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以人为本还是以楼为本——中国大学病象之一
近日，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发现了一个网友的帖子，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网站合作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83.9％的人认为，现在不少大学的建设存在“面子工程”和“过度消费”问题。
该网友同时引用了前任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的话说：“我国高校在经历了合并、调整后，现在又进入了另一个高潮——兴建新校区、兴建大学城……中国高等院校盖大楼的速度是高校发展史上的‘世界第一’。”
帖子最后的结论是（中国高校）“水平不够楼房凑”。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提供的信息和提出的问题，我对此同样具有深切的感受。我来增加几个例子。
例子之一，我经常到外地的大学开会或调研，它们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大兴土木，疯狂扩张，校园巨大无比（一般在三千亩以上，有些大学的新校区就是三四千亩，加上就校区就更大了），硬件设施可谓一流。我可以和我去过的外国大学进行一个对比。在我去过的美国、澳大利亚一些大学，校园超过三千亩的好像不多（当然，由于美国大学没有围墙，所以有些大学的面积不好准确计算，只能估计），其中麻省理学院占地面积只有168英亩，大约相当于中国的1500亩。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和中国的差距，你会产生更加强烈的震惊体验。更严重的是：这么巨大的面积实际上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占用了本来十分稀缺的良田不说，同时也为学生和教师的教学、研究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比如，从教室到宿舍要长途跋涉，花费很长时间。
例子之二。中国正在扩张的许多大学，除了面积巨大，其他所谓“硬件”设施，比如电化教学程度，其进展速度也让人吃惊。许多大学的教室都配备十分先进的多媒体设施。遗憾的是利用率却不高，好像并不都是出于教学的实际需要。有一次我去北京郊区的一个学校进行函授，因为事先不知道他们教室的多媒体设施，就同时带着ppt和胶片（用于那种比较“原始”的投影机）。到那里后，他们说胶片投影我们早就淘汰了，但我们有先进的多媒体设施，放ppt没有问题。可是上课时却没有人知道怎么用（机器上面厚厚一层灰，显然长期闲置）。叫来专门的管理人员弄了半天还是不行。看见学生在眼巴巴等着，我急了，问：“你们平时难道不用？”回答是：“我们从来不用。”“那为什么要装？”回答：“为了评估的需要”。“评估需要”在中国的语境中实际上也就是“政绩需要”，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先装了再说。这里显然暴露出“评估”的巨大威力。有意思的是，2002-2003年我到美国的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上课，也同时带了胶片和ppt.结果他们那里能够放ppt的多媒体教室不多，预约非常困难。但一般教室都有那种比较旧的投影器（overhead projector）。所以只好改用胶片。他们的教授感叹：“你们中国比我们现代化啊。”不知道是讽刺还是真话。
另外一个让我感到对比强烈的事情是：中国大学上至校级机关的每个办公室，下至每个院系的每个办公室，办公室的每个行政人员，备有非常高级的电脑，一律的液晶显示器。相比之下，美国大学不但行政办公室数量（以及行政人员数量）比中国少得多，而且电脑的级别也低很多。我在布法罗大学的时候，看到所有教授办公室的电脑都是比较陈旧的，更不要说液晶显示器了。笔者还知道许多大学大量购买笔记本电脑等设备，但是常常闲置不用，几年以后就被更好更先进的“淘汰”。
这是一个方面的对比。另外方面的对比也同样强烈。比如，中国大学的图书馆不但藏书数量有限，每年用以购买图书的经费非常少（都用来盖大楼了买电脑了），而且服务质量极差效率极低。借一本书要化半天的时间：找书目卡片，填写书号书名，然后交给管理员，等了半天还经常没有。而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不但图书数量多，而且服务水平很高，不要说自己可以自由进去取书看书，不要说每个座位都可以接电脑，而且馆际借书十分方便。在布法罗大学的时候，如果我要借的书没有，他们就请我写上该书的信息，一个星期以后这本书已经放在我的信箱里面了。还有一次，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森分校图书馆借一本霍米巴巴的书，他们馆没有。但是管理员热情帮助我查了全球各个大学图书馆，很快告诉我这本书只有英国的一个大学有，问我要不要借。我问多长时间，他们说大约十天到十五天。这使得我非常感慨。
总起来看，中国大学的确是在搞“面子工程”。浪费大量土地和财力不说，还给教师学生的学习、研究、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完全不是以人为本，以学术为本；而是以上级领导为本，以面子为本，以所谓“政绩”为本。好像有了高楼大厦就是“政绩”，就是国内一流或国际一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样的政绩越大恐怕离高等教育的宗旨越远。问题出在哪里？首先出在我们的上级部门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合理，在大量农村学生还在危房中上课的情况下，这么多的大学买花费国家的资金购买这么多的先进设备而又常常闲置着，这不是很讽刺么？其次是评估的非科学化。我们把大学水平的评估看做是大楼和设备的比拼，而不是教学和研究成果质量的比较。
