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内地通胀居高不下，当局想方设法稳定人心。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为百分之十八，远远超过全国通胀指数。但统计局这个数据，与普通老百姓直观的生活感受反差很大，被指造假，是当局的愚民政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半年内地CPI达到百分之七点九，如果工资增幅真是百分之十八，那麽工资涨幅将远远跑赢通胀，全国民众应载歌载舞，齐声称颂党中央英明。

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大部分的百姓在通胀压力下，在凄风苦雨中苦苦挣扎，河南一位妇女家中两个多月买不起肉吃，为了孩子长身体，被迫到超市偷肉，令人不胜唏嘘。

就是高层也对经济形势的严峻深感焦虑，中央高层近期倾巢出动，到各省调研经济形势。若按照国家统计局所言，全国工资涨幅远远跑赢通胀，形势如此一片大好，高层还需要心急火燎跑到基层调研吗？

魔鬼都在细节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其实只是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也就是说主要是国有垄断企业、国家公务员等高收入群体，他们薪高粮准，衣食无忧，福利又好，似乎与通胀绝缘。

误导数据政治产物

而普通打工仔、农民工、私营企业员工等并不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范围之列，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恰恰处在社会分配体系的底层位置，他们本身工资就很低，而且涨幅也不大，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然不服气。

其实，国家统计局年年公布相关的数据，但年年受到民众的质疑与牴触。难道国家统计局听不见、看不见吗？并非如此，而是因为政治正确的需要，是舆论引导的需要。说到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刻意选择的政治产物。

内地目前贫富分化严重，财富分配极不公平公正，百分之十的人口佔有百分之九十的财富，这种现状与当局宣传的「让人人享有改革开放成果」的诺言相悖。如果国家统计局真正公布反映贫富悬殊的系数，以及弱势群体的平均工资，恐怕会迅速激起民变，撕下中国国富民强的虚幻外衣。这种政治成本，当局显然难以承受。

因此，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国家统计局想方设法在统计口径以及统计方法上下其手，製造出一个又一个脱离现实的工资高增长幅度，以偏概全、搀水搀沙，无所不用其极。

这或许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这种愚民政策，在讯息时代根本就像一个泡沫，很容易被戳穿。政府最大的资本是信用，若政府罔顾事实，谎言治国，将会透支执政之基与立国之本，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

中国古代军队出征时有许多祭祀仪式，包括祭天、祭地、祭军神等。中国奥运兵团上周六公佈出征名单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集体学习，让体育官员讲解现代奥运及北京奥运，与其说是临急抱佛脚，不如说是一次祭祀仪式，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对办好京奥的六点要求，无疑就是祭文。

缓刑期被指不服从监管

凡祭祀，必有祭品。这次被摆上京奥祭坛的，包括湖北网络作家杜导斌等异见人士。今年44岁的杜导斌，因在网上发表26篇异见言论，在2004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囚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其缓刑期刚好在京奥开幕前夕的8月3日届满。

但至7月21日，杜导斌突然被公安带走，指控他“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拒不悔罪，不服从监管，多次违反法律和执行机关的监督管理规定”，把他即时收监。这意味在被软禁四年后，杜导斌可能要再坐监三年、刑满后还要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实际上被剥夺公民权长达九年。昨日有消息说，杜导斌在狱中拒绝与当局合作，并已经绝食三天。

中共一心想将京奥打造成其皇冠上的明珠，自然容不得杜导斌等海内外人士的异类声音。美国前运动员、雅典奥运女子花式游泳铜牌得主Kendra Zanotto，获聘任美国驻京奥特约记者，但上周向中国驻三藩市领事馆申请签证时被拒，原因是她加入了由精英运动员组成、关注达尔富尔屠杀的“Team Darfur”（达尔富尔队）。

金牌多也难让京奥闪烁

对于杜导斌及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北京维权人士叶国柱等，当局採取的是铁腕政策，将他们关进牢狱之中；对于国际上关注苏丹达尔富尔、西藏人权问题的人士，北京则收紧签证，尽可能将他们堵截在国门之外。京奥，就算是一颗明珠，也已因献祭杜导斌、Kendra Zanotto而蒙垢，中国奥运兵团再多的金牌，也无法让京奥璀璨闪烁。

