面还流动着一种人文气氛；而今天的校园则成了经济学校园，那里面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却似乎早已落入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窠臼，让人不敢恭维。

于是有必要追问，住在蓝旗营的温儒敏先生还会去未名湖畔晨练或散步吗？他离校园近，偶尔为之也未尝不可。但住在西三旗或回龙观的老师呢？他总不会吃饱了撑得驱车几十里地去校园里溜达吧。所以要我说，这道风景一旦消失，估计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同时，我也想到，这道风景的消失，也该是高校大跃进的后遗症之一。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后遗症已有目共睹，但记住那些更微妙的东西，或许才会知道我们在细节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湖北消息：湖北异议作家杜导斌的妻子夏春蓉在与外界失去联系几个月后，于10月17日给杜的朋友——在美国访问的刘路先生来电，谈了杜导斌在狱中的一些情况以及寻求海内外救助。

下面是刘路提供电话记录：

刘路：喂，哪位？

夏春蓉：你是刘路么？

刘路：我是。你哪位？

夏春蓉：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今天试着打一下。我是夏春蓉。

刘路：小夏呀，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朋友们都跟你联系不上，你的电话也打不通了。

夏春蓉：我们家没有电话了，我的手机还在用。

刘路：导斌好么？他现在情绪怎么样？

夏春蓉：还在牢房里呆着，情绪已经平和了些。开始很激动。

刘路：听说他父亲去世了，对么？

夏春蓉：他父亲在他没有进去的时候，已经病重，导斌一直想回家看看老人，但是警察不准。导斌本想等自己缓刑期满就回家，他希望老人能挨到那个时候，谁知道警察在他就要到期的时候，把他收监。他被抓后三天，老人就咽了气。

刘路：老人去世后，导斌回家看过么？

夏春蓉：被警察押着，回家磕了个头就回牢房了，一共不到10分钟。

刘路：这些警察真是没有人性，他们可能早就计划好了要把导斌重新收回监狱。

夏春蓉：确实是这样，不管导斌怎么表现，从他决定不认罪，上诉要求改判开始，他们就计划把他收回去了。我们还是把他们想得太好了。

刘路：导斌现在在狱中怎么样？

夏春蓉：读书、劳动、不认罪，申诉。他是个倔人，认准了理谁都不能改变。

刘路：是的。他是个非常要强的知识分子，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作家。他值得我们大家敬佩。你们家现在是不是有困难？

夏春蓉：导斌这次进去，公职、工资都没了，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孩子上的是技术中学，学费每年10000多，非常沉重。我都不知道怎么支撑下去，但是导斌不愿意让我对外面说。

刘路：导斌是个要强的人，你放心，海内外的朋友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他们会尽量提供一些帮助给你们。

夏春蓉：谢谢了。

刘路：不客气，再见。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体制机制的目标。中共为什么要在宣扬“改革开放”30年“辉煌”之际，提出这一目标？就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已导致中南海“忧患”陷入无法摆脱的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困局，致使“经济改革”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最近，国家统计局为了回避“改革”已走进死胡同这样一种非官方判断，给30年来邓小平路线的“辉煌”神话背书，发表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953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在世界上的排名，由1978年居第10位，上升为第4位。200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0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的确，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度发展，然而，在这高速度发展的背后，掩盖的是中国社会官民对抗，警民冲突，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阴影。中国的基尼系数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目前已经超过0.5（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进入了收入差距悬殊的危机期。尤其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巨大，在世界各国中都是较为罕见的。这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辉煌”神话是否破产、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以及政治稳定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当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事实，已经导致了农民的普遍不满，中共赖以统治的农村基础，犹如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从而加重了中南海的精神焦虑。日前，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披露该院社会学所调查撰写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成为公众高度不满的社会问题。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曾在发布2008年《社会蓝皮书》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强调，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形势下，要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的问题，警惕在宏观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些数据较好的情况下，民众的不满程度也在提高。该报告认为，土地的城市化大大快于农民的市民化而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正成为当前一些地方社会不安定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造成上访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于建嵘先生曾基于在湖南的实地调查指出，”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调研室课题组的研究也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如群体性事件增多，对抗性增强，在农村，干群矛盾增加。农民上访告状已经成为社会中普遍问题的时候，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些原因包括农民收入下降、城乡矛盾扩大和农民负担过重。他们表达不满的理由往往是直接利益所受到的损失，如负担、土地分配等等。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农民的不满不仅仅是针对某一项直接的利益损失，甚至一些对负担的抱怨和抗议也非仅仅指向负担本身，而是以此为契机，传达一种更普遍的不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与基层组织的紧张和冲突不断增加，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断加大，对抗事件明显增加，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动摇。这实质上就是在向中共的政治统治敲响警钟。