当然，大学不是空中楼阁，大学的面子工程不是孤立的。实际上整个中国大地上到处可以见到诸如此类的面子工程，媒体上也到处有这样的导报。比如有媒体这样描述郑州惠济区的豪华政府办公大楼：“6幢崭新的办公大楼、1个巨大的半球形会议中心气势恢弘；数百亩绿地、园林、假山、喷泉环绕其中；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几只鸭子在悠闲地游弋……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区域，就是河南郑州市惠济区办公新址。5月底，当网友将这个外观豪华的政府办公新址的照片在网上曝光后，其山水景观式的建筑格局和530亩的占地规模，引来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声。”（《郑州惠济区占地530亩建豪华政府楼 称“50年不过时”》，2006年06月21日人民网）据说这个办公区花费数亿元，占地比美国白宫还多400亩。相比之下，国外的政府办公楼的设施却简陋得多。比如某旅加学者在2006年08月07日《新京报》发表文章《怎样的政府办公楼最有脸面？》写到：“我所侨居的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是个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其市政府办公楼就坐落在市中心的要道三号路边，是座外表平平无奇的普通楼房，虽不能说简陋，但在市里绝算不得什么很起眼的建筑。距市政府不远的市图书馆，就比它漂亮得多。市政府门口既无门房，更无岗哨，办事者和普通民众可以自由出入；进门后除了一些承办各种需要市政府批准的活动手续，以及各种接待咨询的窗口和办公桌，便是一个不大的大厅，里面陈列着该市建设规划的模型和蓝图，任由民众参观和品头论足。加拿大也好，我以前去过的几个国家也罢，县市政府的办公条件几乎都差不多。”而且，从市长到市民，都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丢面子。
没有人能够否定大学应该盖新楼、购买新设备，即使其“门面”也应该装潢得漂亮一些。问题是国家投入教学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个学校所使用的资源更是有限，这就涉及如何使用的问题，何者优先的问题，指导思想的问题，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是以面子为中心还是以教学科研质量为中心，以所谓“政绩”为中心还是以学生和教师为中心，以盖高楼为目的还是以培养大师为目的，以楼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如果一个学校在基本藏书还远远没有配备的同时又大量购置所谓“最先进”的设备，而实际上老设备仍然可以使用，甚至新设备的作用只是在上级领导来参观的时候偶尔“路面”“亮相”，那就像一个人把自己有限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来买名牌服装，剩下的百分之二十连勉强糊口都很难。在此，我想我们应该温习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话：“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
高校改革与填表教授——中国大学病象之二
我2003年6月14日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立即被各种各样的表格所淹没。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其实，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当然还有每学年度一次的本单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绝对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围着表格转，几乎所有我的朋友与同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战。是我喜欢填表么？不是，我是一个最讨厌填表的人，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同事与朋友们也都不是表格迷恋者。我们不得不忙于填表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目前高校正在进行以考核聘任制为核心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是希望打破铁饭碗、促进人才流动、提高学术生产力。其必要性自不待言。但是进行高校改革、提高学术生产力是否非得把大家都变成”表格教授”？说句实在话，填表不是没有好处的，填表的奖赏是金钱。但是我实在怀疑金钱数量的增加是否必然伴随学术水平的提高。我常常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怀念学生时代的相对清闲，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也没有那么多的表格要填。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充裕的时间与悠闲的生活比大把的科研经费可能更加重要（当然前提是衣食无忧。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大学教师而言，衣食无忧已经是一个现实）。科研经费多了，学问下降了。这是我的真切感受。我们再也没有充裕的时间静静地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急于拿出”成果”并把它填进表格里。我实在是怀念曾经有过的五个”一”的日子：一本书，一杯茶，一支笔，一根烟，一张纸。不写东西，就是读书与思考。但是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或者说，这样的日子或许我只能过上一年，一年以后我就下岗了（因为没有完成这一年的考核指标）。我们常常听到人说现在的时代学者太浮躁，产生不了大师。是啊，在年度考核制度的压力下，那些有志于成为大师的人，不是饿死或就是成了下岗待业人员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学术质量的评估方式与评估标准上。到目前为止，全国各高校聘任制的标准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系列量化的科研与教学指标（主要是科研指标，因为教学质量存在相当的弹性，不好量化）。这个堪称精细繁复的标准详细地规定了每年或若干年中特定职称的教师必须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多少文章、获得多少政府（注意是政府的而不是民间的，也不是国外的）的奖励及获奖等级、得到多少政府资助的（又是政府的）科研项目以及项目的级别，等等。达不到规定标准者解聘（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超出这个标准者奖励。这个标准也适用于对教师而言性命攸关的职称晋升。有不少学校甚至明文规定：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几篇即可晋升教授，或争取到什么级别的国家项目即可进入工资等级的哪个档次。可谓铁面无私，一点不含糊。
