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仅剩的文学巨匠之一、东正教堡垒、“俄罗斯良心”和“政治恐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弃世而去，留给世人一个形迹可疑的背影。

作为作家，索氏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的两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 “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索氏先是丧失了官方“作家”的称号，继而又丧失伟大祖国的国籍。这种身份的双重剥夺，正是这个人的最高桂冠。 他是作协体制外最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没有国籍的伟大公民。在20世纪，还没有任何作家获得过如此奇特的荣耀。

197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偷窥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越过“内部资料”的栅栏，他的反面乌托邦叙事令我感到震惊。一位从未听说过的陌生作家，正在用畸零的手指，痛击着中国人昏睡的灵魂，让我们闻到了浓烈的叛徒气味。

正如卡夫卡《地洞》里的鼹鼠，索氏躲藏在专制的黑夜里，以敏感的触须，率先感应着某种巨大的威胁，喊出民族苦难的真相。他擅长用最细小的字形写作，而后把 这种蚂蚁天书卷起来塞进小瓶，以孩童的方式隐藏和传递。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古怪的游戏，他不仅要叙写故事，还要发展出一种中世纪异教徒的生存异能，以便其作 品能够在超越被捕和失踪的命运，在尘世间继续流传。这种苏联版的猫鼠游戏，为铁幕国家的思想传播学，提供了卓越的样板。

我们看到，小说就是索尔仁尼琴自身黑牢经验的语言总汇。因在一封私信里批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位青年军官在前线被捕，头戴所谓“反苏”罪名，在劳改营里度过长达8年的苦难岁月。铁窗是他全部文学书写的起点。他从此获得了反抗性叙事的动能。

从处女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名著《癌病房》（Cancer Ward）和《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索尔仁尼琴坚定地揭露专制政治对人性的戕害。直到死亡降临，他打开的嘴再也没有闭上。在豪华的雅尔塔疗养院里，到处挤满了表情 谄媚的歌德派作家，他们像苍蝇一样赞美着自己所寄生的体制。而像索氏那样甘冒生命危险的作家，只有几十位之多，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他们是支撑民族文学 的坚实基石。他们的良知和勇气，托举起了整个俄罗斯文学。而在拥有全球最大数量作家的中国，这样的作家，据说一个都没有。

正是基于一种政治抗争的立场，他被视为国家的危险叛徒。1971年，索氏在公共场所被人注射蓖麻毒素，差一点丧命，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三年 后，他被克里姆林宫逐出国境，移居美国的偏远村庄。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并未高声赞美收留他的白宫，而是开始痛斥西方消费时代的道德沦丧，呼吁以基督的 价值重建社会伦理。这种左右开弓的先知立场，令他在东西两个方向都失去了支持者，成为愤世嫉俗和不合时宜的批评家。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人的独立信念，而不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收购？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宣称，被捕就是他开始忏悔并获得神启的时刻。他在囚室里听到了上帝的 声音。癌病房境遇还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机。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做完手术的后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开了触电式的对话。越过无边的黑暗，病友 向他低声说出福音，闪电般击中了内在的黑暗。他从此获得了毕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索氏的终极关怀，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如出一辙。他们的三位一体，勾勒出俄罗斯文学的近现代轮廓。这是东正教文学的巨大光芒。在某种意义上，索氏就 是两位先贤的翻版——不仅叙写反抗黑暗和寻找光明的先知话语，而且还擅长文学叙事（尽管索氏的文学成就远不如他的前辈，甚至不如同时代的纳博科夫）。他是 孤独的民族祭司，怒气冲天地审判着这个问题辈出的世界。

傲慢的流亡者1994年从美国归来，开始向普京大帝致敬。这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激变。他把俄罗斯的衰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错误，同时盛赞克林姆 林宫的现任主人，能够令俄罗斯重修强国地位。索尔仁尼琴甚至为“独裁者”普京辩解说，西方民主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而俄罗斯不应对此草率模仿。索氏就这样 背弃了恪守一生的民主信念，成为捍卫威权的政治神父。普京对此大喜过望，亲自到索氏府上造访，授予他联邦国家勋章，还把先知衰老而愤怒的容貌，张贴到全国 的大街小巷。这是一场古怪的联袂演出，塑造着一对互相取暖的国家英雄。从索氏到普京，俄罗斯艰难轮回了100年，并没有走出彼得大帝的阴影。

但在自己的故乡，国家主义先知遇到了比专制更阴险的敌人——它从不囚禁作家，而只是冷藏他们。在索氏批判市场之后，市场对他实施了反审判。富裕起来的“新 俄罗斯人”主宰了这个自我更新的国家。索氏著作的销售量急剧下滑，他的短篇小说集《崩解的俄罗斯》只卖出区区5000本，甚至不到一个平庸的畅销书作家的 百分之一。人们在书店里已经很难闻到他所散发的气息。老先知在各地行走，发表愤世嫉俗的演说，偶尔也闪现于电视屏幕上，犹如一件沾满尘土的古董。在全球娱 乐时代，先知早已丧失了“逗你玩”的功能。而这正是思想和文学的最大悲剧。2008年，他和反抗文学一起中风，死于人类狂欢的午夜。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时标题有所改动）

有人说，这是个盛世，有空前的物质繁荣，有消费不尽的人间奢靡，有骄傲的统计数据，有历代帝王都想像不到的好日子，推土机日夜不停，一切苦难的呻吟都被到处铺展在大地上的噪音遮掩了。对于权势者和正享受着依附权势所带来的好处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个最好的时代，所有的鲜花似乎都为他们而开，所有的阳光都为他们而洒，他们主宰着万物苍生，他们把肉体的享乐推到了极限，他们玩电子游戏一般玩弄着财富的数字，不在乎资源是否枯竭，不在乎死后是否洪水滔天，有权就有一切与有钱就有一切捆绑在一起，和谐双赢，所谓“中国崛起”、所谓“中国奇迹”，人们陶醉于这样的自吹自擂中，不容许别人打破这样的梦境，不容许别人质疑这样的神话。在自己精心编织的大话中自我感动，通过自己控制的新闻媒体日日夜夜的不断重复，不仅说服自己，而且说服许许多多的不明真相者。今天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在外敌压境、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对这块土地的真实情感，而是在既得利益集团主导之下，通过垄断媒体的长期灌输，虚构出来的一种盲目的排外情绪，是一种虚幻的麻醉剂。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迫近，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越来越高涨。

乍一看，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嚣似乎构成了继续专制的强大基础。这一现象足以令一切对中国的未来怀抱最后希望的人感到忧虑。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中华民族的至深悲哀。我默默地观察多时，思考了多日之后，深感这种在爱国口号下轻率而浮躁的表演，既然一轰而起，也很快会一轰而散，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无持久的力量，更谈不上构成专制的可持续基础。何况，心虚的专制统治对于鼓噪不安的民族主义声浪也并非一味纵容，因为担心这种声浪一旦失控，引火烧身，所以表现得既爱又惧，先是默许终容，后是收束警惕。即便是这样的民族主义，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合法容身的场所，不可能赢得一个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说到底，衰微的专制惧怕所有不可控的自发表演，只相信自己可以完全操控的有组织的演出。

老实说，那些今天自称爱国，抵制家乐福最起劲的人，一旦真的要他们去牺牲，不要说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会去干，就是要他们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他们也未必会同意。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族主义从来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一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是深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热爱脚下的土地，他们时刻怀着敬畏和谦卑之心，他们具备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不会盲目地自大和无知地排外，他们对这块土地上的权力体制、一切强势者都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和不客气的批评，只有批评才是最深沉的爱国方式，爱国并不意味着顺从，爱国更不是按照统治者指定的方向和许可的方式，爱国是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山川、河流以及世世代代形成的文化的认同，是对这片土地上和自己一样靠劳动吃饭的普通同胞的血肉联系，这样的爱国才是真爱国，但这种爱国常常不是以喊口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是正常的健全的民族主义，不以民族主义命名的民族主义。

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译本上世纪80年代曾风行一时，其中就有这样一番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说的就是盲目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它只是民族自卑和“合群的自大”的产物，所以动不动就贴标签，口水横飞，搞道德绑架，凡是不与他们站在一起的，立马视作敌人，恨不得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这种容不得不同声音的民族主义是经不起考验的，它不是根植于土地深处，与自己的民族可以共忧患的民族主义，等到危机真的降临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不能否定，在呼喊爱国口号的人当中，也许不乏真心地认可专制统治，真心相信官方宣传的人，他们对西方、对美国充满敌视，对做稳了奴隶的地位很满足、很惬意。比如，在海外留学生中有许多人是因为家庭背景出去的，父辈或贪官或大款，身居既得利益的序列，掌握着优势的资源，他们真心地认可现状，希望保住他们的繁华梦。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娱乐方式，抵制家乐福也好，反对CNN也好，都只是一个个奉旨爱国的娱乐项目。这些具有安全保障、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娱乐，何乐而不为？如果有更有刺激、更好的娱乐项目，如果他们感到安全的话，一样会趋之若骛。说穿了，他们并不是因为内心深处认同了官方价值而呼喊口号，他们只是因为青春的激情无处释放，年轻的情绪无处发泄，需要寻找一个藉口、一个理由，民族主义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最安全、最可靠的渠道。归根到底，他们要的只是娱乐，里面没有多少价值判断的成分，更没有多少政治选择的成分。

2008年的奥运会本质上已不是一场简单的体育赛事，对统治者来说，就是试图通过举办压倒一切的奥运会，来打造一场万寿盛典，彰显盛世的无限风光，从而消解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掩饰那些因为制度缺陷造成的人间不幸。以体育的名义，套上国家的花环，披上民族的华衮，人们就很难看透其中的把戏，更不要说发出清醒的质疑的声音。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奥运会则是一个超级的娱乐项目，借助这样一场超级的国家娱乐，他们可以尽情地陶醉其中，狂热地舞蹈、欢歌，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向。人类天性中的娱乐性是很容易被引导、被操控的。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的奥运会就是这样一种巨大的国家娱乐，曾经令千万德国人如痴如狂，而不知道巨大的厄运正向他们悄悄迫近。

