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8年6月5日，晴转阴

告别周家，已是下午两点多。受联络官小金的怂恿，两个农妇挤上车，充作向导。曲曲弯弯的土埂，郁郁葱葱的庄稼，迎面来了一手扶拖拉机，见我们不能退，只好自退几百米，再拐弯避让。我们歪歪倒倒地通过，司机边探头边说：这大概是地球上最窄的车道。

几十分钟后，抵拢一小溪，过预制桥板，即一开放式农家院，屋檐下村民成堆，男女老幼齐全。李臻刚说，他们等着看热闹吗？果然，远远近近，有更多的人涌过来看热闹。

我们被让进厨房。主人叫高兴富，40来岁，是聚源中学初三八班死难学生高娟的父亲。曾与我此前写过的号啕妇女陈兰一道，四处追寻“失踪”的娃娃。老高沉默寡言，不愿多说啥，但两眼透出刀子的寒光。他张罗着为我们烫方便面，并一再催促吃吃，我们只好端起来搪塞几口。可是，当我掏出录音机，让随便说几句时，他却突然火了：有啥说的！娃娃都没了，有啥说的！咬牙忍嘛，想不通，也咬牙忍嘛。那天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揣把刀，捅他几个！

傅好文（howard w.french）没听懂方言，却被震慑住。乡亲们挤了满屋，大伙七嘴八舌。原来，此次村民聚会不是为我们，而是在磋商如何与官方谈判。一赤膊汉子说：5月31号掏出来的两个娃娃装在棺材里，停在火葬场，普星村的人轮番看守，日夜值班，不让烧。除非答应我们的条件。

啥子条件？

落实温家宝总理5月12号傍晚在废墟现场的指示，限期追查聚源中学教学楼垮塌的责任人，并绳之以法；政府和校方公开谢罪，并保证从此杜绝豆腐渣工程；准确公布国内外捐款的来龙去脉、具体数字及用途，并落到实处；还有经济赔偿，3万元左右太少，这笔帐必须重新算……

正议论着，号啕妇女陈兰来了。屁股刚粘板凳，她就泪如雨下。我将机器凑上前，她竟长抽一口气，吐一声“我的幺女”，石破天惊。

大约几秒钟，我的耳门嗡嗡，啥也听不见。随后，我的机器和身体都湿漉漉的，盛满了哀哭、捶胸、拍腿和顿脚。我的幺女哦！我的幺女哦！就这一句，我一不留神，又录了10来分钟。傅好文在矮桌对面，瞅瞅我，再点点表。我如梦方醒，就突然抓住她的手腕，高声问：地震瞬间你在哪儿？

她猛吃一惊，睁开了泪眼。
地震的瞬间你在哪儿？
她刹住哀号，愣住了。
地震的瞬间你在哪儿？
在家。她说。

我乜见傅好文掏出笔记本，李臻的录音笔也悄悄打开了。时间流逝，我到底做完这个采访，衣衫却不知不觉湿透了。

傍晚时分，我们返回温江，在江安河畔喝了一会儿茶，起风了，李臻感叹：茶很香，河水很温情，真不像在地震灾区嘛。小金说：你以为在巴黎的塞纳河畔吗？老威做梦都想去，可惜没护照，去不了。傅好文说：西方都知道中国政府不让你出国，不让一个作家出国，你做了什么？你是恐怖分子吗？
这个话题重复了很多次，此刻我不想控诉，就开玩笑说：傅好文同志啊，你已经实地采访、考察我若干次，摸透了我的底，我可不可以反过去摸摸你的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同时代啊。我刚出生就差点被饿死。
我小时候，美国的民权运动正兴起，父母都是其中的活跃份子。我爸爸原来是外科医生，为了更多地帮助穷人，他就通过钻研，成为公共服务领域的全科医生；我妈妈的专业是儿童心理学，当时也在小学任教，做心理辅导。我们家有8个孩子。记得1963年夏天，我父母把我们留给爷爷奶奶，自己去南方参加规模很大的抗议运动，与提倡非暴力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呆了整整3个月。
哦，金的思想在你们家影响很深。
不，比我长11岁的大姐就不赞成，她嫌我父母太平和太有耐心。于是离家出走，到芝加哥去参加更为激进的小型组织“黑豹”，主张Revolution(革命)，改造社会。从9岁开始，大姐就常常给我写信，在她的信中，我知道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我也是在相仿的年纪，在《毛主席语录》里，知道了马丁•路德•金。
我也渴望读到《毛主席语录》，我大姐称为“小红书”。她喜欢引用毛的一句话，叫“一切权力归人民”。
这好像是列宁说的？到了毛嘴边，就成了“为人民服务”。
意思差不多。Revolution，令孩子们着迷啊。
你Revolution了吗？
我还有一个姐姐，比我大5岁。她先受大姐影响，相当Revolution，后来却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道教感兴趣。我上初中时，这个姐姐给我推荐《道德经》，于是我就把毛泽东和道教混着看。
不冲突吗？
不冲突。比如《道德经》讲“无为而治”，意思是“废除所有的秩序”，毛也主张砸烂所有秩序。
嘿嘿，你的理解很奇怪。
嘿嘿，年纪小，是傻了点。到70年代后期，我上大学，美国社会不再Revolution，政府、学校都在说中国的坏话，但是我不太相信，我读了不少亚洲文化的书，我有自己的政治观点。
你也知道文革？
毛泽东、邓小平、华国锋、四人帮都知道。我支持华国锋，他是不折不扣的毛式接班人，而邓小平很坏，他背叛毛，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你对华国锋有多少了解？
我对中国政治人物的了解，只限于香港的报纸。某某的分析，某某的讲话，然后揣测。除此没任何渠道。
你不想亲自到中国来考察？
不想。纸上谈兵而已。
纸上谈兵却成现实了。
我的经历比较复杂。我在非洲呆了10年，第1份工作是将1本法文小说翻译成英文，而后在非洲的大学里教现代派文学，而后为《华盛顿邮报》撰稿，写不定期的专栏，而后呢，就成为《纽约时报》的职业记者，搞非洲战乱的报道。
你采访过独裁者吗？
没像卡布钦斯基那样出生入死，但也采访过一些。比如中非皇帝博卡沙，很穷很可笑，也很可怕。
就是吃人肉的那位？
博卡沙没吃人肉。
中国许多报刊都说他吃，而且还把人肉当熊肉招待外宾。
谣言吧。从政治的角度，他的反对派说什么都合理。我接触的皇帝先生挺和善，挺彬彬有礼，甚至还是个理想主义者。
毛泽东不是理想主义者吗？
毛也是皇帝，他把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与世界隔绝，所以不欢迎，至少不主动接触西方记者。连基辛格、尼克松那样的人物，见毛主席，也只能在深宫里；可我要见中非皇帝，随便。他不愿意隔绝，他希望报道，得到比较多的同情和外援。
小独裁者底气不足。
还有刚果，蒙博托统治了26年，和毛统治中国的时间差不多。蒙博托的体系一崩溃，战乱就接踵而至。中国的成语叫“水深火热”。
听说你写蒙博托的文章拿了国际大奖。
蒙博托本人对记者很客气。我在非洲的最后4年，都与战火有关，亲临前线或部落屠杀现场是必须的。独裁者也是人，面对血淋淋的图画，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太累了。上司觉得我还干得不错，作为奖励，就改派我到比较平稳的日本，干了4年；然后才是中国，住上海，4年多。
你送了我1本“你眼里的老上海”。
我酷爱摄影，除了工作，业余嗜好就是钻胡同，上海话叫“里弄”。这是前殖民地，这是后开放橱窗，这儿高楼林立，高架桥纵横，地价飞涨，虚荣，豪华，享受，莫名其妙，等等方面，甚至超过香港，甚至超过西方许多大城市。商人和游客，或许在这儿饱了口袋，“饱了眼福”，所以说好话，似乎中国已经国际化了。他们不知道，这张画皮包裹着的，是另一个不怎么变的本地居民的上海，里弄还是里弄，扁扁的空间，人们就像黄花鱼，按照传统，在扁扁的空间中游来游去。时代的开放和他们有关系，似乎又没关系。我在鱼市场，菜市场，古董市场，看到破破烂烂的老头，小孩，姑娘，打工仔，讨价还价，唾沫横飞，你以为要打起来，却没打起来。有意思。我还看到小红书、大红书、毛像章、毛画像、毛塑像、红卫兵袖套、红卫兵报纸，等等，爬满灰尘。都是我小时候向往的东西，Revolution，可是，Revolution就是这些地摊货？我一个老外，学着讨价还价，花几块、十几块美金，就能买不少。
我用黑白胶片拍下这些，以接近褪色的历史本身。我想，在我小时候向往的Revolution之前，在毛之前，在邓之前，在开放或六四屠杀，或Revolution被曾经Revolution的人们否决之前和之后，上海是什么样子？中国是什么样子？好了，廖，我看了你的英文书，我有答案了。
至今为止，你的多半生命是在美国之外渡过的……你相信宿命吗？你小时候的“中国”与你目前所在的“中国”，在冥冥中有没有联系？
什么联系？
也叫轮回。也叫道可道，非常道。
没有吧？不知道。

河堤灯亮了许久，李臻还在辛苦地翻译。小金饿了，就起身说：老威，进不进城啦？不是还约了人吗？
梦醒一般，我们跟着起身。几十分钟后，车子抵达成都西门的狮子楼。我的文人朋友李亚东和冉云飞已在包间内久候。

