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杨佳的父亲杨福生表示了歉意：“首先我对杨佳袭警事件中的警察家属表示歉意，对受伤的民警和保安表示慰问。毕竟他们是无辜的。”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应该这么说，这样有利于杨桂得到更多的同情，也有助于杨佳的利益。

这种歉意也只能等杨佳或他的家人来说，别人代言，未免矫情。

接下来，可以把杨佳分成两半来说。

做为公民的杨佳。他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一定要得到一个说法，他并不畏惧任何权力，这种素质，我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这种素质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到这点为止，杨佳和胡佳一样，我支持他。公权力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利用杨佳的暴力来模糊杨佳的可贵之处。

做为嫌犯的杨佳。杨佳以屠杀警察为自己找回一个说法，以酣畅淋漓的暴力美学成为一个明星。杨佳从一个潜在的好公民变成耀眼的嫌犯，公权力粗鲁地蔑视公民权利当然要负主要责任，这点是杨佳最有力的辩护辞之一。在审判杨佳过程中的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现象仍然在继续证明它可能将继续催生暴力。

但是不能由此得出暴力具有高效率的假象，似乎一下涌现出一万个杨佳，杀光所有的警察，制度就变好了，法制就完成了。美化杨佳的暴力，只能损害杨佳的利益。把杨佳与胡佳扯在一起，那是对胡佳的侮辱，胡佳从来只申张自己的、其他受害者的权利，而没有以暴力作为武器。

暴力是有效率，黑窑奴的生产效率很高，暴力拆迁的建设效率很高，专制的决策效率很高，箝制言论以得到“共识”的效率很高，这些高效率构成了我们不幸的高效率。恶具有高效率时，善似乎更加弱小，毫无效率，但是长久一点看，你会发现羸弱的胡佳效率远高于强壮的杨佳。

杨佳是公权力的受害者，杨佳也是暴力的受害者。暴力不是杨佳的勋章，而是他受害的证据。我们不能用眼光的余光瞟着一个人，说，哥们，你这么不幸了，像杨佳一样去弄死几个吧。

生命是他人神圣的不可再生资源，就这一生，不要打它的主意，这是不能逾越的善恶分界线。

中共建国将近60年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也30年了。经过了这60年的时间，中共才发现自己的角色定位有问题，这不是个天大的笑话吗？但确实如此，如假包换。最近经中共高层审批决策，由排名第二位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的这个笑话: 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发现了其属性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
 
马上有一帮教授之类的老朽们，用最新时髦的词汇分析了一番：什么角色呀，地位呀，属性呀。就像传统的文人拍马屁一样，他们咿咿呀呀的摇头晃脑。总之就是主子说的没错：这是个马不是鹿，煤球简直就白得耀眼。
 
其实是不是执政党，中共怎么会心里不清楚呢。从四十年代末开始，从毛泽东开始，在正式文件和正式议中就不断地谈论，“执政后如何如何；执政地位如何如何；执政后的困难如何如何；”等等。毛泽东那著名的“糖衣炮弹论”，说的就是执政后的党比革命时更难管。如今的中共重复毛泽东的说法，却好像是个新发明。这不是在嘲笑他们的前辈嘛。真不知道是他们的前辈们弱智，还是他们自己脑残。总之在正常人看来，就像个十足的玩笑。
 
但像这样正儿八经的开玩笑，未免有点过分了，也不太可能。这种看上去一本正经又稀奇古怪的表达，肯定带着实质内容，是某种动向的预示。按中共一贯的行为方式，就是在为下一步的行动作舆论准备。只不过一代不如一代，理论水平低到了连编谎都编不圆的地步，才闹出这种笑话。
 
那么这种舆论准备的背后是什么行动呢？这就首先要看看中共遭遇到了什么最大的危机，使他们需要编造一套新理论来解决它。这个危机就是腐败加上专制，使一批人快速地暴富，而又使大部分人民产生了生存危机，由此而引发了人们反抗手段的逐步升级。暴力活动逐渐取代了上访和维权等温和的行为，从而使国家逐步地走向一场内战。
 
这样的前景，已经到了遮住眼睛也看得见的地步。想当鸵鸟也当不成了，必须得到解决。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那就是民主 — 使政治和各种活动都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由人民来作裁判，是现代社会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二法门。
 
但是共产党愿意吗？广大党员也许愿意，但享受特权赚大钱的领导层肯定不愿意。于是党的上下层便和社会上一样，产生了阶级矛盾。党中央早已经不能代表基层的民意了，更不要说代表全国的民意。这次的杨佳袭警案，不仅得到了一般民众的喝彩叫好，也得到了许多基层党员的支持。这种党内外阶级对抗的形势，发展下去就会是一场内战。不能不使人忧虑。
 
对于不想走民主道路的官僚资产阶级来说，在镇压已经逐渐失效的前提下，也只能走毛泽东的老路：大杀贪官污吏以平民愤，再辅之以假民主的措施。以此先骗住全党；再通过全党来欺骗和降服全国人民，达到稳定一党专政的政权的目的。
 
十几年前，就已经有聪明的文人给江泽民提过这种建议。现在的中共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慌慌张张地就全盘接受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不是什么新的发明，是看看毛选就知道的故伎重演。
 
这一套会不会奏效呢？看看中共自己的历史就知道了。毛泽东的27年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一党专政下的群众运动根本不能和民主制度下的监督相比。如果毛泽东的一套有效，也就不会有什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了。
 
就算胡锦涛这帮人马比毛泽东周恩来更高明，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因为这不是努力程度不够的问题，是制度的根本性质所产生的问题。制度不变，就万变不离其宗。一小撮人的政权就只能服务于一小撮人，它不会变出民主制度的结果来。
 
要吃民主的果子就得种民主的树。舍此别无捷径。这一轮的新毛泽东主义反腐败，恐怕只能以超过文革的悲惨结局而告终，不会比文革的结果更好。

日前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将此前的一条规定删去，即“党校学历可以享受同等国民教育的有关待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还是去年初夏，《南方周末》有过《搬起石头砸天》的报道，主人公黄志佳因其党校函授的本科文凭不被当地司法考试承认，因而将他曾就读的湖北省党校和中央党校一并告上法庭。因为按照国家教育法，只有经过国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才能进行学历教育，而党校函授不属于国民教育序列，未获国家教育部批准，因而没有发放本科文凭的资格和权力。然而，中央党校20多年来在全国已拥有300多万的函授学员，因为它在《招生简章》中宣称党校文凭“可以享受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待遇”，这种宣称的依据是1983年以来的中央文件。于是，党的文件和国家法规就形成了冲突。

