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三鹿事件闹到今天，作为三鹿集团所在地的“父母官”，石家庄市政府终于出面道歉了。道歉篇幅不大，不妨抄在下面：“（三鹿事件，石家庄市政府的失误）一是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事关全局的、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去认识，去看待三鹿集团反映的问题。二是认识不到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次事故的严重危害，缺乏前瞻性分析，错误地认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提高了产品质量，就能够挽回影响，减少损失，以至于在国内外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三是对企业考虑信任支持的多，对支持信任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不周，主观上认为三鹿为全国500强企业，是国家确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涉及职工、农户众多，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政府应尽的职责，结果客观上使企业不但没有认识纠正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给职工、奶农以及广大消费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特别是由于信息的迟报，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2008年10月1日新华网）

道歉第一条最有意思，害死了若干婴儿、造成上万婴幼儿害病住院的事件，石家庄市政府最大的失误，居然是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站在政治的高度上去看问题，而人命关天这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古老常识，似乎只有站到政治的高度上之后，才可以被意识到，在没有站到这个高度之前，那么多患儿住院，甚至患儿死亡，似乎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潜台词就是：对不起，领导，事弄大了，造成不好的影响，给领导添麻烦了。

道歉的第二条，倒有几分老实。的确他们对事件最终变成国际丑闻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而且还半吞半吐地承认了自己惯用的危机处理方式，在隐瞒实情的前提下，暗中操作，一面安抚受害者，一面采取措施加以改善（有无效果另当别论）。潜台词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牢记，防火防盗防记者。

道歉的第三条，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开脱。说石家庄市政府处理此事的初衷是好的，谁能说“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不对？更何况又是这样一个全国500强的企业，“涉及职工、农户众多”，这些人难道不是人民群众，他们的利益难道不要考虑？潜台词：尽管惹了这么大的祸，我们市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即使出了错，也没有主观故意。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样的道歉，都实在是太有才了。建议各级政府的秘书，应该把它拷贝下来，作为范文存档，以后凡是需要检讨的时候，改头换面拿出来就行，保险能过关。这种道歉，说白了，基本上不是对“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的，而是给上级有关部门看的。这份来自石家庄市政府的道歉，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出了这么大食品安全事件，面对成千上万的受害儿童和家长，我们的这个市政府所想到的，居然首先是政治敏感，政治高度，而人命关天这种做人的起码底线，理所当然被排在次要和附属的地位上。而所表达的歉意，首先是对给上级机关惹麻烦的内疚和恐惧，至于受害者的生命损失，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中国制造的内在伤害，都在其次，甚至根本就排不上。

于”对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表示深深的歉意，发言人在道歉中着重强调这三条：″一是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二是认识不到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次事故的严重危害，缺乏前瞻性分析，……以至于在国内外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三……，由于信息的迟报，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见10月1日《人民日报》)

这是向谁道歉？我怎么觉得，这道歉更像是一份政治陈情表。它剖诚输忠，辞义恳切，所谓”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但，这道歉的姿态不是低首，而是仰承，它不是向权利道歉，而是抬头向上，向权力道歉。

毒奶粉事件，真正受害的是那些吃了三鹿奶粉的婴儿及其家长。可是，该道歉大谈政治，大谈该事件带来的不良政治影响。这固然是事实，但，结石婴儿与政治何干？那些婴儿的家长，不过是”无权者的权利”，政治影响又与他们何干？如果道歉，他们需要的是人道的道歉，不是政治的道歉。受难者还在受难，可是道歉者却在道歉时如此不忘”讲政治”。这样的道歉，对那些现在还在受难中的人来说是诚恳的吗？

道歉并非不能讲政治，但要看如何讲。就三鹿事件，石家庄地方政府除了监管失责，更在于它袒护不良企业，将疫情拖延不报。由此导致的恶果有伤及权利的，也有伤及权力的。疫情扩展，给结石婴儿及其家长带来交互式的身心伤害，这是权利上的伤害。另外，东窗事发，确也”严重影响了”包括上级机关在内的权力形象。但，面对权利与权力，道歉者的道歉指向是哪里？发言人说该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但为什么不说它给广大婴儿患者的生命带来了更重大不良的影响？生命不如形象，正如权利不如权力。生命的影响是个我的，权力的影响才是国内外的。因此，本该是权力向权利的道歉，却错位为权力向权力的道歉。

不过，就现有的权力链来说，该道歉也自有其逻辑。因为该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上级机关的权力授予，它没有为上级权力站好岗，却捅了这么一个大漏子，以致惊动国内外，它当然要诚惶诚恐，向上罪己。如果说那些躺在病床上的重症婴儿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对那些失责的官员来说，却是”官”命危浅，朝不虑夕。因此就道歉作如此剀切的剖白并不奇怪。只是这道歉如果是给上级的检讨，那又当别论。但，这次道歉是通过媒体面向患者、面向公众、面向全社会。发言人开口政治，闭口上级，两者俱不离权力。如此道歉，又置权利于何地！

这是一次唯上的道歉。一个社会，如果以权力为本位，比如过去的皇权社会，臣子”至微至陋”，却”过蒙拔擢”，因而在权力面前，”不胜犬马怖惧之情”。一个社会，如果以权利为本位，比如民主社会，权力对权利负责，它不惧怖权力，却敬畏权利。这样的区别，够耐人寻味。

很难用通常的好坏方式来评价这样的人。通常说的好坏无非是在世间正常的评价系统。我觉得王朔最大的特点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立场和态度最明确的一个人，中国所有和文沾边的人没有能和他相比的，根本就没第二个这种人。

我没看过他的小说，只看过《美人赠我蒙汗药》和其他一些杂文，像写白岩松的。我觉得王朔是这个社会唯一像虚伪宣战的，尽管他的方式让许多人不能接受，但这个社会虚伪之深，大部分人无法看清他的真正意味。

谁虚伪？向谁宣战？

这个社会是全面虚伪的，从文化体制到社会风气，流行的美学方式，甚至语言方式等等。

他没有媚俗之处吗，他毕竟还是一个俗人？

他是一个俗人，这点是肯定的，只有俗人才会愤世嫉俗。他是希望被拯救的，他能看到人最有缺陷最阴暗的一面，而大多数人是看不到或不敢看的。这个过程也是他对自我对个人经验的颠覆和重新定义，他不愿意按照流行的逻辑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他的很多评价后来也变成了流行的因素。我觉得他是有很大破坏力的一个人。

破坏力？我觉得你也有。

我还是不能和他比，他是在街道上一路打过来的，而我毕竟逃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这么一路骂过来一路杀过来，对一切人和事不留情面，我觉得着这是他最牛逼的地方。