然而让人感到纳闷的是：这些量化的指标几乎完全依据行政机构的级别来衡量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它把对于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学术刊物、学术奖励以及学术项目的级别的评定，同时更把对于学术刊物、学术项目、学术奖励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刊物/奖励/项目的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评定。具体而言：它把直属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国家级刊物或所谓”威权核心刊物”，在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不仅可以获得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的经济奖励，还可以用作评定职称的最有力依据。而那些在地方性的所谓”一般刊物”发表的文章则意义甚微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它把各种学术项目同样分为国家级（又分为”重大”与”一般”）、省部级，分别依据不同的级别给予数额不同的配套奖励，同样这也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有些学校明文规定没有国家级的项目不能评教授或不能进入工资等级中的某级）。如果你的项目既不是国家级的又不是省部级的（比如国外的或民间的），那么对不起，没有配套奖励，也不能用做评职称的依据（哪怕这个项目的钱数远远超过国家级的项目）；最后，它把学术奖励也依据颁奖者的行政级别，分为国家级、省部级等，并依次给予不同的再奖励。民间的（比如各种学术协会的）奖是不算数的。这样的考核奖励制度赋予政府直接控制的学术刊物/奖励/项目以绝对权威，它可以转化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强势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占有了这种权力的人，不仅可以获得单位赋予的经济补助，而且在考核评聘、职称晋升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先性。所以，这些学术资源的获取对于一个教师的生存与发展就变得性命攸关，它获得了其他民间性质的学术资源所无法比拟的附加权力。
这就是目前各个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操作方式。不难看出，这个原则的最大特点是行政化与官本位。它依据学术人、学术行为以及学术成果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远近来评价学术的价值与重要性，其所产生的结果不仅仅是学术独立性的丧失，更是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萎缩。由于中国学术资源的高度官方化、学术资助、学术奖励的高度计划性，更由于各个高校几乎毫无例外地依据行政级别来取代学术的自身标准，目前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科研人员御用化倾向。人人都把眼睛盯着如何在中央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何获得国家级别的项目与奖励。问题是：国家的学术资源不是可以随便获得的，也不只是通过纯粹的学术水平获得的。政府有自己的遴选标准与规则，这个标准与规则简单地说，就是为政府的宣传与决策服务。只要对于国家社会科学项目指南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些指南上开列的选题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与实用功利性。政府不会把钱给那些在它看来没有现实意义或理论意义的项目。当然，我不否认具有强烈政策导向性与实用功利性的研究项目都没有意义，但是它绝对不能等同于学术的标准；我也不认为只有中国政府才倡导学术研究”为我所用”，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是如此。真正重要的区别或许在于：西方国家没有这么严厉且机械的用行政级别来评定学术级别的做法，而且在西方国家，存在大量非官方的学术基金与奖励。这些基金与奖励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学术声望上都不亚于政府的基金或奖励。学术资源的多元化使得西方学者不必把眼睛死死盯着政府的钱袋，同时也保证了他们可以发表一些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有益于社会却未必能够取悦于政府的学术成果。这是西方国家学术多元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的学者能够保持独立性的制度保证。
