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的中国(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贫富分化加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贫富分化加剧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是好得很,还是好个屁?

“好”派、”屁”派争了30年,前后总共发生过三次激辩。总的说来,”好”派是高开低走,”屁”派则低开高走,目前”好”派在官方传媒、主流话语中尚占优势,”屁”派在互联网与民间舆论中领有人气,而民情、民意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形势发展对”好”派不利。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原因之一,是为改革开放辩护的”好”派不敢正视30年来中国发生过两场而不是一场改革,两场改革之间又发生过重大断裂这一基本事实。面对民众质疑,只是一味重复”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一类陈词滥调,避实就虚,苍白无力,形成了新的”党八股”,也可称改革”新八股”。

文革与改革:一字之差

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30年来中国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离开这一事件,不能解释这个30年中国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势。

这一事件直接后果是:邓、胡、赵三架马车最终解体,1977年以来历时12年的第一场改革就此结束;此后出现三年徘徊、甚至倒退,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为起点,中国进入第二场改革;重启改革之初衷,也在于邓小平急欲打破这一风波造成的国内局势之恶化,国外发生西方七国政治、经济、军事制裁。

两场改革在时代背景、动力结构、目标承诺等重大方面出现断裂,型塑今日之中国者,”好得很”也罢,”好个屁”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相关,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连。

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一个历史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昭示人间中国这场巨大变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只能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而不是其它词句。

毛泽东去世时天怨人怒,但他得罪最多的阶层是中共高级干部与知识分子,犹以前者为甚。

文革十年,可谓”官不聊生”的”十年”,从这里积累起变文革为改革的有效动力。知识分子数十年不断遭到羞辱,也在文革中发展到顶峰。这两个阶层的”握手”,提供了第一场改革的原初动力。而人数最多、受压最深的农民,对变革的响应最为热烈,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农民是第一场改革最为普遍的受益者。城市工人以及大多数政府官吏是计划经济时代相对上述阶层,所得大于所失,对改革持观望态度。

以文革为背景,第一场改革的目标承诺也是双重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文革惨祸不能再次发生;经济体制必须改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中共的幸运是文革后百官凋零,居然还剩下一个邓,没有被最终打倒;邓的幸运在于他的左膀右臂,他选对了人:胡耀邦有火焰般的激情,赵紫阳有冰雪般的聪明,可谓性格互补,天作之合。

数十年极左路线统治,社会满目疮痍,人的精神世界受到更大创伤,党内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每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心理阴霾,唯独胡耀邦是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惟有他能把这个民族历尽沧桑所剩无己的道德残余重新凝聚起来。

如果要寻找八十年代社会风貌的人格烙印,非胡耀邦莫属。而他在1986年底遭受不公正打击,黯然出局,则暴露出和文革仅一字之别的第一场改革从文革背景下脱颖而出,也埋有文革体制的深重隐患,最终被后者吞没。

第一场改革之隐患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反复曲折,来回拉锯。凡是派被击溃后,党内很快出现还原派与改革派的新分野,还原派要求恢复文革前十七年计划经济权威,限定经济体制改革范围。改革派则力图突破十七年,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双方拉锯,左右徘徊,一波三折, “市场经济”四个字始终没有登堂入室,堂堂正正出现在中共纲领性文件。

胡耀邦1983年第一次出现政治危机,就在于无意中触动了还原派保守的经济预计与发展模式。

第二:政治体制虽提出改革,迟迟未变。毛泽东用来搞文革和邓小平用来搞改革的,都是同一个体制:它只是改变其运作方向,就算反向运行,也是带病运行,带着巨大隐患反向运行。

1980年邓小平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邓小平催促赵紫阳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他自己亦曾多次总结文革体制性原因,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甚至说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然而,从毛泽东”个人独裁”到党内”元老共和”,集权范围有所扩大,但基本性质未变。文革前夕造成毛、刘政治冲突的制度性隐患–所谓”一线”、”二线”分工制,在改革时期也再次出现,造成1987年重大危机,乃至1989年全局性动荡。1977年胡耀邦复出,做得最多也是最得人心的是平反冤假错案,要把”文革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十年之后,1987年年初他走出那个”生活会”,结果是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

陈破空:是中共的奥运,不是人民的奥运

2008年8月8日晚8时,北京奥运会终于在奥运主体场馆“鸟巢”开幕。盛大,宏大,巨大,这是京奥开幕式呈现给世人的最初印象。这场耗资1至3亿美元的开幕式,成为百年奥运史上最昂贵的开幕式,极尽铺张、奢侈和浪费。据说,当晚所施放的焰火,竟是历届奥运会开幕式总和的4倍!

京奥开幕式当晚,出现若干“状况”:过程太长,从8月8日拖到8月9日,创下奥运史意外,成为一大败笔;鸟巢通风不畅,现场竟有500多人中暑送医;当天,北京空气污染指数高达94,被国际奥委会指为“接近危险指数”。

京奥开幕式,最初曾赢得一些外国媒体和政要的称赞。然而,中国民众本身,却并不满意。代表民意的国内网友,包括官办《人民网》属下的“强国论坛”网友,大多表示失望和不满,他们沉痛批评道:京奥开幕式,缺少主题,内容空洞,沉闷,乏味,冗长,既没有展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体现出世界性和时代感。

身为“政协委员”的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为权贵谋,灵魂尽失,以至于,江郎才尽,黔驴技穷。

开幕式之后,更多丑闻被揭露出来:一曲“感人的”《歌唱祖国》,9岁女孩林妙可竟是假唱,真唱者是幕后7岁女孩杨沛宜。音乐总监解释:如此安排,是因为杨沛宜不如林妙可形象可爱。按照文明国际准则,这位音乐总监的理由,已然构成赤裸裸的歧视。

除鸟巢上空是真实焰火之外,鸟巢内观众通过大屏幕看到的京城28处焰火,竟是事先由电脑制作的三维视频,以假乱真。另外,京奥主题歌《我和你》的乐谱,也涉嫌抄袭瑞士音乐《天堂之路》。

开幕式当晚,北京街头肃静得出奇,与鸟巢内的热烈气氛形成截然对照,也与历届奥运会在他国举办时,主办城市的热闹、喧嚣和狂欢,形成鲜明对照。原来,中共军警早已把民众隔绝在从外围到中心的京城四道封锁线之外,不得接近。

京城外奥运火炬传递的最后一段,是在经历大地震的四川进行。在成都,当局选择于人烟稀少的郊外新区传递火炬,经过层层筛选,从政府机关和企业拼凑出10万人,扮演“民众”,出动警力则高达20万;在绵阳,火炬传递改为火炬展示,仅在绵阳九州体育馆匆匆亮相(自然,“观众”又是“演员”)。满怀期待的四川普通民众,竟不能目睹火炬传递,难免大失所望。

原来,当局害怕在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而失去孩子的家长们出来抗议,故意出此下策。中国民众,被排除在北京奥运之外。这是中共的奥运,不是人民的奥运。

京奥开幕前夕,媒体曾报道有民众在北京“漏夜排队”、“抢购奥运门票”。北京居民披露:所谓“漏夜排队”,不过是当局筛选和安排的人马,都是“群众演员”,没有门路的普通民众,都被警方“巧妙地”排除在队列之外。有道是:没有军队和警察,中共一天也活不下去。如今,又可谓:没有演员和道具,中共一天也活不下去。

当局曾宣布,700余万张奥运门票全部售罄,然而,进入奥运赛事后,所有场馆均呈现大片空座位!面对如此奇景,谁还不明白:当局为了所谓“安全”,宁愿让半数座位成空!对照上届雅典奥运会94%的入座率,北京奥运,再度创下奥运纪录:空座位纪录!

为了营造“盛世”氛围,中共当局邀请众多外国政要,出席京奥开幕式。唐朝鼎盛,万邦来朝,那是友邦出于意愿,顺道前往先进的大唐学习取经;如今,80国政要前往北京,却是中共当局极力游说、并不惜以国家利益和主权相交换的结果:签订“东海协议”,换取日本首相出席;认可“边界划定”,换取俄国总理出席;签订大宗采购合同,换取法国总统出席;购进大量次贷债务,换取美国总统出席……百年奥运,为雪国耻;然而,奥运百年,国耻依旧深重!