黄志佳的案子去年自然没有结果，但，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个案，它牵涉的问题是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边是党的文件，一边是国家法律，当两者不一致时，谁应该调整自己。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来看，现代形态上的国家治理有两种类型：法治和党治。前者以英美为代表，后者以苏俄为首要。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走的是苏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依法治国”，这表明我们的社会正在向“法治国”的方向转型。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艰难的转型中。因此，党校招生的案例，并非仅仅是招生的问题；通过它正可以考量“法治国”到底是可以落实的举措，还是姿态。

阻力无疑是存在的。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某位省党校领导认为：当事人告错了对象，“为什么有些部门始终不执行党中央的文件，不服从党的领导”。显然，这位领导的看法还停留在尚未终结的过去，他无形中把“党的领导”和“党治”相提并论了。这里不妨有两种“党的领导”，一种是以往苏俄党治性质上的党的领导，这样的领导不需要法律，或者，法律形同虚设，它就是一切法，一切以它的意志为转移。另外一种党的领导是法治性质的，法治本身并不排斥党的领导，就像党的领导并不必然走向党治一样。在“政党政治”的现代，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在两党竞争中都会胜出一个执政党，所谓党的领导不妨指的就是执政党执政时的状态，比如刻下执政的共和党在美国就是一个领导性质的党。但，党的领导是执政事务的领导，不是法的领导。相反，它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并按照法律授予的权力行使其职权。当它的权力举措和法律不一致时，不是让法律迁就自己，而是调整、改正自己并使其合乎法律。

至于那位党校领导，强调的是“文件”，却闭口不提“法律”。在任何意义上，文件和法律这两个词的分量都不一样，任何性质（包括来自最高层）的文件在地位上都不可能和法律相提并论，更无论把文件凌驾法律之上。难道那位领导不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相关条文里，很明确地写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执政党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前所未有。因此，这次党校工作条例中那条有违国家教育法条例的删除，是一次必要的以“法治”为准绳的党务工作自律，也是对党章的具体落实。

不妨回头看拖到现在还尚无结果的黄志佳的官司，实际上是一场利益官司。黄志佳交纳学费，获得文凭，但文凭不管用，他的利益没有合理兑现，自然要找党校打官司。党校在不合国家法规的情况下本科办学，并收取众多黄志佳们的学费，它当然要为它发出去却又不管用的文凭负责。多年来，是红头文件保证了各地党校财源滚滚，这个财路对其它办学机构来说显然不公正，它终究是一种特权的表现。法治国家讲公正、反特权，因此这次出台的“工作条例”删除其本科办学规定，是自觉往法治上靠。只是，以往发出去而又不管用的那些文凭怎么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且涉众甚多。我不知道从专业角度，黄志佳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司法救济或相应赔偿。但我认为，事已至此，即使法不溯往，党校也需要向黄志佳们郑重地道个歉。

“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一、民主转型的三个进程

民主转型包含了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政治发展进程：

其一、旧的非民主政体由衰败而退幕：旧政体因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大量流失而逐渐失去其主要的政治支撑，在遭遇某些严重的经济动荡、社会冲突或权力斗争时无力应对，从而陷入大规模的内部分裂与外部反抗，最终走向全面衰败，并不得不正式谢幕；

其二、新的民主政体启动并投入运行：在旧政体衰败之际，国民的政治参与迅速扩大，新兴政治力量迅速成长，各主要政治力量对建立某种宪政民主的架构达成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一旦专制政体崩溃，新兴政治力量有能力动员起其所必需的足够的政治资源，迅即填补政治真空，启动民主体制并投入运行；

其三、民主政体的支持系统得以形成并巩固：在一段涵盖新旧交替时期的相当长的持续时间之内，一种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经济秩序和政治文化得以稳定生长，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多元政治竞争规则初步确立并受到广泛遵从，而尤其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忠诚于宪政民主理念的社会精英阶层，和一个以此精英阶层为中坚的公民自治社会。这是民主政体之立足、存续和稳固的重要前提。

对于一场成功的民主转型来说，上述三者缺一不可。首先，若专制政体不能顺利退出，民主政体自然无从建立。假若二者同时并存，则国家势必陷于分裂，而分裂的情形又有两种，一种如前苏、前捷，好合好散，另一种如前南，大战三百回合。中国应属于后者，历来一分则战。

其次，若新兴政治力量不能成长壮大，或者，若各主要政治力量（包括从专制体制内部分裂出来的有生力量）不能对未来的民主政体达成基本共识，那么，即使旧政体衰弱到自动谢幕，也不大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转型。取而代之的，或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新型专制（如寡头统治、民粹主义或军事独裁），或是长时间的社会动乱、地方割据、无政府状态。

再次，若缺少一种有利于民主政体之存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全面支持系统，那么，即使专制政府一夜垮台、民主政权一朝创生，新兴的民主政体恐怕也极有可能只是一个空架子。因为民主政治的规则如果得不到精英与民众的认真对待和真心信服，它也就徒具合法性而缺乏有效性，因而难以实现国家的治理，更难以稳定和持久。通常的情形是：只需一场不痛不痒的党派争执、或是一场小打小闹的军事政变、或是一次小题大做的社会骚乱，便极有可能断送了新兴民主政体的灰暗前程（此类事端在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二、中国的民主转型，重点在哪里？

有一种肤浅的看法，认为只要中共政权今天垮台，明天的中国人民就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这也就是说，民主转型的着重点仅仅在于促使中共一党专制政权尽快消亡，而至于此外的事情与此后的事情，则无非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潮流，历史必然”，总之，只要搬掉了中共政权这块绊脚石，民主化就是一马平川、万事大吉。与这种看法相近的一些观点，也认为民主转型的关键步骤即是开展以民主请愿为核心的反抗运动，显然，这些观点也将民主转型狭隘地理解为主要是一种“斗争政治”。

当然，说中共与中共政权是中国民主转型的直接障碍，这个命题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认定民主转型的关键进程在于反共、反中共政权，则未免失之于浅薄。事实上，反抗和削弱现行的专制政权，这只是向民主转型迈出了一小步，它不仅不等于民主转型，甚至也有可能与民主转型毫无关系，甚或背道而驰。

在近代中国，我们的前人曾经有过极其深刻的教训。曾几何时，反抗大清朝廷、讨伐北洋政府、推翻国民政府的革命都获得了成功，但中国的“民主革命”却从未成功（岂止是从未成功，实际是与时俱退）。这个教训就是：破字当头，以破为立，殊不知破立二者相距甚远。旧的专制政体之终结，绝不意味着新的民主政体将自动生成、自我壮大，相反，在专制政权失败的那些地方，民主政权同样也可能遭遇失败，甚至是更快速的失败。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评述东欧变局时说，有些东欧国家的弊病在于，“革命是以反共产主义而不是以民主宣告终结”（《民主与市场》第二章第四节）。