任何略懂编剧之道的人都知道，当他们灵感枯竭、黔驴技穷的时候，只要加插一段追逐就可满足观众（When in doubt， throw in a chase）。不知道香港特首曾荫权及他的智囊有没有学过编剧，但他最近的管治之道似乎是：

一见形势不对就派钱（when in doubt， throw away some money）。他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承诺申请一百一十亿港元（约十四亿美元），推行十项“纾解民困”措施，美其名是要帮助基层市民和中产人士面对通胀所造成的压力；但政府等到立法会会期最后一刻才提出这些措施，究竟是要应别人还是自己的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问题是以“收买”的方式管治註定失败。“派糖”作为一种收买人心、安抚民怨的策略往往会弄巧成拙（self-defeating），因为政府再多储备和盈余，也没有可能收买所有人。於是，政府每派一次糖，就会亲近一班人和疏远一班人，制造一批受惠者和一批受忽略者。这不仅会制造新的矛盾和导致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更会“激进化”（radicalize）香港政治的文化、实践和生态。

原因是当政府放弃制定综观全局的策略性视野（strategic vision），而暴露了其政策的“反应型”（reactive）甚至“他人导向”（others-directed）本质，它便无可避免地会被民意和传媒牵着鼻子走。既然“政府派糖”变成一个胜负分明的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受忽略的人（the excluded）必定比受惠的人（the included）更勇於表达意见。结果，抗议政治（protest politics）大行其道，政府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能力江河日下，而市民对政府管治能力的信心亦不断下降。

“花公帑买民望”固然不智，更愚不可及的是冥顽不灵地为“亲疏有别”砌词狡辩。曾荫权说他心目中真正的“亲”是亲近市民，以市民的利益为先；“疏”是疏远市民，以自己的政治利益为先。如此厚颜无羞地指鹿为马、自打嘴巴，令人无法相信出自香港行政长官之口。值得深究的是为何一向善於计算、懂得随风转向的曾荫权，竟像香港电影人那样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视香港人如记忆力严重衰退、头脑简单的乡愚笨伯﹖

是它低估了媒体的力量、香港人掌握资讯的能力，还是我们一直高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管治能力﹖可以肯定的是，曾荫权要在这个资讯爆炸、媒体发达的全球化网络时代实施有效管治，便要及早放弃他那一套在解释“亲疏有别”与“民望如浮云”事件上令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愚民政策。政治是玩弄民意的把戏，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期望政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实话实说﹔可是说谎也有说谎的规则和技巧。政治领袖要慎言，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像鬼魂一样走来缠住他”（come back to haunt him）。

曾荫权两年前说政党的亲疏有别，今日在民怨沸腾、饱受批评之际提出一套亲疏有别的新解。那一个曾荫权是真情流露，那一个是言不由衷，不是已经很明显吗？老百姓并不是天生多疑的，他们大都愿意相信执政者所说的话，美国心理学家占姆斯（William James）将这种人类容易相信宗教和权威的本性称为“信的意志”（will to believe）。问题是你要老百姓运用他们“信的意志”，那么你说的话就算不是完全真实的（true），也至少是可信的（credible）。公共行政理论强调的，是政府的公信力（credibility），而不是它的诚实（honesty），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当一个政府在众目睽睽之下说一个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的谎言，后果可以是灾难性的。它会直接影响政府管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因为说到底，没有人愿意被比自己愚蠢的人统治。香港不少精英始终怀念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无法接受中共政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的智慧没有受到尊重。

共产党的统治其实是一种精英统治，它的合法性建基於一种“党永远是对的”（The Party Knows Best）的精英思维。近年来中国人民生活的大幅改善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正因为它反证了党这次是对的。从这个角度看，曾荫权的管治能力不如大陆的共产党│他没有为香港人尽力争取民主，却一次又一次承认“人民永远是对的”（The people know best）。

林沛理，《瞄》（Muse）杂志主编，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这两天进了两次城，耳边堵着出租司机的不绝的怨言，车窗外一路看去，竟是一片悲凉的景象。

名目繁多的安全法规，连进村子里都要通行证。满世界的“反恐”，搞和美帝国主义没有两样，或是有过之。在反恐名义下的警察国家，已经是对和谐的公民社会的最大威胁。世界上，任何类型的恐怖主义的胜利，除去对生命和相关价值的伤害，更是对社会公众心理的威胁，对平民百姓和平生活品质的干预，这才是野蛮和落后。