北京奥运开幕式,就是中国问题的完整呈现:虚假,腐败,独裁。丑闻满天,洋相出尽。难怪,连鸟巢本身的设计者艾未未(红色诗人艾青之子)都拒绝出席京奥开幕式,理由是:中共统治近60年,中国依然是极权国家,他耻与为伍。

北京奥运开幕当天,中国股市暴跌,跌幅近5%;周末休市两天后,8月11日,星期一,股市再度暴跌,跌幅超过5%,上海股票指数跌穿2500点大关。这证明,北京奥运,带给中国经济的,不是利多,而是利空。这与中共当局不惜血本办奥运,相得益彰。

奥运开幕后,中国政府极力制造歌舞升平的假象,竟几乎没有向国内民众报道若干严重事件:8月9日,一名中国男子因不满社会,袭击参加京奥的美国男排教练家属,酿成1死2伤,该男子行凶后,自己也跳楼身亡;8月10日,新疆库车县发生系列爆炸,维吾尔人攻打当地公安局,造成11人死亡1人受伤;8月12日,新疆喀什,三名中共保安被人杀死。在此之前,奥运开幕前4天,维吾尔人在喀什突袭中共兵营,杀死16名中共军警。迹象表明,奥运开幕后,维吾尔人与中共之间的暴力冲突有增无减。

爱默生与梭罗: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故居、日记

在细雨中走出爱默生故居的时候,一个问题如眼前的雨丝一样缠绕着我的心绪。以我的观念,这座房子,无论如何应该有梭罗的一个位置,这不仅是他曾前后两次、长达两年多时间住在这座房子中,为前往欧洲游学的爱默生看守家园,呵护家人,而且《瓦尔登湖》的写作与修改也曾在这座房子里进行。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座房子对梭罗而言堪称精神的家园,但现在的梭罗却被他的家园放逐了。

这座建于十九世纪初的房子,方方正正,典型的乔治时代的木制建筑。双层,对称的八个大房间,爱默生与第二任妻子莉迪安生活的一切在这里详尽陈列,还有终生未嫁的大女儿的画像及卧室也都如昨,当年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俱乐部”也以小圆桌为中心体现了出来。我在参观时纳闷,为什么不给梭罗一个位置?当年梭罗在这座房子里为爱默生当管家时,住在哪一个房间?通过翻译传达到年老的讲解员耳朵里,没有想到她竟定神地看了我一眼,似乎眼前这个东方人触及到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她没有笑,却有些俏皮地告诉我:“也许是住在阁楼上吧。”我走到庭院,回望了房子的屋顶,没有尖顶,没有天窗,屋顶的斜度不高呀,如何住人?

也许梭罗上到阁楼便躺着?但梭罗分明喜爱在大自然中散步。

我回国后曾在上海停留了几天,那日参观过上海博物馆,独自去逛南京路,经一家书店,见到梭罗的《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旧书新出,徐迟翻译,便又买了一本。其实我的书架上已有这本书,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译者也是徐迟,但一时不在手头。对于《瓦尔登湖》这样的书有两个版本自然不算多,而我主要是想早点翻阅,果然,证实了第一次阅读时留下的印象,这本书中提到了诸多的先圣与哲人凡一百八十余人,但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爱默生”三个字,不说爱默生对梭罗的种种扶持与帮助,不说爱默生与梭罗的友谊,仅就这本书而言:爱默生允许他梭罗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座小屋远离尘世地进行观察与实践(因为是爱默生的土地,梭罗还可免交土地税。其实,在这之前,梭罗便梦想到林肯的弗林特湖畔生活,但土地的所有者拒绝梭罗构建木屋),同时也为他写作与修改《瓦尔登湖》提供了条件,而梭罗在他的书中对爱默生却是水过无痕!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轻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梭罗:《瓦尔登湖》)

借来的斧头,说了,土地呢?好像是他自家的,想盖房便盖房,想砍树便砍树,其实这一切都是爱默生的赐予,而梭罗却是缄口不言。那时的爱默生已是大名鼎鼎了吧,他1837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美国学者”,震动了思想文化界,被称为美国思想与文学的“独立宣言”,纵是当时在哈佛读书的梭罗没到现场听过这个演讲,也完全明白爱默生在美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地位与影响了,按常理,在这里提一下爱默生,那是他的光荣,甚至按照西方人的习惯,这本书完全可以题上“献给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但梭罗是不按习惯生活、不按常理出牌之人。

我想从梭罗的其他著作中寻找有关爱默生的只言片语:

10月22日,“现在你在做什么?”他问,“你写日记吗?”于是我今天就动笔写。

据专家研究,这是梭罗的第一篇日记,起问者便是爱默生,实际上爱默生不仅仅是问,而是告诫他要写日记,告诫的内容梭罗忽略不记,就是发问人也为代指,“他问”,一开始便是那么的吝啬而乏敬意。1837年的梭罗只不过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孺子呢。

这天的日记中下面的一段更是重要:

为了独处,我发现有必要逃避现有的一切——我逃避我自己。我怎么能在罗马皇帝装满镜子的居室里独处呢?我要找一个阁楼。一定不要去打搅那里的蜘蛛,根本不用打扫地板,也不用归置里面的破烂东西。(《梭罗日记》第2页)

这几乎是梭罗四十四岁短暂生命的自我画像,而且简直是一锤定音(型),爱默生就没有发现?

终于读到了爱默生的名字了。那是梭罗刚刚在瓦尔登湖畔小屋住厌倦了,回到了康科德城的1847年,这时的爱默生又远行英伦,眼前的这座房子以及住在房子里的人都交给了梭罗照管。梭罗就像主人一样在这座房子里写作与生活,也还做些测量土地的活儿,将爱默生家的地产量了个一清二楚(我在康科德公共图书馆见过梭罗使用过的测量仪器、见过他为爱默生的地产手绘的图纸),并且继续记日记。这一年,在留存下来的几页日记中,梭罗先是将爱默生深受其影响的两个英国人戏谑了一番,说:“卡莱尔身为学者,怀着对人类的同情,从事着诚挚、忠实而英勇无畏的工作……卡莱尔的才华也许完全等同于他的天赋。”算是承认他的才华,虽然是上天赋予的,而对华兹华斯则更不客气,说他“才力微弱,不像毋庸置疑的和不屈不挠的天才那么伟大和令人钦佩……他想要实现一切勇敢和过得去的人生,最后心怀希望死去。”现在轮到爱默生了,也终于有了爱默生的名字和头衔:

爱默生也是评论家、诗人、哲学家,他所具有的才华不那么显眼,似乎不能胜任他的工作;可他的领域还在扩展,所要完成的工作越发艰巨,过的是远比别人紧张的生活;设法去实现一种神圣的生活;他的挚爱和才智得到同样的发展。假如再前进一步的话,一个新的天国便向他敞开大门。爱、友情、宗教、诗歌和神灵都与他亲密无间。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更加斑斓的色彩,更具观察力、更加敏锐的知觉;不那么强壮、灵活,却在自己的领域里脚踏实地;信仰坚定,一个评判众人的法官。找不到像他这样全面的对人对事的评论家,找不到像他这样值得信任和信仰坚定的人。在他的身上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实现了人的崇高品质。他是一个无条件赞美神明的诗人评论家。(《梭罗日记》第43~44页)

对于这个不那么好把握的语无伦次式的评价,读者诸君自有理解。依我之见,他给爱默生戴了那么多帽子,无非是想说这样的一句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他还在自不量力地扩张,真是活得太累,那些个完人与圣人式的赞美,便只有某种反讽的意味了。

二、长者、导师、教练

爱默生结识梭罗算是他的幸运年。1837年,他的《论自然》刚出版,他的“美国学者”的演讲引发了美国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运动,他与莉迪安的第一个儿子也降生到人世,这个幸运也许还应该加上有了梭罗,“这个男孩说的每一句话都使得他非常愉快”。蛰居康科德小镇的爱默生喜爱散步,习惯手杖,柱着手杖散步的爱默生思考着他的超验主义。在他们认识后不久,两人做了一次远程的步行,爱默生抛开了手杖,一直走到当地最高的山崖,一览萨德伯里河谷壮丽的景观:“天气很暖,愉快,薄雾绵绵,整个山川好似个露天大剧场,沉醉于欢乐之中。乌鸦的啼鸣仿佛在空气中的每一个尘埃上回荡。”爱默生写日记,喜乐之情溢于言表。爱默生阅读梭罗,梭罗也阅读着爱默生,《论自然》这部体现了超验主义哲学全部雏形的著作,梭罗一时着迷,据说是连读了两遍。从这里,他走近了爱默生,走进了爱默生的生活圈子,走入了“超验主义俱乐部”。