今天是9月9日，毛泽东的忌日。毛君临中国的时间长度是二十七年。中共统治中国历史，大体可划分成两个历史时段：毛时代和后毛时代。

如果以毛去世的那一瞬间作为观察原点，投射之前之后那两个二十七年，探讨毛的幽灵在中国大地的起伏涨落，透视共产中国问题的症结，或许有助于看清楚有些根本层面的东西。

随着向当年的回溯，笔者的灵魂亦飘逸出尘，穿越时空，回到了那睽违已久的故国。彼时彼地的亲朋旧友，飘然前来：泪眼婆娑，惊惧惶恐，歌哭生死，喜怒哀乐，……种种景观，一一逼现到了眼前。

那是1976年9月9日，下午四时。一阵丧乐，凌空滚来：毛泽东驾崩了。

被一种不可知的命运所驱迫，人们纷纷涌出家门，熙熙攘攘，在大街上无方向、无目的地徘徊行走，无感、 无笑、无泪、无惧，相视无言 、相对无语。

三天后，恰逢笔者生日。一间黑屋：窗帘重垂，灯光昏暗，几许友朋，贺生庆死。回首苦涩无色的青春，想象那不可知的前路。酒酣耳热，通宵达旦。须知，其时是全国禁止宴饮的大忌日。倘餐聚被发现，犯忌者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接下来的，是一些铺天盖地一片白色素缟素花的日子，是一些满眼茫然，却蕴藏着希望的日子。地火奔突……。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彼时彼景，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现状在在表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进入历史。作为一个政治幽灵，他仍然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忽隐忽现，时冷时热。作为中国的政治劫运，毛的亡灵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面貌，他仍将成为一个标尺，反衬出该时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方向。

无庸讳言，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相当数量为毛招魂的人。不像斯大林与希特勒，虽然此二人也不乏追随者，但已是残渣余孽，几杆破枪，不足挂齿了。

原因何在？因为中共历史的脓疮已经被权力包裹了起来，因此，中国当代史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清洁大手术”被「煮了夹生饭」。即是说，虽然1978年后曾有过邓小平主导的内部「批毛」，但吞吞吐吐，欲言还休，犹抱琵笆半遮面。在缺乏新闻自由的中国，毛的大部分罪行都被强行隐没到了黑幕后面。对毛时代，缺乏彻底公开的全民大揭露和历史性的大辩论。而少了这关键的一环，对毛就不可能有客观的历史定位，对冤死于受难于毛时代的千千万万同胞就无法交代，也对中国现代史欠下了不可拖欠的心债，而中国的进入世界主流就将遇到难以逾越的屏障。

是时候了。现在是对毛泽东进行历史性清算的时候了。否则，在当代，由于官僚集团整体性的腐败，由于贫富差距惊人的悬殊，由于中国弱势群体的空前无助，由于被迫害者被冤屈者无法讨回公正，由于生存现状的急剧恶化，由于人类的健忘本能，同时也由于审美的距离感所产生的浪漫效果，如同屡次的出现过的人类的集体性遗忘和集体性心理回潮一样，势将导致的对历史的诗化。中国大陆时起时伏地出现的「怀毛热」就是明证。它把那血腥时代供奉上神坛，中国人的血泪成为装饰历史性浪漫画卷的色彩，使左翼极权势力卷土重来，强烈干扰中国进入文明世界的进程。简言之，没有对毛时代的批判性补课，中国的一切实质性进展都无从谈起。

实际上，后毛时代中，一些有心人已经为此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铺垫性开拓。譬如，御医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及国内单少杰教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以及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等专著都是有口皆碑的力作，其用心都在澄清史实，偿还历史的欠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笼罩在毛身上的部分迷雾。可惜，中国大陆读到此类书籍的人并不普遍，更谈不上进一步充分的公开揭露和深入辩论了。现在，毛时代黑箱内的历史资料虽然还谈不上大量曝光，但是其君临天下的那些最基本最重大的「政绩」，如：创造了一风扫荡剿灭五十五万菁英知识分子的「反右」奇迹，制造了「三年饥荒」中的三千多万具饿殍，发动了反智主义顶峰的「文革」浩劫，留下了濒于崩溃的经济体系……，已是铁板钉钉，不容争辩了。由于任何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人均可举证，它们已经昭昭于天下了。现在需要做的，只是把在海外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共识，传播于国内，诉诸中国大陆舆论日益广泛深入的辩论、研究和公断，让毛泽东真正接受历史的审判。

就历史的眼光看，毛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中国迈向现代文明世界的曲折进程中的最大一次断裂，一段反动；这一断裂与反动使中国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

就人性的眼光看，毛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基本上已把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剥夺殆尽。「朕即国家」，是毛氏国家观的实质内涵。毛泽东所谓的国家主权、尊严、独立等等，究其根本，实质上是他自己个人权威、面子和行事不受约束、无法无天的替代词。

毛曾说过，我们不怕核大战，中国人口多，死了三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有三亿嘛。此话颇为传神地透露了毛内心对中国人生命的看法。这些芸芸众生无非是他手中掌握的筹码乃至人质。他挟亿万生灵以自重，并借之向外国讨价还价。 以人海战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白骨，奠定他穷兵黩武的军事家地位；以夺取亿万国人口中粮以援外的“慷慨”，赢取他第三世界领袖的名声。毛在世界上享有的声望及拥有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他的德行和知识的超凡入圣，而在于他依恃武力统治的国家在地球上人口最多。这个巨大的数字就是他的资本和分量。至于说到这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分子都与他一样拥有独立的灵魂，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这种迂腐的想法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他的内心。

简略而言，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毛泽东的核心理念，在国际，是反对西方主导文明，成为挑战自由主义秩序的极左翼代表；在国内，是创建中国式的极权政体，后期又利用暴民政治反对建制性的官僚体系，成为下层民众的精神偶像。

但是，在这两方面，他都悲惨地失败了。他高估了自己的政治能量。在国际上，由于地缘政治逻辑的强制性压迫，他被迫在晚年与他认定的「魔鬼」（美国）握手言欢。在国内，他无力摧毁他晚年的主要目标，被迫与庞大的官僚系统妥协。而且在他死后不久，他晚年理念的代表就被投入了监狱，其妻亦在狱中上吊自尽。

毛失败的原因在于毛自身目标的悖论：他企图把无法无天的造反者与最高的极权统治者两种身份共存于自己一身。这种二者兼得的狂想遭遇了骇人的败绩。前一身份的理想是无政府状态，后一身份的理想则是严酷专制。而这一失败引起的空前悲剧性后果则是二者坏处的叠加，它比前述任何单独一种悲剧更为可怕。文革之为空前浩劫，正是这种叠加的产物。

毛的胡作非为造成中国的巨大惨祸，已经无人可为之抗辩。但是另有一种补偿性论调，常常闯入人们的耳膜。该理论认为：起码，毛使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曾记否，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那一声宣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曾赚得多少中国人涕泪横流！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就历史渊源看，毛的中共本身就是在国外的组织─——共产国际指令下成立的政党，且不说中共载入宪法的「立国之本」，是外国人创立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且不说在毛时代，每逢「国庆」典礼，天安门广场都会有四个外国人的巨幅画像赫然而立。把这样一个从娘胎里就带有深深的外国印记的政党，奉为民族主义的象徽，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况且，可以想像，以毛在在文革中扫荡中华文明遗产的那种史无前例的血腥暴行，中华祖先的在天之灵，在面对他这个不肖忤逆的子孙时，将会如何血脉贲张，毛发竖立？

是的，1949年10月1日之后，毛泽东及中共，是站起来了；但中国人，却一批又一批地倒了下去。起先，是前政权遗留在大陆的众多军政人员，在「镇反」和「肃反」中倒下去了；随之，地主富农在「土改」中倒下去了；随之，胡风集团倒下去了；随之，丁玲集团倒下去了；随之，储安平、罗隆基、章伯均……五十几万右派在「反右」中倒下去了；随之，彭德怀集团在「反右倾运动」中倒下去了；随之，三千多万民众在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倒下去了；随之，从邓拓到刘少奇，从老舍到遇罗克……成千上万的人在「文革」中倒下去了……一部毛时代史─劣迹班班，罄竹难书─浸透了多少中国人的血泪！

一个执政二十七年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独裁者，何以竟成了下层民众的福音？一个把坦克开进古文明精粹的北京，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政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还能自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最大多数中国人利益的代表？

诚然，平心而论，撇开装潢门面的外国理论招牌，在政治实践上，毛有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是他毅然同前苏联决裂的重要政治动因，也许，这也是他唯一能获得历史正面评价的政绩。而在政治权术和军事谋略上，毛富有天才和创意，为军事学创造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术，为政客显示了精熟地运用于政治斗争中的纵横捭阖的平衡术。这些都是史家不可不察的。

然而，这一切都是绝对不能抵销他所造成的深重灾难的。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毛泽东现象的出现，他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复杂起落，并非偶然。要理解他的崛起及其事功，除了因在二十世纪中国出现了旧秩序解体，合法性真空，边缘人物中心化，落第秀才创立新王朝的历史循环等内部历史条件外，特别需注意的是，自毛诞生以来这一百年中外关系的基本背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巴黎和会，五卅惨案，抗日战争……国族的衰弱受辱，积累了无穷的民族主义政治资源。

因此，每一位中国政客只要巧妙地掌握了这把钥匙，就足以提供给无法无天无包袱者以寥廓的纵横驰聘的空间。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脱颖而出的。也只有在这一大图景下，才可能廓清毛泽东这个边缘人物何以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脉络。

盖棺论定，不妨说，毛泽东是全体中国人之宿命。我们不得不面对他的所有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必须冷静地评估它们，清理它们，超越它们。

