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

　　●通过《中国现代小说史》，更多读者知道了张爱玲、钱钟书。

　　●他的《中国古典小说》被公认是西方汉学界经典之作。

夏志清先生的家位于哥伦比亚大学附近，典型的纽约老式房子，屋里的摆设却是中西合璧。书架上外文书尤其多。夏先生笑道：“我看的外文比中文多得多了。”夏太太在一旁解释：“因为他以前是研究西洋文学的，只看西洋东西，连张爱玲都看得很少。”夏先生带我到另一个房子的书架上看中国作家送的著作。“师陀一直感激我，因为《小说史》有他的一章，他是河南人，河南大学出版社也感到光荣，为他出了一套全集，载有我的书信和照片。全集八册，你看多么精美！”

家里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的都是维生素之类的药品。夏先生说：“我的祖父死得早，他去世后，家里的情况就大不如前。茅盾也好，鲁迅也好，父亲都死得早。中国卫生真坏，我活到现在86岁———清末，民初，很少人寿命这样长的。最不好是得过且过，生一个小病都要去看医生，看病是麻烦，但是不要怕麻烦。人老了一定要住大城里，看病方便。唐德刚住在新泽西，有一天不会关电脑了，没有马上去看医生。其实他已经中风了。”说起唐德刚这位常常斗嘴的老朋友，夏先生说：“唐德刚捧胡适，同时也要开胡适的玩笑。胡适很好，我对胡适越来越佩服。我们是研究中国东西的，都讲真话。”

笑谈中，问起当年跟夏太太王洞结婚时，夏先生是否讲过“下次结婚再到这里来”的话。夏志清笑道：“我说，这地方真好，下次还来。这是纽约当年最有名的PlazaHotel，已经关门了。这个hotel很大，吃午餐都很贵，我们只请了15个老友。我乱说疯话。自己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提起比自己低半辈的老朋友，夏先生说：“刘绍铭可靠，编了好多本中国文学读本，他对我很好。李欧梵近年到香港教书后，多写文章讲电影，谈音乐，我从小未受过西洋音乐教育，吃了大亏。我跟他们夫妇常通信。庄信正就住在纽约，他在洛杉矶时帮了张爱玲大忙，他为人很好的，对我也很关心。”

我问：“王德威是你最欣赏的后辈？”夏先生说：“他是最好的。”又问：“20年后的王德威会不会成为夏志清？”夏先生马上说：“他早已是夏志清了。他手里有钱，才华也出众，跟我不一样，他不批评人的，人也很好。每年开一两个学术会议，讨论当代的台港内地作家，让年轻的中西学者有发表论文的机会。他是做大事业的，闯天下闯得不错。”

“胡适以为我到处风流”

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父亲读的是吴淞商船学校，却一生从商。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夏志清对当代中国小说基本不看，一直在研读西洋文学。1946年随长兄夏济安至北大担任助教，写了篇研究英国诗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英文系攻读硕士、博士。

南方都市报：我在香港采访过刘绍铭先生，他讲了很多关于夏济安先生的事。你哥哥太可惜了，那么有才华，在最好的年华里走了。

夏志清：我哥哥夏济安在南京读大学时，因患肺病而休学，在昆明、北京教书时，身体也不错。他到美国来太用功，不去看医生。他太忙，又是单身汉，不禁烟酒，常在外头吃饭，脑充血，一下子就走了。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你哥哥对你影响大吗？

夏志清：当然很大。他比我大5岁，他去打天下。他先在苏州读桃坞中学，后来到上海读立达学园、上海中学，高中则在苏州中学毕业，同学不少是名人。他念书很好，后来得了一场病，没有根治。

南方都市报：你在上海读的沪江大学算是什么样的学校？

夏志清：比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稍微差一点，NO.2.教会学校有很多种，沪江是美国南方浸礼会办的，址设江湾的校园很大，抗战开始后，学校搬进上海租界。我也住在租界，上学就像上班一样的，乘公共汽车，回家也是这样。

南方都市报：你在英文系，英文念得怎么样？

夏志清：没有问题！学校的教师有好有坏，学生也有好有坏。教会学校的好处就是不少课程是美国人用英语讲授的。

南方都市报：抗战对你自己的处境影响有多大？

夏志清：当然艰苦就是了，但是用功读书，仍有其乐趣。父亲随公司到内地，末了，也去过仰光。母亲一人理家，实在是很辛苦的。

南方都市报：你的哥哥当时是在西南联大教书。现在看《夏济安日记》，他在西南联大暗恋那个女孩子。

夏志清：哥哥1943年11月才去内地，1945年在西南联大教书，同大一女生李彦一见钟情。1965年2月我去柏克莱奔丧，从他1946年的日记簿上，看到他痴爱李彦的细节，过了几年后才决定把日记发表，原先同时在台北香港报章上连载，果然轰动，女性读者尤其喜爱这本日记。

南方都市报：我前几天去访问张充和———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卞之琳就是暗恋她？

夏志清：卞之琳为人大概没有passion（激情）。一个男人太斯文了，就不一定有勇气谈恋爱。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在读大学时有没有谈恋爱？

夏志清：我太穷了！

南方都市报：穷跟谈恋爱没有关系。

夏志清：大有关系！至少要有一场电影看。总之就是穷了，没有条件。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你到北大当助教，当时要来美国留学时，你跟胡适还有一段交往？

夏志清：他看不起教会学校，一听我是沪江大学的毕业生，就大失所望。他对英美文坛的行情，不熟悉，他说美国大学英文系的正派教授最讨厌艾略特（T.S.Eliot）、庞德（EzraPound），这是老话，早已站不住了。那时候艾略特已经被公认是英美的首席诗人、批评家。

我在街上也跟胡适见过一次面。我带着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另外一个班上的，她带着另外一个女孩子陪她来看我，正好胡适走过来，看了我一眼，不好讲话了。他以为我拿到留美奖学金后到处风流。

