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为何不再被外商视为投资福地?

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不仅未能像日本、南韩那样促使本国的经济发展,反而提前出现各种经济衰像。除了股市、房市双双大幅下挫之外,更令中国政府头痛的是引进外资下降,如日韩台企业在华投资今年上半年锐减31%,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更是从2003年以来逐年减少。上海美国商会与思艾伦谘询公司于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究2007-2008》称,在接受调查的美、日、欧制造商中,超过一半认为中国相对其它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

面对数千家港台企业破产撤离以及随后更大的撤资潮,中国政府强自镇定地宣称这是调整产业结构、重新进行布局的结果,仿佛胸中已有应对之策,这话可谓半真半假。

何谓“半真”?因为近年来中国制造引起国际间贸易磨擦加剧,北京确实想通过提高税收、调整产业布局将劳动密集型企业?挤?出去,同时再引进一些具有品牌、技术、资源优势的外资。这类策略以前曾获成功,如2000年与2005年中国发生的两次外商撤资浪潮,都与中国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有关。当时,中国政府对本国能源企业实行政策倾斜,最后迫使美国电力、赛德能源和西门子等国际电力巨头黯然撤离中国市场。

但要说中国政府对目前的经济困局有应对之策,却是假话。因为当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撤离之际,中国政府预期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企业却并未形成气候。何以会出现这种?麻杆打狼两头空?的局面?这与近几年中国调整外资政策以及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评估有关。

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所图的是这类外企的资源、技术和品牌,因为这是中国企业缺少的几大要素;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中国方并无“双赢”概念。从2005年开始,中国一些经济精英成功地利用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了政府的外资政策。2006年8月,中国商务部、国资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制外资收购?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企业,在核电设备制造、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造船、齿轮、石化通用设备制造和钢铁领域等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限制外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此规定一出,几起筹划多年的外资并购,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德国舍弗勒收购洛阳轴承集团,都因被指有害?国家经济安全?而告搁浅。

与这条政策同时制定的还有今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提高税率加大外资成本之举已显?成效?,大量港台资本撤资就是明证。但限制外资并购的规定却有碍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因为中国希望产业结构升级,但缺乏相应的技术实力,依靠本国企业的技术开发和生疏的国际市场营销手段,根本不可能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外资想要中国的市场,但还得考虑在华投资必须付出的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信用等)。这两类问题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监管成本过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所造成,外企为获准一些业务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种游说耗费大量金钱与人力,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它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而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识产权一项来说明,美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许多纠纷,花费极大力气打官司,但即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持续不断的侵权问题。德、法在华企业都遇到过被中方合作者偷窃技术另起炉灶之事。这也是外企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并购形式进入中国的原因,因为并购是消除竞争对手并接管市场的便捷形式,还可以降低监管成本与外部成本。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不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目前,中国面临的困境是:过去,大量出让市场,却并未换来核心技术;现在,不肯让出市场,却使具有品牌、技术与资源优势的外资裹足不前。

郑  义:金棕榈——葛底斯堡赋

这块土地所蕴藏的情感,如同它的富饶与美丽。其胸襟之宽广、悲悯之深沉,如同它两手相挽的东西两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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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历史感人至深,尤其对我这样一个了解中国当代杀降史的人。半个多世纪前,山河变色后的中国,即时处决的败军数以百万计。背叛诺言,按名单半夜搜捕,全城戒严,把放下武器开始平民生活的“历史反革命”装上卡车,一车接一车拉去枪杀示众,威慑天下。我唾弃那种野蛮杀戮,但也很难理解这种把南军首领树立为英雄的思路。宽容与仁慈自然很好,那末真理与正义呢?

我惊奇地发现,在这块纪念地,不存在唯一的真理与正义。尽管美国内战早有公论,但仍然有人认为真理与正义在南方一边。

南卡莱罗那州纪念碑上刻有如下祭文:

那些光荣而坚强的人们永远懂得自由之中的责任。为了他们的传统和信念,英勇献身的南卡莱罗那人曾经站立起来并获得承认。在这里,州权之神圣不可侵犯成为他们历久不变的信念。他们赢得了永恒的荣誉。

那场战争之起因,确实包含了国权(联邦政权)和州权的冲突。不过,这一最终引发了内战的冲突,也确凿产生于围绕蓄奴制的尖锐分歧。正如林肯所言:“你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必须加以扩展,我们则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限制。我认为要害就在这里。这便是我们之间唯一的重要分歧。”南方要以战争来捍卫自己具有特色的“传统生活方式”,很可理解。地方自治权是共和政权的基础,这是民主ABC,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是,如果说美国内战并非自由与奴役之战而是“两种自由的冲突”,就与事实相去甚远了。战前,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奴隶,这种“财富”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资产,甚至超过了铁路工厂银行等其他资产之总和。为了保卫这种利益,南方修改了立国先贤制定的宪法,把“我们,合众国的人民”改为“我们,各个有主权的独立州的代表们”。南方版的“独立宣言”还毫不隐讳地删去了“所有人被造而平等”的名句。林肯感慨道:“我们这个世界上仿佛缺少‘自由’这个概念的正确定义。我们大家都自诩拥护自由,岂不知,所指的并不是一码事。”他打比方说,一位牧羊人从狼嘴下救出了一只羊,狼却咒骂他干涉了自己的自由,如果那是只黑羊,狼就会尤其感觉委屈。

但是,在林肯辞世后多年,打响了南北战争第一炮的南卡,仍然在宣扬“神圣不可侵犯的”州权与他们的“自由”。

另一面,黑奴的后代们似乎也并不感恩。多次来葛底斯堡,只看见过一位黑人。某日,和两位身穿南军制服的当地人谈起,答曰:黑人认为他们最终获得自由是缘自马丁。路德。金晚近领导的民权运动。自然,他们的祖先,那些曾在南方骄阳下摘棉花的黑奴并不这么看。

——在这块自由的圣地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历史。

13

我曾在各种季节来到李将军碑下眺望那一片碧血荒草的战场,内心充满异样的感动。在我的爱憎分明的教育背景中,寻觅不到这种感动的因由。但总有一种使人心颤的说不清的情感油然而生。

这种感觉在一个画面中达到顶点。

一个深秋的傍晚,李将军碑前。树影长长遮盖着碑前的荒原。一群十来岁的学生聚集在小斜坡上听老师讲解战场势态。有两块示意图看板,手绘的。忽然间一声呐喊,孩子们举着树枝和木枪冲向开阔地,冲向北军的主阵地。我惊愕地向身旁的作家朋友求证道:听清楚了吗,他们喊的是“为了维吉尼亚”!

那个被誉为“南方灵魂”的反叛的维吉尼亚。

孩子们越跑越远了,鲜艳的服色在半人高的蒿草上闪动。

如此说来,孩子们理解的李将军是“为了维吉尼亚”。

要像当年南军的“皮克特冲锋”那般冲过这块宽阔的荒原,孩子们的体力显然不够。我猜想他们的目的是百米之外那个前沿炮兵阵地。目送孩子们奔跳而去,我转回身来。不期然间,目光滑过碑座上那一行不引人注目的小字,认真看一眼,每个单词都认得:“VIGINIA TO HER SONS AT GETTYSBURG”——“维吉尼亚献给她在葛底斯堡的儿子们”。泪水顿时浮起,模糊了眼前的风景和判断。土地和战士——这原是一种母子关系,不可替代的超越一切理念的血肉之情呀。我于是更多地理解了李将军,何以挚爱美国而又走上反叛之路,何以遣散自家黑奴而又为南方战斗。

实在是一位近似于古希腊悲剧式的人物。

他毁灭于两种互不妥协且各具正当性的要求。真是极具美感。我赶紧轻声对自己说:你不是南方骑士,你曾经是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一个被处以私刑的贱民一个被追捕天涯的逃犯。你的弟兄不是李而是那个给人家劈木头打短工放木排的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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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如此,你为何依旧留连于南方碑群?