但他不会骂你，不会骂阿城，不会骂刘索拉。

未必，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我觉得他只要和我，和阿城、索拉在一起就有可能，他只是觉得不需要，但我觉得随时有可能。

你们那么熟，有没有发现他有心理上的问题？

我们不能算很熟，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但只是坐在饭桌边聊天，并没有上山打猎或者长途涉。每个人都有心理上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没有。但他的心理问题是我所见过的最健康的心理问题。大多数人无法用语言，或者某种方式来表述自己的心理问题，而他能够主动的谈出这些问题。

但他只是无限的接近自己。

这是一个人的智慧的最大可能，最后只能是无限的接近自己。王朔是一个有极大智慧的人，他利用这种极大智慧无限地接近自己，这个就是他最大的善良。

这种否定与自我否定的表达可以通过私人途径，可以面向朋友，但是他为什么愿意甚至是主动通过大众媒体公之于众？

这个也不尽然，据我所知他很长时间对任何媒体都没有任何兴趣，他一直在拒绝任何形式的访。我觉得不管他做什么都是清醒的，他是一个不可能被收买的人，媒体的利益、公众的评价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除非他想利用这些达到他的某种目的。许多文人评价他都根本说不到点子上，他们根本不是在同一个价值体系里面。

对道德体系的最大颠覆就是对自己的颠覆，这这种颠覆来自于对个人心理的认证，他是直指这一点的。他会捎上很多人，尤其是周围他最讨厌的人，这个是很明显的。

颠覆自我可以向自己的内心挖掘，为什么一定要说别人呢？

他也没有一定要说别人，只是可能媒体话赶话，正好碰到了谁谁谁也不避讳。就像吵架似的，到最后你很难理出所以然来，但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你能看到人的怎样的品质和精神。王朔所代表的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国文人所不具备的，至少在最近这几十年里是稀缺的。王朔特别清楚这一点，这是他身上最特别的地方。

是什么？血性？正义感？

是个性，既有观点也有态度，也即坚持某种原则的能力。这两点很少有人能够同时具备，大多数是不具备真正的个性的，都是一堆臭狗屎，中国所有的文人加在一起可能是一堆大粪。即使不是这样的人，但往往没有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而这两者王朔是都具备的。

那大多数人是认识不到自己阴暗虚伪的一面，还是明知故犯？

不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语言系统不够敏感，伦理道德体系是 有问题的。而在这一点上，王朔是非常清醒的，他骂人也好说事也好，都非常清楚地体 现了他的价值体系，这样的文人很少。

也就是说他比一般的大多数人都更清醒和敏感？

我觉得他个人的灵魂和这个时代的挣扎是明确的，就是个性吧，个性决定行为方式。

王朔最近很多谈及众生平等的问题。

对，他最近确实很多谈及涉及宗教的问题，包括关于自由的讨论，我们也一起时也常常提到。这种困惑是很幼稚但始终伴随着你的，只有最好的作家才会停留在最基本的困惑上。

但平等只是一个乌托邦？

不是，你很难料想一个人可能指向多远，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他的外在的假象，而忽略了他到底要说什么，何况他到底要说什么尚且无从说起，只能借助既有的价值框架来安顿。

那他能不能找到一种大家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还是故意地制造种种迷惑性？

王朔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他的世俗性，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但他绝不会被媒体所腐蚀。他对媒体的认识非常清楚，也不会幼稚到花心思来玩这种游戏。他是一个立场清晰旗帜鲜明地的人。

那么，他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而没有特意去斟酌措辞？

对，他不避讳。一个人为什么要怕会说错一件事呢，一个人为什么要怕得罪别的人呢，通过语言何至于得罪任何一个人呢。

你怎么他为一个女演员出面打官司的事情？王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与当时在看《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有关系，回到过去那种猖狂的状态里，觉得对什么都不再害怕了。

我觉得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也不能以此来评价一个人。应该没有这么简单，他的经历非常复杂，大起大落都有过，最近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上他谈了很多他精神和灵魂上的挣扎，没有人能这样开诚布公地直面自己。大多数媒体和他根本接不上茬，而只能顺着他说的往下走。我觉得他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他处身的不是一个真正知识化的世界，他再怎么打闹都是在幼儿园里，都是些经不起打的人，这是他挺惨的地方。

换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他也没有尝试和努力寻找与他有同等智慧甚至更聪明的人？

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的大环境问题，中国文化环境无法成就一个悲剧英雄式的人物。

觉得与他对话非常困难，难以找到认同价值。

那是他觉得与你对不上话，对你没有足够的兴趣。一个人要认识另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灵魂之间几乎是没有办法真正交流的，中国的文化还不太习惯善意的公平的来看待某个人，总是企图把人引入媚俗的话语范畴当中。我觉得他的一点不幸就是没有找到或遇到恰当地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媒介或者诉说途径，而种种不恰当对他自己会构成伤害。

媒体和大众对他的误读，会不会一定程度上也因为他没有恰当地展示或者解释自己？

他已经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示得很清楚了，但他没有必要为自己作出解释，因为他并不需要获得某种同情或者理解。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报道，试图尽可能恰当地挖掘和描述一个真实的王朔，但却面临重重阻力，很难看清到底他的哪一面才是触及本质的这个几乎不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公众媒体，能做到这一点的公众媒体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毒品问题，你能报道吗？他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坦诚，什么毒品都用过，每一种毒品的经验都说了，不试图掩饰。这也不能说是勇敢，他只是不懦弱而以，而大多数人会选择懦弱。从这一点上说，他这样的男人是很少的。

那他是不是在拿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别人，因而认为大多数人不够坦荡，对自己不够狠，逃避实？

大多数人没有必要这样。诚实只需要和个人经验相等称，一个儿童会把手伸向燃烧的火里，他是诚实的因为就他的经验而言他不知道火会烫着他。而像王朔这么一个有经验的人，能这么诚实这是非常难得的。傻人有傻福，就是应该过他的幸福生活，这并不是说看低谁。一个人的经验和他的诚实应该相当，但在中国人不是这样，非常的圆滑世故，在某些问题上经验超群，但在真理、公正和自由此类问题上表现如此之差，让人觉得太低下的一种动物。王朔是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

他说现在这样有攻击性的原因是小的时候老师对他不好。

他只能这样说，他还说他母亲打他。你不需要去相信他说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环因果，而只需要通过他展现的面貌和气质来判断他的内在品质和精神指向。寓言可能荒诞，但其中的故事根本不重要，只是一种承托。我们是处在一个极端虚伪的世界，一个掩盖了大部分事实的世界，一个没有任何人敢于去承认历史的世界，王朔可能是唯一敢于去挑破的人，他只能说自己的事情。

他批评这种掩盖，但他自己有没有充分去了解背后的事实呢？据他所说许多书他也没有读过。

知识是多种形式的，不在书里，也不在课堂。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善恶观，这本来就是最大的财富，会引导你在任何境况里作出良好的判断。