南方都市报：1940年代时，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怎么样？

夏志清：左派要搞他，我在北大那一年，很同情胡校长的处境。学生很凶，其实一般教员并不要罢课。为了这个事情学生完全不上课，造反，造得胡适实在可怜，我很同情他。我当时是个助教，当时右派不便讲话，都是左派在讲话，左派出风头。

“我捧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

夏志清于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也于同年获得洛氏基金会三年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

南方都市报：怎么想到美国来读书？

夏志清：每个人都想到美国来读书！等于是考进士一样嘛。

南方都市报：当时耶鲁大学的学风非常好？

夏志清：很不错的，大学里头没有多少左派。当时中国博士生很少，都很用功读书，搞政治活动的简直没有。

南方都市报：在耶鲁读书对你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什么影响？

夏志清：如果没有耶鲁的博士学位，在美国一件事情也做不开。

南方都市报：怎么开始研究起中国现代小说？

夏志清：我开始是研究西洋文学的，当年真是没有时间去研读中国文学的。

我最近看金庸的一篇文章讲，他看《家》是在小学生时就看的。很多中国人，年纪轻轻，就看了巴金，感动得不得了，待年长后，对年轻时所看过的，像巴金这类的作家，仍保持好感，改不过来。我是拿到博士后，才去仔细审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就不容易像当年中学生一样被感动而叫好了。我原先是要写部现代文学史的，发现早期白话新诗写得这样坏，简直无法去作评，倒是小说比较耐看，就认真去写部小说史吧。

我不看中国东西的，一直在看西洋文学。我读英国文学，主要研读英国的大诗人，中国新诗太嫩，简单明了得一点韵味也没有，没法跟英国名诗比的。散文好多了，可是散文不好讨论。小说写到人生各种问题，容易讨论。

南方都市报：你对张爱玲的小说评价很高，对《色，戒》怎么看呢？

夏志清：《色，戒》是后来的东西。很奇怪，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要写的东西实在是写不完的呀。可惜她虽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吃了些亏。她到纽约来住过一两个月，我请她到上海饭馆吃汤包、蟹壳黄都请不动她。

南方都市报：宋淇跟她关系很好？

夏志清：宋淇好人一个。我的事宋淇都帮忙，钱钟书、张爱玲都是他的好朋友。宋淇的爸爸宋春舫同徐志摩有一样的家庭背景，一方面从商，一方面又爱好文艺，都是有钱人家。宋淇为人真伟大，他的英文也好。

南方都市报：当年为了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花了多大的功夫？

夏志清：不要怕书这么多，看不完，现代小说这么多，但名家的作品，一本一本，仔细看下去，应看的东西，好像都看完了，再去找新的看，假如自己能发现一个新作家，多么开心呀！中国文学史最不好就是抄人家的，人家这样讲，你也这样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西洋文学的根底好，看的书也多，写出来的评论，较有分量。

南方都市报：当时在美国有那么多中国的书和资料可以看吗？

夏志清：哥伦比亚大学有，耶鲁很少，我就来哥伦比亚，一个月来一次，拿书回去。哥伦比亚因为开发得早，哈佛也很多。

南方都市报：但是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像萧红的书你就没有看？

夏志清：当时没有看，因为图书馆没有书，后来看了，发现萧红好得一塌糊涂！萧红真是伟大，茅盾曾为《呼兰河传》写序———其实茅盾哪里能写出像《呼兰河传》这样读后回味无穷的作品。

南方都市报：《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里没有讲萧红，会不会觉得遗憾？

夏志清：当然遗憾，应该讲进去的，后来我要为萧红写篇专论，碰巧那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正在写萧红的博士论文，假如我先有文章刊出，他的博士论文就更难写了。因此我改写端木蕻良，让葛浩文有充分的时间把论文写完。这种机会只有一次。

南方都市报：你早年在内地见过钱钟书一面，1983年又见过一面。在1940年代，《围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夏志清：《围城》初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读者一定很多。可是到了四十年代后期，上面要打钱钟书，即在香港就有几篇文章苛评《围城》，上海当然更多，当年骂钱钟书、骂沈从文，都是配合需要的。骂人最厉害的就是郭沫若了，后来老舍也是马屁拍得厉害。老舍访问美国，到1948年才回去。

南方都市报：老舍跟赵清阁怎么回事？

夏志清：他爱人很多，不晓得。赵清阁的文章我没看过。茅盾也写他在日本有爱人。茅盾很可惜，因为他的儿子到延安去了，不好动。

南方都市报：见了钱钟书真人，跟看他的文章有什么不一样？

夏志清：他对我很好，他很感激我，我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他是在意大利看见的，一看到，就大为感动。钱钟书待人过分客气，但对我真是当知心朋友看待的。

南方都市报：为了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当时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了？

夏志清：当时都看了，作家的原文都看了。我当时捧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

南方都市报：现在很少有人再提起张天翼了，为什么？

夏志清：不晓得，当年红得很，在美国也很红，什么原因不晓得，一直不提他。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都红了，就张天翼没有红。张天翼骂中国比鲁迅还厉害，就是没有红。当时在上海也很红，后来到内地去了以后，患了肺病。

南方都市报：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应该是作品来说话，现在看起来，张天翼的东西站得住吗？

夏志清：当然站得住了，我的话也没有假的，他最厉害了。张天翼脑子里资料丰富，文采比鲁迅不知道高出多少倍，讽刺天才！沈从文和张天翼两个人才太高了。可是张天翼就是不红。

南方都市报：我怀疑是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夏先生，你有没有看走眼？

夏志清：我怎么会看走眼呢？他骂中国骂得很厉害，比鲁迅更凶，更厉害。没有人捧他，什么道理？这句话问得好！很可能，他奉命改写儿童文学，对整个文坛就没有影响力了。

《小说史》有个好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有个人观点的第一本。别人的书，大话很多。我批评鲁迅的话，别人不懂的———鲁迅小说不错的，《阿Q正传》不太好，滑稽太多了。写不下来就被杀掉，中国人也可怜。我也没有骂鲁迅，可是我觉得鲁迅这个人胆子太小了，他骂国民党很厉害，苏联他一个字都不敢骂，这一点是丢人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现在人家把沈从文捧得那么高，有没有过了一点？