在国家名义下，有多少公民的权利将受到进一步的侵害，百姓在为“国家的利益”付出怎样的代价，是评价鉴别公民国家或是集权专制的根本。

多少年来，嚷嚷着文化和创意，奥运会相关的设计，使出了共和国吃奶的力气，因为这是难得的国家的面子，是人都要面子的。哈哈，这次丢脸是丢大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这是为什么透明和公开是这样的好。与奥运有关的所有设计，从北京的市容装扮、出租车、富娃、祥云、火炬、旗帜、招贴、服装、标识、运动项目符号、字体、颜色、图形、历经数年专家簇拥，花去银两无限，其结果和品质终于落了个古今中外，超出常识的最低最差水平。在泱泱大国的众多的设计中，没有一项一件一次是拿的出手的。

文化创意上不去，再给你几亿个党员，天下的银子，还是上不去，捧不起的刘阿斗。一个与真善美无缘的社会。龌龊的否认个人创造价值的社会，一个由蔑视文化的腐朽体制控制的社会，它的每一次努力，都终究是对文化理想和现实的一次亵渎。今天，奥运设计在地球人面前露了怯，有没有人觉得脸上发烧呢。

如此社会的繁荣快乐，必然来自谎言和愚弄，没有廉耻的社会必然有没有廉耻的喽罗们。由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德梅隆设计的奥运会国家体育场，被下流的“爱国主义”者们，移花接木演绎为“中国人自己的”设计。漫天下的“鸟巢”，让人看的犯堵，可是有几个人知道它的设计师是谁。见过没有道德的，没有见过这般无耻愚昧的。花了家里三辈子的积蓄，买了一辆宝马，却硬说这是白沟产的，有这么缺心眼的吗？这下明白了，为什么无耻的人会害怕事实，改变真相，那是因为令人绝望的无能和深入骨髓的自卑。

我也无数次被称做“中方顾问”，我一再告诫他们，我与“中方”无关，我从来不是“配合方”。

在那些所有的中外合作的项目中，所谓“中方”配合者，说好听了，不过是一些进城了的打工仔，回到乡里对乡亲们说，城里的楼都是我李四的。

哪些个被冠之为“中方总设计师”的人五人六，别人可能不知道你几斤几两，你自己也不称称？递根杆儿你就向上爬，竟然将众人和历史当做傻子。身体虚点弱点“晕倒”“失眠”都不是什么大事，可是要在世界面前装傻充愣，撒娇扮嗲，剽窃了还要招摇过市，那不仅是“志残”，更是思想品质问题了。河北话里应该有“撒泼尿照照”，或是，你家“祖坟头上有那棵蒿子”吗？就你那副惨相，已经是他们的栋梁之材，知足吧。你真是太爱你的祖国了，以至于迫不及待地给她脸上摸黑。

一个伪军连长，跟在皇军后面吆喝吆喝，放把火，捏捏良家妇女，摸两儿鸡子，已经是占了不少便宜。竟夸口自己是发起战争的皇军，山本五十六，那不是在找死嘛。哪天皇军归西了，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嫖在国家院里吃里扒外，旱涝保收，凭你那本事早该烧高香了。

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专制国家和懦弱民族的基础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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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06.09.17鸟巢卸栽

丧失自知之明的人们

今天是2008奥运主会场“鸟巢”的整体卸载，我在朋友的电视上看了几眼。抛开制作粗糙，语无伦次，毫无文化可言的现场直播不说，在许多处，演播者和参与者错误的暗示，甚至有意的误导观众，夸张和虚拟中国方在“鸟巢”方案设计过程中的地位，其手法之幼稚，态度之谄媚，实在是令人作呕和绝望。

赫尔佐格德梅隆事务所是作为被邀请的竞标方参加竞标的，是“鸟巢”概念方案设计阶段的唯一设计者，在这个阶段中没有中方的合作和参与，这是一个可以澄清的事实。中方并没有参与这一阶段的设计，如果在今天和未来的宣传活动中，仍然在这个基本事实上装傻冲愣或闪烁其词，那样会让人误会为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别人的东西再好，那是别人的，不可往自己的兜里揣，不会这点道理都不懂吧。在此可以提醒世人，丧失理智的事，可以去想但不可以为之。