一些敏感的话题他也可以选择回避，但他从不回避。

那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他为什么要追随大多数人做他自己的选择，他不是大多数人，这不正是你们写他的原因吗？活在眼前这样一个世界，对他而言是他无法解脱的悲哀。

你见过他不自信和软弱的时候吗？

他随时都是不自信和软弱的，自信和坚强不代表是通常的那种定义。他说他为什么用药，他说他在最无望的时候没有人搭理过他。

他一个一个骂过去，对人对己都是一种伤害。

一起伤害又有什么关系，你没见过革命先烈抱着炸药包冲进敌群的阵势么，不同的是他能炸很多次。

你觉得他是一个毒品依赖者吗？

这个需要严格的医学鉴定。但所有敏感的，好奇和试图触及灵魂和精神的另一个层面的人都不同程度的有过毒品依赖。这个“毒品”是广义的概念，既可能是外界的物品，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大量排放的毒素。

被访者 艾未未 采访人：吴虹飞，严晓霖

上周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标题是：“华尔街如何出卖了美国”，副标题是：“他们的盛宴让你来买单”。我立即就想到，买单的恐怕不仅是美国纳税人，中国人也免不了要为华尔街的贪婪买单。果然，9月25日的“21世纪经济报导”头版发表了题为“美国发债谋救市，中国央行‘囚徒’困境”，副标题是“若听任发债，央行资产缩水；而阻止发债，经济风险难测”。

文章告诉读者，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让中国央行陷入两难困境。美国政府大量举债，必将带来美国债券的贬值压力，而中国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有一半是美国债券，其中美国国债5,000亿，政府相关企业债券3,400亿。这些债券的收益率下跌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严重恶化。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央行为了支持所谓金融改革，把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到2008年7月，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膨胀到了 19.74万亿人民币，自有资本却只有219.75亿。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解决中国央行资产负债问题无非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大量增发钞票，但这势必加大通胀压力，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财政注资，也就是用中国纳税人的钱来弥补美国债券贬值带来的损失。

事情很明显，华尔街的贪婪带来的金融灾难，不仅要让美国纳税人买单，而且也要让中国的纳税人一道买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21世纪经济报导”的文章没有深究，而只是说中国央行持有美元资产太多，带来了太大的汇率和投资风险。

其实，了解中美经济的人都知道，中国人不得不与美国纳税人一道为华尔街的贪婪买单，有更深刻的原因。过去十年，中美经济出现了一种高度失衡的相互依赖。中国人不仅对美国发生了大量贸易顺差，而且出现了巨额的资本顺差。也就是说，中国人借钱给美国人，让他们买中国人的产品来消费。一个人口最多的穷国，为什么要借钱甚至是送钱给世界上最富的大国来消费？这恐怕是人类经济史上最罕见的一大怪事。过去，强国靠武力来掠夺弱小的国家，是我们见惯和容易理解的，但今天中美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美国希望中国大幅升值，减少贸易失衡，但中国却很不情愿，坚持要牺牲本国人民利益，让中国的穷人去补贴美国的富人。这究竟是为什么？

长期的双顺差，不符合中国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还是发生了，这不仅说明中国决策者无能，更说明中国的官僚资本在这种失衡的经济中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中国若是一个民主国家，绝不可能让导致双顺差的政策走如此之远。正是专制的政治纠正不了有利于官僚资本的经济政策。

此番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牺牲中国人民利益的经济政策，到头来对美国并没有好处。美国金融监管存在弊端，固然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但若没有中美经济多年失衡这个因素，没有中国双顺差推动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事情恐不至闹到今天的地步。没有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就不可能刺激美国众多的穷人去买房，也就不容易刺激巨大的房价泡沫，催生次贷危机。

美国舆论一致认为，贪婪是此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祸源。问题是，在华尔街谋生者有几人不贪婪？贪婪者的最大危险就是遇到不义之财的诱惑，而中国失衡的经济正是华尔街不义之财的一大来源。中国权贵资本与华尔街分享榨取中国劳动者和资源的暴利，换取国际资本对他们的权力和财富的承认，是中国经济深度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这个病根不除，中国人就还要继续为华尔街的贪婪买单。

从北京申奥成功到奥运召开的七年里，官方的爱国主义宣传一直围绕着”百年奥运梦”展开。奥运一周年倒计时，爱国主义宣传也进入倒计时的冲刺时段，大陆媒体开始排山倒海般的奥运公关。到了奥运开幕，爱国攻势先是围绕着宏大奢华的开幕式梦幻展开，继而是围绕着金牌榜旋转。

奥运赛事开始后，自从中国队获得第一枚金牌，央视和地方台的奥运报道就开始了”数金牌”的宣传；整个奥运期间，中国金牌数一直名列榜首，每个频道的奥运节目都会无数遍地播出金牌榜。所以，看中国媒体关于中国队的赛事报道，听主持人或解说员的说辞，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满眼金牌。在那些主持人的腔调和表情中，在前线记者对金牌运动员的提问中，只有吸食了”金牌主义鸦片”的飘忽感，除了金牌和国旗，还是金牌和国旗，真可谓大黄大红的中国京奥！而全不见对精彩比赛的欣赏和由此产生的愉悦，更看不见奥运精神和人的价值。

比如，在拳击81公斤级比赛中，中国拳手张小平打败了爱尔兰拳手肯尼·伊根获得金牌，央视解说员韩乔生居然亢奋地说：”我们的张小平把对手打得找不着北了！””打出了中国男人的威风，我们用拳头说话，在力量对抗中一样有智慧，一样有力量，创造了神话：中国在腾飞，中国龙在腾飞！”

奥运结束至今，围绕金牌第一的主题，各类宣传和节目仍然遍地开花，侵占着包括港澳在内的中国人的生活。央视的几个主要频道和地方台的体育频道，仍然在一遍遍地数金牌，一块块地回顾夺金过程，一个个地赞美冠军，反反复复地念叨中国终于崛起为金牌巨无霸。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也推出了《北京奥运中国金牌视频全回放,大国崛起荣光无限》，回顾所有金牌的获奖过程。另一门户网站”网易”推出《北京奥运会完美闭幕,中国51金奖牌榜第一创历史》，以视频和图集的形式回顾51个夺金的过程。

与此同时，在中共体育官员刘鹏的带领下，金牌得主们还要进行港澳之旅，让内地的金牌之光征服港澳。在香港的记者会上，刘鹏等体育官员的表现极为蛮横，他们不但要代替运动员来回答敏感提问，而且用的全都是早已准备好的答案。他们的语气和神情似乎在告诉港人：这些金牌运动员都是民族英雄，绝不允许记者的冒犯。