夏志清：不好这样讲，因为他是另外一种才！他把湘西讲得这样好，真奇怪，沈从文捧的人多，多少人捧他？！张天翼一个都没有，左派朋友一个都没有为他讲话的，没有人响应的。

南方都市报：你对茅盾的评价好像不太高？

夏志清：茅盾开头很好，我很喜欢他。后来就不大好，一个人根据一条路线写小说，这就不行，我一看就看出来。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不是因为小资产阶级就要把你骂一通，这是不通的。40年代他写《霜叶红似二月花》，还是写得不错的。

老舍的《四世同堂》抗战以后为评者大捧，惟我独表异议。当然老舍有才，有中国老派人的味道。老舍在英国、美国都待过，后来变了。中国作家变得最可怕的要算郭沫若和老舍两人了。郭沫若不用提了，老舍变成了一个多产作家，写了不知多少剧本。

南方都市报：你自始至终都对钱钟书很佩服。

夏志清：他的古文写得好得不得了。

南方都市报：钱钟书开玩笑说：用古文来写，是因为流毒不会太远。

夏志清：钱钟书就是写信太捧人了，他客气得一塌糊涂。

南方都市报：他声名日响也是在晚年。

夏志清：后来大捧他是我的书发行以后。本来内行都知道他才高博学，可是在40年代末期，上面有意要打击他，他的小说就没人看了。

“流行作家我是不写的”

夏志清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正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是一部是以独到眼光审视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著作。

南方都市报：你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什么不提张恨水那么畅销的小说家？

夏志清：流行作家我是不写的。

南方都市报：但张爱玲也是流行作家。

夏志清：不对，张爱玲新派得一塌糊涂，不一样。张爱玲是洋派的。

南方都市报：金庸的小说呢？

夏志清：金庸的也不看，都不看。张恨水属于“礼拜六派”。一定要把张爱玲归入流行作家，是不通的。

南方都市报：我们现在来看畅销程度，20世纪上半叶，张恨水是极为畅销，下半叶金庸是极为畅销。

夏志清：你要看武侠小说，有多少小说要看？金庸的小说要看的话，早期的《江湖奇侠传》也要看，那还得了？武侠小说我一律不看。当年是界限分明得不得了，新旧分明。现在的文学史，金庸当然要放进去了。中国小说现在不一样了，近代、现代、当代都分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是五四运动产生新的文学，别的不管。

南方都市报：问题是张恨水、金庸的小说也是在五四之后才出现的东西啊。

夏志清：这不一样，等于美国小说一部分是大学生看的，一部分是普通人看的。张恨水、金庸的小说也有一点西方的东西。我看过一下《啼笑因缘》，樊家树是一个杭州来的大学生，一个有钱人的女儿也爱他，一个女侠也爱他，一个唱戏的也爱他，没有道理的，三个人都爱他，完全是发疯的。

南方都市报：你的哥哥夏济安是看武侠小说的。

夏志清：他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武侠小说很新鲜，他看过的。中国人看武侠小说，尤其是科学家。60年代在加州大学，有一阵子大家都在看武侠小说。有人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我就怕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好玩就去看电影———看武侠小说，notime（没有时间）。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我一概不看，现代通俗小说我都不看。我哥哥什么都看，而且觉得张恨水很好。

我改治中国文学之后，并未忘本，西洋文学和西洋文学批评仍是我治学关注的一部分。当今有特别好的欧美文学作品，文学批评著作，我是尽可能要去阅读的。我仍在继续研究中国古今小说，你若看了我的新著《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C.T.HsiaonChineseLiterature，哥大出版社，2004年），就知道，我已写了不少篇明清小说的论文，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那六大名著。我评论《镜花缘》、《老残游记》、《玉梨魂》等近代小说的文章，皆见《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早已有中译本，可惜一般访问者都没有看过。一有空，我即要写一篇评论《海上花》的文章。我的研究主题早已不是张爱玲、沈从文这些现代作家了。我要研究三本英文专著里尚未讨论到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小说名著，所以绝对没有时间去研究、阅读当代武侠小说了。

夏志清小传

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正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等。

2008年7月30日

好雨知时节。在北京环保局副局长“被迫”连续5天向记者表达对天气质量信心后，京城蓝天白云的照片成为今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头版共同主图。人民日报拟就的标题是：雨后北京，风清气朗。

为化解奥运管制给民众带来的怨气，中国官方在坚称管制必要性的同时，也频频强调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少扰民。北京市属媒体维持“和谐运转”基调，不便直接批评本地官员。但“中央级媒体”环球时报自然少了些许顾忌，发表评论，不仅要求政府部门对一些管制做更多、更耐心的解释，还提出“媒体除了报道奥运会的欢快气氛外，也可以反映反映老百姓感到的不便”。作者王小东显然受够了北京城里的紧张气氛：奥运会本来就是一场大派对；中国百姓乐了，奥运就办好了。

不过，在快乐至上者不时冒出的“小怨言”中，人民日报的“大道理”始终旗帜鲜明：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挑剔奥运安保“过于神经质”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理解和支持北京奥运安保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在有了先行者后，又有媒体尝试向奥运示威公园进发。潇湘晨报花了半版介绍复旦大学博士后如何提出示威公园倡议等。还是中国青年报表现抢眼，冰点栏目出手，历数示威公园、电视信号真正直播、外刊“解禁”、天安门广场向外媒开禁等中国变化。记者引述外媒人士的话问：“奥运会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呀？”

