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提要：中国文化有两大血脉，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重秩序、重伦理、重教化的一脉；一是以从老庄禅到《红楼梦》的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的一脉。两脉都有高价值，都是伟大的思想存在，都应当尊重。

2008年6月，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再复，应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之邀，在北京做了题为“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的演讲。这是他去国19年后首次回到北京。《凤凰周刊》近日专访了已经回到美国的刘再复先生，以下是访谈摘要。

 

治国大思路是对的

 

凤凰周刊：您这次应凤凰卫视的邀请，演讲“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您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刘再复（下称刘）：这次到北京演讲，选择“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确有历史具体性与历史针对性。我不喜欢作泛泛的空头文章，也不喜欢故作姿态，讲这个题目是针对弥漫在全世界包括中国的俗气的潮流，只重财富、只重功名，不重精神、不重格调的潮流。

冷战时代结束之后，世界进入经济较量的时代,地球几乎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巴尔扎克语）。中国进入世界整体经济结构之后，金钱也奇怪的到处冒了出来，追逐财富便成了时代风气，如果没有精神屏障，上上下下都会变成“风气中人”（钱钟书先生语）。我的演讲是想提醒自己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潮流、大风气要有所超越，也希望得风气之先的、已拥有许多财富的人，能由“富”向“贵”提升，要注意讲尊严，讲格调，讲规则，把财富用来提高社会的高级趣味。中国富商像胡雪岩的多，像陈嘉庚的少。前者花钱与官员结盟，后者则把财富化作教育殿堂，境界完全不同。不过，我的演讲虽有现实性，但本身又是充分学术化。几年前，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和台湾东海大学就讲过“中国贵族文学的命运”。

凤凰周刊：您在《两个自我关于故乡的对话》中说“想到故乡和祖国，我的情感单纯到只剩下一个恋母情结，像哈姆雷特那样，因为害怕伤及自己的母亲，总是犹豫彷徨。”我们可以怎样理解您的这种情怀呢，您所犹豫彷徨的又是什么？

刘：我是同时唱“国际歌”与“国歌”长大，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者。但我不是只会夸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讴歌型爱国者，而是敢于面对国家弱点的忧国者。既敢肯定国家的成就，也敢批评国家的缺陷，不存私心。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天性应是关怀底层的多数老百姓，即使国家强大得像罗马帝国，他也不会只颂扬帝国的权威，而会首先关心斗兽场中的奴隶。这种立场，使知识分子常常扮演一个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角色。批评是善意的，但往往会伤及国家的面子，伤了也不好，分寸不容易把握，所以不免会犹豫彷徨。

凤凰周刊：这次回来，觉得北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相比1980年代末那样一个人文环境、政治环境，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刘：我这次在北京只有10天，只是走马观花。不可能深入了解人文环境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但是可以看到北京城市风貌的巨变。我在北京生活了27年，在长安街上千百次的散步游逛。此次看到，除了北京饭店对面的那座红楼没有变之外，其他的全变了。尤其让我惊讶的是海淀、朝阳门、复兴门一带的变化，很有大国气派与气象，这可能正是鲁迅所谓的“汉唐气魄”。

 这气魄不仅是城市建筑的外在气象，而且是内在的“拿来主义”的气度。我观赏了许多大书店、大饭店、大商场、大体育场，看到世界上最时髦的品牌样式，都被北京“拿来”了。经济的发展壮大，也带来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凤凰周刊：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或者说进步？

刘：现今中国政治、文化确有进步。拿这次四川地震后的救援工作来说，比起唐山地震时的表现，就大有进步。唐山地震后，政府太顾面子，不接受外援，不开放新闻。此次不同，政府以人为本，救助有力、有序、有效，不仅动员国内社会，也动员国际社会，一切公开于世界的眼睛之下，媒体的开放度与工作的透明度均前所未有。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疾苦的关怀也是真诚的。这种进步反映出现今治国的大思路是对的。这不是斗争哲学的大思路，而是和谐哲学的大思路；不是“有了政权就有一切”的大思路，而是“有了人的生命就有一切“的大思路。大思路对了，一切困难与冲突都可以克服。大思路对了，中国就会一天天好起来。

凤凰周刊：有一个“再复迷”的网站，您的很多新作、旧著上面都有，可是19年的隔离，很多人，尤其是内地的年轻人对您都不甚了解。但从网站来看，可以感觉到您的思想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么这个网站是谁在打理，您的“粉丝”都是哪些人呢?而且您还有个博客是吗？

刘：我因天生福建口音，拼音不准，打字很慢，不使用电脑。为了获得平静的心境，潜心写作，也不上网关注时事。有位著名作家推荐我充当新浪博客，仅一天，网友的热情信息便扑面而来，把我吓了一跳。第二天我便发表声明，请求关闭我的网站。不过后来我的学生帮助我管理博客，定期把我的旧作和新作放在上面。

还有一些热心的学生办了“再复迷”网站，我的女儿常告诉我一些网上信息，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浏览过。出国19年，还有这么多年轻朋友、同胞兄弟如此爱我关怀我，真让我感到故国的温馨。

到北京之前，我曾到陕西师范大学做过两场演讲，老师和学生们的热烈情感，真让我深深感动。大陆年轻学生的人文热情和人文水平，远远超过香港。没想到离开故国这么久，还有那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读我的文章，这使我相信，知音毕竟在国内。

 

思想与写作是为了自救

 

凤凰周刊：在《两个自我关于故乡的对话》中有一段话，您说，“朋友说，海外漂流者中，你丢失得最多，因为你本来拥有的最多。国家对你那么器重，社会对你那么宠幸……可是，你却毅然展翅高飞。我对朋友的困惑无言以对。”对于那个年代，您的无奈是什么？

刘：我选择漂流之路，充当“槛外人”（《红楼梦》中妙玉自称“槛外人”）即异端的角色，是我的天性和我的理念所决定的，不是个人恩怨与家国恩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不管走到哪个天涯海角，我都只提着良心面对真理说话，与国家的宠辱及个人的得失无关。我的无奈是，有些朋友竟用功利的世俗的眼睛阅读我的行为语言。

凤凰周刊：中西在生活习惯和文化上都有很大的差异，这19年您还习惯吗？给我们讲讲您在美国这19载的生活吧。

刘：我经历过一段心理的危机和苦痛才习惯在美国的生活。19年的生活内容说来话长，但也可用“简化、深化、个人化”几个概念来表述。

所谓“简化”，就是简化社会人际关系，把关系缩小到只和课堂、图书馆、大自然和一些灵魂相通的友人学生往来。所谓“深化”便是除了周游世界、开阔眼界之外，便回到自己构筑的象牙之塔中，进入读书与写作的面壁状态与沉浸状态，不断往精神深渊中行进，不断深化自己的思索。“山顶独立，海底自行”，这是我给自己制定的座右铭。

我所谓个人化，便是只做单干户，不参加任何政治社会活动。觉得自己不仅远离中国，而且也远离美国。因为完全生活在非常个人化的精神世界中。不过，个人化的生活并非封闭的生活，我在家时天天种花种菜割草，经营一个足有两个篮球场大的草地，不在家时则东方西方飞来飞去，时而讲学，时而旅游，美国本土已经走遍了，夏威夷、阿拉斯加、佛罗里达南端全都走访了。美国之外还游览了近30个国家。

凤凰周刊：您曾提到1989年后是您的第二人生，出生是伴随着阵痛的，伴随对过去的一种割离，同时也是一种开阔，您的第二人生对您意味着什么呢？

刘：最重要的是开阔了视野，原来世界这么大，人生这么丰富，道路布满地球，人们到处都在生活，个人的得失输赢，在大瀑布、大峡谷、大卢浮宫的大艺术之前算得了什么？应当尊重不同民族、不同个体所选择的存在方式，不应当用自己认定的方式去统一他人选择的方式。开阔了视野，自然也开阔了心胸，对世界有了更深切的认知，就不敢唱高调。

“开阔”，还有另一种意义：我个人的专业思索空间，也进一步拓展。我的本色是个思想者与写作者，第二人生中，思想与写作，完全是生命的需求，是延续生命与救助生命的需求。在第一人生中，我的写作还常常想到“多出成果”,“多创业绩”，把作品当作人生的点缀品。

第二人生则不同，开始是割离、是阵痛，心理倾斜，精神找不到故乡，仿佛要窒息而死。我的年轻朋友王强（被称为新东方英语学校“教父”）评说我的《独语天涯》，说我就像那个讲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阿拉伯少女，不讲述就活不下去，就没有明天，讲述的理由是拯救生命的理由，确实如此。第二人生对我来说就是自救，思想与写作也是为了自救。作品不是面具，是生命本身，不讲述，呼吸就不能畅快，心思就不能安宁，感悟与阅读《红楼梦》也是如此，完全不是学术姿态，而是为了救助自己。

凤凰周刊：这19年您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刘：这19年我失去的是“荣华富贵”，连北京的一套住房也被端走了。但获得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本真的自我，或者说，失去的身外的“色”，得到的是充盈的“空”。

凤凰周刊：您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说，这19年，您赢得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赢得做人的尊严与骄傲。对于经历过1989年，又经过文革震痛后深刻忏悔的人，这种自由、尊严和骄傲意味着什么？

刘：这种自由、尊严和骄傲，意味着我有一种不被任何命运所击倒的性格，一种能在任何悲剧性环境中活下去的能力，一种可以穿越时间而赢得灵魂凯旋的幸福。

凤凰周刊：但是您刚到美国的时候好像还并不太适应这种“自由”，您当时写过一篇散文，《逃离自由》，您那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抽离感呢？

刘：刚到美国时，我写过《逃离自由》，那是一篇自嘲的散文，嘲笑自己原来对自由的理解太肤浅，以为一到美国就有自由，自由女神就会拥抱你，亲吻你，提供你一切。到了美国才知道，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你不会开车，就连吃饭、看戏、访友的自由都没有。

自由不是他给的，而是自己创造的。面临生活中一切都得仰仗自己的双手与肩膀，知道了生活的重重困难，才觉得国内有组织、有群体依靠、“包办”多么舒服。所以便有“逃离自由”的可笑念头。这篇散文被美国的许多大学选为教材。

 

告别激进主义

 

凤凰周刊：在您到美国后，您的文化理念在异国土壤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刘：在异国的土壤里，我反而比较冷静，性格中理性的部分增长了，诗人气质的部分减少了。相应地，文化理念也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最重要的是“两个告别”：一是“告别革命”，也可以说是告别激进主义；二是告别“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是革命思潮，只讲解构，不讲建构，基本点是批判的、破坏的。

我讲“返回古典”，便是指现代主义不一定要走向后现代主义，而是应当朝着相反方向走，努力开掘中国和世界古典文化遗产的资源，那些维系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与道理。因此我重新回到《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以及我的文学圣经《红楼梦》等“六经”之中。

不过我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以及美国建国初期的立国精神仍然十分倾心。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今天读起来，仍然让我激动不已。“人人生而平等”，这是多么有诗意的真理。无论是讲仁义，还是讲人道，不落实到对每个生命个体的尊重，就会落入空谈。

凤凰周刊：您是否关注国内文化、思潮方面的变化？您的理念中对中国变化的现实了解多少、接纳多少，有怎样的思考呢？

刘：对于国内文化、思潮方面的变化，我有些陌生、有些隔膜。但是，人所共见的中国现实的大变动，也进入自己的思索。譬如，中国的文化源头是祖先崇拜、血缘崇拜，发展到最后形成宗法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称作纵向文化。五四批判宗法伦理，打破纵向文化，引入横向文化，开始讲阶层，将普世价值。

马克思主义入主中国之后，更是用横向的阶级文化、国际主义文化取代宗法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亲不亲，阶级分”是我们这一代接受过的理念。现在中国的纵向文化又在社会底层兴起，并压倒了横向文化，修族谱、建祠堂又蔚然成风，对于这种现实文化的走向，该做怎样的评价，它的正面、负面影响该做怎样的评估？这总会有所思考。

凤凰：您的《告别革命》会对您在1989年的思想打上一个什么样的注脚呢？

刘：《告别革命》的大命题，有其历史内涵、哲学内涵、文化内涵、社会现实内涵。仅就历史内涵而言，李泽厚先生和我对历史就提出了5项新认识，包括对历史定义的新认识，对历史动因的新认识，对中国近代大框架的新认识，对历史人物评价尺度的新认识，还有对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二律背反的历史悲剧的新认识。哲学内涵，则包括以双向思维代替单向思维，以“三易”（简易、变易、不易）代替一易（变易），以和谐哲学代替斗争哲学等，内容比较丰富。因此我无法给你一个本质化的注脚。

凤凰周刊：您提到“返回古典”，这一理念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是什么呢？对于一些人评价这种理念为“保守主义”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刘：“返回古典”，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指返回中国的经典。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两大血脉，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重秩序、重伦理、重教化的一脉；一是以从老庄禅到《红楼梦》的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的一脉。两脉都有高价值，都是伟大的思想存在，都应当尊重。李泽厚先生强调第一脉，我强调第二脉，这便形成对话。两者都有充分理由，形成中国文化二律背反的整体。

返回古典的内容极为丰富，仅老子的“复归于太极”、“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就有说不尽的意义。以“复归于朴”来说，至少有三个层面值得注意。一是返回质朴的生活，不要以骄奢淫逸为荣。二是返回质朴的内心，一个人有了地位、功名、财富、权力之后最难的是返回质朴的内心。三是返回质朴的语言，不要那些大话、假话、套话，也不要那些媚语、浮语。说这种返回是“保守主义”，也不错，我们守持的是生命的本真状态，以免在种种幻相与妄念中丢失了人生的根本。

凤凰周刊：因1989年而滞留美国或西欧的那些人现在都怎么样？他们心态如何，是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的？

刘：因为自己确定以独立不移的个体在海外生活，因此也很少关注因八九而滞留美国和欧洲的其他人，包括原来的一些友人，因此也不能真正了解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但有几位好友我们还是保持密切的心灵交往，情形如立于孤岛而翘首相望。

例如和高行健，我们就经常在电话中交谈，但他属于全世界，他的作品已被翻译36种文字，水墨画展出（包括个展与参展），也有六、七十次之多。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已建立了高行健资料中心。最近香港中文大学还举行了10天“高行健艺术节”，我和他有个“走出20世纪”的对话，艺术节中还有画展、高行健国际研讨会、《山海经传》演出。大约因为太忙，他不太谈论中国，也不像我那么关心中国。在这次国际讨论会上，龙应台说，连高行健都不敢面对，请免谈大国崛起。话虽尖锐，但值得想想。

