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今天，中国股市已经被公认为是全球表现最差的股票市场。年初以来，中国股市已经累计下跌过半，成为今年全球跌幅最大股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在发生战后最严重一次金融动荡（即“次贷危机”）的情况下，指数的最大跌幅却不到20％。不少专家曾责怪越南股市拖累了中国股市。6月中旬以后，越南政府采取了“银行、大型国企上市公司从股市回购股份”、“停止企业首次公开售股，包括再融资”等这些中国政府同样采取的调控手段之后，现在，越南股市已恢复元气多日；而中国股市的“脱困”还遥遥无期。

连续放量下跌，终于吞噬了多次试图“操底”的股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产。中共在十七大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刚刚过去9个多月的现在，即便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党和政府的“喉舌”，也不得不直面股民的哀怨。——2008年6月16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联合东方财富网等四家网站发起70万股民大调查。调查显示，从去年1月1日起至今，参与调查的人群中亏损者比例达到了92.51%。

中国股市不仅吞噬了公众财产，它的巨大波动性也严重破坏了股市的筹资功能，再加上上市公司和监管当局频繁出现的其它问题，使得中国股市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中，成为最受争议的领域之一。本文对中国股市的来龙去脉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并在国际比较的背景下剖析中国股市主要的制度缺陷以及出现这些缺陷的原因。文章的分析表明，中国股市的主要症结本质上是一个权力监管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股市要获得根本治理，取决于当局推进政治改革的决心和进程。

一、从一个奇怪的现象说起

股份公司起源于16世纪，用从那个时候以来世界上规范的股市发展经验来衡量，再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全球仅有的英国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俄罗斯股市发展历程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股市从问世那一天起，就带有明显的、低级的重大制度缺陷，而这些缺陷几乎都是以片面维护股市的筹资功能而忽视甚至侵害普通股民的权益为价值特征，并且，从九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纪初，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最高决策层和管理层几乎没有出台过任何着眼长远的、体制性的应对措施来弥补那些缺陷。对这个现象，显然无法仅仅用经验不足来辩解。如果我们把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这个现象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相比较，不能使人清楚地看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同八十年代的改革具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品质。

中国股市酝酿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有期，起步于九十年代初。

我们知道，股市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且是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工具；可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却有一个怪现象，最高决策层中一些丝毫不懂市场经济甚至抵触市场经济的人如姚依林、朱镕基等人，居然极力主张开办股市。这是为什么？

开办股市、培育资本市场最早酝酿于民间，是北京几位身处民间的留学生对高层的建言。据当事人回忆，1988年11月9日早上9点，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一个有关股市问题的汇报会，听取有关部门的汇报。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30多人。

在会上，张劲夫说：“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姚依林此时插话说：“我也是积极分子”。会议结束时，姚依林说：“我对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姚依林尤其强调：股份制搞出来，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

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姚依林先生是中国维护计划经济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有趣的是，他为什么对股份制有那么大的好感呢？

推动中国股市开办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朱镕基。

本来， 民间鼓吹者和政府是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的银行总部都在北京。后来，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要建功立业，为上海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说动了“老爷子”（朱镕基私下均称邓小平为“老爷子”）开发浦东，而开发预算是几千亿，这对于解放以来收入大部分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于是有人向朱镕基写信建议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当时，银行资金流动限得很死，要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这个建议立即引起朱的高度重视——用全国人民的钱来为自己做政绩，太好了！真是诸缘和合——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初恋情人、也是第一个爱妻张锡瑗落葬在上海的缘故，从 l988年到1994 年连续七年，晚年的邓小平均在上海过春节，朱利用这个机会说动“老爷子”，最终于，股票交易所落户上海和深圳。

顺便指出，研究过朱镕基经济思想或关注过江泽民时代经济政策的人，都不难看出，朱镕基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典型的技术官僚的特征。他一直认为国企问题是一个管理问题和资金短缺问题。例如，1 9 9 8 年3 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后，他还兼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直到2001年6月辞去院长职务。其后还担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荣誉主席。其实，管理学的思维方式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具有本质的区别。简单说，管理学是针对既有的参数寻求最优化配置，而经济学却主要在于改变经济参数，是基于可变参数条件下寻求资源最优配置。朱曾经私下对他的研究生哀叹，中国这么多人，要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天王老子都没有办法，他“减员增效”救国企的思路，就表明他不懂得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具有改变经济常量的能力。再如，他主管中国经济之初搞的什么“债转股”、“清理三角债”等等，都是围绕资金动脑筋。

朱的经济理论水平如此，对于旁观者来说，我们就不难理解，对于他来说，股市就是他的那届政府无风险套现拯救国企的大金库，比银行安全。朱当然知道，股份制企业只承担“有限责任”，股民投到股市中的钱能否回收，同政府甚至同企业无关。当年，我曾亲眼看到朱忧心忡忡抱怨：“我一想到几万亿居民银行存款，就好象看到几万只猛虎，一旦猛虎下山（指发生银行挤兑），不得了啊！” 换言之，如果接受了居民的钱却不必还本付息，岂不就安全了？这不就是股市可以干的事吗！朱对股市的理解同姚依林的“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可谓异曲同工。

朱力主开股市最初是为了开发浦东需要钱，到中央工作后是为了缓解银行国企信贷坏账的压力。这就是说，按照中国决策层的最初设计，中国的股市本来就是一个转移国有银行信贷压力，为挽救国企圈线的制度平台。这就是说，中国股市到目前为止发生的那些惨烈事实，在中国股市问世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要发生。

有一些学者以为朱镕基担任总理时候曾经试图治理股市的制度性缺陷，其实那只是善意的猜测。

二、中国股市的极权主义品质

翻翻人类经济史，不难发现，股市是基于两个基本理念发展起来的：一是尊重私有财产，二是合作共赢。本文第一部分列举的那些事实表明，开办中国股市，在当局的主要决策者看来，就是要搭建一个向社会公众转移国有银行信贷危机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股市本质上并不是要促使资本社会化，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具有极权主义品质，吸收社会公众财富拯救国企的“阴谋”。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开办股市是要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搭建制度平台，这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从时间上看也不符合事实。当局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的事，而酝酿股市是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所谓改革重点刚刚从农村转入城市的时候。那个时候理论圈和智囊们还在“改价格”与“改企业”之间争论不休呢！

决策层开办股市的动机，决定了中国股市与生俱来的若干制度缺陷。

1、股权分置及其危害

股权分置，是在世界上所有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中中国企业特有的股权结构。所谓股权分置，简单说就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 非流通股份中的绝大部分是国有股份。

我国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形成分置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从政府的角度看，如果国有企业的全部资产股份化以后上市流通，就存在着被其他主体购买并持有这些股份的可能，这就意味着，政府对企业资产可能失去所有权，因此只能让一部分资产股份化之后进入市场，而不能全部甚至不能大部分。这样，无论是什么样的交易主体，他通过市场交易只能持有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不可能拥有全部甚至的部分股份。而企业却可以通过上市流通的这一部分股份的股价波动吸收公众的财富，还可以通过配送、增发股份等方式更多地吸收公众财富。这样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来说，上市就成了只赚不亏，无风险套利的管道。姚依林讲办股市“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的奥妙就在这里。

