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百家讲坛》很难再火了

出于解读媒介文化的需要,我一直关注着有关《百家讲坛》的报道。但一些报道虚虚实实,声东击西,有时候还真是不好判断。比如,读了《易中天:百家讲坛无需“挽救”》之后,我就有些迷惑。此报道的导读文字说:“开卷”最近的畅销书报告显示,曾经大红大紫的百家讲坛图书销售正遭遇滑坡,也有消息称节目收视率已大不如前。正因为如此,易中天10月11日重新登台百家讲坛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消息一出,就被看作“挽救颓势”之举。近日,易中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了这一说法。而在后面的访谈中,易中天也确实是在予以否认,他说:“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一直是平稳的,没有波动,至少没有大幅度的波动。”

国人多年养成的一个读报习惯是正话反听,所以易中天如此说辞,倒让我觉得《百家讲坛》说不定还真出了些问题。记得今年2月,曾有《〈百家讲坛〉遇瓶颈》一文在网上流传,报道引用《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的话说:在经过了三年的火爆之后,《百家讲坛》的确遇到了一些瓶颈,症结是让人过目难忘的主讲人匮乏。虽然2007年《百家讲坛》都在酝酿变革,不仅由讲历史故事发展到讲“红旗渠的故事”,还拟请评书家单田芳来讲林则徐,但一番努力下来,效果并不太明显。《百家讲坛》目前虽然仍可保持央视十套收视前三名,但原来的头把交椅可能难保。而像当年纪连海讲《历史上的和珅》时创下的0.69%的收视率纪录,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于是万卫说:“如果再找不到有特色的主讲人,栏目前景就不容乐观了。”

或许就是如此原因,《百家讲坛》才反复回请一些人气旺盛的主讲人登坛“救场”。易中天此次三度出山,应该也有这层意思。但我觉得这种做法,并非重振栏目的长久之计。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百家讲坛》如此使唤主讲人,既可能会把他们搞得很透支,也可能会把观众搞得很厌倦。于丹的“《论语》心得”火爆得一塌糊涂,到了讲庄子已开始降温,而“《论语》感悟”则颓势毕现。由此看来,车轱辘话并非唐诗宋词,是禁不住反复吟唱的。这种话说多了,说者可能会上瘾,却会在听者那里形成许多不良的生理反应。结果观众由爱而厌,由厌而烦,闭目塞听者一多,收视率自然就下去了。

进一步思考,《百家讲坛》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其文化习性使然。我的印象中,2006-2007年上半年,应该是《百家讲坛》的黄金岁月。那两年,《百家讲坛》借助种种因素,打造出一种不折不扣的“媒体奇观”:收视率节节上升,许多人一致看好,主讲人风光无限,众媒体纷纷报道。而这种奇观效应又进一步向各处蔓延、扩散,以致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奇观文化。但据我观察,凡是成为媒体奇观者,往往来去匆匆,昙花一现,因为它接通的常常是受众的非理性层面。而与非理性交往,则注定不可能持久。原因说来简单,非理性的迷离恍惚虽然很适宜奇观文化生长,但非理性毕竟不是人的常态。人们一旦回归清明理性状态,奇观文化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想想2005年的“超级女声”多么波澜壮阔,后来却风流云散,这便是奇观文化速生速灭的经典例子。

由此我便想到,《百家讲坛》曾经火爆如今萧条,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百家讲坛》也确实无需挽救,因为奇观文化有它自己的发烧周期,过了这个周期,不是谁想挽救就能挽救过来的。报道中的配图文字说:“易中天重登百家讲坛无疑给节目打了一针强心剂。”这种表达自然是一种文学修辞,但我却从中读出了一些不祥之兆:当节目需要强心剂救心丸之类的东西维持时,说明它已经岌岌可危了。

张昕:末代沙皇平反与历史和解

10月1日俄罗斯最高法院宣布,沙俄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在1918年被布尔什维克处决是政治迫害的结果,应该在法律上给予平反。

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妻子及5位儿女,在十月革命以后被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中部的叶卡捷琳堡处决。苏联时期的官方叙事不仅强调末代沙皇统治的黑暗,也一直否认处决沙皇全家的决定是来自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直接指示,因此与政治迫害无关。

苏联解体之后,沙皇罗曼诺夫家族后裔,一直希望通过法律途径为尼古拉二世全家平反,但此前俄罗斯各级法院多次拒绝审理他们的请求。去年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之际,俄罗斯最高法院也宣布将不会为末代沙皇一家平反。但是本次最高法院的主席团,却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不仅接受罗曼诺夫家族后代为其先辈恢复名誉的请求,并且宣布沙皇家族是“毫无根据的迫害”的牺牲品。

最高法院的平反判决,既不意味着沙皇后裔有权要回沙皇家族被苏联政府剥夺的财产,也不会对在俄罗斯恢复帝制有帮助,最重要的是这一决定的象征意义。1998年末代沙皇和他家人的遗骸,被下葬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与历届的沙皇及其家人埋葬在一起。两年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将尼古拉二世全家追封为殉教圣徒。而这次俄罗斯最高法院的平反决定,则是俄罗斯国家内部的一个分支,在政治层面对历史公案的又一个大胆表态。

历史和解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线性选择。如何处理沙俄历史和建立在十月革命基础上的苏联帝国的历史,是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构建身份认同中最棘手、最复杂的选择之一。如果承认末代沙皇完全就是布尔什维克暴政的牺牲品,那么在红场上继续祭奠列宁遗体、在官方历史教科书中对斯大林时期大唱赞歌,就会碰到逻辑上的难题。这也正是在对沙皇平反的问题上,前总统普京和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都没有直接给出过任何评论的原因———尤其对前者而言,他对苏联帝国这个符号中的许多要素是不愿意放弃的。

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里,各种政治力量自然都会努力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但在俄罗斯社会对历史认同仍然高度分化的背景里,对历史解释权的激烈争夺还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结论,更有可能长期存在的就是看似矛盾的政治符号、文化象征被迫并存,让各家都能找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当年十二月党人受审时的法庭就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如今作为圣彼得堡市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那里树立着镌刻有所有十二月党人姓名的纪念碑,与当年镇压十二月党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安葬地和纪念碑几乎就是一墙之隔。这样两个纪念符号如此近距离接触也好,最高法院在末代沙皇平反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也好,恐怕都不能仅仅归结为历史的反讽:历史和解经常是需要遗忘和模糊处理的。

李公明:如何面对“被改造的教育”