资料链接：

刘再复，著名文学理论家、散文家。1941年生于福建南安，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刘再复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和台湾的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担任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和访问学者。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高级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性格组合论》、《传统与中国人》、《人论二十五种》、《放逐诸神》、《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红楼梦悟》及《漂流手记》九卷等。其中《性格组合论》是1986年十大畅销书，曾获“金锁匙”奖；《论文学主体性》等论文，曾在国内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模式；与李泽厚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1995年第一版在香港发行，又一次引发了大讨论。论著已翻译成英、法、日、韩等多种文字，仅韩国就翻译出版了《人论二十五种》、《告别革命》、《传统与中国人》和《面壁沉思录》。

逃港风潮

当深圳还是南海边的小渔村时，河对岸香港已是发达的高楼耸立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当初，这个不足三万人的边陲小镇，90%的成年男子都有逃港档案，官方宣称的”过着幸福光明的社会主义生活的渔民”，竟然拼命要逃往另一边的”水深火热”中去。1979年4月，深圳第一位市委书记张勋甫上任，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最多时有几万人从内地涌向深圳，在那里等待外逃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人们在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政府向人们发饼干、买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一批又来了一批。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都是污浊，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的被遣送过来。当时视察深圳的国务委员谷牧这样评论逃港现象：”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方法是发展生产力，对饥饿中的群众谈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根除了贫穷这一祸根，才能根除偷渡。”此话说得真好啊！

解放后，官方一直宣传香港人民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愚弄的百姓信以为真。但知情者特别是广东老百姓却偷偷传进完全不同的描述。记得那时在上海只要谁家有香港亲戚朋友来，都是既害怕又兴奋。害怕的是：凡是跟香港人有接触与联系的家庭，必然受到监视同时要向组织汇报；怕自己讲了不该讲的话，听了不该听的信息，害怕在政治运动中说不清而受迫害。兴奋的是：在穷困中，有富裕的香港亲戚朋友带来东西，寄来侨汇是幸运的事。香港二字在阶级斗争年代让大陆老百姓既怕又爱，神秘莫测。当时人民生活在铁幕中，唯一能使中国人在这个信息黑洞里透出一丝光亮的就是香港。

对于逃港风潮，港英政府是司空见惯，甚至有一种”抵垒政策”，即凡是逃过边境到达市区的偷渡难民不会被捉，就像打垒球游戏一样。所以，造成大量内地人不断逃港，特别是广东人。我觉得香港最可爱的就是一次又一次接纳与收留了大批难民。在东南亚国家心中，香港被认为是”难民天堂”，特别是每次东南亚排华时，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大批难民从海上逃到香港。

改革开放后大陆人才见识了真正的香港，第一次到香港的大陆人好比乡下人到了上海南京路，恨不得把所有商品买回家。而最早去香港考察的共产党干部也目瞪口呆，连自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都发生动摇——难道这就是毛泽东告诉我们的黑暗万恶的殖民地？ 到今天，香港”自由行”不仅为香港带来经济繁荣，也为越来越多的大陆市民带来学习观摩与洗脑的机会，一切大陆封锁禁止的新闻、书籍、报刊、杂志，在香港铺天盖地随处可见，这些令大陆人感受了到了与内地不一样的新闻与言论自由。

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

我一直想邓小平为什么把第一个特区试验地选在深圳？而不是其它地方？深圳紧贴香港，邓明言是向香港学习。

1979年4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建议，希望中央给点权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独特的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场所。邓批准答应，并说”就叫特区嘛”.接着邓又说，”但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光有政策没有老师不行，香港就是大陆市场经济的老师。光有政策没有钱也不行，而近在眼前的香港人有得是钱。所以当国门打开，港商最早蜂拥而入。

特区经济模式就是从学香港开始的，通过这个离中国大陆最近的世界自由港，引进了外资、技术、人才、理念、管理模式和经验。现在全国有名的招商银行，在当年只是蛇口开发区的一个会计室和结算中心，蛇口的企业把多余的资金放在一起，互相流通，结余就放在结算中心，后来分立出来于1986年成立了地区性银行。现在招商银行平均资产利润在全世界都是前十几位，全要归功于当时蛇口开发区的创建者，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官袁庚实时地将其政府经营行为转为商业经营，这个在现在看来是非常合理正常的举动，在当时却引起了几乎所有官员的强烈的反对，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冒险举措。1991年，应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之请，深圳招商银行开到了上海，股本也扩大了，这个中国最早的商业性银行现在已发展为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在它从市场经济萌芽最早的深圳带来的客户至上的良好服务也被广大客户认可和受到好评。当时在深圳，有中央各部委和全国28个省市采用多种形式在深圳办起了近四千家内联企业，包括北京、哈尔滨等等大城市企业的头头脑脑、广大干部，好像”文革”中朝圣北京天安门那样，一批又一批涌进深圳特区参观取经。

新中国成立后，大上海等沿海口岸统统关闭。上海这个东方贸易大港”下岗”了，当时尚处破落贫穷的殖民地香港却趁机被国际大财团看中，没有多少年取代了上海的地位，竟成了东方自由贸易港。转眼四十年过去，亿万大陆民众已不知市场经济为何物了。

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南下深圳，感受到深圳刚刚开始改革的萌芽和经济前景，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上海人，十三年政治犯的敏感使我知道这是人生的一次机会，毅然在85年辞职，抛下家庭迫不及待冲进特区。当时的广东省特别是特区深圳，冲进大批香港人，他们带来资金、技术与理念，开厂、办公司。开放初期，广东人天生跟香港人一样，他们做生意的语言、习惯、很快学得像模象样，而受过一些教育下海的上海人几乎都看不惯广东人、温州人那种急功近利、不讲商德、不择手段的唯利主义。殊不知南方沿海地区环境特殊，许多人的家属飘洋在海外，乍一开放，内外迅速融合交流，侨乡、侨眷、港澳亲友带给广东人经商意识、商海头脑、资金与货品的资助，使他们很快轻车熟路驰骋在市场经济中，确是当时商海中的强者，那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由于闭关束缚长久，一旦松绑，惯性反弹更厉害，急于求富，所以把”商德”放在其次。何况何谓”商德”、哪种”手段”算正规，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时还难以说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富差异迅速拉开的事实面前，许多上海与其它内地人士纷纷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我就是这样学习香港人从小生意做起，跟着首先醒悟敢 “吃螃蟹”的潮州人、客家人、温州人在深圳学习下海做生意。我只有老老实实拜他们为师，像五十年代香港铜鼓湾小商贩一样在特区疯狂挖金矿，改革开放的原始积累充满风险与疯狂，当时假冒与走私货充塞市场。我佩服同行潮州人温州人的胆大包天，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心的上海人搞怕了，他们开始时犹豫、胆怯，一看、二等、三想，等到他们看明白了，想通了，下海抢滩的最佳时机也失去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几乎全被处于人多地少、劣势环境的广东人、福建人、温州人掏走了。

交流是双向的。香港是块弹丸之地，人才、资金重迭积累，没有发挥空间，竞争激烈，发财谈何容易。于是深圳特区首先成了他们英雄用武之地。只要有一张香港护照就都是港商，只要有点胆量，敢搏一记，到广东什么地方随便走一圈，就有人上来盯着，利用港商引资招商，打一个合资厂或来料加工厂什么的招牌，而它又成了当地考核干部、镇长、村长的重要政绩，一切为港商开绿灯。政策、土地、房屋、原料、劳动力要啥有啥。其实中间也是漏洞多多、虚头不少，给有些所谓的港商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

在深圳，我也结交了一些香港朋友，看到许多香港低层人士，来往港深之间的司机大佬、开皮包公司的跑街先生、公关小姐，及至吃救济的失业人员涌进深圳淘金。港商王先生，36岁。在许多次你来我往中，熟悉得开怀畅谈。其母是广东中山人，父亲是上海人。1964年，他在上海被判少年教养二年。67年他少教期满出来，设法逃港成功。原在上海是个二流子，初中没毕业到香港混了十几年出不了头，一直在铜锣湾做小商贩。改革开放后，王先生以港商身份来到广东，凭他对国内政策了解，特别是迎合一些地方干部的贪婪大肆行贿，先掏腰包花小钱搏一记，不费吹灰之力于84年在东莞开了一家合资的来料加工厂。干部给政策，给他贷款，并拉地方暴发户出资，他出香港护照，只出了少量钱合资厂就这样快速办成了。那时大陆的进出口外贸全依赖香港世界自由港的窗户，凭着香港身份，他经常拿着订单来回于香港与深圳，短短几年金矿挖掘成功，92年时他在大陆财产己积累几千万。这种事例在香港人中很多。

八九十年代到深圳的人都不会忘记沙头角独特的”一街二制”的中英街。八十年代的中英街是人挤人的购物天堂，当时只要有个商人在中英街两侧寻觅到一个店铺，不管出多高租金，都能迅速发财致富。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进中英街关口都排着长龙的队，进店买商品完全是抢购。我经商二十多年跑了全世界那么多繁华的商街，没有一条街能与当年中英街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中英街最能反映与体现出改革开放初大陆人原始财富积累的疯狂性。现在中英街已退出历史舞台，随着两边差别越来越小，今天成了一条幽静的人文居住街。

记得当时民间广为流传一个顺口溜：”工农兵学商、人人都经商、东西南北中、个个去深圳”.首先是一大批没有背景的平民精英人士，特别是知识精英，凭着对新事物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判断能力和眼光，纷纷到特区下海闯荡事业。当时深圳市对人口的迁入限制很严，甚至超过北京上海。除了知识分子人才外，一无关系、二无特权的一般内地百姓要想迁入是难上加难。在形势明朗化的情况下，不久大批干部子弟利用”特权”这把”钥匙”，打开一切”原则”的锁，推门而入。我在深圳目睹许多高干子弟进入特区后，利用权势大搞走私、倒批文、内贸配额；利用香港外贸窗口、来料加工、招商引资，迅速致富，并完成他们第一桶金的血腥原始积累。后来，这些干部子弟再进一步通过各种关系进入和控制香港中资企业公司，进行资产包装上市，从而逐渐走上国际舞台。

与一位在香港的退休中资企业官员交谈使我知道了关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一些细节。他告诉我，政府对海外华侨的统战政策不外是请你回来让你占些便宜；欢迎你回国投资，给你创造赚钱机会；或者给你一个挂名头衔，满足名誉欲望。我们改革开放对港澳、对台湾的政策基本雷同。他还告诉我：在历史上香港商人在海外到处投资，但从来没有在大陆投资办厂来得的简便（行贿干部）、低廉（雇用民工工资低）、容易（环保要求低），而且还没有”工会”来给他们”捣乱”.难怪在九龙与新界地区原来灯火辉煌的大楼现在暗掉了一半，因为香港加工业厂全都搬进大陆去了。

89年的六四事件，又是一个历史关键点，反对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想大量回潮，保守顽固派纷纷跳出来，再次掀起全国”姓社姓资”的大争论，这时全国人民的眼光都盯着南巡的邓小平，连国际上都估计中国大陆可能会走回头路。那时我在深圳经商，感到回潮风越刮越严重。仔细想想文革以前大陆人曾长期禁锢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搞特区，绝对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大胆之举，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旦失败将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只许成功不能失败。92年邓小平南巡，就是在特区反复考察总结，想进一步证实自己走的改革开放之路究竟是对还是错？特区的变化与成就，加上与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等人的交流，更进一步坚定了邓小平犹如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改革决心。

政府的引路人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如果没有香港，没有一大批像霍英东、李嘉诚、李兆基、董建华等港资引路人在其中的推波助澜，绝不可能像后来呈现的如此迅速与顺利展开。其中一些港资的引路人更是功不可没，最典型的人物是霍英东。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禁运、经济封锁造成新政府很困难。霍英东不顾禁令，冒着被港英政府扣”违法、走私”罪名，如履薄冰偷偷用货船给红色中国运送了大批急需物资，从而赚取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从此他在大陆成为真正的”红色资本家”，并与官方建立起了特殊的关系。其实，像霍英东这些香港红色资本家早年均遭受港英政府的长期打压，即便他们渴望为国家多尽一份责任，也只能采取在资本主义香港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穿针引线的方式。实际上，在没有改革开放前，在大陆被西方经济封锁的年代，像红顶巨商（红色资本家）霍英东等人是比较吃香的，在统战的旗帜下加上一些特殊的关系，在他们设在国内的一些特殊公司、高级酒店率先实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初的一套东西，如”效率、奖金、加班、协作”等等，并已经在大陆起了最初的渗透作用。霍英东在1979年起便一再向政府提出他的大胆建议，可惜他当时的许多宝贵建议如泥牛入海。在中国保守派和意识形态专家眼中，霍英东就是”资产阶级卷土重来”的代名词。但由于他特殊的地位和历史上的贡献，一直受共产党高层保护，也在大陆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中国第一个房改试验地——广东的白天鹅宾馆就是霍英东最成功的作品。邓小平曾登上白天鹅顶楼俯瞰珠江，他拉住霍英东的手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1981年10月，霍英东陪同中央主要领导在广东视察住房时，对领导人讲了住房问题：”在大陆，人一出生，国家就欠他一套房。怎么得了？职工分了房，又不是自己的。工作一调动就要搬走，死后更不能留给儿女。每人一套房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国家与个人，两头都难做，这是计划经济最不成功的一个例子。”接着，霍英东就向领导当面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建议。霍英东的建议在当时高官们心中是想都不敢想的。直到1988年才被正式接受：人大通过决议，土地有偿使用期限定为七十年。可以说霍英东是真正在大陆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老师。早期在广东、深圳试行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都是他们带领搞起来的。不仅如此，霍英东等人还帮助促成邓小平肯定特区成功、推动邓小平提出扩大沿海开放的思想。他一共见了邓小平十五次面，邓小平掌权后跟他约定每年见一次面，可见他对邓小平制定开放策略起的参谋作用。

一方面，这批港资引路人为中国改革开放带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理念。反过来，自从中国推行经济改革起，这批人也是首先得益。香港更是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从第二十三位一直提升到第九位，它的出口交易占中国总出口交易额的大约三分之一，香港与大陆开始形成双赢的局面。