离开维吉尼亚纪念碑继续驱车前行,就渐渐进入了北军阵地。爬上发生过激烈战斗的“小圆顶”高地,道路再弯下去,出了树林,就是米德将军坐镇的主阵地了。在这个内战的转折点上,密布着胜利者的纪念碑。我常常是驱车而过,有时陪友人来,也只是在碑群间随意走走,远眺一番当年南军的战线,而已。

一个大雪初晴的黄昏,在太阳已经坠落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后来到这里,站在北军的炮兵阵地上,想像着这些炮口喷吐出来的可怕的火焰。骁勇善战的维吉尼亚军团尸横遍野,整个南北战争的胜负被这个在最后时刻调上前沿的炮群所决定。放眼望去,地平线上横亘了黑蓝色山脉,其上是熔金般绚烂的天穹。冬树无言地高举着萧索枝条。暗蓝色的雪地,映衬着炮身上残留的最后一线霞光。炮口所指之处,是积雪的战场。远处是南军最后冲锋的出发地,一带黢黑的树林。白日里尚可遥见的维吉尼亚纪念碑,此刻已融入一派暧昧不清的晚照。

叩问自己的心,发现它神秘地倾斜于失败的南方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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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拜谒这块神圣的土地。

十来年了,每年就算三次,也该有二、三十次了吧。

不倦地徘徊于南方碑群,体会那些熔铸在金石之中的战败者的悲情。

路易斯安那州纪念碑。空中飞翔着健美的天使,长号发出战斗的召唤。大地上横卧着死去的士兵,军旗抱在怀里,脚上是破旧得露出脚趾的军鞋。碑文是:“路易斯安那州献给她光荣的儿子们……”

毗邻的密西西比州纪念碑也突出了破鞋这一细节。有这样一种说法:葛底斯堡之役是一场抢军鞋引发的大会战。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进入北方的南军已衣装不整,大部分士兵的鞋都穿坏了,有很多人赤脚行军。这时,先头部队将领看到一张葛底斯堡出版的报纸,上有一条不起眼的广告,说葛底斯堡某家鞋店有大量上好的皮鞋待售。于是南军临时改道,打算去抢鞋。不料撞上北军两个骑兵旅,爆发一场遭遇战。其后双方投入越来越多兵力,遂演变成一场伤亡惨重的大会战。

阿拉巴马州的纪念碑也是感人的。主体是三个铜雕人物。一位伤重不支的青年半跪于地,用尽最后力量把自己的子弹匣递给战友。后者接过子弹匣,另一手紧握枪管,面色刚毅地注视着前方。在他们身后站立着自由女神,双乳之间挂着南方徽章。她一手抚慰着垂死者,一手指向激战的前方。碑座上镂刻的文字是:“你们的名字已铭刻于流芳百世的画卷”。

乔治亚州的碑文是:“我们顺服于自然法则,长眠于此。当责任苦涩难当之际,我们来了。当故乡高声召唤之际,我们赴死了。”

最长也最令人震撼的,该是北卡莱罗那州的碑文了吧:

献给光荣不朽的北卡莱罗那军人。他们在这块战场上显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并为理想而献身。在这些纪念碑化为尘灰之后,他们的英雄业绩仍将铭刻于人们心中。

三十二个北卡莱罗那步兵团参加了1863年7月1、2、3日发生于葛底斯堡的战斗。每四个倒下的南军士兵中有一个是北卡人。

这块土地所蕴藏的情感,如同它的富饶与美丽。

其胸襟之宽广、悲悯之深沉,如同它两手相挽的东西两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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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葛底斯堡战场最熟悉的大约是二战名将艾森豪威尔了。

他的家就在左近。这位后来的美国第34任总统常携妻来此散步,研究战史。他的妻子曾如是说:他甚至熟悉葛底斯堡战场上的每一块石头。

若再往下数,也许就轮得上我了吧?每有亲朋自远方来,我总会带他们去看葛底斯堡。偶尔心动,一人也驱车往返近200公里,到这里来走走坐坐。我不敢说熟悉战场上每一块石头,但每一幢纪念碑也许会记得一位留有唇鬚的肃穆的中国人。

不断地确认,我情感的天平暗暗倾斜于失败者……

一次又一次自我追询:是否你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在对另一种历史的缅怀中默默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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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葛底斯堡是1989年的北京。

世界史曾满怀敬意地定格于一位青年阻挡坦克的画面。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王维林,多半被秘密杀害了。如电光石火,一瞬间辉煌闪耀后永远熄灭。他身穿白衬衫,左手拎一件深色外衣,突然闪上街心,坚定地站立在一长列行进的坦克车前。领队的坦克向右转,试图绕过去。青年快步移动,毫不退让地再次站立在这些杀人机器前面。坦克再向左拐,青年仍然随之移动。坦克猛然加大油门,喷出浓黑油烟和令人心惊的轰鸣,但这个血肉之躯仍然不为所动,无所畏惧……

那一刻,全世界的电视屏幕都被泪水所洇湿。

其实,以肉身阻挡坦克的不止是一个王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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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晚九时许。北京西长安街木樨地立交桥。

军队强行突破。宽阔的大街上,阻挡军队的人们,手挽手结成了厚达二三百米的人墙,涌动着,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开路的军人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大棒,疯狂殴打。民众以石块回击,缓缓后退。十时许,民众退到立交桥上,双方被横挡在路中的做路障的车辆分隔。开路部队不敢绕过车辆路障攻击人墙,坦克开上了第一线。目击者如是记载:

……一辆坦克开足了马力向桥中的车辆撞去,企图撞开车辆。数千人在几个站在高处的年青人的指挥下,在坦克即将撞到车辆的刹那,喊着“一、二、三”的号子也同时潮水般地冲向车辆。由车辆组成的车牆在双方巨大力量的合击下,发出轰然的巨响,但仍然仡立在桥中,坦克的撞击被抵消了,人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接着是双方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较量,每一次都是以坦克的巨大马达声开始,以双方同时涌向车牆的壮观景象而达到高潮,最后在坦克的后退和人们胜利的欢呼声中结束。……部队在多次撞击失败后,开始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弹。炸弹越过车墙落在人群中爆炸,随着催泪烟雾的弥漫,人们全都躲开了,这时坦克趁机开足马力向车墙撞去,一声巨响,两辆无轨电车被撞得倾斜,车墙中间出现了一个约两米宽的口子。当坦克车往后退并准备再一次向前撞击时,上千学生和群众冲了过去,硬是把倾斜的车辆又推了回去,封住了缺口,并用身躯顶住车辆,挡住了坦克的再一次冲击……

忽然间,坦克的马达声止息。紧随这突如其来的寂静,清脆密集的枪声划破夜空。开枪了。由坦克、裝甲車和满载士兵的卡車組成的浩荡车队战斗前进,碾过遍地鲜血,杀向天安门广场。

木樨即桂花。想必历史上这里是一片桂花盛开的土地。

19

六月四日凌晨。人大会堂北侧长安街。

大批民众由西向东行进,试图冲进已经被军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解救学生,在广场外围与军队遭遇。人们组成人墙,慷慨悲歌,缓缓推进。一次次被密集的枪弹打散,又一次次重新聚集,歌唱着前进。每一次都有许多人被打倒,但每一次都有更多的人加入,最后与军队形成拉锯式对峙。黎明时分,坦克从广场里开出来,横列在宽阔的长安街上。随着一阵马达轰鸣,冲向人墙。

亲临者回忆道:

……这时候,也不知道哪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着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倒一片。

在履带的威慑下,没有人站起来逃跑。在这场意志与勇气的较量中,钢铁失败了。坦克紧急刹车,“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一冲”。最后,坦克用催泪弹驱散人群,在令人窒息的黄烟中疯狂追逐,当场碾死十余人。有五位青年死于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其中两个被压到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

满处是玫瑰花束,啊,死哟,我给你盖上玫瑰花和早开的百合花……

(惠特曼:《草叶集》。)

20

都说时间能疗治心灵的伤痛,却我的心滴血不止。十九年过去,一滴又一滴,悄悄洇湿了我的衣衫、文字和目力所及的景色。那个晚照辉煌的黄昏,那片辽阔的战场,蓝雪枯草之下,我看到的是坦克履带榨出的永不干涸的血泊。

我们竟然失败了。

花开中国,果实却结在他人国度。

1989,一个明确无误的彪炳史册的里程碑。

继中国八九民运之后,苏联、罗马尼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共产国家相继崩解。其主因固然是各国人民持续不懈之抗争,但中国的示范作用显而易见。将近两个月的和平示威,使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受到鼓舞。全世界的谴责与制裁也使惶恐不安的总书记们受到威慑。1989向全人类宣告:共产主义是缀花的锁链,自由高于一切。

天地翻覆。共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还是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一概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彻底失败。几乎造成人类毁灭的东西方冷战在一夜之间结束。2007年,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了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工程设计阶段,需要一个代表反抗的经典画面。最后的选择有两个:一为王维林挡坦克,一为德国人推倒柏林墙。在投票者包括前苏联东欧诸国代表但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前者胜出。而最终完成的造型,正是那个双手高举火炬的中国的民主女神。共产主义的崛起和崩溃,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其影响人类命运之深广,远远超过法西斯主义的兴亡。中国八九民运无可置疑地成为第一掘墓人。

为什么唯独我们失败了?

谁应该为此而承担责任?

21

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浸血的屠城之夜,回到鲜血遍地的木樨地……

以坦克冲击车辆路障最终开枪夺路的军队是京畿部队第38集团军。他们的军长徐勤先将军因为同情民运,拒不领命刚刚被捕。38军是被迫进京勤王的。那末,38军有可能掉转枪口,站在人民一边吗?