  新课堂,中国画,153×83cm,鸥洋作于1973年,广东美术馆藏
  新课堂,中国画,153×83cm,鸥洋作于1973年,广东美术馆藏

在“文革”美术中,反映“教育战线”题材的作品并不少见,但是像鸥洋《新课堂》这样因其充满了青春朝气和艺术感染力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却是不多。这件作品在1974年的全国美展上受到好评,准确来说,它与那些重大题材的鸿篇巨制相比,更像是那个年代中的一份“审美小品”而获得观众内心的喜爱———中西艺术结合的手法,明快的色彩,清新的笔墨,使它在那个时代的画廊中散发出某种温馨的审美气息。在今天看来,《新课堂》在当时的确具有在艺术上创新的意图和成效。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于“阳光感”的探索与追求,如把西画的高光—明暗分界—反光—投影以及色彩的冷暖对比关系等技法自如地运用到人物塑造中,并且使之与宣纸和国画材料以及笔墨技法高度统一,因而受到了美术工作者的关注和好评,被认为是“将阳光带进宣纸中”。

关于该作品的内容和主题,发表于1974年的一篇评论文章是这样描述的:“画面的构图中心,是一个手拿玻璃瓶,高卷裤脚管,脚上沾着泥巴的红小兵,她朝气蓬勃,沉静从容地站在一块小黑板前。黑板放在田头的一棵小树前,上面写着‘试题:如何保护秧苗’的字样。……试题紧密地结合了劳动的内容。读者从主人公那满怀信心的表情中可以想象出,这位小闯将,一定能在这个新课堂里,取得优良成绩。这就充分地显示了开门办学的必要性。作品正是这样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可以说,《新课堂》表现的是“文革”中“开门办学”、以田头为考试课堂的情景,虽然只是一个小学生的形象,却可以被视为对于“文革”中越来越激进的教育理想的富有代表意义的诠释。

在解读宣传画《广阔天地新苗壮》时候,我曾经讨论过“新苗”这个概念。而在鸥洋的这幅作品中,“新苗”不是文字上的修辞,而是感性的形象:一方面是捏在正在考试的那位小学生的手上;另一方面更是这位沐浴着阳光的女孩(“红小兵”)。毫无疑问,作品题目的“新课堂”与画面上的“新苗”可以合理地构成对应的隐喻关系,其潜台词就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新课堂”中,正在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考试)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新苗”)在茁壮成长。但是,假如说在类似《广阔天地新苗壮》这类宣传画的图式语言中,“新苗”仅是一种“根正苗红”的血统论与革命激进主义的进化论逻辑的结合的话,那么发生在“新课堂”中的“新苗”则更多地是教育的产物———准确来讲是“开门办学”这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核心途径的产物,在这里高度浓缩了对教育进行最彻底改造的乌托邦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是最具有文化激进主义色彩、最有普及化倾向的重要领域,对其价值理想与工具路径的思考至今仍然是中国教育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果说激进主义教育观和文艺观有违生活的常态与规律,因而其价值判断必须被解构和颠覆的话,那么像《新课堂》这样的图像与生活的联系真的不存在吗?如果说,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那个时代的“革命文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虚假性的话,我们又应如何看待“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一命题中的美感和在世界左翼艺术中的奇特成就呢?很显然,我们在研究革命文艺史的时候必须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与意识形态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简单地“颠覆”了事。正如琳达。诺克林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与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究竟有多紧密的关联,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幽微难解的问题。

作者在当年的创作自述中曾表示自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选择题材”和“提炼主题”的,但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可以有另一种解读的路径。从时代的政治氛围来看,当时很流行的有关“新课堂”的话语是“阶级教育”、“忆苦思甜”、“革命大批判”,以政治思想教育之“新”来批判“白专道路”、“分数挂帅”之“旧”。但是,作者选取的这一“新课堂”却不是这种时常挂在嘴边的“阶级斗争的大课堂”,而仅是一节安排田头的有关科学知识的真正意义上的“课堂”。应该说,在“课堂”的选择问题上作者并无意于凸显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说教,而是把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与考试作为基本内容,其“新”只不过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试方法之“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知识”和学习的选择,相对于社会斗争来说是一种温和的选择,即便这是非常激进主义的教育谱系中的一种乌托邦,但它仍然流露出对人性的肯定、对朴素生活的向往,被改造的教育(“开门办学”)仍然以其善良的本性守护着一点清新、美好的事物。

我们这一代人在读中学时都有过到农村分校学习和劳动的经历,从欣赏与接受的历史角度———这是艺术作品要获得完整的历史评价不可缺少的部分———来看,这件作品在我们看来有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今天的年青人而言,它必然会具有的那种陌生感和异质感会是什么样的呢?它会是何种性质或会具有何种意义?这种思考会使作品的历史价值与今天的现实意义联系起来,尤其是所谓的“异质”(heterogeneity),是一种对现有理解域(如今天在他们理解中的“课堂”、“考试”等)的颠覆,因而需要借助于某种有效的解释系统才能进入理解。

刘  柠:从诺奖看日本科技软实力

正当源自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引发日本版金融危机,东京股市狂泻逾千点,资本市场一片风声鹤唳,生活景气指数连续6个月恶化,创9.11以来新低的时候,从斯德哥尔摩接连传来的吉报多少安慰了对政治失望透顶,在经济上也开始陷入恐慌的岛国国民: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被三名日本物理学家分享;而荣膺化学奖的三位学者中,也有一名日本化学家,日本可谓双喜临门。10月7日,日首相麻生太郎亲自打电话向获奖者贺喜:“国民也倍感欣喜。现阶段日本没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衷心感谢你们带来了愉快的心情。”

至此,包括早先在日本国内接受基础教育,后到美国发展的科学家在内,日本问鼎诺奖者多达16人;物理、化学两个奖项同时折桂先后有两次(上次是在6年前),其科技实力和成就举世公认。作为文化传统上的东方国家,其发达的科技文明,不仅成就了带动经济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更打造了一张精致无比的科技软实力名片,其对外不断强化的所谓“酷日本”(CoolJapan)的文化辐射,使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畅行无阻。

那么,日本何以成为发达的科技之国?这不能不从其国民性格、教育和科技体制上寻找答案。首先,日本民族对所谓“奇技淫巧”的器物文化,对那些跟实际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不着调”的劳什子技艺,全无歧视、轻视,相反充满敬畏之心。诸如“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等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口号,在东洋社会是根本无需诠释的常识。所以,上至“上层建筑”的基础研究,下至下里巴人的各种绝活、手艺,都能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此番三名物理学者(美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南部阳一郎和日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名誉教授小林诚、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益川敏英),因在基本粒子研究领域的贡献而折桂诺奖,其实绝非偶然。这个被称为“纸和铅笔的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历来是日本的强项。早在1949年和1965年,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和另一名理论物理学者朝永振一郎曾两度获此殊荣。某种意义上,此番折桂,其实只是日本基本粒子研究传统自然延伸的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已。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基础研究绝非“无用”:上世纪20年代构筑的量子力学理论成为半导体物理学的基础,而后者直接导致了IT技术在20世纪末的开花结果。只是人类自以为“务实”的近视,妨碍了前瞻的视线。