我在访问康科德公共图书馆时,看到了好些优秀的美术作品,其中有爱默生与梭罗的雕塑与油画,陪同参观的聂茸副馆长告诉我,梭罗个头中等,爱默生的块头很大,但他们的肩膀都向两侧倾斜,很像,同时,两人都拥有高挺的鼻子,梭罗的眼睛最为引人注目,又大又深,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爱默生走路喜用手杖,梭罗却是两眼盯着地上,注视着那些落叶、花朵或印第安人的箭头。她说,不少的书中都描写到他们这些长相上的特点,因而有人说,梭罗既不是爱默生的儿子又不是兄弟,但又似乎两者兼而有之。我想,这大概并不是完全指他们的相貌吧,或许更多的是指爱默生与梭罗的精神史和生活史?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爱默生对梭罗爱才如子,常常不等那位刚满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开口,便忍不住将扶持的手搭了过去。梭罗大学毕业,成绩本为平平,但爱默生认为此后生才华横溢,便写了信给哈佛的总裁(校长)昆西,隆重推荐。昆西自然相信爱默生,梭罗也便有了二十五美元的奖学金(那时年薪五十美元为正常收入,梭罗在瓦尔登湖造屋全部的费用为:二十八点一二五美元,他在瓦尔登湖一年种植玉米、土豆和萝卜等总收入为二十三点四四美元)。大学毕业后的梭罗求职未果,便自办一所小型的私立小学,爱默生赶去看看,说不行,便说服梭罗的母校康科德学院接管了那所刚创办的小学,梭罗与他的哥哥约翰同时进入学院任教。《日晷》是超验主义者的刊物,一段时间为爱默生的女友玛格丽特。富勒主编,梭罗一再投稿,虽然富勒也认识梭罗,但她认为梭罗的诗写得不好,不予发表,爱默生又接过来看看,经他的手一改一删,便顺利地通过了。这还不算,爱默生还亲自操刀配上一段按语:“我的亨利。梭罗将成为这个社交聚会的大诗人,并且总有一天会成为所有社交聚会的大诗人。”在爱默生的关照下,梭罗在总共十六期的《日晷》上发表了诗歌、随笔与译文达三十一篇之多。到了1843年,梭罗失恋,继而又失去哥哥,痛不欲生,爱默生为了让他摆脱抑郁的心情,介绍他到居住在曼哈顿的哥哥威廉。爱默生家当家庭教师,并引荐其进入纽约的文学圈,可是梭罗对纽约没有好感,“这地方比我想像的还糟一千倍”,只在那儿呆了半年多一点,便悄然打道回府。爱默生见之,没有半句责备,反而为其开脱,说“这种叛逆精神,多像他的兄弟”。至于爱默生在1841年至1843年、1847年至1848年先后两次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在前往欧洲游学期间,将家园与家人都托付与他;至于作为超验主义领袖在思想与观念上对梭罗的灌输与影响,包括允许使用瓦尔登湖的土地等等,那就自不必说了。

同时代有个叫阿尔比的人,对他们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情景,作过如是的描述:

他与爱默生在一起很自在,整个下午和傍晚他都在那儿。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在火炉边。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这个家庭的一员。爱默生不断听从梭罗的意见,似乎期待着梭罗的观点,总是准备对他否定性的、尖刻的批评抱以微微的一笑,特别是关于教育和教育制度方面。爱默生总是为哈佛辩护,说自己十四岁就进那里学习了。这引起梭罗的愤怒,他认为哈佛的教程没有任何益处。而爱默生似乎有意说这些去挑起梭罗的怒火,并以此为乐。提到剑桥的课程时,爱默生随口说,那里讲授几乎所有的学科和分支。梭罗抓住一点机会反驳:“对!的确是这样,所有的分支,没有一点跟学科有关。”对此,爱默生抱以由衷的大笑。晚上,梭罗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孩子们身上,一直在篝火上烤玉米。

如此这般的关系,何止是父子和兄弟,简直还是精神的导师与生活的教练。

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爱默生只是一味地从长者的角度、导师的角度、教练的角度来关怀着扶持着信任着期望着梭罗,但是他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那就是梭罗是不是需要这一切!尤其是爱默生忘记自己对梭罗最为欣赏的叛逆精神,而且是一个孤独的叛逆者,叛逆社会、叛逆当局、叛逆世俗、叛逆世人,难道就不叛逆你爱默生?

美国学者斯蒂芬。哈恩在分析爱默生与梭罗的关系时,说:“无论是就个人而言还是按理智行事,梭罗对爱默生的态度都近似于这样一种感觉:不咬喂食的那只手——即使咬也至少不那么明显。”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梭罗与爱默生并未发生“正面交锋”。诚如上述那段具体的描述所显示,梭罗对爱默生的叛逆是以忍让的方式出现,还包括沉默的方式,爱默生忽视或忽略了梭罗的忍让与沉默,或将梭罗的忍让与沉默视为接受的信息。所以,爱默生心安理得地称“我的亨利。梭罗”。

三、“敌人”、“毒箭”、“榆树枝”

直到爱默生第二次从欧洲游学归来,梭罗的叛逆精神才强烈显露出来,两人的关系趋于淡漠且一度抵达紧张的程度。研究者分析,有三个原因导致了这种公开化,一是将近一年的时间,爱默生在欧洲,梭罗在他的家,和他的妻子与孩子们都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梭罗“似乎已经习惯了呆在爱默生家里,爱默生的归来一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另一个原因是梭罗不赞成爱默生的英国之行,尤其不同意他对英国世俗的赞美;再就是梭罗的名气与声望渐长,但有人指称他不过是爱默生的影子与追随者。

因为在人家家里呆惯了而排斥真正的主人,于情与于理都不合。这还只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梭罗一直在感情上默默地眷恋着比他大了十六岁的爱默生的第二任妻子莉迪安。早在1841年,梭罗在曼哈顿当家庭教师时,便不时从纽约给莉迪安寄信,那些字迹潦草如天书的信,字里行间无不玄妙含情,而梭罗包罗万象的日记中,也有不少暗指莉迪安的段落。他似乎在用某种复杂却又未完全明白的方式爱恋着莉迪安。“别的人是我的亲人,是我的相识,但你是我的。”他在爱默生游学英国时的日记中写道:“你属于我,我也属于你。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结束,你又从哪里开始——你我生命的交接之处是如此的和谐。”这些事情,爱默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虽然每人有爱的权力,梭罗对莉迪安的爱,也并不表示乱伦,况且那时,爱默生与小他十几岁的玛格丽特。富勒也有着某种暧昧的关系,所以,理性分析爱默生不致嫉妒,但在潜意识中呢?因为我回家让你不习惯,这就更显得荒唐了,长者、导师、教练如爱默生者,也是无法容忍的。爱默生在英国期间,自然是不断地给美国的家人与朋友写信的,这些信件的来往者,自然也包括梭罗,由于爱默生在信中有不少地方对英国工业文明持赞美之词,梭罗不能接受,信中对爱默生所赞美的英国成就、物质文明、蒸汽机、速度及言论自由、书籍等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对爱默生在这一切东西面前的热忱与赞美表示了轻蔑,甚至在有的信件中,梭罗在身份上有些错位,错将爱默生赋予他家庭一员的位置看成了自己真实的位置,而对远在英伦的主人,使用着尖刻且带有防御性的语言。至于影子与追随者的问题,实际上一开始,梭罗便不想成为爱默生的影子,也不希望自己仅成为他的追随者,他有一整套生活与人生的理念,即使在日记这样私人化的介质中,也不承认爱默生对他的影响。他的第一篇日记中便是不想将这个影子带进去的明证,途中还会时不时地擦去追随的痕迹,只是因为碍着“那只喂食的手”,才没有反咬过去,但当那种一直担心、防备并不想承认的事情在自己出名之后却被人提起,梭罗的叛逆甚至愤怒的情绪就可想而知了。

仅仅这些原因,足可以导致两人原有关系破裂与现存关系的紧张,而由于梭罗神经质的性格,在他这一面表示得可能就更为明显了。1849年,梭罗的《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出版,这本书销量极差,而爱默生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宽厚和热忱,甚至对此书的缺点进行了一些荒唐的批评。梭罗被弄懵了:“我写了一本书,并请我的朋友提出批评,结果除了一篇赞词之外我什么也没听到——后来朋友和我疏远了,我又因为书中的缺点被贬得一无是处。”所谓的赞词指的是友谊破裂之前的事情,“当我的朋友还是我朋友的时候,他只是恭维我,我从来听不到半点真相——而当他成为我的敌人时,他却把真相附在毒箭上向我射来”。虽然梭罗在这里还是没有点爱默生的名,但言辞已激烈到“敌人”、“毒箭”这样的程度了。爱默生当然也有颇具伤害性的话:“说到友情,梭罗和我是不同类型的人。我宁愿抓一根榆树枝,也不愿意去挽梭罗的手臂。”并且调侃道:“梭罗没有食欲实在是件不幸的事,他既不吃也不喝。一个分不清冰淇淋和白菜的味道、连白酒或啤酒都没尝过一口的人,你还指望和他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如果以1849年为界点,爱默生与梭罗的友谊(起码在爱默生与外人看来)持续了十二年,关系紧张的时间却多出了两年,直至梭罗英年早逝(1862年)。不过,就是在友谊趋于淡漠、关系出现紧张的期间,他们还有接触,有交往,他们的争吵有时仍然可以重归于好,爱默生始终视梭罗为美国最优秀的作家,并对他寄以厚望。无论友谊也好,交恶也罢,他们都是美国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而又确如爱默生所言,他们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在一些思想与行为方式上,他们似乎很接近或说相一致,比如热爱大自然、喜欢散步等等。但深究下去,他们的差别却是非常之大,爱默生热爱自然,他认为现代文明可以取之自然并使自然更有秩序,而梭罗热爱自然则视自然为唯一目的,“不用圈套,也不用枪支”,他们之间好像是两座永远不能靠近的大山。从本质而言,爱默生应是世俗中人,对声望、名誉、地位、财产、家庭等等都看得很重,而梭罗绝对超凡脱俗,不追求财产、不追求虚名、不在乎亲情、远离现代文明,甚至“不喜欢平常的话题,对所有的来访者都大谈高深莫测的东西,最后把他们都贬得一钱不值”。爱默生为人热情、周到,乐于助人,而梭罗尽管有时也兴致勃勃,爱说笑,待人忠诚、真挚,但他身上似乎有种严肃的冷静——冷静得像坟墓。当然还有无数的方面,包括对待传统与古典、对现代文明的理解等等。要对爱默生与梭罗的异同做出分析,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绝不是这篇小小的文章所能为的。