中共官权及爱国者们对金牌的热衷，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如同暴发户对金币的畸形快感，不厌其烦地数口袋里的金币，金币碰撞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金色是世界上最耀眼的色彩。

在独裁民族主义的操控下，京奥已经成为胡温政权的最大政治，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巨额的资金投入和罕见民族主义狂潮，乃百年奥运史上前所未有。所以，国际性体育比赛的胜负，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奥运金牌负载了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负载着毛泽东时代遗传下来的”赶超情结”。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否也像中国这样热衷于金牌，只知道其他国家绝不会像中国这样以举国之力来实现”金牌大跃进”。中共党魁胡锦涛在奥运前就号召说，”北京奥运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毛泽东发动的”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其指标集中在钢铁产量上的超越，那时的国人对钢铁产量有种狂热的痴迷。五十年前的”全民大炼钢铁”和五十年后的”全民办奥运”，其癫狂如出一辙！

独裁中国的奥运战略以金牌主义为核心，举国体制下的巨额投入，也确实带来中国金牌数的连续增长。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第四，2000年悉尼奥运第三，2004年雅典奥运第二，可谓一届上一个台阶。雅典奥运后，争夺金牌第一便成为京奥的最大目标。现在，中国如愿以偿，终于取代美国而成为金牌老大，可以骄傲地向世界炫耀金牌数第一了。

遥想2004年雅典奥运，刘翔获110米栏金牌，跨出12秒91的破奥运记录、平世界纪录的好成绩，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刘翔夺金后央视直播员的疯狂叫喊，刘翔在领奖时的夸张动作，他在接受采访时的大言不惭：”亚洲有我，中国有我”，使他瞬间变成了”民族英雄”。带来了”赛出一个新中国”的狂欢，”翔飞人”也由此成为中国体育的代名词，也成为肩负给予最大期待的民族英雄。

随着京奥的到来，刘翔身上的民族主义光环照耀全中国，他的广告和招贴遍布中国的城镇乡村和大街小巷。更过分的是，刘翔身背的1356号，据说象征着十三亿人和五十六个民族，他在鸟巢的表演成为最大看点，110米栏的金牌成为中国人心中分量最重的金牌。甚至，中国观众前往鸟巢仅仅是为了看刘翔一个人的表演。但刘翔因伤退赛，让中国田径的冲金希望落空，也让民族英雄顿时光彩，致使爱国者们的极度沮丧演变为舆论狂潮。

在奥运历史上，伟大运动员的因伤退赛乃平常之事，还从来没有哪个著名运动员的退赛，会引发出类似刘翔退赛的舆论狂潮。尽管中国已经大幅度超越美国而成为当今世界体坛的金牌老大，但刘翔退赛引发的舆论潮说明，这种金牌狂热的背后，仍然是”输不起”的弱国心态和畸形虚荣。正因为官权和国人都太在乎金牌，爱国者们才会变得极为蛮横，动不动就挥舞着国家利益或民族荣誉的尚方宝剑逼人低头。刘翔退赛所引发的舆论潮，也压垮了一向骄狂的”翔飞人”，使他不得不出面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我看来，只有中国这样的举国体制才会产生金牌崇拜，也只有金牌崇拜才会逼出了奥运史上的荒唐剧–因伤退赛的运动员居然要出面向全国人民道歉。更荒唐的是，在中国体制下，要求刘翔道歉似乎理由充分：刘翔的成绩，是党国出钱培养出来的；刘翔作为”民族英雄”的崇高荣誉，也是党国和爱国民众给予的，所以，刘翔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得失，更关系到党国利益和民族荣誉。既然他背上了1356这个号码，就意味他必须与十三亿生死与共，其成功是党国和民族的荣耀，其失败也就必然是党国和民族的耻辱，他自然要因自己的失败而道歉。

自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中国实现了金牌零突破以来，举国体制下的奥运金牌主义，已经让中国纳税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次京奥的金牌第一，还将让中国体育背负”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奥运结束后，中国媒体陷于没完没了的自我炫耀，并大量引述境外媒体的赞美之词，甚至自恋到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赞美（truely exceptional games）翻译成”无与伦比”，金牌第一的举国亢奋似乎预示着整个中国将全面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辉煌前景，让中国体育患上了金牌崇拜综合症–对金牌的绝对依赖和由此产生的焦虑。

这种金牌综合征起码隐含着四重危机：

1，奥运工程是党国的最大面子工程，为了”党国面子”而不惜劳民伤财，导致体育资源占有的严重两极分化。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国家的奥运工程必然占有最多最优质的体育资源，而普通百姓甚至享受不到任何体育资源。金牌运动员被捧上”不胜寒”的云端，获得金钱与荣誉的双丰收，而普通运动员只能陷于双重贫困。正如跛足改革造就了畸形的GDP崇拜，让今日中国变成权贵们一夜暴富的天堂与无权无势者持续受损的地狱，举国体制造就的金牌崇拜，也只能带来精英体育的天堂和大众体育的地狱。

中国的金牌第一靠的是金钱第一的投入。即便不提用于圣火传递和奥运安保等难以统计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仅账面的投入就高达430亿美元（北京奥组委顾问黄为透露的另一数据是5200亿人民币，计700多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7年卫生医疗开支97亿美元的四倍、教育支出157亿美元的三倍。如此”奢侈的金牌体育”，不仅在第三世界绝无仅有，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堪称”豪华体育”，很可能是奥运史上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的投资。四年后伦敦奥运的资金投入和人力动员，不可能超过北京。因为这样的”豪华体育”，只有罔顾民众权益的独裁国家才能做到–让全国纳税人买单的权力体育。

与中国的巨额奥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际奥委会正在开始的”瘦身”计划。北京奥运结束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尽管赞美北京奥运的巨大成功，但他从这成功中领悟到不是号召其他主办国学习北京，而是公开强调奥运的未来改革：”奥运巨人症”已经给举办国带来沉重的负担，未来的奥运要进行”瘦身”，绝不能再举办如此规模的奥运会了。

2，金牌第一让中国运动员付出巨大的个人尊严和人性的代价。为了奥运金牌，中国运动员从孩童时就被选入官办体校，进行半军事化的寄宿式的全封闭训练，不但失去了个人自由，甚至不得不放弃亲情。正如中共体育官员所说，”为祖国赢得奥运的荣耀是党中央指定的神圣任务。”正是这”神圣任务”，无情地剥夺了运动员的母女之情。比如，赢得柔道金牌的冼东妹是中国队中唯一的母亲选手，她在奥运前的训练期间，整整一年没见过她18个月大的女儿。举重金牌得主曹磊，连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也无法知道，因而错过了母亲的葬礼。