其次,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功不可没。日本在战后实行“科技立国”战略,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教育、科研经费在GDP构成中的比例,为科技研发提供了丰润的预算保障。近十数年来,虽然经济陷入结构性不景气,但这条铁律却始终得到严格的贯彻、实施,使日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维持技术上游的地位。在大企业为了生存,纷纷将制造部门移至海外,有的公司连总部大厦都不予保留的情况下,本土日益袖珍化的研发设计部门却依然葆有核心技术的开发能力,其高附加值的知识产权确保了日本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今天,许多大公司都有靠国家预算推动的一流实验室,都有自己“与诺奖最近”的研发项目。六年前,日本一家普通上市公司就贡献了一名诺奖获得者,一名上班族化工工程师,断非偶然。

再有,日人崇尚务实,不尚浮名、虚荣。从不见提倡什么“国际接轨”,但实实在在地做到了国内第一便等于国际一流。此番获物理学奖的两位本土学者,均在国内受教育,其中一位甚至从未出过国门,因英文不好,连国际物理学会的年会都拒绝出席。

钟叔河:当清官不容易

赵力行君写了本新书《当官不容易》,我没当过官,对此缺乏亲身体会,但从杂览中得知,当官的人,若要当一个清官,当一个敢于和贪官作斗争的清官,委实是不容易的。

《履园丛话》、《归田琐记》都记载过“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的事迹。清康熙时他做江苏巡抚,严拒下属送情送礼,传檄公示道:“一丝一屑,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拒一分,民受惠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而且说到做到,谁知却惹恼了同城的总督噶礼。

噶礼为满洲亲信,习惯贪污受贿,张伯行要当清官,很碍他的事,便不断向皇上打小报告,说张“专事著书,猜忌糊涂,不理案牍”。康熙四十九年江南乡试,噶礼伙同考官贿卖举人,得银五十万两,张伯行接到举报,上疏参他。他却抢先出政治牌,反告张包庇戴名世《南山集》一案,奏云“《南山集》刻板在苏州印行,伯行岂得不知?进士方苞以作序连坐,伯行夙与为友,不肯捕治”,都是要杀头充军的罪名。

督抚互劾,朝延不得不派大员来查,噶礼有钱有势多方活动,张伯行一贯清廉不会交际,于是认定:贿案虽然属实,其罪只在考官,噶礼应予免议;张伯行虽与戴案无涉,参噶礼却是“妄奏”,当革职赎徒(罚款抵刑)。幸亏康熙想做明君,想保清官,另派人来复查,“复谳仍依原议”。这下圣心不悦了,谕云:“噶礼屡疏劾伯行,朕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手批不准,此议是非颠倒,着九卿詹事科道察奏。”就是要借群臣会议,来评判噶、张的是非功过,但察奏的结果,仍是“互劾失大臣体,皆应夺职”。

皇上明明讲了“此议是非颠倒”的重话,为何还不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还要混淆是非,各打五十大板呢?岂不是俗话所说“贪官人缘好,人人都想保;清官自管清,个个都不亲”的缘故么,清官委实不容易当呀。

但康熙毕竟可算是位明君,他需要保全“天下第一清官”。噶礼政治上整人得利,利令智昏,又揭参江宁知府陈鹏年《重游虎丘诗》“诽谤”,想再制造一桩文字狱,以转移视线,并立功补过,这回却打错了算盘。康熙正在为群臣不明是非生气,遂谕云:“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必受其脧削一半矣。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又欲害之……互劾之案,大臣往谳,皆为噶礼所制。尔等应体朕保全廉吏之心,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这样张伯行始得留任,噶礼则终被革职(几年后他谋杀母亲未遂被赐死,则是别一案件,与张伯行无关)。

这是290多年前的事情,如今已经没有皇帝,靠圣天子“保全”是难得了。清官贪官则总还是有的,我耳目闭塞,只能从报纸上找例子。督抚(省部)级的贪官至少有一陈希同,其制造“政治大案”的手法亦仿佛噶礼乎。清官如张伯行者则尚未找到,希望他再“不容易”也要坚持下去,总得让我找到才好吧。

国际笔会狱委会关于维吾尔新闻工作者、作家阿布露莎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关于维吾尔新闻工作者、作家阿布露莎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第52号

2008年10月8日

中国:维吾尔新闻工作者、作家被拘押

国际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切,维吾尔女新闻工作者、诗人阿布露莎(Mehbube Ablesh)于2008年8月在网上张贴两篇批评文章后被捕。国际笔会寻求了解她被控罪的详情,并呼吁在对她关押违背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的情况下立即无条件释放她。

据笔会信息,29岁的新闻工作者、诗人阿布露莎一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政府电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直到2008年八月初在网络上张贴批评文章后被开除和拘捕。据认为,她因张贴批评中国政府政策和新疆自治区领导的文章而遭拘押。据信,她被关押在乌鲁木齐,但没有公布任何控罪详情。

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自治区是许多维吾尔穆斯林的家乡,维吾尔人属于土耳其语系民族,其中一些人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从中国统治下独立的低层次分离主义活动。广泛相信,中国政府为了压制和平的政治和文化表达,一直在夸大该地区的所谓恐怖主义威胁。根据“人权观察”报道,

与西藏人极为相似,面对政府支持下的中国移民涌入,以及当局残酷镇压政治异议及其民族特性的任何尽管合法或和平的表达,新疆维吾尔人一直在为其文化生存而奋斗,其中一些人也为独立而诉诸暴力。然而,中国当局从不区分和平与暴力异端,一直利用打击“分离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来名正言顺地对维吾尔人的人权进行广泛而系统的侵犯,其中包括打击许多从事非暴力的政治、宗教和文化活动的人士。

作家与新闻工作者属于该地区因敢言而特别面临被捕危险者,而政府在临近奥运会时及整个穆斯林斋月里强化了对和平异议的镇压。

请发出呼吁书:

——表达严重关切维吾尔新闻工作者、诗人阿布露莎显然因在网上发表两篇批评文章而遭关押,寻求了解她被控罪的详情。

——呼吁在对她关押违背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的情况下立即无条件释放她。

——寻求确保她在拘押期间得以充分联络家属及其法律代理人,并得到人道待遇。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驻贵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山路2号,邮政编码 83004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努尔·白克力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已不能使用,您最好请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转交呼吁书。
如果可能,请复印呼吁书给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如果晚于 2008年11月1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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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ACTION NETWORK

8 October 2008

RAN 52/08

CHINA: Uyghur journalist and writer detained.

The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PEN is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tention of Uyghur journalist and poet Mehbube Ablesh (f), who was arrested in August 2008 after posting two critical articles online. International PEN seeks details of any charges against her, and calls for her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if held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1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According to PEN’s information, journalist and poet Mehbube Ablesh, aged twenty-nine, worked for the Xinjiang People’s Radio Station, a government-run station based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Urumqi, until she was dismissed from her post in early August 2008 and arrested after posting critical articles online. It is thought that she is held for posting articles critical of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y and the 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She is believed to be held in Urumqi, and no details of any charges have been made public.