斯蒂芬。哈恩有两个观点值得一提:一个是讲他们的语言与叙述风格的不同,一个是“霸权”问题。哈恩说:“华兹华斯指出,梭罗是‘一个对大众说话的人’——他用的是通俗的口语,也常常说题外话,而且好争辩,喜欢用方言或对话的方式。而爱默生却是师长作风,说话威严傲慢,滔滔不绝,旁人无从插嘴。”在叙述方式上,“梭罗的文章不是以一般事实的抽象概述而是以详细的观察资料作为开头……爱默生能够将经验事实迅速归结为诸如‘命运’、‘本性’之类的抽象概念,使经验层面看起来倒像事物的本质”。对此,哈恩没有做具体的分析,但对熟悉爱默生与梭罗的人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了,爱默生的著作中尽是格言与警句,以致有人认为他只用格言写作,到现在,爱默生的格言在美国随处可见,这都是高度抽象与概括的产物,爱默生的演讲也就是以格言加雄辩征服全美的听众。而梭罗总是在描写事实,甚至是非常琐碎的描写,然后将他的观点漫不经心地隐藏在对事实的描写之中(或者随意穿插一些议论)。梭罗对爱默生一些观点,或者说对爱默生一些思想的批判,便也是寄托在对眼前事实的描写之中的,一般的读者可能还茫然无知(哈恩将《瓦尔登湖》看作一部哲学著作),尽在为他描写而喝彩。关于“霸权”,哈恩引用了爱默生在梭罗逝世时所写“颂文”中的一段话:

如果他的天赋只是爱思考而已,那么他很适合过他的生活,但他的充沛精力、实践能力又使他看上去像是生来就能成就大事业和做领袖的人。因此对于他放弃这世间少有的实干才能,我非常遗憾,我实在忍不住要指出他的缺点,那就是他没有抱负。因为缺乏这一点,所以他就无缘成为整个美国的管理者,而只能是一个美洲越橘党的头目罢了。缔造好霸权之后,某一天去种种豆子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梭罗那里却仍然只有豆子!(爱默生:《梭罗:瓦尔登湖》第320页)

爱默生批评梭罗没有抱负,不能成为整个美国的管理者,不能缔造霸权并在缔造霸权之后有所作为,完全是站在爱默生自己的立场上发言,既是对梭罗的批评,也是一种自我表白。爱默生在这一点上,完全契合了美国的根本利益,他自己因而成为美国的精神领袖;梭罗不一样,他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自由人,一个超凡脱俗者,现在最多是再叠加上一重环保主义的映像。所以,哈恩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到处都是霸权事务的国家,如此评价几乎意味着一种谴责,那不仅仅是爱默生个人的心痛与失望”。

我在康科德公共图书馆曾与掌管着爱默生和梭罗的手稿与初版本的威尔逊女士讨论过爱默生与梭罗的关系,威尔逊女士一再强调他们最后都和好了的事实,并且引用了梭罗在批驳爱默生那篇《论友谊》中的一句:“优秀人物之间的友谊虽然终止了,他们的原则却依然没变,正如藕断丝连。”这对于既爱爱默生也爱梭罗的故乡学者而言,自然可以理解。但我想,他们的矛盾也罢和好也罢,都是两座高山对峙的事实,他们各自的存在显示了相互的高度。对于思想者,任何人都不要去充当精神导师,不要去充当人生教练,也不能自诩为长者,甚至不要做芸芸众生的强势领袖,忍让与沉默终有限度,爆发起来双方都显得尴尬、难堪甚至可怕。

不用说,爱默生故居中的一切布置与陈设,均由后人所为,这座故居的管理委员会便由爱默生家族组成,这一回,爱默生家族也对梭罗使用了一回橡皮擦,擦去了他留在这座房子中的痕迹与气味。直到这时,我才回味起在爱默生故居那位讲解员的话:“大概住在阁楼上吧”,原来是一句对梭罗来说隐含了调侃意味的语言啊,我却当真。

冉云飞:冉氏新闻评论周刊(69)

一:聂卫平炮轰郎平。

http://www.eol.cn/shi_dai_1873/20080805/t20080805_314384.shtml

像老聂这样在某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专家,来引领中国式的“爱国主义者”,导致大家认为爱国就要像他这样的聪明人一样去爱,才是真正的爱国。四九年后的教育,就诞生像老聂这样在专门成绩上出众却缺乏通识(才)教育的人,某方面的专家,却是常识上的糊涂虫,这样的事例多到不胜枚举。一个国家的民众包括一些名人把赢得体育比赛,看得比体育比赛的过程更重要,把赢得一场体育比赛上升到爱国的高度,这本身就是心虚自卑的表现。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拥有成熟而理性的国民,它是多方面的综合崛起,而不是某方面的畸形发展。仿佛体育不是一场游戏,而把人变成了体育的奴隶。老聂赢棋曾经引起过我爱棋的热情,但爱国云乎哉?这就是我不能够懂的了。我知道郎平在战战兢兢地回应老聂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者,她毕竟沐浴欧风美雨那么多,但她又非常懂得中国,所以说得比较适度,不愿激起更多的人反弹。当我们把体育比赛完全从“爱国”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体育就像体育了,国家也就像一个正常的国家了,国民也就是成熟的国民了。

二:K教练透露中美战首发名单 姚明PK魔兽阿联对甜瓜。

http://2008.sina.com.cn/cn/bk/2008-08-08/1855168457.shtml

奥运会开赛以来,我看了第一场比赛,那就是美国男篮对中国男篮。有人说中国男篮肯定会输得连裤叉都没有,我承认这个事实判断,肯定会输。但我对那纯粹直挺挺地奔金牌而去的比赛,没有兴趣。我喜欢过程,这也就是高水平的篮球与足球比赛,为什么吸引我的原因。它不仅讲配合,而且讲究过程,在过程中娱乐。说实在的,我觉得中国队虽然实力不济,但还是很努力,我很享受这样的比赛。这则新闻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新闻,但我选择这则新闻,却有我自己的打算。看看魔术队中锋、美国梦八队成员霍华德采访中所说的一番话吧,看看别人对体育是怎么理解的吧。再返过来想想,我们理解的体育叫体育吗?霍华德谈到中美比赛,谈到与姚明的对抗,他说:“我希望姚明是健康的,我也曾经受过伤,受伤之后需要休息需要恢复,我不希望自己在这方面占据优势,我希望我们的交手完全是技术层面,所以希望姚明能恢复百分之百的状态投入到比赛中。”对那些把胜负看得太重的人来说,霍华德是另一个“宋襄公”,但我喜欢这样的精神和心胸,这就叫体育精神。

三:北京一男子持械袭击美籍游客 致一死二伤后跳楼。

http://news.163.com/08/0809/16/4ITSK8K00001124J.html

这是一出真正的悲剧,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我对中国如此(无度地乱花纳税人的钱、藉奥运会给民众带来许多不便甚至侵夺他们的利益等)举办奥运会有诸多不满与批评,但我反对任何形式的袭击。我知道不少人对中国官方的诸多做法深感不满,且一直以来期待他们的进步,但他们的进步完全跟不上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仇恨与恐怖活动根本就不解决问题,只会增加怨怨相报的悲惨循环。昨天有朋友转来行凶者发给画家艾未未(艾未未与陈丹青二位是让许多吃文字饭的人汗颜的画家,其识见更是不少专家级的浆糊脑袋不可比拟的)的信(不知是真是假),如果真像他所说,他对诸多社会不公早已心怀不满,以报复外国游客来达致残忍的广告效果的企图,来挑战那些所谓万勿一失的“和谐”的用心,真可谓昭彰在人眼目。中国官方只会把这件事当成偶发性事件,从不考虑自己所建构的“和谐社会”从根子里的问题。我们从行凶者的从容,布置周密,可以看到他已是心如死灰地铁了心要杀人,这要有多大仇恨才能如此绝情。百密难免一疏,与其去堵,与其把民众都当犯罪嫌疑人,毋如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权还利于民,推进民主自由的建设,才是社会长治久安之策。