奥运备战也使运动员失去了所有个人生活。比如，赢得体操吊环金牌的陈一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诚：”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教练一直都陪着你。人们总是看着你–从医生甚至到餐厅的厨师。你没有选择，只能接受训练，不让别人失望。”

举国体制的强迫性还让中国运动员付出了惨重的健康代价。比如，中国的跳水队员一般在5、6岁就被征选训练，但保健医学显示，在眼睛发育尚未完全之前的稚龄就开始跳水，眼睛很可能要受到严重伤害，因为在落入水中的瞬间，水的冲击力对视网膜有极大损伤。比如6岁就进入跳水队的金牌得主郭晶晶患有严重的眼疾，视力差到几乎看不见跳水板，随时可能失明。中国国家跳水队队医李凤莲也对记者表示，她去年发表的一份研究中指出，184名跳水员中有26人视网膜受损。

3，金牌第一向国人和世界显示着党国主义下的”全能政治”的威力。当奥运变成”国家的最高利益”，也就自然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具有压倒性的优先，必须做到”一切为了奥运”和”一切为奥运让路”。党政军民商学都要动员起来完成这一”最大的政治”。不惜财力物力人力建设一流的场馆和服务设施，参与奥运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安保人员，不但数量创历届奥运之最，而且要保证政治可靠，经过层层选拔、审察和培训，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用柔性的身段包围外国的记者和游客，向他们献上可人的微笑和特权式服务，以便把”杂音”减少到最低分贝。

与此同时，为了党国的最高利益，”全能政治”可以不择手段，既可以大言不惭地作假–从开幕式的假歌声、假脚印到运动员的假年龄，甚至还有志愿者的假微笑；也可以明目张胆地消除一切”异见”–从国内媒体的”零批评”到境外媒体的”全赞美”，从驱逐外国示威者到三个示威公园里的”零示威”。

正是这样的全能政治，才能向世界炫耀一流的场馆设施、赛事组织和后勤保障的成绩单，也才能在奥运安保上打造出”铜墙铁壁的北京”。而这成绩单所遮蔽的，恰恰是党国体制对人权承诺的背叛。与金牌第一的梦幻成功相比，人权的黯淡无光，如同国人的噩梦。

4，金牌第一的最大害处是增加了改革旧体制的阻力。因为，它加强了中共政权对举国体制的信心，使国人沉浸在中国即将变成世界第一的幻觉中，进而相信中共体制的高效。正如奥运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在事后接受采访时所言：集豪华铺张、整齐划一与宏大叙事为一体的开幕式，必须动用如此之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当今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和朝鲜才能做到。如此，不但会延缓对陈腐旧体制的改革，而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强化旧体制。君不见，北京奥运金牌榜的座次基本排定之后，中共体育官员对劳民伤财的举国体制的高度肯定，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魏纪中在记者会上表示，四十五块金牌说明了”举国体制”是有效的。他还举出苏联解体后体育的衰落来证明中国维护举国体制的明智。

奥运后，《人民日报》以《体育要坚持举国体制》为题发表了对中共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采访，他明确指出中国之所以坚持”举国体制”，既是根据国情的需要，更是基于政治的需要。他说：”体育的政治色彩淡，但政治功能强。从体育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密切关联来看，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均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中国更有特殊意义。弱国无体育，对此国人更有切肤之痛。所以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体育的振兴既是应有之义，更有超越体育之外的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的重大作用和意义。”所以，”我们将继续沿用举国体制这一名称，因为它既是我们优良传统、有效模式的一种概括，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他甚至还很得意地说：”听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举国体制”。

正是这种极端的权力虚荣和民族虚荣所形成的畸形压力，让中国体育变形为输不起的比赛。比如，刘翔退赛引发的舆论狂潮，致使不堪重负的刘翔不得不出面道歉。2012年，中国代表队将背负着金牌老大的沉重包袱前往伦敦。如果四年后中国的奥运金牌达不到51枚，甚至保不住金牌老大的位置，我不敢想象中国国内将陷入怎样的歇斯底里！

在体育的商业化和民族主义并行的现代世界，金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体育精神，金牌多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某一国家的真实国力和文明水平。冷战时期，前苏联曾多次在奥运会取得金牌与奖牌双第一，特别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苏联取得金牌55枚、奖牌132枚的巨大成功，至今仍然是历届奥运会之最。东德也曾是体育强国，在蒙特利尔、莫斯科、汉城奥运会取得奖牌与金牌第二的佳绩。但这种在举国体制庇护下的奥运巨无霸，并不能挽救前苏东帝国的轰然倒塌。

以往的教训证明，与商业化对体育文明的伤害相比，金牌民族主义对体育文明的伤害更大，特别是在独裁国家举办世界性体育盛会之时，举国体制确实可以让这类国家变成金牌大国，但并不能提升人类文明的水准，反而会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体育必然变成独裁者进行自我宣传的工具，普世的体育精神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利用，金牌的耀眼闪光变成了独裁者们巩固政权和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工具。

如果中国官民继续沉浸于举国体制的金牌辉煌中，不断地用中国式翻译的”无与伦比”来自我炫耀，那么中国体育就只能在政治化、奢侈化、两极分化的金牌崇拜路上越走越远，”金牌大国”永远不可能成为”文明大国”。

2008年9月18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8年9月号）

由原创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举办的“30省作协主席小说擂台赛”，自9月8日被媒体曝光后，迅速成为最热门的文化新闻。10日擂台赛启动后，就有上百家媒体进行了报道，11日晚，央视新闻频道专栏《新闻1+1》又对此事进行了专题解析和评说，更引起人们对于这场号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豪华作家阵容”的网上小说擂台赛的关注。但是摆擂一周后，战绩并不乐观。

9年：网络文学 主流趋势

从1999年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风行之始算起，网络小说的成长不过9年，但网络文学已经有主流化的趋势。在一些著名的原创文学网站，培养年收入过百万的写手早已是正常事，比如曾经在起点中文网活跃的写手“当年明月”等，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网络文学作品占据了图书市场的不小份额，更是其不断追逐的热点。

摆擂：传统作家 再试网络

这次“30省作协主席小说擂台赛”虽然惊爆眼球，但熟悉网络文学发展史的人应该知道，这其实是网络与传统作家的“第二次亲密接触”。成立于1999年的“博库”网站，曾雄心勃勃地与王朔、陈村等一批传统作家签约，但因受困于网速、上网人数、支付条件所限，第一次大规模地招徕传统作家“入网”以失败告终。

9 年后的这次擂台赛被看做是网络对传统作家的又一次“深情呼唤”。在起点中文网的介绍中可以看到，这些腕级的作家们有的擅长煤矿题材的写作，有的擅长写底层生活，有的则擅长于儿童小说。但，这些在如今的网络世界里都是不被看好的题材类型。而参赛的作品将接受网民的点击阅读和评价，网民的投票以及由网络作家给出的评价将决定大赛的名次。