The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in north-west China is home to many Muslim Uyghurs, a Turkic-speaking ethnic group, some of whom have waged a low-level separatist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from Chinese rule for decades.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xaggerated the alleged terrorist threat in the region to suppress peacefu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According to Human Rights Watch,

Much like Tibetans, the Uighurs in Xinjiang, have struggled for cultural survival in the face of a government-supported influx by Chinese migrants, as well as harsh repression of political dissent and any expression, however lawful or peaceful, of their distinct identity. Some have also resorted to violence in a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not discriminated between peaceful and violent dissent, however, and their fight against “separatism”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has been used to justify widespread and systematic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gainst Uighurs, including many involved in non-violent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are amongst those at particular risk of arrest in the region for speaking out, and the government crackdown on peaceful dissent intensified in the run-up to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Rammadan.

 

Please send appeals:

# Expressing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e detention of Uyghur journalist and poet Mehbube Ablesh, apparently for publishing two critical articles online, and seeking details of any charges against her;

# Calling for her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if held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1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 Seeking assurances that she is granted full access to her family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is treated humanely in detention.

The WiPC recommends that you copy your appeal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your country asking them to forward it and welcoming any comments.

Government addresses:

His Excellency Hu Jintao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32

P.R. China.

Chairman of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al People’s Government

Nur Bekri

Xinjiang Weiwuer Zizhiqu Renmin Zhengfu

2 Zhongshanlu

Wulumuqishi 830041

Xinjiang Weiwuer Zizhiq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ease note that fax numbers are not available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o you may wish to ask the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in your country to forward your appeals.

Please copy appeals to the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in your country if possible.

**Please contact the PEN WiPC office in London if sending appeals after 1 November 2008**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Cathy McCann at International PEN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Tel.+ 44 (0) 20 7405 0338, Fax: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email protected]

朱偰:浮生哀乐

一、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余平生无他好,唯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所以尽阅天地间秘籍,尽发宇宙间真理;行万里路,所以尽览天地间奇景,尽交海内外异人。然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故必须参之以实证;终日游不如未尝游,亦必须考之以记载;独处斗室之中,则孤陋寡闻,故必须广之以交游。如《水经注》西南水道,颇多舛误;必也亲临其地,考以前人记载,参以实地经验,方可以正前人之误,偶有所得,决非空中楼阁。是则理论与实践合一之可贵耳。

然读万卷书,亦谈何容易。读书必自藏书始,藏书必自聚书始。吾家二世藏书,全盛时达二十五万册,百余万卷。先君希祖平生无他嗜好,唯喜藏书,南北奔走,东西驰驱,节衣缩食,以求善本。伦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云:“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余。勿吝千金名马至,从知求士例求书。”注云:“海盐朱逖先先生,购书力最豪迈,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预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先生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人,无能与先生争者。所藏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历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伦君所记,诚如其所云,但余尝忆幼时在北京过年过节,门庭书贾索债常满,则所谓悉付以现,犹未尽然也。抗战发生,先君方执教南京,欲求一地可以藏书,其地离南京不太远,而又可以避兵燹者,再三思索,方得屯溪,以历史上用兵,屯溪非冲要之地,且在万山之中,日寇未必能往。乃躬冒溽暑,以大卡车十辆,辇书八十大箱至屯溪;继虑屯溪或将遭敌机轰炸,藏书其地亦非上策,乃连舸载至凹下戴东原藏书楼,托门弟子戴伯瑚妥为保管。入蜀七载,犹时以虫蛀为念;乃未及胜利,竟以病逝歌乐山,伤哉!越年余取之凹下,运回南京,八十大箱,不缺一卷,戴君保藏之功,为不可没。今日余尚有十七万册者,先人之遗也。若余自己藏书,虽亦有英、德、法文及财经书籍万余册,然抗战之初,全毁于南京;后虽稍稍购置,然既窘于财,又难于采购,古籍秘本,既愈趋愈少,而外文书籍,又来源不继,抱残守阙,终难发扬光大。所幸余得著述于南京图书馆,犹得及时饱览海内外群书,是则不幸中之幸也。

至于行万里路,更非易事。有汗漫之游兴,而无相称之资斧,则未可言游;有资斧矣,而无适当之环境,则亦未能成行。余虽有放情山水之志,然仍不免有家室之累;虽有游遍名山之愿,仍不免有世俗之羁。游骖所及,国内仅十七省,海外凡二十国。继今以往,欲求放踪高蹈,云游四海,更难乎其难矣!然余游兴未减,壮志依旧,当神游八极之表,以骋目而赏怀也。

二、旅行之乐

天地如逆旅,人生似过客,所谓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达观者流,遂流为放浪玩世;悲观者流,遂流为消极厌世。实则天地至广,宇宙至宽,人生至乐,自然至美。如能抱遨游之心情,怀逍遥之雅兴,游名山大川,涉三江五湖,固能开畅胸襟,娱目赏怀;即或小住田园,息影林泉,与木石通情,猿鹤同梦,明月浮云,不足以喻其闲,飞花溪水,莫能以状其适;则处处皆可流连,物物皆可寄兴。王摩诘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又云:“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深得此中乐趣。

三、行役之苦

旅行本为乐事,然若迫于衣食,窘于生计,则逍遥之游一变而为风尘之行役,不觉乐而觉苦矣。遗山诗云:

    浩荡云山直北看,凌兢羸马不胜鞍。
    老来行路先愁远,贫里辞家更觉难。
    衣上风尘叹憔悴,梦中灯火忆团栾。
    凭谁为报东州信,今在羊肠百八盘。

此诗写尽日暮途穷、不得不离家远行之苦;而三四两联更能传神,衰年迍邅之士,而又迫于衣食,不得不有远行者,读之真怆然欲涕。

更有一种旅行,兵荒马乱,仓皇避寇,烽火遍野,尽室在途,则心境更觉悲凉。老杜平生,此种经历最多,唯其能自身体验,故能写为佳句,流传千古。如《秦州杂诗》云:“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云:“汩汩避群盗,悠悠经十年。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都能写出旅途漂泊之心境。及晚年自三峡出蜀,欲取道江、汉,北归中原,又适遇江陵之乱,不得不流徙至湘南,离乡愈远,思归无期。“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起语悲不自胜,言己之漂流无定,皆因乱离所致,穷途末路,读之令人洒同情之泪。

至若乱离之中,戎马之间,仓皇就道,骨肉离散,则触目惊心,黯然销魂。《哀江南赋》所谓“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写尽国破家亡、流离播迁之苦。抗战八载,国人饱经离乱,若京、沪之撤退,桂、柳之沦陷,流亡之苦痛,个中人类能道之矣。

