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关于广播，在网络时代快成了陈芝麻烂谷。关于广播，我心里一直揣着三个动人故事。是不能不分场合，拿来乱说的。一个是我岳父，多少年来，已换过不下十台德生牌收音机。当年毕业甫久，脑子里尽是夜半寝室内忽高忽低的短波。我陪着老人走遍城隍庙市场，不为青龙偃月刀，就为找那台千里挑一的收音机，可以把延长天线凌空一甩，用冷战时期的技法，锁定忽隐忽现的兆赫。

然后是威廉，有一天，他坐在我面前，说生意做得好好的，为什么成了电台主持人。因为几十年前，父亲背着一个“收听敌台”的罪名，终究死在狱中。威廉几句话，就露了他一生的关键剧情。那时，他说，我告诉自己，梦寐以求的职业就是到让我爸爸死的电台，去当播音员。

可这是报复呢，还是追求，是自由还是捆绑？威廉说，我只知道这是要做一辈子的。走的时候，我回头冒一句，说我大胆地替我岳父，向你问好。

就快和电影沾边了。最后是我高中时代的电台偶像，他优美的普通话，让丘陵地带感觉自己离天安门近了不少。19年了，小林摇身变成囚徒，再变偷渡客，又变归国华侨。一位朋友说，河边有家“我的太阳”，适合结婚十年以上的那种浪漫。我去了，当音乐传来一股80年代丘陵地带的品格，我仰天欷歔，我青春期的播音员啊，胡汉三就这样回来了。

关于1956年的匈牙利，1956年的奥运会，和眼下多少有些关系。我想英国电影《火的战车》以后，拿银牌的体育电影就是它了。因为奥运注定不只是奥运，就看添加的是哪个牌子的防腐剂。《火的战车》说的是信仰，短跑天才艾瑞克，出生在天津，是苏格兰传教士的儿子。他前半生在田径场上为上帝奔跑。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因为守安息日，他出人意料地放弃了礼拜天举行的百米决赛。更出人意料地拿到四百米金牌，打破了刚被打破的世界纪录。艾瑞克的后半生，变成天津卫的传教士李爱锐，直到1944年，死在山东的日军集中营里。

这一部呢，为奥运水球比赛添加的“荣耀”，是归给了被严复翻译为“群己权界”的自由。就像中国的乒乓和跳水，匈牙利的男子水球，是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在2008年的北京，他们第9次拿到了奥运会冠军。但就算再拿一百次，又怎能和1956年战胜苏联的那次同日而语呢。

反右运动的前一年，“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匈牙利人涌上街头，经过巷战与屠杀，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在苏联的坦克面前，他们只有一支超级劲旅，男子水球队。卡尔西是核心球员，他说，是的，他们有坦克，但在澳大利亚的奥运会上，双方都只有6个人。所以他们去了。在边境上，他们的客车迎面遇见了莫斯科开来的17个师。美国人开始游说这些超级球员，大家看着电视，问，我们还要回国吗。一个球员指着镜头，说那还可以算一个国家吗。

这些叙述是很好莱坞的，一头一尾两场匈苏水球赛，比水立方的门票更值。卡尔西在苏维埃的匈牙利，实在俏过今日的超级巨星。内务部长办公室的可口可乐、瑞士手表和美国香烟，对他一点不新奇。每趟回国，都有告密者。最令我情意难平的关于广播的细节，就要来了。卡尔西被秘密警察召见，深夜回家，爷爷还在收听自由欧洲电台。他问孙子，他们用家庭来威胁你吗。爷爷关了收音机，说，孩子，该反抗的时候就要反抗。

另一段电台情节，是民主政府被镇压时，自由匈牙利的最后一次广播。在历史上，先是纳吉讲话，他不是说，而是喊：“我是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进攻首都，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通报这一情况”。

接着是作家哈伊的声音：“我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呼救！请帮助我们吧！”

就像《华丽的假期》中的光州，布达佩斯也在绝望地等待美国的军事干预。广播曾经改变了世界，广播也曾遮蔽了这个世界。凡世界上的声音，无论音频的，数码的，插电的和不插电的，有谱的和没谱的，都是如此。曾经，人们渴望一部收音机，就像今天渴望一个代理服务器，仿佛拿到一张去天堂的门票。人们在午夜倾听细细柔柔的声音，也像倾听道成肉身的福音。

人们胸中有了不同寻常的异见。当异见不能表达时，市民们开始胸闷，有了苦毒与怒火。匈牙利的大学生们上街呐喊，一步一步地，被逼着拿起了枪。从8岁起就梦想奥运金牌的卡尔西，原本是跟在最漂亮的那个女生后面溜达的。跟着跟着，对女孩的爱，就把他心目中的水球，变成了一面冉冉升起的国旗。

但和《华丽的假期》一样，我看见对暴力抗争的浪漫化，心中始终没有平安。安迪。瓦加纳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之前他已拍过一部1956年匈牙利获水球冠军的纪录片。名字就叫《自由的怒火》。可“怒”的意思，就是心头住着一个奴隶。这宇宙若有一位全然公义者，唯有他的愤怒配称为“义愤”。我们的义愤填膺，填的都是赝品。

我们愤怒，因为我们不自由。对促成我们不自由的人，我们爱不起来。

而爱无能，就是不自由。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可以称为不自由吗。

当我慢慢褪去对广播电台的悠久情怀时，电影最打动我的，是另外两个细节。一是示威者在烛光集会中，党内改革派领袖纳吉出来，领着大家唱起过去和将来的国歌，“上帝保佑马扎尔人”。二是一位神父，冲在持枪的示威者和秘密警察之间，说唯有上帝，有权施行审判。双方却在恐惧中开枪了。