日前，在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专项报告中显示：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3、33∶1，绝对差距高达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后，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扩大到如今的3、33∶1。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如此的”改革”成果，正成为一颗威胁社会政治稳定的可能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

被称之为”增幅最高、差距最大”的国务院该专项报告，依此两组数据，大大泄露了的中国”改革辉煌”背后的谜底与阴影。这既是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幕后的经济主题，更是中南海内部忧患的政治困惑。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收入基数太低，同时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是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本月14日官方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二00八）》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过去三十年间出现全方位扩大:一九七八年至二00七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七点五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七点三倍。但一九九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二00七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差近万元。过去十七年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近十二倍。”该《绿皮书》认为，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将起到间接作用。同时该《绿皮书》还指出，中国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即根据城乡户籍制度对不同的人实行迥然不同的保障待遇，是有失公平的，有必要逐步建立一种水平不高但覆盖全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城市至今还在享受着各种政策与资源优势，而城市获得的优先发展、优惠政策，同样会造成城市和乡村之间竞争与发展条件的不平等，并成为城乡居民收入以及与收入相对应的生活与发展质量指标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农村是中共统治得以稳固的政治基础；农民收入的提高，是支持中共合法性的理由。然而，如今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事实告诉我们：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已经动摇；农民现在已不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了。他们与城市生活水平相比，差距太大。如今，中共亲手创制的”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30年”改革开放”难于破解的困局。”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不仅剥夺了农村居民应享的公民权利，而且阻碍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因为，农民只有享有充分的地权，并可以自由迁徙、自由签订劳动合同，才能与资本结合，进行生产活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正是把会议的指向，对准了农村具体的改革措施,如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以及相应的土地流转制度,还有农村金融制度。尽管该文件为减缓社会冲击力，文本避免使用”土地流转”这一提法，但我们还是可以窥见这个文件背后的政治隐患与政策导向。

不久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曾专此为中共突破”改革”困局，在海南、浙江、湖南、吉林、重庆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该调研的情况表明，今日中国与”城乡二元体制”相对应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已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的瓶颈：农村土地承包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面临法律和政策上的束缚，制约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地效益提高；城乡二元户籍分割使进城务工农民总体上仍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三农”融资问题难以有效突破；行政管理体制明显不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对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当前，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将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

其实，本作者早在2006年首发于人与人权刊物的《中国户籍制度制造不平等——现代文明呼唤迁徙自由》一文中就谈到：当今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祸根正在于僵化的户籍制度。 中共建制后，始自1958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中国人民就开始在国家公权的剥夺中体味着身份不平等与生活不自由的禁锢。世所诟病的中国特色户籍制度，就是一种人为地把公民分为市民和农民的不同等级，野蛮专横地把农村人口终生排除在享有资源专给、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体制之外，沦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悲惨境地。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宪法几修几改，均为触及这种事实上杜绝了农村人口自由迁往城市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如此霸道地把农村人口终生排斥在城市体制的优惠之外，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强权藩篱，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中共以立法的形式，建立了包括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在内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且至今难以打破。因此要解决当前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要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所以，只有先消除现存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一体化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农民土地自由”流转”后，才能够有平等的机会在城里找到工作。如今，中共终于明白过来，由其亲手创制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藩篱若不被推倒，殉葬的就不仅是”改革成果”，更是执政者赖以生存的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由此可见，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不得不把议题的焦点对准农民的”地权”与”城乡二元结构”了。于是，该会议公报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就是在释放一个要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并激活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开始，突围30年来”经济改革”陷于困局的强烈政治信号。

从2006年我们的拉力赛到贵州比赛开始，就见过给车辆敬礼的小学生们，甚至还见过给车辆敬礼的成年人，我感觉自己开着一面国旗，到哪都有人敬礼，一开始我对此十分的不解。当然，我不会被感动，因为我觉得自己受不起，莫名其妙人家向你敬礼了，原因是因为我在一辆汽车里。对我而言，我对当地的发展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对贫苦的居民没有做出任何的帮助，你敬我什么呢。

然后我去其他地方比赛，冰冻三尺或者炎炎夏日的，当地政府为了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赛员，都会安排小学生的腰鼓队一直在那里助兴——