四:陈燮霞一举成功 全家备受荣宠。

http://www.bullog.cn/blogs/zhaomu/archives/165328.aspx

我尊重每个运动员、教练员的辛劳努力,我对陈姑娘夺金也表示祝贺。其实,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不改我对他们所付出的辛劳的敬意。但中国举国体育机制的残酷寡情,使大多数运动员成了体育运动的牺牲品,成全了少数“成功”得牌的运动员,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符合人性的体育机制。许多人把青春乃至性命都献给这个运动,可能因偶一失误,而抱恨终身,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而功成名就者,不仅企业趋之若鹜,官方也慷纳税人之慨,做出许多不适当的奖励(中央政府、省、地、市、县诸政府都在奖励,因为地方有奥运任务。这奖励应该公布给社会,其奖应该有相关法律授权方的授权),包括陈姑娘所在的村委会(扩而大之各城市的奥运会金牌获得者)这样拿纳税人的公款,来替参加奥运且有可能获奥运金牌者修路,这种畸形的举国机制,都是违背真正的体育精神而侵夺纳税人的权益。把金牌和获奖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才会使体育上长出发炎出脓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样举国体育机制注重成王败寇,培养了政府到普通民众,再到运动员,都是出了名的势利眼,一个国家都由这些势利眼来组成,其光怪陆离可以想像。

五:“破烂王”也考证。

http://www.xxcb.com.cn/show.asp?id=921378

馒头弄出个国家标准,收荒匠也要考证上岗,看上去真从细节上体恤人民,这是一个多么仁慈的政府啊,事实果真如此吗?毛泽东什么都喜欢管,只是没发表过一周做几次爱才是合适的“最高指示”,连民众吃饭之“闲吃稀,忙时吃干”之类,都规定得非常仔细。至于为什么要夹以蕃薯南瓜之类,粮食为什么不够吃,民众为何大批饿死,他不去反思,当然也不自责,连像帝王一样下个“罪己诏”都不可能。同样的,不给民众以自我生存之空间,所有的一切都去做些可笑的规定,政府的权力没有边界,无限膨胀,才会导致进行破烂的买卖,都要考证上岗。这个收破烂的协会考证上岗只是为了行业主管部门的权力和利益罢了。各级政府看上去的“仁慈”之举,只不过是变相地与民争利,只不过是这次运用到收荒匠头上,让你感觉到荒唐快到极至罢了。

六:湖南评选审计标兵被指花钱评先进。

http://news.sina.com.cn/c/2008-08-05/052016061673.shtml

不在制度建设上加以努力,六十年来政府各级部门四处蔓延评选标兵、英雄,所造成的假可谓层出不穷。评选标兵、英雄来相号召,只表明这个社会没有制度使大家变成真正尽忠职守的人,而靠榜样的力量来起带头作用,正好表明这个社会是个虚假的社会。首先当官的不受制约,就是一个社会风气变坏的罪魁祸首,罪魁祸首却乐于搞标兵、英雄评选,并且以掌控标兵、英雄的评选为乐,自己能评选标兵、英雄当然自己的道德水准比他们更高。事实上,愈没有制度约束愈是虚伪腐败的社会,愈是喜欢“评选”道德楷模。像这次湖南审计标兵的评选,联合起来露骨搞钱的做法,只不过他们“与时俱进”的结果,并不表明他们以前的评选就不污烂。庄子曾说,圣人是强盗的响箭,诚哉斯言!

七:深圳律师因代理案件被判刑引发律师界强烈反响 .

http://www.bullog.cn/blogs/xingdong/archives/164420.aspx

律师的合法权益都受到经常的损害,这是对一个成天喊依法治国的政府之讽刺。当然政府死猪不怕开水烫,他只要装依法治国的样子,是否真的依法治国,他并不上心并不措意。于是只有那些与官员勾结、与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合作”得好的律师,才有糖吃。而对于那些想秉法办事,不愿意去行贿公检法等相关单位,而且还触犯政府当中的某些官员利益的律师,自然就被“依法”收拾,以至于你打官司不成,还因此身陷局子。一审法院的审判既无签字亦无盖章,竟然就可以将律师送进局子,真可谓依法治国的“先进楷模”(你如果去看的话,他们的办公室还真挂有这样的先进锦旗,因为年年要评,每个公检法单位恐怕都不缺这样的“锦旗”)。一个社会没有公平没有正义到了连律师的合法权益都没有保障的时候,那么一般的当事人之合法权益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吗?公检法从根子上的烂,是整个社会最为显著的不安定因素。

2008年8月11日8:44分于成都

五岳散人:鲁迅的九阴白骨爪与胡适的太极拳

故老相传,武林中确实有正邪两路功夫之别。但事涉现实世界,有些话是不好说的,只好用武侠小说中的功夫做一代指。

金庸先生所著的《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断倚天剑与屠龙刀,取出兵法、武功秘籍。书中云: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时间修习其中正路的“九阴真经”功夫,修习了黄蓉凭绝顶聪明而创出的速成法门,练就了“九阴白骨爪”与“摧心掌”的武功。看过的人自然知道这两门功夫大出风头之余,也最终只有突袭显效,没有真的能冠绝群雄。

有人总是在比较鲁迅与胡适的高下或者长短,在我看来,这真是不知所谓的事情(我也挺不知所谓的,胡适的一篇没看过,鲁迅的除了初中教科书上的课文外,其他也没有看过)。完全是两路功夫,只不过遭遇了同一个时代。

当彼时也,烽火连天、民不聊生。胡适以旧日士大夫气而夹新学问来,做的是太极拳健身教练;鲁迅学医不成而作文,觉得缓不济急,必须用刚烈手段以求速成,期望在耳光中把国民打醒。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上看,自然是胡适占了上风。其实何止是胡适,就是梁实秋等人,真要是再过上百十年,说不定名声也超出鲁迅不可以道里记。

何况鲁迅为求见效,往往另辟蹊径,其武功文字里多少带着三分偏激与戾气。其文与人都是如此。当时或者以后的一段时间,这种锋芒耀人眼目。但其中既然有些邪气,确实也容易被人利用。我太祖高皇帝就深知这一点,以鲁迅为太阿,但也说的很明白:世间只有这一柄神剑,我供之于庙堂或持在手中都是可以的,旁人万万不得染指。捧上神坛、祝之而不用,当太祖名陨,自然跟着吃了挂落。

现在所谓“胡鲁之争”,如果不考虑当时的背景与历史的进程,完全就是胡扯。救亡图存的时候,“太极十年不出门”的功夫确实不如直催敌首的“九阴白骨爪”见效快;而过了那个时间段,“太极拳”的全民健身活动,当然要超过本身阴狠过度的“九阴白骨爪”。长期效果与短期功效,不拿到特定的环境里看,比较起来未免是鸡同鸭讲了。

更有一拨所谓的“学人”,否定太祖而不能在现在的语境里完全畅所欲言,就转弯攻击被太祖在死后才利用的鲁迅。射人先射马也就罢了,要是最终的目标是射人,结果转弯抹角直奔做马鞍子的工匠就去了,未免令人齿冷。

我记得有两位网上很知名的朋友因为某事大打出手,互相撰文攻击。两位都是粉丝多多的人,旁锣侧鼓、夹枪带棒的纷纷上阵也是不少的。结果其中一位说的话深得我心。他说:“我跟某某再怎么打,那也是大牲口之间的对话,各位就别兴奋了。”鲁迅先生去的早,而胡适先生后来所说的“一路人”之语,大致也相当于“大牲口宣言”吧。

各位,散了吧,人家都说这话了,你折腾什么呢?

写书人和买书人

今天应朋友邀请,为庆祝黄埔军校成立85周年,登台演出。我与台湾陆军军官学校交往慎密,几年来多次为他们演出,认识许多朋友。所以只要军令一到,我必去效犬马之劳。

演出完独自走出来。外面阳光很好,就像我的心情。马路对面有一家书店,余兴未尽便走了进去。逛书店总是我最爱,即可免费看书,又可淘宝。如找到喜欢的书,则不由你不喜出望外。

书店不大,里里外外,套来套去几大间。由于排排书架间隔,进去如入迷宫。转来转去,还在那几个书架旁边转悠。书架间没有照明,阳光也无法射入,大白天竟是幽深晦暗。只是在每一个拐弯儿处,才突然豁亮起来。

这是旧金山湾区仅有的几家中文书店之一,地处较偏僻,大概为了租金便宜。这里中国人本来就少,国人中读中文书者又少上加少,倒不是国人不喜读书,孔子后代,哪有不喜读书之理。只是年轻人多不懂中文,老年人又不会开车,只剩下窄窄的一条中年人。致使中文书销路非常有限,小书店生意并不兴隆,我倒感谢店主不顾薄利,继续经营。

虽然书架上被书层层排满,但也许因为人手不够,架上的书并不完全按分类排摆,高高矮矮,薄薄厚厚,小说诗歌烹调政治全部混在一起。可以想象,想要找一本专门的书,则犹海底捞针,要一架架一层层一本本全部看过来。直到两眼乱冒金星,胃酸上翻,才只好作罢。

这时会抱怨那些太多产的作家,作品整整占满一层书架,不知是否有人取一本下来看上一眼,写太多书也让人怀疑,这样多产,质量能否过关?要知道人的精力有限,除了不多的几个奇才这里不论,多数泛泛之才都是有质无量,有量无质,当然也有无量无质的。不过一个作家如果勤奋,除了写字其他什么都不做,一生下来,自然也会写不少字出来。

架上大部分作家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作家被“听说过”很重要,作家和出名几乎是同义词,不出名的往往不被称为作家。他们被称为老百姓。人们也往往只抽出“听说过”的作家的书,没听说过的连抽出来看一眼的慈悲之心都没有。冷着脸走开。好像抽那一下会上当受骗浪费宝贵的时间。看新书和看新电影一样的心情,作家和导演设了陷阱等在那里。一不小心,则后悔莫及。

这些没听说过的作家,要像小媳妇一样经些岁月磨炼,大部分沉下去成了水涨船高的河底泥沙。他们还要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或许能熬成被“听说过”的“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将继续默默地呆在灰尘之下,与怎样治疗脚气一类混在一起,而且怎样治疗脚气也许还会先走一步。不过总能等到一个晴朗的下午,太阳正好些许照进书架间的空隙,正好一个朝气蓬勃热血沸腾的文学青年,将它抽出来。

我尚没有上架待沽的书,但这阵势却使我心中悚然,不由得心灰意冷起来。

走在书海中,并没有大富大有的喜悦,反而心头泛起悲哀。想这些书都是作家们起早摸黑,点灯熬油,呕心沥血写就,一年,三年,十年岁月的辛苦。然而,这些辛苦的日子被装订成小小的一本,一页一页叠在一起,在半明半暗,杂乱无章的架子上与尘土为伍,而且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折。那么作家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啊?