大陆改革开放后，内地的低廉生产成本再次提高了香港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大陆雇用的人数超出其在本地雇工数一倍以上，香港制造业大量北移到珠江三角洲，接着又把传统工业改变为创意业、电子业。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香港的前途终于趋向明朗。在同大陆经贸联系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香港经济多元化更见成熟，金融、旅游等业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转口贸易重又兴盛。其次，各个行业提供的国际性服务愈来愈多，国际资本对香港越来越重视，进入香港的美、日等国的跨国公司与日俱增，同时香港财团也大量投资海外。

邓小平是个务实主义者，搞”特区”试验田，验证了”五四”时就首先提出”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的伟人胡适先生的预言。香港有150年殖民地历史，也是全世界首个”一国两制”的试验田。拜基本法之赐，香港终于循序渐进，结束了不确定性的过渡期。动感之都香港现是一个全世界最多元化的资本主义城市。香港基本精神是”永不言败”，港人自信自尊顽强，始终充满活力，保持竞争力，回归十年香港变得更成熟更坚定。

还要向香港学什么？

我们一直说香港是”资本主义”，其实她有许多”社会主义”的特征。如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居者有其屋”政策，向低收入家庭提供 “公屋”，提供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居屋”.大面积建立公共交通设施、康乐体育设施，在同一楼里，必设公共体育中心，有供放学后的孩子来做作业的”修习室”；必有一个公共图书馆，香港所有的公共图书馆组成一个网络，借书还书通用。”公帑”——即政府财政支出，随处可见。

其实香港的繁荣也并不是一日造就的，香港经济起飞是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经济崩溃的边缘，促进香港繁荣的是英殖民政府的法治与自由体制。

1945年香港人口只有60万，1947年上升到180万，解放前夕激增220万；1960年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又使大批华侨企业家带进庞大资金与技术。香港的发展英国政府几乎没有花钱，只有二战后例外，不过英国殖民政府在香港发展的关键时期为香港搭建了一套走向现代化的制度。英国在香港的前期统治是比较专制的，那时香港人的生活还是非常缺乏民主的，英人在港有许多特权，对在港华人的歧视也是层出不穷。所以造成1967年文革时期香港左派配合大陆反英，红卫兵焚烧英国大使馆事件，同时爆发大规模的暴乱、大罢工直到英政府镇压为止。那时，香港人很不满意英国的统治，香港的英政府也很腐败，社会混乱，福利、就业、治安都不理想，所以人们由不满引起反英。由此写下香港历史上迄今最动荡不安的一章，除了大陆本土之外，相信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一样曾受到文化大革命如此凶猛的冲击。其实，文革对香港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有着难以解释的情结。当年一些资深左派报人罗孚和李怡，都是当年拥抱文革的知识分子典型。那时他们相信中国的封建文化是需要经过洗涤，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他们赞同文革中的暴力，漠视无辜市民在街头被炸死，甚至对飘流到香港海域的一具具五花大绑的浮尸也表示理解。后来，已是八十岁高龄的罗孚是用这样的八个字来形容那个疯狂岁月里的自己：”糊里糊涂、莫名其妙”.不过，香港左派的抗英斗争到了年底就已无以为继，真是来得急去得快。七个月的暴动死了五十多人，伤者人数有八百多人，接近五千人被捕。一些中上阶层和专业人士更是掀起了移民潮。67年暴乱结束后，新的港英总督麦理浩吸取教训，采取怀柔政策，并推行”善治”，他改变了过去英政府对辖区内中国人问题和需求不理不睬的歧视态度，改善民生，积极推动社会福利的提供，特别是公屋、公共医疗、公费教育和工人保护领域，三级议会制、小区康乐活动，不断提高和改善底层人们的生活。1971年后的十几年香港在他管辖下一跃成为以金融和服务为主的国际大都市，香港终于迎来了法治、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曙光，这主要归功于中文流利的港督麦理浩。

香港，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良好的法治基础，和”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以低税率和自由港政策闻名于世：资金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免税进出口；并能够连续13年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第一名，和连续多年被评为最具竞争力第二名。香港人均GDP高达近三万美元，占世界第15位；人均财富达20万多美元，为世界前列。以一个仅1000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蕞尔小岛，能够取得如许成就，被世界经济学界称为”香港奇迹”，实在堪称华人经济发展的典范，大陆应该虚心就近学习举世公认的”香港奇迹”.我认为大陆目前对于香港的学习，最不足的地方即是中央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迟缓与犹豫不决。在法制方面、民主与言论自由（包括出版业的控制）方面远落后于香港，举一简单事例：香港的法治保证了司法和廉政公署及新闻媒体的独立性，高度的新闻自由、全民参与的反腐意识将恐惧感深深打入贪污者的心灵，民众非常有效地对香港政府起到监督作用。香港政府的廉政排名连续三年在世界排名前十五位。我们讲一国两制，两制之中，必有优劣，既然有优劣，为什么不能一国一制，择优实试一下呢？我们既然承认香港比大陆繁荣、廉政、法治成功，这说明香港的制度比大陆优越。为什么不能在大陆某地，如上海试验实行一下，将香港的制度移植到上海，就像八十年代邓小平大胆实验深圳特区试验田一样。”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看二十年后上海将是怎么样的社会？会给全国带来怎么样的天翻地覆的实质性变化。

其实，香港回归中国除了是一个民族问题外，同时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香港人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希望香港能够回归祖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生活在自由与民主中的人，又不愿意回到大陆一党专制统治之下。我在海外旅游时注意到：香港人，无论去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以自己是香港人为荣，而不称中国大陆人。回归后香港有成长的烦恼，如对二十三条的疑惑和对普选的期盼。但香港有强劲的经济，周密的法制，独立的法治与司法，高效政府和强势财团，共存共荣的各种宗教信仰，行之经年的公共服务体系，成熟的公民社会。香港人特点是遵纪守法，有蓬勃的参与社会活动的欲望，抗议游行示威时谨守底线。香港基本精神是”永不言败”，港人自信自尊顽强，始终充满活力，保持竞争力。动感之都香港是一个全世界最多元化的资本主义城市。回归十年，香港变得更成熟更坚定。

这些优势，香港一直领先大陆。——所以说，香港还是大陆改革开放的助推器。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与其说奥运会期间的北京太过崭新、华丽、规整，还不如说北京给人强烈的不真实感，但是，它很好地迎合了人们的期待，放大了人们的想象力，让质疑无从落脚。正像我此前评论的“华丽的幻觉”感受：什么都不缺，只缺少诚实。这跟中国政府和社会一贯缺少诚信一脉相承。以国家、奥运会、艺术、科技的名义做假，且做假做得理直气壮、脸不红心不跳，着实表现出中国最大的软肋所在，即不敢不能不会面对真实的个体和当下。中国的人性从来没有获得过释放，即使是奥运会有限的一次，也是靠虚幻来一次假作的高潮。批评北京奥运会，不是拒绝体育运动比赛，而是为社会民主转型寻找不同的参照标体：柏林或者汉城、东京。同时，打望那幅布什与胡锦涛勾肩搭背的亲热画面，那一刻你就会明白，民主不是个好东西，利益才他妈是个好东西。

我最想看到北京街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街头艺术家，他们出现在天安门、公园和比赛场馆附近，尽情随意地表演音乐、歌舞和绘画，连同他们的各种诉求。画家能把涂鸦艺术涂抹在马路上和建筑外墙上，但是北京限制他们的踪迹出现。难得有几场在路灯杆和天安门表演“自由西藏”的行为艺术，遗憾的是由外国人上演的；在鼓楼故意杀死美国游客表达不满的杭州男子，针对平民而刺杀，民间被长期压制的暴戾之气积聚的摧毁一切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将是整个世界的灾难，让人担忧。北京太清净、太干净，就像是做给别人看的，尤其是做给老外看的。跟开幕式一样，八月的北京强化了一路狂飙者的虚假症状。

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是旅法音乐家，他算是一个诚实的艺术家，也只有他才敢讲出真话。在开幕式结束当晚接受央视采访，低调谦卑，话不多。主题歌《我和你》词曲皆是其创作，原名是《我们在一起》，后来被“领导”和谐了。他说写完、被选用、交出，就不由自己控制了。语气中透着无奈、不满。我最欣赏他没有被宏大的国家情感掩饰他的良知和职业道德。他底气十足，那种职业音乐家的专业和人性，无论是导演组张艺谋、主唱刘欢都逊色很多。主题曲《我和你》或许很好，但不适合运动会，远没有汉城奥运会主题曲《手拉手》真挚感人。刘欢太收敛，没进入兴奋状态，无法渲染、调动现场气氛，也没调动搭档女歌唱家的能量。他的黑色圆领衫打扮符合他本人的气质，也应对运动会轻松氛围，不错。如果刘欢披散长发、穿牛仔裤，那更能体现张扬、快乐和休闲。选《我和你》做主题曲很失败。“领导”有权乱来，但没权力决定人们的喜好。

陈其钢接受中新社采访时透露：演唱《歌唱祖国》的九岁红衣女孩林妙可是假唱，那个稚嫩、真挚的声音来自一位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提前录好杨沛宜的声音，开幕式上林妙可对口型。瞒天过海。陈其钢透露，杨沛宜小朋友的落选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对外形象，是为了国家利益。对陈其钢的这个说法，部分网友表示认同，称林妙可与杨沛宜都是“英雄”。但是也有网友进行了反驳，认为“假唱不好，让小孩假唱更甚”、“请把最后一点纯真留给孩子”。据悉，7岁的杨沛宜是北师大附中的学生，开幕式后，杨沛宜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她有没有觉得遗憾时，她回答说不遗憾，开幕式上有自己的声音已经很满足了。

骨子里的纯净和独立立场，只有陈其钢那样在西方浸润多年的艺术家，才可能学会并表现出来，但也不是绝对的，蔡国强似乎有一点独立，但谭盾就差多了。

“国家利益”是多崇高的名义，多迷惑人们的视线，很容易让人失去判断，同时极易压制个人立场的表达。家国情感，是一剂太厉害的精神鸦片，让无数知识精英举手投降。民主国家的国家利益建立尊重并维护公民个人的民间基础上，尽管有时显得跋扈霸道，但承认并尊重个人的荣誉和酬劳；但在专制国家，集体掩盖并消灭普世价值，最可怕的是，爱国与否，就体现在是否服从集体决定，这是唯一的标尺。而这个集体充满了太多的独裁，集体其实就是一个党，以至是党领袖一个人。我不知道杨沛宜怎么就伤害“对外形象”了？如果国家利益是以消灭个人利益为前提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利益不要也罢。自己在背后唱歌，舞台上是别人，怎么就没有遗憾呢？杨沛宜也被大人教唆说假话。当然有遗憾，这是常理。她们长大后，也会象大人今天教化她们的那样，再重复假话，中国人的恶劣德行就如此代代相传。两个无辜可怜的中国孩子，这就是这个卑鄙的国度第一次施予她们的成人礼，并且是以国家、奥运会的名义。

开幕式上29个焰火大脚印，是最大的作假。观看时就隐约觉得画面太清晰，足迹轮廓完整，总有不真实感，但念头一闪就过去了，没太在意。以至开幕式结束，导演组和焰火总监蔡国强的一番说辞，什么发射的焰火由芯片控制、武警操作等等，让我相信了他们的话，毕竟灯光焰火是很专业的。因为有朋友做当代艺术，自己也写过行为艺术方面的书，很欣赏艺术家的超前观念和生存状态，他们曾经给予我许多写作灵感。对旅美艺术家蔡国强的火药爆炸艺术早有了解，台湾马英九的女儿就是蔡的助手。但还是被他们蒙骗了。传统专制文化不可能养育出诚实的艺术家。一切皆可怀疑。

原来29个焰火脚印是电脑制作的三维效果，也就是说提前在电脑里面设计好了，正式开幕式上切换画面在电视上播放出来。据说全世界有40亿人观看开幕式，都被欺骗了，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都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更可恶的是开幕式的央视主持人周涛和宋正平，解说得废话连天，腔调煽情，大话空话完全是噪音，评价那些入场的小国代表队，除开说他们国家名字、人数之外，唯一只说一句：他们还从来没获得过奥运金牌。央视主持人沈冰解说比赛项目也是废话不断，扰乱视听。一个初中学生解说也比他们有真情、有水平，还有开幕式现场正襟危坐的那一排苦瓜脸，真让人扫兴。

懂得享受运动快乐，也是一种能力。每个获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媒体都说他们多么地不容易，渲染悲情。当然不容易，打小就被送进训练营，没多少机会学习文化，丧失年少的成长快乐。他们都是被严重扭曲的人，一点都不为过。那些获得奥运金牌的国外业余运动员，更让人敬佩。当金牌成为国家、政府、体育局的政治招牌，那当然就没快乐可言，更远离了体育运动的本来意义。拿金牌就是英雄，否则就是狗熊。前奥运冠军、射击运动员杜丽，这次只取得第五名，被寄予北奥会首金获得者，就是这个下场。金牌也可悲地沦为政绩的一部分——政府通过金牌宣示国力，运动员靠金牌获得终身荣耀和富贵。

我还发现一个有趣场面：女子48公斤级金牌得主、广州番禺女孩陈燮霞，着实可爱可佩。比赛完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被一伙人簇拥着爬上台子，又是握手，又是叮嘱什么。希望汪洋的广东省能另外奖励这个家境贫寒的乡下女孩200万。陈燮霞靠奥运金牌获得政府1000万奖励都不算多。还有获得女子10米气手枪金牌的西安女孩郭文珺，也应该获得更多奖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她们都是平民人家的孩子，通过个人奋斗，走上成功。还有许多其他运动员，比如中国前奥运第一个击剑冠军、此次代表加拿大参赛的栾菊杰，50岁高龄的她很好地诠释了体育的真谛，也只有在西方才有这个机会。

此外，中国各大电视、报纸，都眼盯着中国运动员，很少报道其他国家运动员，不知道大国风度去了哪里？北京欢迎你——都给中国加油鼓劲吧，管他人呢！这不是合格主人的做派。大多比赛项目我都喜欢，管他谁获奖牌，管他是哪国运动员，只要对抗激烈、个性化就可以。

我还很佩服奥运会的中国式魅力。原定划出的三块示威区，竟然都闲置多天了，跟宪法闲置几十年一样。示威区中国人不敢踏进去，外国示威者感觉不过瘾。据海外媒体报道，那些规规矩矩递交游行示威的组织者，一旦交上申请，都莫明其妙地失踪了，跟杀手杨佳的妈一样。我们的人民多爱国，多么爱好和平，竟然连宪法权利都放弃了。示威区多象中国广大的奥斯维辛，谁靠近谁就蒸发。这才是中国社会对奥运会的最好注解，最好地演绎了独裁者的潜规则。