在此要先说说腰鼓队，这个是绝对应该取缔的一个邪恶组织，因为我上学那会儿规定一定要参加一个兴趣小组，万幸我有自己的兴趣，所以参加了摄影组，但很多没有兴趣的同学就入了腰鼓队，成天背着一个腰鼓练那几个永远的欢迎节奏，用于列队欢迎来学校视察的领导，或者是被当地的领导租借去欢迎更大的领导，反正就是用于欢迎领导或者贵宾的道具。我一直难忘那样的情形，上百人的腰鼓队两边站开，整齐划一的击打腰鼓，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然后脑袋上悬着大横幅，欢迎教育局的领导来我校暗访。

你真要说你掌握了一种乐器倒也算了，偏偏是腰鼓，你长大以后泡妞的时候看人家都弹着吉他唱情歌，你总不能敲着腰鼓向人家表白。这根本和兴趣或者技能无关，这就是被利用了。

所以，贵州的学生也是一样的情况，他们只是被利用了，用于旅游业和招商引资，小学生只是代替当地政府表达对来贵州旅游或者投资的人们的欢迎，让人们感到“感动”和“尊贵”，那些小学生只是便衣腰鼓队员而已。

很多人认为这是贵州当地的奴化教育，我实在不能赞同。我觉得当地政府才不会想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上网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你们谁从小接受的不是奴化教育么？连同我在内，从上小学的第一天，到毕业，受到的都是远远比对一辆汽车敬一个礼要更加彻底更加深入的奴化教育，所以，我们就不要说人家是奴化小学生了，论级别，我们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家奴指点农奴而已，归根结底，单纯的贵州政府只是想利用小学生罢了，人家才没那么复杂呢，你们说的那些，那是北京想的事。

四九年后公布了几批战犯，其中有不少是大文化人，如胡适、王云五、傅斯年等人，现在看来，不仅愚蠢成笑谈，也是颟顸而虚弱。四九新鼎后，有许多不及逃，或者仍抱幻想的知识分子，都各自在为自己将来的生存作打算。这种生存无论是怎样的苟存，都应该受到尊重、值得同情。我无意也无权嘲笑任何在专制制度下所作的多种生存之努力，我们回忆历史，是为了对当权者之残酷无人性，制度之无良，加以检讨，结束这种没有真正人权保障的日子。

这些为自己苟存的打算中，有巴金在文代会上自我检讨的痛哭，有沈从文日夜不安欲图自杀，给国民党上过课的冯友兰自然也深知此中厉害。于1949年10月5日写封信给毛泽东，大意是说，“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著名学者》P30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10月13日，冯友兰收到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军人送来的一封毛泽东恶狠狠的信：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这是毛对冯友兰也是对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新鼎初得，可谓狰狞毕露。后来毛泽东当然也接见过冯友兰几次，1964年冯友兰作为政协委员被毛泽东接见，回来后即赋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真是谦卑已极。但毛泽东这种笑里藏刀的权谋搞法，一直是他百用不疲的。笑容背后的滥用权力，对个体生命的践踏，是贯穿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始终的。联系到这一切，联系到冯友兰的颤颤惊惊，对于他四九年后一系列的输诚之辞，以及在文革中写批林批孔文章的所作所为，可以有同情之理解，先理解后批评。翦伯赞自杀（自杀时遗言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老舍自杀，不少人自杀后，冯友兰特别害怕，于是冯友兰在谢静宜来看他后，他请谢静宜转一首诗给毛泽东：“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自贬已极，只差说自己猪狗不如了。想来冯友兰是永远不可能忘记1949年毛泽东那封恶狠狠的信的。

但冯友兰虽然在四九年后受到了这样的惊吓和侮辱，在毛泽东已死后，他还是不忘对毛泽东有种近乎惧怕的感情，把恐吓威胁训斥当成“春风化雨”的诗作，继续一贯输诚：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1976年9月9日）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1976年9月）

像冯友兰这样深受独裁重压而输诚的知识分子，自我贬抑自我丑化，而又无所不用其极地歌颂毛泽东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不仅是作为人的耻辱，也是对汉语的玷污。我的重心不在批评写颂毛之人，而在批评毛及其跟随者所创造的罪恶制度，当然这创造中有颂毛知识分子一份功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抹杀的，所以像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摆脱恰如其分的批评的。以后我会陆续将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颂毛之作辑录出来，冠以《独裁是如何炼成的》之名，作一番阐释，希朋友垂注与补充。