数小时后,六月四日凌晨七时前后,风尘仆仆的第二梯队28集团军赶到木樨地桥,受阻于民众再次设立的路障。学生民众蜂拥而上,拿出死难者的血衣,痛陈38集团军之暴行。整个28集团军深受震动,军心混乱。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部下车,拒绝进城。许多战士气愤地扯下领章帽徽,甚至把枪扔到河里。约十时,有勇敢者开始焚烧军车。军人们袖手旁观,还有人指导如何才能将装甲车点燃。一时间火光熊熊,浓烟冲天。100余辆军车、装甲车、通讯车全部焚毁。中午十二点半许,一架直升机飞临28集团军头顶,用高音喇叭反复广播: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28集团军未予理会,甚而有军人用装甲车上的机枪将直升机驱走。可以说,28集团军已近乎哗变。最后,至下午五时许,28集团军仍未执行强行开进的命令,反而全军后撤。

关于第28集团军,另一块来自军方的拼图如下:

部队受阻于木樨地,28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以手遮阳向前眺望,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政委张明春则应和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此两句话皆系抗战时期成语,前句指人民战争的海洋,后句源自蒋介石全民抗战之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两位将军的“即兴酬唱”,隐晦地透露出内心深处对人民正义之举的同情。在军委直升机向他们直接喊话时,何燕然根本不予理会,还对他的政委说:“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目睹哭诉的民众和几乎处于哗变状态的部队,两位少壮将军似已准备承担抗命之后果了。

28集团军也是为民主自由之风所激荡的京畿部队。

22

一个葛底斯堡战役周年纪念日,我和小女儿又来到古战场。田野上进行着战斗表演,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两军炮兵阵地之间的大草地上,两队骑兵轮番冲杀搏斗。那些老炮声音高亢,能把人心脏震出来。

边上的大帐篷里,有一个军乐队在不停地演奏。四小号、二园号、一大号、一大鼓、一小军鼓、一镲,一指挥,加起来十一人,悉数穿了当年军装,指挥还戴了副老式眼镜。乐器也都是当年留下的古董,一首接一首演奏内战歌曲。几十个观众,坐在一排排麦捆子上,静静地听。

阳光明亮照耀老肯塔基故乡,在夏天黑人们欢畅,玉米熟了,草原到处花儿香……

啊!再见吧,老肯塔基故乡!

你别哭吧,女人,今天别再悲伤。

让我们为老肯塔基歌唱,那遥远的肯塔基故乡。

23

应承担责任的首要者也许是赵紫阳——那位与叶利钦地位相似者。其时,绵延一个多月波及全国的民主运动,已经对民心、党心、军心产生极大震撼。统治机器已近于瘫痪。所需要的应该是最后一击,是叶利钦站在坦克上的振臂一呼,而不是赵紫阳伤感的眼泪。

那是一个天赐良机:在失去人身自由之前的最后一刻,赵居然来到了人民占据的天安门广场上。在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摄像机前,如果他举起了手臂,人民的意志就会凝聚于一点——坚持政治改革,反击老人政变。在自由的渴望如岩浆喷发的非常时期,谁代表了民意,谁就获得了呼风唤雨扭转乾坤的力量。更何况,赵紫阳还是中国合法的最高领袖。至少38军、28军会调转枪口,站在赵紫阳和人民一边……

无神论者赵紫阳太看重成败得失。自由并非他的核心价值。谨小慎微隐忍不发的官宦生涯,消磨了他可能具有的激情。

六四镇压所表现出来的公然残暴,铲除了人们对共产政权自我更新的最后一丝幻想。其后,整个东欧事变中再无人提及“改革”,除了彻底摧毁,别无选择。两年后,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合法总统戈尔巴乔夫,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叶利钦做了与赵紫阳相反的抉择:登上一辆坦克,发表了热血沸腾的讲演。他并无一个怒涛汹涌的天安门广场做后盾,当时他的听众不超过200人,其他的莫斯科人尚未从政变的惊恐中醒过神来。一个简单的动作加上一篇简短讲演,苏联共产党七十多年的铁血统治顷刻瓦解。数以百万计的军队、警察,数以万计的核武器,强大无敌的坦克集团军、舰队、轰炸机群顿成画虎。

那些事实上主导和影响了这场运动的人士都应该承担责任,特别是如我这样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知识分子。我们缺乏想象力,没有顺应民意,把一场偶发性的抗议运动提升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和平起义。此外,与那些奋不顾身阻挡坦克的青年和市民相比,我们更缺乏激情与勇气。

连续几代的杀戮、恫吓,成功地改造了我们的人格。

千载之耻,万古之悲。

(待续)

余  杰: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从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二十年间,谁是中国民间的第一政论家?

我的答案,以及大部分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答案是:刘晓波。一个最明显的证据便是:在美国的著名的中文新闻网站博讯的“作家文集”当中,搜罗了海内外一百多名中文写作名家的个人文集,刘晓波的个人文集以三百五十万左右的点击率位居首位。这个网站在中国大陆被严密封锁,部分大陆网民只能通过“自由门”、“无界浏览器”等特别的软件才能登录。可以设想,如果这种封锁被解除的话,“刘晓波文集”的点击率至少会增长十倍以上。

比点击率更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刘晓波的文章和思想整整影响了“六•四”前后的两代年轻人。在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刘晓波以黑马的姿态闯入文化界,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体制的激烈抨击,成为千万青年大学生心中的偶像。然后是八九民运爆发,刘晓波毅然从“花花世界”的美国返回北京,全身心参与其中,并在天安门广场上坚持到军队清场的最后一刻。再以后,是漫长的牢狱之灾,是二十年如一日的软禁、监控、骚扰、不能在参与公共活动、不能以真名发表文章。教师被迫离开讲台、作家被迫与读者隔绝,这是刘晓波不得不承受的痛苦与代价。然而,他在几乎“一无所有”中坚持走这条孤独的义路,九十年代以来,他的“地下写作”只能在海外发表。他的文字虽然不能像八十年代那样广为传唱、洛阳纸贵,但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海内”与“海外”的界限被打破,仍然像涓涓细流一样打动和启发了许许多多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心灵。

近年来,刘晓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出版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刘晓波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西方世界对未来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估,一种是以华裔学者章家敦为代表的“中国即将崩溃论”,另一种是流行于西方极右翼人士之中的“中国威胁论”。前者忽略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以及中共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不断调整的灵活性,对中共的垮台过于乐观;后者高估了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轻信了中共一手炮制的“中国崛起”的肥皂泡,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恐惧。这两种看法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都是遥远的“隔岸观火”。而在中国国内,对中国的现状也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御用文人甘阳、余秋雨、鄢烈山等人的“盛世论”,认为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盛世,人权状况前所未有之好;另一种则是某些激进的反共人士、某些怀有“吾可取而代之”的野心的人士的看法,他们认为目前的中国处于“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甚至比毛泽东时代还不如。这两种看法都将个体的处境扩大化为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别于以上四种错误的论调,刘晓波的看法是“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个有点绕口的书名中,包含了两重要的、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概念,一是“自由中国”,二是“民间”。

所谓“自由中国”,是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彼岸的台湾提出的定义。然而,《自由中国》杂志的迅速夭折,蒋氏家族的独裁统治,表明当时的台湾并不能承担“自由中国”的美誉。半个多世纪之后,“自由中国”在台湾终于成为现实。而在此岸的中国大陆,如刘晓波所言,“自由中国”依然是一种“未来”的状态。但是,刘晓波坚信中国的发展趋势,乃是朝着“自由”的方向,而不是朝着“专制”的方向。换言之,就整体而言,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由,尽管在某些领域会出现局部的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中共从未放弃垄断权力的野心,但世界民主化的潮流和国内公共空间的拓展,已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遏制的了。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自由、人权、民主、宪法等字眼,已经由昔日的“洪水猛兽”变成大家的日常用语。无论是被强制拆迁的老太太,还是被欠薪的农民工,“维权”都成为他们的口头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是一个吓人的帽子,“人权”也是“资产阶级的谎言”。但在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民主自由是个好东西”,即便是体制内以智囊自居的人士,也争先恐后地夺取对自由民主的言说权和解释权。孔子说过,名不正,言不顺;那么,在今天在中国,自由民主的价值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不可拒绝的正面价值,而如何将其落实到实践层面,则有赖于社会各阶层形成一种“合力”,让民权伸张,让官权退让。自由中国的实现,不能单单依靠某一阶层,比如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阶层;自由的中国实现,需要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所谓“民间”,并不是一个整全性的、单一性的概念。刘晓波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立足于民间,也彻底放下身段、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分子参与了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革。这是他与八十年代那批体制内精英之间最大的差异。他不再像传统的中国士大夫那样,怀有“学而优则仕”、成为“南书房行走”的理想,也对从政治局“九头鸟”的言行举止中猜测其思想倾向毫无兴趣。换言之,他提倡每一个公民都奋起捍卫公民权利,都埋头做好各自的事情,而不是缘木求鱼般地期盼出现“党内开明派”、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中国的叶利钦”。刘晓波将目光对准“民间”,他首先对“民间”给予肯定:“现在,中国已经由高度政治化的整体社会变成日益分化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但起码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形势比人强,即便暴君毛泽东本人复生,也无法将中国拖回到党控制一切的时代,更何况今天的中共统治当局正处于“权力递减”的循环之中,邓的权威不如毛,江的权威不如邓,胡的权威不如江,一代不如一代。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共当局可以草菅人命、悍然封锁消息、拒绝外来援助;三十年后的汶川大地震,中共当局却不得不允许外国记者采访、允许国内外的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天灾中的人祸因素,如官商勾结、偷工减料所造成的豆腐渣工程等,也都一一浮出了水面。中共不是不想像昔日的唐山大地震那样用纸包住火,但今天的时势已经迥然不同,非不想也,乃不能也