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任何爱国大话、排外表演，最终都免不了被娱乐化的命运。盲目的民族主义鼓噪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娱乐项目，我们不能被表面上甚嚣尘上的气焰迷住了双眼，我们不能被一时的狂热镜像所惑。既然是娱乐，其实就不必太当真。奥运会也是一样，娱乐总会过去，生活还将继续，一小部分人的盛世投下的阴影将越来越长，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是一个往何处去的“后奥运时代”。

2008年6月10日

体育政治化，当然包括奥运政治化，是官方历来的法宝。无穷无尽地花纳税人的钱，用举国办体育的体制，多夺金牌，来造成通过伟哥硬撑起来的国家雄起，以彰显祖国是多么欣欣向荣。其实有多少人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多少人无法读书，有多少人还不能享受基本的人权亦即生存权，官员们是不大操心的。因为他们深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面子工程就是大事）的道理，来个一俊遮百丑，以便欺瞒国内外民众的心智与眼睛。

不过体育政治化是官方的优秀传统，也是毛泽东历来乐于倡导的。乒乓外交众人皆知，但小小银球，还不仅是几只苍蝇在碰壁，还有很深刻很玄乎的理论道理。于是老将们必须接受小将们的挑战，否则“我们就要完蛋了”。“我们就要完蛋了”，虽然听上去刺耳，但毕竟是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英明的领袖，如今政权的开山祖所说的，时下的领导同志们不可不铭记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将体育政治化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下去，否则就会走上资产阶级的复辟道路。如果不将体育化的毛训进行到底，真的“我们就要完蛋了”。

现将1967年4月北京出版的内部书籍《教育革命》第199至200页的《对徐寅生同志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批示》一文全录如下，以见官方在体育政治化方面的悠久历史和伟大传统。

《对徐寅生同志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

徐寅生同志讲话和XX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一阅，并希望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广泛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2008年8月7日7：18分于成都

近日，五毛党（官方雇用负责引导网络舆论的人，又称网评员等，五毛党是网民的戏称，据说发一帖子可挣五毛钱），这个中文互联网中的幽灵，似乎要正式浮出水面。先是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大张旗鼓地通过各大门户网站发出招聘启事，招募网络监督员；接着江西、山东等地关于网评员会议的报道也正式出现在媒体中……

有人估计，五毛党已超过二十八万。在今年的西藏事件后，计划大扩张。数量如此庞大的一支职业队伍，虽不能如官方所期待的那样，操纵网络舆论，完成对网民的洗脑，但对于网络民意的扰乱却是显而易见。

五毛党已经不止完成了对anti-cnn、中华网、千龙网等传统亲政府论坛的占领，对于网易新闻评论、猫眼看人、天涯杂谈等以前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网站，也做了充分渗透。很多老网民发现，现在这些网站里不断有人重覆反普世价值、反民主开放的口号；在批评政府的帖子后面，则总是有针对作者的大量辱骂与污蔑……

而更严重的是，五毛党已不止影响普通网民的正常讨论，连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上网，也被五毛党包围。六月二十日胡锦涛在强国论坛与网民交流，第一个与他对话的网民叫‘大好河山美如画’。人肉搜索后，人们发现这是个地地道道的五毛党，专与领导人网上对话。于是，胡锦涛网聊，这一本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因五毛党而大打折扣。

以前有人说，网络是中国民意的解压阀。而现在，因为数量庞大的五毛党专门做扰乱民意的事情，以至于网络所反应的民意越来越失真，不久的将来，也许没人再敢轻易相信网络民意。事实上，不久前，贵州瓮安事件爆发后，在漫天飞的各种言论中，有人替政府辩护，即便有些辩护非常有道理，但因为网民普遍担心会上五毛党的当，所以都不愿轻易相信。以至于网络不仅没有成为沟通渠道，替民意解压，反而加剧了人们的愤怒。

五毛党把水搅浑，虽能让部分人与事顺利过关。但是，也可能会为中国所面临的全局危机火上加油。当解压阀不再解压时，将有爆炸的可能。

一

1851年12月2日凌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雨果参加共和党人组织反对政变的起义，遭到独裁者的镇压，被迫于12月11日流亡国外。一年之后，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进而废除共和，宣布成立帝国，自己当了皇帝，号称拿破仑第三（史称第二帝国）。雨果先流亡到比利时，后去英国属地大西洋上的泽西岛和纳盖西岛，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9月2日拿破仑第三被俘，帝国垮台，雨果才结束了长期流亡生涯，于9月5日回到法国。

雨果流亡十九年（从四十九岁一直到六十八岁），是拿破仑第三统治的十九年。雨果自始至终反对拿破仑第三的独裁政权。1852年，雨果就发表了政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对独裁者进行辛辣嘲讽和攻击。

关于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马克思在1852年3月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作中，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马克思所以用“雾月十八日”这一词汇，是由于拿破仑（第一）在法国共和历雾月十八日这一天，即公历1799年11月9日，发动政变，改共和为帝制，实行军事独裁的。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因而马克思这一著作就借用“雾月十八日”这个日子，作为“政变”的代名词，并含有讽刺路易。波拿巴的意思（在我国，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马克思这一著作的中译本曾名《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读过一些马恩著作的我国年龄较大一点的读者，大概都还记得马克思在这部被恩格斯誉为“天才的著作”中一开始就讲的那两句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年至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年至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的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批判不但一语中的，而且此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马克思并未妄言，他的论断依然有效。他的著作发表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人们确实在世界舞台上仍然看到一些第二次出现的笑剧（或译为：闹剧，或滑稽剧）人物。记忆犹新的就有曾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此人缺德无才，但为了抬高自己，却制造新的个人迷信以及一幕又一幕的政治笑剧，以求与过去的领袖人物（列宁）相匹，居然还发表了“创作”的不止一部的长篇小说，以炫耀自己“多才多艺”（他的三部“小说”是由人捉刀代笔，那是不言自明的）。勃列日涅夫所以能够虚张声势以领袖自居，必然会有一批政客、文人以及军人为其捧场。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于1964年上台，权欲不断膨胀，不断强化个人集权专制，并且恋栈不舍，直至1982年去世，成为苏联在斯大林之后又一个终身制的统治者，在历史上成为马克思所嘲笑的那种笑剧式人物。

对于雨果在流亡之初写的政治小册子《小拿破仑》雨果这样称呼，带有轻蔑之义　，马克思提出了批评。马克思在1869年6月23日为自己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实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动。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了伟人了。”马克思进而解释自己对拿破仑第三的论点时写道：“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分析得当然十分深刻。不过，雨果的思想还算是敏锐的。政变发生的当天，他在为抗暴委员会口述发表的宣言里说：“路易。波拿巴是个叛徒，他践踏了宪章。他背信弃义，无视法律……”雨果为了维护自由、民主和共和的理念而参加政治活动。可是，他毕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理论家。我们不能要求他像马克思那样来分析法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小拿破仑的军事政变。不过，雨果即兴而写成的抨击小拿破仑的小册子，在当时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小册子源源不断地秘密流入法国。《小拿破仑》的译本相继在欧美各国发行。当时在意大利都灵的大仲马手捧小册子，高声朗读。“大家都感到欢欣鼓舞，精神为之一振。”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写道：“在全世界印行了一百万份的事实证明，精神力量战胜了武力政变。”

雨果是位文豪。这里，我们还是主要来看看雨果作为诗人、作家，在流亡期间文学创作的成就。

二

1853年，路易。波拿巴称帝的第二年，雨果就发表了他流亡海外的第一部诗集：《惩罚集》。雨果鞭挞独裁者扼杀共和、践踏人权、使法兰西民族蒙受耻辱；同时也抒发了法兰西人民的反抗意志和热爱自由和民主的理念。诗集具有巨大的战斗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十九世纪西欧乃至世界诗坛罕见。这部诗集共有诗一百零一首，且看其中一首，犹如投向拿破仑第三及其罪恶统治的匕首——《既然正义人士……》的部分内容：

    既然正义人士处于深渊，
    既然王权交给了杀人犯，
    既然所有的权利都遭到踩躏，
    既然高傲的人们面色也不免阴沉，
    既然他们在四面八方，
    宣扬我的祖国的丑行；

    啊，共和国由父辈开创，
    伟大的先贤祠光芒万丈，
    自由蓝天下金色的圆顶，
    不朽英灵安息的殿堂，
    他们居然使用梯架，
    将“帝国”的标志张贴在你的墙上；

    既然所有的灵魂已软弱无力，
    既然人们已屈服，既然人们已忘记，
    真理，纯洁，美好，高尚，
    历史愤怒的目光，
    荣誉，法律，权利，光荣，以及长眠在坟墓里的英灵，统统被遗忘；

    那么我爱你，流放我爱你，苦难！
    忧愁啊，让你成为我的冠冕！
    我爱你，矜持的清贫！
    我爱我家屋门被风吹得响声砰砰。
    …… ……

雨果用诗的语言抨击“戴上王冠”的“杀人犯”，并且为了自己的理念和法兰西的荣誉，不屈服于独裁者，甘愿流亡海外，遭受苦难，过清贫孤寂的生活。《惩罚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版，法国国内禁止发行。但是，雨果的诗和他的声音是阻挡不住的。诗集秘密流传到巴黎后，引起了法国人民和文坛的强烈反响和共鸣。后来，甚至到了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希特勒侵占法国期间，《惩罚集》中的诗句仍然鼓舞着爱国志士从事反对纳粹统治的斗争。

1859年，拿破仑第三宣布大赦，有些流亡人士接受了皇帝的大赦，返回法国。雨果却断然拒绝。1859年8月18日，他发表声明说：“我忠于我对良心许下的诺言，我坚持到底，与自由一同流亡，自由回去，我才回去。”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了雨果与独裁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并且坚信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雨果热爱他的祖国法兰西，但是他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决不是国家主义者。