那么为什么各个高等院校的改革方案都大同小异甚至如出一辙？根源在于：大学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于高校的地位以及高校领导的政绩具有一套模式化的考核标准。众所周知，国家对于高校的评估，最主要的是以该校的学位点的层次与数量，一个学校拥有的学位点层次越高（博士学位点高于硕士学位点，一级学科学位点高于二级学科学位点），数量越多，那么该校的在政府与民间享有的文化资本就越雄厚，地位就越高，它能够从政府与民间获得的资助以及其他收入也就越多。这就决定了几乎所有高校的领导都把增加或创立学位点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问题是学位的争夺同样是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的，政府制订”竞争”规则。这个规则与我们上面说到的各个高校的教师考核聘任的那一套标准几乎如出一辙：同样是关于各种级别的论文、项目、奖励数量的统计，只是量化程度更高、更烦琐而已。各种级别的论文、项目与奖励都有具体的打分标准，而所谓”评审专家”所做的工作差不多就是按照标准记分、加分而已。
这样，为了增加学位点，各个高校一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进行烦琐的填表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了刺激本校教师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拿高级别的奖与项目，各高校领导制订各种制度把所有与教师切身利益相关的一切，特别是工资与职称晋升，与这套以行政权力的大小为核心建立的”学术”评估标准紧密结合起来，下发各种各样的表格统计”成果”（实际上就是高级别的论文、项目与奖励的数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高校教师都忙于填表的根本原因。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本来就已经是著名学者的教师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先地位，不得不更加起劲地把眼睛盯着所谓的”一级刊物”、国家级的项目与奖励，而那些还在为副教授、教授而苦苦挣扎的后来者，更是集中一切精力把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与获得高级别的项目与奖励当作自己的敲门砖。那些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在高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或获得高级别的项目与奖励的教师，就立刻成为学校的宠儿，也成为各个学校争夺的”人才”，他们可以成功地把自己的学术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名利双收。他们尽管心里可能对于表格大战极为反感，但也根本没有办法摆脱表格的统治，就像孙悟空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对比一下80年代知识分子与学者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追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的情况相比，现在的学术精英们大多在忙于填表，忙于把自己的学术资本转化为金钱与权力，忙于买车买别墅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最为根本的是忙于拉近和增进自己与各种掌握官方承认的学术权力的学术机构的关系，因为这是其他一切的前提条件。
我当然不是否定学术研究应该有一套评审机制与标准，否则只能导致大锅饭与平均主义。问题是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学术机制与标准。我并不否定那些所谓权威核心刊物（国家级刊物）的学术含量，甚至承认它们的总体水平可能的确要超过其他刊物。但问题是，这绝对不意味着这些刊物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果都一定是优秀的，或绝对高于其他刊物发表的学术文章。而许多没有得到国家级项目的学者，也未必就比那些手拿几个国家项目甚至重大项目的学者水平低。像现在这样一刀切地把刊物或项目、奖励的级别与工资以及职称晋升直接地、死板地挂钩的做法，无异于变相的”学术血统论”，根本不利于健康正常的学术规范、学术竞争机制的建立。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权力介入、控制学术的最有力的中介。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围绕权力的指挥棒转。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行政权力机构是否有诚意真正尊重学术的自身规律、退出学术场域。权力退出学术场域、把学术的评估权真正交给专家群体，不但不会导致学术的衰退，相反只会促进学术的健康、自主的发展。具体一点说，各个高校完全没有必要根据刊物或学术奖励、学术项目的行政级别来裁定学术成果的质量，更没有必要把它作为进入获得某种奖赏或晋升某种职称的硬性指标（可以作为参考指标），应该推行真正的专家评审制度——最好是匿名评审制度，专家当然更没有必要据刊物的行政级别定高低，而应该依据自己的眼光作出评定。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保证专家群体的学术眼光与学术良知，他们就不会被收买么？即使是匿名评审制度，能够作到真正保密么？的确，我不敢做这样的保证，特别是在目前中国这样的情况下。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不尝试进行真正的专家评审，那么专家评审制度就永远也不能得到培植与健全。学术良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得到发展与完善的，即使是一个没有学术良知的专家，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学术监督环境中也会变得遵守学术规则，否则无法在学术共同体中生存。而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的建立，首要的条件就是学术的自主性。