中国的民间力量虽然还不足以抗衡官府,但官府已经无法忽视民间的存在了,正如刘晓波所论述的那样:“在主流民意的积极压力和消极抵抗的双重作用之下,民间资源迅速扩张,官府资源迅速萎缩,官方固守旧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管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常态。”也就是说,当局虽然维持着一家独大的局面,但已经无法一手遮天。刘晓波在书中论及产权改革与政治民主化、人权意识的觉醒与政治改革、基层民主自治的呼声、网络民意的压力以及新闻自由的追求等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各种力量的犬牙交错、抵消与牵制,已经不能黑白分明地“一言以蔽之”了。正是因为不能理解此种复杂性,使得海内外大多数的“中国叙述”都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

其次,刘晓波对
中国当下的“民间社会”也作出了深切的反思。他认为,正如官方不是铁板一块一样,民间同样不是铁板一块。在官方内部存在着少许良性的力量,而在民间内部亦存在着各种恶性的势力。刘晓波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打着“民间”的幌子、企图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的人士,比如某丧失了律师的职业伦理、自我加冕地充当民众的“新闻发言人”的维权律师,比如某企图煽动狂热民族主义来赢得民心、一举成名的宪政学者,这些人以“坚决反共”的姿态占据道德制高点,一般人均不敢对其提出非议。批评他们比批评共产党更为困难,稍有不慎便会被攻击为“党同伐异”、“自毁长城”。刘晓波偏偏知难而上,他不是以“大局为重”,乃是以真理为旨归。八十年代,他是一匹揭穿中国文化界真相的“黑马”;九十年代,他则是一位“反求诸己”的“先知”、是反思“民间”的第一人。

在近期由“和解智库”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中,刘晓波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民间生态特别复杂,不要以为民间就是政治正确,民间不择手段的事也很多。民间不能放大自己的正义,也不能低估对手的灵活。放大正义的结果就是‘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低估对手的结果就是民间尽干蠢事。所以,民间更应强调自己的公民建设、自己的内部规则,自己的责任伦理。”换言之,如果“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创建一个民主社会和自由中国。如果仅仅有共同反对的对象,而没有共同追求的目标,“统一战线”便无从谈起,因为“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职之是故,如果反对运动在精神品质、思维模式与言行方式上都与共产党“平行”或“同构”,那么此种反对运动最终只能导致更大的专制的出现。说出此类真理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勇气,刘晓波因此一度招致铺天盖地的谩骂和造谣。然而,我们看到,二十年来,多少显赫一时的“英雄”早已改弦易辙、灰飞烟灭,只有刘晓波等少数的堂吉诃德式的“老实人”,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连监视他的秘密警察都从科长熬到了局长,连“六•四”前后出生的孩子都已经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他仍然矢志不渝。这才是真正的“韧性的战斗”。

是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在每一个孙志刚、每一个师涛、每一个陈光诚、每一个丁子霖、每一个高耀洁以及每一个挺身捍卫自身权利、每一个尽力说真话的公民身上。在此意义上,刘晓波以他的文字、思想和践行,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典范。尽管刘晓波本人并不完全同意,但敏锐的观察者大都发现,以“六•四”为界,有“两个”刘晓波。旅美学者陈奎德在为《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刘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的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转变之外,据我个人的观察,刘晓波的身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从“持不同政见者”转变为“持自己政见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其标准仍然是中共的是非,以中共认为是者为非,以中共认为非者为是,“不同”变得比“政见”本身更重要;而所谓“持自己政见者”,则彻底从自我出发,根本不管中共之政见为何,惟独坚持自我之政见,“政见”以属于“自己”为尊。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政见,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敢于坚持个人的政见,那么真正的民间社会便来临了,那么刘晓波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可以周游列国去了。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

王康:老索,是时候了

这个消息终于来了。

今天在宾夕法尼亚采访两位二战老兵,一位87岁,一位88岁,都耳聪目明,应答如流,且衣履规整,一派绅士风采。其间又到一家基督教现代建筑,参与有两千信众的礼拜祈祷。不时想起《红轮》的字句:

一切都是为了站在上帝面前的最后一刻。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撇下他的同时代人,割舍了近九十年的俄国,走了。

够意思了。对于时代和祖国,该承受的、该记下的、该说的,他都一一谨办了。还没有一位作家,与自己所属的时空和精神世界,发生过如此紧张而充满诗意的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历了死亡、人性之恶和整个俄罗斯被魔化的虚无主义恐惧,他由此预见到俄国乃至世界在二十世纪的苦难和堕落,同时也从上帝垂降于俄国的性灵中保藏了弥赛亚救世的秘密。托尔斯泰终身追寻他的“绿枝”,要像哥伯尼和哥伦布一样,企图在沙皇、教会、贵族、战争和一切既定秩序之外去追寻他的上帝之道,他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了自己的理想,近代俄国的不幸内化为他个人的“危机”,人的行为与上帝的目的之间,虽然还隔着一道鸿沟,但托翁以其高龄出走的危险,证明了他是二十世纪最早一位清醒的遁世者,从而为自己漫长而不寻常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索尔仁尼琴是陀氏和托翁的综合,正如苏联是沙俄在新时代新时代的孽变一样,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几乎与地狱俄国同时除了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就是告密、背叛、癌症,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拉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的历史——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妄灾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有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死亡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好,神说,您把它们写出来,一切就结束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变革并最终唾弃苏联、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他们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您站在最前面,您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的一天。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灵魂并不赞同您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您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您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十九世纪从西欧刮来的“黑风”——马克思主义,最终不能征服巨人般的俄国,俄国有自己一千年的东正教,是它唯一可能治疗苦难的精神秘方;无论如何,俄国理应历史性地回避与中国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一旦爆发,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浩劫,让中共领袖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吧,让他们去拯救人类吧;最重要的是,您在俄国历史和命运面前,无所作为是最大的犯罪,您在签下自己的名字时说,我对这封信承担所有责任。

1979年苏联强硬势力企图以纪念老暴君100周年为名卷土重来的努力,被俄国良心界击退,乃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事例。您虽然已被驱逐,但克里姆林宫内外到处有您的身影。

自伏尔泰、雨果、佐拉被迎进先贤祠后,欧洲流亡时代宣告结束。俄国在二十世纪创下了政治流亡的世界纪录,众多显赫人物托洛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普宁、茨维塔耶娃……而您是所有苏俄流亡者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人物。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苏联极权主义不妥协的抗议者,您在伯尔尼的空降,表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还在继续。

二十年流亡的生涯,您创造了数个奇迹。您在美国劳联——产联的演讲,至今回荡在东西方天空的结合部,美国人民第一次聆听到来自“古拉格群岛”的声音,第一次从一位苏联作家那里,明白了美国自由的世界责任。

您对西方的失望和批评,无法让自由主义人士满意,但您生来不是为了让某些派别满意的。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您对美国的观察。事实上,近二十年在佛蒙特的隐居式生活,您证明自己无力、也无心进入美国这片年轻的新大陆,美国人民对自由和真理的捍卫,没有激发您对人类文明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没有激发您对这片收留并提供了自由和安宁的土地的感戴和回报,您也没有在1989年后,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国家命运表达过应有的关切,这都令人遗憾。如果您读到中国流亡作家郑义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一篇关于美国内战的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您也许会重新思索东方……

最大的奇迹,您竟然在生前回到魂牵梦绕的俄罗斯。您的回归虽非雨果对巴黎的凯旋,却别具俄国风味。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将长久留下您的热吻。您对专制帝国坍塌后的祖国发出的声音,仍旧充满先知式的睿智:俄国一再陷入泥潭,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国才有希望。也许还要等上几十年、一百年,俄罗斯命运的两大支柱、两大遗产、两大宿命式的负荷:大俄罗斯主义和专制主义,才能被新的民族精神所取代。

俄国在近一千年中衍化的土地境界,俄国三百年来全部雄心壮志建构的庞大国家,土崩瓦解了。历史对俄国所开的玩笑,前所未有。八十九岁的您,已无力面对,更无力影响劫后余生的俄国。俄国的演变,汇聚着太纷繁太庞杂的因缘,您唯一能做的,正如勃洛克、叶赛宁、阿赫玛托娃……,更远如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一样,只能为这片盛产天才、先知、圣徒和暴君、刽子手的土地,献上安魂曲和弥撒曲,除了祈祷,您也只能听从至高的主宰。戏演完了,台词和剧本总有落幕的那一页。您起身走了,把空间和未来留给年轻的一代,您比谁都明白,您不能代表没有降生的人们立法。您不能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见证苏俄帝国,为它送终。

无论如何,这是人类现代命运最沉重的一页,您在上面签下名字,这就够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几次差点启程,前往俄国拜见您,多少请您发表对于东方、对于中国的高见。您在美国与刘宾雁们失之交臂,您们有六个年头生活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拥有相似的背景、命运、话题,您们竟然连招呼都没有打过。

自您返回,又是14个年头过去,您对中国不置一词。中国书摊上偶尔有您的消息,都是那么零碎、无谓。

如今,您终于撒手尘寰,造访永不可能。

会到墓地与您对视,献上花束。老索,再见。

2008年8月4日于华盛顿近郊

廖亦武:大地震记事(11)

2008年5月31日后晌,阴,风渐起

本人秃瓢,如假和尚,加上一假道士,所以格外惹眼。小金发现几个特警正朝这边赶,就拽着我迅速脱离群众,溜之大吉。小金说:大庭广众下搞不成事儿。就原地寻觅一番,终于在七步之内,锁定一农妇,凑近搭话,不久竟姐妹相称,亲密无间起来。