民主政体在专制大厦的废墟上建立，远不是一蹴而就、一试就灵的。它需要足够广泛的民主共识，也需要足够明晰的政治蓝图，既需要有总图、结构图，也需要有细图、施工图。举例而言，如果在创立宪政民主之前，全社会（至少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不能就未来的宪政框架（比如，是搞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是多数选举制还是比例代表制）达成一个基本的意向，我们很难想像当专制一旦崩溃时我们会有一部合理、合用、恰到好处的民主宪法及时出台（或许会有一大堆的“宪法”互相掐架？）；如果在第一次大选之前，人们还不能就选区的划分、选举的组织、议会的规模、政府的结构、少数民族问题等等达成基本一致，我们也很难想像这第一场民主选举将会如何进行（又或许，我们将会有许多场相互否认、互不买帐的“民主”选举？）。

有人会说，在中共一党专制政权仍然耀武扬威的时候就开始设计未来民主政体的细节，这是一厢情愿，是好高骛远，是操之过急；也有人会说，民主政体的具体设计应由人民决定，必须等到将来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去定夺，现在说什么都是越权，都是纸上谈兵，都是废话。还有人会说，民主政体没有那么复杂，有成熟的理论、有现存的样板，专制既倒，欲民主则民主必至矣。然而，所有这些说法都忘记了一点，民主转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凭空到来，若没有现在的点滴积累，也就不会有将来的大功告成。——即使我们将来要用“全民公决”设计政体，那也需要首先有一个温习功课、协调观点、提炼共识的过程，需要率先让“全民”在民主到来之前逐渐“预热”起来。如果只是在专制政权突然“休克”的那几天，当“全民”还在惊惶失措的时候就硬塞给他一堆看不明白的“民主”文件让他去“公决”，那样的“公决”有什么意义？徒然制造混乱，不过是民粹主义党派混战的遮羞布而已。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对于如何从一党专制向民主过渡，对于如何构建未来的民主政体，目前的中国社会还明显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共识。我们更多的是对专制政权的肤浅批判和对自由民主的浪漫憧憬，却很少有对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分析、精细探讨和规范化设计。即使是在“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中间，也缺少建设性、开创性的思维和工作。而没有这些工作，良好的民主制度永远也不可能从天而降。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中我们必须吸取一个教训：有些民主新政往往比专制威权政体失败得更快，那是因为它们未经深思熟虑，且没有文化的功底。

与旧专制的谢幕相比，新民主的酝酿、孕育与创生要重要得多。其实，专制政权本身并没有多么强大——如果我们的社会不仅仅痛恨专制，而且主要的社会精英群体（包括专制体制之内的精英群体）对怎样创建民主、创建一种什么样的民主也基本达成了谅解，那么，专制政权将立刻变得不堪一击。在新旧政体如何交替的问题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常常不是专制的衰败为民主清除了路障，而是民主的萌动为专制敲响了丧钟。换言之，不是中共政权垮台了然后有民主，而是酝酿成熟的民主呼之欲出时中共政权势必要退席。

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的话，我愿意在此引用一个大魔头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当未来的新政府的运作形式已经被人民广泛知悉和认可，当将要组建新政府的那些人已经开始按部就班地投入工作，此时此刻，推翻一个旧政府只是手到擒来之事，不费吹灰之力（大意如此，不是原话）。说这个话的人是十恶不赦的希特勒，但我以为此言言之有理。

三、中国的民主转型，难点在哪里？

旧政权谢幕，新政权诞生，此二者均有可能以一种偶发、突变、巨变的方式完成。在南欧、拉美、东亚、东欧，政权的转型与变换有些用了数年，有些用了数月，有些只用了一周，有的甚至只需一个连的士兵用一个夜晚的功夫便告完成。当支撑一个政权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当原政治精英纷纷反叛，当社会底层的反抗日渐升级，那么，这个政权的末日往往会难以置信地不期而至。这并不奇怪。但是，我们还需记住：仓促之间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新政体也许更加短命。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与旧政府的军事强人草率建立了一个谁也不愿意忠诚拥护的共和政府；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匆忙签署了一纸谁都不打算认真遵守的政治协议。很明显，那些掌握着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的政治势力还没有就未来的民主政体达成基本的共识，而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也还没有转型到足以逼迫各种政治势力去达成民主共识的程度。因此，中国没有迎来可持续的制度化的民主政治。可见，当主要的社会精英还不是充分尊重与高度信任民主制度，当掌握大量政治资源的几派政治势力还不是真正愿意以数人头定输赢，当经济、社会、文化的大系统还不足以构成对民主体制的坚强支撑，一种照猫画虎、临时草就的新兴民主政体是难以持久立足的。此处仍需谨记：有普适的自由民主观念，却没有普适的自由民主模式。

托克维尔、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马歇尔（T. H. Marshall）等政治学家均曾指出，民主政治的创立与存续需要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作保障。中国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也说：“没有新的观念，不可能有新的制度。”尽管理论家们并没有提出一套公认的民主支柱理论，但是，共产国家的民主转型需要得到经济转型、社会自治和文化复兴的起码支撑，这是无疑的。人们不可能仅仅靠普适价值来搭建民主政治的新大厦。

而这一民主政治支持系统的形成和巩固，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难点。说它难，是因为它只能一点一滴地积累，只能慢工出细活，而不可能以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革命、政变的方式来完成。诚如一平先生所说：“一个国家的权力、政治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甚至可以革命；但是社会和文化则由漫长时间积蓄而成——自然生成，因此它们不可骤变，而只能依自身吸收、扬弃、调整，彻底改变就是摧毁文明，因为人不能创造时间，不能将漫长时间的经验积蓄在一瞬间制造出来。人的存在主要依靠世代经验的储备与记忆，所谓新文明、新社会、新文化均属虚妄。”美国之有稳固的宪政民主，得益于其新教信仰、自治精神和发源于英格兰的自由主义传统，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厚的生存条件，而这些东西当然不是人力的忽然创造或上天的忽然赐予，而是传承而来、久已得之、习以为常。我们中国人所要做的事情远不是一件两件：普适价值的文化寻根，公民社会的培育生长，经济体系的不断壮大，……当然，我们可以慢慢来，也只能慢慢来。这不是悲观，这是政治文明的实践逻辑。