“藏青会”在印度和尼泊尔绝食无人理会的消息虽然在环球时报上只是位居内版中部，但门户网站都通晓藏独题材的点击“吸引力”，同步将其推至要闻区。

新华社发出电稿称“中华台北队预计8月3日启程赴北京”，各网站在转载时也皆在标题中沿用“中华台北”称号。环球网、台海网发布“中华台北”开幕式排序不与香港相连的消息。

各报在刊发“中国男女篮不住奥运村”的新闻时，都没忘记那段划清中美界限的文字：虽然中国男女篮不住在奥运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美国男女篮一样，住在豪华酒店里……而是为了排除一切干扰，甚至出于战术保密性质，为的是打出更好成绩。

搜狐由此制作的专题“中国该如何看世界”于是嘲意十足：美国男篮个个队员都是巨星，他们不住奥运村无非是因为“耍大牌”，有意到中国来住豪华酒店显示身份。很少有人想到，美国男篮从开始参加奥运会起，一直不住奥运村。更没有人想到，中国男女篮在奥运会期间也不住奥运村。于是，世界太平了……

刘翔那块金牌委实意义重大，虽然一直在呼吁国人以平常心待之，为飞人“减压”，但在罗伯斯咄咄逼人之下，体育编辑难免流露气短一面：现代快报和都市快报的版面上，编辑在标题里“怯生生”地问上一句：中国裁判为110米栏比赛鸣枪，刘翔会不会占上一点便宜？

央视昨晚新闻1＋1里，白岩松和董倩对谈引起广泛争议的“城镇平均工资涨幅18%”统计数据，建议统计部门公布数据更全面、更细化，以避免个人感受失真。片中，一位人大教授推测如此高幅增长可能源于公务员加薪——这一点成为门户网站今天转载时共同的标题选择。推测者的权威性很重要，搜狐的标题中，干脆把央视而不是人大教授标为这项推测的主语。

寄托情感，一个字就够了。新快报、信息时报、重庆晨报等在转发《财经》网杨佳袭警案庭审报道时，都在标题中沿用“因故取消”的说法。搜狐编辑就不会像纸媒那么“老实”，而是改了一个字，把原标题中的“因故取消”改为“无故取消”。

昆明机场冲突，女乘客哭诉的图片被各地都市报热载。外地媒体评论中，不论是指责航空公司态度还是一并捎上乘客“不理智”，都不如昆明都市时报来得心急：他人怠慢“上帝”，昆明却背“黑锅”。

广州媒体勇于向本地官员开炮。文化局局长“弹琴消民怨”没能得到新快报谅解，该报允许美院教授李公明公开批评文化局长“此言差矣”：请不要再讲什么“感谢”、“感动”，应该说“对不起”或“辜负了人民的期望”。

“多哈回合谈判关键一搏失败”是个标准标题，严肃至新闻联播，通俗至搜狐新闻，均以此为题。党报在报道中，重点强调“发达成员对我指责毫无依据，中方多次在谈判关键时刻发挥建设性作用广受赞赏”。

陈季冰谈“不正确民意”的文章在网上受到集体攻击是意料中事，杨耕身在晶报撰文，认为“不正确的民意”反证民主之必要：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使正确的民意得以兑现，也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降低并不正确的民意所产生的社会风险。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保增长、防通胀”正在宣传中，许小年却公开唱反调，说“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实是一厢情愿。这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获得多家媒体推荐，《财经》、钱江晚报、东方早报、网易……

颇有特色的腾讯今日话题栏目近来实在是有些不正常：先是昨天放弃一贯关注的时政社会话题，改谈“奥运礼服大检阅”，今天又停止更新。

记录说明：1、受客观条件和个人精力所制，本人媒体观察视野有限，我努力使之不偏颇，并争取在有机会时修正。

2、我尝试观察记录媒体倾向、技巧以及自感有趣之处，努力保持旁观，不作“合理想像”和无谓评论。

3、仅记录来自公开渠道的内容，不引用宣传通知等“圈内消息”，我努力保持一个普通受众的观感。

（作者徐达内：曾供职于上海多家报社，现从事互联网行业。）

一、体育的目的  奥运的宗旨

奥运会是全人类的狂欢，整个地球村的节日，四年一度，全球瞩目。奥运会是所有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肤色、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共同的盛典，它首先当然是一场体育的盛会，借助没有国界、种族、阶级之分的体育比赛，这个世界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对话方式，通过体育沟通、交流，彼此竞争、彼此友爱，在这里，赛场上的胜败其实已不是最重要的，奥运会的宗旨十分明确，比“更快、更高、更强”更重要的无疑是“没有任何歧视”，是“和平、友谊、进步”，这也是体育本身的目的所决定的。

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体育的目的大体上无非有三个，一是个人性的，以健康为唯一诉求，体育只是锻炼身体的手段和方式；二是团体性的，在体育活动中可以得到合作的训练，包括群体性的庆祝、联欢和娱乐等；三是竞赛，由体育的个人性和团体性逐渐发展出相互之间的竞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竞技体育。第三个目的是从前面两个目的延伸、派生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竞技决不是最终目的，虽然我们不能回避竞技。然而到了现在，在有些国家、地区，体育的第三个目的往往成为压倒性的目的，在相当程度上忽略甚至替代了其他两个更具有本质性的目的，一说起奥运会，好象就是金牌、银牌，就是排行榜，就是国旗飘扬、国歌雄壮、泪水纵横，体育成为显示国家威仪、民族尊荣的一种方式，体育的其他追求几乎都要服从、附属于这个唯一目标。这种倾向、趋势离开了体育诞生的初衷，也与真正的奥运精神相去甚远，当千年古都北京终于有机会举办奥运会，有着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古老中国大地，在全世界目光的注视之下，我们更应该有所警醒，有所反思，体育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奥运精神到底是什么？