我叹为观止。随之如哈巴狗,屁颠屁颠跟随两女人,绕开废墟,绕开新闻焦点,缓缓走向镇外。路边的流水,比江河狭窄、却比江河湍急的流水,翻腾着,愤怒着。农妇说:这地震后的水,不晓得咋搞的,一天比一天厉害,如冤魂附体,令人不敢久看,更不敢像过去那样,站下去洗衣裳。小金问为啥?农妇答眼晕。那种漩涡,一圈圈,一层层,中央闪着学生娃娃的眼珠子。前两天,还有个倒霉蛋被扯进去,明明在靠岸的浅处,鬼使神差就叫扯进去,尸体卡在下游的水闸底,十几人耗半天才捞上坎。

一辆自行车飞奔而至,正要擦身而过,却被农妇抓住了龙头。车主是个黑炭小子,两眼骨碌碌转。农妇介绍说:这就是聚源中学初三的娃娃,传奇人物嘛,好多记者想采访他。小金乘机说:那我们也摆摆龙门阵?黑炭小子却使劲摇头,继而使劲挣扎。农妇火了:还想跑?天天骑辆破车,东窜西窜,月球去不去嘛?我说:放他跑罗。估计得了地震病,要狠跑到奥运结束才刹得住车。

目送黑炭小子去远,农妇才回头叹息说:这娃娃,逃学、打架、打电子游戏,还不服管。学校头痛,刚要找家长商量,是否转学?可地震来了。老师叫趴下别动,百分之九十九的娃娃都乖,都趴下别动;就他一个蹦起来乱动,冲到窗边,扯下衣裳裹住手,挥拳砸碎玻璃,呼的跳楼了。就在那瞬间,楼塌了。他的同学,六七十个,统统压里面,就他没事儿。他跳两层楼,却饿狗一般,翻两个滚儿,擦破一点皮,损失几根寒毛。我唏嘘说:调皮捣蛋的救命天性!将来他肯定大有出息。农妇摇头说:鬼晓得,地震都过好久了,他还在躲地震。不说话,对自己父母都不说话。除了吃饭,就是骑车乱跑。在人缝缝里钻,却怕人,谁要是盯住他看两秒钟以上,就慌了,赶快逃。嘿,没做贼没欠债嘛。脑壳有问题嘛。

不知不觉拐进一条村中土路,绿荫深处有农家院落。农妇带小金先入,沟通顺当,才招呼我跟进。主人躬身相迎,我就势在乱糟糟的院墙边落屁股,感觉不太稳妥,便提出进屋交谈的非法要求。主人摇头,有气无力,稍后我才认清,蛛网般的裂纹已爬满所有墙面。女主人说:自从儿子没了,我们一直住塑料棚里。

简单寒暄,简单自我介绍,然后冷场。然后就硬起头皮,开始工作。小金悄声感叹:老威的脸皮真厚啊。我充耳不闻。不少赤膊村民环绕四周,其间,有叫童书林的男性村民多次插话。

老威:你叫朱继东?聚源中学2008届1班死难学生朱启顺的爸爸?

朱继东:对的。继承的继,毛泽东的东。

老威:一听这名字,就晓得你生于文革。

朱继东:1969,中共9大召开那年。

老威:计划生育搞得很厉害吧?

朱继东:对,从我出生到我儿子出生,计划生育都搞得厉害。所以我39岁了,按政府的规定,只要了这么1个娃娃。16岁就长到1米72,会弹吉他会唱歌,浑身的艺术细胞。哎呀,今后咋办嘛?

老威:再生罗。

朱继东:打击太大,人疲软了,不晓得还有没有能力。收养呢,不是亲生的,更痛苦。

老威:老兄啊,不能钻牛角尖。

朱继东:我已经在牛角尖里,退不出来。黑夜白天,睁眼闭眼,都看见我娃娃。不晓得是不是梦游,每天3趟,不知不觉就去聚源中学那边,守着一堆破烂,经常半夜三更还蹲在那儿。好多家长,和我差不多,有时候,特别在月光下,突然碰面,真要骇一跳。你想想,有影子冷不防从废墟内冒起来,你哆嗦不?

老威:然后呢?

朱继东:哆嗦过了,就觉得空虚,哭,又没泪水,眼珠子痛。

老威:地震发生你在哪儿?

朱继东:我在河边喝茶。许多村民,打麻将的,钓鱼的。突然就摇起来了。水浪一下子,射得比人高。桌面的茶杯是落地了,可我还坐在椅子上。我站起来,不是因为地震,而是因为中学垮了。轰隆!轰隆!两股白烟,不,两股黄烟,平地而起,十几米,不,二十几米,像原子弹爆炸,一砣蘑菇云,喷泉一样翻,把太阳吞了,整个聚源镇都天昏地暗。灰尘如下雨,从河对岸哗哗扑来。我吃了一嘴一鼻的土。

老威:你当时就晓得中学垮了?

朱继东:反应还没那么快。这边房子都没倒嘛。可愣了10多分钟,大家就不约而同绕过河,朝聚源中学跑。拢教学楼,已经太晚,乌烟瘴气中,好多娃娃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啊,爸呀妈呀,痛死人啦。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种人间地狱,顿时懵了,不晓得该救谁。跟狗一样,手脚趴在地,这儿刨几下那儿刨几下,不起任何作用。

老威:无组织啊。

(村民童书林插话:无组织。逮谁救谁。全镇都出动,我们迎祥村,男女老幼都第一时间出动,有个小儿麻痹症,也跪在地上,一只手帮着清废渣,弄得鲜血直流。哎呀,数不清的惨叫!当时活着的,至少上百。那些洞洞、缝缝、角角,都有声音传出来,都有手和脑壳朝外伸,外面喊里面叫,母子连心父女连筋,可又能救得活几个?有的娃娃痛急了,就在下面扯裤脚,甚至抱腿杆,莫办法,才转眼,才说喂点水呢,那脑壳一耷,完蛋。妈的,太原始,虽然人密密麻麻,乱晃,但缺工具。成块的建筑垃圾,一般农具不顶用,还好,有本地私人老板,急火火开来两辆吊车,挪动预制板,才救出些娃娃。

老威:成活率有多少?

童书林:不好说。总之,开头4个小时的群众自发抢险很关键,起死回生最多;后来的武警救援、政府组织救援,电视台、中外记者全跟进,雷声大,阵势大,感动中国的场面多,其实没掏出啥子活的。因为动作太慢,看客太多,能插手帮忙的少。想帮也不行嘛,为安全,警察要赶你走开。哎呀,3层大楼,不是偏着倒,而是一叠叠,直接下压,像夹心饼干。垮塌灰尘腾空而起的刹那,大半娃娃都完了。呛死的,挖出来后,一个个口鼻堵满灰。剩两三个命大的,铺垫一大堆短命的,扒开死的,底下又有活的。我的身板好,负责背人,起码背了十几个,从头至脚,又是血又是汗又是灰,肩背结了厚厚的、整张的痂,后来用小刀子刮。真的,用小刀子刮一层,再打肥皂洗。好多天了,血腥味儿也去不干净。胶鞋,胶鞋都灌满血,鞋帮浸透了,跟巧克力一个颜色。我梦见自己光溜溜站在巧克力中,娃娃们都喜欢吃。好多个梦中,我都在背人,累得手脚抽筋,神经抽筋。挣醒转来,还喘气。唉,有点缺钙了)

朱继东:老童是救援主力军。我不行,太疲软,几上几下,人就虚脱。莫出息啊,连亲身骨肉都救不了。找到,却救不了。3块预制板,横竖压住他的下半身,刚巧我边喊边走到那儿,底下就有只手扯裤脚,叫爸爸。我蹲下,探半个脑壳进缝缝,抹抹他脸上的灰,果然是启顺!基本没伤,就下巴有点青。娃娃很坚强,还替我擦眼泪。我急得使劲拉他,不行,就在四周胡乱扒拉,指头磨穿了,没效果。娃娃说:爸爸,我痛,你快找人来!接着气就紧了。我转脸四处喊人,大家都拢来,可莫办法!预制板太重了,动这块,说不准那块又扎下去。就这样磨蹭半个多钟头,启顺意识就模糊了,脑壳支撑不起,我拿瓶水喂他,已咽不下。嘴唇湿的,下巴湿的,他头一栽就去了。又过好久,才将他掏出来。我蹲着,心想无论如何,要把他亲自背回家,可才起身跨两三步,天旋地转。还是老童把娃娃接过去。哎呀,我啪啪打自己的嘴巴,莫出息嘛。莫出息嘛。

大约6点,武警才赶到,废墟还是废墟,娃娃已死得差不多;温总理来,催人泪下呀,可惜几百娃娃永远看不见了。我很惭愧,没气力参与抢救,总想着以往,对娃娃要求过严,学习、生活、娱乐,都卡得死死,连娃娃的未来都安排妥了,初中毕业,就跟我去福建打工,搞绿化,来钱快。

老威:你是职业园丁?