问题在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定价问题，而市场价格是通过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来形成价格的。企业的财产只有一部分上市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并未全部市场这个估值系统。既然如此，关于这个企业的市场估价怎么能显示其真实价值呢？进一步说，既然市场估值显示的并不是企业的真实价值，那么，交易者又凭什么来确定这个企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呢？因此，赚取差价就成了一个理性的股票市场交易者的唯一的理性选择。中国股市是一个投机型股市的根本制度原因就在这里。可笑的是，大陆的主流媒体和股评家秉承官方意志，却一味责怪中国大陆股民投机心理过强。大概在他们看来，股民买股票应该象交党费一样，只求奉献不问回报。

股权分置破坏了市场定价能力，这个并不深奥难懂的道理，长期以来在官方主流媒体的股市评价中几乎没有人触及。直到今年7月25日，在中国大陆有影响的《新民晚报》上居然还出现了《中国银行股“含金量”比美国（银行股）高 》这样的文章，真是使人啼笑皆非——你的资产没有全流通，也就是并未全部估价，怎么同人家比较真实价值呢？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大陆大多数股评文章其实都是安徒生笔下“皇帝的新衣”——对着一个“子虚乌有”自作多情！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皇帝的新衣”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大陆有何其多也！这个“共和国”本身不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从政体设计到治国理念，有多少“共和”精神？

股权分置造成企业资产不透明，不仅破坏了一个健康的市场必须具备的正常定价机制，而且为扰乱股票市场秩序提供了温床，导致交易混乱。大部分中国大陆股票交易中的法人违犯罪几乎都与此相反，案例俯拾即是，恕不赘述。这一届政府上任不久开始着手解决这一制度性痼疾，其情可解，但前景如何尚难定论。

2、法制建设严重滞后 

由于中国开办股市的目的是为了吸收社会公众的财富，自然，管理层的着眼点就是如何加强和维护股市的筹资功能，从而严重漠视了一个新兴股市迫切需要的自身的法制建设。

一方面，中国股市上市公司增长速度之快绝无仅有，世所罕见。1990年，中国上市公司共有10家，1993年就达到183家，2007年上市公司总数全球居首，总共有1739家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交易所挂牌上市。其中，1993年比前一年翻了三番多。 

另一方面，1990年，中国股票市场正式开业，直到1999年7月，中国第一部规范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证劵法》才实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本市场在开业九年以后才获得法律地位。目前中国证券类的法律漏洞太多，导致中国股市非程序化操作比比皆是。2007年12月28日上市的太平洋证券是一件倍受质疑的公案，据说前不久被双规的原薄一波秘书、国家证监委副主席王益案发与此有关。限于篇幅，笔者仅引《法制日报》上《法学专家热议太平洋证券上市是否违法》一文中有关内容为证据，文中披露清华大学一位法学教授的评论如下：“大家总在讲太平洋证券上市合不合法。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这个法究竟在哪里？究竟要合什么法？在证券法律体系的运作系统中，法律和部门规章之间的协调性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当前，一个证券市场上的行为若要考虑其合法性，首先要考虑这里的法究竟是哪一个‘法’？……”当前中国证券市场无法可依的现状由此可见一斑。

3、权力和权利结构严重失衡

前面说到的太平洋证劵上市案例，引起公众普遍怀疑的焦点之一，就是该公司上市的批准程序不是按照我国普遍通行的方式，而是独辟蹊径开创了第三种方式。有专家辩解：“我们国家现在的上市审批通常有两条路径，其他的路径没有明确肯定，也没有明确否定，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走了第三条路径就是违法”。（“其他路径”是指太平洋证劵上市的路径，详细内容见《法制日报》：《法学专家热议太平洋证券上市是否违法》） 这种解释不仅令人惊愕！——法学常识告诉我们，对于公民权利，法不禁止即自由；对于行政权力，法不授予则禁止。那位专家的浅薄在此不论，不过我们从此案例中可以看到决定上市圈钱的行政权力在中国是何等轻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股民的收益权却得不到保障。

漠视普通股民的回报是当代中国上市公司的共性，这与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时期的股份制企业形成鲜明对照。在清末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发行的股票中,全都明确规定了利息率,而且绝大部分是不管企业效益如何都必须发给的“官利一分”。最早的招股企业轮船招商局的股息是“每年壹分生息”,湖北矿务总局是“按年八厘起息”,山东莒州矿务股票说得更清楚:“计足一年,不计闰月,每股支给壹分利息”,“如有馀利……照股均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股份制企业的规章制度中,相当部分企业仍然有这样的规定,只不过将“官利”“馀利”改称“股息”和“红利”。（引自上海经济评论家叶檀：《清末上市公司为什么必须分红》））

最近，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中受众还在呼吁上市公司应强制分红。可见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

三、从国际比较认识中国股市的品质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和俄罗斯先后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上市交易。他们怎么做的呢？

先看英国。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有很多国有企业。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渐开始把这些国有企业私有化，就跟中国目前的股改一样，即国有股出售上市。

英国政府的私有化，分为三步。

第一步，在国有股股权不变的情况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当时英国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政府通过聘请职业经理人来 经营国企，目的是要把国企搞活。

第二步，经营好的国有企业卖给大众持股，上市流通。这是英国政府私有化的关键所在。为什么要经营好的国有企业才能上市呢？因为经营好的国企中小股民才会信任它，如果经营不好的国企上市，整个市场就会失去信心，同时政府的信用也会被破坏掉。所以，英国政府始终把政府信用维持得很好。因为政府信用一旦被破坏，那么股民将不再相信政府，不再相信股票市场。

第三步，政府保留一股黄金股。所谓的黄金股，就是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持有1%的股权，不参与分红，但是在重大问题上具有否决权，以便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

中国同英国的做法恰恰相反，最早上市的都是那些效益差、经营风险大、国有银行不愿意贷款的中小企业，如上海的“老八股”。今天。在中国的所谓资本市场上，空壳公司数不胜数，尤其是在所谓“资产重组”的幌子下，好多上市公司尽管上市只有十几年甚至更短，上市之初的资产结构早已渺无踪影。

再看俄罗斯。

1990年俄罗斯颁布《股份公司创立章程》，1992年开始大规模私有化，居民得到可以购买公司股份的私有化证券，企业职工分到本企业的股份。1992年发放私有化证券，首先将一定数量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1994年俄政府宣布实行“现金私有化”，开始出售经营状况好或者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股票。同时出现了一些有组织的交易所，并开始实行统一指数，作为挂牌证券交易的主要参数。1996年新的《股份公司法》出炉，同年《关于俄罗斯有价证券市场发展概念的确认》总统令颁布，《有价证券市场法》开始生效，为股票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1995年俄罗斯交易系统(РТС)成立，开放法人有价证券交易，1997年3月莫斯科证券交易所在莫斯科注册局登记注册可以组织和实施有价证券二级发行交易。

笔者嫌繁琐罗列出这个过程，是要使读者看出，第一，同中国的股票市场相比，俄罗斯上市公司的资产清晰透明，早在上市的几年前就已经通过发放私有化债券而清晰界定，没有类似中国的股权分置问题；第二，俄罗斯是先立法——制订游戏规则，再开始游戏，同中国恰恰相反。