我最近才开始学写书,才终于有点体会到写书之艰辛。也许我半路出家,写起来分外费力,写着写着就字尽词穷。多次几乎放弃。我体会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创作欲望,没有提起笔来就喜欢的不得了的感受,决不要强迫自己写书,即使写开也无法坚持。

买了书从书店出来,我发现写书人(即卖书人)和读书人(即买书人)比起来,还是读书人核算,这么一堆书,打了一百零八番折,最后只剩下一块钱一本。我脱口而出,“啊?这么便宜呀?”

周末打工心情不佳的女售货员奇怪地瞪我一眼,抢白着,“这种书没人看的,就你这样的人看。”

咦?我是什么样的人?白痴?

我的确没买如何做饭养孩子,如何美容保健,如何吸引男人,如何升官发财之类的书。估计那些书都很贵。我买了几本老掉牙的诗集,几本老掉牙的外国名著,一本不知所云的文学批评史,还有唐诗另读之类的不伦不类的册子,看上去都很陈旧。而且书的价钱也和出版年份有关,越早出版的书越便宜。那卖书女售货员翻到最后一页查看出版年份,看完后几乎白送给我。而我偏偏喜欢老版书,一来是因为我要的书都不再版(大概没人买的缘故),二来,新版书花里胡哨,原来很薄,加些花花草草,搞成一大厚本。所以,歪打正着,该着我省钱。

出门时低头再看看手里的书,不由得自言自语,“难怪便宜,全是些没用的东西。”提着这包沉甸甸的无用之物,我心头的喜悦是无法言表的。这大概就是写书人与读书人共同的慰籍吧?

徐贲:当今中国的性政治和思想解放

最近,在报上和网上都读到了一篇题为《性学家力挺梦幻之岛 与世界接轨》的报道,说的是性学家潘海先生提出建议,在珠海建设裸泳海滩。潘先生提出三条理由:旅游经济效益、生态文化、有益健康。大概是为了避“文化(科学)搭台,商业唱戏”之嫌,潘先生还特别提出,性开放“有助于思想解放……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脱光衣服游水或洗澡,在乡下或野地里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与性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性学家的提倡和提高,才与性和性解放沾上了关系。由于性学家的干预,原本只是个人的私事,变成了有公共意义的事情。

一。 脱内衣和脱外套

性学家所说的裸泳因“裸”而成为禁忌。自古以来禁忌最多、最厉害的两个领域就是性和宗教。今天,宗教禁忌已逐渐被政治和思想禁忌所取代,但性禁忌却仍然延续。如果说后一种禁忌的象征是内衣,那么前一种禁忌的象征就是外套。

契可夫小说《套中人》中的那个别利科夫就是个禁忌特多,也特别在意禁忌的人物。别利科夫“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

不仅如此,“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禁忌是被外力禁止,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禁忌都象给别利科夫那样带来“恐惧”,有的禁忌给人带来的是“羞耻”。性就是给人带来羞耻的那种禁忌。“羞耻”和“罪感”不同, 罪感与内心(“痛感”)相关,而羞耻则与视觉(“看见”)相关。羞耻是害怕被人看见不该看见(见不得人)的东西或事情。

内衣是这视觉界线上的最后屏障,一般人卸去这条屏障,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会感觉到无地自容。潘海先生建议,裸泳海滩上不得允许穿衣者进入。确实,在一群人中,只要还有一个人不肯脱掉那件保护羞耻的最后的内衣,其他人就不能毫不在乎地把羞耻心完全抛到一旁。

在公共场所裸泳,并不能把“裸”这一私人行为改变为公共行为。无论有多少裸者共泳,他们都会排斥其他不裸的公众。排斥他者、不让他人看见的行为不是公共行为,不应该放到公共生活中来提倡。

最近几年,在公众视线下,商业的、文学的、艺术的脱内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些打破禁忌的事情也往往被提到“与世界接轨”和“思想解放”的高度。其实,即使在西方,也并非人人都会去裸泳,许多西方人的性观念远比我们那些“敢脱”的国人来得传统。要与世界接轨,有许多别的事情可做,“敢脱”未必是最紧迫的。

说到脱内衣能够解放思想,令人想起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那个新世界里,与性有关的事情样样解放,但思想就是不解放。在那里,人人可以脱内衣,但就是不能脱外套。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人人身上都套着一件比别利科夫的还要狭窄的外套,一件定制的、非常难脱的思想外套。

脱内衣不只关乎性解放,也关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私域和公域的区别。个人的脱不脱是小事,而维护社会的公、私域区分却是大事。有人认为这种区别是多余的,想方设法要破除这个区别和这二者的界线。政治上的国家主义曾经试图用国家权力全面彻底管制全社会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私人领域。196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曾经天真地试图用“肉体政治”来解决社会不公正、制度非正义的问题。强行消除公、私域的区分,以一个领域代替或宰制另一个领域,即使不造成灾难,也会带来严重困扰。这些都还是不远以前的事情,我们应该汲取它们的危害教训。

二。 性政治和思想解放

曾任著名的艺术和社会科学季刊《Salmagundi》的主编罗依斯(Robert Royers)在一篇题为《美国“高级文化”对性的态度》的文章中批评了60年代的“肉体政治”浪漫主义,直接针对的是坎。凯西(Ken Kesey)的《飞越疯人院》。罗依斯称这种“肉体政治”为“性政治”(porno-politics)。“Porno”一词的词义由“卖淫”而转为泛义的“性”,所以还有“黄色”和“色情”的意思。

“高级文化”试图把“性”和“色情”区别开来,去除“性”的原始、粗鄙的欲念成分,把“性”转变成“文明”和“体面”的对象。艺术家、作家把性转化为审美对象,教授、学者把性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中的“性”往往被认识为存在于社会规范中的人文力量,释放它可以为人带来“解放”的效果,可以“有助于思想解放。”这是社会科学中的“性”与医学或生物学中纯科学的“性”不同的地方。

社会意义上的“解放”是挣脱,是摆脱。解放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从什么当中挣脱出来,另一个是挣脱到另一个什么状态中去。解放是破,也是立,只破不立的挣脱并不具有真正的解放意义。公共社会中的“破”和“立”都必须通过公共政治手段才能实现。然而,性政治其实是一种“反政治”(anti-politics),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公共政治。

罗依斯指出,“性政治的鼓吹者通常是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既缺乏理想,也缺乏实现目标的耐心。”热衷于性政治的往往是一些“梦想家”,“他们在陈规戒律前充满了无力感,无力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关系。……他们于是常常退缩到各种各样的性政治之中。”等待这些性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往往是深刻的失望和沮丧,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结构照样压制和封闭”,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对他们的性解放理想无动于衷。”性解放者本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解放目标,再加上无法改变政治体制,又无法影响民众的双重无力感,他们的“性和谐”理想很快就变质为“为性而性”。 [注1]

思想解放是针对思想禁锢而言的,没有禁锢又何必需要解放?以“性政治”来寻求中国的思想解放之道,这本身就很可能落入当今中国的思想禁锢之套中。当今中国的思想禁锢并不发生在所有的社会领域,即使同样发生的,性质和程度也不相同。谁都知道,新闻、言论公共传媒领域,可以允许“很黄很暴力”和“很黄很原始”(“裸”就是其一)的东西,但却不允许涉及“很政治很敏感”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也不能涉及“很政治很沉重”的历史反思、历史批评。

用“性”来寻求针对当今中国政治思想禁锢的解放之道,给人一种饥不择食、药不对症的感觉。抗战时期,许多高校搬迁到四川去,大后方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不少青年大学生得了肺结核。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锋,但供应极其匮乏,不是一般得肺病的青年学子所能得到。他们在绝望的境遇下开始尝试种种“特异疗法”,其中包括喝火油(就是点煤油灯的燃料)。他们都不是愚蠢之辈,但在绝望的情况下照样能做出我们今天看来是愚蠢的事情。文化革命期间,出现过一些医学奇效疗法,如喝盐卤、打鸡血针(从雄鸡鸡冠上抽血,然后注入人的静脉),说是包治百病,延年益寿。今天,痛感于“思想不解放”,性学教授和学者又在带领我们去做集体病急乱投医的蠢事,为中国的思想禁锢之病,开出的竟用性解放来治疗的药方。

单纯的性研究很难确立一个明确的政治、社会目标。它对性禁锢、束缚的理解本来就有局限。性性研究者感觉到性习俗规范的束缚,将其当作必须打破的陋见陈规。但挣脱束缚、打破陈规之后呢?社会是不是就此能够变得制度更正义、政治更民主、宪政法治秩序更良好呢?还是可以就此进入一个反朴归真、自然浑成的“和谐社会”?