朱继东:不。绿化公司揽下的活路,转包给我们干。启顺聪明,肯定是我的好助手。这下全泡汤了。挣钱有啥子意义?他的爷爷80多,老是说孙儿划不来,作业作业,竞争竞争,从来没疯耍过。唉,启顺启顺,生前没有疯耍,死了,化灰了,我们就把你一把把放进水里,漂去嘛,出远门嘛,想耍多久?一两年、两三年?要得。随便。只要莫埋怨爸爸妈妈。

老威:路还漫长,老朱。

朱继东:所以还要熬,还要向政府讨个公道。钱是小事,我们要追究的,是豆腐渣工程,聚源镇内没垮啥子房,聚中教学楼偏偏垮掉!

(童书林插话:我和老朱都是聚中毕业,晓得教学楼是86年建的,钢筋、水泥都不达标;96年,生源急剧扩大,在2楼上面又叠加成3楼。这一来,莫提抗地震,就是风刮得稍微狂,房梁也嘎吱嘎吱摆。)

老威:政府方面怎么解释?

朱继东:没得解释。大小官员统统不露面。快20天了,他们才来过一次,呆几分钟就找借口溜,生怕被扣下作人质。以前多威风八面啊,官怕民,这还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

死了人,才明白党靠不住,没啥子靠得住。如果早醒豁,就不管他妈的计划生育,趁年轻力壮,先多生几个娃娃摆在那儿。罚款算个逑!至少不会落到这般惨境!

索尔仁尼琴晚年成为具有争议人物

俄罗斯各界瞻仰索尔仁尼琴遗容
俄罗斯各界瞻仰索尔仁尼琴遗容

前苏联时期的异议作家亚利山大.索尔仁尼琴星期天晚上逝世后,世界各国领导人对他表达了赞美之辞。在各国前任和现任总统表示哀悼之际,在莫斯科,索尔仁尼琴的遗产却引发了争议。

文学巨匠索尔仁尼琴的死讯在莫斯科街头慢慢地传开。许多人到第二天中午仍然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人们把鲜花堆放在他莫斯科的家门外,整个国家开始向这位曾经向外部世界揭露斯大林时期恐怖牢狱的人致敬。

索尔仁尼琴对禁忌题材的大胆描写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晚年关于西方道德沦丧的描述,却让许多曾经支持过他的人转而成为他的批评者。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玛莎.李普曼说,多年来,索尔仁尼琴一直难以在观念形态上与周围的人融合在一起:“他在回顾俄罗斯的根基时,持有保守、倒退的观点。他将精神的纯净理想化,把它视为俄罗斯世界的核心。那是他的梦想。他这样做时毫不妥协,这让自由派和保守派都难以接受。对自由派而言,他对俄罗斯所持的保守观点,也就是他的反西方观点,以及对西方的尖锐批评,让他们无法接受。对于保守派而言,他对国家提出的主张有些过于苛刻。保守派可能愿意倾听,但不会加以实践。他仍将是一个巨人,但对于现代世界而言,他可能显得过于巨大了。”

俄罗斯总理普京将索尔仁尼琴去世称作是整个俄罗斯的巨大损失。普京说,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坚强、勇敢和有着强烈尊严的人”,将被人们所怀念。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经不时受到索尔仁尼琴的批评,但是他说,这位前数学教师所做出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他的作品“改变了数百万人的良心”。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将索尔仁尼琴比作托斯妥耶夫斯基。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说,他“在推翻专制体系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受访的年轻人当中,很少有人知道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或者对他的去世有所感触。但是也有人利用这个机会回顾他的一生。莫斯科居民尼古拉谈到了他的贡献,同时也提及他引发的争议。

尼古拉说,索尔仁尼琴是个有争议的人,“因为对很多问题无法做出明确的评价。在写作方面,他无疑为文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位前数学教师的儿子斯捷潘对俄罗斯Vesti电视台说,他父亲在去世当天仍在工作。斯捷潘说,他父亲的最后一天和他生命中其他日子一样。索尔仁尼琴星期天因心脏衰竭在莫斯科去世,享年89岁。

关键词:文学巨匠,索尔仁尼琴,前苏联,斯大林,独裁专制

蔡咏梅:中国金牌后面的黑幕

● 编者按:本文以大量惊人资料,揭示中国近二十年成为金牌大国的“举国体制”秘密。用极权手段倾大量财力,不惜伤害运动员的身体,并大量使用禁药,争夺金牌,已经在国际上臭不可闻。

● 美国时代杂志文章《中国的金牌疯》,报导中国体校为培养金牌选手如何将青少年逼到极限。图为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

对这次北京奥运会,不少人都猜测中国能否取代世界体坛霸主美国,而登上奥运金牌数天下第一的宝座。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谢尔已这样说过,面对中国的进取,美国队已做好了在北京奥运会上丢掉金牌第一大户的心理准备。

中国自一九八四年首次在洛杉矶参加国际奥运会以来,夺金抢银的势头一直很凌厉,而且进展神速,二○○四年雅典奥运更挤掉国际体坛二哥俄国的位子,得三十二枚金牌,仅比得三十六金的美国榜首少四枚。而这次中国佔主办东道国之优势,金牌数目应该会再有进展,甚至超过美国应不足为奇。

体育官员坦承举国体制起作用

中国能在二十多年时间一跃而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体育竞技大国,在国际奥运会上呼风唤雨,是得力於中国特有的一种体育制度││“举国体制”。中国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在雅典奥运会后不讳言地坦承:“如果没有“举国体制”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所谓“举国体制”,中国官方的解释是,“指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为了短时间内形成突破,从而採取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简言之“举国体制”是调动全社会资力、物力操练少数菁英运动员,尽最大力量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的奖牌奖杯。此体制因国家的绝对控制垄断能力及源源不绝用之不竭的财力,确实能将一个与其实际国力、人民身体素质、体育水平不相符合的国家在很短时间送上国际竞技大赛的奖牌高峰。

此体制度为苏联五十年代所创建,后为绝大多数共产极权国家所仿效,佼佼者有前苏联、前东德、前共党国家罗马尼亚等,但苏东波历史事变后,硕果仅存者只有中国一国,其余古巴、北韩蕞尔小国不足为道。

举国体制这种功利的唯奥运金牌是尚,完全被国家操控垄断的体育制度,与普世的体育自由精神是相违背的。

中共官方公开承认,这个制度的最高层次就是奥运争光。如果作一个对比,可以说,中国体育是国家行为,西方体育则是社会行为,中国是官办体育,西方是民办体育,中国是菁英竞技体育,西方是大众健身体育。在外国奥委会是民间独立组织,在中国奥委会与中国总管体育事业的最高官僚机构“中共体育总局”是合二而一,或曰两个牌子一个班子。

实际上,在多年前中国国内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对这种实际戕害体育精神的制度进行批判,要求改变。概其大略举国体制有如下弊端:

钜额国家资源发展竞技体育

第一,国家资源的使用严重颠倒轻重,每年花数十亿人民币培养菁英运动员,发展竞技体育,而严重忽视乃至不顾国民大众的体育与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要。

二○○四年国家审计署披露国家体育总局动用奥运专项资金用於建体育总局职员住宅。当时体育总局出来澄清时,谈到体育总局经费说,建体育设施(遍及全国的体校、各省体工队及其场馆)的专项资金和给国家运动员、教练员训练和比赛备战奥运、亚运等等的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直接拨给国家体育总局。显见在国家体育经费只集中用於国家运动员身上,普罗大众未分得毫毛。

据美国时代杂志报导,二○○一年之前国家体育总局年预算为四亿二千八百万美元,为了迎接北京奥运,年预算随后增加到七亿一千四百万美元。据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透露,中国在国际竞赛中每赢一枚金牌成本要七百万美元。有关北京奥运会的成本,外国媒体认为至少在四百亿美元以上。

批评者指出,体育总局的经费是纳税人的钱,但全部花在菁英运动员身上,至使全国大众体育设施严重缺乏,使许多热爱体育但未纳入体制的国民望洋兴叹,是对纳税人资源的浪费.

数十万计的运动员成为牺牲品

第二个弊端是:由於动用全国人力,大量地选拔有运动天份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但目的只是让少数体育尖子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终身的伤害,毁了他们的一生。

中国为培养金牌选手採用的是一种人海战术,从中小学学童中经严格体能测验,挑选有潜能者送到各地体育学校隔绝社会进行封闭式集训。现全国有三千多所青少年体育学校,近四十万青少年(年龄最小者只有七、八岁)。然后再从这些青少年运动员中挑选尖子特别集训培养参与全国与国际体育大赛。

时代杂志最近到山东访问了三所体校:青岛体校(中国培养奥运选手的重点体校之一)、潍坊体校和鲁能乒乓学校。提到一个十四岁的农村姑娘陈云,在测试了肩宽、腿长和腰围后被认为有潜力而安排练举重,一位少年因注意力集中、肩膀宽、视力好而挑选为射箭手,尽管他们在这之前对这些运动所知甚少,也无兴趣。而速度快,手眼协调超人则派去练乒乓球。时代杂志还说,学校的标语和宣传画都是强调“为国争光”。

这三所学校全部为寄宿,鲁能乒校学生每周只能与父母相聚两个星期。学生们每天至少五六个小时训练,甚至包括晚上。虽然校方告诉时代杂志记者,学生主要时间是学文化课,课余才练运动。但记者很惊讶地发现,校园里看不到一本教科书。有位练赛跑的少年告诉记者,他每天的生活除了跑步,就是睡觉.