2008年10月18日9：02分于成都

近几个月来发生的几起极端事件，足以佐证社会情绪正在趋向极端化和暴戾化。

第一起是杨佳案。杨佳以一人而手刃十警，以至六人不治，四人重伤。受害者明明是警员，而且代价空前惨烈，网络舆论却几乎一边倒，对杨佳抱以普遍同情乃至是赞美。如果不是社会情绪趋于极端和暴戾作依托，网络舆论的这种偏向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第二起是两个多月前的瓮安事件。瓮安县城不过区区六万人口，但出事当天，高峰时聚集现场的民众居然多达整整一万六千人，即县城几乎所有青壮男子都出动了。甚至不乏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冲上第一线，见警车就烧，见警察就砍。民众与地方政府的极端对立，于此可见一斑。

 至于云南孟连事件，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在一个干部会上已经有过精辟总结。他是这样说的：“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待人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当政者的反思，必须引起各级干部铭心刻骨、灵魂深处的反省！”

极端不是中国人的性格。但极端事件何以突如其来而且此起彼伏？中国社科院最新出炉的一份调查报告可以给我们提示一些想象空间。这项覆盖全国东中西部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520个村／居委会的大规模调查表明，“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2006年3月启动的这项调查，与后来此起彼伏的极端事件有着明显的逻辑关系。如果说后来此起彼伏的极端事件是果，那么这项调查所反映的民众心态则无疑是因，是社会基础。

社会情绪的极端化和暴戾化，是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如不能有效遏制，其必然结局，就是不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个很小很小的偶然事件，都可能引爆整个社会的激愤，引爆大规模的社会报复。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社会报复跟大自然的报复一样不加节制，一样严酷无情，而且一样盲目。常言冤有头债有主，但极端和暴戾驱使之下的社会报复，是从来没有精确性可言的。它不会也不可能精确选择个体目标，而往往是一个群体针对另一个群体的地毯式轰炸，覆巢之下决无完卵，最终导致社会的沉沦和历史的断裂。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直在这样的震荡中循环，每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每当社会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情绪的极端和暴戾也随之发展到顶点，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发展到顶点，然后马上来一次大的震荡，把几乎所有积累一扫而光，接着一切从头开始，从零甚至是从负数开始。我们的文明史长达数千年，但我们数千年积淀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甚至不如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原因正在于此。

现在是到走出这种历史循环的时候了。就跟大自然的极端和暴戾发端于自然生态的失衡一样，社会情绪的极端和暴戾，无疑发端于社会生态的失衡。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当下的极端事件尤其是群体性事件，主要发生在县（市区）一级。这或许意味着，当下社会生态的失衡，主要也集中在县（市区）一级。这让人联想到经济学家张五常最近的一个观点。张五常认为，中国三十年既然创造了他所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奇迹，就一定做对了什么。而做得最对的，就是以县为基本单元，以县政权为经营主体，所展开的激烈的县域竞争。几千个县以自己全部的政权力量，集中辖下的全部资源来彼此竞争，这是创造中国三十年奇迹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对此情有独钟，而不惜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赞美。

张五常的这个观点在互联网上正遭到排山倒海般的抨击。其实如果撇开张五常的主观评价不论，单就张五常描述的事实逻辑而言，则不能不承认张五常说的是对的。县（市区）为基本单元的地方政府，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最经典的商业公司，只不过这种商业公司并非以资本来支撑，而纯粹以权力来支撑，借助权力垄断自己地头上的一切要素资源，把自己变成惟一的庄家，把自己的地头变成独家卖场，而所有民间自由资本，则不过是这个独家卖场的租客或者说过客而已，雁过拔毛。肥水都流政府田，地方政府想不富都难。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新形式的国进民退。即便在地方层面，经济高速发展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也主要都集中到了地方政府的手上。GDP再怎么高，地方财政再怎么增长，好像跟地方上的老百姓都没什么关系，都未必增进他们的福利。而这种高GDP，这种高财政收入，却往往以破坏地方上的老百姓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社会生态的失衡，就这样首先表现于社会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实际上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经济发展上不是还权于民而是一切操之于我，发展权操之于我，分配权操之于我，最终社会财富也主要操之于我。本来应该是经济发展主体和利益主体的民间则成了配角，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清汤寡水。