好的政治制度是在好社会、好文化、好经济中慢慢磨合出来的。好社会、好文化、好经济不易得，好政治也不易得。而与此相比，一个坏的专制政府的消亡则要容易得多。明乎此，我们就会少一些激进情绪和浪漫幻想，而多一些长期奋斗、扎实奋斗的思想准备。

2008年9月10日

经过几十年公有制和大锅饭的折腾之后，结束政府权力对企业的直接经营、进而通过股份制改造，让企业成为自然人或法人的投资场所，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各界多年呼唤的结果，但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如果企业的转制行为罔顾历史、现实和法律，那么，转制便会被扭曲变形而沦为权贵掠夺的手段，这一过程既无公正可言，又会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渊薮。近十多年来的国有企业转制中，政府往往抱着甩包袱的心理，任由原国有企业管理层利用转制的机会巧取豪夺，少量暴发户的发家史往往成为沉甸甸的侵权史。

这样的转制比比皆是，绝非常熟独有。我对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的转制过程产生兴趣并非因为其中的“猫腻”特具技术含量，或者转制后的工人生活状况特别恶劣，而是因为这一转制涉及的财产规模特别巨大，已经有点超出我的想象。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名国营常熟开关厂，是一家具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国有企业，现任公司董事长唐春潮于1991年调任常熟开关厂厂长的时候，无论常熟开关厂的工人，还是唐春潮本人可能都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速度和经营规模，那时候，常熟开关厂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企业，而到了2004年，常开的销售收入是6.56亿元，利润是2.16亿元，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作为企业的当家人，唐春潮的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也有企业员工说，唐春潮调入常开的时候，退休老厂长主持的技术革新在连续失败7次之后，已经见到胜利的曙光，由于产品具有相当的超前性，换了谁来经营企业都会有超常的发展。有企业工人用各种事例向我证明，唐春潮其实是一个技术型的领导，而不是管理型领导，他对企业的贡献没有自己吹嘘的那么大。已经退休的常开老厂长也对我说，计划经济时代，常开是机械工业部的定点厂，由于常年从事国家计划任务的生产，常开具有一支优秀的工人、尤其是模具技工队伍，另外，老厂长在离厂前，以当时有限的财力建了300套职工住房，对于稳定企业优秀员工队伍，也起到一定作用。

也许，将常开的超常发展归功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超前的产品研发、工人的技术水平、唐春潮的领导能力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是比较客观的，甚至有工人告诉我，1992年，一场大水淹没了常开的厂区，表面看来这对常开是一场灾难，其实是一次关键的机遇，因为洪水并没有给企业带来真正的损失，却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赔偿，这给当时的常开注入了一笔重要的流动资金。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常开的带头人，唐春潮应该获得与其贡献相符的报酬，国有企业负责人，如果都象云南红塔集团的当家人褚时健那样为企业做出巨大贡献却无相应报酬，被迫通过贪污受贿的方式获得心理平衡，显然并不公平。

好在常熟地方政府并没有忘记唐春潮和企业员工为常开所做的贡献。1998年4月，常熟开关厂实行第一次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原国有资产426万元转为常开20%的股份，职工集资1704万元，占80%股份。职工出资部分，由个人现金直接出资7200元，工资量化3600元。普通职工一人一份，唐春潮持有股份10份，个人现金直接出资72000元，工资量化3600元。

2000年6月，常开第二次转制，20%的国有股全部退出，转让给以唐春潮为首的董事会成员，变更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5500万元，其中，职工持股会436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79.27％；唐春潮等8名自然人“出资”114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20.73％（唐春潮的股份为9.09%）。此次改制唐春潮新增股份240份，应该再出资480万元，吴士成新增37份，应该再出资74万元。可是在当时他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唐春潮等30人便以企业名义担保，向常熟建设银行贷款475万元入股，又直接“借”企业资金615万元入股(其中280万元用于30人中的一部分人)。唐春潮的480万元中，450万元是向常熟市市属工业公有资产经营投资总公司借的，30万元是以企业名义担保，向常熟建设银行贷的款。吴士成的74万元，是以企业名义担保，向常熟建设银行贷的款，实际贷款75万元。由于这次改制，四年后，唐春潮的480万元共获得大约4300万元利润（受让3300万元），吴士成的75万元共获得大约710万元利润（受让660万元）。

至此，唐春潮以事实上的7万2千元，获得了每年上千万的利润，回报不可谓不丰厚。但唐春潮似乎仍不满足。2004年4月10日前后，公司进行红利分配以及股权登记增股时，按照每年的惯例，职工股东将《股权证》交上去登记。但是，发下来时，职工们发现《股权证》已换成了《持卡证》。《持卡证》上的签章为工会主席吴士成，他同时也是工会持股会理事会理事长、公司工商注册股东之一，而以前《股权证》上的签章为董事长唐春潮。《股权证》改《持卡证》的文字游戏完成之后，2004年6月，在没有召开股东大会的情况下，普通职工的股份被悄无声息地转让给以唐春潮为首的企业管理层。

一位工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2004年6月初，在上班时，组长接到科里的通知，要我们到办公大楼的四楼领钱。由于公司当时对领钱没有书面通知，也没有告知有关股权的法律知识。更何况当初所有的职工包括本人对股权方面的法律知识确实不懂，认为只要是公司行政决定的总是正确的。领钱之前吩咐我们快去快回，人很多，时间不能太长，不可以影响生产（本人当时在成品库属于销售科管，离办公大楼较远）。在组长的带头下我们去了，刚从电梯里走出来，就看到走廊上，人非常的多，在各个部门领导带领下，一个个排着队，站在门口等待着领钱。旁边还有好多厂级领导和保卫人员维护次序。进门后，屋子里也有好多人，同样排着两个队，由于只有二个位子在办（在第三组证据的最后一页照片资料中可以看出就是那个情形）。轮到我时，经办人问了哪个部门的，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银行存单和一张长方形纸，说：在签字的地方，签个名字就可以了。由于后面跟着很多人，本人看了看是自己的存单，就在那张长方形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转身就走了。心里一直在纳闷，干吗这么匆忙？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早已有内部规定，全厂1000多持股职工，必须在两天之内将钱全部领完。后来听有人说那钱有问题，应该是13万多，可存单上只有10.9899.36元，我们向科里询问，科里说13万多是含税，我们就向财务科要代扣的税单，拿到手后，上面写的是‘股息、红利’就没当回事。几天后，又有人在说，职工拿了清算款，自己的股权就没了。况且，清算的价格不正确，至少少算了一半。这时我们才感到上当了，当初以为清算款，是指对历年的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公司应该还要与我们办转让手续，支付转让款后才能收购我们的股份。试想我的股份每年都可以拿到含税近二万元的红利，如果我的股份没了不就直接影响到我来年的整体收入（我的总体收入将下降近50%）？况且企业的效益那么好，正是最红火的时候，原来他们急于要我们退股其原因就在这里。此时才从其他职工那里知道，原来清算企业那些资产，仅仅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所谓的清算工作，并有许多的对外投资以及公益金、公积金以及土地、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以及我所在的成品库内的库存都没有计算在内。”