在流亡期间，雨果于1861年11月25日在答复一个上尉军人征求他对英法军队“远征中国”的意见的一封信中，以凛然正气谴责了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和掠夺我国圆明园的行为——他称之为“强盗行径”。雨果在信中写道：“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他的信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义愤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雨果同时还将法国人民同第二帝国区别开来，他在信中写道：“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三

流亡期间186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被认为是雨果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法兰西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永远发光的明珠。

《悲惨世界》之所以激动人心，主要是因为它通过冉阿让（译名按李丹先生译文。比较接近法文的译音应为：让。瓦尔让）、芳汀、珂赛特等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城市下层苦难的人们（小说法文书名直译即为《苦难的人们》，我国读者已经习惯于李丹先生的译本书名《悲惨世界》）悲惨的生命和命运，表达了作者对这些下层贫民不幸者的深切同情，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

雨果在小说里描述了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街垒战斗，歌颂了在战斗中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当时共和党人代表着人民群众，进行的是正义的斗争。起义虽然失败，但雨果相信共和制必将在法兰西土地上重新建立起来。这是在批判当时拿破仑第三统治的倒行逆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小说中还写了著名的滑铁卢战役。这种描写战争的大手笔，在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之前是罕见的。

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雨果就构思准备创作一部大型的社会小说。1847年雨果写出了《悲惨世界》的若干章节。在流亡居住的英属纳盖西岛上，他终于完成了这部长篇巨著（中译文约一百二十万字）。雨果在1861年6月30日写道：“上午八时半，当一轮红日挂上我的窗扉时，我写完了《悲惨世界》。”这部巨著的完成可以说是他创作的顶峰。小说于次年（1862）出版，树立了他作为世界性大文豪的声望。在我国，最熟悉、最知名的雨果作品，也就是《悲惨世界》和1831年出版的《巴黎圣母院》。

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悲惨世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过分相信道德感化的力量，以为可用以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甚至可以拯救人类，可以说是雨果思想的局限和乌托邦情怀。艺术性方面的缺陷则表现在作者有时用整章整节的文字来发表议论，有的议论甚至令人乏味，致使情节叙述中断，让读者感到遗憾。

在流亡期间，雨果还创作出版了题材多样的诗集《沉思集》（或译《静观集》，1856年），文艺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1864年），抒情诗集《街头与森林之歌》（1865年），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6年），长篇小说《笑面人》（1869年）。另外，史诗《历代传说》于1859年开始发表，后来雨果回国后于1877年出版了第二部。《历代传说》第三部最后于1883年他八十一岁时出版。

四

过去有人评论说，雨果的《悲惨世界》“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没有指出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种种罪恶的根源”，等等。那一类评论者对中外其他一些作家的某些作品，也有类似的批评。对这些观点，本人不敢苟同。

文学著作就是文学著作，不是政治教科书，不能像政治教科书那样来要求一部文学著作。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不能，对托尔斯泰的著作不能，对曹雪芹的著作不能，对任何作家的作品都不能那样要求。那种评论的作者认为，十八、十九、二十世纪欧美或中国的一些有成就的作家的作品“没有指出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向”。这种要求是过分的。请问，从俄国十月革命至今将近九十年来，有哪些“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问题﹖苏联经过七十三年历史最后解体而垮台了，它原先到底是“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是“霸权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国家，恐怕还需要今后的时间论证、探讨、研究，才能弄清楚。

文学作品起不到政治教科书的作用。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通过故事中人物形象　所具有和体现的思想影响和艺术感染力，却是政治教科书所不能代替的。何况，历史事实已经表明，某些“政治教科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写、变动，弄得人们不知道到底“真理”在哪里。而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的文学名著，即使它在某些方面有缺点或不足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但它却永远给人以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当然，感到受教益的应该是有自己思想、能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一个工具或一部“机器”。

五

雨果的思想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从早年保皇主义者到波拿巴主义者，最后成了为自由、民主而坚决斗争的共和主义者。雨果的理念支持了他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另一方面，他在流亡生活中也获得了创作的丰收，达到他一生创作的高峰。这对我们是有启示和教育意义的。

一个人的思想是在变化的。没有天生的革命者，也没有天生的反动派。有的人一生是逐步向上或虽有曲折但却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有的人一生则是逐步倒退以至蜕化变质。这不在于他的地位高低、职务大小。我这里想到我国现代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湖南湘潭人杨度（1874～1931）曾是秉承袁世凯的意旨策划恢复帝制的所谓“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世凯复辟的丑剧收场之后，他的思想逐步有所转变。1927年李大钊遭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杨度曾多方营救，未果。李大钊牺牲后，他就积极投身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1929年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共产党是不掌权的，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被反动派抓到是要杀头的。杨度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并且捐献了大量金钱为党的活动经费。杨在党内起先受潘汉年单线领导，后来由夏衍单线联系，直至1931年逝世。杨度由反动文人转变为革命者，虽属个别情况，但是他的转变与进步是值得历史肯定的。类似的情况是：有人反动生涯大半辈子，最后在晚年舍弃特权，承认并实行自由、民主的行为，也应该肯定，因为他对人民做了好事。

另一方面，历史上也有人开始是好的，后来却演变成为坏人。这里我也想到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臭名昭著的汪精卫（1883～1944）。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曾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民国后不但逐步背离革命，最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竟公然背叛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伪国民政府主席，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像汪精卫这样从一个爱国者、革命者最后蜕化变质为不齿于人类的民族败类，这样的情况比较极端，但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的社会里却不是个别。在时代大变动的历史大潮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人搏击向前，有人就被波涛冲昏头脑。尤其是一个革命党在掌握政权之后，特别值得注意。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1834～1902）所说：“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败。”一些原先的革命者或者随大流而参加革命的人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成为鲸吞人民财产的贪污犯，成为说假、大、空、官话的政客，而实际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六

雨果于1870年9月结束流亡返回祖国，由于他坚定的反对独裁的思想和巨大的创作成就，受到巴黎市民的热烈欢迎。后来，他于1885年5月22日以八十三岁高龄逝世时，法兰西全国为之悲哀，大约有两百万人为他送葬，并获得下葬于先贤祠的哀荣。巴黎人民在凯旋门正中为他布设灵堂，其场面之盛大为法国历史空前。

我想，我们应该从雨果思想不断演进、不断进步的历史事例中，获取教益，并随着自由、民主、法治的历史潮流，不断前进，切不可逆历史潮流而动，萎缩倒退甚至蜕化变质。

2006年的中国媒体曾经给我机会，请我谈谈中国的年轻一代，当时的我”不理性地猜测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在于终结’总体性社会’、彻底告别极左或专制路线、完成现代转型”.当然，”任何一代人，在社会进化的历史里，如果不能主动地创造或幸运地遭遇历史性事件，那么，他们的代际意识、代际效用、代际使命很难现身。””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迟迟不能完成转型，那么，无论这一代人个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惊喜，却不能长久地给文明以安慰和保证。因为他们言行事功虽然独立，却难能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服务于中国社会，进而为世界文化服务。”在向年轻一代朋友致意的时候，我提醒他们：”我国是惊魂未定，我国史大事未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肯定有事。”

我得承认，当时的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年轻一代的大事件发生在2008年。2008年中国的一系列天灾人祸：雪灾、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等等，考验的是中国政府。用国家总理温家宝先生的话说，这是困难的一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如何，本质为何，中国社会的动员机制，在国家和地区、个人之间的社会空间，等等，都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得到检验。问题不在于这些事件实证了中国社会空间的逼仄，不在于几代人袖手、旁观着政府的角色表演：救火队、维持会、宣传员，等等，而在于中国年轻一代从面目模糊、暧昧不清的生存中现身，坚定地参与了每一事件：做志愿者，为中国欢呼，为政府辩护。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抗议面前，中国的年轻人根本不买账，甚至拾起斗争话语，指责西方世界的歧视和敌意。年轻一代甚至诉诸人的本能反应，去对抗他们认为一切不怀好意的西方事物，如抵制西方商品，拒绝到家乐福购物、拒绝到肯德基就餐。

中国年轻人的表现是如此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今天仍在网上进行口水战争。人们对其行为进行了种种命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集体主义，等等。因为他们鲜明表达的，乃是跟西方文明或国际社会分庭抗礼的姿态，他们表达的是要教训他人、跟他人一决高下的优胜心。他们的姿态使得备受批评的中国政府反而退居次要地位，中国政府的表现反而相形见绌。因为这些年轻人影响和作用了国际社会的文明氛围，中西之间、汉藏之间、台海之间、官民之间等等问题，在这些年轻人那里，其分歧不可调和。在一方要求对话、理性辩难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不由分说地进行谩骂、恶毒攻击，甚至人身骚扰。

中国年轻一代的表现让世人忧喜交加。这一代年轻人生活在物质丰饶的社会，人们一度以为他们是吃喝玩乐的一代人，是远离政治的。今天，人们发现，他们一点儿也没有非政治化、没有去政治化。人们同时担忧，这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如此诡异，他们对中国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他们会让中国如何自处并与他人共处，这些问题直接关系世界的和平安危。一些悲观的观察家干脆挑明说，这一代人的诡异处其实就是非理性，在人权观念、温室效应、恐怖主义、族群和解、全球化等等当代人类问题面前，中国年轻一代的表现是拒绝了解之同情，他们既像是中国义和团、红卫兵的衣钵传人，又像是德国纳粹、苏联青年近卫军的中国盟友。他们参与的”中国的崛起”，要么与世界对抗为敌、要么沉醉于光荣孤立的幻觉中。

所有这些理解，这些预言，甚至对年轻一代的难以言喻的担忧，甚至我当年的期待，其实多不无片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都过于孤立地看待了这一代人。这一代人确实诡异，但其表现并非无迹可寻，他们的表现跟中国政府、国际社会有关，当然，更跟他们的父辈有着血肉关系。

他们的父辈大体上就是红卫兵一代人。那一代人当年受毛泽东号召，有着第三世界的超越梦想，在敌视传统、敌视文明世界的幻觉中挥霍了自己的青春。他们做红卫兵时看不起父辈，而只认毛泽东及其中共，以为人生幸福感空前绝后，自己躬逢开辟新天新地的好时代。在毛和中共的领导下，他们学会的是服从，而无需任何文化、知识、教养；他们知道的是融入当下集体的怀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文化大革命，这一被胡锦涛先生近年指斥的”浩劫”还没有结束，红卫兵一代”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即已成为过去。