即使在今天，应当看到，清算毛遗产也是极富现实感的国民课题。事实上，除了在经济领域内毛已成为局外人和笑柄之外，在基本政治体制方面，在流行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上，中国大陆至今仍然大体沿袭毛制毛语，并且仍然封锁新闻。甚至在新印的全国统一货币上，至今还在赫然推出这个独夫民贼的头像。这表明，中国要摆脱毛氏幽灵的纠缠，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然而，惟其因为如此，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就愈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桔，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权的诸种借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彻底地解脱出来。

毛泽东犯下了滔天大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但由于事关其颜面和权位，他至死仍悍然蛮横，绝不以苍生为念，居然毫无悔意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既然如此，那么 ，对其罪行的调查、取证、声讨与宣判，作为受难者的中国人，以十几亿生命基本权利的名义，必须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青史留判决”，我们当仁不让。这无关个人恩怨，而关乎中国命运；这无关毛氏动机，而关乎历史正义。我们必须如纽伦堡审判战犯一样，把毛泽东架上历史的审判台，展开一场世纪性的大公审。

这就是亡灵毛泽东留给全体中国人的公民作业。

作者按：这是拙作“中国的司法传统及其近代化”中的一节，全文见苏力、贺卫方（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172－213。
贺卫方又按：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考虑到拙文所述与今日讨论之间的关联，且将之“置顶”一下。(9月2日)

居正书法

尽管有司法制度建设方面的这些成就，但是，北洋时期的政治却是每况愈下，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名为民治，实为专制，终导致1926年北伐战争起，次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开始约十年的勉强统一局面。这个时期，司法制度的建设发生了一个大转折，即由过去对司法独立和超党派原则的倡导转向公开地将司法纳入党的领导之下，即所谓司法党化。

司法党化的早期倡导者之一是徐谦，他于1926年8月至12月担任广州国民政府的司法总长，并任司法委员会主席。这位京师大学堂的法科毕业生在清末曾“协助沈家本改革司法，1924年积极赞助国共合作，并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又随同冯玉祥到苏联考察。他在李大钊及苏联影响下，认识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制度是反动的，因此决意要对它进行改革。”1于是，我们看到了徐谦这样的言辞：

在逆政府（引按：指北洋政府）下的法律，本性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是拥护特属阶级，资产阶级来压迫平民和无产阶级的……我们既要革命，当然要破坏反革命的法律。我们革命是要普遍的革命，不仅仅革政治的命就可以，司法也是要革命的。2

至于怎样革命，徐谦明确地主张，要摈弃司法独立原则：

旧时司法观念，认为天经地义者，曰“司法独立”，曰“司法官不党”，此皆今日认为违反党义及革命精神之大端也。如司法独立，则司法可与政治方针相背而驰。 甚至政治提倡革命，而司法反对革命，势必互相抵触。故司法非受政治统一不可，观苏联之政治组织，立法行政，固属合一，即司法机关，亦非独立，此即打破司法 独立之新制也。3

如果说徐谦代表的是国民政府中左翼的观点，那么作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居正对司法党化的阐述可以说是代表了主流派的见解。在1934年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居正对司法党化作了一番界定，认为党化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司法干部人员一律党化”，一是“适用法律之际必须注意党义之运 用”。司法人员方面的党化并非要求所有的司法官员均由党人来充任：“司法党化应该是把一切司法官从那明了而且笃行党义的人民中选任出来。不一定他们都有国 民党的党证，却要他们都有三民主义的社会意识。质言之，司法党化并不是司法 ‘党人化’，乃是司法 ‘党义化’。”4

与一些只能一味地从政治权宜角度的论证不同，居正试图从法哲学和法理学的角度对司法党化进行合理化论证。他认为，世间并不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法理，那是“18世纪自然法论之馀毒”。5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

法律是社会之上层建筑，他并不是空中楼阁，他必与社会结构之下层基础相适应。质言之，就是经济制度相适应。由各个社会各个时代之具体的生产形态与经济制 度，反映出人民精神生活之各方面要求，因而形成种种社会意识，由多方面的社会意识有机的结合，而成为一个世界观。所以，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 有一个特殊的世界观：世界观实在是充满着时间性与空间性的东西。……法律就是由整个世界观所包涵“正义”意识部分所反映而成的东西。6

此外，居正还运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以及美国的唯实法学理论这“现代法理学上两个惊人的伟大的新收获”，论证“三权绝对区分之旧学说”的荒谬和立法与司法的密不可分，论证司法官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党义之运用，即所谓“裁判党化”。它要求法官做到：“（1）法律所未规定之处，应当运用党义来补充他；（2）法律规定太抽象空洞而不能解决实际的具体问题时，应当拿党义去充实他的内容，在党义所明定的界限上，装置法律之具体形态；（3）法律已僵化之处，应该拿党义把他活用起来；（4）法律与实际社会生活明显地表现矛盾而又没有别的法律可据用时，可以根据一定之党义而宣布该法律无效。”7

自1926年起的十年时间里，司法党化获得了极大的进展。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设立的“改造司法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废除法官不得加入政党的禁令，并规定担任司法官员者须为国民党党员，并具有良好声誉和三年的法律工作经历。8对三年法律工作经历的要求表明决策者并没有完全以政治忠诚代替专业能力，不过，从后来的实践看，政治忠诚的要求总是得到更优先的考虑。9政府后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强化党对司法的控制。例如设立法官养成所，该所中有200个学员名额专门留给具有适当教育背景（修习法政专业三年以上并毕业）的国民党党员，10国民党党部推荐人员将得到司法机关的优先录用，11以及在涉及共产党人的案件（“反革命案件”）中使用由地方党部选任党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12等等，使得司法制度最大限度地政治化了，司法几乎成为国民党的党内事务。

我们今天回过头看，司法党化的确是百年来司法制度发展史是的一段曲折，也可以说是一次倒退。不过，从当时的状况看，司法党化不过是国民党对整个社会事务全面控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孙中山首倡的“以党治国”方针的延续。13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做法也其必然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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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页220-221。
2 《大公报》（长沙），1926年12月24日。转引自，张国福，上揭，页220。
3 《民国日报》（上海），1926年9月20日。转引自，张国福，上揭，页221。
4 居正，“司法党化问题”，32《东方杂志》10：6-19。引文在页7。
5 同上，页9。在居正看来，从西塞罗、阿奎那到霍布斯、科勒，自然法论“经常都是给反动学者所利用，作为进攻革命势力之烟幕弹。而没有锐利的社会哲学眼光人们往往被他欺瞒过去了。”同上。
6 同上。参看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人民出版社。
7 同上，页11。
8 《法律评论》第185期（1927年1月），页17。
9 Cf. Xu Xiaoqun, “The Fat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Republica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1997, pp.10-13.
10 《时报》，1929年2月22日。
11 《司法公报》，第29期（1935年3月25日），页1-3。
12 参看，Xu Xiaoqun, 前揭，页14。
13 参看孙中山，“复四川支部函”，《孙中山全集》，卷6，页573；“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孙中山全集》卷8，页258。 通常论者总认为孙中山对西方的知识有相当的了解，相关的政治观念也受到西方制度的很大影响，然而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在政治、社会等问题上所持的见解却与西 方有极大的距离。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受到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在政治制度建构方面，他明显地倾向于苏联模式。例如，他认为，“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 法之政党掌权更进一步……俄之革命，事实上是三民主义，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全集》卷9，页104）。他还对俄国的“人民独裁”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参看《全集》卷9，页314。
14 在台湾，司法真正走向独立只是十年来的事情。

台湾两岸政策「大松绑」

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刘兆玄举行记者会，宣布两岸相关政策「大松绑」方向。「松绑」政策包括金融、经济、人员、土地、交通五大项。 刘兆玄宣布，在两岸教育、人员交流上，大陆学生到台就学可加长在台居留时间；此外，两岸电子媒体产业落地、大陆新闻、电视节目、电影、书籍、唱片到台，及 其他大陆演艺事业交流计划，都会陆续提出。

看到这则新 闻，我不禁对台湾民众的福祉充满了忧虑，因为这种所谓的「开放」，乃是不对等的开放，是对敌对的文宣攻势的开放。此种畸形的「开放」，对台湾有害无益，将 加剧台湾社会的族群及统独观念的对立，将伤害到台湾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利益，将危害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成就。因此，台湾的当政者和民众必须谨慎而严肃地对待 之，不可为了取悦大陆而自我降卑。

对中共文宣攻势的开放

首先，此次的情况是「彼岸开放、此岸封闭」，两岸并不同步。也就是说，在台湾让大陆「媒体」自由进入的同时，大陆却不允许台湾媒体登陆。这就好像是一场 装备不对等的拳击赛：台湾方面赤身裸体，大陆方面一身铠甲，那么谁更容易受伤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开放应当平等和同步，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应当让两岸民 众都能随心所欲地阅读和观看到对方的媒体及信息，并让两岸媒体在各个领域中平等地展开竞争。显然，中共当局并没有此种自信心。他们深切地知道，长期在专制 制度下被官家豢养的「伪媒体」，根本不能与自由世界里真正经历了市场经济洗礼的独立媒体竞争，而谎言从来也不可能永久地掩盖真相。一旦台湾媒体登陆，一旦 大陆民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央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不可一世的垄断机构所制造的连篇累牍的谎言，不就立刻破产了吗？

维系中共统治的两大支柱，乃是暴力与谎言。按照毛泽东赤裸裸的说法，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当年中共之所以战胜国民党，文宣方面的胜利先于战场上 的胜利。中共当然深知文宣的重要性，故而一直不敢开放报禁。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有一道由耗资百亿的「金盾工程」所打造的、封锁严密的「网络长城」，普通民 众根本无法进入港台的网站去浏览各种信息。中国大陆的各大海关，一直严格检查入境游客的行李，没收他们认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港台版本的书籍、报纸和 杂志等。港台的各个电视台的节目，也不可能进入大陆的寻常百姓家。只有在少数的高级酒店中，客人才可以收看到部分经过严格审查的、比较亲北京的港台电视台 的节目。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新兴的居民小区中，也有少数居民冒险安装家庭式的卫星接收器，俗称「锅盖」，以此收看港台的电视台的节目。但是，这些「锅 盖」的存在并不完全合法，随时可能遭到有关部门的查处和拆除。