2008年8月12日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中国的前途扑朔迷离。从那以后的两年中，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最重要的大概是“四人帮”的覆灭，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破除对毛的神化，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邓小平的再度复出、主掌中国政坛。它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非毛化”的历史时期（以后的历史表明，这只是部分的或经济的“非毛化”）。

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1949—1976），留下的是一个国衰民穷、专制极权、民怨四起的烂摊子。鉴于此，任何一个统治者登上国家权坛，必须改变这种现状，以获取统治的合法性。因此，邓引航改革，乃历史之必然。用列宁的话说，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改革已经历了30年（1978—2008）的漫长岁月，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变；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的改革至今没有突破邓小平所奠定的模式，整个国家机器仍然在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中运转着。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从邓小平理论中找到基本答案。

30年改革的简单回顾：成就与问题

30年改革，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六四”事件，计11年。第二阶段：“六四”事件之后至中共十七次代表大会，计18年。

第一阶段

1、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停止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这是治国方针的重大改变。

2、撤消农村人民公社，放弃吃“大锅饭”的集体经济，恢复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责任制（所谓“包产到户”），使生产经营自主权回到农民手中，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3、在个体经济基础上，雇工现象出现了，私营经济崭露头角，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经济被打开了缺口，为城乡经济注进了活力。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为谋求其合理与合法性，进行了激烈争论。在此争论中，计划经济步步为营，不得不逐步收兵。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已成定论。但事实是，毛统治时期所实行的是命令经济、运动经济、长官意志经济、折腾经济，他排斥理性的计划经济；这构成自50年代以来毛与周等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一次跳跃。

4、经济生活多变的同时，思想政治斗争波谲云诡，民主与专制两军对垒，在党内外激烈交锋。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民主势力终以败于专制势力而划上无奈的句号。这其中包括邓小平发起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清除精神污染”（1980，1983，1986），两位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与赵紫阳被先后罢黜（1987，1989），“89”民运遭到武力镇压，民众的政治热情被打入血泊。这是当代中国的悲剧，是邓小平理论的必然结果。

5、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虽有所讨论，民主与法制建设也业已开张，如修订颁发了1982年宪法，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企图实行“党政分开”等，但由于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懈地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中共十三大（1987）刚开启的政治改革也被邓小平扼杀于襁褓之中。

第二阶段

1、“89”民运遭到血腥镇压后，当局在全国上下进行“清查”，改革出现了长达三年的断裂、停顿与倒退。此期间，政治气氛压抑，民主成了禁语，极左势力伺机对改革反攻倒算，斥改革姓“资”，是“复辟资本主义”。“反和平演变”在官方媒体煽动下频频出鞘，甚嚣尘上，大有压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势。虽然到92年有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改革的车轮重新启动。但邓在谈话中，对于政治改革闭口缄言，再也不提一字；加之在此之前，邓对政改的“设计”没有清晰的目标；江泽民上任后从此偃旗息鼓，即使在某些文件和某些场合中有所一提，不过是逢场作戏。邓小平放弃政治改革的主张使中国的改革大为萎缩变异，但权势阶层无不为此弹冠相庆。

2、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1990——2002）是改革变异的十三年。这一时期，改革不过是权贵阶层谋取私利的借口与托辞。改革，应当将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送进历史博物馆；可当局不断地予以注射强心剂，使之继续在极权的轨道上高代价地运行。改革，应当将其成果为大众共享，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起码使基本民生有所保障；可当局出台的政策与举措反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结果是民生不保，公正缺失，民怨四起。改革，在引进外资同时，更应该借鉴外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观；而不应当只引资而排拒别国的先进文化。改革，应当保障人权，扩大民权，使政府在人民的监督下工作，实现廉洁和廉价政府的目标；而不应当使政府驾于人民之上，滥用权力，铺张浪费，贪污腐化，还把人民抛向体制的边缘。我们说改革变异，就是改革向着大众所期待的正确方向逆向而行。所以，“六四”血腥收场，总书记革职，平庸、自私的江泽民坐上党国第一交椅，以及民运人士流亡海外，全国范围内进行清党、清查，——所有这些，意味着改革的衰变与新极权主义的登场，它并不表示邓的胜利，它反映的是共产党的衰落。

按照徐贲的分析，中国自“89”之后进入了“新极权主义”时期。⑴毛是极权主义时期。邓是后极权主义时期。江是新极权主义时期。笔者认为，这三种极权主义的共同点都是坚持“一党专政”。区别在于，毛时期“一党专政”（严格地说，是一人专政）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邓时期“一党专政”（严格地说，是以邓为首的寡头专政）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冲击下开始动摇。因此，邓在热心发展经济同时，力挺“四项基本原则”，对“自由化”采取毫不妥协的方针。新极权主义呢，自然还是死死抱住“一党专政”这具老朽，死死守住共产党这份家业；由于内部的腐化和外部的冲击，也深知来日不多，因此，当朝的管家出现了一种“末世心态”：只要共产党政权不在我手里丢掉，别的我顾不得那麽多了。“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⑵ 保特权，保江山，保天下，就是一切。各种手段，各种措施，各种策略，都是为此目的。严防死堵呀，全面加压呀，“稳定压倒一切”呀，防患于未然、消灭在萌芽状态呀，对知识分子采取分化的怀柔政策呀。他们没有服人的理论，没有逗人的信仰，又缺乏公信力，但他们还有暴力机器。他们动不动以暴力摆平所谓“群体性事件”，导致镇压与不满同时强化。政府行为的暴力化、黑社会化与非正当化的趋势日益扩大；凭借暴力和秘密警察来维持这个政权，是新极权主义的一大特征。依赖体制生存的权势阶层，深知这一专制政体已快到尽头，因而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利益，其贪得无厌的物质追求已经不顾及道德的堕落和民众的唾骂。他们已是一伙得过且过的混世浪子和盗窃国民财富的高手。这是新极权主义的另一大特征。

3、改革变异的突出表现是贫富悬殊，社会结构的两极化。改革以来，社会结构一直在发生变化，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贫富的两极化明显加剧。社会两极化在经济上的表现是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之手。新华网2007年10月7日透露，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越0.47，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达到0.45，是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它很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0.4%的富有家庭（约150万户）的资产额占有70%的财富。另据财政部（2005年）透露，全国约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80%的银行存款。社会学家对此现象有一个可怕的说法：“社会的断裂”！社会的两极化现象，早在2000年何清涟就作出了以下的分析，她指出，中国社会上层人数极少（约1%），中产阶级人数十分有限（约15.4%）而社会下层（约69%）和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约14%）却占人口的80%以上。⑶ 这种两极分化现象至今更为严重了。改革没有改变权力集中的体制，反增加了财富集中的弊端。

社会两极化还表现在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它使社会分裂为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权贵者的乐园，他们控制国家权力，控制法律与政策，享受着荣华富贵的特权生活。依附于他们的还有一批租赁权力的商人和趋炎附势的学人。另一个世界是被抛向社会底层的民众，他们的基本权利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夺，甚至正当的人权诉求的公开表达也常常遭之封杀。这种两极分化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阶级。”⑷ 社会两极化还促使社会心理层面的分裂。强势群体凭借经济上的优势，显示出对弱势群体的专横与傲慢。当中产阶层与贫困者买不起住房而责怪房地产商时，房地产商的回应是，我们是给富人盖房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当大批下岗工人失去生路时，有的学者撰文说，“工人下岗是改革必须支付的代价”。当“知识精英”为富人辩护而遭到舆论谴责时，却反言，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的观点正确。他们是多麽地藐视弱势大众！

导致社会两极化的根本原因是，改革是在不触动现存权力体制的构架下进行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党专政”体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群体，这个群体享有与官阶级别（如省部级、厅局级、团处级）相应的等级特权，他们无不以一党制作为自己升官发财、安身立命的靠山，成为当代中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改革若触动一党制的极权体制，立即会遭到这个群体的强烈反弹。因此，改革的路径选择只能是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改革本来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以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这种良好的愿望以及种种合理的政策建议，往往会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本能所排斥；因此，改革以来的方案、举措、政策，不但没有削弱党政官僚的特权，反而扩大着与民众的利益差距。

社会贫富两极化趋势，政府本来可以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加以调节，以求缓解。由于体制的驱使，政府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这种差距。我国的GDP与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政府行政经费的支出也水涨船高，但对民生的投入反而萎缩。2006年，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指出，1978年至2003年，中国行政费暴涨87倍；该年国家财政收入达3.9万亿元，用于行政开支高达38%，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国民教育等）的支出仅占25.5%。与美国相比较，前者，美国为10%，后者，美国为73%。⑸ 有的学者指出，前几年我国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世界第一。以市场化改革为借口，政府将医疗、教育等支出甩给社会，使贫困的大众雪上加霜。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各国卫生费用支出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45.6%，印度、缅甸、古巴、朝鲜、布隆迪，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中国政府则只负担17%，位列世界倒数第四位。而这17%的由政府负担的医疗费用中，又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群体服务的。⑹ 教育方面，2005年财政开支的教育经费为3951.59亿元，仅占GDP的2.16%，低于2004年的2.79%和2002年的3.41%。中国人均财政教育经费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排列到世界倒数第八位。民众对教育经费的支出因而不胜重负。因此，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以公共服务业侵蚀个人财产和严重透支居民收入为前提的”。⑺ 更为严重的是，近几年，中国每年医疗费的涨幅达14%；大学收取的费用在过去十几年里上涨了近百倍。而房价在平民眼里早已是一个天价。医疗、教育、住房的新“三座大山”，⑻ 极大地加剧了民众的贫困化。

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称之为“群体间的财富掠夺”的新动向。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实际两个点的负利率，意味着存款人每年至少损失600亿的利息收入；在资本市场上，前几年股市低迷与大户“圈钱”，中小股民的损失至少在1.5万亿以上；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与城市拆迁中的财富掠夺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⑼ 由此可见，这种“群体间的财富掠夺”实质上是地方政府与资本联盟所进行的一种掠夺方式。它使社会两极化向纵深发展。

税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本来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杠杆。但在我国，特别自90年代以来，个人所得税不但不能有效地缓解贫富差距，反起着“逆向调节”作用。城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前几年的调查表明，工薪阶层占40%以上，他们成了纳个税的主体，而其收入只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左右。那些占人口不足20%的富人阶层，其总量收入为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但所交个税总量却不到10%。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富人群体收入高度非规范化，因而脱避了税收调控。例如，权势阶层的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的收入处于灰色与黑色状态，处于国家监控之外，无法对之进行个税调控。

社会两极化与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表象下是权力与权利的失衡。强权力、弱权利，这幅刺眼的画面强烈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灵。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未有发育。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来自民间的呼声，无能传播，成不了社会舆论。人民没有结社的自由。NGO遭到官方的限禁。工人、农民等弱势大众没有自己的可以依靠的组织，人们不能以组织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即使人大、政协这类应当是伸张民意的机构，起主导作用的仍是那些一官半职的官僚型代表，官僚的利益要求相当容易地可以转化为政府的政策与国家的法律，民众的要求则被一再过滤，不可能成为其中的主旋律。所以，大众的经济贫困乃是权利的贫困。孙立平称当前中国社会是“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一盘散沙”是指社会大众、弱势群体。“当家作主”的人民大众被抛向体制的边缘，“改革”怎能不发生变异呢！

 4、改革变异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权力腐败的肆虐与体制没落的颓势互为因果，无可救药。中共虽不时声言反腐的决心，以安抚民心，然愈反愈腐。腐败的步步升级早已突破人们对以往腐败现象的认知框架。传统的腐败是官吏出卖与践踏公共法规，贪污受贿，谋取私利，即所谓“权力寻租”。这是几千年官场的一大通病。时下的腐败已突破这一边界，它由官吏的个体腐败（那种官员个体之间有某种关联所形成的“窝案”、“团案”，也属这类性质的腐败）发展为政府机构腐败；由于政府腐败蔓延、毒化到社会，又引发社会腐败。笔者称官吏个体的腐败为狭义腐败，称政府腐败与社会腐败为广义腐败。在广义腐败中，政府是腐败的主体。郎咸平2007年7月在多伦多的一次演讲中他以“腐败铁三角”的概念来表达当今中国的腐败现状。他认为，这个“铁三角”中，第一腐败主体是政府，其次是商人、企业家，第三是专家学者，他们为腐败编织谎言，欺骗公众。这里有必要指出“政府是腐败的主体”一说，远不是当代中国政府的全貌。当代中国政府的全貌应当是“三个主体”：社会财富占有的主体；社会财富消费的主体（其中包含着腐败的主体）；市场经济的主体。“三主体”论需另撰专文，此处仅提出一个概念而已。它同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质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政府腐败的表现之一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政治暴力的公开化与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何清涟将之概括为“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政府出于自利性的考虑，打着国家与社会公共需要的幌子，大肆侵夺农民的土地与城镇居民的宅基地。从1979年到1997年，政府从农村圈走2亿7千万亩土地，农民失去了耕地，政府将低价买入的土地转让后从中却牟取了6——10万亿的财富。⑽ 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地方政府对土地掠夺更为肆无忌惮，其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率竟高达40%——60%，⑾ 政府成了地道的土地买卖的中间商。据2006年9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至2003年，各级地方政府土地转让收入为9100亿元，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全国土地转让金高达5894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47%。2006年一季度全国土地转让金就达3000亿元，全年土地转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无疑会突破50%。⑿ 众所周知，支撑这些数字的是政府指挥下的无数暴力事件。政府的掠夺行为，势必引发被掠夺者的抗争，爆发所谓“群体性事件”，政府又以维护社会安定为名，出动警力，以武力解决与政府的冲突。面对民众抗争，政府有时还与黑社会势力联手，指使黑社会势力以流氓手段摆平抗争民众，迫使其顺从。政府一手联着开发商，一手联着黑社会势力，不择手段地剥夺公民的生存权利，目无法纪，道德沦丧。类似的现象在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中，在对环境与生态的破坏中也屡屡发生。正如何清涟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已堕落成为“盗贼型政权”，它对社会、对广大民众所带来的危害是那些社会盗窃团伙无可望其项背的。

政府腐败还表现在，违规操作资金，侵吞公款，满足政府名目繁多、不受约束的开支；中国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高价政府，奢侈政府，腐败政府。