事实上，早在职工稀里糊涂签字之前，他们的股权已经被“转让”，签字领钱的时候，他们的转让金已经由公司代交了税款。2003年6月16日，在没有召开全体持股职工大会的前提下，在持股职工不知情的情况下，持股会理事会理事长吴士成就主持召开了极少数人参加的“职工代表”大会，在没有形成任何对价的情况下，便将6810万元职工的股份转让给理事长吴士成成为工会主席的常熟开关厂工会，宣布职工持股会解散，并以常熟开关厂工会名义参股。这一做法违反了国家体改办《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职工人人持有公司股份，既是公司的投资人，又是公司的劳动者，每个持股职工都是企业的小股东受法律保护，股权的转让理应遵守入股自愿，自愿转让的原则”；“坚持民主管理、职工享有平等权力股份制企业实行职工股东大会制度，职工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应当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

显然，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普通职工直到股权被强行转让的时候，仍不明白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对常开的董事长唐春潮来说，他肯定知道这一转变的含义，2004年的企业转制完成之后，他个人拥有了企业30%的股份，而企业当年的赢利超过了2亿元。而这30%的股份和6000万元的利润，最初的股本只有区区7万2千元。即使是这样，管理层成员也拒绝上缴个人所得税，在工人的多次举报下，才于一年多之后补税了事，而工人的历年红利，从来都是由公司代扣代交。

据很多常开的职工称，买下常开100%股份的企业管理层当时有着更远大的计划，那就是向一家同行业的美国公司出售其股权，以求落袋为安，由于常开具有强大的赢利能力和现成的销售网络，美国公司打算出价3亿美圆（当时约合25亿人民币）收购常开，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常开管理层个个都会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消息传来，企业炸了锅，罢工、上访事件屡屡发生，一时成为常熟乃至苏州的焦点新闻，他们聘请的律师直接去美国和欲收购常开的美国公司讲明情况，并获得了一些意向性的收购数据，最终使这一收购计划泡汤。

时至今日，常开由转制引起的纠纷和冲突仍在继续，工人上访、罢工的结果是唐春潮向其他管理层成员转让了部分股份，仅留15%，但这一股份仍可使之获得每年几千万的利润。而参与上访维权的骨干则被陆续开除或者有厂里办他们的学习班，始终无法讨回他们被非法转让的企业股权。这意味着每个被迫退股者（几乎是全体常开老职工）每年要失去至少几万元的收益。

常开转制的过程及其引发的诸种矛盾相当复杂，我只能择其概要而述。但在与常开职工的接触中，我能感到他们的素质之高和维权意志之坚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维权过程中几乎个个自学成才，成为有关法律法规的专家，他们所整理的法律文本具有相当的水准，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提起的法律诉讼屡屡败诉，尽管连法官都在私下里承认，他没有不判维权职工胜诉的理由，可是，“这事终究不是由我说了算。”

有关常开转制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十分专业而烦琐，不打算在此一一罗列，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1998年和唐春潮等管理层人员一起入股企业的普通职工，有人入股资金达到唐春潮的一半（当时是按职务大小确定入股比例），但在十年后，唐春潮成为职工口中的“唐三亿”（也有人说他不可能独自吞掉这3个亿），那些不肯接受股份转让的职工，却有多人被解除劳动合同，成为失业人员，而更多的常开老职工则由企业股东转变为企业的打工仔，常开三十多年的发展成果，最终被企业的管理层所占有，但是，按照职务大小分配股权的做法，随着部分管理者达到或接近退休年龄，企业的股份也将一次次地被调整，这给常开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目前，常开已经发生要求退休者（所谓挂名股东）退股的事。

而那位当初带领工人搞技术创新的老厂长，在产品即将成熟之际调离企业，至今过着十分贫寒的生活。由此可见，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改制，说穿了就是以权力为后盾的利益再分配。其中，权力是唯一的资本，市场经济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资本金，反而成了权力的附庸，乃至可有可无的东西。一个由7万2千元股本起家的亿万富翁的诞生，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加了令人震惊的注解。

值得注意的是，几年来，常开职工及被迫离职的工人一次次向法院提起法律诉讼，迄今为止，工人诉讼常开及法人代表唐春潮的案件已达100多起，由于连续密集的法律诉讼，68岁的唐春潮尽管早已到了退休年龄，并且多次希望退休，却因无法找到接手常开董事长的人选，被迫继续担任法人代表。某种意义上说，常开职工股东已发起了一场“诉讼运动”，这导致常熟法院内的法官也开始同情维权工人，并在私下里对他们表示支持。

关于常开的转制，国内媒体也曾有零星报道，但都无法触动转制所形成的巨大的利益共同体。然而，与一般破产企业不同，常开至今仍在正常经营，而且有较好的效益，职工收入也相对较高（在常熟，我也听到有人说：“唐春潮心太软，对工人还是太客气了。”），工人能够承担一定的维权成本，这使得侵权与维权之争很难自然平息。对于常开这一块做大了的蛋糕最终该如何分配，由于牵涉历史、现实和法律诸种因素，我无法断言，但由于涉及金额太大，而且工人的维权意志坚定，常开的企业转制问题远未划上句号，因而也将成为观察、研究国有企业转制问题的一个极好的样本。

2008年7月18日于苏州

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突出政治”模式，在“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中被迅速推行到各行各业，业务学习、研究和生产时间被大大压缩，出现了“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等极端作法。“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导“批极左”，力图摆正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去掉了一些“突出政治”的荒诞形式。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明确认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今后的主要政治，离开了这个主要内容，政治就变成了空头政治

改革开放30年来，与经济、政治、社会各层面都发生了既深且广的变化一样，“观念”层面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而且，往往是一些观念变化在先，体制性变化在后。若无观念变化，某些体制则很难改变。“突出政治”，就是最早、最重要的观念变化之一。

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统，是其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功夺取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故从来就强调、重视“突出政治”。不过，1962年后，随着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在如何突出政治、怎样才是突出政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等方面，却渐趋极端，终于“畸形”。这种“畸变”原发于部队，然后推向社会。
 