美国股票市场管理实行辨方举证，只要有中小股民控告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操纵股价、或者造假，上市公司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否则罪名成立。一旦发现上市公司造假、内幕交易、或者操纵股价，由美国政府（司法部）出面跟它打官司。在中国，中小股民控告上市公司几乎无法得到法院受理，即使受理，也得要中小股民自己拿出证据。针对这些情况，民间有专家概括：在美国，政府在制定任何有关股市的政策法规时，不是以中小股民利益为主要目的，而是以中小股民利益为唯一目的；在中国，政府在制定任何有关股市的政策法规时，不是以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为主要目的，而是以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为唯一目的。

四、中共本届政府治市的困难

攫取民间财富的目的决定了中国股市贪婪般的扩容，这就引起中国股市的融资规模急剧扩张。早在2003年中国企业高峰会上，美国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就分析认为，按照直接融资和GDP的比率来看，中国股市的直接融资额仅次于美国，占GDP的0.86%。如此高的融资额造成了中国股市同整体经济的高度相关性。这就是这一任国务院经济班子上任不久就下决心要解决中国股市的主要病根——股权分置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不会不明白，要象朱政府那样混两至三届肯定混不下去了！

应当肯定，当局这一届政府坚持“治市”而非“救市”的思路是符合中国股市实际的，同前任相比也显示出一点责任感。问题在于，十几年来，中国股市一直是利益集团攫取民间财富、进行利益输送的制度平台，造成今天的中国股市已经形成利益集团“群雄割剧”的局面。前不久，李鹏之子、华能集团掌门人李小鹏“弃商从政”改任山西省副省长，可以理解为政治影响力衰退的权贵集团同当局的一种利益交换，然而，这种个案能够引起其他权贵集团的效法吗？

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理论上说，股权分置作为制度设计的缺陷，可以一次性获得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各大上市公司如果愿意为当局分忧，可以采取自动限售的办法减轻市场阵痛，但是，中国股市中权利与权力严重失衡的问题，则涉及到各个环节。在美国，一旦发生股民起诉上市公司，是政府的司法部同大股东——-经济利益集团对薄公堂，而在中国，谁来推动股市立法？谁来监督立法从而防范立法寻租？谁来监督司法和执法过程？……

6月8日，因涉嫌在证券市场从事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原薄一波秘书、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前证监会副主席王益被“双规”，进而引起关于证券系统内的腐败传闻亦此起彼伏，已牵涉到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云之子陈元，但是，至今没有正式的官方说法。耐人寻味的是，本月，中纪委已经派人正式出席证监委的半年工作会议，可见问题还未到揭幕的时候。

据《联合时报》报道，有关国际机构观察，上周五，政府托市资金已经进入中国股市，然而，今天，中国股市的大盘并未见复苏迹象。这至少表明，中国股民信心的恢复还看不到端倪。

前不久，现居香港的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朱杏清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办报体会时表示，在中国，就经济谈经济，把问题说不明白。现在的许多经济分析人士，可以把问题说的很专业，但不一定能说清楚。是的，在一个转型社会，对经济运行质量和态势发生关键影响的，往往是一些“外生变量”，而对中国股市最大的外生变量，就是权利和权力的均衡问题。当今中国社会股评人士如过江之鲫，弄得普通股民云天驾雾不知所终，恐怕就在于对这一点缺乏体验。对于当局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只有“制度救市”——从改变权利和权力结构中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

从五月底我欲去北京悼念“64”遇害者被贵州公安从机场劫持回来止，公安已经数次告知我，“从现在开始到奥运会期间，你不得出外，更不能去北京。”言下之意是要强迫我加入抵制奥运会的活动。

6月17日，我被公安传唤到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再次提到此事。他明言：“全国的公安部队是直接负责奥运会工作的，你要去北京参与奥运会是白日做梦”。

谈话背境是，我认为，北京奥运会对中国人来说是百年难遇的大事，奥运会不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名誉申请，或由共产党独家经营；而是以“中国奥委会”、并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出面申请，与“国际奥委会”等组织共同联合起来组办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在自己国家的地土上亲临奥运赛场，观看奥运盛会，对我来说，还是看重的。

我曾经在我们贵州民主沙龙奥运会专题座谈《你可以举办奥运 我有权点评奥运》的文章里表述对奥运会不抵制，要参与，并加以点评。当我表达了我欲去北京参观奥运盛会时，公安人员却说：“你看看，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别痴人说梦”。

6月27日，我又被传唤到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他们更加明确指出，“像你们这样的人都想去北京参加奥运！我们公安是做什么的，能允许你们去吗！”

公安所指的“我们”，即民主维权异议人士。用他们的话讲：“三类人”之一。“三类人”即指恐怖组织、反华势力和社会不满分子。在与公安的对话过程中，公安是把我们意为“社会不满分子”这一类的。并且，是把我们这些“社会不满分子与反华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反恐怖是应该的，但，把我们民主维权异议人士和所谓的“反华势力”排斥于奥运之外就显得荒诞了。

“反华势力”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我们不只一次地听到公安这样对我们表述。譬如，公安要剥夺我们的通信权，抢走我们的手机，他们就会说：“我怀疑你正在接受反华势力采访”。我说：“我有通信自由的权利，我与我家人通信就是反华吗！”

不由你分说，公安把采访我们的对方都统统称为“反华势力”，而采访我们的是：“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台湾中央电台”等等，它们都是由某一国组办的。公安部在四面树敌。其敌视西方自由世界的党文化教育是成功的。

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安部总是以敌我矛盾、敌情观念来指导他们的各项工作，这次围绕奥运安保工作，他们依然如故。越临近奥运会，公安对我们的监控越严。

7月7日，我们绕过公安的监控，到瓮安去了解“6、28”事件真相，结果在瓮安被他们抓回。

这下可触怒了坚持严打“三股势力”的公安。他们抓我们回来审问，除了扣押我们带到瓮安去的两部相机、录音笔、U盘、笔记本等物品。讯问完以后，还加上一句话：“你们的事没完，随时准备接受我们警方的调查。”

这以后，公安在我家楼下增加了岗哨，24小时轮番监控我的行踪。我晨练，他们跟着晨练，我去教堂，他们跟着去教堂。贴身跟踪，寸步不离。

在与跟踪的公安交谈时，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你就不要想走出贵阳市了，更不要想去北京参加奥运会，除了我们近身看着你，上火车上飞机这一关你都是不可能的。”

公安部的这种想法真令我们好笑，他们脑子里像进水一样的忧虑，如何在不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情况下，能成功地阻止一切“社会不满分子”到北京去给他们添乱。

为此，公安部就大量使用警力（公安告诉我，他们直到奥运会完才会有休息日），大量花纳税人的钱阻止我们有去北京的举动。北京的维权人士齐志勇7月23日发来短信，说：“国保今日再次到我家找我和家里人谈话，他们将遵循公安部高层领导指示，要我离开北京，远离奥运场馆，不得接待和接受境外任何媒体的采访”。近日又看到李和平律师受到北京公安像黑社会一样的跟踪。四川自贡市的维权人士刘正有先生在奥运火炬传到当地时被强迫关押在派出所。中国家庭联合教会主席张明选牧师在奥运前夕，人被赶出北京，中共对北京家庭教会加强打压和禁止聚会，教会的住所被查封。各地多个教会被驱散，多人被抓和被判劳教。四川的良心维权义工黄琦先生、浙江的民主党人王荣清先生被逮捕。北京在继续妖魔化达赖，继续在西藏镇压抓捕喇嘛，煽动藏汉族群的对立。看来，原先我们对奥运会良好的祝愿也难以实现了。