据国家财政部、审计署、税务总局审核完成的2006年《国家机关部门挪用公款、违纪开支情况》的报告，31个省级地方政府与国家机关及下属政府部门，该年违规超支高达4800亿元。这些资金用于新购车辆，新建办公大楼，各种会议开支，超标福利、津贴、补助、奖金的发放（仅此项支出31个省级地方政府违规超支高达  1766.2亿元），出国、出境公干、考察等开支。⒀ 杨继绳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撰文披露，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已超过500多万辆，每年消费6000多亿元。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为1817亿元。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高级干部。2006年上海社保案已众所周知，但类似这样的案件有多少进行了法律追究？如2004年经审计，国务院32个部委办（局）违规资金逾500亿元，其中教育部截留本应下拨的预算资金高达55亿元。⒁ 另外，国家审计署在审计中发现，每到第四季度，特别是11月、12月，政府各部门乱花钱、暗花钱、突击花钱的现象很普遍。如2007年前9个月中，中央政府各部门只花掉了总预算的六成多资金，因此一些部门，如气象部、卫生部、林业部、农业部、环保总局等都纷纷向下属单位发文，要求他们将2007年的预算支出在11月底执行完毕，就是说，占总数四成的预算资金必须在两个月内突击花完。这四成的预算资金总额是3000——4000亿元人民币。这些政府部门为什么要乱花钱、突击花钱？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如期花掉年初预算指标，那麽在编制2008年的预算支出时，国家财政就不会拨给他们那麽多的钱了。这一方面说明预算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另方面说明政府挥霍民脂民膏时毫不心疼。政府的奢侈与腐败还表现在全国各地盖豪华的办公楼成风。笔者2007年5月在网上瞥见奢华无比的政府办公大楼，有广东省东源县徐洞村办公楼，胜美国白宫；重庆市忠县黄金镇政府办公楼，胜天安门城楼；安徽阜阳县政府办公楼，胜美国国会大厦。10月笔者又在网上看到，国家贫困县河南固始耗资1亿多（加广场等附属建筑总投资达2个亿）兴建豪华办公楼，其气派、其规模，似乎在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一比高低。真让人开了眼界，也让人寒心！

政府的腐败还表现在，打着改革的幌子出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改革方案与政策法规。如医改、房改、教改、税改、工资改革等，都是。这些自利性的改革，已遭众夫所指。以工资改革为例，自1999年以来，各级各部门公务员连续加薪，仅工资收入一项，五年中就翻了一番，近年仍在大幅上升，而广大的退休与下岗工人和社会中需要得到救助的人群，特别是广大农民，他们的收入本来很低，在物价指数快速通胀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呈现下降趋势。所以，每次加工资，对公务员和类公务员是幸事，对低收入人群来说却意味着是生活水平下跌的灾难。因为每一次公务员加薪都会引发新一轮的物价指数上涨。有意思的是，这几年政府也给退休工人和低保人群蜻蜓点水式地加一点钱，却在媒体上大肆宣扬，使之家喻户晓，可公务员、党政干部每次大幅度的加薪都是默默地进行的，从不对外声张。官富民穷必然导致官民矛盾的加深。

政府腐败影响与毒害社会，引发社会腐败，其主要表现就是“以钱为纲”。只要能捞到钱，各行各业都在挖掘可以利用的资源向腐败进军。医生向病人索取红包，学校乱收费，药品商贩卖假药，学者剽窃他人成果，商人假冒别人商标，销售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黑社会为榨取钱财，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如此等等，真是五花八门。

政府腐败对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一方面毒害社会，引发社会方方面面的腐败，致使道德滑坡，民风堕落。另方面引起民众对官府腐败的深恶痛绝。但这种深恶痛绝又有什麽用呢！时间一久转而表现为失望和万般无奈，又由无奈而麻木不仁，然而，正是在无奈与麻木的沉默中，积累起无比的愤慨！所以，民众对官界的整体腐败的心理变化可描述为：深恶痛绝——万般无奈——麻木不仁——冲天愤慨！程晓农早在1996年说过，改革“不但承认和保留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⒂ 看来，政府的腐败也为摧毁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准备条件。

5、90年代以来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人们为GDP的高速增长所陶醉，殊不知，这是以破坏环境与生态，威胁人们健康生存，遏制持续发展为代价的。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建设，或曰掠夺式的增长。据《了望新闻周刊》2007年初报道，“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

发生在2007年5月无锡市水荒事件，震惊江苏，是“江南水乡没水喝”的典型事例。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2002年），占国土面积的37%。我国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每年还以1万多平方公里速度扩展。水土流失与土地荒漠化使水涝与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出击。我国耕地受重金属污染近2000万公顷，受农药、化肥污染的至少有1300——1600万公顷。我国耕地已减至18亿余亩，人均仅1.43亩（2005年），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2%。目前还在继续减少，人、地矛盾十分尖锐。此外，森林、各种矿产资源的滥采滥伐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生存的环境一旦遭到人为的破坏，即使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也难以修复。因此，从全面、长远的观点进行考察，掠夺式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抵消甚至超过了GDP增长所获得的有效成果。世界银行测算，中国仅空气和水体污染两项所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年GDP的8%。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表示，中国每年经济增长如果扣除环境和生态的损失，“纯GDP只剩下78%”。2007年3月《了望新闻周刊》报道，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 10%。虽然各方面的研究、测算略有差异，但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扣除环境与生态的损失成本，结果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中国少数人的富有，不仅是以多数人的相对贫困为基础，也是对环境的透支和子孙后代的预支。

6、“中国奇迹”下的“维权运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换来了“中国崛起”的美誉，却激发不了国人的多少热情。中国当局所面对的一个头疼问题是普遍、广泛的民间维权运动。面对“89民运”与“法轮功”信众，当局都可以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进行有效的处置，对于星罗棋布、日益高涨的维权运动，当局虽处心积虑，竭力打压，但仍一筹莫展。

对30年改革如何评价，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创造了“中国奇迹”。从一个方面看，似乎有道理。中国的GDP，1978年是3645亿元人民币，人均仅381元。至2007年增长到24.66万亿元，人均18268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68倍和48倍。国家财政收入1978年是1132亿元人民币，而2007年是5.13万亿元，增长45倍。⒃ 中国2000年“入世”后步入经济全球化，外贸总额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至2005年增加到14221亿美元，5年中增长3倍。2007年更达21738亿美元。顺差更是爆发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到2007年增长到2622亿。2001年至2007年6年增长11.6倍。⒄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与经济繁荣的表象所同时存在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大众的经济贫困与权利贫困。对此，本文已作了概述：社会结构的两极化，从无官不贪到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经济掠夺式的发展所造成的生态与环境全方位的恶化。这些景象难道还不令人揪心！特别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显示的“竞争力”优势是以“低人权”和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比如劳动力，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又全无集体谈判权就胜出许多国家的“优势”。比如土地，我们的土地非常的稀缺，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的圈地机制。我们的环境和资源也无颜自夸，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政府说要占用它就可以占用它。我们的公共财政在支付公共福利方面颇为短缺，但在垫付“公共财政配套”用以“招商引资”时却非常慷慨！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多麽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⒅ 就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剥夺国民的“交易权利”为外商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这就是外国资本都乐于投放到中国的原因。短短十余年里，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地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地涌进中国。开放的中国，不但是权贵们的乐园，也是国际金融巨锷、跨国公司淘金的处女地。“中国成了世界的血汗工厂”。这就是“中国奇迹”的真相，也是极权主义大国也能创造经济崛起的秘密。

但是，改革变异，“中国奇迹”，与民主潮流相抵牾，与人权原则相冲突，因此为中国民众所不容，这就是中国近几年兴起的日益高涨的维权运动的社会原因。维权运动的兴起显示民众对改革、对政府希望与期待的破灭，标志民众权利意识的醒悟。他们不再轻信政府信誓旦旦的承诺，不再幻想权贵们的先富会给他们带来共同富裕。他们与“党文化”的“传统观念决裂”了，而且行动了，意识到个人的权利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去维护。他们不再期望恩赐，不再沉湎未来，也不再信奉“集体第一”、“国家至上”的党化教条。他们所诉求的是区区个人的眼前利益：物质的应得，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维权时代”——的开端。与“文革”之后瞬间的思想解放运动与“89”民运相比，它是草根的，又是全民族的，并有承担道义的知识精英的参与；它是实践的，而不是坐而论道；它是理性非暴力的，持久而坚韧的，不是激烈而短时期的；它没有不同观点的交锋，却有现代公民意识的闪光；它没有成千上万人的上街示威与集体静坐，却有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群体性事件”与无数的个体性事件（如孙志刚事件、高智晟事件、郑恩宠事件等）的发生；它守护自身的权利，又讨回社会的公道；它要求基本的人权保障，又向着现存倾斜的政治体制与倾斜的政策发起挑战！权利的观念，权利的要求，权利的落实，奠定着现代民主的基石；中国的民主，正是在公民维权运动中扬帆起航，高歌前行！

在房里，大门一关，有书籍之馨香，无电视之聒噪，心专意宁，耳根清净，而步出室外，所闻所睹的嘈杂信息，至少三分之一和”奥运”有关，在2008奥运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关键程序时，在街巷间，网络上，却悄然流行着《奥运来了》，”奥运来了，你拆迁了吗？搬吧；奥运来了，你房价涨了吗？租吧；奥运来了，你有暂住证吗？走吧；奥运来了，你失业了吗？找吧；奥运来了，你工资涨了吗？拼吧；奥运来了，你就改变了吗？等吧。”

当一组简短而上口的语言在坊间流播，被孩童传唱时，于真实之社会现状，大抵可视为精辟简洁的概括，或者，于未来之社会走向，往往意味着一种预测性的民意表达，古时谓之”谶””谶纬””谣谶”等。《国语•周语》曰”辨妖祥于谣”，清学者杜文澜将上古至明代的相关谣谶汇编成《古谣谚》，书中言曰”上山下山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一些稍有智商的帝王，为稳坐龙庭，欲长保一家之利，格外重视搜集民间的谶谣。

当今，公园、广场、饭馆、菜市等地的口耳相传，借助于网络、手机等民用传媒进行流播，是当下大陆民谣的主要流传方式，很多大陆民谣，都精辟地概括了社会现状，生动地表达出民众心声，敏锐地预报着社会气候，虽有些民谣泛出夸张成分、庸俗味道和不良倾向，然而终可视作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话语，这种纯民间的大众表达，几乎都蕴涵着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此种情绪姑谓之为”民谣情绪”。

“民谣情绪”，总是酝酿于时势将变的前夕，而纯粹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且并无不满当局之意的民谣，如”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等，多半产生于政治稍微清明、专制略微减压的时代，由当今大陆”民谣情绪”日趋高涨的现状来看，当今之民意表达自由，未必能与”封建王朝”的某些时期相比。

《汉书》有言：”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怨谤之气”自然是源于专制政权的种种罪恶，绝大部分信息传播方式被专制政权垄断，古今皆然，民意难以借助官媒反映出来，无奈地表达为民谣，往往就掺入了情绪，没有情绪的，也决无任何为当局歌功颂德的成分，而且，专制愈是跋扈，政治愈是无道，”民谣情绪”便愈发激烈。因为”民谣情绪”有着这些特点，所以，通过对当下大陆民谣的归纳分析，可看出”民谣情绪”的发展趋势，可对未来几年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主转型的希望作出大略判断。

近日，我将网上、书上搜罗到的当今大陆民谣二百余首，推敲比较，抽出较有代表性的一百首民谣，分门别类，并以”民谣情绪”的激烈程度排序，列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调侃型。一百首中，有十六首。典型的，如：

对世风败坏的调侃：

下岗女工不用愁，浓妆艳抹上酒楼；陪吃陪喝又陪睡，工资连翻好几倍。 下岗男工不回头，手拿两个大斧头； 碰见大款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下岗军人不后悔，大步迈进黑社会； 这活没有站岗累，跟著老板去犯罪。

对假货泛滥的调侃：

新鞋穿到半路，张嘴好像老虎。买了一套西服，一碰扣子全无。喝下两盅”名酒”，立即酒精中毒。搬回新式电扇，杂音有如擂鼓。空调插上电源，不见降低温度。急去问问商店，电梯卡壳中途。

“调侃型”民谣的背后：

“调侃型”，是”民谣情绪”最不明显的一种，虽有不满，但意图将不满转为娱乐，对不良现象予以一定程度的渲染夸张，调侃的对象，要么是下层百姓，要么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之边缘的奸商等，内容一般不涉及政治制度和官僚腐败，对种种积弊，没有积极改变的锐意，只有消极排斥的苟且，欲将生活怪象变成哈哈一笑，多具玩世不恭的聪明，素无愤世嫉俗的骨鲠，而且有意无意地将弱势群体的悲哀淡化于刻意求乐中。有的甚至含有色情味道，如”这年头，生命在于运动，关系在于走动，……拥抱在于激动，抚摸在于颤动，……高潮在于互动，射精最好别动”（民谣《这年头》），便映射出当今民间道德观念的变异和扭曲。”调侃型”背后的民众群体，面对与争取民主有关的维权抗暴等运动，其参与可能，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他们具备一定程度的阿Q心态，养成了得过且过的脾性，没有消除社会恶象的热血，只有当他们考虑到切身的利益，才能产生参与的欲望。

二、批评型。一百首中，有三十一首。有代表性的，如：

对制度问题的批评：

虚无飘渺的共产主义，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羞羞哒哒的资本主义，实实在在的封建主义。

对官僚堕落的批评：

当官不怕喝酒难，千杯万盏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生猛海鲜加鱼丸。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对军队腐败的批评：

部队经商地方遭殃，首长政委各管一厂。倒卖物资挪用军饷，劳动模范党票发奖。训练勉强枪炮不响，贿赂军委年年中榜。各大军区兵多将广，受赏乏功捞钱有方。
（关于”军队腐败”的批评型民谣，只寻到这一例，但，原版有词不达意处，笔者在不改变原版之韵脚、内容的基础上，加以修改）