二、人的体育   人的奥运

体育首先是人的体育，是每个个体生命美好的、富有创造力的展现，是对人类体能极限的挑战，是对人群合作、精诚无间的热烈追求，在体育当中，人类找到了公开释放个体生命力的最恰当载体，尽情地张扬人类力和美的一面，体育成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定格在古希腊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那些雕塑，就是最典型的象征。奥运会虽然是以城市、国家的名义举办的体育峰会，但是，诚如哲人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说的：“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奥运会和日常的体育一起构成我们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比谁获得“第一”更重要的是“参与”，是明知冠军无望仍持续努力、乐观面对的心态，是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在欣赏第一、赞美第一的同时决不轻视失败、嘲笑失败，在参与中实现自己、升华自己，简单地说，就是不以胜败论英雄，尊重规则，尊重他人，尊重正当的竞争，尊重公平的结果。对参与者来说，在比赛背后的品格和追求常常超越了比赛本身。不理解这一点，就会扭曲奥运的精神，亵渎自由的奥林匹亚圣火。

奥运会上，固然也会有国家之间或潜在的或明显的竞争，但是，有许多国家对此并在意，并不过多地看重这一点，因为它们对体育有自己的认识，对奥运精神也有自己的理解，他们只是将奥运会当作一场人类的狂欢，只重在参与。前些年雅典奥运会期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正在加拿大，他一边在网上关注奥运会，一边观察加拿大人对奥运会和体育的态度，他发现，加拿大人不大关心奥运会，不在乎拿金牌，但他们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等等，加拿大的公共绿地多，体育设施多，大部分都对公众免费开放，人们可以不分贫富、自由享用。在他们那里，体育“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早就深刻地洞察到了“国家是为人而建立”，奥运会归根到底也是人的奥运，以人为本，以人为最终目的。这是奥运会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也是其长久的魅力所在。离开人的奥运去谈论国家的奥运，即使有一天某一个国家包揽上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金牌，也没有什么意义，有之，只是一种虚骄和自得，这与奥运的精神已经无关。

三、竞技是表  精神是里

自从1984年，中国人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以来，上上下下对国际性的竞技体育充满了兴趣，我们的目光常常锁定在闪光的金牌刹那的辉煌上面，至于金牌背后的血汗和泪水，金牌和体育的真实意义，几乎无暇顾及。少数人的专业体育和普及性的业余体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前者以竞技为明确目标，直接指向体育的第三个目的，后者通常是私人性的，或是兴趣爱好，或是锻炼身体，每天跑步、游泳、打球或从事其他的体育活动，基本上围绕着体育的第一、二两个目的。专业体育或者说职业体育就是为了比赛而存在，不惜代价地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目的就是要拿冠军，拿奖牌，这种专业体育绝大多数都是政府支持、财政投入，从幼儿和少年中选拔苗子，从小开始封闭式的高强度、专业化训练。专业体育确实将竞技体育推向了极至，但它也是把双刃剑，我们看看多年在赛场上摔打下来的专业运动员往往伤病累累，他{她}们的竞技水平建立在极为严格的、不断重复的训练基础之上，那些训练常常是残酷甚至无情的，有时候甚至不惜以牺牲身体为代价，去获得竞技的提高和比赛的胜利。

许纪霖先生在那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谁是体育大国》中，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相反，“中国的体育，从少年体校到国家队，好像只有一个目的：到奥运会拿金牌。国际上拿不到的，也要到国内的小奥运——全运会上抢牌子。除此之外，别无目的。于是，体育只剩下一个意义：一切为了竞标，一切为了胜利。因此也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残酷规则，拿了金牌，成为人上人，而其余人，通通变成了失败者，包括亚军在内，只配享受残羹剩饭。至于体育本身的意义，体育与普通国民的关系，不再有人关心，也不再当回事。”这种单一化的竞技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了体育本身，赛场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赛场，体育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体育，在体育当中附丽了太多功利的含义，在体育中注入了太多非体育的成分，体育更多地承载了一个古老国家的民族主义之梦，体育成了向世界同时也是向本国人民展示强盛和威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体育不再是全民身体的锻炼活动，更不可能是培育公民精神的一项活动，在雅典，人类最早的大规模体育盛会诞生的地方，体育天然地就带有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训练合格公民的功能。《奥林匹克宪章》说得很清楚：“以种族、宗教、政治、性别或其他理由，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与奥林匹克成员的身份不相容。”“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王云五先生对于现代体育精神有深刻的领悟，他曾经精辟地指出，一个人从幼年、少年到青年，在体育运动中，可以无形中养成团体精神、正当竞争、守规则、忠诚、毅力、勇敢、忍耐、不骄、不自私等美德。他认为运动场不光是养成优良运动家的地方，也是优良公民的养成所，体育设施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公民教育的设施。这些话，在我们今天听来是何等的陌生、何等的隔膜，而真正的奥运精神恰恰和公民美德、公民教育有着内在的关联，奥运本身就是提倡人类的美德，是人类追求和平、进步的直接体现。

2008北京奥运会已进入倒计时，连北京的空气中都已弥漫着一种特殊的空气。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个观点：反对将奥运政治化。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值得我们深思并反省的一点，那就是不能将奥运会狭隘化为单纯的竞技体育。据说“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是这次奥运会的口号和主题，我相信，“同一个梦想”的愿望当然是美好的，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房地产开发商和拆迁户、失地农民之间，欠薪老板和农民工之间，开化工厂的老板和被污染的公民之间……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何找到“同一个梦想”？每个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这个民族的命运和走向的人，一定都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担忧和向往，我只想说，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竞赛，始终寄托着古希腊以来人类最质朴的追求和梦想，其中包括公平、自由、平等、博爱，包括《奥林匹克宪章》庄严写着的“没有任何歧视”。在奥运会这个地球村的盛大节日即将拉开大幕时，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找到我们的“同一个梦想”一定远比金牌数要紧，找到“没有任何歧视”的“同一个梦想”，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从这里重新起步，向新的文明靠近。有人说，不同信仰、不同利益阶层的人不可能拥有共同的起点。我不同意这个判断，因为我们共有一个中国，一个天空，一块大陆，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这个共同的起点。站在共同的起点上，也许我们就能体会到“没有任何歧视”的奥运精神，这才是最值得我们珍视和追求的。