残酷的事实是,除了极少数菁英中的菁英,绝大多数这些青少年都奋斗不到出人头地为国争光的一天。而且即使争过光的但不是明星级运动员下场也可能很悲惨.中国体育报说,百分之八十的运动员退休后因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生疾病,甚至成为残废,如前中国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的遭遇。

举重冠军邹春兰的悲剧

吉林体工队女举重选手邹春兰曾得过全国冠军,共拿过七枚金牌,并打破过一项世界纪录,一九九三年退役后,因为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教育程度,只能去当澡堂搓澡工,生活潦倒。而更惨是她十六岁进体工队后即被安排服用实际为男性荷尔蒙的“大力补”,每天一颗,长达六年,体内男性荷尔蒙呈男性化特徵,后来结了婚,但不能生育。她退役是因为浑身是伤,肌肉没有弹性,已无法再举重。邹春兰告诉记者,很多退役运动员都有她这样的经历.据报中国每年有三千运动员退役。

批评者指出,举国体制第三个弊端是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由此不择手段追逐金牌的举国体制,亦成为中国体坛腐败的触媒剂。二○○五年中国十届全运会闹出大量金牌内定、假赛的丑闻,舆论大哗,体育界检讨,多数认为是举国体制倡导的锦标主义起了关键作用,至使公民竞赛的体育精神荡然无存。

在检讨中国举国体制时,有关禁药的大丑闻至今中国国内媒体不敢触及。有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体育队在八十、九十年代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女子运动员的飞跃与禁药丑闻有很大关系.

中国女运动员服禁药丑闻

中国女子泳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一度令人意外地称霸国际泳坛,使全球为为之震惊.一九九二年的巴塞隆那奥运会中国夺得女子游泳四面金牌五面银牌一面铜牌。在一九九四年的罗马游泳世锦赛,女子项目共十六枚金牌,中国七名女金花竟一口气夺走十二枚,其中还破了好几项世界纪录。但崛起很快,跌落也快,因为没有人相信中国女飞鱼是靠自己的实力。在一九九四年随即举行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选手露出原形,共查出十一人服禁药,所获奖牌一律取消,其中包括世界游泳冠军吕彬、杨爱华.中国大失颜面后自己内部也加强药检,曾破世界女子两千公尺个人混合游泳纪录的女飞鱼吴艳艳也查出服禁药,而不能参加悉尼奥运会。自广岛禁药丑闻后,中国游泳女将成绩立即一落千丈打回原形。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只获一金一银.悉尼奥运中国女泳手未获一面金牌。雅典奥运会唯一金牌的女泳手罗雪娟公开承认中国游泳队池子不乾净.

曾名噪一时的马家军田径队(辽宁省田径队,因教练马俊仁而称为马家军)在九十年代中期突然产生一批世界级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多位女子在多项世界大赛中夺魁拿金牌。其中最着名的王军霞曾在亚特兰大奥运获女子五千米金牌。一直有传闻马俊仁让女运动员服补品。二○○○年中国这只田径劲旅的多名世界冠军未选入悉尼奥运的中国代表团名单,有关服用兴奋剂的传言纷纭,但中共当局从未予以澄清。而马家军教头马俊仁仍然担任辽宁省体委副主任,仍然负责中长跑运动员的训练,直到二○○四年退休,此时马俊仁已身家千万元。现普遍认为马家军运动员的成绩是禁药催出来的。

另外西方禁药丑闻一般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中国则是一种官方行为,其中国家体育官僚机构起了关键作用。据邹春兰披露,在吉林体工队的举重队,教练让她们服用大力补,骗她们说是营养药补身。服后她们身上长体毛,甚至长鬍子,嗓音变粗,教练才说吃的是男性激素,但说对身体无伤害。她们心里都很恐惧,但也很无奈,只有少数人偷偷将药扔掉。邹春兰说,到比赛前的半个月她们停止服用,然后注射“掩盖剂”,以蒙过药检这一关.

在邹春兰披露禁药内幕后,吉林省的体委还威胁她说,如果她披露内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

中国引进臭名昭着的东德教练

中国女子游泳的突飞猛进是从一九八五年引进着名东德体育医生鲁夫开始。次年中国女泳队即以脱胎换骨的形象在国际赛事中一举击败亚洲霸主日本队。

前东德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楷模。在其垮台前东德曾是与美苏鼎足而立的体育竞技大国,长达二十年时间所夺奥运奖牌数量佔世界第三位,仅次於美苏.其中最显着的是女子游泳和田径(后中国运动女选手也因禁药而一鸣惊人)。德国统一后这个东德神话破解,原来金牌是用禁药喂出来的。东德当局曾长期系统地让至少一万名运动员服食各类禁药,并对如何有效通过赛事药检进行系统研究和实施。禁药使东德在奥运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一百多名运动员猝死和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两德统一后,受害运动员把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霍普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

据中国大陆方面的报导,这位被中国游泳队请来的鲁道夫医生带来的法宝就是高原训练、血乳酸测验、还有就是禁药兴奋剂。而两德统一后,数千东德教练失业,有的被礼聘到中国,成为中国游泳女队暴发的秘密武器,但也为中国带来禁药丑闻。在迄今十年,中国有二十七名女运动员无法通过药检,数量超过其他国家总和。

国内出现反举国体制声音

实际上中国体育总局至今仍在僱用这些臭名昭着的东德禁药教练。二○○六年二月中国备战北京奥运的其中一个主要游泳基地上海东方绿舟训练基地揭幕,海外发现该基地来自德国的着名游泳水槽教练海格。非福特(Helga Pfeifter)即是前东德着名游泳项目违禁药物研制专家、东德禁药科研机构“四一五研究小姐”的主任、东德的游泳队主教练,本人有兴奋剂女王之称.在东德秘密警察档案纪录中,她是中央管理运动药物计划的主要成员.东西德合并后她曾被控使用禁药残害青少年身体之罪,因身在国外(中国?)而逃过审判。

丑闻百出的十运会后,中国国内曾出现异议声音,检讨现行体育政策,要求放弃以竞技争锦标奖牌为目的举国体制,仿照甚他国家体育事业为国民大众强身健体而服务的政策。但在中国争取到主办二○○八年北京奥运后,为奥运争光,与美国争金牌霸主已成为中国当局坚定不移的目标,这个畸形的举国体制反而更加变本力厉地推行,更多的国家资源投放入无底洞的金牌争霸战中。

美国时代杂志说,中国的金牌战略是将主要资源投放在金牌易取而数量最多的项目中,如举重、击剑有十个金牌,划艇有十六面金牌,虽然这些运动非常冷门,与中国大众的体育运动兴趣无关,但投放的资源很多。另外相较西方,中国投放了更多资源给女子运动,因为中国女子运动所获奖牌比男子多。在雅典奥运中国女子金牌数量佔中国奖牌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中国在二○○二年的亚运会后,提出了一项“一一九工程”计划,即是要在总金牌一百一十九面(现为一百二十面)的田径、游泳、水上三大体育项目争夺金牌,以向世界呈现中国是名符其实的体育强国,而非仅是擅取冷门运动金牌的投机者而已。

这个宏大目标能否实现?要事后才知,但以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及前东德的教训,能够实现并不出奇,但其代价和后果则难预料。

说到底,中国以奥运奖牌为最高宗旨的举国体制无非是从纳粹德国到前苏联东欧一脉相承,将体育作为强化统治者意识形态以凝聚人心对外炫耀国力的统治利器而已。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在今天中国就是民族主义.虽然批评声四起,认为这样的体育体制不能继续下去,但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二○○八年奥运会后还能坚持举国体制”。

【书籍下载】悼念索尔仁尼琴

  在美国生活期间,当有媒体问到他对俄罗斯的看法时,索尔仁尼琴说:自由的空气真甜美!
  在美国生活期间,当有媒体问到他对俄罗斯的看法时,索尔仁尼琴说:自由的空气真甜美!