北京一方面向全世界人民宣传《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并且说，还将在奥运村和残奥村内设立一面“和平友谊墙”，以展现“和平奥运、和谐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邀请世界人民来参加奥运，“北京欢迎您”；另一方面，公安部又千方百计地花大气力要打击“西方反华势力”和“社会不满分子”，挑衅自由世界，制造仇恨，和破坏奥运会的“无敌人”精神。逼迫我们“抵制奥运会”，真让我们大失眼镜。

奥运拒绝仇视！奥运拒绝制造恐怖！奥运拒绝迫害！

我真希望能去北京参加奥运，或者是到北京参加已经公开允许中国公民和平集会和游行示威的活动，以另外一种方式祝2008的奥运。我真希望在2008的奥运会上能见到达赖喇嘛的身影，从而看到中华民族的“大和解”。我真希望公安部能从“敌情观”转到“法治观”上来，但是，中共公安部冥顽不灵。

如此一来，我们这些人被强迫去抵制奥运了。

贵州民主异议人士：陈西

2008-8-5

一九七六年十月，被苏联政府强迫押解出境的索尔仁尼琴来到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一个叫卡文迪什的小镇。索尔仁尼琴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建起了俄罗斯乡间建筑式的小木屋。卡文迪什镇成为索尔仁尼琴新的隐居地，俄罗斯诗人布留耶夫行云流水般的诗句萦绕在心头：“农家的小屋，/像是宇宙；/它的屋顶就是天空，/它的走廊就是银河……”

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上，索尔仁尼琴居住了整整十八年。一九九四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力邀索尔仁尼琴归国，临行前，索尔仁尼琴饱含深情地对卡文迪什镇的邻居们说：“你们非常通情达理，你们原谅了我的不寻常的生活方式，甚至也过着同样的生活来保护着我。流亡的生活是心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象会有一个比卡文迪什镇更美好的地方……”

读到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时，我陷入了沉思之中。索尔仁尼琴，你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又多么卑微的“人”啊！你在这段话里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客人的谦卑与感激，与你在《古拉格群岛》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斗士的勇敢和气魄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展示出真正的做“人”的方式。在遭受了克格勃特务和御用文人们的侮辱之后，在失去了挚爱的家园和友人之后，你没有走向恨，而是走向了爱，走向了一种宽厚广博的“大爱”。你是一个伟大的人，你的伟大在最平凡的地方体现出来——你是最纯粹的“人之子”。

遗腹子

在你出生之前六个月，父亲就去世了。你是一个从出生起便没有父亲的孩子，一个遗腹子。

父亲曾经是莫斯科大学法律学系的学生，一战中是炮兵军官，在从前线归来的一次狩猎中不慎受伤去世。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就读于彼得堡著名的斯图热夫女子学院，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师。一九二四年，母亲带着六岁的你迁居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母亲笃信俄罗斯东正教，常常带着活泼可爱的你一起去教堂。宗教在你的心目中始终是纯洁无比的，虽然不久以后教堂被迫关闭了，俄罗斯老百姓失去了上教堂的可能，但是这段童年时代在教堂做祈祷的经历，影响了你一生。在你的每一部作品里，都能够找到宗教的影子。你不奢望充当救世主，但是每个人的苦难都在你心里激起难以平静的波澜，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苦难的来临并不可怕，我们的心灵有没有资格承担苦难呢？”

你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一直没有再结婚，她把所有的心血都寄托到你的身上。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节衣缩食，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还打字、速记，干各种杂活、零活。母子俩的生活过得既艰难，又很充实。没有父亲的生活，当然是有缺陷的生活，但是母亲的努力使这种缺陷降到了最低点。你的童年是快乐的，你当过班长，还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在这个家庭里，没有威严的父亲，而只有慈爱的母亲。于是，你那独立思考的天性得以自由地发展，就像一棵小树，不受任何修剪，自得其乐地生长着。

我在无意之中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有一大群失去父亲的孩子：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李叔同、陈独秀、鲁迅、胡适、郁达夫、吴稚晖、傅雷、丰子恺、郑振铎、钱穆、熊十力、老舍、茅盾、田汉、路翎……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这些孩子的心灵都比一般的孩子要敏感得多，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跟一般的孩子不同。创伤的心容易去关心那些同样是创伤的心。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地上，有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母亲。你的母亲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养育着一个伟大的灵魂，她只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母亲应该做的事情，在她的眼睛里，儿子就是儿子。

一九三六年，你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本来你可以选择更好的大学，但是，你舍不得离开体弱多病的母亲。你一边学习数理方面的知识，一边进行莫斯科大学文史哲学院函授班的学习。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了，二十三岁的你应征入伍。一九四二年，你被提升为炮兵连的少尉连长。一九四四年，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获得两枚勋章并被晋升为大尉，也就在这一年，母亲患肺结核去世了。

母亲的早逝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呢？母亲没有熬过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但是母亲也没有看到那将让她伤心欲绝的时刻——在她去世之后刚刚一年，你被捕了，仅仅是因为你在与学生时代的朋友通信时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满。一九四五年，当举国上下都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你却被判处八年徒刑，一九四九年又被押解到哈萨克斯坦卡干达以北的埃基巴斯图兹的劳改营服劳役。要是母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她会这样呢？

母亲一定会站在你的一边。母亲会以她羸弱的身躯跟庞大的帝国对抗。母亲不会像你的妻子那样，背弃你而去。母亲将与你一起分担苦难。有光荣的母亲，方有光荣的儿子；有肥沃的土地，方有参天的大树。

一个遗腹子，一个有“反骨”的遗腹子，一个追随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劳改营中沉思人类的自由的遗腹子——你一无所有，却有胆量与恶魔们战斗。母亲虽然离你而去，母亲却永远在你的心中。在你的作品里，俄罗斯母亲的形象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所说：“在索尔仁尼琴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她以变化多端的名字，形形色色的打扮出现……她那布满皱纹的面孔，使人想起这片国土中不屈不挠的人物。我们为她的热诚而神往。”

癌症楼的病人

一九五三年，你从劳改营中被释放，居住在劳改犯们永久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树”村。你继续劳改营中已经开始的创作，把用像蚊子一样的小字写成的书稿卷成小卷，塞到香槟酒瓶子里藏匿。

这年秋天，你被查出患了胃癌。经过申请，你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进行治疗。你住进了癌症楼——这段人生经历使你写出了《癌症楼》。

我很小的时候就阅读过《癌症楼》，那时候留下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后来，读了《古拉格群岛》，被它那可以跟《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宏大气势所震撼，这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关于人类善与恶的战斗的史诗。看重《古拉格群岛》，自然就有点贬低《癌症楼》。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后来，一位亲人的去世，使沉浸在哀伤中的我重新拿起了《癌症楼》。这一次，我终于发现了它的魅力：一座楼房，一群人，在生命的极限状态，真相得以呈现。此时此刻的悲欢，看似平淡，实际上却像喷发之前的火山。一般的作家是不敢面对的，因为他们把握不住这暴风雨前夕的平静。你却娓娓道来，你是在讲述自己和自己饱受蹂躏的同胞的故事，讲述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挣扎与宁静。