人在恐惧中不能倾听，在不自由中不能不恐惧。唯有一个声音，既指向自由，又能黜去恐惧。其余一切以自由之名的声音，都不能祛除恐惧。一切以安全为名的声音，都不能应许自由。

一张新闻图片，曾打动我最柔弱的部分。桥上是坦克和军人，桥下一辆驰过的自行车，美丽的恋人在后座，抱着男子的腰。我在上面写下这句话，

“但爱情如死之坚强”。

2008-9-4

国家信访工作的改革，近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整个社会变革中，信访工作的思路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由压制到对话，我国的信访工作已朝着令人满意的方向进步。

我国人口众多，区域差别极大，在社会转型期间，各个利益群体间发生冲突本是正常的，但因为我国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强势推进为主、基层自治为辅的手段进行，所以在社会变革中，处于弱势地位者利益受损是普遍情况。加上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法治建设的滞后，导致了弱势群体和强势利益集团间的紧张关系，在寻求正常法律渠道受阻的情况下，就诱发了上访现象。应当说，我国政府对上访现象的基本认识，是符合现实的，近年提出的以热情接待和倾听陈述的工作方法，也得到了上访者的认同。但上访现象并没有因此明显减少，改革这种社会现象的行政成本不断加大。为了将上访现象化解在基层，有些地方甚至实行“上访一票否决制”，就是在特殊时期，凡有进京或者到上级机关上访者，要追究地方官员的行政责任。这就出现了京城和省会等中心城市上访现象减少，而基层上访现象并没有消失的现象。

不惜一切行政成本减少上访现象的思路，我认为需要调整，一是长期下去，政府很难承担这个负担，二是上访现象集中在基层，会导致基层官员正常行政工作之外的政治责任，甚至会出现不惜以侵犯人权来缓解上访压力的现象。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上访现象，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问题，将要承担的社会成本也极高，而且一般来说，现在一时还找不到既有理想性又有现实性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建议设立国家层面的网上“信访局”，可能是一种有操作性的思路。

一般说来，上访者本身有两个目的，一是问题得到解决，二是让问题得到传播。在两个目的中，网上“信访局”的建立，至少可以满足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目前高强度的上访压力，同时也为问题的真正解决迈出了第一步。

国家层面的网上“信访局”本身是最高“信访局”，由中纪委或者相关司法机关联合负责，先以满足上访者本身的传播信息为基本目的。由于网络本身具有的公开性可能对上访者反映问题的当事人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个功能本身对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帮助，同时最高机关设立的网上“信访局”本身也有一定程度的威慑作用，因为公开性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意义之一。

现在网络在反腐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民间维权机构通过网络传播达到上访者问题公开化的追求，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最近徐州“董锋案”的查处，网络传播就起了很正面的作用。

从理论上说，建立国家层面的网上“信访局”，可以满足所有上访者让自己问题普告天下的目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网上“信访局”只接受完全真实的上访者，只要反映真实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网上“信访局”即可以将上访者提出的问题在网上公开，凡网上公开的问题，即可视为问题的第一步解决，网上“信访局”可承担上访者问题受理和公开这两个目的，凡得到网上“信访局”受理和公开的上访者，不能再到上一级机关上访。作为一个缓冲机关，网上“信访局”的建立，有可能令日益增长的上访现象缓解并最终得到解决。国家也可以从网上“信访局”了解民情并观察到政府官员的真实执政情况。

我们审视俄国现代文化传统，需要指出两点：第一，俄国专制制度是东方专制主义之重镇，它的残暴、卑鄙和野蛮充分表现出东方式专制政治的黑暗。第二，俄国现代知识分子及其作家群有着一种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精神和意志。这种文化精神和战斗意志构成俄国现代文化的鲜明性格和深厚传统，这种坚强的精神和意志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黑暗专制的一线光明

自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开始，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巴枯甯、克鲁泡特金、帕斯捷尔纳克、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等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群洪波涌起、彼此呼应，形成一个时代的独立的精神群体，并且代代相承，历史地形成一个文化群体，以自己的着作、创作和反抗行动为俄国现代文化确立了一条精神主线，那就是反对农奴制度，反对沙皇专制，反对俄共暴政，追求自由、平等、独立。

他们从诗歌、小说、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科学、文学批评诸方面展示思想，驰骋才华，讴歌自由，呼籲平等，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俄国专制制度。这些诗人、作家、思想家、批评家，无一不遭到沙皇专制制度的仇视、监禁、迫害和流放，许多人不得不抛弃俄国，远走西欧，创办刊物、结社同盟，对俄罗斯的种种暴虐和黑暗继续展开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

普希金对自由的歌颂、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沙皇制度的痛恨，使这位二十岁的诗人深受十二月党人朋友们的喜爱，他的那些愤怒的诗歌成为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精神号角。莱蒙托夫以一曲《诗人之死》而高扬普希金的理念，愤怒抨击沙皇制度的吃人性，并且以《当代英雄》中的那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皮却林痛加嘲弄沙皇治下的俄国社会。屠格涅夫、赫尔岑、巴枯甯、克鲁泡特金等人在俄国面临的是监牢乃至终身监禁的命运，不能不逃亡到法国和英国。其中，最早驰誉欧美的俄国着名小说家屠格涅夫发出的“汉尼拔誓言”最有代表性，有力地表达他的同时代人的共同心声、钢铁意志和政治立场。他说，他不能与这种专制势力共同呼吸：“我下定决心与这一切战斗到底，我发誓永不与之妥协”。屠格涅夫的敌人，即俄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就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

知识分子是苏俄专制掘墓人

继承沙皇专制主义衣钵而且暴虐百倍的苏共暴政，则是二十世纪俄国人民的大不幸。如果说，沙皇俄国是人民的监狱，那么，可以说，共产党专制下的苏俄则是人民的地狱.在苏俄，大饥饿、大逮捕、大清洗，流放边疆、劳改营苦役、秘密枪决，成了知识分子在这个野蛮政权下的宿命。