这样的本科教学评估怎么得了？——中国大学病象之三
这几年教育部实行的四年一度的本科教学评估，目的在于借评估促进、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其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任何好的设想都必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和文化土壤，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所谓“淮橘为枳”是也）。本科教学评估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缺少配套的制度保证，各个高校在迎接本科教学评估（简称“迎评”）过程中已经产生许多奇奇怪怪、匪夷所思的事情，堪称中国教育界“二十年未睹之怪现象。”
除了极少数几个全国名牌大学以外，绝大多数大陆高校都把“迎评”看得高于一切，成为全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当评估临近，整个校园立即进入特级警备状态，所有教职工必须全天值班，各级领导必须二十四小时待命。可谓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各个教研室的书架必须放满图书，如果没有，就把教师家里的图书搬来充数，评估之后再拿回去；所有教室、教研室、办公室的每个角落必须用白手套擦不出一点黑色。如此等等。
在这样的不正常“戒严”状态，难免产生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几乎所有大学在专家组来前，全校动员进行集体大造假运动，把所有四年来的学生作业、教师教案、学生论文和试卷全部调出来进行“认真”的审查，消除所有明显的和可能发现的“纰漏”。比如：把已经封存的学生试卷拿出来重抄一遍，甚至重新出卷、重新答题（分数不变）；把学生毕业论文拿出来进行彻底的精加工，增加三千字以上的英文资料翻译、不少于一百条的注释和参考书，结果把一个本科毕业论文活生生拉成比硕士论文还要长的厚厚一本！上面有教师每周的修改意见和学生每周的修改情况记录。真是一出活闹剧。
出现这样荒唐透顶的现象，原因到底在哪里？大学可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这里人的平均智商怎么着也不会低于人口平均水平吧？怎么突然之间大家成了弱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有人把原因归结为教育部的评估政策的时候，教育部反问：谁叫他们（各个大学的领导）这么搞的？这样搞不是我们的初衷。我想这是教育部的真话。那么问题在高校领导么？各个高校领导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苦衷”：教学评估与太多的利益牵连在一起：学校的地位和知名度，教育部或地方政府的经费投入额度，学生招生人数，等等。这些可都是事关学校命脉的！我们输得起吗！而且在其他各个高校都弄虚作假成风的情况下，我们不跟着弄虚作假行么？
是啊，谁都输不起。可是评估总是要有等级的，所以“输者”一定是免不了的。不是你“输”就是我“输”。问题是无论输赢都要公正，学校的排名和等级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真实地评选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包括弄虚作假在内的突击方法临时“抓”出来的。各地盛行弄虚作假的根本原因是在评估的方式。教育部应该改变评估的方式和内容。
首先，必须放弃那种运动性的、高度组织化的评估，改为平时经常性地通过各种灵活方式对学校的本科课教学质量进行调查摸底，深入到学生和教师中获得确切的信息，而不是几年来一次大的评估“运动”。即使是专家组的集中评估，也不应该在评估开始之前让被评估的学校领导具体了解到评估组的组长和成员名单、到达时间等等细节。要在被评估学校完全不知情、事先完全不通知的情况下，进行突击检查。这样至少可以消除或减少对方事先搞突击“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样作的前提是教育部必须坚持廉洁和公正，对于内部的泄密者要严惩不贷。
其次，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应该突出软件方面，而不是片面强调硬件（诸如大楼、占地面积等等）。一方面，软件相对不那么容易突击“提高”；另一方面，软件和大学师生的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比硬件更加紧密，比如课程改革的力度，大班上课还是小班上课，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图书馆的藏书量以及使用效率，等等。目前本科教学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教科书陈旧老化，大班满堂灌，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次数和质量偏低。这些都应该通过评估得到克服。
第三，评估主体应该多元化和评估权力应该分散，打破评估主体的一元化和评估权力的垄断性。评估权力的垄断与其他权力的垄断一样必然滋生诸多弊端。目前，由于评估成绩基本上完全取决于专家组的一次性评估结果，可谓“一评定终身”，从而导致评估组的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结果是各高校评估组和上级主管部门马首是瞻，搞出种种欺上瞒下的事情来，使得评估组、也使得教育部的评估声誉扫地。应该增加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分散评估权利和评估方式，使得高校的评估成绩并不取决于教育部评估组的一次性评估成绩。
总之，我们希望教学评估能够真正体现高校的实际水平，真正促进和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不要让评估演变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变相的形象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