 
1964年人民解放军开展了全军大比武活动。图为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中）、杨勇上将（左3）在和参加军事比武的士兵交谈

林、罗之争
早在1961年，国防部长、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就因如何“学毛著”产生分歧。

罗荣桓不同意林彪提出的学毛著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的提法，在审定战术条令时把这类词句删去。1964年，在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推动下，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比武”活动。林彪认为部队“大比武”与他在1960年提出的部队建设“四个第一”不一致，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因此，从1964年秋开始，他就在各种场合批评“大比武”，认为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强调要“突出政治”。

1964年11月底，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紧急召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批评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他强调军事训练等“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他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突出政治。

1965年1月初，罗瑞卿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和由各军兵种及各大军区领导人参加的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林彪要罗瑞卿将他的有关指示修改后发出，经过整理后，林的有关讲话、指示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全军贯彻执行。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同时给毛泽东送去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的信和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 (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0页）

这时“文革”狂澜初起，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于11月10日发表。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内容就是批判罗瑞卿。罗的“罪状”之一是他对林的有关指示修改了78处。最主要的修改是三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

在这种情势下，林彪在1966年2月进一步提出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时间比例现在是三七开,可考虑改为四六开、对半开,甚至倒三七开。8月16日,中央军委根据林彪此议作出《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规定政治教育时间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部队为40%,半训部队半生产部队为20%,生产部队为10%。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给政治教育让路。“政治可以冲击其他”，“顺理成章”地发展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1966年夏，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头
本报资料图片

走向极端
于是，凡是不赞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不赞成部队政治教育时间要占部队工作时间50%而军事训练时间只有40%的人，都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等各种罪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结果是干部不敢抓军事训练、战士不敢学军事技术，一些部队的军事训练时间甚至连40%都未达到。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中，部队这一套“突出政治”的模式被迅速推行到全国各行各业，业务学习、研究和生产时间被大大压缩，没有基本保证，而政治学习、政治教育和政治运动却绰绰有余，并随时可以冲击“业务”，挤占原本不多的业务和生产时间。最典型的表现是“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

“突出政治”在时间上占“绝对优势”的同时，还不断花样翻新，推出种种显其“突出”的新“形式”。当时的经典话语之一是：“形式主义要不得，但必要的形式还是需要的。”为了表示“突出政治”，各种“必要的形式”五花八门。一时间，全国各行各业工农商学兵，每天一早一晚必须面对“红宝像”“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上学上班的头几十分钟必须是“雷打不动”地学毛著“天天读”，每天大量的时间不是政治学习、“讲用”就是批判、“斗私批修”……

《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金凤，甚至因反对这种突出政治的荒诞“形式”而入狱五年！金凤的丈夫赵宝桐是“抗美援朝”时的飞行员、战斗英雄，此时是航空兵某部队领导，因此，她对这种“荒诞”将造成严重危害的认识更加清楚。

金凤回忆说，她1967年秋天到上海采访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我问：‘什么意思？’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

然而，她终有忍不住的时候。“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

金凤终于“忍不住”写了“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这个“内参”转到了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因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金凤被说成是“中统”特务。1968年，她被押解到北京卫戍区，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到1973年6月，关了五年又一个月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才被释放回到《人民日报》社。（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不是过来人，很难想象“突出政治”能发展到如此荒诞的地步。

两次较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导“批极左”，去掉了一些“突出政治”的荒诞“形式”，1972年4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根据周恩来意见撰写的《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一文，尤应一提。此文提出，“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强调冲击社会主义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提出了婉转却又明确的批评。钻研业务、搞好生产原本“天经地义”，在“那个年代”却不能不用这种“政治”话语论述，足见当年力图将荒诞已极的“突出政治”往正常方向稍稍回调之难。

然而，随后又有“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最高指示”。“批极左”不仅戛然而止，反而被批为“回潮”、“复旧”。略微注重、强调业务，再次被批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白专”、“业务挂帅”、“资产阶级路线”……

1975年邓小平主导的“整顿”，主要内容也是力图摆正“政治”与“其他”的关系。《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三个文件是“全面整顿”的纲领性文件，都不同程度阐述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述说：“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要求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则全面阐述说：“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这篇文章还以“导师语录”作为自己的辩护策略，引用列宁的“政治教育的结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然后论述说：“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文章还批判了长期以来把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的论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不过，这三个文件当时都还未定稿下发，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作为“三株大毒草”、作为供批判的反面材料下发才公之于众的。这次全面“整顿”最终被定为“翻文革的案”而被全盘否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还是政治与生产、业务关系的“金科玉律”。实质仍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人们依旧不敢抓生产，不敢抓业务，不敢抓技术，否则就是“破坏革命”。“文革”中这两次较量，均以“务实派”失败告终。

邓小平明确政治含义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实现四化”成为主导性话语，使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下的“业务”、“生产”开始赢得一定的话语权。例如，“文革”中对“学大寨”强调的是大寨“阶级斗争”这一面，此时则强调“大寨”的“生产斗争”这一面。

1977年8月初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的全国科教座谈会，是“政治”与“业务”关系拨乱反正的关键一步。会上，有科学家提出每周应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邓小平插话说，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邓小平提出：“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会上提出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我加了‘至少’两个字，你们又加上‘必须’两个字。好！科学院文件下发时就加上这四个字。我看，有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应当允许。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选》，第二卷）这一点不仅写进了中共中央9月18日发出的《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也写进了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

邓小平这个讲话总共只讲了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以往强调“政治”、强调“红”的主旨是“改造世界观”，而大量的“政治学习”是“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方式。邓小平对“改造世界观”作出了重要的新阐释：“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这样，“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就理所当然了。

他进一步说：“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无数的事实说明，只有把全副身心投入进去，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高峰。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

“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搞得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地，解放军不能练兵，学生不能学习，科学技术人员不能钻研业务，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多么重大的损失！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衡量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党委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也应当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才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真正尽了自己的责任。”（“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选》，第二卷）

在以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邓小平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都一以贯之，在197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选》，第二卷)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明确认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选》，第二卷）

循此观点，学生认真学习，工人农民搞好生产钻研技术，科研人员多出研究成果，各级官员守法尽责，公检法部门严肃依法办事、秉公断案而不是徇私枉法，就是“突出政治”，就是“讲政治”。不过，三十年风雨历程表明，那种将“政治”与“业务”割裂、对立起来的观念依然大有影响，时时以种种名目、形式出现，因此回顾梳理“突出政治”的观念史，当不无现实意义。