新专制制度锻造了自己的无数敌人和掘墓人，那就是全体人民及其精神代表──知识分子。一九五七年，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齐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这部小说生动地揭露苏共政权及其恶势力的一系列无法无天的暴行，包括抄家和抢劫人民财产，流放和迫害知识分子，使社会陷於恐慌和动荡，知识分子家庭破碎。知识分子这种苦难历程第一次在苏联作家笔下得到真实表现.这种坦诚的人格态度和勇气，使帕斯捷尔纳克蜚声国际却受辱於国内。一群愤怒的青年人怒骂他，向他投鸡蛋石子，骂他背叛祖国。然而，从更大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看，他的创作活动及其对苏共政权下的一系列政治暴行和对知识分子的野蛮摧残，表现的正是俄国作家源远流长的良知传统和反抗精神。

苏联氢弹之父、首席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出於深刻的道义良知，反思这一问题：这个政权是否值得为之效力，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否应当让这种政权掌握。他毅然放弃自己的特权地位和各种“荣誉”、待遇，成为苏共政权下最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批评苏共政权的内外政策，谴责苏军入侵阿富汗；他为一切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伸张正义.他被克格勃逮捕而流放。直到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苏共新领袖戈尔巴乔夫一个电话，萨哈罗夫获得自由，回到莫斯科。这位深具良知的科学家受到外部文明世界的崇敬，成为俄国自由精神的卓越代表。

索尔仁尼琴戳破社会主义神话

一九六零年，帕斯捷尔纳克逝世，索尔仁尼琴继之而起。一九六二年，在赫鲁晓夫支持下，他发表了描述苏联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伊凡德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举成名。从此，他埋头创作大量揭露斯大林暴政下的社会悲剧小说，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迫害和肉体摧残。

他的作品多以监狱和病院为背景，这既是他的亲身经历，又具有象徵和隐喻意义.这与沙俄时代最后一位小说家契诃夫似乎有着颇深的心灵和文学共鸣（索氏的《癌病房》与契诃夫的《第六病房》皆有社会象徵意义）。苏共统治下的苏联，实在是一座监狱和病院，那里没有公民、没有健康、没有自由、没有人格。

他的篇幅最大的作品是一九七三、七五、七六年在巴黎出版的三卷集《古拉格群岛》。这部作品，为西方语汇增添了一个具有东方政治特色的新词“古拉格”（gulag），即劳改营、强劳营.他根据自己的八年劳改营生活，以历史文献方式和回忆录形式，力求完整、准确、真实地记述斯大林统治下的劳改营生活以及无辜者们的种种难以想像的苦难经历.这个“古拉格群岛”，亦具象徵意义.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政权，正是这样一个以迫害为政治专业的国家；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劳改世界；这个劳改世界，由无数劳改营组成；这些劳改营里，监禁着、奴役着无数有良知、有勇气、有知识的无辜者和知识分子。这个黑暗的“古拉格群岛”，把马克思的所谓“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所谓“苏联社会主义”神话，揭露得惊心动魄。

俄文学为自由作出卓越贡献

具有深刻政治洞察力的英国作家奥维尔早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九年就已发表《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两部卓越的政治讽刺小说和政治寓言小说.这两部小说既是对斯大林暴虐统治下的苏联所作的深刻而生动的揭露，又是对将来共产党统治下所有国家的可怕未来作的政治预言。《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在瞧着你呢！”（监视着你呢）成为西方最流行的口语.索尔仁尼琴则从苏联内部对这一暴虐社会体制做了幅面广阔、材料丰富的揭露，从而推进了这种以批判“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为题材的文学新传统.奥维尔没有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经历，他的小说是靠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时九死一生的经历和天才的敏悟力而得出的政治洞察力。索尔仁尼琴则以自己和同时代人的亲身苦难证实了这一点.与前辈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相比，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和更深的精神领域揭露苏共暴政对俄国精神文化的破坏和对知识分子的灵肉迫害。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他们都继承了自普希金以来俄国文学之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优秀传统，为这一传统做出了卓越贡献.

俄知识分子宝贵的精神素质

在反思俄国文化这一优秀传统之际，还应当指出这一点：俄国这些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大都出身贵族家庭，或属於王族，或是专制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道义和良知却使他们愤然走上反抗暴政、批判专制、同情农奴的政治反抗者之路，他们都因此而遭受专制势力的迫害。然而，他们为了社会的正义而终生不悔。这是俄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素质和高贵品质之一。索尔仁尼琴的逝世，再一次触发我们对俄国现代文化及其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反思。

尽管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身上有着相似的或不同的文化局限性，诸如不同程度的俄国霸权观念、俄罗斯自豪感（或曰沙文主义）、斯拉夫种族意识等等，但是在揭露和反抗专制政治方面，却有着深厚的战斗传统.

那天一个朋友来电说，这次奥运开幕式令他忆起可怕的文革。当年他作为北京的小学生，被迫参加大型团体操或舞蹈表演，用花环组成各种图案，向毛泽东敬献忠心。这种将政治艺术化的表演形式，体现的是失去个性的绝对服从，以貌似崇高的气氛展示党国的权威。

然而，这种群体工具性的党文化表演，也会令某些人勾起“幸福”的回忆。例如，一九六四年十月，年轻的胡锦涛以他能歌善舞的特长，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荣幸地获得了毛泽东的接见。那个晚上，胡锦涛还在清华校园兴奋地指挥同学高唱一曲《歌唱祖国》。

因此，在胡锦涛挥手指航向的本届奥运开幕式上，我们又听到女童假唱的老歌曲《歌唱祖国》，又看到类似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大型团体操，也就不奇怪了。所不同的是，当今御用艺人给沾满党国意识霉菌的开幕式，披上了一袭中国传统的华丽外衣。