“批评型”民谣的背后：

“批评型”，不满情绪已十分明显，内容涉及范围广，针对制度问题、官僚腐败等社会病根，在充分揭露的同时，也加入了幽默元素，短小精悍，形象生动，兼用押韵，人们在轻松阅读的同时，获得感性的愉悦和理性的认识，产生推荐于人的冲动，在唤醒人心方面，功效非凡，相当于”百字杂文”的典范之作，另一方面，这种批评多含有”怒其不争”的味道，批评者的初衷，是为了让被批评对象进行自我改变，对于现行制度和政权高层仍然抱有幻想，被”霍布森选择”束囿过久使然，一时无法割断和专制体制的联系，一厢情愿地希望在开明统治者的领导下，由中共中央出面，对种种社会痼疾予以矫治，改良愿望多于变革愿望，对尚未成气候的较为激进的民主变革，多持犹疑和观望的态度，”批评型”民众的情绪波动，和社会大势的变化息息相关，与争取民主有关的运动风暴荡涤着中华大地时，才可能使他们转变观念，下定决心参与其中。

三、愤怒型。一百首中，有四十九首。以”民谣情绪”之激烈程度为标准划分的四类民谣中，所占比例最大，例如：

对直接残民的专制工具的愤怒：

一坏交警队，站在路中乱收费；二坏刑警队，还没破案先喝醉；三坏防暴队，本身就是黑社会；四坏城管队，地痞流氓加土匪；最坏治安队，赶走嫖客自己睡。
对党控喉舌和愚民说教的愤怒：

我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家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中央电视台座右铭》）

对官僚作风和政治制度的愤怒：

大张旗鼓搞三讲，认认真真走过场。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

“愤怒型”民谣的背后：

“愤怒型”，不满情绪异常强烈，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中国百姓具有务实和坚忍的特点，务实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对于直接加身的痛苦和直接可观的丑恶格外敏感，格外在意，所以，匪徒般的警察、甘作传声筒的党媒、装模作样的党政会议，时时可见，处处可闻，故而最令他们憎恨和鄙视，而相对而言，在坚忍性情之软化下，给社会造成更大损害的专制政体和官僚集团却还不能给他们如此大的愤怒，愤怒是种近于极端的情绪，形诸文字也能凝成简练深刻的诗化语言，用来揭露丑恶时，不免夹杂着偏激和夸大的情绪，但是，正是激愤之情的支持，对丑恶的描摹达到了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地步，犀利，一针见血，是诗，是杂文，也是杂文诗，”愤怒型”民谣的背后，是对当权者几乎没抱任何幻想的民众群体，这个群体以无地的中下层市民为主，他们是即将冲垮专制大堤的暗潮，只待风起，就成洪浪滔天之势，他们是未来民变的主要参与者，是民主转型的基础力量，他们在忍，在愤怒，强抑的愤怒加上偶然事件的刺激，便导致愈来愈烈的爆发。

四、反抗型。一百首中，有四首。如《纺嫂》（有些版本的标题为《我操你娘的共产党》）：

“纺嫂”下了岗，两眼泪汪汪。青春尽耗纺机旁，血汗喂了大肥狼，含辛茹苦半辈子，一切献给党。没想到，如今猪（朱）狗总理来关照，把我们姐妹赶出厂。
“纺嫂”下深、广，两鬓已披霜，抛家别子去逃荒，姐妹们生路在何方？贪官们高楼一幢幢，赃款日日涨，凭什么，却要从我们嘴里来夺粮，天理公道在何方？
“纺嫂”来深、广，相聚在班房，强颜欢笑歌舞场，餐风宿露在大街上，已是半老徐娘，却被逼为娼，更可恨， 昨夜还是嫖客，今天又来”扫黄”， 我操你娘的共产党！

“反抗型”民谣的背后：

“反抗型”，所蕴涵的岂止是不满，更多的是，因满腔悲愤而生的反弹情绪，具有这种情绪的民众，是在苦难和颠簸的生活中，逐渐悟到了造成自身苦难的根本原因，苦怨累积到一定程度，造成了情绪质变，爆发出和罪恶专制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怨。《纺嫂》，是一首感人至深、如泣如诉的诗歌，如果仅仅是悲苦之吟，也当归入”愤怒型”之列，但，最后一句如洪钟大吕，震撼人心，彰显出觉醒的光芒；一个被专制的罪恶逼入牢狱的妇女，在铁窗中最终迸出反抗的呐喊，她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反抗型”，只比”愤怒型”多走了一步，但是，这一步，决不是任何一个”愤怒型”民众都能迈出的，”愤怒型”民众，还有着”从众”心理和对群体力量的依赖意识，而”反抗型”民众，因为深重的个人苦难，已经漠视了苦难和死亡，他们敢于单打独斗，由于苦难生活的折磨，他们未必有强健的身体，但他们有着武士也未必能企及的勇毅，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组织民变，擎起旗帜。最为可贵的是，他们的情怀，超越了个人苦难，由私人之怨上升到对专制制度的愤恨，所以具有悲天悯人的心境。

在”六四”民主爱国运动期间，”反抗型”北京市民们对学生们和民主人士的无私无畏的支持，可歌可泣。虽然，据四种”民谣情绪”的各自比例来判断，具有这种情绪特征的民众群体是少数（4%），也已经有了形成局部民变之凝结核的初步希望。倘遇时势大潮，再克制了暴民倾向，提高了民主素质，明确了反抗目标和建设目标，就是英雄，就是实现中华民主的先驱。

对四种不同类型的”民谣情绪”和背后的民意基础、民众特点作了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批评和愤怒是当下大陆民众情绪的主流，”反抗型”民众的呼声，很有希望唤起”愤怒型”，影响和带动”批评型”，为民主转型造就巨大的推动力。”反抗型”民众已有了初步的情绪支持，倘再具备了数量优势和民主素质，便能顺利推动民主转型。然而，另一方面，”反抗型”的”民谣情绪”，还未达到应有的流传广度和对立强度，比照历史，便能看到，当下”民谣情绪”尚处于加速分化阶段，乌云积聚，电闪雷鸣，只是尚未形成暴风雨，所以迄今为止，只有局部民变，没有全民运动。历史上的巨变前夜，”民谣情绪”总是如熊熊烈火，直截了当的表现出巨大的反抗决心，”反抗型”的”民谣情绪”在巨变之前就笼罩了全社会。

秦末民谣”阿房阿房亡始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两句皆有”亡”字，说明了人民誓灭暴秦的钢铁意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虽系一宗之力的反抗呼声，一个”死”字，终究也成了东汉王朝的死刑判决；”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一个”反”，一个”变”，说明了民间已经有了反元兴变的汹涌暗潮；一九七六年，”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传开，说明百姓对王、张、江、姚等人的愤恨，盼其倒台，不久，权倾朝野的江青集团覆灭。

《纺嫂》等”反抗型”民谣的流传广度，未臻街谈巷议的地步，《纺嫂》最后之痛骂所体现出来的对立强度，尚不是纯粹的战斗姿态，当下”反抗型””民谣情绪”，俱无法同历史上巨变前夕的”民谣情绪”相提并论。不过，当下大陆，”民谣情绪”只能愈加激烈。专制社会的强项之一是：制造种种对立。这就更适于用”马太效应”进行分析，即，”民谣情绪”的日趋激烈化是绝对不可逆转的，就如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而专制政府无可奈何的道理一样。当今大陆，只要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没有大变，只要现政权不进行根本性自我改革，”反抗型””民谣情绪”的流传广度和对立强度都会迅速增加。

“民谣情绪”是民意长期自发积累的必然结果，但是，只有民意的自发积累，缺乏主题明确、浅显实在的民主革新思想的推动影响，仍然很可能只会形成没有指导灵魂和统一目标的自发群众运动，这样的运动，一般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冲垮了专制，却也未必能转入民主，历史的发展轨迹仍是一团乱麻，所以，”民谣情绪”所代表的民意基础，并不是完全令人乐观，如果”反抗型””民谣情绪”只有流传广度和对立强度的增加，而没有价值观念的升华和民主精神的渗入，”民主转型”的成功机会究竟有多大，还是一个硕大的问号。分析不同类型的民谣，可以看出不少的”品质”问题，”民谣品质”的不良倾向，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反抗的盲目性。

如，《纺嫂》最后一句，虽透出不畏强暴的觉醒意志，还有着敌视面过大的倾向，不由的令人想起义和团的”洋人可灭”等口号。事实上，对中国民主起根本制约作用的，只是一小撮大权在握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大体人数，在中共数千万党员中，未必能占百分之一。

所以，对民众的启蒙和引导，是知识型民主人士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二、目标的模糊性。

民谣中，以愤怒和批评的居多，针对现状，倾吐着不满，诉说着哀愤，却少有流露出向往的，而流露出向往民主之情的，几乎没有。民主千呼万唤不出来，和民众的民主意识淡薄有很大的关系。

要使民众建立民主意识，首先要助他们推开专制魔爪。矢志争取民主的志士，应该努力让民众明白，最有利他们的，不是贞观之治，而是民主法治。针对独裁者授意制作的铺天盖地的帝王剧等愚民之物，民主同道应用文字利器，戳破”康乾盛世”之类的丑面具，将人权自由观念和普世价值呈到民众面前。

三、暴力冲动。

固然，在当下大陆流传于世的民谣中，没有明着鼓吹暴力的，但是，再看看，”下岗男工不回头，手拿两个大斧头；碰见大款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下岗军人不后悔，大步迈进黑社会；这活没有站岗累，跟著老板去犯罪”，民谣中流露出来的对暴力的不痛不痒的情绪，将暴力行为当成调笑素材，充分说明了民众在潜意识中对暴力的认同。

暴力，不能一概否定，如果对方上了刺刀，举枪肆击，民众用石块还击，于情于理， 还都说的过去。但是，对暴力的认同，甚至是迷恋，就很令人生怖了。暴力是不能排除的选项，因为我们很了解对方的残暴冷酷，但是，暴力又是最后的选项，而且尽可能采用有限暴力和弱暴力，在大陆这片土地上，血一旦流起来，恐将无止。
专制统治者用无法无理的摧压手段对待民众，激怒了民众也教育了民众，所以有民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街头巷尾泛滥的变相宣传黑社会的影视，也催化着民众的暴力情绪。

这是民主转型中无法回避的悲哀。而民主人士，在净化民间文化土壤的工作中，所能为者，极其有限。然而，在大变来临之前，仍要尽一己之力。

四、狭私心理。

“大嘴到底有多大？满汉全席吞得下；大嘴到底有多大？三峡工程吞得下；大嘴到底有多大？江山入肚能消化”，”要想发大财，钱从假货来”，”价格没人管，就看你敢不敢”，”要致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改革开放三十年，上上下下，很多人，都在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横流的物欲造成了普遍的狭私心理。这就决定了：如果反抗当局能获得最大的私利，那么，也会考虑。

一旦反抗有果，私欲所驱使，必然将暂时控制的局部社会资源打造成专制小王国。
当然，私欲熏心者终究不是全部。人民是幸逢华盛顿，还是遭遇袁世凯，只有拭目以待。

五、民间道德的黑洞，与日俱增。
诸如”高潮在于互动，射精最好别动””要想发大财，钱从假货来”之类的民谣，读之，脊背发凉。民间道德的黑洞愈来愈大。私下将淫盗之事挂在嘴上，津津乐道，如果社会失控，暂处于权力真空的非常时期，阴暗心理获得了发泄空间，他便很可能为非作歹，甚至聚帮为匪，祸殃一方。

如果反抗者和压迫者处于同一个道德层面上，除了裂土占山和改朝换代，重演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好事”。

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努力改变这一点，民族的前进，只能顺从于惯性，至于是进入佳境，还是再次沉入深渊，都是令人心悬难安的未知数。

这五点，是”民谣品质”所透射出来的主要的不良民意倾向。

分析”民谣情绪”，使人生出了希望。检点”民谣品质”，又使人心头发凉。民主转型的前途难料，令人不安。当下的民谣，虽没出现对民主转型前途予以明确预测的，但可通过”民谣”回首审视历史，站在历史高度展望未来。

在我搜集到的所有民谣中，描述趋利好财之类的民谣，在半数以上。这就透出”六四”以后民主止步不前的玄机：”六四”运动至今，已近二十年，民主运动一直处于低潮，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物质生活的诱惑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很多人淡忘了”六四”的血痕，一心向钱看，民主的细流被物欲的洪浪推到一边。倘若没有这层原因，以”六四”为源流的民主运动恐怕早就汹涌澎湃了。虽如此，”六四”运动点燃的民主火花，始终光彩不灭，并必然会召唤出第二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因为物欲在淡化，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已跌到谷底。

本文首段所引的民谣《奥运来了》，生动地反映出强夺民利、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等问题。近年来，大陆的畸形经济已失去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愈现出颓不可救的病态，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人们的实际购买力普遍徘徊不前，失业率逐年而增，畸形经济的诱惑力迅速减弱，加上人们对”政治”的普遍反感，必然要走进一个转折点，2008年就是一个转折点，从盛世表象褪去到虚弱实质毕现的转折点：2008年之初，乱象即显，中共高层将惊人数量的民脂民膏押在”奥运”筹码上，欲延残喘，然而，2008年上半年接连不断的民变事件，足以说明了，”奥运”这针”兴奋剂”打下去，非但不能止住专制政治能量的急遽流失，反而催化出一些本不剧烈的矛盾。完全借用医学常识来说，就是，一个行将就木不可救药的生命，再打一针兴奋剂，只能使残存能量加速耗尽，提前崩溃。

独裁者必不能久据历史舞台，民主升腾的光芒依稀浮现，此种情况下，更显出推动民主转型的任务之重。对”民谣情绪”彰显出来的民意倾向，以民主思想加以引导，使民主转型之高潮期更快的到来；”民谣品质”所展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人们重视起来，努力做好民主启蒙工作，竭尽所能，以求提高人们的民主素质，医治民众的病态心灵，及早排险。”……专制社会…是怒火累积而成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引燃，爆炸，在硝烟中产生一个新朝代或新时代”（引自本人之《是”疏”还是”堵”》，”看中国”网首发），”新朝代”令人生怖，我们太需要”新时代”了。大陆民主转型已经到了关键时期，知识型民主人士尤应有重荷在肩之感，自动承起历史所予之使命，高瞻未来，深析现状，借鉴历史。