性学家们研究性,对社会中人的性行为、性现象提出看法和建议,这本是他们的专业工作范围。但愿他们千万谨慎,不要轻率地在性解放和破除政治、社会思想禁锢之间搭上“直接解放”或“曲线解放”的关系。其实,中国的思想禁锢之病既不难诊断,药也是现成的。我们并不需要到西方、到外国去求药,蒋经国先生曾经给台湾思想解放开过种种解禁之药,就证明很管用。“思想解放”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要解放的思想,在解虚幻的“性禁”和“泳禁”之外,还有哪些更现实的,甚至还不能公开讨论的“禁”需要认真去解、快快去解。那些不能公开言说,不能公开讨论的“禁”是套在我们思想上的别利科夫外套。为了思想解放,现在要紧的不是脱内衣,而是脱外套, 脱那件别利科夫一辈子都没能脱下来的外套。

[注1] Robert Boyers, “Porno-Politics.” Ken Kesey,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Text and Criticism, ed., John C. Pratt.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3. p. 437. First published as “Attitudes toward Sex in American ’High Cultu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76 (March 1968), 36-52.

秦  耕:金牌之耻

第29届奥运会赛程进入第三天,中国以8枚金牌领先参赛各国,众人为之欢腾,为之骄傲,我和众人一样,也不免欢腾和骄傲一番。但激动之余,透过灿烂金光,剖析奖牌背后的真相,就会发现奖牌上的羞耻。

奥运会赛场上处处高喊公平竞争,其实并无真正的公平可言。因为参赛的运动员有三种类型,分别属于业余队员、商业队员和政府队员。不同类型的参赛选手,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面对的也不是同一道起跑线,所得奖牌的分量也并不相同。

业余队员很容易理解,他们本身有各自的职业,只因为热爱某项运动,或者觉得自己具有某方面的运动天分,在业余时间坚持锻炼,每四年一度报名参加奥运会竞技,与各国高手一决高下。现代奥运会本来就是为这类运动员设立的,通过他们的竞争和对胜者的奖励,引导更多的人们热爱运动。商业队员就是所谓职业队员,他们是竞技体育娱乐化的产物,因为有人喜欢观看体育比赛,就像有人喜欢看戏一样,于是出现了专门供人观赏的比赛活动,这时体育比赛已经演变为文艺表演,这就是所谓职业联赛。参与到职业联赛中运动员,其身份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演出人员了,因为他们像演艺人员一样,以自己的竞技演出娱乐观众,获得经济收入。考虑到职业选手与业余选手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现代奥运会本来是排斥这类职业队员的,比如允许美国篮球职业联盟的注册队员参加奥运会也只是最近的事。现代奥运会最终对商业队员敞开大门,说明体育商业化已经成为潮流,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不可避免的卷入商业表演性质的运动比赛之中,奥运会不可能永远对为数众多的参与者关起大门。如果强行关闭大门,把商业队员排斥在外,少了他们的参与,奥林匹克也无法体现真正的竞技水平。政府队员也就是“御用队员”,过去有所谓“御用文人”,现代有“御用队员”。运动员之所以“为御所用”,说明他对政府有用,正因为对政府有用,政府才肯出钱包养。这类队员既不同于职业队员,也不同于业余队员,因为政府的包养,他们具有比其他队员更多的优势,这就造成竞技场上实际的不平等。

业余队员仅仅属于个人,其在奥运会上表现出的竞技水平,也只是个人的骄傲,他们在赛场上实际是凭借一己之力与对手竞争。出于赛制管理的需要,他们以国家为单位组团参赛,但国家平时并不需要为他们支付费用。如果奥运会不限制以国家为单位组团参赛,说不定这类队员就可独立报名。商业队员属于某个俱乐部,是凭借俱乐部的实力在和对手竞争,因为是俱乐部在支付他们平时的训练费用,在训练他们,并支付其报酬,他们的运动水平反映的是俱乐部的实力和水平。虽然在奥运会比赛时他们暂时脱离所属俱乐部,代表各自的国家参赛,这实际上是俱乐部屈从于政府威力,将自己的资源无偿奉献给了政府。至于政府队员当然属于自己国家的政府,因为他们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政府,来自纳税人。政府动用全国资源训练他们,他们实际上是凭借一个国家的实力在和对手进行竞争,所谓“举国体制”。奥运会赛场上的中国队员,基本是“御用队员”,是“举国体制”的产物。表面上看,比赛完全是在运动员个人之间进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他们的确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因为各自背景和身份的不同,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是不公平的。

上届奥运会中国队曾夺得32块金牌,名列奖牌榜第二。记得在赛后众多欢呼声中,我曾看到有心人撰文指出,中国为每一块金牌支付了高达6亿元人民币。因为在32块金牌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金字塔一样的淘汰机制,政府为此支付了庞大的体育经费。我无法核实该数字的真实性。因为我没有做过统计,也无法进行统计,政府更未披露真实数据给公众。但以不惜动用全国资源,由政府包养运动员的吃喝拉撒,从娃娃开始抓起,直抓到出金牌为止的“举国体制”来判断,相信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奥运金牌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大的“面子工程”,政府为了确保金牌数量这个“面子工程”,不惜重金,不惜血本,用纳税人的钱去填充看不见的“里子”,每年拨付给体育部门的经费是一笔大得惊人的数字。而这一切所得到的,就是奥运会上少数夺金选手的闪光。

人们常见外国选手发表夺金感言时,感谢的总是某个帮助过他的具体的人,而中国运动员一开口就感谢祖国、感谢政府、感谢人民。不要以为中国运动员喜欢唱高调、喊口号、说大话,以他们的“御用队员”身份来看,他们所说的,正是实话。如果离开政府的包养,凭借他们的一己之力,也许根本就无法拿到金牌。他们手里的金牌,不是个人的能力,也不是个人的骄傲,反映的是国家的实力和国家意志。奥运金牌本来奖励的是运动员的个人能力,但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把金牌政治化,企图用运动员所取得的金牌来奖励自己。中国的参赛队员之所以被政府全盘包养,为政府所用,其用途就是,用金牌数量论证当局的执政能力,用金牌榜上的名次论证当局执政的合法性。而当局反过来又用金牌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用民众的爱国热情来延续自己的统治地位。

大约十年前,中国某著名运动员用自己的名字注册设立公司时,国家体委曾与之对簿公堂,闹得纷纷扬扬。国家的理由是,你是政府出资培养的,你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属于政府,包括你的社会地位、声誉和公众知名度。你以自己的名字所获得的商业利益,其财产权理所当然属于政府。但最后政府还是输了这场官司,也从此打开了知名运动员代言商业广告的通道,使运动员把体育竞赛中积累的名声,成功的转化为商业利益。应该说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虽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但顺应了市场化潮流。如果说这个过程的确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那流失的环节也不是运动员取得商业利益的时候,而是国家动用纳税人的钱全盘包养运动员之初。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富有前瞻性的判决并未促使中国政府放弃“举国体制”,并未促使中国政府放弃用纳税人的钱包养运动员,国有资产还在继续流失。中国政府当然不是傻瓜,因为在他们看来,动用巨额公帑包养运动员,以举国之力帮助运动员夺金,再以金牌来装点政府的面子,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这就是中国奥运金牌上的羞耻。

2008-8-12

杨宽兴:索尔仁尼琴与廖亦武

不曾见过廖亦武,却通过网络读过他的多数公开发表文字,三个月前的香港,从廖天琪和陈奎德老师手中得到一本劳改基金会出版的《最后的地主》,这是第一次读到他的印刷作品。与网络阅读相比,书籍更利于眼球和阅读节奏的需要,一气读完后,有想写点什么的冲动,还是在犹豫中放弃了,担心自己拙劣的文笔会辱没廖亦武和他的写作。

但苍老的索尔仁尼琴去了,不得不从索尔仁尼琴的意义上写一下廖亦武。

不久前,与一位网友聊天时,他表现出对中国社会变革缓慢的强烈不满,“中国的知识分子太令人失望,苏联的专制政治催生了伟大的索尔仁尼琴,中国有什么?”“你听说过廖亦武吗?”我反问。“廖亦武是谁?”于是,我失去了继续交谈的兴趣,“连廖亦武的名字都不知道,你可能没资格说这样的话。”

也许我有些偏激,但是,生活在当代的中国知识人,可以不知道廖亦武吗?