当红卫兵一代大梦醒来，进入人生的中年时，他们又要求补偿耗费了的青春，他们有着补课、补偿的人生心理。他们曾经肯定自己躬逢盛世，这一次他们又肯定自己发现了人生的真谛：他们步入社会，孤独然而实在地跟中国社会发生利害关系社会时，他们以为自己成熟、看透造化的把戏了。他们总以为自己是人类世界、宇宙万物的中心，他们在青春年少、中年或其他任何阶段都自以为独立地判断一切，予取予求；世间的一切都是也必须是注解其意志的。台湾、美国、民众的前途，乃至历史都是也必须是符合其预想，都是也必须是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否则，那些国家、地区、民众等就只配被诅咒。

实际上，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心智，不过表明他们在生命进化的某一阶梯上止步不前。这并不是说只有他们一代人或只有他们那一代中国人有此心智，不少受殖民地解放理论影响的人多驻留于这种心智。这种心智即使遭遇失落，但他们心中隐秘的梦想、意志从未丧失。比如赶英超美的梦想，仍是中国红卫兵一代心中的情结。即使他们到了美国、英国，他们最有代表性的感受就是，不过如此。同时，他们又极在乎在某一方面在某一细节上对英美的超越。经历了社会主义的低潮之后，在反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之际，这一代人似乎发现，机会又来临了。就像前两年，反全球化示威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之际，一个美洲的左翼工人代表、跟红卫兵同龄者感叹的：我们一度以为，我们这一代人跟美国一较短长的梦想，在有生之年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中国的红卫兵一代曾经失落过，他们失落的时候觉得自己上当受骗，觉得自己的青春被浪费了，自己的人生简直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他们的孩子，就是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被称为80后的中国人。80后一代人，生活在红卫兵一代的家庭里，自然难有什么家教。红卫兵一代难以给予孩子们思想、学识、信仰等等，他们也难以自信教育孩子如何待人接物、知书识礼，如何自处并跟他人共处。因此，尽管80后的年轻一代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他们的心智、思维也是极为简单的。他们的生命成长中缺乏家教一环，缺少社会教育一环，他们受到的教育只是学校教育或说中共的教育。跟父辈比，他们接触到的知识、信息虽然是极大丰富的，但这并不妨碍这父子两代人心智的简单同构。

不仅如此，80后的一代人正跟中国政府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时，而中国政府的改革，如众所周知，是以经济行贿等手段回答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这种经济行贿，以联产承包、发奖金、鼓励第二职业、股份制等形式，先后使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等社会阶层进入了向钱看、小富即安、小康即堕的状态。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取向的政权生存策略既带来了经济片面而空前的繁荣，也带来了全社会的拜金主义、唯物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或时代精神极大影响了80后的一代人。跟他们的父辈相比，红卫兵至少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使命感，而80后的一代人只有人生的简单占有感。学校教育或中共教育则赋予了他们生存的虚伪、虚无意识，以及关于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百年积弱受辱一类的文明破碎感和知识破碎感。

80后一代在这些虚无、罪错的生存环境里成长，他们多有自我中心意识，而少有人类意识；他们多有合群思想，而少有个性思想；他们多有势利心理，而少有同情心理；他们多有丛林意识，而少有社会意识。

除了父辈、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影响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政府以暴力、经济行贿等手段解决正当性问题的三十年来，中国跟西方经历了冷战、后冷战、全球化三个时代的关系变迁。无论冷战时代的对抗，还是后冷战的”战略围堵”，抑或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伙伴关系，国际社会一直对中国有着批评，好奇，猜疑，攻击。由于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等先后成为西方世界关注的头等大事，中国奉行”决不当头”的韬光养晦策略发挥的绩效，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从未构筑压力。反倒是中国人自己在冷战时期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亡我之心不死，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地位相当重要，想当然地以为他们要毁灭的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第三世界的领袖”.一直到邓小平70年代末复出后认定中近期不会有世界大战，国际环境对我有利，定下埋头发展经济的国策，这种一厢情愿的紧张心理才消除，中国才获得了经济腾飞的机遇。

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国际社会不对中国构成压力，所有经历过美苏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学家和分析家们大概都会承认这一点。即使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外关系一度紧张，但很快进入了更为密切的阶段。但这一切并不是说国际社会很了解并支持中国，相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分析，批评或支持始终停留在极为肤浅的程度上。从最初隔绝状态的一无所知，胡乱发挥想象力，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初步接触，到今天如此频繁的交往。中国和中国人始终是外人眼中的一个谜。国际社会一直努力了解中国，但无论如何比附中国，像非洲，像印度，还是跟伊斯兰世界同类，国际社会没能打开中国心灵的大门。它的中国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媒体、政客、商人、观光客们的自以为是。由于这种自以为是，使得有些西方世界的民众至今搞不清楚大陆中国跟台湾地区的大小，至今搞不清楚中国内地跟西藏地区的关系，至今搞不清楚中国发展跟肯尼亚发展的差异。

公正地说，国际社会对中国有着想象的善意，甚至有着想象的幽默。中国的对内宣传，极圆熟地利用了这些善意，即使批评中国、攻击中国的言行，中国政府也为我所用；更不用说，反华势力在中国宣传里向来是唤起民气的好材料。三十年来，在中国的宣传里，中国的朋友始终遍天下，中国的发展得到了全世界的赞扬和支持。国际社会几乎自始至终地对中国社会实行着独特的”最惠国待遇”，从政府到各种国际组织的官员、专家，多异口同声地赞扬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并给中国的发展命名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等。如果说，在冷战前后，中国进口的这些国际舆论尚是片面之辞；那么，在中国跟国际接轨多年，中外交往不再让中国人感到新鲜的近十年来，中国人确实看到大量的老外面孔在被访谈时，他们说出的话多是称赞中国。甚至天灾人祸，比如地震，中国人看到、听到的也多是某某国家的报纸、政要在称赞中国政府的作为，说是他们相信中国政府的能力，说是他们为中国政府重视人民生命的行为而感动。

这些众口一词的恭维、看中国脸色，往好的动机说是绥靖、权宜，往坏里说，则是十足的势利。如前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紧张的局面，西方人一度宣扬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也最终是西方人主动让步，包容了中国。即使有批评中国的言论，有围堵中国的战略，但这些纸上作业要么被隔绝，中国人听不到这些声音；要么被利用来作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妖魔化证据。

这种绥靖、势利的声音，或”妖魔化中国”的声音，给了80后一代极其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他们不相信文明的善意、人类的道德，不相信世界或国际社会的公理，不相信普世价值。他们相信强者。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阐述者王小东先生就一再强调，西方世界在道德上并没有进步多少，西方人跟中国人比并不高尚一等。甚至说，80后一代相信中国。他们在宣传教育中得到的印象不是中国需要世界，而是世界需要中国，不是中国求于西方，而是西方求于中国的市场、人力甚至资本。因此，80后人接触到国际社会的文明礼仪后，不免觉其虚伪，他们无家教的生活习惯觉得直截了当比繁文缛节更爽快。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妖魔化”不是在2008年才开始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也不始于今日，有人统计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就是正面报道的好几倍。但只有2008年，西方对中国的不公正及其媒体的歪曲报道才成为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尤其成为80后一代人关心的大事。在少不更事的80后一代人看来，2008年的国际社会似乎对中国突然变脸，成心跟中国为难，即使国际社会批评、抗议的是中国政府，80后的一代人也认定这是西方人有意跟中国为敌。

2008年因此成为80后一代浮出中国历史地表的年代。自1989年以来，至少有两代人消失在经济行贿的中国生活中，而难以为中国的发展打上自己一代人的烙印。因此，无论人们多么担心80后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担心他们的非理性，80后一代仍是幸运的，他们遭遇了历史，并从中国政府背后挺身而出。无论他们今后如何，他们将跟做红卫兵的父辈一样进入了历史。

当然，这样说似乎高抬了这一代人。比起他们的父辈，他们当下的表现只能说进入了中外关系史。他们的父辈至少有过砸碎中国官僚制度的行动和愿心，有过跟中国文化传统决裂的勇气：红卫兵一代是中国历史的不幸产物，是为历史原谅悲悯的一代。但80后一代抵制外人似乎如戏如剧，他们是中外共同孕育的产儿：80后一代是最不知责任为何物的一代。他们的父辈至少有过人生、人性崇高的闪光时刻，80后一代却是享乐主义者的天然传人。红卫兵一代有过不饮盗泉之水的人性尊严、价值追求，但80后一代却是笑贫不笑娼的实用者。他们的父辈有着个性独立的孤胆情怀，红卫兵一代写大字报时几乎多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行为，是对自己和自己追求的真理负责任的个体。但80后一代却多是佚名的，穿着马甲的，是放纵人性之恶进入网络狂欢的群众演员。更不用说，比起他们的父辈，80后一代的社会化程度是极低的，他们甚至未完成社会圈子化、集体化，他们幸运地代表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但他们远未构成力量。

80后一代是否会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转向？这是一个伪问题，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无论纳粹、青年近卫军还是红卫兵，他们都有自己的头脑并集体地拥有一颗头脑。他们依附的社会组织则有着大大小小的克隆式头脑。红卫兵当年仅北京地区就有自己的五大领袖，大陆中国各地更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司令、主任、委员、总指挥，无数的被”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激励出来的组织天才和思辨天才，虽然消失但仍闪光一时的民间思想者。但80后一代的民族主义却是无脑的。”胡哥”、”胡锦涛爷爷”，或温家宝先生，都不是80后一代人的头脑。他们自己更没有表现出头脑、肝胆和气魄。中文网上有一个骂人的词：”脑残者”，这用在80后的社会表演上，虽不中，亦不远。