在奥运场馆公开，公正的方案投标过程中，赫尔佐格德梅隆事务所获得优胜，并在其后来的长期的谈判和协商中，在施工建设中历经艰辛。在后阶段的施工图设计中与中方合作方建立了出色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这是在中国的不多的境外事务所和国内事务所的合作中所罕见，共同取得的成绩。这和奥运有关，与中国改革的决心有关。

道路并不像是今天一样畅通，一时曾有几十个院士联名反对鸟巢方案，这些上窜下跳的低能儿，丧失了基本道德与专业品质，美学辩识能力的院士们，为了维护正在失去的天堂而哀嚎，一时之间，尘嚣直上，乌烟瘴气，声讨“鸟巢”建筑方案的呼声盖天。在那个时候，除了为人厚道的崔凯，中方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澄清事实，为“鸟巢”方案说一句话的。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样，可以无知无能，却不可以无正义感，无基本的勇气，无诚实的态度。荣誉是可以这样的获得吗，真相是可以重造的吗。或是人们对事实和真实早已丧失了兴趣。

自己花了一大笔钱作设计费，买来了世界一流的产品。现在却吹捧着国人的合作和荣誉，这实在是滑稽，就像你买了一辆奔驰或宝马，去掉牌子，说是国产车，自家造，真是一群傻子不成。明明是个修拖拉机的，就别跟着瞎起哄，做个弄虚作假的文化傀儡。国人的造假能力高人一筹，却难以想象，为了眼前的利益，或是出于愚蠢，竟把一个花钱买来的地道真货说成了假的，见过往猪肉里注水的，没有见过往自己身体注水的。

一个文化要生存，要有廉耻之心，要尊重事实，坚持和维护事实的真实性。这世上可怜的不是贫穷和无知，可怜的是自欺，蒙蔽和不愿说出事实。

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和民族看来，事实是可怕的，是不可表露的，是必须隐藏的，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他们有怎么样的居心。

要自卑到什么程度，才会起偷盗之心，剽窃之心，才会掩盖事实，混淆是非。媒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说人话，不再混淆视听，脱离简陋愚蠢的宣传功利性，而为人的觉悟做点人事，爬出自欺欺人的泥潭。

附：一两年前关于“鸟巢”的一场无聊的争论。

南方周末2004-08-12

艾未未：不要不负责任地批评

口述：艾未未（艺术家、“鸟巢”顾问）

采访：本报驻京记者夏榆

我们能说埃菲尔铁塔的钢应该用那么多吗？有谁会说埃菲尔铁塔的钢再减少10吨、20吨、30吨？有谁会说自由女神像做小一点就行，做那么大干什么？

“鸟巢”停工或者产生歧义很正常，世界上任何一个建筑项目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意思的倒不是这个“鸟巢”盖或不盖，是用40个亿来盖还是用30个亿来盖它，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既不好，也不坏。我个人感兴趣的是这一系列行为前后的逻辑，以及这背后所隐含的文化问题。

比如有院士对奥运项目建设提出质疑，说奥运项目的造价超标问题、奢华问题、崇洋媚外问题，还有安全问题。我觉得廉洁、俭朴办奥运非常好，但别忘了，过去是我们自己说要建设世界一流的体育场，我们向全世界招标就是40个亿，我们要求招标的设计师把体育馆设计成40亿的一个体育馆，要它体现出世界最先进最新异的设计。

这跟说你要买一部手机，人家问你买多少钱，你说要买世界上最好的一样。当然你也可以买世界最不好的，也一样能打电话。

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没有这么多钱，国家体育场要从40个亿降到30个亿左右，这也非常合理。要说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少花一点这也是正常的。但什么歧义的设计、浪费的设计，这些说法是非常不科学的，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设计本身是针对人的需求来做的，人的欲望也是设计的指标之一，不同时期人的欲望是不一样的，不同时期人类对物质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能说埃菲尔铁塔的钢应该用那么多吗？有谁会说埃菲尔铁塔的钢再减少10吨、20吨，30吨？有谁会说自由女神像做小一点就行，做那么大干什么？

同样在体育场也是这个问题。你只能准确地说，中国还没发展到这一阶段，我们的力量还没达到这一步，这不就完了吗？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师之一，他们的专业水准、敬业精神世所公认，在西方几乎是明星式的人物，他们向往中国，向往东方文化，他们尊重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所获得的一切。

他们邀请我加盟做他们在中国的项目顾问时，我都不知道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是谁。很久我都念不出他们的名字，这个名字实在太拗口。后来我去了瑞士，参与了国家体育场设计的全过程，我亲眼看到他们为了自己所喜爱的事业所付出的努力。