我们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不表明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廖亦武,在我看来,就是当代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之一。他甚至做得比索尔仁尼琴更为出色!索尔仁尼琴的价值在于,当差不多整整一代人在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对人类历史的“新生事物”——苏联,放弃了对真相和良心的坚持的时候,他和他同时代的一部分苏联作家恢复了这一文学传统,让整个世界看到了解冻前的苏联在一层虚伪阳光的笼罩下其实是如何冰冷彻骨,从而解构了共产主义神话,使苏联帝国丧失了其道德宣教的优越感。

廖亦武所处的时代与索尔仁尼琴不同,在廖亦武开始其最有价值的写作之前,共产主义神话已经破灭,即使没有廖亦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灾难性事件——六四屠杀——也足以令人看清我们所处时代的现实和精神困境,由于这个缘故,廖亦武和他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被不恰当地忽视了。

但是,没有廖亦武,六十年来中国人所经历的许多伤痛,就只能作为历史事件的副产品,被时间的洪流湮没,而难以成为我们的精神和文化记忆,那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廖亦武抢在了时间机器的停摆前展开了抢救记忆的工作。同时代有很多人在做这一抢救工作,但廖亦武无疑是做得最多也最好的。

正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以虚构见长,廖亦武的作品则甚至放弃了虚构。也许,这使他在很多人眼里不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作家。“几年前,曾有一位相当著名的作家对我说,老威,《中国底层访谈录》是极好的素材,想不想让我将它们写成小说?我裂嘴笑笑,因为在将近20年前,我也许会说同样的话,而不觉得脑子进水。”

廖亦武的主要写作采用记叙体,但他不在意自己写的是不是小说。这是他与一般文字匠的区别,也是他的勇敢之处。一个拘泥于文体、硬要用虚假的喷绘图画遮挡真实风景的作家其实是等而下之的,如果生活本身具有足够的震撼力和无与伦比的丰富性,说出真实就比任何刻意的虚构更有价值,而且,冲破历史的阻碍,以有限的文字再现隐身历史的小人物的生活,本身就需要极强的理解力、想象力和文字组织能力。因为参与对一些被侵权事件当事人的调查,我知道这样的写作需要多大的耐性,需要负付出多少披沙拣金的努力,所以,面对廖亦武厚厚的作品,我甚至庆幸专制政权扼杀了一个诗人,为我们逼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历史和心灵记录者。

而这些伟大的文字,是在比索尔仁尼琴更严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廖亦武似乎不懂得象一般作家那样与生活拉开适当的距离,将近二十年来,他不停地入狱、流浪、被骚扰,他不需要象另一个伟大的俄国托尔斯泰那样走向民间,因为他一直就是民间底层的一员,可以说,他是用最低贱的生活方式支撑着最高贵的写作,他甚至没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流亡海外的机会,迄今为止,他的祖国不肯为他办一张护照。我深知这种生活的难度,从物质生活上来讲,他的一生几乎看不到希望。如果说作家索尔仁尼琴失去的只是出国领奖的机会,那么,廖亦武则是用整整一生的冒险试图挽回民族的宝贵记忆。

冷战已经结束,对西方世界来说,廖亦武不具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政治符号作用,即使需要这样的符号,那也不会落到廖亦武身上,所以,廖亦武式的写作注定是孤寂的。他引不起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注意,也不能吸引西方世界足够多的关注。他主要是为这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写作,许多年后,中国人才会感谢廖亦武象抢救文物一样抢救了历史,而且,他做得如此精致,用事实记录达到了虚构文学一样的精彩程度。

这是一个消费文化的时代,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很大程度上淹没了廖亦武式的严肃写作。在廖亦武生活的国家里,他的文字只能作为一种非法形式存在,而在中国之外的自由世界,廖亦武也注定无法达到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被关注程度,这与文学水准无关,而是政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并未表露向外扩张的迹象,因而不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它所侵害的主要是本国民众的权利,因此,专制政权的罪恶与荒诞似乎不再具有世界意义。

但对中国历史来说,这并不妨碍廖亦武写作的价值,事实上,部分中国异议者的思考和努力并不逊色于哈维尔、米奇尼克等欧洲知识分子,我们无须妄自菲薄,只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自由价值观确立的难度远非苏联东欧国家可比,因而在这个时代,他们的价值不得不被继续低估。

廖亦武们只是未来中国的传奇。

徐达内:人民需要中国男足

2008年8月11日

“胜固可喜,败亦可敬”、“重在参与”、“平常心看胜负”,这些编辑守则被中国媒体每天贯彻,但,很不幸,它们并不适用于某一项运动,准确地说,是某一群运动员:中国男足。

在一片英雄赞歌中,这群倒霉蛋被钉在狗熊的耻辱柱上。至少有一家报纸模仿了长春新文化报早前“无字报道”中国男足时的愤怒表情:上海新闻午报。这家原以文娱报道为特长的都市报在内版头条刊发大号黑体标题:我们对中国男足无话可话。标题之外不作文字报道。

对中国男足这个“扶不起的阿斗”来说,市场化媒体口诛笔伐应该早已习惯,这是他们一贯以来的待遇。但今天,就连中国最具备官方色彩的媒体也难以克制怨恨。人民日报记者汪大昭在这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无奈之情的文章,他写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两次为中国足球送别……原先说好是“要踢出老百姓满意的比赛”,现在看来,离这个日子还远着呢!而就在这篇描述中国男足“梦断奥运路”的旁边,编辑为中国男子手球队赋予了一个“虽败犹荣”的标题。中央电视台白岩松在电视直播中给出的评价是:“为了不影响人们看奥运的心情,中国男子国奥队决定更迅速地退出”。新华社则发布奥运时评,更加“哀莫大于心死”:中国男足,请忘掉奥运会吧。作者指责中国足球管理者急功近利、无能为力。于是,在一天连夺四金的喜气洋洋中,东方早报放弃了所有金牌英雄们的喜讯,把这则讣告般的标题和郑智用手遮脸的照片化作头版。

同样是输,中国男足是被斥为输球又输人,姚明率领的中国男篮则是“输得精彩”。在与美国梦之队的较量中,中国队员输了31分,但这已经是中国队的最好战绩。媒体在感叹美国队员之强悍外,亦广泛称赞中国队员表现,同时将布什观战的花絮放上版面。

多家报纸针对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运动员在领奖台上互致一吻发表评论,称赞“体育让政治走开”。而此时,格鲁吉亚已然不堪俄罗斯重兵打击,主动议和。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均在此刻发表评论,再度急呼“奥运停战”。

“施罗德批德政界:忽视北京奥运会乃不识时务”的中新社报道在腾讯和搜狐新闻上获得强调处理,文中引用德国之声的话语称:虽然他在批评中没有点名,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批评的是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

红网作者毕晓哲发现,面对杜丽冲击首金失利,在被戏称为“愤青集中营”的互联网上,我们看到的却是海量的宽容和鼓励。评论称,对杜丽的“温暖评论”见证大国进步。该文得到新浪和腾讯评论编辑的推荐。

奥运期间新闻采访透明化的承诺需要到新疆阿克苏库车县兑现。瞄准国家公安力量的暴力恐怖爆炸袭击连续发生在远离北京的新疆,有记者放弃体育报道转而远赴边陲。当地举办新闻发布会,向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介绍情况。

媒体知道哪些奥运报道最受欢迎,最能被人传诵。于是,常见的总有那些中国奥运英雄牺牲人间伦常的感人故事。恐怕如今就算是有人公开批评这种舆论报道视角很不“人文奥运”,也不能改变这种报道常态。正如该篇网易评论推荐文章所说:“平常心”,我们喜欢挂在口头上:“功利心”,大概一直都埋伏在内心里。

埋伏在心里的何止一个功利心。闾丘露薇为中国青年报撰文,称在北京呆了一个星期,发现一些曾经发生的变化,又开始慢慢恢复原来的样子。“我们期望着一个奥运中的新北京,期望着人文奥运培养出新北京人。但是如果这些期望都是来自于别人而不是自己,或者这样的期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那么期望即使会产生效果,也只会是短期的,因为没有一种真正的力量,支撑着我们继续下去,直到发生从量到质的变化。”

但就算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也不能忘记坚持,或者坚持也能变成一种习惯?新京报的社论是“用掌声和微笑提升国民精神”,人民日报则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当好东道主”。环球时报关心的比较具体:奥运观战,该加油时再加油。

在金牌聚焦之外,引述各国领导人表态和舆论称赞开幕式的报道仍然维持相当力度。

记录说明:1、受客观条件和个人精力所制,本人媒体观察视野有限,我努力使之不偏颇,并争取在有机会时修正。

2、我尝试观察记录媒体倾向、技巧以及自感有趣之处,努力保持旁观,不作“合理想像”和无谓评论。

3、仅记录来自公开渠道的内容,不引用宣传通知等“圈内消息”,我努力保持一个普通受众的观感。

(作者徐达内:曾供职于上海多家报社,现从事互联网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