四、海上情调

余初次远渡重洋,在1929年仲秋,远离父母兄弟,孑然一身,搭法国邮船,由南海入印度洋。天风浩浩,海水滔滔。某夜风浪大作,天尚未晓,梦寐中但闻风涛之声。久居北国,习闻朔风怒号,梦中尚以为西北风又起矣。及觉,则蜷卧斗室中,船身震荡,嘎嘎作响,始知为大海风涛声,离故都不知已几万里矣!恍然若失者久之。

五、异乡情调

抗战军兴,余避地巴蜀,寓居佛图关下。巴国多雾,秋深尤甚,令人有“荒荒无日月,莽莽尽荆榛”之感,念江南明媚之风光,不禁思乡不止。某夜将晓,梦在京沪道上,枫林初霜,柳叶初黄,江左诸山迤逦而过,不知为何,心绪郁悒。梦后思之,转觉惆怅,率成二绝云:

    半林红叶满山霜,旅雁飞时柳亦黄。
    怪道风光明如许,不知魂梦在江乡。

    江南惯看六朝山,红叶栖霞几度攀。
    今日梦中零落甚,不堪乡泪落潸潸。

六、异邦情调

余游莱茵,小住蓬城,因愤世嫉俗,欲入山隐居数月,以养性情。某日早起,乘旭日方升,驾自动船渡莱茵河。昨宵风雨,日微觉寒冷。江上波光皎洁,对流水而生感。因念如此良辰美景,正当及时行乐,何坎坷若此?午刻抵幽珥岭,寓于山麓。午后登幽珥岭最高峰,惟阴雨绵绵,远望尽成雾海。归时已晚,秋霖霡霡,渐近黄昏,异国深山,景况凄凉,秋意袭人;瞻往顾来,不胜身世之感。自念此后行云流水,送我余年,亦复何憾?夜半钟声悠悠,益形凄凉,暮雨寒蛩,如泣幽咽,辗转久之,不能成眠。

翌晨六时即起,山中清晓静绝,惟满天阴霾,雨又作矣。因幽珥岭过于荒寂,乃迁居蓬城之维奴斯山,居逆旅楼上,隔山涧与克劳斯山之教堂相对。地系帝国时代某公爵别业,饶园林之胜,子孙式微,辟为旅舍,山中清寂,绝少游人。午夜月色朦胧,穿窗相望,旅中不知历日,由日记簿上,仅知今夜为白露节,盖已近旧历之中秋矣。忆三年前今夜,荡舟故都昆明湖上,月白风清,倚箫而歌;去年今夜,旅游过亚丁湾上,望海天夜月,悠悠起故国之思。今则去国离乡,于兹及载,昔日系恋人之柳絮游丝,已飘零殆尽。而今又在荒寒之维奴斯山上,独对云际穿窗之明月——人间耶?天上耶?余亦莫得而知矣!

七、凄风苦雨之逆境

抗战时期,政府迁渝,各界人士纷纷入蜀,蛰居后方。又以轰炸频仍,多散居乡间。八载光阴,在艰苦中度过;加以国运飘摇,山河残破,人人心头皆有一层阴影。巴渝多雾,秋冬尤甚,每于向晚踯躅嘉陵江畔,俯视江水悠悠,弥增故乡之思。凄风苦雨之夜,则在窗下坐听风声雨声、泉声瀑声;或读小说,或吟诗词,以消遣长夜。而今回想,八载漫长之岁月,真不知如何度过。余有诗记之云:

    萧萧古塞矗江滨,漠漠愁云黯市闉。
    秋尽日光常暗淡,冬来山石自嶙峋。
    飘飖鸿雁将焉托,寥廓江湖意未驯。
    车马门庭太萧索,阶前百草绿成蓁。

而今回忆,则转觉亲切可恋,凡事在回忆中始有意味,当事人不自觉也。

八、谈艺论文之乐

余半山园书斋前临青溪,后负钟山,地势幽旷。十余年前初迁来此处,麦田一片,极少人烟,前望牛首、方山,参差列屏。隔溪为明故宫,夜深人静,从东华门沿青溪路北上,步月归来,犹有天街似水之感。余书斋中有联云:“月大风高诗酒夜,短书长剑古今人。”尝于秋夜偕二三子,谈天说地,评论古今,斋中几净窗明,庭前月白风清。博古架上,商鼎周彝,汉陶宋磁,整齐雅洁;图书万卷,罗列左右,挥麈清谈,乐乃无穷,偶有所得,会心一笑。年来旧雨星散,交游零落,胜会不可复得矣。

九、柏林之文艺沙龙

余在柏林时,住居西郊森林湖畔,地虽偏僻,顾每逢星期日,朋辈来者不断,遂有文艺沙龙之称。时常相过从者,有滕固若渠、冯至君培、蒋复璁慰堂、姚士鳌从吾、徐琥梵澄;1931年春,梁宗岱自巴黎来;1932年夏,朱自清自英伦来,亦时来谈论。慰堂擅昆曲,宗岱好粤讴,而若渠、君培等,都喜欢谈文艺,偶亦谈及学术,凡上下古今,纵横六合,无所不谈。或谈及政治,则激昂慷慨,涕泗沾襟,虽有争执,无伤大雅。余又多订国内报刊,广购文学著作,备龙井茶待客,朋友之间,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无话不谈。于是宾至如归,风雨无阻。若渠有诗纪盛况云:

    我来柏林城,君涉莱茵浦。
    送君虾龙驿,挥手良凄楚。
    归来箧衍中,满贮新纪叙。
    旖旎若李、温,悲凉如老杜。

    迩来二年间,相厚复如许。
    日夕共盘桓,风雨无间阻。
    俯仰剧笑谈,意气溢眉宇。
    罗娜与幻台,况与美人伍。

    宗岱欣然诵佳句,君培覃思作清吐;
    从吾史余敦旧睦,慰堂巧啭《遏云谱》。
    湘南学子擅文辞,雅典贤人缅往古。
    唯有不才无赖固,猖狂磊落殊粗卤。

    君本挟策匡时才,亦复风流擅词赋,
    我侪知己六七人,多君周旋作盟主。

回忆当年,诚为柏林盛会。屈指三十载,交游先后星散:朱自清、滕若渠早已作古;蒋复聪、姚从吾流亡海外,徐梵澄讲学印度,久无消息;在国内者,仅余与冯君培、梁宗岱耳;然犹南北离居,不能相见。欲求当日盛会,不可得矣!