相信中国是容易的，挺身而出也是容易的，但几代中国人的共同历史任务不是到头来的一代代轮回，不是总要期待新一代人去实现自己上一代人的梦想。几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不是轮回地进入了一代人集体的汪洋大海，而是要自己从集体迷狂的气氛里淡出、站出来独立。因此，具体到80后新一代人，他们的问题仍在于，能否使自己和自己这一代人真正立足于历史、人生天地，能否切实地、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跟上几代人合作，共同变革中国，使中国真正成为人类的文明家园，成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中共十七大语）的和谐社会。在80后一代的集体狂热中，爱因斯坦”致后代人”的话仍值得铭记：假如你们的行为不比我们现在或过去的行为更公正、更平和、思想不能更理性的话，那么你们就等着被魔鬼带走吧。因为中国的几代人，包括他们的父辈红卫兵一代，都已经被魔鬼带走了。

因此，世界对80后的期待也许仍是想当然的。如果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期待他们就是雾里看花，不负责任，也不着边际。当然，在向这一代人致意时，我们仍得要像爱因斯坦那样提醒他们：在合群而大的集体行动和社会生活中，切要记住保留自己最真实的判断，并尊重一切不同的、哪怕最刺耳最恶毒的声音。

事实上，80后一代人中早有最个性的表达，只是因为中国生活的集体逻辑，使得这些富有时代气息、最宝贵的生命情怀被淹没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了。如中国人所知，即使北京奥运这样的国际盛会，中国的年轻人也以摇滚说唱形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而仍在进行时的汶川地震国难，即使中国人几乎都沉浸在悲情、感动、志愿的氛围里，80后一代人表现得更让人刮目相看，但他们中间仍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比如一个年轻的诗人写道：”今夜，我们不是汶川人。我们不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我们感到的仅是我们——活在生者中的生者——感受到的。我们还要四处渲染感动、渲染悲悯，渲染自己干了点什么，还美滋滋地谈起自己收获了什么……那是多么多么地，恬不知耻。”一个80后的网友这么写道：”我离这个还很远吧。这是对我自己来说的。但是，就像一口痰卡在了胸口里，围绕地震的信息快让人发疯了，这个操逼世界没事儿的时候就一贯操蛋，有事儿的时候他这种操蛋更超出我的想象。我在强迫症般地关心这些，实在是心绪难平。又说不出话来，人可以作的是什么，永远都是恶，可以行的才是善。说不出话来，这让我行善无门。就让他们众志成城，慷慨赴死去吧。都是跟上帝学的，慷慨，上帝给你们的震也来得慷慨。”一个诗人则对人们刻意把地震总结出来的中国民族精神进行反思：灾难当前，人们被唤起的同情心、怜悯心、不忍之心、爱心都是”人同此心”，不分彼此的心。它不是”爱国心”、”民族心”和”中国心”，或者不主要的是这些”心”.灾难当前，无论是汉族、少数民族或者其它国家的救援都是救援，不分档次等级。一方是受难者，一方是救难的人，再无其他，事情难道不就是这样简单吗？一个心怀仁慈、对落难者施以援手的人在别的国度、别的民族、别的灾难面前，只要时机合适也一样会施以援手。不作这样的理解，就是对救援者的贬低，也是对救援工作所具有的精神超越意义的贬低。可以说，这些年轻一代的言说与思想，都是跟集体保持距离之后人类个体最真实的经验。

因此，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关注，学者、长者，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应该抱有跟报人不同的态度。报人追逐新闻看点，喜欢跟风，媚俗；社会舆论则应该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关注他们的个性思考和行动。健全的个人占社会的比例越大，社会越趋于合理，越趋近于文明。文明社会在跟年轻一代的互动中，相互辅成，并各自日臻完善。在跟年轻一代相处时，我们最需要敲打他们、提醒他们的乃是：你们中间还有不属于集体的人吗？借用马克思的”属人”原则，你们能够组成属人的也即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吗？我们除了旁观年轻一代的表现，还需要我们自己先伸出手来：我们能够走到一起，因为我们同为人类。

大约两年前，金庸先生莅临广州中山大学讲学。第二天广州某大报报道：金庸说他是陈寅恪先生的“私塾弟子”！无独有偶，中山大学网站上也是这样报道的。

这可引出一系列问题：陈寅恪先生何时、何地教私塾？金先生又如何因缘巧合，得以亲炙教泽？陈先生十三岁（1902年）赴日留学，以后多次进出国门，游学德、法、美等国，从来没有教过私塾。金庸先生出生于1924年，如果五或六岁入学，直至1944年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陈先生正执教于清华大学，忙得不可开交，更不可能办私塾。有点中国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私塾弟子”云云，显然是“私淑弟子”之误。一字之差，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谓“私淑弟子”，指的是“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北京）。

要是说中山大学网站的年轻人分不清“私塾”与“私淑”，已经令人吃惊，一个大报层层审稿，居然没有发现这样的常识错误，就实在让人费解了。

困惑还在于这类现象一再出现。随便举几例：

1．“致仕”，直到清代还是常用词，意思为官员年老退休。赫赫有名的余秋雨却说是做官。余先生1946年出生，进学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他读过的语文课本没有“致仕”这个词一点也不奇怪；这暴露了语文教学的缺陷，不必苛责某一个人。但是余先生是文史学者，在清代以前的文史书刊中，特别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列传中，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很高，读书稍微细心一点，弄错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2．中国文化的规矩之一是避讳，对尊长不称名，以示敬意。民国以后，避讳逐渐减少。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诚惶诚恐高呼万岁和官爵的人便日益鲜见。但对自己的老师和祖先在正式场合，特别是见诸文字，除非打算欺师灭祖，没有什么有教养的人会直呼其名而不加上尊称。这与不少美国家庭儿子大叫爸爸名字的情形大异其趣，显示了中西文化的差别。可是，时至1990年代，有个到处以中国文化专家自居的人，奉命为其恩师研究中国古代文哲的文集作序却口口声声×××，其师也顺利放行，一下子露出了师徒俩中国文化基本知识的浅薄底子。

此外，还有一个见怪不怪的“进行”病。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说：“我和老伴进行吃饭！”听见的人私底下可能会怀疑：这家伙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可是，我们的新华社不时会来一条电讯：某总理和某总统“进行会见”！全国大小报纸照登不误。这种让语法学者气结的“新华体”流行多年，至今无止歇的迹象！

一叶知秋。问题出在哪里？愚意以为这首先由于革命后遗症有待消除，课本中过多的时文挤掉了传统典籍。李慎之先生曾感慨系之：现在所谓中国文化专家对传统文化的掌握，比不上抗战前的中学生！

其次，这与个人的态度有关。无知并不可怕，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知识相对贫乏的年代尚且寥寥可数，20世纪以降知识爆炸，已经不可能有全知全能的所谓圣人。可怕的是面对大千世界，摆出一副“文不在兹乎”的架势，似乎上下五千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有谁敢讲半个不字，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再次，这里还有一个治学方法或习惯问题。胡适曾一再忠告年轻人：买部好词典，不懂或似懂非懂的字或词，好好查一查。笔者受益匪浅；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同道愿意分享他的箴言。

我曾写过推崇索尔仁尼琴反共精神的文章，也写过“被冷遇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向权力献媚”、“索尔仁尼琴的理性阴影”等批评文章。但随着对索尔仁尼琴言行的更多了解，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越来越低；甚至对他当年反对共产主义的初衷等，也有所质疑。

索尔仁尼琴反抗共产主义的勇气是公认的。他最早以《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当年苏联第一个揭露劳改营黑暗的小说。作品展示出，斯大林的暴政把人贬低、摧残到像随便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但面对无边的黑暗，小说的主人公伊凡坚守着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心底仍紧搂着一线光明。这“生命中的一天”成为人类善和恶永恒搏斗的一个缩影。

索尔仁尼琴后来写出的《古拉格群岛》，使自由世界第一次详细瞭解到共产党集中营的真相。“古拉格”并不是真有的一个地名，而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字母缩写，发音成“古拉格”。索尔仁尼琴比喻说，如果整个苏联是一个海洋，那么到处可见的劳改营（古拉格）已形成“群岛”；劳改制度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苏联的“第二领土”。这本书被译成40种文字，全球卖了三千万册。“古拉格”从此成为一个专门词汇，涵指共产专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尔仁尼琴曾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可想而知，苏共当局怎么能允许“另一个政府”存在。克格勃曾考虑在他的食物中下毒，以封住他的嘴。但迫于西方舆论压力，最后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从此他在海外流亡了20年。

他去世后，《纽约时报》的讣文说，他“熬过了”共产党。以研究苏联劳改营的专著《古拉格》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的悼念文章标题则是“强壮过古拉格”。因索尔仁尼琴亲眼看到了共产苏联的终结。

当1994年75岁的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从美国启程返回莫斯科时，俄国的民调显示，48％的俄国人支持他出任俄罗斯总统，可见对他的敬仰和拥戴。但索尔仁尼琴的声望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却如同一根拐杖。

他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崩溃的俄国》开机只印了五千册，还卖不出去；而《古拉格群岛》198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时，印了一百万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说，“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他回国后在电视上主持“和索尔仁尼琴见面”的谈话节目，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因收视率太低。有评论说，他在电视上完全是自言自语、发泄怒气和说教，“像个乏味的摩西”。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鲜有媒体关注。

他在美国流亡期间完成的研究布尔什维克历史的长篇巨著《红轮》出版后，更令他失望，因为青年读者根本不感兴趣。《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报道说，“这里的知识精英认为他的书像礼拜堂的空洞说教，他的时代已过去，他的目标也不清晰。”去年索尔仁尼琴接受北京《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也坦诚，“现在没多少人愿意听我说话了。但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为什么这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这么快就被他的同胞离弃？因为索尔仁尼琴的话让人们越来越倒胃口。他回国后，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简直像是从当年他厌恶的苏共《真理报》上抄来的。面对共产专制被结束，俄国人获得自由，索尔仁尼琴没有强烈的欣喜，而是到处说教：俄国没有道德，没有民主，必须恢复“俄罗斯精神”；并抨击西方的吸毒、色情、犯罪，把摇滚乐文化视为“堕落”，强调俄国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索尔仁尼琴把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下带来的一些负面、表面现象（或者说无法避免的副产品），当作西方文化的精神和主体而全盘否定，这是索尔仁尼琴除了反共之外，思想无法再升华的原因之一（仅仅是之一）。