给吃人的历史戴上美丽面具

“奥运会开幕式要让外国人看懂、看明白。”这是温家宝给张艺谋们的指示。让外国人看什么？当然是看泱泱大国几千年的文明。於是，两千身穿古代长服的壮士击缶而歌，一卷山水画卷轴徐徐展开，三千孔门弟子戴着长长的翎帽，手执竹简登场，齐诵《论语》名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展现於团体方阵中的巨大的“和”字，被认为表达了孔儒“和为贵”的理念，这又默契了当今中国政府宣传的“和谐社会”的口号。绚丽璀璨的灯光下，这一切看起来美轮美奂，似乎我们中华民族自古至今，一直就这样生活在和谐、恢宏与优雅之中。

然而，已故的鲁迅是诅咒这种自我讚颂的。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写道：“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讚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在中国这间热气腾腾的厨房里，人肉筵席一直不缺材料。光是我们还记得的，就有大饥荒中的饿殍，文革中的死者，十九年前的“六四”血案，今天被监禁的师涛、胡佳与郭飞雄们，被镇压被逼逃亡的西藏人，还有横陈在政府豆腐渣学校废墟上的众多孩子屍骸。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中国社会历史的每一页都写着“吃人”。

事实上，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从来就不曾对自己的人民讲“和谐”。孔子在他那个时代，被认为是一条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丧家狗”，郁闷而孤独。其“和为贵”的理念，从来没有被统治者採纳、实行过.今天的表演者也只是“拿孔子来说事”而已，以孔子的经典名言作为卖点，给吃人的历史与现实戴上一副美丽的面具。

新加坡《化雨》展现传统精粹

因此，参与设计“鸟巢”的艾未未拒绝出席奥运开幕式。他痛斥张艺谋们把奥运开幕式攒拨成了一个“经典的伪传统文化废品回收站”。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确有其精粹，例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具有东方人文主义内涵，孟子的“民贵君轻”具有民本主义色彩。这些珍贵的传统理念，怎样通过文艺形式来表现呢？

在二○○一年新加坡艺术节上，新加坡华乐团演出了大合唱《化雨》，用音乐形式传达孔子的生平与教诲.令笔者吃惊的是，作为大合唱引子的第一乐章，便是《过泰山侧》。这段歌词来源於我们熟悉的一个古代故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曰：“小子识之焉，苛政猛於虎也！”

除了鞭笞统治者的暴政，表达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外，大合唱《化雨》的第五乐章《义斥齐君》，表现了孔子“为政在於节约财物”的理念。音乐剧中的孔子对问政於他的齐景公唱道：“唐尧虞舜不私天下，顺应天道巍巍浩浩。”在金钱腐败、贫富分化的当今中国，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遗产，只能由海外华人来演绎来继承了。

为这次奥运开幕式大声叫好的文化人，有于丹、余秋雨等。于丹等人不像新加坡艺术家那样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最根本的价值，即对底层人民的同情，而是利用讲《论语》的机会曲解孔子，硬把孔子拉成“和谐社会”的倡导者，给那些不瞭解传统文化精髓的人们灌输精神麻醉剂，为当权者的暴政涂抹上一层怀柔的色彩。

整齐划一是对其他民族的震慑

犹记得二○○四年的雅典奥运会，希腊千年的文化及人文传统，被演绎成一段流畅的故事，而不是像中国奥运开幕式这样大玩杂耍，没有灵魂地堆砌诸如击缶、四大发明、戏剧、丝绸之路、国画和武术等物化的东西。希腊的演员们以活体雕塑的形式，各具风姿地扮演古希腊的神话形象。

我们在古书中瞭解到，孔门弟子各有性格特色，例如颜回谦逊好学，冉求活泼爽快，言偃不拘小节，曾子性情沉静，……。而在北京开幕式中，这些孔门儒生也成了千人一面的兵马俑。

即使以“和谐”为主题，北京这个开幕式也搞得轰轰隆隆令人心悸。在这种奢侈宏大的“和谐”表演中，数量庞大的演员面目不清，在某个强大意志的操纵下，如木偶般整齐划一，像蚂蚁一样飞快地汇集和分散，既无个性也无自由。

对於西藏等遭受欺压的少数民族来说，这是大汉帝国以团体操舞蹈的形式，对他们所做的一次威慑。北京没有忘记少数民族，它以武力让整个藏区笼罩在奥运的恐怖之中，同时也让五十六个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小天使欢呼着走上舞台。结果被人揭发，那些“各族儿童”全是由汉族小演员扮演。

如果只是嫌少数民族儿童不如汉童漂亮倒也罢了，但全场演出展示的“中华民族的象徵”，只是大汉族一家的文化。有异族网友写道：“作为执政的汉族，已经告诉全世界和一亿中国少数民族，他才是中国，他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这种充斥大汉族文化的开幕式，可以说是在鼓励少数民族和中国离心离德。

而民主国家却完全不同。二○○○年的悉尼奥运会，邀请了二十个国家的二千名音乐家参与演奏，表现了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民团结奋进的奥林匹克精神。在澳大利亚歌舞中，有半赤裸的土着人展示其身体装饰物和身体刻痕，表现其民族传统，甚至由土着女运动员弗里曼在开幕式上点燃圣火，以此表示白人对土着人民的敬意。

在浪漫灿烂中展示党国意志

也许是羞於承认自己为专制政权效劳，张艺谋对媒体说开幕式只有两个字：“浪漫”。张还一再强调他从来都没有政治目的，他的助手也说，开幕式设计由艺术家们自由发挥创作灵感。