■呼吸宇宙
他为中国之政治改造而冒死冲锋陷阵，堪称宪政先驱。无论他日后的思想多么地不宜于时尚主流，无论他的私德是否具有严重缺陷（当下常有人指责其私德），都不会影响他作为一代圣徒的形象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候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心中想的，和手头做的，往往很不一样。康有为1894年写《大同书》的时候，还是36岁的青年，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书生。《大同书》历数人类的诸般苦难和社会的种种罪恶，提出了建设一个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乐园的伟大理想。康有为的确是一个哀愍众生的贤哲，颇具宗教家之情怀，热衷于为人类寻找排除苦难、享有幸福的最终社会保障，这一点跟马克思和许多乌托邦思想家一脉相承。《大同书》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和构想，很具想象力。如果康有为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这一主题，那么也许可以像欧洲《乌托邦》、《太阳城》等等乌托邦著作一样，获得比较广泛的读者，产生巨大影响。书中可贵的发明和祈愿很多，比如妇女解放、奴隶解放、取消国界、取消阶级、政府议会化、取消政治首领等等。

可是康有为写完之后并没有致力于传播和推广这些思想。与此相反，他的这部著作秘不示人，仅给两位得意门生——其中一位是梁启超——看过，然后就将它藏在箱底，从此不提。他的精力从此投注到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的研究上，逐步形成君主立宪、变法图强的思想。在往后的几年中，他凭借时势的力量和光绪皇帝的支持，迅速走到了历史的前台，演出了一幕提倡宪政、弘扬民权、再造中国的伟大变法运动。那时候光绪皇帝亲自向他垂询救国方略，俨然把他看作变法图强大业的总设计师。

这真正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理想追求和现实选择的差距如此之大，很不一样。就康有为而言，立宪变法是他投入历史实践的内容，大同理想是他的思想背景，也是他的动力源头。心中的理想当然是越高远越好，那往往具有非常超前、非常彻底、非常圣洁的气质；而前台的努力却是越脚踏实地越好，这往往充满了妥协、焦虑、萎缩、交易、屈服，有时候甚至把自己弄得很不光彩。比如在康有为申述理想的《大同书》中，不但没有皇帝的位置，甚至连民主政治中的政治领袖也没有，这么彻底的改天换地哪是满族皇室所能容忍的，恐怕信奉现代民主政治的政治家也不会容忍之。可是在康有为施之于现实的变法方案中，其目标仅是建立一个具有民主性质的内阁，内阁之上还赫然保留着皇帝和皇室的地位。这在革命者看来，这种“自相矛盾”实在太窝囊、太迂腐、太反动了。

康有为的理想和现实选择的确差距很大，但是不可将此看作人格分裂，因为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大同书》是对孔子、柏拉图等世世代代中外圣徒的社会理想之系统表达，也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伟大人物从事政治改革的思想背景。正是世界大同的伟大理想，为他们的历史实践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康有为的选择颇类于孔子。孔子的理想是大同，但是他一辈子都在为实现“小康”而奔波，他所推行的“礼制”就是为了给“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至于心中的理想，一直被孔子推到了十分遥远的背景上，以至于我们常常忘了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理想。

在今人的心中，孔子形象主要并不跟“大同”连在一起，而是跟“克己复礼”连在一起。同样，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基本上不为人知，他的形象主要是跟“变法”运动连在一起。康有为的《大同书》，直到他逝世（1927年）多年之后，才于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可谓五花八门、五彩缤纷。越是激进的思想越是拥有追随者，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已经演绎过好几次高潮，成为万众瞩目的主流。改良思想和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早就遭到嘲弄和唾弃，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康有为更是身负腐儒、保皇派、保孔派、反动派的罪名长达几十年。这个时候出版他的思想著作，还有谁会予以关注呢？

最近20年，学术界对康有为和他的戊戌变法运动，似乎评价越来越低。当我到书店寻找康有为的主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日本变政考》，竟然一本也找不到。一代巨人，就这样被今天的时代遗忘了。

然而，康有为所主张的虚君共和、宪政治国思想，是那个时代最为宝贵的良方。他为中国之政治改造而冒死冲锋陷阵，堪称宪政先驱。无论他日后的思想多么地不宜于时尚主流，无论他的私德是否具有严重缺陷（当下常有人指责其私德），都不会影响他作为一代圣徒的形象。

比康有为晚一代的仁人志士，在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将力量集中于思想文化的改造，也许只是避重就轻之举。这就像是把本来应该作为背景的东西，冒冒失失地推到前台来，而本来应该扎扎实实稳居前台的内容，却被推到了遥远的背景之中。“五四”一代将文化的力量置于制度的力量之上，正犹如前台与背景的错位。而我们这几代读书人，正是喝“五四”的奶汁长大的，我们对这种错位，可能长期以来浑然不觉。

当今中国，需要找回康有为，集中力量解决制度变革的问题。

这篇文章是我计划外的，也不是我正在写的《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系列》的一篇，但由于看到他们又在折腾孩子，实在气不过，又不能把电视机和电脑都砸掉，我没有办法发泄，只能坐下来，匆匆几句，写给那些无良的大人们。

就在下午用了一个多小时完成了《火车站那让人心寒的温馨问候》合上电脑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开始了，要怪都该怪我，忍不住，时隔几个月又看了一次新闻联播。可想而知，虽然坐立不安，但愤青杨恒均总算数次忍住悲愤。不过，最后还是爆发了：今天是中国少先队组织成立59周年，全国范围内评选出了十位优秀的少先队员……随后是标准像上几岁到十岁左右的充满童稚的脸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上网搜索一下，才知道每年都搞这种评选，算我孤陋寡闻了。评选的规模非常之大，评选上的11月分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去被接见。这样的十大优秀人物评选对于我当然并不陌生，对所有的中国人也不会陌生，但好像没有人像我一样反应这么大。何止反应大？我是很气愤的。也许我错了，那么请你指教——当然，你指教我的唯一资格就是你也和我一样身为孩子的家长。

和年年一个接一个的英雄模范人物的评选不同的是，这次评选的是十岁左右的少年儿童！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谁都知道，这种评选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为全国少年儿童树立光辉榜样，代表着人生的巨大荣誉，代表着少年儿童前进的方向……

谁说我们中国人缺乏核心价值？请问，在一个缺乏核心价值的国家，能够有如此精确的判断标准来挑选十岁左右的优秀儿童？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有为促销奶粉而搞的 挑选健康宝宝或者活泼宝宝的活动，但绝对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优秀的十岁左右的模范！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大人会有中国的“大人”那样自信，自信到给十岁的孩子确定了核心价值观！