赫尔佐格说过一句话令我很震动：建筑是诚实的，建筑师就是要为一个诚实的建筑而努力。

在中国，他们有十几个人在工作，工作强度是难以想象的。我去过他们的办公室，那些年轻的德国人趴在电脑前就像磁铁一样，墙面上贴满了复杂的图纸，他们计算着设计所需要的每一个细节。进入他们的办公室让我对建筑工作肃然起敬。

什么是实事求是？就是要用科学来衡量，要把一切事情量化。具体到“鸟巢”方案的设计，如果它存在这么多问题，是不是要由国际的建筑权威作一个听证，而不仅仅是专家小组的意见？

“鸟巢”在竞标之前就完成了结构测评，包括结构力学测验、风动测验。“鸟巢”的测试是由英国的ARU结构工程公司主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结构工程公司，承担着世界各种大型建筑项目的检测工作，公司有6000多人，从桥梁工程到商厦场馆，他们有着世界一流的技术。“鸟巢”所有的结构都要经过他们的测试，在1000页的设计方案中有详细的说明。一个国际性的招标，这是一个起码的规则。

有专家说“鸟巢”是不可承受之重，但用钢量大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承受本身的重量，而且它的结构是匀称的结构，它是通过钢来分解到很多点上，就像一个扣着的箩筐，它的稳定性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

开启式屋盖是竞标的给予条件，当时没有这个盖就不能介入竞标，这是我们体育场最骄傲的部分。现在拿掉顶盖以后，这个建筑设计的完整性就发生了变化，设计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好碰的，越完整的设计它的每个细节都和主体结构有关，因为这个形态是由它的难度和准确性而完成的，我们拿掉以后它的外形还保留着，但这个外形远不如有盖的外形更加说明问题。就像一辆跑车，它设计了1个小时能跑500英里，当然如果你的路面只容许它1个小时跑30英里的时候，它也一样跑得比别的车好，但是它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附：二

四院士“上书”总理改变了“鸟巢”，但决策机制的改变无疑更重要

低调“上书”

曾经隆隆的推土机如今静止在那里。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中国国家体育场的施工现场，空旷的工地上除了生长的野草外看不到什么生机，有留守者证实说，自7月30日起，这座被称为“鸟巢”的建筑已被叫停。

导致“鸟巢”停工的原因，是一封直呈总理温家宝的信件。信件起草者就部分奥运工程“崇洋奢华”上书，质疑这些建筑“片面营造视觉冲击”，极大地提高了工程造价，并忽略安全、实用、环保等建筑基本要义。

有报道称“上书者为10名院士”，但据记者调查，只有4名院士参与。他们包括：建设部原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北方交大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以及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的一位院士、结构学专家。

“周干峙先生是这次上书的组织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为此他还征求了我的意见。”

王梦恕说，今年6月5日召开的院士大会上，工程院土木建筑学部有院士提议，应就奥运场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把相关意见整理后向有关部门反映汇报。而此间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建筑应遵守的“八字箴言”———经济、实用、安全、美观———恰恰为专家们的建议提供了依据。

7月，4名院士的信件递至国务院负责人的案头。这封信指出：由求大、求新、求洋而带来的安全与浪费问题，正在逐步成为2008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中的“硬伤”。当工程进入实质的施工阶段时，这些问题就表现得越发明显，其中尤以“鸟巢”为甚。它不但用钢指标惊人，建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难以保证，实属不必要的巨大浪费和冒险。

据清华大学一位着名建筑师称，“上书”本可征集上百人的签名参与，但4名发起者本着低调的指导思想，没有扩大其范围。

面对媒体的追问，这几位权威人士同样表现得非常低调。周干峙对本报记者称，“现在还不到出来说话的时候”。王梦恕说，“我们的建议是本着‘帮忙不添乱’的原则，既然政府已经接受了意见，不希望再有过多的炒作。”

但这种“低调”已经取得了效果。有报道表明，国家体育场的调整方案已形成，主要涉及去掉开启式屋顶和将口子开得更大两方面。哈工大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沈世钊说，“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公司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专家，已基本接受了现有的优化方案。