着名女哲学家阿伦特早就看透这一套把戏，她说，极权主义最重视掌握两样东西，一是群众，二是宣传。纳粹宣传家戈培尔曾经宣称，要把电影变成一种宣传工具，因它是最能俘虏大众的手段。毫无疑问，中国奥运这场华丽眩目的演出，是宣传党国意志的最佳工具。

首先从取材上来看，澳大利亚奥运开幕式的主题是“自然”。一位十三岁的金发小姑娘妮基，梦幻般地献上一曲天籁之声──《在南方天空下》（Under Southern Skies），歌咏来自五湖四海的少年的友情，人们手拉手在南方聚会。

而穿着鲜红衣裙的中国小姑娘，却以天真灿烂的表情，演唱一首笼罩毛泽东时代阴影的旧歌──《歌唱祖国》。这首令当今党主席胡锦涛喜爱的政治歌曲，原词里有“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之类的颂词.通过对国家与领袖的歌颂，党国意志得以体现.其他诸如四大发明之类的表演，只不过是借古化石做道具，来衬托今日的骄傲而已。

其次看镜头的选择。奥运是人民的狂欢，是各国人民的相逢，而不应该让政客借机大事亮相。但这场开幕式很少见到观众的场面，大多数镜头给了主席台上的中共高干和各国贵宾，其中包括各国元首和皇室成员.这齣万邦来朝的盛宴，展示了专制国家的公关成功。

再次，从这场演出的规模来看。据外电报道说，自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以来，人们就再未看到过对人力如此大规模的运用，而北京展示的巨大场面甚至超过了纳粹当年。至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在规模上同中国匹敌。这种极力铺排的宏大场面、群体方阵与压倒一切的气势，不但令本国的少数民族受到威慑，也令西方人望之生畏，感受到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的强横霸气。

综上所述，北京奥运开幕式是一场没有奥运精神、没有灵魂的演出，无论它如何华丽浪漫，古典写意，也掩盖不了其专制霉菌的毒素，因为它展现的不是自由的普世价值，而是党国的意志与专制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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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之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尤为引人注目。从“抵制家乐福”到捍卫奥运“圣火”，令人吃惊的是，全国哀悼大地震罹难者的三分钟默哀过后，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中国加油”的呼喊，从肃穆的哀悼一下子变为狂热激情，实乃世所罕见。

其实，近现代以来，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族国家，都在迅速发展，而民族主义则成为一种自然趋势。即使全球化的浪潮一再涌起，也是与民族主义相互影响而共存，无法取而代之。

苏联将国际主义变霸权主义

马克思等人很早就意识到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他们看到资本的超越国家民族界线的本性，认为资本的对立者工人阶级，更应有全球的视野，亦即国际主义观念。然而，全球化毕竟是一个长期趋势。两次世界大战的实际表明，工人政党的国际主义，根本难以阻挡民族主义的冲击，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面前，它显得苍白无力。於是，专制的苏联悄悄地放弃了国际主义，将它的国家利益（即所谓“保卫苏联”）包装为“国际主义”，使得苏联的民族主义转化为霸权主义.无独有偶，法西斯德国将其极端的民族主义包装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视为“民族社会主义”），倚恃国家武力追求民族的“生存空间”。它无情地践踏了民主，结果，民主国家与苏联联手，将其击败。

与德国、日本相比，中国更属於后起国家。它在近现代的发展中落后，不仅“生存空间”有限，更因为自身的保守、腐败而招致外侮。民族主义情绪在漫长的曲折发展进程中一次次地激发出来，绵延不断，经久不息。

“落后挨打情结”与时俱进

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其鲜明的特点，即“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相结合。

落后会受欺侮，也有可能挨打，却不一定就会挨打。近代的日本也曾很落后，但它在美国军舰要求其开放的压力下不仅同意开放，而且锐意改革，终於一跃而起。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力求中国仿效日本改革而崛起，正是为了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

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已经缺乏古人勾践“卧薪尝胆”的勇气和毅力，反而一味地妄自尊大。以慈禧太后最为典型，她因为不满列强支持光绪皇帝，竟然荒唐地下令军队配合拳民攻击外国使馆，招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后果；即使如此，她也宁愿对外国力量低头，但决不容许光绪皇帝重掌权力。日本以“开明专制”避免了“落后挨打”，中国却把“开明专制”的希望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样，纵使甲午海战之际北洋水师对日本海军有相当的优势，也避免不了被日本人痛打。

不幸的是，中国人妄自尊大而对自身的落后、保守毫无自省，囿於中国自身不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落后体制而不思进取，在“落后挨打”逻辑的庇护下，似乎是有了某种正当性。进而，形成为一种“落后挨打情结”，似乎一切的外部压力、外来批评，都是不怀好意的外国强加於中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表现.这样的逻辑，这样的情结，时时地刺激着中国，在长时期里都未能实际转化为刺激发展的动力。

怀疑列强对中国崛起抱敌意

直到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束缚松动了，发展的潜力释放出来，短缺的阴影大面积消退，大量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进入国际贸易之中，伴随着大波动的持续高增长，使得中国看上去变得强大了。这时，民族主义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与推动，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与时俱进.它与“生存空间情结”很自然地结合起来，视一切外部压力、外来批评均为“列强对中国崛起抱有敌意”，对中国不仅维持专制体制，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到处支持专制政权，仍然缺乏自省。

本来，中国在走向共和之际，孙中山即提出“採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的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基础上，以民族主义为战斗旗帜，从反对满清专制，进而建立民族独立、解放的新国家，而民权主义则为三民主义之核心，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也就是说，民族主义须与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相结合，才可以健康发展，才可以争取真正的共和政治之未来。

但是，现实之中，与民族主义成长相伴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的结合。可以看到，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内容，即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已经代之以发展市场经济，但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又不可轻易放弃，於是就只能模模糊糊地摆出关注“民生”的姿态，掩盖扭曲市场规则的实质；同时，坚决防止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结合，与之结合的另外一个东西，即“社会主义”。现实的西藏，就是这样一个最为典型的怪物。