十、英雄本色与名士风流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其所以然者,无他,惟能一本真性情,自然流露,毫无造作耳。项王虞兮之歌,汉祖大风之赋,此英雄本色也。蜀费祎使吴,丞相亮送之成都南门桥上,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桥因得名万里桥。此名士风流也。晋桓温北伐引还,道出白下,见手植树皆大已十围,叹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亦名士风流也。桓伊善吹笛,尽一时之妙。王徽之泊舟青溪;伊素不与识,自岸上过。船中客呼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语之曰:闻君善笛,为我一奏。伊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宾主不交一言。此亦名士风流也。杜牧之诗云:“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足见当时人物之盛。所谓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大抵皆发乎至性,动乎至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皆令人受其感动,有潜移默化之妙,非近世所谓名士派人物所可几及也。

十一、快  事

人生在世,不可无快事。盖悠悠天地,芸芸众生,人生一世,本如沧海一粟,不做痛快之事,何以振聋发聩,何以流芳百世?至于成败利钝,则在所不计,世固未可以成败论英雄也。

项王虞兮之歌,汉祖大风之赋,武帝枞阳射蛟,曹公横槊赋诗:此英雄之快事也!

聂政之刺韩相,荆轲之刺秦王,此豪杰之快事也!

司马迁游侠之传,杜少陵醉时之歌,此文人之快事也!方其兴至神来,振笔疾书,写出“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虽南面王不与易也。

总之人生在世,但重意气,所贵者性情,所尚者气节。高官厚禄,或不可一日居;而颠沛流离,或反安之若素,亦从吾所好耳!

十二、余所见之世外桃源

陶渊明之《桃花源记》,虽读之令人神往,然实为一种假托之词,未尝真有其境。余于1941年夏由蜀入康,经乐西公路,取道菩萨岗,峻岭重叠,百里无人烟。不谓越小相岭以后,于二千六百公尺高原之上,亲见疏落之彝村,无怀葛天,怡然自得。菩萨岗为小相岭之一支,东南行为大凉山,高度在三千公尺左右,为乐西公路所历第二高峰。虽丽日当空,而了无暑气。山上为一高原,浅草似海,青山似屏,间以嫣红之荞麦,衬以蓝蔚之青天,缀以澹荡之白云,风吹草动,唯见牛羊,诚一幅绝妙之油画也。山中人多为彝族,山村点点,鸡犬之声相闻,而淡泊和平,与世隔绝,诚今日之世外桃源也。

十三、梦游幻景

太白尝作梦游天姥山歌,极迷离恍惚之致,梦中游景,有时乃胜于真景。余尝数梦游至一处,大山亘云,高不可测。须臾,云散天霁,乃现峰顶,峥嵘崔嵬,刻削万状;稍远,则雪岭连绵,直走西天,若有若无,其高无极。恍惚忆为峨嵋金顶,其雪岭则大雪山也。既又梦至其处,乃决心携干粮,裹行囊,直上金顶,从大峨寺而上,三折仅至其腰,林樾亏蔽,暗无日光,虎啸猿啼,颓然而返。忆梦中景象,半似峨嵋;但山上有终古积雪,而众峰攒聚,簇拥一顶,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则又似非金顶,而疑似瑞士之阿尔卑斯山。嗣后又屡梦至其境,辄神为之怡,眼亦为之一明。艺术有概括之力,梦境其亦有综合之理欤?

十四、天风海涛楼

客有问余者曰:子之《天风海涛楼箚记》,读者闻之熟矣;然楼名何取?亦有解乎?楼址安在?亦有所乎?余曰:仆一介书生,南北奔走,浮沉世途,三十余载,虽有藏书万卷,并无片瓦安身;且向不治家人生产,安来高楼大厦?天风海涛楼者,空中楼阁也;虽然,余理想中亦自有其境也:浙之钱塘江口,当吾邑(海盐)之甪里堰,有永安湖焉。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既擅湖山之胜,复饶江海之美。明孙一元号太白山人者,尝共许相卿游此,故有“高士湖”之称。山之最高者,称鹰窠顶,外临大海,内瞰永安湖。鹰窠顶一名云岫峰,上有云岫庵,兼山海之胜。每当九月既晦,十月之朔,登鹰窠顶而望日出,最为奇观:有时日月并升,霞光缥缈;有时日月相掩,宛如晦暝。其并升者称曰“合朔”,其相掩者称曰“合璧”,黄宗羲谓之日食,数十年始一见。先君在时,颇爱永安湖风景,兼江海湖山之美,尝欲卜筑其地,兼以藏书。胡尘未靖,赍志竟殁。藏书分散南北,旅榇遥寄天涯,言念及此,心伤欲摧。所幸敌氛消除,国土重光,尝发愿建读书楼于其上,倾听天风海涛,坐对云帆沙鸟,并聚集南北藏书七十万卷,辟为图书馆,以竟先人未成之遗志。是则楼名之缘起也。

十五、迍邅之境

“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要在坎坷不改其性,贫贱不移其志,斯可谓得之矣。余忧患余生,频遭逆境(文章没写完)。

(该篇选自朱偰先生未发表遗作《天风海涛楼箚记》中的第十二卷“浮生哀乐”。由朱元昌、朱元智整理作注。)

图片说明:1932年6月14日摄于德国冯至住处的花园里,照片中人物:朱偰(前右)、朱自清(前左),后面从左到后分别是冯至、蒋复璁、徐梵澄、滕固、陈康。

一点五: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也开了一个会

二战逋一结束,美国政府就着手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既没有对美国“二战英模”之类进行表彰,也没有总结出什么“二战精神”,甚至对美国二战的历史功绩也没有作出任何积极性评价,美国政府召开这个会议的唯一目的,仅且是为了对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的政策、决策、行动等进行全面反思。

那个会就是美国参、众两院联席召开的“二战质询会”。质询前后历时一年多,名为“质询”,实为“批判”,对召去接受质询的人而言,其境况丝毫不亚于中国文革时期的“纠斗”。为美国二战立下赫赫功勋的将领如艾森豪威尔,从30年代起就力主对日作战、援助中国国民政府的陆军部长史汀生,为美国二战筹措了用之不完的资金、希特勒最痛恨的三个犹太人之一的财政部长摩根索,罗斯福总统的特使与密友霍普金斯,都一一走上了“审判台”,甚至对已经逝世的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的“执政”,参众两院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审查”。

议员们对罗斯福总统非议最大的是珍珠港事件,其中最让他们不解的是,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空母舰为什么能逃过劫难?调查发现,“萨拉托加”号属于例行检修,“列克星敦”号是在按既定方针参加一次军事行动,而“企业”号其时正在归途中,只是由于遇到风暴被舰长下令抛锚4个小时,水兵们因为影响了他们的狂欢周未还曾一度情绪不稳定,没想到却意外地“因祸得福”。这样的调查让议员们开始知道并相信,珍珠港事件决非罗斯福总统的“人为事故”。

被“质询”弄得最惨的是霍普金斯,因为正是他1941年12月的莫斯科之行确定了美国的对苏政策,这位同志因“亲苏”后来几乎被定性为“美奸”,郁郁而终。

陆军部长史汀生是美国军方最早提出“日美必有一战”战略思想的杰出人物,“满州事变”之后,他曾提出了著名的“不承认政策”,让日本帝国大光其火,不过在议员们眼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的中国政策,从而“加速”了日美战争,并因此对其进行了恶意指责。