中共对几代中国人洗脑

其次，中国大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和传媒。所谓的「媒体」，其实都是党的宣传机构而已。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都在中共宣传部的严密控制 之下，都是「公有」的（或更加准确地说，是「党有」的）而非「私有」的和「民有」的。从报刊到电视台、广播电台再到网络等，都是「党的喉舌」，而非监督政 府的「第四种权力」。中共正是利用对媒体的掌控，在长达大半个多世纪里，成功地对几代中国人实行洗脑，将大多数中国人变成了 「古拉格群岛」中的心甘情愿的囚徒，以及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入膏肓的患者。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当中，都有中共所制造的累累血痕与痛 史，但死难者和受害者的家人们仍然热情澎湃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仍然奋不顾身地为扞卫奥运火炬而在世界各国大打出手。这就是愚民政策的可 怕之处。共产党的专制文化已经毁灭了几代中国人的良知和理性，难道还要让其继续漂过海峡来戕害台湾民众的心灵吗？

让恶狼入羊群

中国大陆的电视节目并非中性的，即便是娱乐节目中也蕴藏着此类慢性毒药。在大陆封闭新闻出版领域的前提之下，台湾不可轻率地、单方面地向大陆开放媒体。 如果两岸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这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一边是民主制度，一边是专制制度，就得格外小心，不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我个人认为，台湾方面 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以两岸关系为杠杆，在允许大陆「媒体」进入台湾的同时，要求大陆对台湾媒体开放。这样，既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让台湾媒体的空间和市场 都有拓展；同时，也可以巧妙地推进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而一个民主化的中国，才可能放弃武力征服的野心，改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岸分歧。毫无疑问，大陆 的民主化，也当然地符合台湾自身的利益。

台湾的民主尚 处于成长阶段，民主理念尚未深入人心，从政党文化和选举文化都还需要一个提升的过程。在此一阶段，对于台湾社会而言，最需要的工作乃是输入欧美的先进文 明，而不是让中国大陆的落后文化蜂拥而入。在此意义上，台湾执政者轻率宣布对大陆所谓的「电视节目」全面开放，简直就是让恶狼入羊群，让台湾民众服用慢性 毒药，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八年八月六日，京郊「有光居」

刚刚出场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的故事，是一个标准的美国童话。这位四十四岁、五个孩子的母亲出身在一个普通小学教师的家庭，从小就跟着父亲打 猎、练长跑。在中学的时候当篮球队长，带领队员们获得了州的冠军。为了上大学，她参加选美比赛，从全州的大批美女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第二名和一笔奖学金。大 学毕业后，因为没钱办婚礼和中学交下的未婚夫私奔结婚。一对小夫妻，婚后生活艰辛。没上过大学的丈夫去捕鱼、到油田去打工；妻子在家帮着丈夫干活同时带孩 子。由于看不惯当地官员的无能与浪费，她在责任感推动之下从政，从地方市议会的议员做到市长。她几乎是孤军奋战，将本州共和党的主席和几个腐败的大佬推 倒，赢得了州长选举。在州长任上，她生下一个智障的孩子，而生产之后三天便回到了办公室上班。最后，她从西部最边远的阿拉斯加州进军华盛顿，争取成为美国 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这个充满了新边疆精神的灰姑娘故事让许多人激动不已，也增加了共和党再次赢得白宫的机会。佩林的故事一出台，给共和 党本来有气无力的竞选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老顽童般的麦凯恩和泼辣干练的佩林，突然之间抢走了奥巴马已经稳占多时的改革华盛顿政治的旗帜，让麦凯恩的选 举摆脱了布什政府的阴影。

从外面看，美国的选举简直就是一场候选人的故事会比赛。无论他们的生平有多么乏味，公关专家都能为候选人包装出一些 漂亮的人生传奇。像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拜登，大学毕业没几年，从二十七岁就开始竞选，二十九岁被选入参议院去代表美国最小的州之一，这一辈子大半的时间 都在参议院沉闷的立法议程与听证会中度过，除了耍嘴皮子的事情之外生活乏善可陈。可是到了将他推出来竞选的时候，他的下层阶级出身背景、妻子与女儿车祸死 亡的悲剧、每日乘火车来往于华盛顿与特拉华之间，都成为被津津乐道的个人化的事迹，让人听起来他就像是一位经历了生离死别之后大彻大悟的蓝领阶级的英雄。

这些个故事也会随着选举进程的发展而变化。在初选的时候，奥巴马的故事贯穿着一条神秘的主线：他有一位来自遥远的肯尼亚的父亲和一位对美国以外的世界充 满着好奇心的人类学家的母亲。幼年期间，他生活在绝大多数美国人完全不了解的神奇的印度尼西亚，后来从那里又到了热带风光旖旎的夏威夷生活。他的身上充满 着种种的异国情调，吸引了无数憧憬外部世界的年轻人和梦想人类大同的知识分子。到了大选期间，奥巴马的故事变了。肯尼亚的父亲几乎不再提起，他现在是来自 中西部堪萨斯州的曾经靠领国家救济来抚养他的母亲、从底层一步步升至银行副总裁的外祖母、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军队里打过仗的外祖父培养的产物。 他那位受过普林斯顿和哈佛教育的妻子，在初选的时候以咄咄逼人的职业女性姿态出现，到了大选也不知怎的就成了以相夫教子为己任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

这今年的几个候选人中间，倒是麦凯恩的故事从来都比较一致，也没有什么夸张。这位越战英雄的事迹，早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传奇，用不着什么包装就能让人感 动。最大的问题，便是他这番经历在大多数的美国人听来早已是明日黄花。越战老兵一代的故事正在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渐渐地融入了历史的记忆。选民固然 会为他的故事感动，却也不能将自己每日的柴米油盐、住房教育的需要与这联系起来。人们会问：我们相信他对国家忠诚，可是他有能力管理这个复杂的超级大国 吗？他会不会老得连世界的变化也搞不清？

的确，美国的选民实在有点不好伺候。他们一方面要求国家的领袖能够体会平常人的生活，能够看上去像个 普通人，能够和普通人打成一片，另外一方面又期待他们是不平常的人物，有各种传奇的出身和故事；他们希望领袖和他们一起聊家常、喝啤酒、打保龄球，同时又 希望领袖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万国仰慕；他们的领袖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个人事业上功成名就，但是也最好能够在人生中被风吹浪打、倍尝艰辛；他们 要领袖有贵族气但却不能有权贵欲；他们敬佩那些政治手腕高明却又保持君子风度的人，憎恨撒谎和扭曲事实的政客；他们希望领袖年轻而有活力，却又要求他们有 丰富的从政经验；他们爱听候选人批评政府，可是又要求他们必须热爱国家。总之，他们要一个了解与体恤穷人的富人，一个用局外人的眼光来批评政治的局内人， 一个充满了英雄主义却又不鲁莽行事的人，一个大概是只有好莱坞能够创造出来的完美的美国总统。

在这个电视和互联网主导了公众舆论的时代，如何 在很短的竞选时间内给选民讲好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候选人取得支持的关键。政治经历再丰富，管理经验再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故事，是很难吸引到选民的。选民 通过这些故事来判断哪个候选人更了解他们的疾苦，更能代表他们的需要。种种竞选中的童话般的故事的最终重要性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竞选也因此 而成了一场将自己的故事讲好，同时又将对方的故事抹黑或者拆穿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的规则，又决定了自己的故事不能离事实太远，给对方抹黑不能做得太过 份，否则在选民中就失去了信誉。毕竟，没有了信誉的故事不管怎样动听，在这个地方也无法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

图：右为茅于轼，左为张五常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尽量不将自己的名字与茅老联系在一起。特殊情况有二：一是，我在给民间出版商打工时，主编过茅老的《经济学智慧》一书，明白道理的人都知道我那是为了挣饭钱；二是，今年我写了一篇小文对茅老涨学费的说法进行评论，被网络认为是“綦彦臣PK茅于轼”。说实在的，我对PK这个不伦不类的英文缩写比较反感，但无奈网络力量，听之任之而已。

我尽量不将自己名字与茅老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是为了不给这位老人添麻烦，毕竟中国的政治异议分子中只有两位经济学家：其一是杨小凯，他已仙逝，并且他是出狱之后才成为经济学家的；其二，是我綦彦臣，入狱之前已经是经济学家，出狱之后为混饭吃，变成了“通俗历史作家”，重头经济文章还是写的——多谢张伟国主编的《动向》纸刊给了「经世济民」那块园地，才使有关论说得以发表。

至于我敢自己号称“经济学家”，那完全是因为曾荣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届特约研究员（1997.3-1999.3）。在能进天则平台之前，我在金融系统已经是“理论水平与实践经验”双兼的学者，而有了天则平台，我的学术素养实现了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茅老对我个人道德水平的影响远在学术提携之上，此中细情不一一叙说。

要说的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是：在我出狱后，曾打算流亡国外，因为我的英语底子不错，估计到国外艰苦上一年半载，肯定能找到生存的机会。我把这样想法向香港《开放》杂志的蔡咏梅大姐说过（——我在狱中时她一直关心我的家人生活，并为我从香港采购药品），蔡大姐知道茅老对我有影响力，让他劝我“以不走为好”。平日里，茅老给我发邮件乃至于纸面信件，都是三言两语。作为晚辈（我的父亲都比他小两岁），我能理解茅老时间的珍贵。而那封他本人也表示不同意我“出走”的信件，竟整整写了两页。对着信，除了泪流满面，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当然，仍然是那封信，告诉我应当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茅老在信中称我是“中国金融反危机理论第一人”——缘于我在《天则内刊》上的一篇金融危机预测文章。