纵观历史，并非只有”民谣情绪”格外激昂时才有巨变。对社会怨怒的沸腾程度而言，”民谣情绪”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如果有这样一个群体，不是候着”民谣情绪”高涨，坐等民变，那么，转型高潮期的运动形式还会表现为自觉主动地坚拒专制，理性从容地奋争民主。当暴力冲动被抗争理性所代替，当”民谣情绪”被革新信念冲淡，当”民谣品质”被民主素质置换，新思想的传播浪潮冲垮了民谣的自发产生机制，民众普遍具备了争民主反专制的自觉性，社会运动才有可能跳出治乱循环，民主转型才有可能进入安全地段。审慎地梳理历史，可以看到，从鸦片战争至今，除了不堪入目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乱象，中国有两次相对比较成功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是辛亥革命前的民主思潮的传播，一是”五四运动”前的思想启蒙（即”新文化运动”）。两次思想启蒙运动固然皆有不足之处，但总体上说，都使转型运动冲破了”民谣情绪”的左右，跳出了谶语示乱的命数，酝酿出了具有正面意义的社会运动，在当下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两次思想启蒙运动的所循之路和所具条件，都很值得借鉴。结合今日形势，试将前辈们的成功条件和启蒙经验作以简述：

一、革新思想的传播主力，须是一个立场接近、处境相若、目标无别、步调统一的群体，可以有组织，也可以没有，但必须保证有一定的人数。

社会心理学有”众从”的概念。”众从”，简而言之，某一群体中，少数人的意见一致，或者相近，坚持而不易，这时，群体中的多数人无论是意见还是行动，都不统一，一盘散沙状，最后，凝聚的少数便很可能影响和改变分散的多数，并引导整个群体。法国社会心理学家S•莫斯科维克等人借助实验手段，证实了”众从”概念的合理性。
清末，赴日留学的中国青年愈来愈多，1904年时一度达到二万多人，其中有很多人都成为民主运动的精英，如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秋瑾、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留日学生普遍响应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国内，通过撰写文章、办报印书等方式，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引领着民主革命的潮流。主张革命的留日学生没有统一组织，但对于这样一个在异国进行革命总动员的大好机会，都格外珍视，甚至用生命去捍卫这样一个历史机遇，1905年，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中国留学生进行革命活动的决定，愤而自杀。留日学生群体成为”众从”概念中的少数。

1916年，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在北大教员陈独秀等人的呐喊声中，年轻学子都被唤醒了，北大礼堂里，日日无止地进行着慷慨激昂的讲演，每每掌声如雷，”新文化运动”在宁静的北大校园里酝酿出”五四运动”的源流，再度形成了”众从”概念中的少数。很快，被新思想激动着的热血青年，冲向社会，掀起了全民运动的浪潮。

比较而言，今朝，参与民主思想启蒙的群体，在形成”众从”之少数的问题上，还有一段距离，如何尽快弥补这段距离，是每个民主人士都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二、文字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工具，既然是呼唤人心的文章，主题鲜明、浅显易懂便很重要，这样的文章固也不能排除引经据典，但不宜多用生僻罕见、艰涩难懂的”术语”。

辛亥革命前的重要思想启蒙著作，有《革命军》等。章士钊对《革命军》这样评道：”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浅直之词”，决定了该书必然拥有极其广泛的读者群。陈天华之《警世钟》《猛回头》等，白话为主，通俗浅显，《警世钟》更以说唱文艺形式出现，一时间，陈文流于江南。

在”五四”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胡适、鲁迅、钱玄同等著名学者将白话文学发扬光大，胡适提倡在白话写作中力行”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言之有物等原则。思想启蒙者们撰写了大量不同体裁的文章，广传于以青年为主体的民众中。
今天固然是白话文时代，但是，却有不少文章用生涩寡见的”术语”堆砌起来，有的还糅以英文和数理化公式，这类文章大约具有非凡的”学术价值”，有资格居于”庙堂之高”，然而，倘放于江湖之远，平民百姓可就欣赏不了了。

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起关键催化作用的思想启蒙运动，如上文说，”都使转型运动冲破了’民谣情绪’的左右，跳出了谶语示乱的命数，”，所以，结果虽也不很令人满意，但终究不再是皇权的转移，而是民权的扩张（暂时性的）。

结束语：

民谣，是民意的浓缩，由不同类型的”民谣情绪”可以看到，批评和愤怒是当下大陆民众情绪的主流，”反抗型”民众的呼声，很有希望唤起”愤怒型”，影响和带动”批评型”，为中国的民主转型造就坚实的推动力。然而，”反抗型”的”民谣情绪”，还未达到应有的流传广度和对立强度。历史处在巨变的前夜，面对”民谣品质”的一系列严重缺陷，民主转型成败难料，令人不安。2008是个转折点，畸形经济的诱惑力迅速减弱，奥运来了，更多的矛盾来了，民主转型的高潮更近了，”民谣情绪”需要引导，”民谣品质”的系列问题也必须面对，为推动民主转型而努力的所有力量，须借鉴历史，加强合作，确立共同目标，适当改变文风，做好民主思想启蒙工作，才有希望使”众从”概念生效，才能冲破”民谣情绪”的左右，跳出谶语示乱的命数，酝酿出具有正面意义的社会运动，最终成功地实现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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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2日完稿

 

奥运会正在北京举行
教书匠逢暑假看得过瘾
我也观过难忘的奥运会
是在高墙铁网的监狱中

那是1992年七八月份
正中国华东的酷暑高温
狱方欢迎犯人观看比赛
为中国欢呼激发改造热情

有中国队的比赛早收工
繁重的劳动因此减轻
娱乐室的电视早早打开
大家陆续来带着小板凳

巴塞罗那遥远而陌生
却出现在监狱的视频
为精彩的开幕式鼓掌
轮椅上的射箭点火太神

为美国的梦之队吸引
许多人崇拜乔丹约翰逊
更为中国队喝彩加油
特别是获双金的邓亚萍

奥运吉祥物考比逗人
可爱得像山羊终是狗种
一个犯人长相有点相似
干部给他考比的昵称

那段时间犯人闹事少了
那段时间干部特别温情
大墙上的月亮特别亮眼
监舍里传出鼓掌和笑声

我终于后来离开监狱
而今自由看北京奥运
我却有网友身陷囹圄
他们有郭飞熊和杜导斌

他们可在狱中看奥运
他们是否有不一样的情形
北京奥运会当然精彩
我却难忘狱中与它的缘分

2008-08-13

● 北京青年杨佳只身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一刀杀死六名警员，此案罕见地引起众多网民同情案犯，足见上海警方滥用警权，民愤极大，当局如不反省，悲剧将无止境。

● 杨佳，28岁，北京人。

甕安事变与杨佳杀警案，比奥运会更吸引国人的眼球。前者发生在中国最贫穷的西部地区的贵州，后者发生在中国最富裕的东部地区的上海，而事件的性质都惊人地相似：官府滥用暴力，导致民众以暴力抗争。

杨佳杀警，民与官的评价有天壤之别.大部分网民誉之为抗暴英雄，认为杨佳的作为与昔日“拿起菜刀闹革命”的中共元帅们异曲同工，结局不同乃是“成王败寇”的缘故也。网民纷纷呼籲为杨佳聘请最好的律师，为其母亲募捐，如果杨佳被处死，还要为之树碑立传。在网上，很少有人同情被杀的那六名员警，以及负伤的五名员警和保安，甚至有很多人为员警被杀害而幸灾乐祸。一边倒的情形是如此触目惊心，以致於某死难员警的遗孀在博客上为死去的丈夫鸣冤。与汹涌的民意相反，上海市公安局的发言人则故意将杨佳妖魔化，渲染其生长在单亲家庭、性格孤僻内向、没有固定的职业等等，似乎杨佳从本质上便是一个“坏人”。而“自告奋勇”地来充当杨佳律师的那个官府的法律顾问，则先於法官就宣告了杨佳“必死”的结局。在他们看来，杨佳不死，不足以震慑后来者。但是，即便杀了杨佳，便可以终止此种以暴易暴的悲剧吗？

一个公认的传统上的好孩子

其实，杨佳既非英雄，亦非魔鬼，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甚至还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在铤而走险杀人之前，他一直都是一个典型的“顺民”。有一名网友感歎说，看了杨佳的博客，才发现他的履历与自己如此相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杨佳”。北京的一家良知稍存的媒体《新京报》，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杨佳的一段“非常旅程”》的文章，给公众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杨佳”的形象。

这篇报导指出，杨佳很看重规则.社区里的草地被人踩出了一条小路。妈妈要走，他不让。妈妈说，“别人都走”。杨佳回答说：“别人都走你就走啊，怎么这么没素质呢。”旁边的邻居听了之后，觉得小夥子懂事。父亲还记得杨佳小时候的一件事：小学时，杨佳和父亲逛书市，父亲随手扔了烟头，杨佳捡回烟头，说父亲不守公德，容易引发火灾。参加户外活动时，杨佳总能准时到集合地。“驴友”对杨佳的印象是客气收敛。户外穿越时，他会把自己背的水给缺水的“驴友”喝。返程公车上，他主动给老年人让座。记者问到杨佳的父亲，觉不觉得杨佳是个好儿子，他回了一句话：“他绝对是一个既懂事又很有礼貌的孩子，而且很懂理又懂法的人。”

在披露了这些关於杨佳的生活细节之后，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不禁发出追问：一个老实人为什么杀人？是的，谁把顺民变成了暴民？迄今为止，在上海警方公佈的“真相”当中，偏偏就是不承认员警在此事件中有错或违法，不承认员警曾经以“偷自行车”为名对杨佳施加过暴力。上海警方丝毫没有从此血腥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谦卑地向公众道歉并整顿警务，却仍然傲慢冷酷、居高临下地发表他们的“一家之言”，并计画投入重金“保护员警的安全”。上海警方还从北京将杨佳的母亲带走，并非法拘押，至今状况不明。儿子犯法，难道母亲也要株连吗？也许正是因为杨佳的母亲知道若干“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内幕，上海警方这才匆匆忙忙地将她与公众和媒体隔绝开来，让其“消音”。上海警方还以“诽谤罪”的罪名逮捕了在网上发佈资讯的杨佳的朋友，此时此刻他们的工作效率倒是相当高，偏偏就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对杨佳的多次投诉均不闻不问、敷衍塞责。这些举动更显示出上海警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心虚来。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便可以成功地恐吓成千上万的网友，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将他们炮制的谎言当作真理，他们就未免太过自信了。上海警方低估了民众的判断力，蔑视了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不是遭遇到巨大的不公，正处於青年好年华的杨佳，为何会不惜以死抗争？颇具法治意识的杨佳当然知道，杀人之后自己倖存的希望极其渺茫。然而，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

真相，人们渴望真相。在真相不能被公佈之前，久为苛政所苦的民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独特的爱与憎。为什么人们将杨佳当作“大侠”看待呢？为什么员警在民众心目中臭不可闻呢？公众有此判断，这个社会显然不正常。员警是公权力的代表，人民对员警普遍的质疑、反感甚至敌视，显示出公权力已经声名狼藉，公权力不仅不能维护公义，反倒大量地制造不公义.於是，有人便选择某种极端的方式来自行实现公义｜｜暴力亦成为不可或缺的选项。难怪一直受到上海警方骚扰的维权律师郑恩宠在文章中描述说，杨佳事件发生之后，若干老百姓遇到他的时候，都非常解气地询问说：“那些被杀的员警当中，有曾经殴打过你的打手吗？”

上海是中国的一个最为“国际化”的大城市，也是一个法治最为败坏的大城市。几年前，我在旅途中经过上海的时候，便享受了上海公安贴身护送乃至恐吓每一个跟我见面的朋友的“优待”，就在我去拜访王元化先生的前夕，他们居然赤裸裸地宣称：“我们不保证你们路上的安全！”以致陪同我前去的一位师长，手书了一份遗书带在身边，申明如发生交通事故，必为秘密员警所为。这样的经历，我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可见上海员警飞扬跋扈到了何种地步！此次杨佳手起刀落，连夺六命，必定让这些傢夥个个夜不能寐。

对中南海诸公的警告

胡温诸公，虽然藏身於中南海的高墙之内，有身怀绝技的“中南海保镖”保驾护航，但在面对杨佳以以及千千万万潜在的杨佳的“快刀”的时候，能不感到毛骨悚然吗？胡温有时候喜欢附庸风雅，不时地背诵几句诗词古文，以显示其“深厚”的文化修养.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读过《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他们是否熟悉唐雎与秦王之间的一段对话｜｜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於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倘若胡温肯屈尊到上海市的看守所中与杨佳来一段对话，我相信必定会与上面的这段对话一样精彩。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是上海的员警，是吴志明与陈良宇，是胡锦涛与温家宝，更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分割与制衡，没有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舆论，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宽松的公共空间，僵硬的权力与蛮横的员警，便可以直接地、肆无忌惮地侵犯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乃至生命安全。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忍辱负重，但总归有忍无可忍的那一天。忍无可忍的结果，当然是玉石俱焚。中国人应当早日告别“顺民｜难民｜｜暴民”的恶性循环的历史，早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除了民众自身的觉醒与自我教育之外，也需要统治者的“自改革”。如果我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今日之中国社会，那就是“天怒人怨”。并不愚蠢的胡温，何以纾解日渐郁积的“天怒人怨”呢？杨佳案是否能够成为让胡温等当政诸君“猛回头”的“警世钟”呢？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1918年2月的一天，甘地收到安娜舒耶朋夫人的来信，告诉他阿赫米达巴德的纺织工人需要他的帮助。这时甘地还在离印度各中心城市遥远的喜码拉雅山下的偏僻小县三巴朗。他1915年刚从南非回到印度，结束了在那里长达21年的非暴力抗争，回国后经过两年的旅行和观察，于1917年选择在三巴朗发动首次非暴力抵抗，为贫穷农民维权。甘地成功的运用非暴力抵抗手段，迫使当局废除实行了近100年的靓青种植“三卡塔制度”，使当地广大农民摆脱剥削和压迫。我在《甘地在1917年》一文中曾对此有过介绍。这是甘地第一次在自己祖国土地上进行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也是印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方法维权成功的第一个案例。

甘地1917年在三巴朗的非暴力抗争针对的是地方政府，要求废除的是一项法律制度，要维护的是农民权益。他1918年要进行的非暴力抗争针对的是强势利益集团，要求废除的是工厂主不合理的工资标准，要维护的是劳工权益。劳资关系紧张的情况，在90年后的中国已普遍存在，劳资关系十分尖锐。我以为甘地的非暴力抗争实践，对中国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三卡塔制度”废除后，三巴朗的贫困并未立即改变，所以甘地打算在三巴朗长住，继续帮助那里的农民建立学校、保护耕牛、普及卫生常识等等。但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安娜舒耶朋夫人请求他赶往阿赫米达巴德的来信。