我是不是可以弱弱的问一句：请问你们用什么标准来挑选这些十岁左右的孩子成为全国一亿三千多万儿童的榜样？用你们大人的标准？你们有标准吗？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们用的是你们教育孩子的“爱我们就是爱国家”，以及什么是光荣什么是可耻！你们知道什么叫可耻吗？——可耻，就是用连自己也不相信的标准去挑选和要求只有十岁左右的孩子。

大家知道十岁左右的少年还很不成熟，他们有自己的天性，这个时候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是必要的，但那种使用成人的标准来挑选模范，再把事迹推广到广大少儿中的做法，不但对广大的少儿没有什么好影响（我们广大的中国成年人不是被树立的那些英雄压在下面，一直抬不起头？），而且对那十个过早被带上国家荣誉光环的孩子也绝对不是好事。

我稍微搜索了一下十佳优秀少先队员的事迹，感到一阵XX（这里自己删除两字，免得想推广我博客的编辑为难）：一个小孩子带领同学节约了110多 万张纸，还到处找垃圾，搞环保（如果她一直搞下去，应该当环保局长）；另外一个只有十岁不到，获得的绘画奖项竟然比我这一辈子能够叫出名子的奖项还多好几 个；我的家乡湖北省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孩子是一位残疾小孩（祝福你，孩子），他一夜出名的经历如下：他给北京的胡爷爷写信，信中深情的说：我很快乐，很幸福。当然写信的人很多，他出名是因为胡爷爷竟然回了信，哇塞！——祝他11月吩到人民大会堂，而且也祝他今后长大了也能够继续到人民大会堂！取代邓普方同志。——我无意对这些孩子如何，但实在受不了那些大人们用来描述和折腾这些孩子的语言。

你有十岁左右的孩子吗？我正好有一个，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在想，如果他在国内，我如何向他介绍这些他应该学习和效仿的榜样？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算了，我还 是喜欢儿子现在调皮捣蛋的样子，有时不想学习时耍点小聪明和老子斗志斗勇，我喜欢他那种和大人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那种屡屡让人发笑的表达方式……

不说了，我愤怒也没有用，他们每年还会继续用他们自己定的标准来评选十岁左右的孩子成为全国十大优秀少先队员，而且用这种方式把某种“核心价值”塞进全中国孩子的大脑里。恭喜你们了，谁说中国没有核心价值？虽然我们成人都不再相信，但我们至少还能够控制孩子，让他们有“核心价值观”——你看那条匝在孩子脖子上的红领巾像什么？

关掉电视，还是看电脑新闻吧，也许就不会整天象个大脑充血的愤青了。可是，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打开电脑，竟然看到的是这副图片和新闻：贵 州黄平县教育局为了在中小学生中推广“礼仪”（各位，这可是中国几千年的“核心价值”），要求全县所有中小学生都向过路车辆敬礼，一是表示对驾驶员的尊重 （怎么能够不对坐车的人表示尊重呀，各位？！），二是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啊，看看这些可爱的目关呆滞的小学生，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就这样在路边形成了！当然，据说司机很感动，因为交通事故也减少了，你看你看，有钱人也不忍心用车撞那些向自己毕恭毕敬敬礼的孩子吧？！

我X你XX的！这难道又是老子离开中国十几年而严重错过的中国特色之一？全世界再也没有听说过如此无耻和无良的教育局，有这样培养孩子的“礼仪”的？就是要敬礼，他们也应该向老师、向被贪官污吏剥削的含辛茹苦的的家长敬礼，或者本着“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精神向农田的老农敬礼吧！可你偏偏要学生朝那些本田、奔驰和奥迪致敬！至于说到交通事故，难道你不应该多教育那些开车的成年人和坐车的大官们和老板们？一定要用幼小孩子们卑微的方式来减少自己的死亡率？还美其名曰：礼仪！

你们这些寡廉鲜耻，不知道羞耻为何物的东西，我X你XX的X！！

杨恒均 2008-10-14

香港政论月刊《开放杂志》每月一日在香港出版。2008年10月号出版后，发现每月专栏【北京消息】和【咖啡座】的重要文章，内容已被窜改，至少五十处之多，致使文句错乱，无法卒读。

我们经过核对，发现这些窜改有明显的选择性：杂志每期的主打文章【北京消息】的三篇文章都遭到窜改。这些文章包括独家报导〈御用理论家围攻温家宝〉和当前的若干敏感话题，如毒奶事件与中南海食品特供、国际记联指责中共禁止采访毒奶事件、中国女体操选手年龄丑闻、胡锦涛访问韩国闹笑话、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等。

在【咖啡座】这个消息摘要的专栏中，窜改选择性最为明显。第6页有三条消息，两条非政治性消息（电影与医疗）一个字没有改，但另一条“胡佳提名萨哈罗夫人权奖”被窜改得面目全非。

本刊电脑化多年，了解电脑作业可能出现的差错。这次事故发生后，我们请教过不少熟悉电脑技术的行家，以及一些读者的反映，足以认定上述窜改不是电脑病毒或技术故障所造成，而是人为所致。而且作案相当有心思：不触及大小标题等易发觉之处、不改变版面行数，只改动内文。并选择付印时间紧迫的最后一个印张，以致猝不及防。

我们的出版作业程序，由编辑部、制版（菲林）、印刷三步完成。制版与印刷包给合作的专业公司负责，出书后交予发行。这种出版方式，及其过程中的品质保证，都有相当成熟可靠的互动关系。在本刊出版的二十年间，从未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事故。事发后，我们和制版、印刷公司多次沟通，调查研究。可以确定的是，错误来自菲林。印刷厂出示他们从制版公司取得的含窜改错误的菲林。制版公司则显示他们电脑中仍储存着我们提供的正确档案，并否认他们在制作菲林过程中被人窜改的可能性。

本刊同仁经过好几天的努力，未能找出事件的肇事者和责任者。我们除了加强业务的安全管理，并继续追查案情之外，决定将此事件向本刊读者、作者作出公开的交待。并且严正声明：这次开放杂志被恶意破坏的事件，不仅直接损害读者和公众的资讯权益，损害本刊的信誉，也是对香港基本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侵犯。无论作案者出于何种动机，都应受到严厉的谴责。我们呼吁特区政府严重关切香港新闻自由每况愈下的状况，也希望社会人士协助提供线索，以期事件早日真相大白。

开放杂志编辑部 2008年10月14日
被窜改的文章原稿载于开放网站 www.open.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