“鸟巢”与“巨蛋”的不同命运

同样是一批两院院士，在2000年6月10日，曾为国家大剧院上书中央。

那份建议书指出了大剧院存在的“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共分为五部分：一、设计中面积与造价的严重超标；二、造价高昂源于原设计的不合理；三、无法修补；四、国内外反对声强烈。而在信的结尾处，也就是第五部分，院士们特别指出：“这不是学派之争，而是科学的设计和不科学的设计之争，是建筑需要讲求功能合理、经济节约还是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传统文化之争。”

信后附有两院49位院士的签名，其中包括何祚庥、吴良镛、周干峙等人。

“遗憾的是，4年后的今天，形如巨蛋的大剧院已基本成型。”英国泰瑞法瑞建筑设计公司中国区董事、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吴晨说。

“一种追求新、怪、奇的建筑风气，从国家大剧院开始，已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何祚庥说。

“而本届政府履新后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包括其更为务实的作风，对社会风气有了改观。温家宝总理提出的‘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五个‘统筹’，也被作为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框架。在这种大风气下，院士上书和政府对‘鸟巢’的重新审视才顺理成章。”一位政治学者认为。

2004年，适当控制投资总规模，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坚决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也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的消息说，此次设计方案改变后，“鸟巢”原本38亿元的预算将减少到31亿。

事实上，目前所调整的奥运场馆不只是“鸟巢”，“瘦身”将涉及整个奥运工程。

8月4日，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的中方设计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胡越表示，该中心方案调整正在论证中。此前有专家指出，按照原有设计，中心四周的大屏幕视频会对周围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不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而且造价昂贵。而其中篮球馆上面三层的商业店铺可能会全部砍掉。同一天，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中方主设计师表示，北京有关部门已就“水立方”方案调整开过论证会议，但目前尚无正式方案调整的通知。另据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杜巍说，目前北京符合奥运会要求的游泳馆有1000多处，从中选择几十个作为奥运会的游泳训练场馆毫无问题，没有必要再新建游泳馆，这样可节省数十亿的开支。

官方称，利用现有场馆、新建场馆适当调整标准与尺度———此两项节约出的资金，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院士上书这件事的历史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希望这是城市建设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吴晨说。

北京奥运会该承载什么？

7月27日，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中共北京市委九届七次全会上表示，北京奥组委及其他相关部门必须牢固树立“节俭办奥运”的观念。这位同样以务实着称的新任市长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尽可能利用现有体育场馆，减少重复建设；二是新建场馆标准要适度，在满足赛事需要的前提下重新调整项目规划，千方百计降低工程造价；三是新建、改建场馆要充分考虑赛后利用。

事实上，2003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一次办公会议上强调了“节俭办奥运”的方针。有分析认为，这次“上书事件”是高层意向落到实处的重要契机。北京奥组委甚至希望205亿奥运会场馆建设投入能够再压缩20亿到30亿元。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北京奥组委设想之中的重大变化，可能包括将水上项目的赛地由原计划的顺义区改到通州区。

“相当长的时间里，北京奥运会承载了许多的东西———包括强国的梦想、富强的渴望、崛起的自豪等等，这当然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我们的一些理念偏离了当代中国人在刚刚富裕起来后应有的理性。”以保护北京四合院着称的学者华新民说。

国家体育场开建时，一位北京奥组委专业人士曾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开启屋顶的建筑，奥运“鸟巢”要孵“金蛋”。而耗资两亿美元的五棵松篮球馆大屏幕，同样计划建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屏幕。按照政府要求，北京奥运场馆的竣工时间原定于2006年底———这一时间表也曾被专家提出异议，因为“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一年半的维护，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难道办奥运就要抛弃许多原有的东西吗？”华新民说，“它只是为期20多天一次体育盛会，而北京的建筑、文化、民俗已经有数千年历史。”

8月8日，国际奥委会秘书处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称，“我们欣赏中国节约务实的办事方针，即将进行的雅典奥运会就是一届平实而热情的盛典。”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8日下午出席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时，就如何看待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暂时停工的问题时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国际奥委会对其场馆建设并不担心。