坦率地说，对于这样赞誉，我更多地把它商业化了，在尚能在国内出版的书目之“作者简介”中，我写上“被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称为中国金融反危机理论第一人”的介绍文字。想必关心我与茅老关系的政治力量还不致于敏感到捕风捉影的程度，知道我这纯粹是为书的销量而“宣传自己”。

前两天听到吴敬琏是美国间谍的传闻，我大为震惊，向茅老发电邮询问。茅老第一次回复很简短，称“吴老师参加明天的天则会议，一切将见分晓”。等吴老参加会议成为事实后，茅老又有一电邮告诉我：“吴老师参加天则的会了。茅于轼上”。

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从平民子弟进入中等专业学校、从银行职员成为经济学家乃至通俗历史写手，成就了个人功业——我从来不否认这些受益于改革开放。但是，既然作为一位知识分子，那么我有责任对改革开放的失误进行批评乃至批判，呼吁中国在改革开放走到尽头之际，尽快实行民主化政治改革。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茅老、吴老等人同样面临的传统伦理与学术精神之权衡问题。并且，我对吴老不能以有影响力的人物来直言民主化政治改革，进行过公开批评。

中国经济学的起步很晚，几乎是从茅于轼与汤敏编写完了那薄薄的两本《经济学学术前沿问题》小集子以后，才有了基本面目。也正是那两本小书（后来又有续出，我只读了两本就进了监狱），让制度经济学由西方的异端（——参见张宇燕的文章《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在中国成为实质的经济学学术主流。倘若五十年以后，有学者写《中国经济学说史》，我相信：我为茅老写的评传（1999）《昂藏老鹤风》一文与为他的《经济学的智慧》所作的序，一定会成为可采信的参考文献。后者本身就是一段史料，因为晚辈经济学家为老前辈的着作写序，本身就是新典故。

茅老八十将至，我本想写一本经济学的观点论集，作为献给他的贺礼，没想到茅老说，他决定不再过生日。当然，不过八十大寿庆贺并不意味着没有一本献给他的书写出来。

写是容易的，出版则要看机会。

作为一个对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学人道德水准提高做出贡献的人，茅于轼承受着不该有的伤害。而他不惮于诸种伤害，依然爱着这个国家。这让我想起了盛洪引用德雷莎修女自订道德标准的那句话——遵循规则，直到伤害自己。

2008是9月1日写于绵逸书房

第二章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朱健国：广东发起“外商危言”大批判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与闭幕式主席台上，久违的江泽民也冒出来展露尊容，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江 泽民已经不是总书记、不是军委主席了，他只是一个无职无权的一般党员，有什么资格总是以“前”总书记和“前”军委主席的面目混迹于他并不相宜的台面上呢？ 当局百般屈就，甚至公开宣称他仍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排名仅在胡锦涛之后，令人费解。中共最高权力核心诸君：你们能否向全党、全民解释解释，这样 做的原因何在、目的何在？你们有没有胆量说说自己的认识、坦率地暴露点内情？如果你们这些拥有绝对权力的人，对自己党的这些乌七八糟现实没心思正视，只是 混一天说一天，那么，你们不想想，这样的党还有什么黏合力、还有什么奔头？

是 的，江泽民这种搅局行为并非由他开始。这个党在权斗中，谁能压住对方，谁就是老大，谁就是太上。当初邓小平不就是以普通党员身份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吗？江泽 民按照乃祖旧例，也以普通党员身份出任中央军委主席，谁敢说“不”？邓向江私授机密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 了。这可是透底之言，把中共翻了个底朝天，暴露了它的底细。江泽民按照这一原则，对交权给胡锦涛心中不服，总想自己说了算，即使下了台也不甘心，这才总是 往主席台跑，同胡锦涛一争高低。隐藏在胡锦涛与江泽民身后的这点儿猫腻，别指望老百姓看不懂，他们之间斗法的缘由就是两个字：权力。

江泽民究竟是何许人？有必要认识认识。这位老人家，其实很不简单。（1）将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侵占我国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批准，不经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认定，私自通过与俄国签定边界议定书的形式，永久地划归俄国所有。连毛、邓都不敢这么干。这是卖国叛国行为。（2）2002年，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江泽民将权力移交胡锦涛，他不吭声，转眼却在十六大主席团常委会上，指使军队代表鼓噪，要求江泽民留任中央军委主席。这是篡党夺权行为。（3）一意孤行，百般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严重后果，无法解脱。这是肆意专制、无法无天行为。有这3条，无论从正国法还是从立党规来说，他都是逃不脱的，足以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他的卑鄙的心地还表现在经济方面。原香港中国银行总裁刘金宝因贪污被捕，在面临处以重刑时，他交待江泽民曾将20亿 美元私吞，存入瑞士国际结算银行，一说存入加勒比海开曼银行。这是天大的机密：中共中央总书记贪污自肥，数额巨大。怎样核实呢？据传，此事由时任财政部长 的金人庆经手，违规动用国库拨款转入江家私囊。十七大前，金人庆被免去财长一职。胡、江争斗，由此露出一角。如果此案交付司法系统审理，只要证据确凿，大 贪污犯的帽子江泽民就戴定了。

江的卑鄙心地不仅此桩。他要坐稳位子，必须取得军方支持，于是猛地提拔将领军阶，原则是“多提快提”。同时，从经济上予以特惠。2001年春节，他以军委主席名义宣布，拨款100亿元改善军队福利待遇，包括颁发一次性特别津帖，团级10万元，师级20万元，军级50万元。对中共元老遗孀，他命令“照此方抓药”：分50万元、20万元、10万元发予320人。

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收买，为江泽民家族捞取权益立起屏障。长子江绵恒，1997年还是上海冶金所所长，1999年竟一步登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宝座，火箭式上升。他还担任中国网络通讯公司创办人，垄断北方大片电讯市场，公司市值评估为1666亿元，他也就相应成为垄断资本家。既任官员又兼下海的一身二任做法直接违反中共有关法规，只是江太子有老子撑腰，无人敢碰。次子江绵康则靠他爹的力量，先任南京部队副政委，后转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一路飚升，扛少将军衔，实权在握。

江泽民凭借权势肆意妄为，大大出圈，引起党内外不满是必然的。据传，十六届七中全会时，6名中委和12名 中纪委委员联合上书，要求江泽民“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深刻检查任用陈良宇的责任和纵容家庭成员胡作非为的责任。这份书面意见由中央办公厅以“内部情 况通报”形式下发，抄送“有关同志”。抄件送达江泽民的北京办公室时，该室负责人竟挥手拒收，表示不屑与闻。江的飞扬跋扈一至于斯！难道应该容忍他这么猖 狂下去吗？

对 这样一位耄耋老人仍然沉溺官场，冒充“党和国家领导人”招摇撞骗，竟听之任之，给以默许，实在是中国共产党的大耻大辱。党内那些自珍自爱的、有良知的、较 为开明的人士不应对此默不作声。他坐在主席台上，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在发出一项挑战：党内无人奈何于他。只要他招摇撞骗一天，那些追求党内民主的改革建议就 会黯然失色，种种关于政治政革的弘论都会消减魅力。人们会想：连江泽民都管不住，还侈谈什么党内民主、奢谈什么政治改革？最现实、最有说服力的改革莫过于 从眼前的障碍做起，从改掉江泽民的特权开始！这是最鼓舞人心的党内民主、社会改革的第一步！

值得人们警惕的是：实际上是一员白丁，却忝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种现象正在漫延，犹如人的癌肿正在扩散。试看出席奥运闭幕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首先是包括总书记在内的9名政治局常委委员，然后是13名 政治局委员，接下来则是“李瑞环、尉建行、李岚清、吴官正、罗干”，这些已退出政坛的白丁也被塞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鱼目而混珠，这就是江泽民癌变 病毒在扩散的表现。至于出席奥运开幕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被塞入其中的白丁就更多了：“杨白冰、丁关根、迟浩田、张万年、曹刚川、曾培炎、王汉 斌、倪志福……”，长长的一串。他们已经退职，不再掌握党国权力，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这些以前的掌权者已是一般公民，白丁。必须把权与非权严格分开，白 丁绝不能被塞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仍然称其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对“领导权”的侵权行为。如此下去，权与非权混淆不清，权力的实际运作横受干 扰，争权夺利会益发激烈，党国运行会益发无序，中共阵脚将自乱无止矣。

中 共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热衷的、孜孜以求的是权力。“权权权，命相联，夺权夺权夺大权。”当对“权力”的运用与暴力结合时，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究其实， 指导这种运用的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丛林法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吴思先生称它为“元规则”。中共不懂权力的受托制，也不懂权力的监督制，更不懂绝对 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规律，总之，它与民主理念是隔绝的。在专制环境中成长的中共干部追求的是权力与利益的勾结，服膺的是权力集中制的支配。要他们摆脱旧日 习惯是困难的，希望他们区分权与非权的界限从而在退出政坛后不向权力伸手就更加困难。就我所知，高层唯一在深悟权力之可怕后，决心淡出权力圈者大约只有万里。1993年他退出全国人大委员长职位，为自己立下的规距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
管事，不惹事”，“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邓选》第3卷首发式、毛冥诞百年纪念会，他都未参加。万里乐观地说：退休不发愁，桥牌和网球，还有许多好朋友，我的晚年乐悠悠。这种退出政坛的模式，是中共绝大多数同类者难于认同和实行的。