罗斯福总统决定制造原子弹后,要科学家们去找财政部    “落实资金”。科学家们带着厚厚的原子弹示意图去“游说”摩根索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先生们,原子弹的事我永远也搞不懂,你们只需要告诉我需要多少钱就行。从这则逸闻中,我们不难想像希特勒为什么对摩根索切齿痛恨。但摩根索由于他在战争时期的一些“专制性经济措施”,依然受到了热衷于自由制度的议员们的激烈批判。

艾森豪威尔则被指责为没有全力制止杜鲁门总统使用原子弹,尽管议员们从绝密资料中知道,艾森豪威尔包括美国陆军、海军、空军等许多军方高级将领,都不同意对日使用原子弹。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那次战争再次打出了美国的军威、国威,让全世界第一次领教了真正的现代化战争,战争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让美国的一些先进性武器扬名四海,为美国军火商赚了个不亦乐乎。这次战争的总指挥是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作为四星上将,战争之后他有两个出路:一是出任国防部长,一是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他坚辞不就,决意退休以安享晚年。

但退休也别想安宁,美国人在高潮过后马上对其进行“炮轰”,批判最集中的是:为什么“爱国者”没有能够拦截全部“飞毛腿”导弹?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解释,“爱国者”只是美军从武器库中临时改装的一种导弹,此前的职能并非专门对付“飞毛腿”,“爱国者”也不是“点对点”导弹,对它战术要求不是消灭来犯的每一个“飞毛腿”。解释归解释,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很快根据舆论要求,对“爱国者”进行了技术升级,以平息公众的愤怒和舆情。

对个人,不能经一事、长一智,那是不长进,对一个国家,一次经历之后,尤其是大的灾难之后,如果只知道一味奖励表彰,激励人心,则是麻木,是堕落,是对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经验和历史早已告诉我们,那样的政府总是一再把他们的人民带向同样的灾难。

陈丹青:日常,以及日常之上

你别看对岸的人民“温良恭俭让”,一旦事关公众利益、社会问题和政治选择,其实很猛、很凶、很会纠缠、很难对付,亦且能量很大的

上个月写《日常的台湾》(9月4日 “自由谈”),意思没说完。所谓“温良恭俭让”,并非仅止台湾民情,凡“先进国家”的民众,包括我在纽约日常交遇的中东人、南美人、印度人、南洋人,大致也都淳良友善守公德,坏人坏事并非无有,但因全社会毕竟以规矩礼让为习尚、为主流,窝囊受气的概率,实在稀少——但公德与人性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这一层道理,不知要请教社会学还是伦理学专家。我是想说,自觉“五讲四美”的民众并不意谓个个都是好人,一如五不讲而四不美的亿万人群,也绝不都是坏人。“好人坏人”,原是不得已的遣词,单说人性的恶,国外媒体天天充斥罪案、谋杀、败德、丑闻,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其实呢,平日里出门走动接办杂事,各色人等的来往多是一面之缘,你不知道,也无须揣测对方的善恶,因彼此所需无非各种琐屑的“服务”,所感也不过片刻的“态度”,如此你来我往的日常片刻,便足使某地民风给我们留下好感或恶感,无须追究多少大道理的。

当在此岸日常生活中遭遇无礼、欺瞒、愚弄、强横,我多半明白对方何以怨毒、卑鄙、不开心,因在普遍的不良与恶习背后,我知道是哪些问题与渊源在。然而目睹身受对岸的温良恭俭让,我却费思量:他们之中,谅必多有票选陈水扁的人,又有毅然上街倒扁的红衫党,过去二十年,岛内民气愈见旺盛,民意日趋自主,民怨日渐沸腾,而民主逐年长进,这一路闹到今,那行使民主的人民不就是大街上这些规矩谦和的男男女女吗?当他们选举或抗议时——譬如那位默默给我数了硬币换成整钞的小老板——将是何等模样呢?他会发飙、喊口号,和众人一起逼着哪位政府高官谢罪下台吗?至少他会投票,即便放弃,也总有投票权吧?十多年前我认识一位美丽的女民进党员,宜兰人,做画廊生意,质朴温良,宁静地对我说:我一定不会投国民党的票。我常感慨这些平日开口客气再三细声嗲气的台湾男女们,不避现实政治,说是要去唱歌、吃团餐,一打听,原来是竞选热身活动。相比北京人私下的政治高谈,他们遭遇大事。真的是公民,不是空口无权的“老百姓”。我在台北末一天,隔几条街远远看见一辆辆坐满群众的彩车呼啸开过,据说就是去哪里集中声讨阿扁全家的贪污案,若非有人告知,我还以为是什么集体婚礼之类。

所以你别看对岸的人民“温良恭俭让”,一旦事关公众利益、社会问题和政治选择,其实很猛、很凶、很会纠缠、很难对付,亦且能量很大的。还用说吗?近年我们单从媒体上连番瞧见的闹哄哄,正是宝岛民众的另一面。

那么,台湾议会的叫骂撕打,怎么解释呢?我从电视瞧见马英九当市长那一阵,为了哪个铺子的便当菜料有所不洁,就给一群市议员劈头盖脑轮番指骂,十足当年造反派,直逼得小马哥那张俊脸左抵右挡,好声好气又解释又保证,活像“文革”时被围攻的老干部。或曰:这种表现哪来温良恭俭让?哪有半点民主的做派?不错,这正是民主,准确地说,是民主政治初告实验的幼稚园阶段。记得1960年代我还小,电影记录片里好几回瞧见日本议会主席台上一大帮国会议员西装领带打成一团,后来呢,后来犹如小儿出天花,日本的民主还不是日长夜大,成熟起来。

闲话少说,此岸的形状正好反过来:平时凶、底下狠,翻到面子上,也即社会领域和公共层面,则民气淤结,民意堵塞,翻报纸看电视,罕见真问题、真意见,便是有,也必百般婉转,简直达于文体修辞的“温良恭俭让”,总之,一派云淡风清。遍地的民事与民怨怎么办呢?除了捂着闷着,两条路:一是惨苦的上访,结果渺然,一是出了横祸包不住,聚众大闹,如近时贵州的瓮安,结果也渺然。压制还是疏导?见报还是隐瞒?弄得各地政府好头痛,不过据专家说,上面正在研究怎样科学而妥善地处理这类“突发性群体事件”。

其实“上面”对此现象察之长远,苦恼久矣。1950年代毛主席就为“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有过指示,说是资产阶级“大民主”要不得,而所谓“小民主”,即平时凶、底下狠是也,只是繁衍至今,凶狠的理由和方式,愈见庞杂离奇罢了。可不,如今多了手机短信和英特耐,上啊!于是成天价泡在电子厕所里拉屎撒尿吐浓痰……这样的所谓“小民主”,真是“民主”吗?说给果然活在民主地区的国民听,不晓得人家懂不懂。

刘  水:奴才“学者”阎崇年,该打!