如果说读《古拉格群岛》如同在一列火车上观察流动的风景，那么读《癌症楼》就像是在一个小站上静观默察。《古拉格群岛》是放射式的写法，扫描了跟俄罗斯大地一样广袤的集中营，写了千千万万个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或者崇高或者卑劣的人物的命运；《癌症楼》却是收缩式的写法，集中写了一个楼房里一段时间所发生的故事，触及的是主人公身边的凡人琐事。小说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就是以作家自己为原形而塑造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饱经坎坷而痴心不改的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虽然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囚徒，但是依然掩饰不住浓浓的诗人气质。他这样描述流放地的一条河流：“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一掬水。”重重磨难之后，他仍然没有丧失诗人的气质，没有走向庸常，他还有所“信”，他还要“给予”。索尔仁尼琴，如果说你自己就是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流即使流过沙漠也不会干涸。这是一条永远汩汩流淌的河流，流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什么都不信了，就成了虚无主义者。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你坚信艺术能够创造奇迹。

面对癌症与面对专制一样，你一无所惧。癌症楼里有曾经飞扬跋扈、现在却像泄气的皮球的当权者，有命运多蹇却求索不止的工程师，有贫困潦倒、无依无靠的普通工农，也有认真负责、充满爱心的医生和护士。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与医学院三年级学生、见习医生卓娅之间的爱情更是曲径通幽，让人一咏三叹。两颗孤独的、受伤害的心灵相遇了，撞击出闪亮的火花。那在病床上电光火石般的一吻，足以天长地久。他们分别了，因为科斯托格洛托夫不愿连累卓娅。但他给卓娅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是：“感激您让我的嘴唇接触真正的生活。”这是摒弃了一切功利的爱情，这种爱情与十二月党人的爱情同样伟大，它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对自我尊严的肯定，让最残暴的专制也黯然失色。

你是癌症楼的一个病人，但你又是人类灵魂的疗救者。你与自身的癌细胞作斗争，也与人类社会的癌细胞作斗争。人世间还有什么能够摧毁你坚强的意志？

文化的力量

文化最软弱的，文化又是最强大的。

在劳改营里，文化是犯人避免崩溃的最后依托。你在《第一城地狱》里描述了犯人为了捍卫读书的权利而与狱方进行的斗争。“第一层地狱”指的是一个特殊的集中营——身为囚犯的科学家们被集中起来从事绝密的科学研究，他们享受着比一般集中营的囚犯好得多的待遇，所以称之为“第一层地狱”。

数学家纳格勒喜爱文学，如醉如痴地阅读叶赛宁的诗。然而，狱方却把他的《叶赛宁诗集》没收了。他愤怒地谴责监狱的主管席金少校：“本人有一种不幸的‘看书’习惯，看遍属于本人所有的书；反过来说，仅仅只保存我看过的书。我重复我的要求，根据监狱规定第二条第七项，希望你好好儿把那本非法取去的书还给我。”

少校用种种理由来搪塞，从诗集中找出许多他认为“有问题”的诗句来质问纳格勒，例如对“在了无生意与陌生的掌握中，/我的诗集也会死去。/只有颌首的燕麦，/会哀悼它们的旧主”这首诗，少校质问：“‘旧主’指的是什么？”

纳格勒面对这样的文化流氓，知道不能用软的，而要用硬的。他严肃地说：“公民少校！我可警告你：我决不会放弃这本书。我会死在科力马河，但是在九泉之下，我都要把那本书从你那里扯下来！我要把‘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所有信箱填满，专门写对你不满的牢骚话。把书给还回来吧，那就没有一切一切的不愉快了。”

少校在这样刚毅的态度面前让步了。他心里知道，这本书没有列入禁书里面。这是不是上面疏忽了呢？这样“反动”的书，为什么没有被列入禁书呢？但是，自己确实是理亏的。还是保护自己最重要！自己决不能被这个不屈不挠的捣蛋鬼指控。

纳格勒大奏凯歌地从少校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手里握着那本黄色封皮的宝贝——《叶赛宁诗集》。这本曾经被妻子温柔的双手握过。

这个细节昭示了文化对暴力的胜利。这是你的胜利，也是与你一样善良而坚韧的人们的胜利。文化将真理挖掘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人们。你在题为《为人类而艺术》的演讲辞中引用了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诗：“甚至锁着锁链的我们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们计划好的循环”，你接着阐述文化、思想、言论和交流的意义：“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霞，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着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我们的思想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精神的压迫比肉体的压迫要残酷得多。但是，只要人还有一口气在，精神就像一棵发芽的小草一样，从石头的缝隙里钻出来。

什么地方有文化的存在，暴力就不可能在什么地方长期作威作福。暴力与虚伪共谋，“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你发现了暴力的秘密：“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就是用真话来驱散假话。在俄语中有一句千锤百炼的格言，它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流亡与回归

你曾经说过，无论如何也不离开俄罗斯的土地。但是，最高当局下了坚决的命令：将这个“反动分子”驱逐出境。于是，流亡开始了。你没有想到，流亡的时间会是如此漫长。但是，你从被押解出境的那一刻起，就坚信：“我终将回到俄罗斯！”被驱逐的那年，你已经五十六岁了。那时，苏联帝国还稳如磬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你至死也不会有回国的可能了。他们认为你的想法像天方夜谭般幼稚天真。

一九八九年，你的作品开始在国内出版。苏联帝国土崩瓦解，你却还是当年的你——坚韧而真诚，既像顽童又像先知。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帝国回归历史的港湾，而诗依然是诗。《古拉格群岛》最先在《新世界》上连载，然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紧接着是《第一层地狱》、《癌病房》、《红轮》以及政论集《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一九九二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美国，专门打电话给你，双方交谈了整整三十分钟。叶利钦总统敦促你回国，并打算在莫斯科为你修建一座住宅。你却表示，开销全部由自己承担，不能花政府一分钱。只有这样，自己才完完全全是“独立”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你从东方返回祖国，由海参威横穿西伯利亚直抵莫斯科。而二十年以前，你是从西线被驱逐出境的。你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线。这时，你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须发皆白。但是，你毕竟实现了“活着回归祖国”的誓言。

此时的祖国，已然不是当年的祖国了。

人们像欢迎元首一样欢迎你，警察在车站如临大敌，不亚于当初驱逐你时的架式。当然，也不乏激烈的批评。有人说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独立报》的一篇文章挖苦你说：“索尔仁尼琴蓄了一部好莱坞式的长胡须……作为一个毫无生命力的美国式的阴间人物，他早以成为了既不了解俄罗斯，也不了解西方的人物了。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一个唯灵主义的木雕泥塑。他好比是过道里的挂衣架，上面挂上了过分的傲慢……”毁誉由人，这些评论都像是天上的浮云，你微笑着观看云卷云舒。你说自己想说的话。你批评所有的人——从总统、总理、政府、议会、各党派领袖，到新闻界、企业界、公众，你统统“口诛”加上“笔伐”，毫不留情。