从这里就清楚社会情绪极端化和暴戾化的终极因素了。显然，社会情绪极端化和暴戾化是以地方政府的极端化寡头化为基本前提的，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极端化寡头化的必然产物。有论者认为，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中性化的政府，什么叫中性化政府呢？“他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而且不和利益集团结盟。”这种中性化政府当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很遗憾，这只能说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奋斗目标，而不是现实。如果我们早已经完成了中性化政府这个目标，社会情绪的极端化和暴戾化趋势就会是无源之水，又哪会值得那么多人忧虑，又哪会有极端事件尤其是群体性事件的此起彼伏呢？固然，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最初阶段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其功甚巨，不能一棍子打死。但现在的问题是，它已经遭遇天花板了，它带来的高昂的社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收益了。社会情绪极端化和暴戾化的危险所可能造成的进一步的后果，在后奥运时代的复杂演变中尤其难以预测，不是地方政府自身区区一点财政收入，尤其不是地方分肥集团自己小金库的一点点盈余所能够补偿的。

而所有这些都说明，遏制地方政府极端化寡头化的危险趋势已刻不容缓。

10月7日，中国科学院高调发布“世界首个《国家健康报告》”，在其编制的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上显示，在全球45个样本国家中，中国以0.74名列世界第一，成为世界最负责任的国家；而美国以0.32居倒数第一。

国内论者将此报告斥之为无耻之尤的自我吹嘘，认为是毛泽东“文革”时期那种“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正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有责任去解救它们”的学术版。但这报告为何要在此时此刻推出，却还未见有论者提及。

在中国政府眼中，此时正是良机。目前，美欧各国正在为金融危机头痛不已，中国因其拥有高达1.8亿的巨额外汇储备，美国希望中国与其保持一致行动，因此，中国的“国际地位”最近行情看涨。中国府既要抓住这一百年难逢的时机证明“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正确，还不能让国民看明白行情看涨的真正原因。

近年来，中美经济关系日趋紧密。但中国政府愿意公开谈论的主要是外贸关系，比如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从2000年以来，一直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以上。但对另一项重要合作――即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大都装在美国这只“篮子”里却保持低调。9月28日总理温家宝接受CNN采访时，记者的开场白中谈到中国将1万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与机构债券，总理温家宝表态要与美国“携手共度难关”。此语尽管后来成为世界一些大媒体的新闻标题，在中国国内却硬是被宣传部门给完全消灭――当然还有一层顾忌，中国政府一直对内宣称美国害怕中国强大，总想遏制中国。因此国人知道这些信息后会心生疑问：既如此，为何还要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等，借钱给它们花？如今美国好不容易遭遇危机“报应”，何必要与它“携手共度难关”？

中国媒体不仅省略了中国海外投资受损及温家宝的表态，还不失时机地将中国房地产、钢铁业与出口业等一切经济衰败归因于“美国金融海啸”。在热烈欢呼“美国自由市场金字招牌”倒掉的同时，着重渲染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以政府干预经济为特点的中国模式与俄国模式。

如果到此为止，这些吹嘘也还可归之于“宣传策略”。因为政府有限干预经济至少是二战以来欧洲一些国家政府的偏好。而《华尔街日报》近一个月以来，或以“‘党支部’空降华尔街”为题嘲笑美国政府的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或以“敲给自由市场法则的两声丧钟”调侃自由市场体制处理危机能力的不足，毫不含糊地自个抽自个耳光。但中国政府反其道行之，看到人家的毛病，立马给自己贴上几帖膏药扮靓，而且要的不仅仅是自慰，自1990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垮台以来憋在心里的所有委屈趁机倾泻而出。

中国当局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还从将苏联拖垮的美国总统里根时代开始清算，认为里根打破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大政府政策，支持低税率、放宽市场监管，终至酿成今天的大祸。言下之意即中国这样的强政府、弱社会比美国这种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市场制度优越得多。然后再将这一观点“出口转内销”贩到中国。经过这些铺垫后，中国科学院终于“庄严”颁布了“世界首个《国家健康报告》”，宣称中国是世界上最负责任的国家（政府）――过去30年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乏善可陈，要求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的呼声时强时弱地飘荡在中国上空，政府干预经济一直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如今美国金融危机证明了自由市场与民主制度的失败，再不趁机拔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待何时？

更可笑的是，国家健康课题组组长杨多贵还特别强调，由于美国忽视国家道德、责任和信用，招来“次贷危机”之祸。随着次贷危机由金融系统向美国实体经济系统传递，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国家健康持续恶化。如此苦口婆心，其重心就是告诉那些成天盼着“民主化”与“自由化”的不安分臣民：美国这块“金漆招牌”现在已经倒牌，“中国或俄罗斯的国家模式富有吸引力”，你们怎可如此不知足？

如此精神自慰，终于让我明白中国这只“沉睡的狮子”为什么总是睡眼惺松，因为总有人在不断地给这只狮子施各种催眠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