我本人也很讨厌摇滚乐，但别人有喜欢摇滚乐、热衷摇滚乐的自由！这个“另外一个人的自由”远高于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好恶。之所以有我厌恶，你喜欢，就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个体。这种“尊重别人的自由”、“尊重别人的选择”的概念，就源于西方个体主义精神价值。

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西方文化中当然也有优、有劣，几千年来，在各种力量的抗衡、较量中一路走来。但其一步一步、极为艰难地走向胜利的根本价值，却是其他文化中所缺乏或者没有的：那就是个体主义精神，是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的原则；是这样一种追求：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财产、个人自由；而绝不是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强大。正因为这种以保护个人财产、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制度首先在西方建立，并最符合人性、最得人心，所以它才能穿越独裁者、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封锁和对抗，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

但索尔仁尼琴对这个源于西方的最重要价值毫无认识。所以连相当推崇索尔仁尼琴的上述《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也说，“他的声望所以下跌，除了苏联宣传把他描绘成一个怪物和极端者之外，还和他自己的失败有关，他没有信奉自由民主，从没有真正喜欢西方，从未接受过自由市场或摇滚乐文化。”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之后，对西方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他把北约东扩视为企图包围和孤立俄罗斯，把“世界货币基金”的援助看成西方的渗透；对于大苏联的解体，尤其愤愤不平，认为在分离出去的其他十几个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变成了少数。他质问说，“为什么俄罗斯民族要被其他少数民族支配？”他呼吁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那里有不少俄罗斯人。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后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索尔仁尼琴虽然勇敢地反抗斯大林的共产专制，但他没有明白的是，他所反对的共产主义，其核心正是国家民族至上，以“平等”名义推行群体主义；而这种群体主义，正是剥夺个人自由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根基！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俄罗斯情结”由来已久。早在当年给苏共领导人写的公开信中他就说，“20世纪的俄罗斯有太多的暴力，无论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还是其后的肃反运动和大清洗运动都是对民族的摧残。”对索尔仁尼琴来说，列宁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最重要的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摧残。他没有把暴政对“个人自由”的剥夺视为关键。在索尔仁尼琴的眼里，俄罗斯民族的兴衰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在信中这样明确写道：“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不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只有俄罗斯民族精神才是宝贵财富。”他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认为共产主义损害了“俄罗斯精神”；他不赞成西方民主，是因为认为“俄罗斯精神”高于西方。他强调“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
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这种看法和当年有神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神论的别林斯基等俄国知识分子拒绝西方、强调只有伟大的俄罗斯才能拯救世界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在俄国出生、成长，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深入研究，并写出《俄国思想家》一书的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认为，在思想深层，索尔仁尼琴是斯拉夫主义者。斯拉夫学派认为，俄罗斯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并坚信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甚至认为斯拉夫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他们强调要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寻找俄国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不是追随西方的道路。

毫无疑问，这种“俄罗斯民族至上”的斯拉夫主义，和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至上”的法西斯主义，是在一个思维轨道，都是一种推崇群体主义的种族主义。因为当把一个民族视为“至上”，就一定会导致对其他民族的贬低、歧视和敌对。事实上，由具体个人组成的民族是根本不存在高低的（我对这点没有丝毫的怀疑!），只有“文化”才有优劣之分。索尔仁尼琴强调“俄罗斯精神植根于我们的传统”。但这个“传统”是什么？对俄国知识分子有相当研究的英国作家威尔逊（A.N. Wilson）在《托尔斯泰传》的开篇总论中就指出，沙皇时代，俄国主要有三种传统交织：农奴制，贵族世袭，国家主导教会，或者说教会服从政府。苏联的历史无论有多长，基本都是这种专制的传统。而今天在俄国进行的投票选举，新闻和言论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正萌芽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精神，都来自西方，没有一样是俄国自身传统的产物。

索尔仁尼琴在写《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时，可能出于个人自由被践踏的亲身体验，发出了个体的呼喊和控诉。这些作品警示世人，任何以 “群体的名义”消灭个体的行为，都是在建造“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但当索尔仁尼琴到了西方，在自由的美国生活之后，那种个人被摧残的环境不存在了，他对这一点的感受大概就不那么直接和强烈了。再加上他声望的提高，更由于他强烈、近乎偏执的东正教信仰等，使他热衷扮演托尔斯泰式的 “替天行道”的角色；他那种试图代表整个俄罗斯讲话的“先知”劲头，有用所谓“俄罗斯精神”加“绝对东正教”改造整个俄国、统一俄国人思想的强烈企图。因此他才不再关注个体的自由，而是重视国家民族的兴衰，更看重群体的辉煌。

索尔仁尼琴几乎完全忘记了他在《癌病房》等作品中认知和强调的，“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这正是前苏联时期各种黑暗帝国的成因；任意剥夺个体权利的冲动形成了人类机体之癌。”索尔仁尼琴热衷的俄罗斯精神、国家民族至上，就是用另一种形式的“整体名义”要求“个体服从”，这和他所反对的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完全在一个思想方向。

这点从他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这三任国家领导人的不同态度也可看出。戈尔巴乔夫在任时，要给索尔仁尼琴颁奖，但遭他拒绝。他说戈尔巴乔夫代表“苏联”，他不能接受苏联当局的奖（但他从美国启程回莫斯科时，却向记者炫耀他的那本苏联护照，沾沾自喜他还是苏联公民）。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对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最后导致大苏联解体一直耿耿于怀。但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推动了共产统治的终结，他才得以结束流亡，返回俄国。而且在三位领导人中，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评价最高。在索尔仁尼琴去世当天，戈尔巴乔夫还对媒体说，“索尔仁尼琴的书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想法，使他们重新思考过去和现在。”“他是第一个说出斯大林暴政的幸存者，他的名字和独特的生命故事将永存于俄国历史。”

对于有勇气站到路障上振臂高呼，领导人民结束了共产党统治的俄国第一个民选总统叶利钦，他也是非常反感，同样拒绝了叶利钦要给他颁奖的敬意，并矫情十足地说，“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怎么是叶利钦的民主政府给俄罗斯带来了苦难？）真实的原因是，他认为叶利钦没有捍卫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在那些从大苏联独立出去的“外国少数民族”面前，表现得太软弱。

但对去年普京总统颁奖，他却欣然接受了，因为他非常认同和推崇普京要恢复“强大俄罗斯”的努力。普京在颁奖时强调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俄罗斯命运联在一起”，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没有提到他的《古拉格群岛》对揭露共产黑暗的重要意义，只是避重就轻地提到他编过《语言扩展词典》，对发展民族语言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身体衰弱而无法出席的索尔仁尼琴，对这种等同“贬低”他价值的说法不仅没有异议，却在视讯致辞时同样强调“我们国家”、“我们祖国”、“俄罗斯历史”等，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是“我们”，显示他和普京总统目标一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

普京听完索尔仁尼琴的视讯感言很动情，突然决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媒体报道说，坐在轮椅上的索尔仁尼琴对总统的意外到访“非常激动”，为自己坐着迎接普京道歉，并说“您日理万机，我简直不敢想象，您怎么能脱身来到我这儿。”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普京后来披露，他们主要谈了“俄罗斯”、“国家未来”、“俄国的世界地位”等。关注的是国家的地位和权力，而不是个人自由。

有记者在采访索尔仁尼琴时不客气地提到，“普京曾担任安全服务局的局长，这个机构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索尔仁尼琴的回答竟是：“普京总统是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只要为俄罗斯国家做事，即使是克格勃，即使是共产政权，也不仅应原谅，甚至还可赞美为“一件光彩的事”。这个曾抵抗共产主义的巨人，最后竟成为如此一个思想的侏儒。

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这个饱尝斯大林专制肆虐的作家，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生活经历的描写，居然肯定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的成就，并对斯大林去世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赞扬斯大林发动的是“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流露出无限的惋惜。

一个斯大林的强烈反对者，在“俄罗斯精神”的感召下，最后竟然称赞这个独裁者了；就是因为斯大林曾推行工业化，给苏联带来了“国家强大”。但在这个“帝国海洋”中，多少生命在“古拉格群岛”被摧残、被埋葬，亲身经历并记录过这一切的索尔仁尼琴似乎完全忘记了。索尔仁尼琴甚至还曾向普京建言，“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共产主义没有能摧毁索尔仁尼琴，但斯拉夫主义却最后蒙住了这位作家的双眼，使他一“俄”障目，不见“自由”；成了民族主义的鼓吹者，甚至是殉葬品。

索尔仁尼琴的斯拉夫情结，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沙皇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强烈关心国家前途的倾向。无
论是信奉基督教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后来被赫尔岑称为一代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无神论激进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还是被以赛亚．柏林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的赫尔岑本人，都崇拜农民，把社会平等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个人自由），因此他们都反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热衷所谓“俄罗斯精神”。但他们都给自己的国家开了“错误的药方”。后来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席卷俄国，和这些知识分子信奉并长期传播的均贫富的平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已给共产暴政的雷雨大作，有意无意地事先提供了乌云和狂风，铺设了温床。而正是俄国的革命，输出到中国和世界，造成全球一亿多人遇难的人类最大悲剧。

但当年俄国那些知识分子还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毕竟他们既没看到、更没经历过共产主义的残暴，也没有体验过走向成熟后的西方民主体制。他们是在农奴制社会的一片黑暗中摸索、探求，希望找出一条自由和复兴之路。他们中间，只有索尔仁尼琴，既经历了古拉格的共产暴政，又来到西方，在自由的美国住了十八年，亲眼看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但倒过头来还是热衷以俄罗斯精神为幌子的斯拉夫主义、宣扬民族至上，丝毫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精神。可以说他是其中最愚蠢、最顽固、也是最不可原谅的一个。