在网上，已经有不少作家上传了作品，几乎都是讲述在过去年代发生的战争或故事，跟现在网上流行小说里的故事相差甚远。

这些小说会红吗？第二次亲密接触难测结果。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董宏猷在感言中写到，“第一次在网络上创作，第一次在网络上发表，第一次在网络上直面网友的选择与点击，第一次接受网络文学的检验和洗礼。第一次免不了是探索的、幼稚的，但却是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

距离：点击率不及当红小说1/15

截至昨日，从9月9日开始的竞赛刚好进行了一周。

这一周，点击率最高的是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所写的《从呼吸到呻吟》。点击率38836，总评论也有216条。但和同一网站里上一周最红的网络小说创下的60多万点击率相比，差得太远太远。甚至，在书友排行榜中，排名第15位的小说，1天内的点击率都超过它2万次。网友表示：这说明，这离网络小说还有一定的距离。

在关于几位名家小说的评论中，可以看到网友的激烈点评:“味同嚼蜡。”“太爽了！终于能开骂了！”“太枯燥了不爱看。”一些网友担心，这些传统名家们能否经得起网友的“考验”。与以玄幻、武侠等娱乐内容见长的网络小说相比，传统作品究竟能获得多少网民的青睐。“这极大考验着我们的作协领导们的心理素质。他们可能会被骂得体无完肤，那是因为偏激的网友很可怕，网友可怕起来，可能就会让他们害怕。”一位网友说。

记者连线

30位省作协掌门，一改常态纷纷下水打擂，难免让人疑惑。记者电话连线采访了其中两位作家。对于素以“尖锐”、“可怕”而闻名的网友评论，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傅恒：

选材若有创新可胜过网络作家

刚听说要写网络小说，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傅恒还有些犹豫。回想起此前自己也挂过一篇文章在网络上，并且有着不错的点击率，于是傅恒加入到了此次竞赛中来。在参加比赛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过网络小说。对网络小说的认识，全是从朋友口中听来的。“我觉得网络小说应该是一种新的小说。特点是娱乐性比较强，但人物、故事情节相比以前的小说就不是那么完整，没有深度，比较粗糙，不追求思想。”

在傅恒看来，现在的网络小说作家，大多是“80后”，他们的思想更新，写法更灵活。但如果传统作家们在选材和创新上能够有突破的话，肯定可以胜过现在的网络作家，因为在文章的人物塑造、结构、厚重感，尤其是文章的思想性方面，传统作家要比网络作家高明很多。

所以，他希望通过试水网络，接触一些新的东西。他说，自己并不注重排名的先后，在网络上写小说本身就是一件好玩的事，“我接触过网络，我也知道网友们喜欢乱骂人，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

语言严谨富弹性是传统作家优势

在已经公布了的作品中，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的作品得票最多，点击率最高，评论也最多。有网友在评论中说道:“赞一个先，郑先生能放下架子，向通俗小说靠拢，难能可贵。”看来郑老先生是有备而来。

郑彦英的确是有备而来。“从网络小说流行之初，我就开始关注网络小说，我一直在这些小说里寻觅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再把它们打磨成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再融入到我自己的小说之中。”郑彦英说，一些年轻的网络小说拥有很新奇的构思和不错的创意，值得学习。

今年是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年。此次美国选举的新看点不少。首先是民主党正式 提名非洲裔美国人奥巴马作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无论奥巴马最后是否当选，美国产生了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作为正式总统候选人或者第一位美国总统，都将写下了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的新纪录。紧随其后，持有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共和党则大胆推出了一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佩林是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母亲，两年多以前当选为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州的州长之前，只是该州一个只有九千人的偏僻小镇的镇长。如果共和党赢得此次选举，佩林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副总统。这两匹政坛黑马分别为选战中的民主、共和两党注入了新的激情元素。他们接受提名讲演的电视收视率都比不久前奥运会开幕式在美国的收视率高。

麦凯恩的高尚情怀和坦荡胸襟

但是真正引起我最大关注的倒不是这两位政治明星，而是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现年七十二岁的麦凯恩家世显赫。他的父亲是一名四星上将。但是，出身将门的麦凯恩却没有坐享家庭的福荫。他在越战最激烈的时候成为一位出生入死的战斗机飞行员。他的战机在一次战斗中被击落，死里逃身的他随后在越共的战俘营里受尽折磨。当知道麦凯恩的家庭背景后，越共当局出于政治考量，主动提出提前 释放麦凯恩。但是根据美国军队的规定，释放战俘应该本着先被俘、先释放的原则。虽然麦凯恩的双臂和一条大腿在跳伞时骨折，他被提前释放也说得过去。但是麦凯恩却坚决地拒绝了被提前释放，因而在北越的战俘营的总共呆了五年，直到越战结束才回到美国。

这位爱国者一九八一年退伍后投身美国政坛。先后在亚利桑那州当选为联邦众议员 和美国参议院。作为一个共和党人，麦凯恩虽然在不少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上与共和党的理念相同，但是却在许多社会问题上与共和党内保守的主流派有着不少分歧， 例如，他支持妇女堕胎、反对保守派通过修来禁止各州允许同性恋结婚权、支持增加政府拨款开展干细胞胚胎研究等。不仅如此，与许多国会议员不同，麦凯恩在国 会的辩论和立法中常常与势力强大的大企业集团以及其他特殊利益集团作对，人们因此送给他一个外号，称他为“华盛顿圈内的特立独行之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常常不为那些被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俘获的政治小圈子所接纳。例如，在八年前的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选战中，他就输给了现任总统布什。这一次，共和党认识到选情危急，面对输给民主党的威胁，不得不提名在美国选民中口碑甚好的麦凯恩作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这个月初接收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演说中，麦凯恩以一段说辞为他几十年来在华盛 顿政治圈子中的特立独行作了一个直白的注解。他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争取成为美国总统，不是为了一个党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他的这番话可以看作是这位民主政治家的一个政治宣言。尤其是，他的这番话是对着他的党全国代表大会讲的；对着党内的势力集团讲的。面对这位屡败屡战的政治家的高尚情怀和坦荡胸襟，我不禁感慨万分。

一党专制以国家前途和人民殉葬

在收看麦凯恩的竞选演说的时候，尤其是听到他誓言将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他所在 的党的利益之上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两位中国的政治家：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中充当前锋的杰出政治家明智地认识到，共产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的羁绊。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来给执政党注入新的活力；并通过改革后的共产党带领中国立于世界文明、富强之林。但是，他们所从属的那个党的特殊利益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有着根本的利益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当他们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不惜得罪共产党内的 特殊利益集团的时候，终为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不容。这两位，一位被迫在退休的状态中郁郁而终；另一位则被非法囚禁至死。