现今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近代以及现代的一种自然趋势，中国人在发展潜力释放的现阶段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一点儿也不奇怪。然而问题在於，马克思等人当年否定了“不断革命”，因为即使是最为发达的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也“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不能“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但是，后来的共产党人却无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一实际进展，无视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於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执意将“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结果，他们弄出来的“社会主义”，因为缺乏经济必然性的支持，只能求助於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的实践，更是要在独特的雪域高原造出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是国家权力支持下的大汉族“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完美结合。於是，与德国当年很类似，自然成长的民族主义与这样的“社会主义”相结合，就很容易成为“民族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它在德国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在苏联表现为霸权主义.它为自身崛起而寻求“生存空间”，可以无视国际规则，可以敌视普世价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观察中国近几年的思潮动向，会发现一个特点：当局优容了民族主义、新左、儒家学说等，只对政治自由主义颇为严厉。政治自由主义与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人权等普世价值早就成了一些“专家”名人及“五毛党”竭力批判与丑化的目标。

这种“优容”并非表明中国当局在政治上变得宽容，而是表示他们变得更精明。被当局“优容”的这些学说与“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认同本国的专制政权。

民族主义所奉行的原则是“主权高于人权”，很善于寻找与发现威胁中国安全的“外部敌人”。本国人民的人权及生活实际状态、官员的贪污腐败等均不在民族主义考虑之列。本国政府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在他们看来也属天经地义之事。但如果有人被迫借海外阵地发表批评中国人权状态的文章，那便立即被他们斥之为“为西方主子卖命”的汉奸、卖国贼。每逢西方的人权组织与政府对中国人权状态有所批评，民族主义者更是反应激烈。其原则可概括为：宁可民众被本国专制压迫至死，也不准外国对此批评半分。其理论与行动都很符合当局的政治需要，因此经常有出头露面的表现机会，比如奥运火炬传递等时机。

中国“新左”的理论主要来源于欧洲，要义就是反资本主义文明与全球化。但欧美新左的批评对象往往包含本国政府，这一点被中国新左创造性地转化为赞美与支持本国政府。而中国所有的社会矛盾，哪怕是腐败的权贵私有化与社会公共政策不当造成的贫富差距，也均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造成。他们当年依靠口头同情下层人民的处境，倡导社会公正，在中国思想界谋得一席之地。但近年来在观测政治风向方面很有进步，两年多前新左代表人物曾翻译过一本《北京共识》，让国内人知道有外国“专家”预言，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北京共识”将取代美国民主价值观“华盛顿共识”成为世界主流。但鼓噪了一阵没见多大社会反应后，又赶紧折腾出一个“自主型体制创新”来概括中国的改革，为中国当局拒绝向西方民主体制“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学说本是中共死敌，但近年来却获得政治青睐，并可开山（国学院）授徒。原因很简单：

一、儒家“仁”的政治理想就是群体主义的政治逻辑，通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形形色色的“二人关系”形成不同的群体，强调“尊尊”要求人们尊重与服从权威，再将群体纳入等级结构实施统辖，最终实现“天下归仁”。这样的社会排斥个人权利，强调义务，正好用来消解民众日渐觉醒的个人权利意识，抵制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西方民主价值观。二、大一统思想。一则可用来凝聚国人之心，对付台独、藏独、疆独等一切不听话的“反叛势力”；二则可用来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三、可以用儒学“复兴”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宣示：吾国自有道在，用不着你们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所谓普世价值。这就是这些年来在海外将“华夏中文学校”纷纷改成孔子学院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上述几派一方面积极服膺于政治，迎合于权势；另一方面又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突显”，仿佛他们从事的是纯粹的学术事业。好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嘴巴早就被封住，也就由得他们信口雌黄地漫天胡扯。

从短期来看，中国当局力抗普世价值观渗入中土确实获得相当成功，专制政治的合法性似乎又重新“鼎定”。但必须指出，“鼎定之功”除了上述几派的共同努力之外，还有受众的迎合与盲从。这受众当中，就包含着被学界寄予无限希望的“中产阶级”，比如“五毛党”当中那些政府或事业单位的中低阶成员；也包含着被左派神圣化的“社会底层”，因为每天痛骂民主的网络暴民当中，就有连明天饭碗在何处寻觅都不知道的大学生研究生。但这类人的存在本就是中国特色之一。林语堂早就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针对杨佳袭警案，新华社上海分社干脆装聋作哑，”不找事，不多事”，上海的数十位新华社记者纷纷对新闻事件沉默了。在北京，杨佳则被多事的《北京晚报》称为”反面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至少北京比上海多了一点杨佳案的评论声音，还有北京的律师熊烈锁、刘晓原、李劲松、李方平等人勇敢作为，为杨佳父亲讨得杨佳获死刑判决的一纸判决书，争取为杨佳上诉辩护。还有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其博客上传的文章，也多是质疑杨佳案司法不公的评论，几乎每天一篇。

对于新华社上海分社的沉默，相比之下，山西的新华社分社明显作为得多，山西的新华社记者及时报道襄汾泥石流遇难者的消息，第一次报道是26人遇难，随后很快增加到128人，死亡人数随时增加，报道比较迅速。

9月9日新华网报道，9月8日8时左右，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塔山矿区因暴雨发生泥石流，致使该矿废弃尾矿库被冲垮，最初报道26人遇难。截至9日凌晨3时，事故已造成34人遇难，35人受伤。

9月10日迅速跟进报道，截止10日，山西襄汾发生的垮坝导致塌泥石流事件已经造成56人死亡，35人受伤，其中5人重伤。国家安全生产总局经过调查后确认，此次事故性质属重大责任事故。