“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凭这一条阎崇年就该挨揍。不打不清醒,不打还当自己是中南海主人。阎崇年占据央视《百家讲坛》,就清朝那些事儿,越讲越上瘾,公然为专制辩护。央视怎么了,难不成就是三个代表。央视就是资讯毒气的传声筒,阎崇年借这毒气筒放毒有段日子了。这不,近日阎崇年在江苏无锡签名售书,被一个小年轻当着众人,连刮两个耳光。这记耳光打得响亮、打得解气,全中国人民都笑了。

阎崇年70多岁,早过了18岁成人年龄,当然该言责自负。为老不尊,胡言乱语,就该付出代价。这事跟年龄大,一点都没关系。有人没弄清楚,打人者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早就看不惯阎们的做派(有记者博客披露了打人者不同观点及提问受到闫的冷落)。他打的是作为学者的阎崇年,而不是作为老者的阎崇年。人们能够宽容少年的无知,但绝不能容忍一个学者对“文字狱”如此赞美。阎崇年的老脸早该被唾唾沫,淹死在《百家讲坛》。

阎崇年走上讲坛之前,先弄明白“清史学者”应该持守独立价值立场。阎崇年从满清研究的权威,沦落为专制帝王的崇拜者、歌功颂德者,这委实很能说明当下绝大多数学者教授的存身之道,也很能蒙骗世人。阎崇年揣摸当下权势者的脾性,投其所好,妄说历史,借古赞今。在历史上最为暗黑的地方,为今天非法权力的存在寻找正当性和合理性依据。这是他最该挨打的地方。老贼一个,老而不糊涂。

坐稳的奴隶,终究还是奴隶。奴隶最可悲之处,不全是主子的邪恶,还在于自己把自己当奴隶,放弃自己的正当权利。阎崇年为专制辩护的言论与德国之声的张丹红有相似之处。他们作为中共的直接和间接既得利益者,不奇怪,名利全有,也不奇怪,公然敢为专制辩护,挑战人类文明和公众智慧,他们的底气来自背后的中共,中国千百年来都存在这道奇异的风景。学者没才气学识,确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良心。良心坏了,猪狗不如。

如果是清朝的文人赞美当政帝皇,多少还能够理解,清朝灭亡将近100年,清帝竟然被这个现代学者逐个赞美,这就别有用心了。清朝统治中国200多年期间,西方国家已经初步走向宪政民主和工业化。阎崇年一味彰显先人,却不愿回头打量一下同时代的世界景观。如果说一个70多岁的学者,还如此狭隘、无知,对得起“学者”称谓,还是对得起一大把年纪?   

学者没有欺世盗名的权力。既然以学者面目面对公众,当以学者的良心立言。历史不是小姑娘,任由这样的鼠辈肢解。某些历史真相或许被岁月永远掩藏,但是清帝的专制罪恶,当遭批判,作为历史教训。

闫以御用文人的立场,解读隔朝主子,采取的是顺从和仰视统治者的跪拜姿态。他的眼睛里只有权力主人,没有民间、人权和自由。传统文化就是如此被象阎崇年的奴才文人发挥、篡改,讨主子欢喜的。

普通骗子只能骗单个人,或者几百上千人,学者骗子占据央视高频传播平台,骗的是天下人、骗的是未来。这些人的光盘、书籍,在市面大行其道,跟历史上的谬种文人代代相骗,并无二致。马尔克斯说:事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是如何记忆的。阎崇年们的祸害即在于利用强大的现代传媒手段,播散专制奴化思想,制造的新的独裁者和奴隶。挨打的只有一个阎崇年,而被阎崇年们误导的是数以亿计的受众。

文化暴力和行政暴力,都属于隐性暴力,比起军队、司法和监狱等显性暴力,更隐蔽更能蒙蔽公众。隐性暴力已经渗透到中共权力的每个细节,而阎崇年们构成中共暴政的有机部分。如果作为学者对史实认定有错疏,倒也正常,尚算学术能力不够火候。但是,公开为专制制度辩护,已经超越了学术范畴,而是无良无耻的行径。

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和血性,他们下笔和说话之前,首先琢磨的是主子的好恶,全然不是真理。阎崇年做了丑陋卑劣文人的代表,包括讲坛上排排立的那一伙道貌岸然的家伙。不管葛剑雄是个什么人,这次一针见血打在阎崇年们的七寸要害。

打闫者是个20多岁的青年,我佩服这小伙子活得明白、清醒。江浙自古多血气方刚、独立智慧之士。我由衷称快的是,与其说这记耳光是20多岁小伙子搧在一个70多岁的所谓学者脸上,还不如说是小伙子代表部分纳税人打在中国大陆99.99%的所谓学者教授专家的脸上。纳税人养着这帮人,这一巴掌等同于老子打儿子。我看了打人者的一些观点,打闫是他面对社会发声的有效手段,绝不是出于报复的目的。他跟阎崇年并无私仇和利害冲突。他是通过制造事端,引起社会关注度,以此表达对无良学者的抗议,这是有尊严、不甘被愚弄的积极行为,他的背后站着许多发不出声音的普通人。

这一记耳光,搧得痛快!中国还有希望。

阎崇年该打,打人者该受处罚。但无锡警方狗眼看人低,处罚过重。这不能不看做官权对奴才耿耿忠心的报答。

阎崇年,劝你趁早歇了吧,别再背负学者招牌四处害人了。

 

以下辑录的16条是阎崇年代表性言论

1,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2,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

3,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4,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

5,吴三桂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开关行动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

6,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皇帝,是二十五史中唯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7,重视治河,寻根溯源,任用能臣,御前辩论,集思广益,会议裁决,实践验证,改正错误,断不出书,以上九点能够做到一点,可以称作明君。   

8,清朝的皇帝没有暴君,没有昏君也没有怠君。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  

9,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是非功过,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关键要看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作了哪些事情。   

10,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像雍正那样勤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1,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崇文的,只有两位,就是康熙和乾隆。真正称得上宣武的,明朝有洪武,永乐,清朝有太祖,太宗,康熙,乾隆。 

12,“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这几句表现了嘉庆儒家仁爱的理念,仁者爱人,嘉庆作为一位仁君来说是够格的,作为一位皇帝来说是可贵的。嘉庆有很好的儒学修养,他的文学,诗歌,书法,文章都是可以的。这一点比明朝的正德,嘉靖,万历,天启等皇帝都好。  

13,“损上益下,朕之所愿。存心刻薄,有伤政体。”明朝的皇帝说不出这样的话,也做不出这样的诗。清朝皇帝不同于明朝皇帝,没有昏君,没有顽君,也没有暴君。   

14,汉唐盛世时,中国没有人走出过亚洲,法显赫玄奘取经的西天,是印度而不是欧洲,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也没有到过欧洲,清朝向西洋考察,开始于同治五年(1866年)。

2008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