阿赫米达巴德劳资纠纷的起因，是工厂主试图削减工人的工资。因为在1917年下半年，阿赫米达巴德曾发生严重鼠疫，为使生产照常进行，厂主们特在工人每月23卢比的工资中，每人每天再补贴12安拉到1卢比。疫病结束后，厂主们又决定将占工资总额70%的临时补助费降到20％。按说厂主的做法并无不妥，但问题是此时物价已较疫情前上涨了好几倍，即便继续保留原来的补助费，工人们仍入不敷出。矛盾由此爆发。

到达阿赫米达巴德后，甘地发现自己陷入了二难困境。他是来帮助纺织工人维权的，他在南非的非暴力抗争事迹和刚刚在三巴朗用非暴力抗争方法取得的成功，使纺织工人们对他充满期待，把维权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当地的富商厂主和甘地私交甚笃，有些还是他的好朋友，经常对他的“非暴力抵抗学院”慷慨捐助，事实上甘地回国后把学院选址在沙巴码第，就与这些朋友的帮忙分不开。领导工人抗争的安娜舒耶朋夫人其实也有相似的处境，领头的富商厂主就是她的哥哥。但思虑再三，甘地决计抛却个人恩怨，为劳工说话。

他们的分歧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50％，厂主们只答应增加20％。甘地经过认真调查与再三考虑，提出折衷意见，建议增加35％。在甘地的劝说下，工人们接受了，但资方坚持增加20%，再不肯做出15%的让步。经过多方磋商，组成了一个仲裁委员会，甘地、班克、帕泰尔代表劳工方面，萨拉巴、雅迦培、玛勒代表资方，邀请稽证处处长查费德为仲裁公证人。可是厂方不肯接受仲裁，说：“我们这方面也有保证，我们与工人间的关系，犹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怎能让第三者来参与呢？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为化解工人带来的压力，厂方即于2月22日宣布停工20天，直到3月11日，以为可以用停工迫使工人屈服。但工人们随即宣布以罢工来回报资方的傲慢，劳资双方陷入僵局。

为使罢工运动顺利进行，迫使厂主接受工人的诉求，甘地提出罢工胜利的必要条件：

1、绝不使用暴力；

2、绝不进行破坏；

3、不靠救济度日；

4、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

工人领导理解并接受了甘地提出的条件，把成千上万参与罢工的工人聚集在沙巴码第的一棵大树下，进行罢工宣誓：除非我们的要求被接受，或工厂老板同意提交仲裁，决不复工。

最初2个星期，工人们表现尚好，士气高昂，工人们每天聚集在河边的大树下开会，甘地在演讲中反复提醒工人，要遵守自己的誓言和保持和平与自尊。或者组织工人到市内的街道上游行，高举一面旗帜，上写“决不违言”。但随着时日延长，饥饿的威胁与厂商奸细的活动，动摇了一些工人的决心，他们开始怀疑非暴力抗争能否取得成功。参加集会者日渐稀落，神情沮丧，工人在绝望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愤怒和急噪，极有可能发生暴力。甘地忧心忡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鼓舞工人们的斗志，继续坚持非暴力原则，甘地决定采取新的行动。罢工进入第18天的早上，在工人们例行集会上，甘地忽然觉得自己受到神的启发，脑海里产生了绝食的念头，于是他不知不觉的向工人们宣布：“除非你们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取得协议或全部工人都已离厂，否则我决不接受任何食物。”

甘地的绝食针对的是工人而非工厂主，他以绝食的方式，督促工人们遵守承诺，决不放弃诉求，也决不采用暴力。他实际上是以罢工领导人的身份，对参加非暴力抵抗的工人进行自我约束，凝聚理性的力量。他出乎工人们的意料的绝食，震撼了那些松懈下来的工人，也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继续坚持不懈。当甘地宣布绝食时，安娜舒耶朋夫人等当场流下热泪。在绝食的最初，她和其他工人领袖坚持陪同甘地一起绝食。甘地告诉工人，你们不必绝食，只要遵守自己的誓言就行了。

受甘地的精神感召，工人们恢复了前所未有的勇气，重新聚集在河边的那棵大树下，再次宣誓，表示一定坚持到底。为了把罢工持续下去，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学院”主动雇佣一部分工人干活。在工人们坚持罢工的勇气面前，厂商们也被感动了，事实上甘地的绝食也给工厂主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答应将问题交由仲裁委员会解决。这样，在甘地绝食的第三天，罢工结束。持续21天的阿赫米达巴德的纺织工人罢工，达到预期目的，甘地也恢复了进食。罢工结束时，工人们聚积在第一次开会发誓的那大树下，举行庆祝大会。工厂主们为表示和解，也预先定制了大量糖果，拿到河边分发给工人。为了纪念这次非暴力抗争，沙巴码第河边的那棵大树，后来就被人们称作“发誓树”。

阿赫米达巴德纺织工人90年前的这次罢工，对我们有许多重要启示。首先工人们以和平的方式维权，保持理性，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事实上当人们面对强权时，选择暴力是最容易的，如不是甘地以绝食来约束，工人们很可能就选择了使用暴力。通常情况下，暴力引发暴力，理性召唤理性。强权本身是一种暴力，如果再以暴力对抗，必然发生恶果。如果采用温和、理性的方式，也能够引导强势集团选择理性的方式，或者使他们恢复理性。其次，任何形式的对抗，最后必须归结为法律对抗。甘地介入罢工运动后，首先采用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组成仲裁委员会，以协商方式，将纠纷提交仲裁，只是在工厂主们拒绝仲裁时，才发动工人罢工。而罢工的诉求之一，仍是要求工厂主们同意仲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印度的英国执政当局，并未把阿赫米达巴德纺织工人的罢工当作群体性事件，或发动舆论攻势，恐吓工人，或封锁新闻，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或与富商勾结起来，以高压手段威逼，出动军警，暴力镇压，或秋后算帐，逮捕工人领袖，给甘地等人扣上“一小撮坏人煽动闹事”的大帽子等等。工人们保持理性，拒绝暴力，更重要的是政府也要保持理性，拒绝暴力，这才是工人维权取得成功的关键。

2008-7-10

张艺谋及北京奥组委所犯下的这个政治错误，就是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公然演出了击缶，而且是千人击缶，而且是将其作为开幕式从倒计时到正式开演的第一个节目、第一个所谓中国文化元素推出的，不但让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在各国来宾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丢了大脸，而且污辱了中国的国格。

这并不是给张艺谋和奥组委扣帽子。

先来说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击缶是什么意思。

缶就是瓦罐瓦盆，在先古时期本来并不是乐器，后来成为一种最低级的乐器。中国古乐器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土就是陶类乐器，有埙、陶笛、陶鼓等，缶甚至都不能正式入其类，可见地位之低。

长期以来，“击缶”或者说“鼓盆”，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主要涵义：一是下层人民最下等的娱乐，二是葬礼场合表示悲伤的礼节。

从第一个意思说，据《墨子。三辩》中记载：“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殓冬藏，息于瓴缶之乐。”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击缶”“鼓盆”只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娱乐。到汉代，桓宽《盐铁论。散不足》载：“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击缶这种娱乐形式逐渐式微，大概只有叫花子要饭时的特殊表演形式——敲钵，还能略见当年下层社会人民击缶之遗韵了。

从第二个意思说，《周易。离》九三爻辞载：“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意思是说，在太阳西沉时的光辉下，不叩击瓦器而歌唱，那么垂暮老人会嗟叹的，这是一个凶兆。这反映了当时一个民间习俗：对即将去世的老人，人们要鼓缶唱歌，以安抚老人，祝愿将死者顺风顺路。战国时期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则进一步将鼓盆走向丧礼。这个习俗一直流传下来，北齐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宋代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载：“闻有鼓盆之戚，不易派遣。”在元、明、清的文学作品中，“鼓盆歌”、“鼓盆悲”、“鼓盆之戚”之说，更为常见。这一习俗流传至今，即今天许多农村的丧葬仪式中，那个孝子出殡时的摔瓦盆。

由于缶这个乐器具有上述两个特点，因此它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很多政治角色，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也因此而流传至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战国时的“渑池会”：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於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 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於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这个故事的政治要害，是秦王强迫赵王为其弹瑟，并命史官记录下来以辱赵王，蔺相如遂以血溅五步逼秦王击缶，相应地使秦王的身份更降一级，以回击赵王鼓瑟之辱。

经由这个著名的故事，缶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意味着什么，一目了然：它已经从最低级的乐器和丧葬仪式中的特殊礼节，演变为一个包涵政治上屈辱敌手和对方的、完全政治化的器具。

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击缶纳入奥运会开幕式，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有政治涵义在其中的。

其次，我要说张艺谋和北京奥组委有意为之。

“渑池会”这个载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故事，长久以来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不但在民间广为传播，而且是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中国人所应具备的一般文化常识。张艺谋和奥组委某些人即使不了解击缶的原本意义，但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不可能不知道击缶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出现代表了什么政治意涵。

特别是，开幕式中的所谓击缶，那个道具并不是缶，如果要说更像什么，从形体和声音效果来看，说是鼓更合适一些。张艺谋完全可以用“击鼓而歌”来作为这个节目的名字，但他却独出心裁地非得将其命名为缶，可见是有意为之。

当年蔺相如为使秦王击缶，不惜血溅秦王，以死相逼，才达到一雪国耻的目的。今天，身为中国人的张艺谋，国家对其不薄，甚至将奥运会开幕式导演这一重任委托于他，他竟然趁此机会，上下其手，打着张扬中国文化元素的幌子，花着国家和人民的银子，将古人必须以死相拼的一雪国耻的行为，移花接木、堂而皇之地搬演到如此重要的场合，以自辱国家与国人，其心可诛，其过难恕。

但是负责开幕式审查的奥组委负责官员也难辞其咎。对于这样一个严重但并不高深的常识性错误，他们竟然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予以放行，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不要告诉我你们不知道渑池会的故事，也不要告诉我你们是受了张某人的忽悠。

张艺谋的居心叵测，加上奥组委某些人的失职，终于使中国领导人在世界近百个国家首脑面前蒙羞，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受辱。历史将永远记载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这一刻，中国人以击缶向全世界自表是一个贱民，中国这个国家已经行将就木。

这样一个重大政治事故，本不该发生，但竟然发生了。即使我们不去追索更深远的原由，但对张艺谋和奥组委某些官员进行必要的处分，是必须为之的。否则，难谢天下。

对张导操刀的开幕式，本来就不抱奢望，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那八分钟已经倒了胃口。可是，几乎全给弄成人海战术兼整齐划一的兵马俑阵势。这倒没料到，尽管开幕前一个多小时在博客留言，赌他一准用上“兵马俑战术”，但也只是玩笑话。开场后，发现居然真个如此。

开头那缶阵，就象极了兵马俑阵势——众多人组成的矩阵。但此时还是想：这可是奥运会开幕式，不至于全都象《满城都带黄金甲》里那样玩布阵吧？！接着往下看，每个场景竟全是矩阵的不同变换，有些矩阵酷似麻将，看到它们，有点怀疑麻将国粹是不是也起了激发设计灵感的作用。

整个开幕式表演显然也不乏借鉴。缶阵而歌就很容易叫人想起雅典奥运会开头的击鼓。可是，一个在山岭之巅、旷野之中，另一个在划定的圈内；山巅、旷野的鼓声如同远古传来，悲壮、激越，充满历史的沧桑感，场子内的击缶，除了以人数众多的大阵势展示出一种早已失传的乐器，除了令人惊叹于乐器的精致和场面的豪奢，实在说不上精神的震撼力。

后面的画卷出现，的确很费了些心思，表演起来也很不容易，这肯定超出了张导弄“黄金甲”那几板斧。依我看，是整个开幕式中最有创意、最具历史文化韵味的一笔。但再好的创意，也要用得是地方，经不住到处乱用。张导不理会这一点，之后几乎所有场景，管它合适不合适，都铺陈在画卷上，连海上航行也没能例外，然而一个矩形长卷留置中心，航行于大海中本该具有的壮阔无垠感还能有吗？可惜了划浆人的精湛表现！——好端端一个创意，非要让张导设计成把所有景物统统给框住，直叫我想起如来佛的手掌心。

把好创意用滥，暴露了想像力的贫乏。由此导致的捉襟见肘，特别表现在对这次所承诺的奥运理念的处理上。

要人文奥运吗？好，给你们个集体读经。一个个高冠束发的人端坐地上，组成矩阵，他们面无表情，口中念念有词，念的什么，没人能听清，这既滑稽又很具催人入眠功夫的场景偏偏还特别长，折磨得首脑席上的人们有的打起瞌睡来，有的一脸茫然——普京是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就更多了……

要绿色奥运吗？行，给你们个绿色矩阵。可昏暗中，那绿色忽闪忽闪的，叫人有点头皮发麻……

要展示现代吗？利用声光电技术呈现出一个蓝色星球，这还算不错。但那数千人打太极拳的场景就太幽默了点，禁不住让人想起现代官场，比方说，遇上麻烦事，部门间一些惯用手法可真是深得太极推掌之精髓。

平心而论，这个开幕式很费工夫。一万多人，个个要根据变化阵式的需要精确无误地做设计所要求的动作，天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来训练。然而，过于的程式化使其匠气十足，缺乏朴实自然的美感；场面大但掩不住精神上的小气——拼命要显示什么，证明什么，露出的却是华丽的苍白、热闹的空虚。

作为电影导演，张导的开幕式设计也没能避免现在我国不少导演的毛病：目无观众，自我陶醉于一些莫测高深、故弄玄虚的招数。但奥运会开幕式应该使世界上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观众都能容易看懂，没有理解障碍。可那些试图展示历史贡献和现代成就的场面，把许多老外看得云里雾里，二昏二昏的，连聪明绝顶的普京也看得一脸茫然、皱紧了眉头。不过，精神大一统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政治特征却浸透了开幕式表演的全过程。这一点，恐怕老外也看得明白。

说精神大一统，我不是指那些场面要表现它，而是指这种精神就贯穿在每个场景及场景变化中，先后出场的上万人在整个开幕式中的角色特别显现出了这种一统精神：他们在张导选中要表现的那些符号上不过当了回动作准确如机器人般的无个性原子。

这也许是《英雄》导演的思维定势，没办法的；也许本来就负有使命，要借开幕式向全球展现这种“中华价值”，果真这样，非如此不可，他更没办法了。

就开幕式，本不想说什么，可媒体专拣好听的说，最终还是忍不住。

不过，出场式上安排五大洲的表演队，这个主意很棒。最具感染力的，要数热情似火的非洲击鼓。可惜镜头少了点。

2008-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