然而，你的时代已然过去了。你对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你所强调的俄罗斯人在“美学原则”和“纯心理特征”上的更新，以及“心灵净化”、“自我限制”，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尤其不合时宜。同样是苏联时代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罗伯。米得维德夫说：“索尔仁尼琴说起话来像个预言家，可是，处在一个每日每月都在变化的社会中，谁还需要预言家呢？”

英雄确实到了落寞的时刻。你的新著《坍塌的俄罗斯》初版只有五千册，这与八十年代末《古拉格群岛》等作品在俄罗斯所造成的洛阳纸贵形成的鲜明的对比。在苏联帝国时代，单单凭拥有你的书就会被判刑入狱，人们冒着巨大的危险传阅残缺不全的打印稿。而你公开向公众发言的时候，他们又不再听你说什么了。你在电视上开的一个评论专栏，因为观众太少而被迫取消。你到全国各地巡回访问和演讲，但新闻界越来越不关注你的行踪。这对你和对俄罗斯都是一个多么大的嘲讽啊！老人们还对你充满着敬意，而年轻的一代人，看着好莱坞的电影，喝着可口可乐长达的一代人，不知道当年的暴政为何物，更没有读过你的书，他们不理解你，把你看成是“老而不朽”的怪物。他们不需要你来“拯救”，他们对有关“心灵”的东西漠不关心。

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复仇。其二》里写到的“人之子”——耶稣。鲁迅先生写到：“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弄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你也是一个现代“人之子”啊，无论芸芸众生怎样看待你，你一如既往地用悲悯的眼光看着他们。

你的身影渐渐地淡出，对于那段过去的历史，你是无愧的——有多少人能够无愧呢，那些助纣为虐的人，那些保持沉默的人，那些被苦难压垮的人？你扛着那道闸门，从1945年被捕的那一刻算起，扛了半个世纪。现在，该息一息了。

少儿时代看“红色经典”时，心里真是佩服那些个落入大牢之中的共产党员：看人家那个大智大勇，落到敌人监狱里，性命也不保了，还不忘宣传革命，不仅同监室犯人，竟然连看守也给管教，也即“赤化”过来了。

在监狱里，被人管教着的我也干过这样的“管教”工作。当然，我是肉眼凡胎，我的管教成绩，远远地没有“特殊材料”们的显赫──一个看守也没有被我“赤化”得给我传递纸条，甚至冒了生命危险里应外合救我出狱。

在被单独关押46天之后，2005年10月24日，我被转号，与一个叫潘建华的、涉嫌间谍罪的人关押在一起。潘就成了我的第一个狱友兼第一个管教对象。

潘此前因故意伤害罪坐过两次共七年半的牢，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悟性很好。他曾多次对我说，过去看了央视的节目后，他也认为法轮功是邪教。但在监狱里，他见识的几个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很温和、很善良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首先，你应该相信你亲眼所见的，而不应该轻信你听别人所说的；其次，有人不喜欢法轮功，说它不好，这很正常，但法轮功究竟是好是坏，你还应该听听喜欢法轮功的人，尤其是听听法轮功修炼者的说法。就象法官审案，原告、被告的话你都得听，才能得到最接近事实的真相，并据此作出谁是谁非的相对正确的判断。

他一听，连连点头称是：“嘿，你看看，多么简单的道理，没有你点一下，我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他妈的中央电视台就是个牛皮大王，一吹谁好，就好得完美无缺，一说谁坏，就坏得一无是处。”

他还举一反三地说：“当初说海灯法师的武功如何了得的，是中央电视台，后来说海灯法师的武功全都是假的，也是中央电视台。真是嘴是两块肉，翻进又翻出。”

潘自从30来年前离开学校后，就成了个几乎不摸书的人。坐牢太无聊了，他让我推荐几本书给他看。我推荐了浅显易懂的《白话史记》给他看。

看了天之后，他竟然有所感悟了：“看了书上这些故事之后，过去一些老想不明白的事，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比如毛泽东杀彭德怀、杀刘少奇，不就是刘邦杀韩信么；共产党迫害右派知识分子，搞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刘邦屙尿在读书人的帽子里么。”

我连连赞赏他“：对对对，要不，‘五人帮’何以会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呢？”

我开导他，判断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不是好东西，好象很复杂，其实非常简单：好人不会以好人为敌的，只有坏人，他不仅会以好人为敌，也会以坏人为敌。比如，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美国、英国等之间从来就没有昨天谁以谁为友，今天谁又以谁为敌的事，反观独裁专政政权苏联、中国、古巴、越南、阿尔巴尼亚之间，要相互利用的时候，同志加兄弟，唇齿相依；争权夺利的时候，陈芝麻烂豆子，甚至兵戎相见，与街坊之间无见、无识、无品位，小心、小眼、小肚鸡肠的长舌妇没什么区别。

谁知，潘的比方比我的还明白易懂，生动形象：“是的，是的，两条狗好的时候，你闻闻我的肛门，我舔舔你的屁眼。等一下看到一块骨头，马上翻脸不认狗，你对我嚎叫，我对你下嘴。真是龌龊，真是不要脸。”

有一天，我看书正看得入神呢，忽听潘对我说了句什么话。

“嗯，啊……你，你说什么？”我懵懵懂懂地问。

潘用手指着看守所值班室方向说：“听见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你咬我我咬你呢！”

我稍一愣神：不就是两条狗在叫吗？继而马上恍然大悟：“哦──对对对，狗咬狗，一嘴毛，一嘴毛！”

2005年转押毕节后，我曾先后和几个中共官员关押在同一号室。对他们，我也“管教”过。

有一个我认为他有冤情的局长，他说，他对官场送礼、拍马屁这一套很反感；他只想通过自己的真才识学，通过大多数人认可的“政绩”

来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他说，那些县长、书记对他的印象应该也是很好的，但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好多次看起来应该是提拔他的，但最后提拔的，总是其他人。我说，“你对专制制度下的官场潜规则一点也不了解。不跑不送，原地不动，这个你也不懂？你再有才干，你的口碑再好，在那些贪官污吏的眼中，你就是个可以利用、不可以重用的角色，给你个局长干干，已经十分对你得起了。最后怎样？你不仅没有受到提拔重用，还成了阶下囚，这里面的原因，很值得你反省反省啊。”

他还曾经说，他敢用人格保证，他没有犯罪。他之所以被扯进这个案子里来，完全就是目前转型经济体制之下制度没有理顺的后果，加上他和某某书记的“私交”很好，因此，他认为自己的问题应该不会太大。我说，“你既然‘进来’了，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他更不会是原来的他。他不会管你的，这，才是正常现象，否则，就反常了。”

果然，他后来被判得出乎意料地重。他因此哀叹道：“你虽然不是官场中人，但你对官场冷暖的认识，的确比我透彻。”

有个副县长，他说，他根本就没有受贿。他接受的钱，是中介费，顶多算是“违纪”，怎么算是“违法”呢。既然同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就应该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不可能拉下脸来教训人家。

我绕山绕水地打着比方对他说：“你究竟有没有受贿，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你不知道的是，政府把自己体制、管理等方面的错误，甚至是犯罪等成本，也在不知不觉中，让你承担了。相对好的制度，如民主制度，这样的制度才能够做到让你不想受贿，不必受贿，尤其是不敢受贿。我还用我自己打比方说，假如有一大笔数目不清的钱乱糟糟地放在没有上锁的房间里，又没有人看守，拿了给人发现的几率微乎其微，连我见了，也完全可能会动这笔钱的。”