截至10日晚上，报道的遇难者人数增加到129人。

9月11日20:10新华网报道，截至11日13时，已发现151人在事故中遇难，35人受伤。国务院于11日下午成立了山西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组，开始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这次特大溃坝事故，事故的泄容量有26．8万立方米，过泥面积30．2公顷，波及下游500米左右的矿区办公楼、集贸市场和部分民宅，造成建筑毁坏，人员伤亡。

当然，我们不能太高估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轻易以为他们此次的报道中立或客观。这次，他们不是得到了上司的默许，就是良心尚存的记者打了“政策”的擦边球。要是翻旧账，新华社山西的记者未必就比上海的记者更“高尚”。2002年，山西的新华社记者为掩盖一起矿难，收了矿主贿赂的”金元宝”，消息传出，网上网下闹得沸反盈天。

对于山西的突发泥石流人祸，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也开始有效的”异地监督”，不比新华社逊色。9月11日内蒙古新闻网的报道，立即被广东的腾讯网转载，称”山西襄汾溃坝或有1000多人失踪”，那天矿区集市上一共有多少人被卷走？居民说不清楚，只是说，每逢集市期间，100多商贩云集在此，而矿区职工与附近几个村的居民都会赶过来购物，”每次总有1000多人吧”，”可能有1000来人失踪”。但是对这一数字，当地政府目前无从核实，也未予证实。北京的财经网记者和南方都市报上的报道也称有上百人失踪。

中央电视台（CCTV）的新闻网9月9日曾报道”山西襄汾县塔山矿区发生泥石流，数百人失踪”，但随后该文显示”对不起，无法显示该页”，可能被删除，新浪网也随之无法打开。

尽管一些报道被删，但网络还是无法封锁，质疑和真相披露一直不断，山西的新华社记者还会随时报道更多的真相，而上海的新华社记者，则应该好好向山西的新华社记者学习，虽然顶上天也不可能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但至少可以向养活你们的纳税人提供一些真实的，或逼近真实的消息。

中国新闻出版报的消息称，中国近千种文学期刊销路很糟。老牌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宣布进军长篇小说，以期提升刊物的零售量。批评界人士称，这个策略未见得能够挽救该刊物的经销颓势。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当下中国文学期刊的经销情况，用“惨淡经营”、步履维艰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堂堂的《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据说只有几万份，而这家刊物曾经有过发行量突破150万份的辉煌时期。

北京学者、著名文艺批评家刘晓波博士分析了中国文学期刊销路下滑的三个原因：首先，由于互联网的兴盛等原因，可以阅读的东西比过去多了，只能通过文学作品获取信息的时代结束了，纯文学的受众势必减少：

“第一个就是：说原来中国的文学作品比较好看，就是因为大家能读到的东西太少，资讯太少。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要大于它的纯文学功能。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信息都是从文学作品中来，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这种获取信息的面就越来越广了。读文学作品、读小说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位批评家说，中国当代文学大多回避现实，不去触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题材，与那些虽不是纯文学、但却能反映现实或历史真相的记录性、见证性作品，其吸引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再一个就是六四之后这么多年的文学作品基本是回避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它不敢触及中国当代的现实。一触及作家的作品就很难发表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就不爱读文学性作品了。当文学不敢触及现实的时候，它的读者群自然就要缩小，反而这几年有一个代替文学的样式，就是见证性的文字，比如就像章诒和的书、象纪事等等这方面，能够接触中国历史跟现实真相的著作。”

刘晓波说，文学期刊经营不善也与它们是官办的有关：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学期刊大多数都不是民办的，都是官办的。这些刊物大多数都是靠政府拨款，不但是现在，早很多年前这些都是赔钱的刊物。你得把这个东西慢慢交给民间来办，通过这种文学市场平等公开的竞争，淘汰一些纯粹是靠政府养着的、为一个省哪块儿撑门面的这么一个局面。”

纽约著名华裔作家董鼎山也说，文学期刊由政府来办，其结果不问可知：

“一说《人民文学》我就马上想到人民日报，我就马上想到政府办的。政府办的文学期刊怎会有销路呢？真正文学的发展是随便什么都可以讲话才可以，假如说写文章受限制的话，发表的东西不会太好，因为人的创造力要完全自由才可以，否则创作的天才就被压制，就写不出好东西了。”

两位批评人士都说，长篇小说难以挽救文学期刊的经销颓势。董鼎山说，关键不在于作品的体裁：

“长篇小说也不一定好，关键是有没有内容，作家有没有写作天才。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都是靠形式来推销的杂志，也没有用。”

刘晓波说，文学期刊发行量小，稿费又低，真有好的长篇小说也早就被书商抢走了。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第43号
2008年9月8日
 
中国：异议作家胡石根获释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欢迎已系狱16年3月的大学讲师、政治活动家、异议作家胡石根于2008年8月26日获释。国际笔会对他仍受限制保持关注，并提醒中国当局须遵守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
 
据国际笔会信息，现年53岁的胡石根于1992年9月27日被捕，1994年12月16日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是1992年4、5月间遭拘捕的中国自由民主党(CFDP)和中国自由工会(CFTU)的十多名成员之一，他们当时正计划在中国许多主要城市举行纪念1989年“六四”的活动。作为CFDP和CFTU创始人，胡石根为这两个组织起草了一系列关键文件，并积极呼吁追究政府1989年6月暴力镇压民主运动的责任。据报道，在经历了多年狱中折磨之后，他的健康状况很差。
 
胡石根在狱中获得数次减刑，最近一次是2008年5月。虽然胡石根现已获释，但是他仍被正式剥夺言论自由权、结社权、集会权及为国家机构工作的正当权利。
 
胡石根是英国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加拿大笔会的荣誉会员。

请发出呼吁：

——欢迎大学讲师、政治活动家、异议作家胡石根获释，但严重关注他继续面临的限制。
——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解除对他的所有限制。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驻贵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100741
东长安街14号
公安部长孟建柱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已不能使用，您最好请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转交呼吁书。
如可能，请复印呼吁书给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
RAPID ACTION NETWORK