同样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同样是为党内强大的势力集团所不容。麦凯恩之所以能够最终冲破特殊利益集团的羁绊，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在这里，特殊的利益集团的权力最终受制于反对党的挑战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当这些利益集团认识到，他们有可能被人民抛弃从而失去一切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做出妥协。麦凯恩的党内总统提名正是这种共和党内的利益集团不得不对广大美国选民的意愿妥协的结果。胡耀邦和赵紫阳之所以最终败在共产党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手下，是因为中国还没有一个能够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的现代政治制度。在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度里，没有反对党的制衡，没有全国选民人手一张的选票的制约，党内的利益集团便可以为所欲为。虽然这样的一党专政绝不可能万岁、万万岁。但是这个自私而又手握大权的党内利益集团却完全可以在自己走向毁灭的时候将他们所控制的那个党、以及那个党所控制的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作为自己的殉葬品。

我和张丹红女士见过四次面。第一次是零六年五月柏林全球支持中国民主化大会上，丹红在会议的间歇找到我，自我介绍说是德国之声记者，也是北大校友，希望对我做个采访。戴着宽边黑框眼镜，一如这几天网上广泛流她照片上戴的那一幅，文质彬彬，慢声细语，衣着妆饰也简洁得体，整个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淑女，非常知识女性。这是我们的初识。

第二次见面是半年之后，零六年底。当时我应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之邀，住在离波恩约六十公里的伯尔先生故居。此地是一个有着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初来乍到，有与世隔绝之感。一天早上，丹红开车到伯尔故居，接我去德国之声中文部做交流。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清晨，莱茵河流域的德国大地，绿草如茵，淡雾飘渺，田间时见特别醒目的巨大甜菜堆，一路景色令人难忘。

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到德国之声中文部录制节目，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上次见面时，丹红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伯尔故居的见闻感受，她说可以写成一个系列，由德国之声中文部播出。所谓录制节目，即到电台对着话筒朗读我写的这一系列散文杂感，近两万字。丹红是节目编导，也是录音现场的指导。

第四次见面又是半年之后，零七年六月。布鲁塞尔全球支持中国民主化大会结束后，一些与会的朋友在波恩一家中餐馆聚餐。就在这家餐馆，我第四次见张丹红，也是迄今为止最近的一次见面。

四次见面之外，我们还通过十来次电子邮件，主要谈如何汇寄我在德国之声录制节目的那笔近一千七百欧元的稿酬。德国机构财务管理非常严格，不见现金，必走银行；而银行开户又特别困难，我在德国居留了大半年也没立上银行户头。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银行帐户，德国之声财务部门又提出新的问题：必须凭我的工作许可，财务才能汇款到我的帐户。拿工作许可证又需要外国人局和劳动局的公文，也是一溜麻烦。所以直到零八年二月底我离开德国去英国，也没拿上一年前的这笔稿酬。

零八年三月，我在英国给丹红发一封电子邮件：那笔稿酬”悬在台（德国之声电台）里也不是个事儿”，”我是不是有权利把这笔钱，以我的名义，捐赠给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两个月后才收到丹红回信，原来此前她一直在中国。”捐给基金会是可以的。只是需要我们大头儿的同意。有消息我告诉你。”一周以后，丹红再次电邮告诉我：”钱已经汇出。过几天你可以问问基金会。”我回电邮表示感谢，此后我们再无联络。

根据以上接触，我的感觉是，丹红在德国华人中是除了法轮功人士之外最独立的一位，她从不回避与北京不待见的人和事接触。这是西方媒体人素质的体现，相比而言，新华社驻德记者就绝无这个职业风度。张丹红因言论”亲华”被停播音之后，网上舆论出现挺贬两极化。有人视之为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新闻自由都是骗人的把戏的铁证，另有人则把她看成是可恨的”共党间谍”。我想，被工具化和被妖魔化可能都不是张丹红女士所希望的。这个地球上，人有观点是正常的，舆论分裂也是正常的，可是像华人世界这种似乎不共戴天的立场，这种如此恶性的舆论分裂，则堪称世间奇观。

–2008-9-14 中秋节 北京

奥运既过，我向当地奥运安保机构承诺的“奥运期间不接受媒体采访”条款自然失效，所以，在接受RFA的采访时，话说得“有些敞”[——RFA电话采访，是由于一位记者对我发在《议报》上《五问毒奶粉事件》一文的关注]。但是，即便如此，仍未能表达清楚引用地方谚语的那些背景。

在与成功（音）先生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两次引用了至今我仍无法忘掉的一句流行于江泽民时代的民谚——“点儿背别怨社会，命苦别怨政府”。此语几乎经典地描述了从那时就在中国风行而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整个社会的丛林化。比方说，单位十几个人竞争只有三个名额的职称，结果大家各想其道，最后胜出者如何致胜成为一段无法公开的心史。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媒体看到类似的报道，比如在比较开放的广东出现了“40位教授争一处长职位”的怪现象[参见《金羊网》同题报道，2008年9月6日]。再比方说，同样情节的民事案件，A案可能获偿3万元而B案则大体上弄不到一万，甚至说类似的C案和D案连结果都没有。

本刊配图，左起张鸣、陈丹青、贺卫方

对于前者，或曰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异化为衙门的现象，我对着张鸣老师（就是那位痛指大学异化的人民大学教授）说过：“当教授，实在是落草为寇。”好在那天大伙喝得高兴，没人计较我的“不逊之言”。而问题的背后是：当异化的大学沦为新丛林之一或一区域时，我们无法不接受“思想”这种高尚的精神产品被加上三聚氰胺的事实。所以说，每每接触到大学中的硕士、博士当“枪替”之类的信息，或者司法考试都陋弊丛生的信息之时，除了扼腕浩叹，几乎没任何自释。

对于后者，实在是连我这个法学的门外汉都看不下去了。看看北京律师协会对部分律师的文革化指责，看看李劲松在上海为一见法官经历的种种屈辱,我只能说律师很点儿背、很命苦。往深一层想，能执法器之一端的人群尚免不了如此重辱，草根庶众之遭遇可想而知：我低调参与的一项维权事务中，一位与胡主席、温总理年龄相当的农村老太太，跑了我们这个县级市政府有十余趟，要一份行政复议文书而不得…

坦率地说，我现在很后悔，怎么当时心地那么软了，就无偿地接手了这个事情，当上了代理人。我制作的法律文书没任何可挑剔的地方，专业人士看了也都认可，特别是前些日子十分轻松地指点了一桩商标纠纷案，让被告方转败为胜，我心里还乐滋滋的。但是，一想到帮老太太进行行政复议活动，我觉得无地自容——到现在，政府法制科的那位受理我递上文书的女干部仍没告诉我她姓甚名谁。当然，我是谁，她及他们的头头心里是一清二楚的。