江泽民――中共的癌瘤，是否会一直将他的病毒扩散下去呢？（2008.8.29）

台资西进冲击本地资本市场

林永沛：今日要跟所有听众讨论目前在社会中最为聚焦的问题。七月四日开始，台湾正式对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最希望的三通通商、通邮和通航。三通的意义即是两岸的人民及商品可以自由地来往，并且使经济及贸易的关系更加密切结合。我们在过去常常提到，台湾对中国的优势，除了更加民主自由之外，即是经济上的发展。但是随着两岸之间政治上的紧张缓和下来之后经济更加结合，有许多新的情势渐渐地开始发展。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民主进步党前政府的时代曾经关注过这样的情况，并且委托专家学者来做研究，政权轮替之后，现在中国国民党的新政府又采取了不一样的新态度，但是前政府所留下的若干成果，我想这些资料对新政府来说，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我们今天很荣幸能邀请到中华大学的曾建元教授来到节目中。从去年到今年初，曾教授受陆委会的研究计划委托，亲自去到中国，实际了解对岸的涉台有关机构，与其接触，对象涵盖中国的人民百姓、专家学者、官方人士，实地地了解他们对两岸的想法，对其思考的逻辑，做了很深入的观察，尤其对两岸之间的经贸问题，更是下了一番的工夫，我们今天就邀请曾教授，就他所了解的，来跟所有观众做分享。

曾建元：各位听众大家好。

林永沛：目前大家最关心的焦点是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七月四号我们对中国三通的全面开放之后，在经贸上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我们以前常常提到，台湾对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并且是倾向一边的现象，这不只是我们所发现的，国外许多机构及相关研究单位也曾经提出许多警告，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恐怕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和局面，对于这方面曾教授您所观察到的是不是如国外学术机构所指出的，是如此单向不平衡的贸易关系？

曾建元：对于这个看法我是这么认为，目前两岸的经贸关系，是台湾对中国撒钱，是建立在台湾的资金之上的，这除了经济部所核准的投资之外，其它很多则是绕经第三地，例如英属开曼群岛等等的不知名小岛或国家。

台湾投入在大陆的资金是非常多的，完全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这事实上就说明了导致台湾国内投资不足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大量的资金外移，另外资金外移最大的诱因就是，大陆主要的生产要素价格非常低廉，土地、人工，以及原物料是相对便宜的，所以这方面就较吸引了台资西进。所以可能就是为了要追逐这些生产要素，因此在台湾不分产业，大家都想往大陆发展，想追求低廉的生产要素来扩大它的利润，而主要考虑到这样的问题者则是资本家，他们都想赚钱，而且愈多愈好。

现在是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大家有一种迷思、有一种神话，把全世界的贸易障碍全部撤除掉，各国可以从中相互交流、互通有无，以达到经济上的平衡发展，但是这个看法它忽略到一点，即是资本无国界，资本家无祖国。

林永沛：对！他们只要有钱就好了

曾建元：这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马克思以前常讲到的，无产阶级也无祖国了，因为资本家是全球性的掠夺、追求他自身的利益，对后进国家的民众来说，可能国外的资本家进入，会增加他们的工作机会，但是对先进国家的劳工而言，他们的就业机会将会受到影响，而引起失业的情况，特别是目前全球南北的经济发展差异上非常大，两岸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开放两岸的直接贸易，并且不加任何限制，如此对台湾本国社会就业市场结构造成的冲击则是必然存在的。所以台湾目前经济结构性上的问题，即是我国的资金都流向大陆，造成国内投资的低迷，但是在大陆赚的钱又都没有完完全全地回流台湾或是从正常管道汇回，因此便造成我国政府税收的短缺。政府没有钱，无法对社会进行利益的重分配，无法对失去工作机会的人或是因此而造成所得降低的阶层的生活有所充分的照顾。政府失去这个能力，是目前台湾的最大问题所在。

林永沛：对！贸易的问题、需求及供应之间的机制，确实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曾教授刚刚所说的，在台湾在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形之下，经济发展的失衡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台湾对中国的投资，在中国的外资排行榜里面，始终名列前矛，而且这还是有办法统计出的数字，而如曾教授刚刚所说的，其实除了公开投资之外，还有很多是透过第三地，以第三者的名义去投资，这方面的投资恐怕不比公开的直接投资还少。我们来思考一下，把台湾投资中国的正式统计数据和暗中投资这两者加总起来，的确是天文数字了。这也难怪台湾的经济，因这几年对中国的大量开放，而使发展的脚步变慢，这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再者国内这几年经济景气不佳，劳工的失业率非常高，恐怕这是很直接的一个因素。所以说，面对目前对中国大陆更进一步的开放，如何来避免经济发展失衡的情况再发生，这恐怕是政府及有关单位要更加严谨去考虑及设想的。

中国大陆进入招商选资时代

刚刚讨论到，台湾资金的西进为了追求更加便宜的土地、资本、劳工，及原物料较便宜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到一个情形，中国大陆那边，相对地他们对劳工的水平，及法令上对质量的要求较低。听说最近有些西方国家，甚至是邻近的韩国，有厂商大量地撤出中国，就曾教授所知，是否有这样的情况？

曾建元：山东韩商这几年盛行夜半集体逃逸，利用半夜撤离中国，而且韩商非常恶劣，完全没有事前的通知，等于是整批的恶意关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即是中国在去年通过两个新的法律，一个是《劳动合同法》，即相当于台湾的《劳动基准法》，是用来对劳工实施保护的。另外一个则是取消营业所得税制优惠，将中国大陆的外国及本国企业税制调成一致。

林永沛：也就是说过去为了吸引外商所订下的种种的优待，如今全部取消。

曾建元：中国本身的企业也很多，目前他们面临的选择就是升级，无法升级的话就是外移，就这两种选择。外移的趋势第一就是往东南亚，其中又以越南最多，目前越南是陆商和台商的一个新的竞争区域，另外一个则是往中国更内陆的地方发展，比如向中西部移动。

林永沛：这种为了追求更低利润而不断在选择以及异动生产基地，原本就是企业家一直在做的事情，这也是台湾的企业家会外移中国的原因，但是如今中国这方面的优势不再，所以这些企业家继续把他们的企业移至其它的国家，至东南亚、越南等等，我相信以上这些事件跟这个原因应该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曾建元：因此由我的观察来看，中国过去是招商引资，现在则不然，现在是招商与选资，它要选择产业，这几年来，尤其是去年，中国官方宣布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目前他们国家规划的重点。

林永沛：所以会破坏环境的产业，中国现在不欢迎。

曾建元：去年台商陈由豪翔鹭集团旗下的腾龙芳烃公司要在厦门设立一个对二甲苯石油化学工厂，厦门的人民及厦门大学的师生们都上街头抗议，中国政府那边也有些许的紧张，深怕这可能是一个社会的缺口，如此看来，台商在中国投资，并不是样样都受到欢迎的。

林永沛：这与早期是很不相同的。

曾建元：我是认为，过去台商撤出台湾往大陆发展的，许多是中小企业，但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是没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所以剥削完台湾的劳工，又去剥削大陆的劳工，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要改善他们劳工的待遇及环境，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一个国家进步及一个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过去中国对全球的倾销，对全球市场的经略，它主要都是以剥削劳工作为代价来达成的。

林永沛：对！他们的成本降到极低，没有人可以与其竞争。

曾建元：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所有的血汗钱都来自劳工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而赚钱的却是资本家及中国共产党这些官员，这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所以，我认为当前中国大陆的发展，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平衡以及全世界公平的贸易，是一个好的方向。

林永沛：给予劳工基本的待遇及保护，是全世界的潮流，也是一国政府应该做到的事情，我们也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形。中国劳工其劳动的条件可以得到保障及提升，我相信这对全球其它国家产业的发展会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因为这样不用牺牲劳工他们本身的福利，也不致于诱使其它国家，例如台湾，不顾一切将资金、技术全部外移到大陆，可以减少这样的情形。

台商开始回流

曾建元：在这种情况之下，台商这几年没有办法藉由剥削他们的劳工因此而壮大本身。它们若是无法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生存下来，那么它就要想办法调整，所以目前台商就出现两种的选择，第一就如刚刚讨论过的，往更落后的地方移动，另外就是他们思考到产业升级的需要，而产业升级必需要牵扯到技术以及产业链，运筹、物流及管理经营这些中心则要结合起来，所以从今年开始有一波台商回流，要回到台湾。

林永沛：曾教授您看到台商的回流是踊跃的吗？

曾建元：其实算是蛮踊跃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说民进党执政之后，经济不好，但不知大家有没有发觉，如果您走高速公路，经过桃园和新竹，一定塞车，这表示，我们航空的运量是很庞大的，在一个经济很不好的国家中不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况。

林永沛：对！最近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

曾建元：另外则是，我们的中部科学园区和南部科学园区，现在都崛起了，土地都不够用，但这是指高科技产业，那么一般的传统产业、一些工业区，现在也是大家都在抢土地。这也就是说，过去民进党政府有看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台商会外移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土地的成本高，所以过去民进党政府有所谓006688方案的工业区土地租金优惠调整措施，鼓励如何释放国有土地，给予台商优待价格，让他们承租，因此降低了他们土地成本的负担，而另外一方面，台湾劳工的素质是很好的，所以他们对这些劳工的付出，待遇、薪水较高一些，是没有关系的，两相平衡下来，再加上台湾有很发达的国际交通网络，所以台商就回来把台湾作为一个营运中心，或是升级之后发展知识产业的研发中心，这就是一个新的趋势。