8 September 2008
RAN 43/08

CHINA: Dissident writer Hu Shigen released

The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PEN welcomes the release of
University lecturer, political activist and dissident writer Hu Shigen on 26
of August 2008, after spending sixteen years and three months in prison.
International PEN remains concerned that he remains under restrictions, and
remind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f their obligations to Article 19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PEN’s information, Hu Shigen, now aged 53, was
arrested on 27 September 1992, and convicted on 16 December 1994 by the
Beijing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leading a counter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Hu Shigen was
sentenced to twenty years in prison and a subsequent five years of
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He was amongst dozens of China Freedom and
Democracy Party (CFDP) and China Free Trade Union (CFTU) members to be
detained in April and May 1992 for planning 4 June 1989 memorial activities
in many of China’s major cities. As a founding member of both the CFDP and
CFTU, Hu Shigen drafted a number of key documents for both parties and was
active in calling for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for the violent suppression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June 1989. Reports suggest that he is in poor
health after many years of ill-treatment in jail.

Hu Shigen’s sentence has been reduced several times in prison, most
recently in May 2008. Although now released, Hu Shigen remains formally
deprived of his right to exercise free speech, right of association and of
free assembly, and his eligibility to work for a state institution.

Hu Shigen is honorary member of: English PEN,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PEN
Canada.

Please send appeals:

  a.. Welcoming the release of university lecturer, political activist and
dissident writer Hu Shigen, but expressing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continuing restrictions he faces;

  b.. Calling for all restrictions against him to be lift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WiPC recommends that you copy your appeal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your
country asking them to forward it and welcoming any comments.

Government addresses:

His Excellency Hu Jintao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32
P.R. China

Mr. Meng Jianzhu
Minister of the Public Security
East Chang’an Avenue 14
100741 Beijing
P.R. China

Please note that fax numbers are no longer available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o you may wish to ask the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in your country to forward your appeals.

Please copy appeals to the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in your
country if possibl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Cathy McCann at International PEN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Tel.+ 44 (0) 20 7405 0338, Fax: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email protected]

不久前，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一组电视节目《为什么要民主？》（Why Democracy？），其中有一部中国导演陈为军拍摄的短片《请投我一票》（Please Vote for Me），记录的是武汉市常青小学三年级学生的一次班长选举。

引人注目的是，常青小学的班长选举采取了竞选的方式。选一个班长，有三个候选人竞争，候选人一本正经地上台发表演说，陈述政见，甚至互相攻击；在下面，同学们有拉票的，有助选的，有质疑的，甚至有起哄的；热火朝天，煞有介事。据说这种情况在国内并不罕见。这表明，竞选的概念在今日中国已经相当深入人心。但凡搞选举，祇要上面不压制，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采取竞选的方式。这对于中共标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中共号称三个代表，按说是先进的不能再先进了，可是搞起选举来却连三年级小学生都不如。这也表明，所谓”中国特色”这套鬼话，连三年级小学生都骗不了。不难想见，这样一部无非是记录孩子们带有游戏性质的一场选举的电视短片在国内是不准公演的，因为它触及到当局的忌讳。

然而，这部电视短片也告诉了一些令人不安或引起争议的东西。才8岁的孩子，仅仅是选一个班长，选举过程竟然出现了造谣、谩骂、起哄以及一些差不多等于是贿选或买票的行为。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对此，导演陈为军的解释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的生活养成了一种文化，官员的权力和权威很少被人审查。 一朝权在手，一切全都有。所以整个国家，人人都想成为政府官员。””我认为，孩子们在整个选举中过程中表现出的乐与忧，他们的输与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步履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民主化进程。” 这种解释未免空泛。动不动把今天的问题都归罪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是缺少说服力的，且不说中国过去几千年也并不是什么封建制度。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弊病要归罪于共产党，归罪于专制制度。”你怎么能指望在共产党专制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人能真正地了解民主选举，能很好地实行民主选举呢？”乍一看去，这种解释很有力，其实不然。这种解释也未免失之空泛。

从逻辑上讲，如果成长在共产专制下的人民就不会了解民主实践民主，那么共产国家的民主转型又靠谁来实现呢？莫非要从民主国家进口一批民主人士不成？

从经验上讲，俄国东欧蒙古的民主转型都证明，那些成长于共产专制下的人民完全能够了解也完全能够胜任民主选举。他们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就进行得很顺利，没有或很少有暴力或作弊。有好几个国家在第一次大选中就把执政的共产党选下了台，尽管那里的共产党在组织上在资源上都占优势，可见在那里，连共产党方面都很守规矩，没乱来。

再以80年大学生竞选活动为例（在那年，全国各地许多高校都进行了这样的选举），那时的中国远不如今日开放，国人对民主的知识远不如今天丰富，同学们此前都没有任何竞选的经验，可是这并不妨碍那场选举搞得轰轰烈烈又规规矩矩。孩子们的活动总是对成人的模仿。如果常青小学的学生能够看到80年大学生的选举，他们的选举一定会更好得多。我敢说，如果在80年代就让小学生们搞选举，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今天更出色。换言之，常青小学班长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某些问题，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社会腐败、尤其是官场腐败的一种反映；而当今中国社会腐败、官场腐败则是六四后中共严厉打压自由民主，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结果。有的人看了这部纪录片悲观地说：中国人连选个小学班长都有这么多弊病，要是选总统选国会那还得了？我说不，一旦中国人可以选举总统选举国会了，也就是说，一旦中国结束了一党专政，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善，到那时，连小学生选班长也会选得比现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