1893年，黄庆澄认定“治地球者议院也，乱地球者亦必议院”，如今已是百年之后，若黄氏地下有知，了解世界政治发展，会不会修改他治乱皆由议院的结论？

晚清出国游历或考察的人，不少喜欢用“竹枝词”这样古老而通俗的文体描述他们的观感。诗体的言说跟作者们的文人身份相符合，同时也使得游记文字变得朗朗上口，便于传诵。不过，它的代价却是过多地注重修辞，而不够细致，也缺乏分析，以至于不能给后人提供丰富的信息。

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作于1884年，记录了作者在伦敦游历时的各种感受。其中有吟咏英国国会的一首：

国政全凭议院施，
君主行事不便宜。
党分公保相攻击，
绝似纷争蜀洛时。

诗后有作者释文曰：“国有大政，由议院上之女王画诺。主曰不，便可再议。主不能独创一议也。院有两党，曰公党，曰保党，各不相下。此党执政，则尚书、宰相、部院大臣皆此党人为之。进则群进，退则群退，君主不得而黜陟之也。”尽管说出了立宪君主制和代议制政府的若干重要特征，不过，还是失之粗枝大叶，而且把英国的政党政治比附北宋党争也未免失之不伦。

相比之下，驻英大使郭嵩焘在距那时7年前的观察就要仔细得多，议论也更有深度。他直接将西洋的富强跟议院的存在相关联：“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引按即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郭氏对于两党制的价值和实际运行也有比张祖翼更深入的观察。他指出“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是一种“用意至美”的制度，因为军国大事的决定实在需要听取不同意见，否则，“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

他告诉读者，两党之间，既有相持不下的争执，同时，也有着妥协精神；当决策一定，反对者又会转而从之，“无挟气以相难者”。这种既包容对抗，又倡导妥协的精神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朝廷固然让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即便是一般百姓之间交流，也务求诚实，“不为谦推辞让之虚文”。正是西洋政制与民情之间的互动，使得郭氏最终得出了西洋文明程度高于中国的结论。这样的觉悟当然太早了些，难怪《使西纪程》遭遇毁版，他本人在谩骂嘲讽中度过余年。

说郭嵩焘先知先觉并非夸大，后来中国议会政治的实践清楚地说明，他所表彰的既须冲突、又要妥协的精神对于议院以及议会政治的健康运行是多么关键。观察北洋以及民国期间的国会史，可谓宪政理想逐渐破灭的历史。黎安友（AndrewNathan）教授对此的解释是，某种悖论式的政治风气，导致了当时国会以及宪法政治的完全失败：一方面是宗派主义的任人唯亲，内部人不讲是非；另一方面则是不同集团之间将正常的政治妥协视为背叛，于是不同党派之间就只能是蜀洛纷争、不共戴天了。这样的风气之下，宪法条文对于政府权力的制衡以及国民自由的保障规定得再完善，也必将是一纸空文。

在光绪年间关于议会的议论里，颇有趣的是黄庆澄的《东游日记》（1893年）。他在游历日本时曾“过议会所”，也许是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他称下议院肇始于美国，由华盛顿“忽发奇想”地创立了。尽管初创时“确有可致治平之效”，但他判断：“百余年来，地球各国踵而行之，其流弊已至此极。”什么流弊，他语焉不详，或者干脆就是看见争论就浮想联翩，当作你死我活式的“党争”，认定其不符合“和谐社会”的标准。他的结论更是怪异——“庆澄尝谓治地球者议院也，乱地球者亦必议院也。记之俟质诸千百年之后。”

如今已是百年之后了，若黄庆澄地下有知，了解世界政治发展，会不会修改他治乱皆由议院的结论？不过认为民主必将带来动荡，同时误认为只有舆论无异声、议员齐唱喏才能带来一个安定和谐社会的，在当下却是不乏其人的。

让我难受的东西是，作家在一种愤怒的情绪中，对题材进行了粗暴的处理，以同样的姿态对待他所憎恶的粗暴现实

阎连科是我很尊敬的一位作家，他始终用良知和勇气在写作。他对现实中的种种丑陋充满愤怒，他不能原谅自己的怯懦和退让。在谈到以前的作品时，他说“我一直后悔，为什么不豁出去”。“我想恢复我的元气”，于是他写出了新作《风雅颂》。

遗憾的是，这本书看得我非常难受，最终未能卒读。而且，我不得不去找出有类似情节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来重读一些段落，又回想了一下库切的《耻》中的片段，还怀念了一下索尔·贝娄，然后才能勉强入睡。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如此难受？是报纸上津津乐道的阎连科影射和攻击北大吗？当然不是，大学人文精神的沉沦是一个事实。或者，是一些批评家所说的，该作家只能写农村题材，而不该染指他不熟悉的大学校园吗？正是这个批评让我想到上面几位写校园阴暗面的教授作家。可是，罗琳不熟悉魔法学校，不也写出了《哈利·波特》吗？奥威尔不熟悉极权社会，不也写出了《一九八四》吗？

现在我想明白了，让我难受的东西是，作家在一种愤怒的情绪中，对题材进行了粗暴的处理，以同样的姿态对待他所憎恶的粗暴现实。这部小说的故事无疑是不无天才的构想：大学校园斯文扫地，《诗经》学者杨科失意受辱，又被送进精神病院，然后逃回老家县城。他的《诗经》课遭到学生冷遇，却颇受精神病人、风尘女子欢迎。最后，他带领众人逃向“诗经古城”。但是，作家一开始就对大学校长、教师进行了脸谱化的简单描写，尤其是对权色交易进行了社会新闻式的揭露，为后面的写作定了调，使得整部作品成为流于表面的观念演绎。