林永沛：对！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形成了一个新的形势，大量的台商想要回来台湾。的确，如果不是有大量的台商回流，那么台湾一些工业区及科学园区的土地不可能会那么地热门，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公路上，虽然说油价上涨，自己开车的人减少了，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货柜车和货运车辆并无减少，反而比前几年更增加了，尤其是港口连外的道路，高雄港周边的道路，每天也都是非常塞车的情况。这就证明台商的确有在回流。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过去这几年也有人在批评，我们对中国产业的开放，因为单方面让步太多，管理不当，使得我们台湾的经济更依赖中国，有人甚至说，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大因素，台湾的经济可能无法支撑下去。曾教授此次到中国的实地观察，是否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呢？

两岸贸易失衡源自开放不足与管理不当

曾建元：我国政府对台商西进的管理确实不是很严格，就如我们刚刚有讨论到的，很多台商是透过第三地出去的，而且现在台商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台商出入在各国之间，他们不说我们也不会知道谁是台商，以下我来举一个例子，前年，张荣发在英国拿到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这个勋章颁给他，是因为张荣发的荣发海运公司在英国是最大的货柜船公司，他在英国是最大，在台湾也是最大，但是他在英国设的是英国公司，而不是台湾公司。

林永沛：依照我所知，张荣发在中国大陆也是排行在前几名的代表性企业。

曾建元：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类似这样的台商是很多的，所以我国政府要管理也相对有它困难的地方，因为台商的国际化程度相当高，但是，如何让台商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我想这部份全民的共识没有很高，所以很多人以为台商西进届时都会回馈到台湾，大家都会赚到钱。我认为这是不一定的，由我们这几年来经济上的震荡可以来证明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管理上的漏洞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是认为，管理又太严格了，怎么严格法呢？就是外来的投资尤其是台商要回流时，存在着许多限制。因为台商西进中国大陆后，台资企业登记的是中国的公司，所以台商要回国时它的身份有时候是模糊的，它到底是中国的厂商？还是一般的外商？抑或是本国的厂商？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精神来看，两岸贸易应当要互惠，并且应对等地来开放。无论如何我国政府还是要有一个开放的政策，很多我国的企业到大陆投资，但是相对地大陆到台湾投资的，不管是中资企业或是台资企业，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这就造成两岸之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

林永沛：只有我们单方面的西进而已。

曾建元：你想想看，大陆的大企业无论是国营的企业或是民间的企业，若它真的想要赚大钱，老实说它绝对不会选择到台湾来，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上的企图，它基本上不会来台湾！要赚大钱它会去欧美先进国家或者是去东南亚炒地皮，不会来台湾，会回流台湾的几乎都是台商，因为这倒底是自己的故乡，所以我认为，我国的开放政策，还要再思考，如何让台商回来能够更便利，

林永沛：这涉及身份的认定，虽然登记的是外商的身份，其实可能是中国的公司，也可能背后它的资本本是台商，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建立一套机制来处理。

曾建元：我国要开放，在法律形式上面要做到公平，目前对中国大陆单方面限制的部份，坦白说，很多环节是需要开放的，如此才符合公平贸易的精神，而这样才能宣示台湾的投资环境是对全球来开放的，我认为这部份尚需要加强。

林永沛：当然对中国的开放有很多人有所疑虑，而在疑虑的部份，我们需要建立和设计一套机制，来防止中国资本对台湾产生不良的影响。我相信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比如说有人烦恼中国的资金进来会控制我国的媒体，影响到整个国民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比较敏感的产业来做限制，

曾建元：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里头就有对于媒体产业开放的保留。

林永沛：我相信每一个国家都不愿意自己的舆论市场、自己的媒体被其它国家所控制，世贸法里头已经规范得很清楚了，因此依照世贸的规范来做，相信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在于，该开放的没有开放，该管制的没有管制，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大陆与我们是处于这样特殊的关系之下。实际上中国对台湾的敌意，到目前为止来看还是很高而尚未消退。曾教授您到对岸去应该也有感受到这样的气氛吧？

中国大陆民间对台湾印象良好

曾建元：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和实际上的情况是有一些差异的，这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讨论，但基本上来说，中国民间对台湾的印象普遍是很好的，因为台商去那边确是改善了他们整个社会的生活。

林永沛：我们知道六四之后，中国被许多西方国家所抵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实际上中国是仰赖不断大量的台商带着资本与技术到对岸来穏定他们的社会以及满足他们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在这几年来有办法这样撑住，有办法继续生存，等候六四的冲击渐渐淡化，西方国家再度进入的这段空窗期，完全是依靠台商的支持，因此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的确是有很多很复杂的一面。

曾教授这次利用许多时间和心思与对岸做第一手的观察和研究，并且拿出了许多经验与大家分享。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下集再继续与曾教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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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沛：上礼拜我们邀请到中华大学的曾建元教授，他就实际到中国大陆参访所看到的、所研究的来与我们分享，包括有关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贸关系，以及对岸的经济情势走向，都与我们做很详细的分享，但是现在大家关心的是，中国目前与台湾已正式并且直接地往来，过去种种因为政治因素而造成的限制，现在已经逐步撤除了，如同过去常常提到的三通，已经开始正式进行了，展开了两岸相互之间的全面性的交流，包括了人员、包括了货物，甚至包括金融体系。目前在台湾即可以直接兑换到人民币。在如此的情况下，有很大部份的台湾人民不免心中有些疑虑产生，因为大部份的台湾人并不是非常地了解大陆人。相信我们海外的台湾乡亲也非常关心，与台湾本岛的同胞一样，都很想了解。若是我们深入去研究，现在的大陆人与我们印象中的大陆人有什么样的差异，相信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我们今日再度邀请到曾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就这个议题，再度与我们分享。

曾建元：各位朋友大家好

林永沛：曾教授您好，我们延续上礼拜的议题，再请您来跟大家共同分享，您在研究当中，相当长期地接触到大陆各阶层的人员，不晓得在这样的接触之中，您感觉现在的大陆人对台湾人的印象以及他们心中的各种想法为何？曾教授您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研究？

曾建元：我跟他们的接触是很多的，尤其我主要是与他们的智库、和他们的学者接触，而这些智库和学者们主要都是对台的。我是感到一个较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对台湾的接触非常密切，而且很关心台湾，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工作久了，反而可能与台湾在官方和在私底下有些较不同感情的存在，比如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多元开放这方面，他们也是非常地羡慕，所以他们来到台湾最想看到的，就是这个部份。再比如说这些对台的学者，他们若是想要展现他们的本事，就是要认识许多台湾本土派的，这就代表他们有本事，可能较明目张胆的接触及交往他们比较不敢，但是他想要展示他的本事的话，就是把这方面的观点，能够表达出来、反映出来。所以现在他们内部气氛的改变，是很有趣的。他们有跟我说过，因为他们政策方面的一些限制，较封闭，所以过去他们很喜欢邀请我们台湾这边的统派人士过去，结果每次他们对台湾政治形势的分析，都与统派的说法完全不同，使得涉台智库及学者们的公信力愈来愈低，最后开始心虚，所以他们觉得这样不对，如果在他们专业内部想要受到大家的尊重，那么他们就要把台湾真实、实在的一面，多多少少地做出反映和表露。我是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要让中国大陆认识真正的台湾

林永沛：这的确是很有趣，这在过去有好几次发生过，大陆有关单位要制定对台政策时，往往是得到反效果，这可能就是您刚刚所谈到的，他们邀请的是立场与其相同的台湾学者及智库等等的社会菁英过去他们那边，而他们所发表的言论也是他们爱听的，因为立场想法相同，所以发表出的言论也是他们喜爱的，但未必是实情，针对他们喜爱的言论和意见来制定政策，难怪他们制定的对台政策常常不是很适当。

曾建元：他们对台湾，特别是官方，有所期待的，往往落空，所以他们感觉就差了！所有对台政策的研拟，依照台湾人如此那般的说法，并且也按照如此做法，但怎么最后反应、结果都不同呢？所以他们的期待落差非常大。我是认为两岸现在的交流愈来愈多，愈让他们知道台湾实际的一面，对两岸紧张情势的降低，帮助愈大。他们不要对台湾有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台湾在迎接大陆的观光客时，地方政府和旅行社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接待或是观光设施的安排上面，是否有超过我们台湾平常时的一些做法？譬如说，看到法轮功的招牌，就将之拆下，但平常时招牌是固定放置的，届时却刻意缷下。或是有悬挂国旗的景点就刻意避免或者不去，或是叫人换下有国徽的衣服或是在限制在运动会上不能拿国旗，以上这些不正常的做法我是认为千万不要，在台湾我们平常怎么做，就照样怎么做，让大陆客知道，台湾就是如此。

林永沛：我想，我们是不必要迎合对方的想法，更何况对方未必是如此的想法！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是我们自己顾虑太多，自己绑手绑脚，自我去臆测对方的意向，这对推行观光来说，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

曾建元：我们应该要让两岸双方更了解彼此，愈了解的话，对两岸才是更好的，才不会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台湾人的想法如何？大陆人的想法如何？应该要让彼此看到实际的一面。

林永沛：我想在两岸的交流之间，让对方看到真实的一面，让大陆人民了解到台湾人民真实的想法，或者是让台湾人民了解到大陆人民真正的想法，如此，在两岸之间制定政策也好或是互相交流也好，才能从比较实际的面向来做考虑，才不会产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期待或幻想，而可以减少两岸之间的误会。