他听了，连连感叹：“是啊，是啊，漏洞太大，诱惑太大了。我是官场过来人，连我当初也觉得，中国官场简直失控了，严重地失控了。

我太清楚了，好人，要么进不了官场，要么进去后马上同流合污，否则，你真是一天也看不下去，也一天也呆不下去。不实行民主制度，不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中国的许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没想到他还会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迟早会实现民主自由制度的，这是世界大趋势，谁也违背不了的。“

他们看了我资助的孤女写给我的信后，颇为感动。副县长说，他重获自由之后，也将象我一样的做点这类有意义的事。“其实，我可以叫我的老婆现在就物色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来资助。”他真的有些急不可耐了。同样见贤思齐的那位局长也说，他过去也资助过贫困学生的，但做得不够，将来他将办个企业，所赚的钱，就用来做资助贫困学生的基金。

管教犯人，也管教看守和武警。

转到毕节看守所后，即听到许多人有名有姓地说，看守所常常把严重违犯监规的人五花大绑后，强迫他在每个监室门前跪了认错。果然，2006年的一天，有个姓张的犯人违犯监规后，真的被五花大绑，并被强迫跪在每个号室门前认罪。这不仅是违法的，甚至还是践踏人类尊严的丑陋行径。第二天，我和前面提到的那个局长对所长指出：“我们看了昨天的事，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这是不文明的、违法的、侵犯人权的。保护人权已经写进宪法里了，这样的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传出去，特别是捅到媒体上去之后，你们将吃不了兜着走。”所长嘴上虽然说，“不如此，镇不住胆大妄为的犯人──有的犯人就服这个”云云，但是，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那样对待过违犯监规的犯人。

2007年过年之前几天，武警来到看守所进行节前安全大检查。如往次那样，他们又是穿了鞋子上床去，把我们的被褥、衣服、书本等所有的东西全都抛到地下，弄得整个监室一片狼籍，让人看了，很是气愤。我走过去，指着地下他们的辉煌战果说：“你们去拿照相机，去拿摄影机来照来拍，然后把它拿到报纸，拿到电视台去刊登、播放，让大家看看，这是不是一个所谓文明之师在文明执法？你们与我当初在报社时看到的进门要敲门，要喊报告，满口编辑老师的武警，简直判若两国军队。回去翻翻报纸吧，有一年‘8.1’前，我还写过有关你们的报道──虽然当年的稿件写的没有溢美之词，更没有肉麻之词，但我还是后悔写了那篇稿件。”另外两人也站出来，谴责武警的野蛮行为。

事发当时和过后，看守所和监管支队在说我们方法不对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武警的做法“的确不妥，有待改进”。几天后，看守所和监管支队明确答复我们：他们已经和武警方面交换了意见，今后，安全检查不再象过去那样操作，而是改为由本人抱了东西放在打扫干净的地下，然后由武警监督、指挥着本人翻检自己的东西。

由我执笔写好的、准备递交出去的有关“意见和希望”，当然也就不用交出去了。

以上，用党言党语来说，只能是不利于正面形象的反面管教。如此的管教，在合乎主旋律的词典里面，叫做“教唆”，被叫做“煽动”，不认罪服法。

以下我在狱中做的管教事宜，虽然多少有些让一些人面子上过不大去，但却是合乎“引导人”、“教育人”的说法的，按理还得给我记功，给我减刑的正面管教。

看守所把已经判决的短刑期犯人与没有判决的犯罪嫌疑人混合关押，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不少已决犯。

我在看守所看到的情形，根本就不象媒体宣传或文艺作品里描写的那样，犯人有不少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的机会，看守会经常作他们的思想工作，即“管教”他们。可以说，除了一日三餐的粗劣食物外，其他的，都无从说起。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扮演管教角色的机会。

短刑期犯人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经济特困，头脑简单，文化素养差，但由于思想的不成熟，其中的一部分人还有很大的可塑性。

对这样的我认为还有帮助价值的少年犯，除了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把自己吃的、用的东西分给他们外，最主要的，我是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帮助他们。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当数两个姓李的少年犯。

第一个叫李湘（化名）。16岁时，李湘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两年徒刑。他是2006年9月初和我关押在一起的。看到这个比我的孩子还小一岁、满脸稚气的少年犯，心里很为他可惜。和他的初步交谈让我领略了“无巧不成书”的奇妙：他的母亲和我的妻子很可能是同学，他是我的一次特殊采访的当事人之一，更巧的是，他的生日和我是同一天──8月24日。除了给他讲他犯下的事给他人、给他的父母亲、还有给自己造成的巨大伤害外，我还教他学习生字生词，辅导他写日记，写文章等。对学习内容，我每三天一小考，每周一大考。每次考核，我都在他的作业本上认真批改，错误之处，给他指出，值得称道的地方，写上夸奖、鼓励性的批语。如此一来，他的学习兴趣非常浓厚，每天都写日记，找来好几十个生字生词请教我。最成功的地方是，在我的一再劝戒和“物质刺激”之下，他和另一个少年犯戒了烟。他还在日记里颇感自豪地写到：“会见时，我要将我尊敬的老师教我学习文化知识，尤其是在老师的帮助之下我戒了烟的喜事讲给妈妈听，妈妈知道了她的儿子我开始学好了，肯定会非常高兴的。还有就是，我不仅现在不抽烟了，将来出去了，也决不抽烟的，否则，那就太对不起我的好老师了。”

我和李湘在一个号室大约呆了四个月。调号分开的那一天，他十分不愿意，迫切地对看守说，他希望能够继续和我关押在一个号室，以便随时向我请教。难以理解的是，他的这一良好愿望，没有得到任何看守的支持。在另一个号室，他不仅一如既往学习文化知识，还不时写信给我，汇报他的学习心得等。

另一个名叫李俊（化名）。李俊有20岁，他经常在信信笺纸上和女朋友“说话”。由于文化程度的原因，他的“情书”虽然写了好几本信笺之多，但翻来覆去都是那几句发誓赌咒兼文理不通的话。他让我教他文化知识，并请我斧正他的情书。他担心他出去后，女朋友不和他这个刑满释放人员交往，请我执笔帮他写一封最后时刻挽回女朋友芳心的信。开始我不想帮他写这样的信，转念一想，何不乘机对他进行“管教”。于是，我对他说，我写下来的内容，你一定要认真看，认真想，如果你愿意那样做，尤其是做得到，到时候你才可以把这封信给人家看，否则，不许把信给人家看。信写好给他后，我又要回来，在后面专门给他写了这样几句话：“我是怀着成人之美的想法给你草拟这封信的，其中的许多话，既是对你女朋友说的，更是我对你的希望和要求。记住写信前我对你说过的话，你若做不到信中所说的那些内容，你不能把信拿去欺骗人，否则，连我也成了与你合谋骗人家姑娘感情的流氓无赖了。”

他喜笑颜开地将信收好：“你放心好了，即使她不和我好了，我也不会再干违法的事，更不会伤害她。”