现实比小说更粗暴。《风雅颂》出版之后，北大学生对号入座，贴出了《我愤怒：阎连科在<风雅颂>中诋毁北大！》、《我烧了阎连科的<风雅颂>！》等网文。前一篇网文称“他几乎在杜撰诋毁我的母校！”是“乌七八糟胡编乱造”的“写作滑铁卢”。后一篇网文说，“我一气之下，把书给烧了，我劝大家也去买了烧！爱北大的同学们都去买了烧，免得谬种流传，损害北大百年声誉！”“你自己得了好处，却是以损害国家和同胞的形象换取的！”也有北大教师出来说，阎连科不尊重学术，“因为不懂，所以放肆”，“结果便是扭曲，便是妖魔化知识分子”。

这些声讨和行为显然适得其反，招来了对北大更多的“诋毁”和“妖魔化”。北大师生认为有人写小说影射北大，当然可以不满，可以愤怒，但是因此就要上纲上线，甚至焚书，那就太粗暴了，本身成了大学人文精神沉沦的鲜活例证。把小说的粗暴和现实的粗暴放在一起看，真有些“庄生梦蝶,难分彼此”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是对我所尊敬的阎连科先生的大不敬。

真诚的愤怒并没有错，那是生命的激情，是对社会的责任感，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法拉奇在“9·11”之后写了一篇长文《愤怒与自豪》，宣称“由于某种愤怒而生气是冷静、清醒和理性的”。她引用非洲诗人马亚·安杰洛的话说：“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但是，很多人分不清愤怒与粗暴的区别。“文革”中的红卫兵分不清，现在一些被称作“愤青”的网民也分不清。一些对二者进行批判的人士也没有分清，往往连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愤怒并不是粗暴，也不是粗暴的孪生兄弟。现代社会用法律诉讼和抗议游行来替代以牙还牙和揭竿而起的古老法则，就是分清愤怒和粗暴的努力。

愤怒，但不要粗暴。那些自以为被冒犯的北大人，可以去讲理，可以去抗议，也可以去打官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那就是要走进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不管他的角色是正面还是反面。巴尔扎克一定是愤怒的，但他不会错过一个门环上的花纹；陀斯妥耶夫斯基也一定是愤怒的，但他和杀人者一起痛苦。

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多大？这取决于是从理论层面来看还是从经验层面来看。

从理论层面上，至少在外界看来，中国还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中央高度集权。的确，看看中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涵盖各个方面。从政治控制、官员任免、立法到经济社会的管理，中央政府的权力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但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就很难认定中国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了。

简单地说，中央政府只拥有名义上的决策权，而无政策执行能力。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不知出台了多少法律、法规和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经过了层层过滤，中央权威就所剩无几了。到了地方和基层，甚至可以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着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央权力要不流失，要不日益被瓜分。中央权力在理论和经验层面脱节的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国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的权力结构，即有一个貌似强大的中央政府，但社会则流于无政府状态，如苏哈多强人政治以后的印尼和一些非洲国家。

中央部委成决策部门

中央的权力是如何被消耗和瓜分的？在众多分享和瓜分中央权力的角色中，最主要的有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和今天人们所指称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央各部委，也就是学界所说的“官僚体制”或者功能部门，应当说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中央决策，各部门严格执行。而这些官僚部门应当说是政治中立的，它们必须讲求政策执行的效率。

日常人们所说的政府效率，指的是官僚部门政策执行效率。但是在当今的中国，中央各部委实际上成了中央政策的决策部门。

因为中央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在很多场合，实际上部委决策，中央背书。部门利益主导了部委的决策，部门利益取代了政府的总体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

更进一步的是，一些中央部委已经成了一些特殊利益的所有者，或者拥有者，或者后台老板，或者代理人。这些特殊利益有些是国内的，而有些还是属于国外的。

地方政府在瓜分中央权力过程中也不遗余力。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大规模的分权导致了地方经济力量的崛起。

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管治地方社会方面负有比中央政府更大的责任。在这些方面，地方政府也一直享受着很大的自治权。但是因为中央地方关系缺制度机制，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独立王国”。

在涉及到国家整体利益的领域，中央也只出政策，而执行则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对己有利的，地方政府就过度执行；但如果对己不利的，就想方设法地抵制。

无论是部委还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控制着人事任免权的。“党管干部”的原则使得中央政府可以任免部委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

陈良宇案就表明了这样一种中央权力。但如果把免除陈良宇那样的地方大员的能力看成是中央权力的强势，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这种事件的连续发生只能表明中央权力处于一个弱势状态。中央政府所能任免的地方大员来来往往，而地方利益则是永恒的。中央任命的地方大员只相当于一个大学里的访问学者，而地方利益就如这个大学里的终生教授。

这次的陈良宇案，还有早些时候的福建远华案，中央政府都派了一百多人的纪检队伍进驻地方，不计成本，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如果每处理一个地方都要这样做，那么这种管治会是不可持续的。

特殊利益集团最难对付

特殊利益集团较之地方政府更难对付，这是因为特殊利益集团往往结合了政府和社会的利益。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在和特殊利益对峙的案例中，往往是中央权力节节败退，特殊利益占据优势地位。

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房地产开发。为什么房地产商能够赢得优势？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各级地方政府的保护。

当然，地方政府提供保护是因为他们（尤其是地方领导人的亲朋好友）和商家之间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今天，特殊利益集团似乎是势不可　当。不仅有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集团，更为重要的是，每当有新的改革动议，改革还未实施，就有新的利益集团产生。他们不仅影响政策的制定，更是要影响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央政策的各个环节倾向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例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来是中央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政策，但在很多地方，很快就演变成了既得利益掠夺农民的一次新机会。

无论是部委利益、地方利益还是特殊利益集团，可以谴责，但不可根除。只要有人，就有人的利益；只要有机构，就有机构的利益。

并且利益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利益既可以导向公共利益(public goods)，也可以演变成公害(public bads)。决定利益取向的则是制度设计。