2008年8月6日于美国

民意一边倒地支持杨佳「七一」这天，正值官方以各种形式纪念中共诞生八十七年的时候，在上海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杨佳杀警案。正如网上所传，二十八岁的杨佳刀法？熟、见血封喉，一路杀到二十一层楼，十个警察倒在血泊中，其中的六个「纵做鬼，也幸福」去了。在笔者看来，这次袭警案后，网上所表现出的几乎是一面倒地同情凶手的舆论，其象徵性意义远远大於这桩凶杀案件本身。一个不杀女民警专杀男民警的青年人，在众多网民眼中，居然成了「大侠」、「刀神」、「烈士」、「义士」和值得仿效的「英雄」，还有很多人写诗写传记来讴歌他，这说明了什么？这件案子，应该给人们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本来应该是作为保护神的人民警察，何以变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人民公敌？

老舍笔下的旧警察是好人

警察，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维持社会正常秩序所必须设置的国家机器，是正常运转的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过去，警察本身，既可以成为施暴者，但也是社会底层的一部分。看看老舍的那些作品，旧时代的警察，一个个是那样淒苦悲凉，无论是《我这一辈子》的主人翁，还是《四世同堂》中的白巡长，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人物。

到了中共建国后，警察的地位得以提高。到了文革期间「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时候，警察又不行了，成了革命的对象，连当年的公安部部长都不免遭到囹圄之灾。到了所谓的新时期，人民警察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警察的特权和腐败与社会其他行业一样，同步显现出来。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之前，警察是基本上不介入政治斗争的，「四五」运动镇压群众，工人纠察队是主力，警察是副手。到了「六四」，警察基本上置身其外，只要社会治安不出问题，连小偷都支持学生而罢偷了，北京警方乐得休闲自在，警察学校的学生也走向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运动。我手里有一张当时的照片，八九年「四？二七」大游行时，长安街上的警察不但不按照市委的指示阻止游行队伍，反而给游行学生倒开水喝，周围的群众一起鼓掌欢迎，高呼：「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爱人民！」

江胡时代警察角色的转换

中共到了江胡这第三代、第四代，警察的角色来了个大转换，除去维护社会治安之外，警察队伍已经蜕变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御用工具，成为中共党魁直接控制的御林军。尤其是罗干、周永康接任政法委书记之后，警察成了政治斗争直接参与者，正如这次甕安事件中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一句话：「县委动不动就把公安推到前边，激化了官民之间的矛盾。」

在中共各级党委牢牢掌控对各级公检法一元化领导的专制体制下，不要说甕安县委，试看近年来全国各地，哪一个领导人在对付政治对手时，不是把公安推向前边的？劳资纠纷时，动用警察来对付维权罢工的工人；上访站，动用警察来截访抓人；对维权人士，警察无所不用其极地监控他们；在农村，对不按计划生育政策结紮人流的农民也动用警察；拆迁时，动用警察来威胁房主……。这其中，很多警察的作为，已经超出了《警察法》所规定的权限。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早已沦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打手。社会矛盾与官民冲突所形成的积怨，也只有让站在第一线的警察来顶雷。每年的袭警案，造成三百名以上的警察丧生。像这次杨佳案和甕安事件，首当其冲就是警察，不能不说是警察的工作失范和职责越位所造成的。

警方骄横之气日益严重

就在这角色的转换中，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可以说是位重日隆，权倾一时.尤其是身为公安部长的周永康，居然能晋升为十七大政治局常委，这是中共公安部的创建人罗瑞卿以及毛泽东的重臣谢富治都不敢想像的。在中国，居然还上演了一齣身为最高法院院长和第一大法官的萧扬向公安部长周永康汇报工作的政治笑料。较之旧社会的「白巡长」，今天大概没有比警察更强势的职业了，几乎成了基层社会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以前几年才会出现山西警察与北京警察叫板时，竟动用黑社会打死北京警察的特大新闻。

周永康主持公安工作后，警方骄横之气达到了顶点.周永康一声「公共场合下，警方对不法分子可以开枪击毙」令下之后，全国各地发生多起警方无法无天、滥杀无辜的惨案。今年年初，在广州，一名警察竟随意开枪，把一个副教授无辜击毙，此案至今还没有下文。据内地的媒体报道，一些县市的公安部门包括公安局长，居然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新近披露的渖阳宋鹏飞涉黑案，在他身边居然有十二名警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社会保护伞。民间有谚：「过去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公安。」虽然有些偏激，但也能说明公安素质低下的严重性到了何种地步。

无可讳言，在基层，广大警员为保卫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付出了很多心血的，但在中国司法黑暗、公器私用的大环境下，这些本属应有之义的「好警察」的所作所为，也只能算是「小补之哉，无济於事」。俗话说，「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更何况那些敢於作奸犯科的都是些硕鼠巨贪呢！不然，何以会出现甕安万民骚动怒烧公安大楼的场景？何以会出现血溅百步、「见血封喉」的杨佳？何以会出现那些「国人皆曰可杀」的众多网民？值得统治者深思的，更应该是网上流传最多的那句老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如果说德国女导演李芬施塔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化粧师，张艺谋就是中共皇权主义的美化者，由他导演的北京奥运开幕闭幕式必定是迎合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 北京奥运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

北京奥运到底会开成八八年的首尔奥运（启动政治改革，迈向民主体制），还是开成三六年柏林奥运（煽动民族狂热，强化专制）？前者没有任何迹象；而后者已随奥运火炬传递开始：它将是纳粹奥运的翻版，其主轴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群体主义.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将再次被淹没，被泯灭。

柏林和北京这两场奥运都是由专制政权主导，而且都有“艺术家”大做宣传，鸣锣开道，用艺术手段给“党国强权”披上耀眼的辉煌。在纳粹德国，女导演莱妮。李芬斯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三六年柏林奥运》，尤其是记录纳粹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被视为法西斯美学的经典之作。在共产中国，当红导演张艺谋，则以拍出推崇秦始皇以强权“统一天下”的《英雄》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被钦定为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总导演。

？？？？ 李芬斯塔和张艺谋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但他们却有很多相似之处，比较两者的异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纳粹和共产主义的美学观有多么惊人的共性。

底层出身，个人奋斗，官方“加持”

最近，美国出版了两本有关李芬斯塔的传记，一本是译自德国科隆大学影视艺术史教授特林堡所着的《李芬斯塔的一生》，另一本是美国学者巴赫写的《李芬斯塔传》。据这些传记，李芬斯塔出生在柏林的一个底层家庭，父亲是水管销售员.但她从小就要出人头地，十六岁时，就曾饰演裸露的女孩角色，但电影完全失败。随后她转向跳舞，曾和一个比她大十九岁的粗鄙网球手同床，并学会了她后来的信条｜｜利用男人达到自己目的。一个犹太银行家曾爱上她，她拒绝结婚，但乐见这个银行家出钱出力帮她跳舞成功。她自我奋斗，不断受挫，还一度膝盖受损，使舞蹈生涯无法继续.直到在电影《高山》的演出默契了希特勒的纳粹美学，才开始大红大紫。

希特勒说，“我一生在电影中看到的最美丽景色，是李芬斯塔在《高山》的海上跳舞。”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偶像崇拜，权力崇拜和征服欲.希特勒掌权后，李芬斯塔就成了纳粹艺术宣传的首席指挥，法西斯美学的展示者阐述者，并藉此达到了她艺术和声望的顶峰。

张艺谋也出生在社会底层，并在文革下乡、工厂劳动时吃了苦头.后来进入电影学院，靠个人奋斗出头，早期作品曾带抨击制度的色彩，也描写荒唐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他靠在国外获奖成名，却在国内受挫，几部电影都曾被当局禁映。后来其作品越来越“规矩”，最后拍出和官方意识形态完全默契的《英雄》、《秦始皇》（戏剧）、《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终堕落为共产文化宣传的“紫禁城总教头”；像李芬斯塔，成为权力者的“宠物”。

趣味相投，极力铺排大场面大气势

李芬斯塔在两部记录片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她的法西斯美学.她史无前例地用一连串的群众呐喊、军人方阵、高山大海、纪念碑、游行队伍等整齐划一的大场面，制造出一种秩序的威严、权力的崇高、意志的战无不胜。在《意志的胜利》中，那种人群方阵、旗帜海洋，齐刷刷、炮筒般高扬的纳粹礼，把国家主义、群体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象，放大到美学的极致。在《三六年柏林奥运》中，奥运精神被置换成纳粹精神；最应体现个人自由的奥林匹克，成了群体狂热的法西斯英雄仪式；银幕上“战斗”“胜利”等旁白，预示了后来的奥斯威辛和征服欧洲的屠杀。

美国有评论家说，法西斯美学的特点是：对控制、服从、奋斗、痛苦这四种特性的着迷并为之辩护.在李芬斯塔的镜头中，是领袖控制一切，人民服从国家，为日尔曼民族奋斗，什么痛苦都坚忍前行。因为他们相信群体主义的远大目标是辉煌、壮丽的，是值得牺牲、献身的。在李芬斯塔的镜头中，触目皆是那种泰山压顶般的群体阵势，那种绝不可被挑战的秩序，那种令个体不寒而栗的霸气。

张艺谋好像有李芬斯塔的隔代遗传，例如他的《英雄》，在拍摄手法和美学意图上，几乎是《意志的胜利》的翻版；也是极力铺排大场面、大气势，大群体.那种整齐划一、威风凛凛的秦皇大军，那铜墙铁壁、不动如山的武士方阵，象徵着不可挑战、无法逾越的帝王权力。任何挑战，任何异议，任何不同，都会被万箭穿心，像蚂蚁一样被碾得粉碎。

李芬斯塔在《意志的胜利》里，把希特勒回到纽伦堡拍得如弥赛亚回到人间一般壮丽。张艺谋则把《英雄》里的秦皇亮相、《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父王回朝，渲染成绝对权力的降临，象徵着皇帝的至高、至尊，绝对的等级，绝对的权力；所有人都惊惶、紧张、敬畏、恐惧，他们都是整齐划一的蚂蚁，规格相同的螺丝钉，毫无个体气息的雷同道具。