●新闻无自由的国家，必定是谣言四起的国家。中国网络传闻使官方丑态百出，迫使官方对重大事件表态，有功於真相的公开。

7月21日云南昆明市发生公交车被放炸弹连环爆炸事件，2死14伤。

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中共的资讯封锁越来越漏洞百出，当局能够官控报刊、电视和电台，却无法完全控制网路。所以，每有突发事件和大规模官民冲突的发生，总是由网路提供最早的资讯，这让中共政权很不适应，穷於应对的之际，免不了频频出丑。从SARS危机中卫生部到“虎照门”中的陕西官权，真可谓丑态百出。

这些丑态，既让中共的公信力大幅度流失，也为网路民间提供“黑色幽默”的笑料，网民把这些丑态编成新的成语，比如“正龙拍虎”、“打酱油”、“俯卧撑”、“秋雨含泪”、“兆山慕鬼”等等。

许多网路谣言事后证明是真的

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进退失据的醒目丑态之一，就是不把主要精力用於改善陈旧的意识形态体制，而是把很多精力是用於应对网路资讯中的“谣言”，许多被意识形态衙门宣佈为“谣言”的网路资讯，事后被证明为恰恰是真实的。即便那些不实的网路传言，的确可归於“谣言”之列，但由於官方闢谣大都用谎言来抨击谣言，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就拿最近接连发生两起大事件来说，也都是网路版本抢先而官方版本滞后，闢谣再次成为官权的“专利”。

“瓮安民变”爆发，最早出现的网路版本是女中学生李淑芬被奸杀，“凶嫌”被释放有权力背景；事情闹大后，贵州官方不得不出面发佈“闢谣”：女生是溺水自杀，而不是网路传言的“奸杀”，更没有当地官权的背景。

“杨佳暴力袭警案”突发，最早出现的又是网路版本，称杨佳无辜遭到上海警方的虐待，甚至被殴打至丧失生育能力。上海官方随后出面闢谣，称上海员警并没有虐待和殴打杨佳，更没有打坏他的生殖器。与此同时，上海警方还宣佈抓到了造谣的苏州男子郏啸寅，据郏交代，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他为了扩大其在网路上的影响，编造了上述故事。

最可笑的是，官方每次闢谣，即便能够攻破谣言，但并不能让公众相信官方资讯的真实性，因为官方的闢谣总是破绽百出。贵州官方的闢谣已经沦为网民的笑料，“全民俯卧撑”成为时下最流行的网路用语。上海官方关於杨佳袭警动机的解释，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也就无法说服网路民意改变对杨佳的同情和敬佩。

谣言的产生应归咎於官方讯息封锁

在今日中国，即便民间相信的网路传言有“谣言”的成份，其主要责任也不在民众，而在中共的资讯垄断和言论管制。

首先，新闻讲究及时，特别是重大新闻的第一是时间发佈，既关系到媒体的竞争力，也是媒体的社会职责所在。敏感资讯传播的规律之一是抢先者胜。当一个具有爆炸性公共事件发生后，无论通过何种管道，最先向社会发佈的相关资讯都会传播最广。而在中国，独裁体制本能地倾向於隐瞒和封锁不利於自己的资讯。当民众无法从官方管道获得及时而准确的资讯之时，网路就成为民众获取资讯的唯一管道。与此同时，独裁体制也决定了官方的资讯供给的虚假和滞后。新闻管制随着网路的日益普及，已经基本失效。所以，几乎每一次大型公共事件爆发，都是网路资讯在前，官方出面闢谣和追查造谣者在后。

其次，独裁体制一向“以民为敌”，特别是对官民冲突事件的解释，官方的说词永远是“一小撮别有用心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永远是“刁民”、“暴徒”或“不法分子”在寻衅滋事。这样的官权逻辑在民众普遍愚昧的毛泽东时代还管用，但在民权意识已经觉醒的互联网时代就不管用了。今日中国，民意与官权之间的严重分裂，带来了政府及官僚们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凝聚力急遽下降，也就是说，独裁制度及其官僚阶层的“以民为敌”，必然造就民间的“以官为仇”的普遍逆反心理，无论官方说什么，民间的反应也基本是“官逼民反”，政府说的都不可信，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第三，就某一特定的突发官民冲突事件而言，网路传言也许不是真相，甚至有些网路资讯是故意造谣，但这些捷足先登的网路版本大都符合绝大多数民众的“经验真相”或“心理真相”。或从亲历中或从耳闻目睹中，国人的意识里已经逐渐积累出官民冲突的实质真相是官逼民反。也积累出官方新闻发佈的基本判断是官话不可信。有了这种基本判断，那些故意虚构的传言，大都用“官逼民反”框架来讲官民冲突的故事。所以，无论在众多官民冲突事件之间有多少细节上的差别，也无论网路民间版本里有多少谣传的成分，民间舆论的基本立场都是“官逼民反”，民众的信任更倾向於非官方管道的资讯。在此意义上，网路传言甚至比事件真相更具传播力和动员力。

网路讯息对官方造成冲击和压力

在当下中国的言论环境下，每有不利於独裁官权的重大公共事件发生，传统媒体的隐瞒为网路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及时地把相关资讯传达给公众，对官方产生某种压力，发挥着逼迫官方出面表态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的传播和形成舆论的过程，都是网路民间版本先於官方版本，而只要民间版本引发出巨大的社会舆论效应，不管这个民间版本的准确性如何，但起码可以起到逼出官方版本的作用。而官方版本出现，不管真实与否，公众才可能据此作出进一步的追问，网路舆论的监督效应也才能继续发挥。不久前发生的甕安民变和上海袭警案都是如此。如果没有网路版本的巨大传播力和网路舆论的形成，中共官方大概就会用保持沉默的方式继续隐瞒，让具有爆炸性的公共事件消失於无声无息之中。

中共官权总是指责网路谣言的负面作用，官方新闻发言人总是委屈控诉谣言之害，中共的《刑法》、《互联网新闻资讯服务管理规定》（国新办和资讯产业部）和《关於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等法律法规中都列有惩罚“谣言”的条款。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及喉舌经常号召“杜绝谣言，净化网路”，在搜索引擎“百度”输入“杜绝谣言”，条目高达119000条。但无论是严刑峻法还是网路自律规范，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舆论攻势，都无法遏制网路谣言的蔓延。

谣言止於真相，真相有赖於公开。而独裁官权害怕真相和封锁真相，制造了一个没有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国家，中华民族受资讯管制之害久矣，中国人受封口制度之害深矣。与独裁政权的资讯垄断和言论操控之害相比，官权所受的谣言之害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新闻管制已经祸害了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独裁政权也就必须承受网路时代的谣言之害。甚至可以说，中共各级官权受谣言之害，活该！

凡是新闻无自由的国家，必定是谣言四起且屡禁不止的国家。今日中国当权者如若不想再受谣言之害，首先要开放媒体和言论，不再用封口危害全社会和践踏人权。

不是民间喜欢造谣或信谣，而是新闻垄断体制给了谣言以丰厚的孕育土壤和巨大的传播空间。独裁不变，谣言不止！

二○○八年七月十八日於北京家中

原载《开放》2008年8月号

还依稀记得小时候，学校里常常宣传”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那时的我多么希望人民解放军能一举攻克台湾，使祖国早日统一，让广大的台湾人民也能过上像我们一样”蜜糖般的幸福生活”.至于在台湾”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更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