中央权力正在日渐瓜分，但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变革，这种趋势很难得到纠正。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很多利益就是这种大转型的产物。

但就中央本身的权力体制来说，尽管也有些变化，总体说来还是过分依赖于传统体制。要通过完善和改进传统体制的方法来应付新形势已经远远不够，制度创新势在必行。

中央政府和自己的各部委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从制度上来加以规范和运作的。

这些制度能否建立得起来，制度能否有效运作，都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在很多方面，中国显然还不具备现代国家制度。

制度供应不足是导致中央权力流失、被瓜分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设计和提供有效充分的制度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或者说，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当是建设现代国家制度。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离北京奥运开幕只剩一个多星期了。中国政府制造恐怖气氛，借以恐吓“敌对势力”，趁机枪杀、搜捕异己，已经把北京市推向变相戒严的地步。

根据媒体报导，中国政府推行“人民战争”来反恐，因此除了组织十万反恐大军外，还有一百四十万反恐义工，更加上二十万共军来捍卫奥运，涉及四个军区与三个军种，主力战机SU-27将担任空中警戒任务，在鸟巢四周部署防空导弹。这些部署已经超过“六四”围城屠杀。北京街头出现了大批手持冲锋枪的武装警察，对来往路人进行严格盘查。有民众爆料，北京市不少科研机构已空出房间，供大批临时进驻的武警住宿。这些部署，是否还涉及防政变？

北京的对外交通也被严密控制，使北京成为“孤城”。所有外来车辆进入北京都要检查，一个乘客没有带身分证就要全车遣返。开幕当日，北京上空所有飞机停飞，也不许有任何空中漂浮物，例如气球。目前市内搭地铁，也要通过安检。为确保涉奥人员交通的便利，北京首都机场、北京火车站周边路段下星期将临时禁行。奥运村被两层铁丝网重重围住，犹如坐监。

除此，还严管媒体。北京“新京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专访文章，注销一张“六四”期间市民遭戒严部队枪伤，被群众用三轮板车运往医院的相片；该报随即在市面上全面收回，并被指是有预谋的行动。七月二十五日十多名香港记者采访购买奥运门票的起哄鼓噪场面时，遭数十名公安使用暴力阻止。过去两星期，至少有四批香港记者，涉及七个新闻机构，在北京采访奥运时遭到公安无理的粗暴干涉。北京奥组委竟呼吁香港记者应遵从现场安保人员指示，配合他们的工作。

除了赶绝上访民众、禁娼禁酒禁狗肉，当局还限制基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在奥运前出境，证监会七月二十四日更书面通知包含中外合资的各家基金业者，负责操盘的经理人不得公开评论股市动态，以免市场波动；其实，何不叫股市停市更干脆？

对市民与接待人员的礼仪教育，从开始叫他们不要讨论政治和宗教问题，到最近连薪水、性生活、健康（涉及北京的空气污染）等问题也被禁谈。

表面上北京固若金汤，然而周围，从落后的贵州、云南到先进的上海，暴力抗争此起彼落，连被格杀勿论的维吾尔人也出言恐吓。北京要在最后几天修补形象，来得及吗？

北京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难道也要台湾与全球同它一样恐怖？奥运的经济效益在高成本、低收入下，“钱景”不济可以预期。中共中央已召开工作会议呼吁“居安思危”，其实何来“安”乎！

奥运临近，北京奥组委公布：设立三个“示威专区”，分别是：丰台区的世界公园，海淀区的紫竹院公园，以及朝阳区的日坛公园。共同特点，都是远离市区，尤其远离奥运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当局勉强的意志，尽显其中。

有人以为这是中共“进步”的表现，实际上，早在1995年，中共主办世界妇女大会时，就设立过所谓“示威专区”，那是在北京郊区怀柔县划出的一块操场般大小的微型场地，毫无用场，等于摆样子。

13年后，在政治上毫无进步的中共，照样要摆样子。区别只是，奥运会规模更大一些，摆出的“示威专区”样子，也就更大一些。

在其他文明国家，每逢召开世界性大会，都会辟出示威专区，供各色抗议人士专用。那是货真价实的示威专区，也必然出现货真价实的示威与抗议活动。中共动辄口称“与国际接轨”，故也模仿他国设立“示威专区”的形式，但中共的“诚意”，却无人采信。

事实上，中共设立“示威专区”，已经由三层过滤：首先，中共早已在北京清场，大批监禁、软禁、监视了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维权人士和宗教人士，让真正具有示威意愿和能力的人士，无法出现于“示威专区”。其次，中共强调：“示威游行须提前申请”。中共大可无限拖延审批时间，拖到奥运会结束。鉴于中共几乎从不批准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这一回，中共仍可能故技重施。

再次，精通厚黑学的中共，演技老到，到时，极可能安排特务便衣，假扮抗议人士，占据示威专区，一则可以拣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排挤其他主题；二则可以监视人群，控制局面。

其实，究竟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奥运期间有这些“示威专区”？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中共此举，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外国人或许可以去示威，中国人则未必可以。内外有别，从满清到中共，独裁者都深谙其道。

“示威专区”，形式上一样，内容上迥异。这是当代版的“猫捉老鼠”游戏。近二十年来，中共与国际社会周旋，耍的就是这一套。有多少人明白，有多少人上当，则另当别论。

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不惜血本的“安保措施”，已经把北京城变成一座密不透风的“围城”，仿如进入战争年代。连远在南陲的广东省，都进入“半戒严”状态，连上洗浴中心的客人，都要进行“实名制登记”。奥运期间的北京“示威专区”，又怎能不流于虚设？

即便如此，对略闻风声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又岂非完全不是机会？设若中国民众，带着各种诉求，前往示威专区，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人的不屈与抗争，那必是北京奥运最引人注目的景观。既然，奥运期间，外国人云集，中共当局要利用外国人和外国媒体，中国老百姓又如何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