在李芬斯塔的摄影机下，纳粹手臂是统一的，军靴迈进是统一的，旗帜和掌声是统一的。在张艺谋的秦王大军那里，万剑射杀是统一的，“杀不杀，杀！”的喊声是统一的，“风，大风”的吼叫是统一的；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连宫女制药、送水的动作都是统一的，甚至连裸露乳房大小都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被挤成统一规格。他用这种夸张的“整齐划一”，造成一种视觉效果，促人欣赏“整齐之美”；而在欣赏过程中，就潜移默化得到一种心理暗示：一致性、一统性、一贯性，不仅有其无法挑战的威力、威严，更有令人欣赏的绚美。

张艺谋的影片一向很注重色彩，而且即使在这个技术层面，他也毫不掩饰地展现那种法西斯美学.例如《十面埋伏》是绿色，《英雄》是红色，《满城尽带黄金甲》是菊黄.张艺谋在每一部电影里，把一种颜色推到极致；用这种全银幕的同一色彩，呼应上面那些统一的群体、统一的行动、统一的吼叫；再次用视觉效果，强化“整齐划一”、群体的辉煌。

这种表现群体意志、整齐效应、单一色彩的艺术手法，都清晰地展示出和法西斯意识形态非常吻合的观念：那就是把“群体、统一”推到至高地位；而对“个体、独特”则不仅蔑视，更要泯灭。除了群体、整齐划一之外，李芬斯塔喜欢拍体育场的宏伟建筑、高耸的纪念碑等，因为这种意象更具崇高感、权威感；有法西斯美学所需的壮观、神秘、权力三要素。而张艺谋则喜欢拍紫禁城、宫殿群，也是因为这种辉煌的建筑，本身就是皇权的象徵。《英雄》的结尾在紫禁城，《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结尾也在紫禁城，都标志着最后是宫殿所代表的权力胜利。

● 希特勒和他的御用电影导演李芬施塔。

放大日尔曼民族优越？ 渲染中华帝王威严

李芬斯塔的镜头，放大的是国家的崇高，日尔曼民族的优越，领袖的伟大；张艺谋的镜头，渲染的是“天下”的至圣，中华民族的辉煌，皇帝的威严。在这种“世界”，个体的存在，个性的声音，个人的自由等等，不仅微不足道、毫无立足之地，也不可避免註定要失败、灭亡的命运.在《英雄》里，任何想反抗皇帝的侠客，都以自我毁灭告终.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即使贵为王后、太子，只要违背父王意志，也都身败名裂，遭灭顶之灾。那种父王大军的排山倒海、不可逾越的盾牌方阵，以及万众齐声的呐喊，都是李芬斯塔《意志的胜利》的回响，即权力意志的胜利，也是想脱离王者的个人的毁灭。？

对於李芬斯塔来说，德意志的强大，日尔曼的崛起，是高於一切的；而领袖则是国家民族的化身，因此她把片子拍成了“希特勒就是德国”。对於张艺谋来说，则是“朕即天下”，天下高於一切。为了这个“天下”，即使“十面埋伏”，血腥杀戮，导致千万人头落地，那个最终的胜利者都是“英雄”。而那些想反抗者，不仅被“天下”的雷霆之力砸得粉碎，倖存者还被征服天下的“英雄”感动，自己了断，自我神圣.在《英雄》中，那个要杀秦王的刺客，最后被朕要统一天下的雄心伟业感动，放弃到手的机会，选择被万 箭穿心，成全那个“天下”。他死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悲伤，而是像《一九八四》中那个被洗脑、把四个手指头硬看成五个的史密斯一样，在被处决的时候，是含着对老大哥的敬意和满意的微笑而离开的。这才是最大的残酷。

正是这种国家意识，李芬斯塔把体育比赛拍成了“一种仪式化的英雄伟业”，个体之间的竞赛，变成国家意志的对决.当德国选手获奖、德国人起立狂呼，高唱《德意志高於一切》时，个人的胜利，已经成为群体要求的胜利、国家意志的胜利，德意志的荣耀。因此有人把《意志的胜利》译成《德意志的胜利》。

张艺谋会把北京奥运开幕式导成什么样，人们还不清楚。但从他的电影美学倾向中，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变电影为宣传工具俘虏大众的手段

《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阿伦特说，极权主义最重视掌握两样东西，一是群众，二是宣传。纳粹宣传家戈培尔宣称，要把电影变成一种宣传工具，因它是最能俘虏大众的手段。李芬施塔的两部纪录片，对宣传纳粹主义，对人的洗脑，所起到的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有记载和评论说，无数德国人坐在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一直热泪盈眶。当他们离席起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笃信希特勒是一个英雄，是上天派来的弥赛亚。他们决心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愿望实现了。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网站上，还有人写道， “人们再一次感受到这两部作品中强大的力量、秩序和美。”有的中国教授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课堂上全部放完，说“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如果学生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真正的纳粹。”还有中国网民激愤地为李芬施塔抱不平说，“一个神话追求者，最终将她的生命编织成神话。一生酷爱运动和美的美丽女子，究竟错在哪里，罪在何处？”

张艺谋那种推崇国家、维护天下、荣耀暴政、独尊群体、泯灭个体的电影，在中国个人主义意识刚刚萌芽的今天，起到多少扼杀、窒息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 张艺谋导演的《英雄》美化歌颂暴君秦始皇。

与官方意识形态不谋而合

二○○三年去世、活到一百零一岁的李芬施塔，至死都没有为她的纳粹宣传认错，坚持认为那两部片子不是“宣传性的纪录，而是纯粹的历史”，并强调对纳粹集中营一无所知，在波兰时“我从没看到一个屍体，无论士兵还是平民的。”但上述美国学者巴赫的传记说，有照片证实，纳粹在波兰一次处决几十个平民的屠杀现场，就有李芬斯塔，虽然她脸上有扭曲的表情。

她拍的《三六年柏林奥运》，特意选在希特勒生日举行首映式，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元首。希特勒则回报说，“这部作品讚美了我们党的强壮和优美，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比拟的。”

早在纳粹上台前，她就说过，“只要犹太人做电影评论，我就永远不会有成功的机会。大家瞧吧，等希特勒上台，一切都会改变的。”希特勒第一次见到她，就决定“等我们掌权，你一定要给我们拍电影。”而她曾对记者说：“对我来说，希特勒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非常朴素，而又充满男性的力量，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美国学者瓦里纳斯（Algis Valiunas）在去年秋季号《克莱蒙书评》上发表对上述两部李芬斯塔传记的评论说：“声望，金钱，权力，诱惑她和纳粹交易”。但从李芬施塔的一生来看，她的强人气质（七十二岁开始学潜水），征服欲，事业狂和纪律性（她说不会爱任何一个男人），都使她的日尔曼国家观和纳粹不谋而合，而不只是她“逢迎”当局。她说过，即使丘吉尔要她拍，也会拍出这样的纪录片。

在生命晚期，她还梦想拍一部女王电影：美丽、英勇的女战士族的女王，最后被希腊英雄所杀，但那位英雄抑制不住对女王的爱慕，和她的屍体交媾。李芬施塔说，“我会用二千匹白马拍摄战争搏杀的场面”，还是要大场面，要“意志的胜利”。她说，那个女王就是我的个人肖像，热情果敢，充满勇气。听到有人拍她的传记片，她自己起了片名：《被爱，被迫害，永不被忘记》。这种劲头本身就带希特勒色彩。她即使不是传说的希特勒的情妇，也是他的“灵魂夥伴”（soul-mate）。

张艺谋的“天下”国家观，也是和官方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虽然很懂得“艺谋”，何时“悄悄示爱”，何时“公开献媚”，拿捏准确，但张艺谋也并不是全然逢迎当局，而是自己欣赏那个意识形态里的东西，可谓一拍即合。而且张艺谋也有李芬斯塔式的“征服心理”。《英雄》的作曲谭盾曾在电视上这样评论张艺谋：“他是一个英雄，这个人他就是想当英雄。他非常非常的自信，也非常非常有手段……”

事实上，《英雄》这个片名和谭盾对张艺谋的评论都用词不当。他们歌颂的想成为的，都不是英雄而是“王”。英雄是挣脱群体不靠群体而站立的个人；而“王”是践踏个体毁灭个人、完全依赖群体意志而生存的暴君。

原创的阳刚世界？ 模仿体现阴暗和奸诈

但李芬斯塔和张艺谋也有不同，起码有三点：李芬斯塔的片子毕竟有些原创：锐利的线条、亮眼的蒙太奇、张力的影像，律动的画面，广角特写等。而张艺谋的电影，则有太明显“二手货”的模仿痕迹.只不过当年只是黑白影片，而今天的高科技，可以调动鲜艳的色彩，把国家权力的形象，镀得光芒万丈。像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就用了三万个琉璃，使皇宫放射出更耀眼的辉煌。

李芬施塔有一种原始的野心，自我的神圣.纳粹没有了，李芬施塔还在，她的“女王之梦”还活着。而张艺谋的雄心，似有暴发户的底气不足。靠“天下”壮胆，他才能架起“王”朝幻梦。朝廷不在了，他的“王”牌野心还能继续吗？

第三个不同是，李芬斯塔的影片，用军队、纪律、钢铁、机械、胜利建构出一个阳刚世界。而张艺谋的电影，则体现中国特色的阴柔。在李芬斯塔那里，是铁骑的阳刚；在张艺谋这里，有闺房的阴柔。前者扩张国家的威风，后者渲泄团夥的委琐。前者充斥奇观、神秘、权力，后者则汇集阴险，阴谋，阴暗，并浸透着刻毒和残忍。

美国学者瓦里纳斯在他的书评结尾说，李芬施塔“就像是个现实版的二流的的女性浮士德，给邪恶戴上美丽的面具，宣称她一生都活在纯洁美丽之中。”而张艺谋则是给暴君戴上英雄的面具，让十三亿中国人都活在“十面埋伏”的“英雄”世界。

二○○八年七月二十日於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