曾建元：除了这些之外，大陆人民普遍对台湾的印象是很好的，上周有提到，就是我们到对岸去发展的台商们，确确实实是对他们社会的进步贡献很大，比如说我们很多台商企业过去，都很有社会责任，替他们的劳工兴建宿舍、兴建学校，甚至到医院请医生照顾劳工的生活，这可能是许多大陆本身的产业至今无法做到的，但是一些台资的企业们却会想到这个层面。这是因为台湾的〈劳基法〉本身对业主有一些要求，所以这些台商就把这样的规范习惯性地带过去那里，可能有打折，但仍然比大陆本国要好，所以这一方面就是代表台商对他们实际经济生活改善上的贡献；另一方面则是台湾的文化，在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上，台湾的影响力是极大的，而这是无法禁止和限制的，譬如说我在那边收看电视，电视里头唱的流行歌曲，都几乎是台湾的歌曲，大陆那边也有像台湾一样，类似《超级星光大道》这样的校园歌曲比赛，我看了一下校园歌曲比赛是唱什么样的歌曲，结果大都是我们台湾二、三十年前的校园歌曲，而大陆现在才正在流行，可见台湾的大众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他们在收看台湾的戏剧、电影或是在音乐录像带里看到的台湾，可能跟实际也有不同，也许有特别美化的一面，他们认为台湾的都市人是很有文化很有气质的，也有槟榔西施让他们认为台湾社会也有很开放的一面，这就是台湾对他们最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大陆人很喜欢来台湾观光，其实不是要来看台湾的山和水，这方面大陆比我们壮观的太多了，他们是要来看台湾的文化。

林永沛：的确！文化其实是不分高低，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环境、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是分为很多种层次的，我们台湾有一般的平民文化，也有其它层次的文化，但是文化也构成一种总体，常常有人在说，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一国的立足，最主要是端看它的文化，所以有关要接待大陆观光客，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则应该以最真实最自然的一面与对方接触，不需要想东想西，自我臆测对方的想法或感受，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一些不必要的改变，我想这是没有必要的。

听说我们台湾的平民文化，非常受到大陆及他们观光团的欢迎，尤其是一些台湾比较特殊的文化，比说曾教授刚刚所提到的戏剧的部份，像我与大陆戏剧文化界中的人员稍微有所接触，所以我知道中国那边对于台湾一些特别以及较少见的戏剧的演出形式，也都非常欢迎。在三通进行中、经贸较密切的接触下，文化这方面的交流会愈来愈密切。

曾建元：我打个岔，我注意到有一种现象，譬如说在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他们那边也有歌仔戏、布袋戏，很多剧种其实是和台湾互相影响的，而我发觉到，他们现在的地方政府，对于这方面的提倡是不遗余力的，并且北京中央在这方面的鼓励其实也有一个政治上的用意，他们要证明，台湾的这些文化并不是台湾自身的，他们要证明这些文化的来源是他们中国。

林永沛：这也是一种统战。

曾建元：但是刚刚林永沛兄有提到，台湾这里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在台湾这块土地生长之后，与中国本地其实是有所差别的。台湾文化的一些内涵，或是台湾人对土地的想法对国家的想法，是不同于大陆的。所以文化的交流，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竞争。我们可以常常看到电视上大陆的历史剧，台湾人很爱看，而其实在大陆，台湾的戏剧他们也很爱收看，所以我认为台湾一些传统戏剧，也要反攻大陆，要让他们知道台湾人的想法。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戏剧或是台湾大众文化的感染力是很强大的，并且表面上的政治敏感度也没有那么明显。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台湾人的想法，我认为是一种机会。所以说大陆人来台湾观光，并不只是来购物的，应该是在行程当中让他们去看看台湾的表演。

林永沛：这点的确是很好的意见。确实文化的力量是不可限量的，文化也是政治的一部份，中国的戏剧当然是依照中国人的观点来编排它的剧情，这种由中国观点所编排的戏剧，如果收看了，自然会受到它的影响，这种情况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威力。听说在厦门一些跟台湾性质较相近的戏剧，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下令之下，也有定期到台湾来做表演的，从农历年到现在也有好几团了，虽然说是文化的交流，是一种很自然的民间交流方式，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在政治上的意义。就如刚刚曾教授所说的，它对我们一般民众的思考逻辑会产生一些决定性的影响力。

以河洛文化圈拉紧台闽关系

曾建元：我在这次的研究中，两次去到厦门，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们做了一些交流，其中有一位新闻传播学系的教授谢清果，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询问我的意见，他问道：有没有所谓的河洛文化圈存在？建构这个文化圈有什么样的意义？他向我问起这样的问题。

林永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曾建元：对！现在想到这个我感到非常有趣，为什么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这与三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福建省对于三通后经济上的发展有一股危机感。过去他们认为基于地理上的因素，台商会先过去福建省，再由福建转到别的省份，但是现在却不然，我们台湾的飞机可以直飞到大陆的各个省份，福建在地理上的优势便消失了，如此，福建省该如何继续吸引台商们的青睐？他们现在想来想去，就仅剩文化这个特点，所以当这位教授提到这一部份，我感到非常有趣，我则与他更深入讨论目前台湾文化中有关河洛这一块的发展状况，

与他们厦门本地及福建整体的发展来做比较，我们讨论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即是两岸的河洛文化都受到很大的来自国家威权政党的压迫，而反压迫的经验，台湾则是很丰富的，反而他们那边是没有的。比如说我们的教育部最近公布新增一批台语的标准文字，而我们也有河洛话的课本，到客家语以及福州话，我们最近都有教材，我们是把母语教育纳入国民义务教育，我们现在也有针对弱势族群的专门电视台，这是对岸所没有的，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当他提到这个河洛文化圈时，就让我想到，台湾的经验对他们本地的发展、他们自己对于地方的自尊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而就我们台湾对中国的影响，在文化这方面，我是认为我们其实是有很大的优势的，而可以起引导的作用，因为台湾的文化除了本土化这部份现在发展得很好之外，我们的国际化程度也相当高的，所以他们对台湾的文化产业发展，是认为福建这个地方它的经济基础没有上海或广州那边发达，所以他们认为，靠文化的因素可以让他们本地的经济崛起，这可能也是他们可以参考的一种台湾经验。

林永沛：以这方面来说，台湾真的是可以提供他们很多参考的经验。曾教授您刚才提到的河洛圈来说，像我本身以前在电视台做过台语新闻，现在若再回头来看台湾的河洛文化，以这个角度来看，是比较可惜的，现在客家电视台成立了，原住民族的电视台也成立了，占台湾较大多数的河洛文化，尤其是在我们文化界中使用河洛语占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目前看到电视台反而有关河洛语言方面的电视节目比起以前，是有较为萎缩的情况，就以我以前从事的台语新闻来说，现在只剩两三家电视台有，并且有些电视台的时段非常少，几乎可以说只是一种点缀的效果，而且播报台语的水平也无法符合一般民众的期待，这是比较可惜的部份。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两岸目前进入一个新的局势之后，我们要了解他们跟我们之间想法的异同，了解有哪些部份是值得我们去特别注意的。

曾建元：我这边补充一点，我们过去常常以为大陆是一块铁板，因为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平均的，各地的差异非常大。现在他们与台湾接触之后，台湾这样的多元文化对他们来说必将产生很多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会愈来愈深，因为来台湾观光的大陆人愈来愈多，所以影响会愈来愈大。比如我刚刚所提到的，福建在这几年有一种想法出来，他们有人在倡议，要从厦门的经济特区，扩大变成福建行政特区，这个行政特区的意思就是对台政策与立法，由本地决定就好了，不要再透过中央，在目前厦门地方有这样的看法出来。我认为，这是台湾对中国的影响，这样倡议的声音是由地方而来的，而不是由北京政府发出的，因为他们的地方与台湾接触多了，有较不同于大一统或中央集权的想法会出来。

林永沛：因为他们较了解实际的情形。

曾建元：我认为这是来自我们台湾自由及多元文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要好好地发挥，这也是改善他们人民本身地位的方法，由台湾来作为他们的后盾并且给予支持。他们这样的想法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林永沛：曾教授今天提供了我们一个很震憾人的讯息，我们台湾的自由及民主政治在经过这么多年的互相交流之后，看起来，尤其是对中国的一般人民百姓的内心已经产生一些重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很可能带动中国大陆的政治到一个新的局面，这也是不无可能的。在我们与中国的交流当中，虽然说我们受尽了委曲，有很多受到打压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失志，中国并不是像许多人想的，不可改变，慢慢台湾的影响会进入中国，尤其是沿海省份。台湾对他们产生了很多他们过去无法想象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两岸都是正面的。

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以统一为前提

按照曾教授您所观察到的，他们那边常常订了一些对台政策，这些对台政策有什么样的特点？

曾建元：他们中央跟地方都以为台湾人是支持统一的，所以他们的政策都是以统一为前提的，或是理所当然地对台湾开放。你看到他们到现在没有所谓的「国家统一纲领」，他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们以为台湾人民大家都想统一。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现在政策基本上普遍来说，尤其是在地方，他们很欢迎台商到对岸投资。这并不是只看到台湾人的钱，而是对台湾有点误会或是幻想所致，我是认为这部份是很有趣的。

林永沛：如果没有实际到那边去观察很接触的话，可能也无法了解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还记得以前他们常常在说，以前蒋家父子还在的时候，他们以为想要跟他们对抗的只有蒋家父子而已，而现在蒋家父子没了之后，他们还是误认为全台湾人都是想要与中国统一的，主张台独只是一小撮人。曾教授您刚提到的，沿海与台湾较有接触省份的地方政府及人民百姓，他们会比较了解台湾，他们对台湾的想法与中央那些没有与台湾实地接触跟了解的官员们间，当然会产生一些误差，这是我们与中国那边接触时所经验到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今天很感谢曾教授来与大家分享，碍于时间有限，我们有机会再请曾教授来。谢谢！

（本文为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与三十日播出之《台湾新角度》节目内容，由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研究生蔡婷婷整理初稿）

民国九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九时于嘉义市大学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