时当汶川地震之时，我看到温家宝的表现很受感动：“一个快七十的老头子了，还那么东窜西奔，容易吗？！”而当我面对那位走投无路、与温总同龄的老太太时，眼泪更多了！她容易吗？！法院说等土地局有了文书，他们才下判决；土地局说，法院管不着这边的事儿；政府那边说，问问土地局再说。

三推六阻，案子都快两年了，民事判决的最后期限过了；递上上行政复议状快四个月了，也过了法定时限。一切还是等着，实际就是拖着。所以，我说中共政权中下层已经出现了普遍反动化的趋势实在不是激愤之语，其统治道德比晚清还坏、比在大陆时期腐败的国民党更腐败。如果一定要用“文话”来说，这叫“无知的暴虐”。称其暴虐，并不一定以其有否过当合法暴力行为为指标，如上海警员点击杨佳生殖器，而是其在意识形态之外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当缺德成为常态时，暴虐则是一种没法回避的政治露阴癖好——有法你使去，反正我就这德行！

老太太是点儿背、命也苦，或许到她辞别人世之际，她也无法理解这么多的爹娘们为什么如此无知，如此暴虐！

那些比老太太小两三旬的父母官即草民庶众的爹娘们，清楚地知道“点儿背别怨社会，命苦别怨政府”是基数庞大的爹娘们的潜规则。

在我们这个高度丛林化的社会当中，点儿背、命苦的不只是我时常温言劝解的老太太，也不只是由京奔沪遭受羞辱的李律师，毒奶粉事件中田文华、吴显国无不是之，在山西溃坝事件中孟学农这位在北京跌倒在山西爬起来而又跌倒的政治明星，算是“时代的缩影”了。

特别是对田文华，她是行业协会里的主要负责人，那为什么她所属的行业协会不出来说话呢？让她取保侯审或接受监视居住，以便把更多的细节向公众透露出来。对于协会之“邪”了解深刻的人以为我不是开玩笑，就是说气话。其实，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想一下：如果北京律师协会是个负责任的机构，它必定会为李劲松成员在上海遭遇重辱的事情出来说话，可是，不但它没有说话，反而在以文革化的语言扞卫自己的黑箱利益，指责主张直选的律师企图颠覆我国政治制度。

利用政治罪名打击异己是一切政治流氓的看家的本事，也是特务统治不易的法则。因为只有把简单的异议与复杂的学术一股脑地归到政治罪名之下，才能降低打击异己的成本。所以，我在自己一本历史着作中说过一句话：特务统治的根本就在于颠倒黑白。而对于“特务”一词的理解，人们也过于狭窄，动辄认为情治人员是特务，实际上呢，当特务统治的思维方式植根无知的暴虐那些众数的头脑中时，他们就变成了自觉的特务，比如北京律师协会使用文革化语言的那些人。进一步说，我根本不在乎那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关系人”如何从我这里“套话”，甚至我乐意以这个界面给他们做启蒙工作，我更关注的是如何防止整个社会的特务化思维。

我仍没充分的信心预测北京部分律师的直选动议能否付诸实际，尽管我的经济预测功底与成就远高于体制内大牌学者，因为“点儿背别怨社会，命苦别怨政府”的潜规则以及它的冷漠仍是这个社会政治生活的本质构成之一部分。

不是吗？去年或今年年初，南方一位农民（好像是浙江温岭市人士）请求开设农会，到现在仍无结果。

就政治理论本身讲，中间社会这东西是少不得的，社会经济越发展，利益主体就越多元化。假设有农会存在，我一直关心的那位老太太及未知其名的浙江温岭农民，其利益诉求肯定能够得到有效回应。

当然，最重要的前提是农会要直选，一如今日北京部分律师的直选联署所吁求的那样。

《补记》的补记：

这篇小文章本来已经寄给《议报》主编张伟国先生，伟国回复时嘱我就特务统治问题继续发表看法。可巧，本地公安国保因我接受RFA采访，传唤我到公安局谈一下。时为9月24日上午11点。上午大部分时间，我和太太为姐姐的两个孙女去市医院排队领号，约好午饭前两个外甥媳妇带着各自的孩子赶过来。等我从公安局回来时，姐姐带着两个儿媳妇赶到了，看着两个叫我“舅爷爷”的不满三周的小丫头，我心里很高兴。同时，太太告诉我：市医院那边已经查出了七例患儿，究竟严重与否尚不知道。

下午，我还得听公安局的继续传唤——他们的上级，沧州公安局来了一位副局长，了解我接受采访的细节。等沧州的人走后，泊头的国保工作人员再与我面谈。

上午，还出了一个小“故事儿”：赵大队长，我的老熟人，他传唤我过去后，

让小黄问我一下，做个笔录；小黄说什么也不肯，因为我们是前后邻居，再有他老岳父是我的老上级，私人关系不错，他的内弟又是我原单位的现负责人之一；

我也反对让小黄给做笔录，因为这算是有私人关系，要回避的；而后，和我同岁、生日较大的老韩兄（从部队专业来的）在另外一个房间问我。我回答的问题有四点：第一，我还是认为不公开田文华六月份汇报的内容，是官方在故意隐瞒什么，并且专供奥运的奶粉没问题我不能理解；第二，我是受害者家属，因为我太太因甲亢病长期饮用三鹿红枣桶状高档液奶（限制两个孩子喝，我也不喝），占了我们家开销的不小一部分，病人喝了毒奶，我的心情仍然很气愤；第三，我代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不答复，我认为这就是我说的“中共政权中下层全面反动化趋势”的例
证，在适当的时机我可能公开要求泊头市长引咎辞职；第四，我对胡春华省长在河北的作为表示满意，特别是处理毒奶粉事件有决心、有力度，但这形不成限制我的言论自由的理由。

当然，韩老兄做的笔录没全按我的说法写而是按他的工作语言来的，我表示理解。最后，没进入正是笔录的谈话有两点：一是，我确实遵守了奥运期间不接受任何采访的承诺；第二，现在包括公安局一般干部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个人正常事务也比较难，遭遇拖沓很正常。

现在是下午两点十五分，姐姐和太太以及两个外甥媳妇共同带孩子去市医院做免费检查，我一边等孩子们的结果，一边等公安局那边的再次传唤。好了，不写了。

我没预测到这个《补记》之外还要补记。不过，泊头公安的传唤是很礼貌的，如果不是必要的工作程序，双方基本上就是拉家常。我的本意倒是想见一下沧州的那位副局长，看一下他对我提的四个问题的看法。看来，今天没这个机会啦！

2008年9月24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