  1974年,驱逐出苏联的索尔仁尼琴领受了4年前颁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

  1974年,驱逐出苏联的索尔仁尼琴领受了4年前颁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
  劳改营中的索尔仁尼琴。
  劳改营中的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的逝世是对全俄罗斯的沉重打击。我们为我们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同胞和同时代人感到骄傲……我们要学习他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及为人类、为祖国、为追求自由、公正和人道理想而无私奉献的精神。———普京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8月4日凌晨在首都莫斯科去世,享年89岁。他的儿子斯捷潘。索尔仁尼琴4日说,父亲死于心力衰竭。索尔仁尼琴的妻子娜塔丽娅。安德烈耶夫娜说:“他度过了艰难但幸福的一生。”

索尔仁尼琴不仅仅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诗人,更是一位历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毕生追求公平与正义,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文学遗产,还在有生之年就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俄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4日说,索尔仁尼琴去世是对俄罗斯的“沉重打击”。

最后时刻仍在工作

索尔仁尼琴曾因叛国罪遭流放,晚年获俄罗斯国家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素材,更是俄罗斯20世纪巨变的缩影。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索尔仁尼琴一直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家中。8月3日夜间索尔仁尼琴心脏病发作,闻讯前来的医护人员竭尽全力进行了抢救。8月4日凌晨零时三十分,因心脏病抢救无效,俄罗斯的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与世长辞。

最近五年来,因为健康原因,索尔仁尼琴没有出门,一直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索尔仁尼琴仍在编纂30卷的作品全集。今年4月,索尔仁尼琴夫人曾向媒体透露,这位89岁高龄的作家身体欠佳,外科手术后摘除了一节脊椎,无法行走,只能以轮椅代步。尽管如此,他仍坚持每天伏案工作。

普京:俄罗斯遭沉重打击

索尔仁尼琴病逝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先后向索尔仁尼琴家人发去唁电,表达慰问。

普京在唁电中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逝世是对全俄罗斯的沉重打击。我们为我们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同胞和同时代人感到骄傲。他坚强勇敢的精神和巨大的内在人格魅力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的创作活动和社会活动,以及漫长而坎坷的生活道路将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我们要学习他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及为人类、为祖国、为追求自由、公正和人道理想而无私奉献的精神。

索尔仁尼琴生前曾批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责任感”,但戈尔巴乔夫在接受国际文传电讯社采访时却对索尔仁尼琴作出高度评价。他说:“直到他(索尔仁尼琴)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依然在奋战,不只是为了俄罗斯的过去,也是为它的未来,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

■二三事

一封“不敬”信件导致流放

索尔仁尼琴1945年2月遭逮捕,那时他正在东普鲁士服役。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称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为“胡子男人”。

用索尔仁尼琴自己的话说,他在这封信中使用“某些不敬言辞”谈论斯大林。他随后被叛劳动改造8年。

他先后在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数个劳改营劳动。在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特别”劳改营,他从事矿工、砖匠、铸造工等多个工种。

在位于埃基巴斯图兹的这个劳改营,他的第一个劳动果实诞生: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讲述一个木匠离开军队后在劳改营艰难求生的经历。新华

在流放中,他战胜了癌症

索尔仁尼琴1953年3月获释,开始境内流放生活。斯大林同月去世。

在“特别”劳改营劳动期间,索尔仁尼琴切除一个肿瘤,但未意识到自己身患癌症。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流放生活后,他的癌症出现扩散。1953年年底,他濒临死亡边缘。

幸运的是,他1954年获准转移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医院接受治疗。他的小说《癌症病房》1967年出版。这部小说取材于索尔仁尼琴与癌症斗争的那段岁月。在小说中,他用“癌症”影射苏联体制上的弊端。“人长肿瘤会死,”他写道,“在劳改营和流放中怎能活下去?”

索尔仁尼琴1956年摆脱全部罪名,恢复自由身。与此同时,他的癌症痊愈。新华

■声音

对于这样一位追求自由的作家的逝世,总统非常悲痛,他向索尔仁尼琴的家属表达了哀悼。———白宫发言人戈登。约翰德罗代表布什总统对索尔仁尼琴逝世表示哀悼

(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良心之一,是异议的化身。索尔仁尼琴的不屈不挠、个人理想以及长年多舛的一生,使得他成为继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一代传奇人物。他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伟人殿堂,我对他表示深深的缅怀。———法国总统萨科齐

直到他(索尔仁尼琴)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依然在奋战,不只是为了俄罗斯的过去,也是为它的未来,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戈尔巴乔夫(苏联领导人)

为了悼念索尔仁尼琴,独立中文笔会网络工作委员会特别制作了《我们的精神高于我们的苦难:悼念索尔仁尼琴》,以此向索尔仁尼琴献上最尊崇的敬意和爱!

涂志刚:索尔仁尼琴,勇者安息

索尔仁尼琴去世了,89岁,这个用一生的时光批判世界的人,这回永久地闭上了嘴巴。不知道,在最初的纪念和致敬热潮之后,除了他那些书,以后会有多少人还记得他那些执拗的批评。

对绝大部分读者(或者并非读者只是偶然听说过索尔仁尼琴的人)来说,以《古拉格群岛》、《癌症楼》、《第一圈》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基本上就代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全部,此后的几十年则基本是空白———虽然对作家本人来说,他的一生可远远不止几本书这么简单。同样地,对绝大部分读者来说,索尔仁尼琴乃是一个流亡者:被祖国放逐,对西方则格格不入,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回到莫斯科之后,索尔仁尼琴扮演的也依然是一个批评者的角色———人们很容易赞美作家不屈的批判精神和他曾经作出的种种斗争,却很少想起索尔仁尼琴的批判到底为何。在标签化的理解当中,索尔仁尼琴是揭开历史真相的带头人,是坚持自由精神的叛逆者,当然,他确实做了这些事情,不过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还是一个在西方流亡了几十年却拒绝学习英语的人,一个对西方世界抱持明确批判态度的人,一个坚信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人,一个坚守俄罗斯宗教传统的人———其实,就像他那些厚厚的书一样,索尔仁尼琴对历史和现实的批评,哪怕是曾经最激烈的批评,其核心都是来自过去,来自传统。

这样的一个索尔仁尼琴,其实是个孤独的人。虽然晚年的索尔仁尼琴获得了无数荣誉,更得到了祖国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他晚年所写的那部《崩溃的俄罗斯》,发行量不过区区5千,而他希望回到俄罗斯传统的一次次谈话,人们更是充耳不闻。似乎,世界对索尔仁尼琴的认知,已经完全停留在了《古拉格群岛》的时代,而他的逝世,则不过是活化石正式成为化石的过程而已。看着晚年的他一次次获奖,看着他去世之后梅德维杰夫总统和布什总统的迅速反应,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已经完全成了一种象征。

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文章都喜欢引用当时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的获奖原因:“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真实的原因其实并非如此———这和当时苏联政府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把索尔仁尼琴赶了出去。但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读索尔仁尼琴的书,却会发现,瑞典皇家科学院当时是有道理的,索尔仁尼琴心里,最重的就是道德两个字,而且还是最传统的那一种。

对俄罗斯,索尔仁尼琴去了又回,对西方,索尔仁尼琴则是个完完全全的过客。回到俄罗斯之前,索尔仁尼琴曾经向人们展示他保留了几十年的苏联护照———这是他和故土精神相连的证据。但真正的现实是,没有多少人关心索尔仁尼琴心里的那个故乡,也没有多少人在乎他本人的精神所系,他流连于传统的种种呐喊多多少少都被过滤,剩下的,无非是一段历史的证词而已。

索尔仁尼琴是个勇者,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一再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最后20年,在明明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明明知道自己那个精神家园已经不再之后,老作家依然坚持,这份勇气是令人钦敬的———即使他关于俄罗斯精神的种种说法,人们未必能够赞同。如今勇者安息,留下的惟有文字,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心怀敬意地轻轻翻过这一页,然后祝愿,索尔仁尼琴所批判的那些,不要再次重演。

陈破空:话说京奥“示威专区”

奥运临近,北京奥组委公布:设立三个“示威专区”,分别是:丰台区的世界公园,海淀区的紫竹院公园,以及朝阳区的日坛公园。共同特点,都是远离市区,尤其远离奥运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当局勉强的意志,尽显其中。

有人以为这是中共“进步”的表现,实际上,早在1995年,中共主办世界妇女大会时,就设立过所谓“示威专区”,那是在北京郊区怀柔县划出的一块操场般大小的微型场地,毫无用场,等于摆样子。

13年后,在政治上毫无进步的中共,照样要摆样子。区别只是,奥运会规模更大一些,摆出的“示威专区”样子,也就更大一些。

在其他文明国家,每逢召开世界性大会,都会辟出示威专区,供各色抗议人士专用。那是货真价实的示威专区,也必然出现货真价实的示威与抗议活动。中共动辄口称“与国际接轨”,故也模仿他国设立“示威专区”的形式,但中共的“诚意”,却无人采信。

事实上,中共设立“示威专区”,已经由三层过滤:首先,中共早已在北京清场,大批监禁、软禁、监视了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维权人士和宗教人士,让真正具有示威意愿和能力的人士,无法出现于“示威专区”。其次,中共强调:“示威游行须提前申请”。中共大可无限拖延审批时间,拖到奥运会结束。鉴于中共几乎从不批准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这一回,中共仍可能故技重施。

再次,精通厚黑学的中共,演技老到,到时,极可能安排特务便衣,假扮抗议人士,占据示威专区,一则可以拣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排挤其他主题;二则可以监视人群,控制局面。

其实,究竟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奥运期间有这些“示威专区”?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中共此举,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外国人或许可以去示威,中国人则未必可以。内外有别,从满清到中共,独裁者都深谙其道。

“示威专区”,形式上一样,内容上迥异。这是当代版的“猫捉老鼠”游戏。近二十年来,中共与国际社会周旋,耍的就是这一套。有多少人明白,有多少人上当,则另当别论。

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不惜血本的“安保措施”,已经把北京城变成一座密不透风的“围城”,仿如进入战争年代。连远在南陲的广东省,都进入“半戒严”状态,连上洗浴中心的客人,都要进行“实名制登记”。奥运期间的北京“示威专区”,又怎能不流于虚设?

即便如此,对略闻风声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又岂非完全不是机会?设若中国民众,带着各种诉求,前往示威专区,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人的不屈与抗争,那必是北京奥运最引人注目的景观。既然,奥运期间,外国人云集,中共当局要利用外国人和外国媒体,中国老百姓又如何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