“贯彻勤俭办奥运，只会使工作做得更好。”8月5日，北京奥组委副主席蒋效愚对媒体称。

反思场馆决策过程

“场馆的‘瘦身’及‘节俭办奥运’理念的落实，是个不错的开端。”一位建筑界人士说，“但‘鸟巢’等建筑方案是如何通过层层筛选的，值得反思。”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关肇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拿“鸟巢”方案来说，关肇邺、周干峙和中国工程院沈世钊三位院士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他本人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13名评委中，7名为中方代表，6名为国际专家代表。但在7个中方委员中，只有3位院士为技术专家，另有2位委员为行政官员，2位为企业代表。“投票是无记名的，不过我们看见6个外国评委都是投‘鸟巢’。这样，只要有1个中国评委投票给‘鸟巢’，它就会中标。”他说。

周干峙介绍，在13个入选方案的最终评选中，第一、第二轮投票的结果，‘鸟巢’的设计方案都不是最优的。在第三轮，“中方某评委表示支持‘鸟巢’方案，紧接着6个外国人就蜂拥而上，说这个方案好。”

“从程序上看，整个过程无可厚非。”一位着名建筑师认为，“但程序是由人来操作的，选什么样的评委也是由人决定的。”

而在此前进行的市民投票中，共发放选票7000余张，收回6000余张，“鸟巢”方案以3506票获得群众评选第一名。吴晨认为，媒体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翻开那时的报纸，几乎所有文章都在宣扬‘鸟巢’的优点———新颖、奇特、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甚至说具有‘中国的冰花纹’，‘故宫的神韵’。而其他设计方案几乎只字未提，给受众带来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但也有媒体专业人士不完全同意这个意见，理由之一就是，第三轮投票选出的三个方案，曾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公开展览5天，上述的选票都是在现场发放回收的。

中国工程院一位院士认为，作为中国工程界最高科学咨询机构，中国工程院应对一些重大项目拥有评议权，这是加强监督机制的环节之一。毕竟，事后“上书”的效果不如未雨绸缪。

多少次的魂梦中见到微雨落花下的晏几道，徐徐地行走在红香满地的小径上，深情地呼唤着红粉佳人。他一路走来，泪水浸湿了双眼，孤独忧郁的背影让人见之不觉心怜。他用他的多情，为后人留下一首首精美绝伦的小令，让我们仿佛踏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晏几道出生于将相之家，其父为元献公晏殊。年幼之时便有才名，十多岁的年纪便得到仁宗皇帝的赏识，可谓是年少春风得意。虽然生于显贵之家，但晏几道并没有沾染上贵族公子骄横跋扈的脾性，而是刻苦攻读，给人留下一温情脉脉的书生形象。

虽然父亲晏殊官高至相，但晏几道的仕途却是极为坎坷，终生都是徘徊在官僚阶级的下层。晏几道性耿直，孤高自傲，但待人真诚。后来家道逐渐衰落，而他似乎还没有适应过来，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日子，致使生活变得艰难起来，黄庭坚曾在《小山词序》中言说：

叔原固人英也，其痴处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目：“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痴也。

晏几道无意于功名仕途，昔日在晏殊提携而富贵者诸多，然他终不愿俯下身来作乞求语，以他的才气再加上刻苦攻读进士及第应该不成问题，而他终不为之。元佑年间，苏轼因为黄庭坚在面前大赞晏几道小词绝妙，苏轼非常想求得一见，而晏几道却让这个文坛泰斗吃了闭门羹，并说：“今政事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他就是有这样的傲气，但却是要在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黄庭坚说他的“四痴”，成了一生真实的写照。

晏几道不仅仕途坎坷，还受过牢狱之灾。熙宁七年时，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反对新法，触怒了当权者而被拘禁，与郑侠平时来往密切的人由此一并被问罪。晏几道与郑侠颇有交情，由是被牵连入狱。后有人在郑侠家中搜得晏几道诗书一封：“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当权者见诗中后两句，便将晏几道释放。虽然这次事件有惊无险，但对晏几道的精神上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仅有辱门楣，平时对他偏爱之人尽离他而去。

由于在生活中的种种不称心及仕途的落魄，让他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验与思考，不似晏殊作词那般温润秀洁，晏几道词则满含了对世事的沧桑之感，真挚深切，感人肺腑。然而他描写的多为儿女相思筵前酒边的风花雪月，遂遭到了时人的诘责。《邵氏闻见后录》记载：“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晏几道能放低姿态将词作进呈府帅韩维，足见他对韩维的敬重与信服，但由于他的”才有余，德不足“最终让韩维失望了。

晏几道作词极是凄清，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中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又说：“小山矜贵有余”。虽然晏几道词多绮艳之作，但华而不俗。如果将花间词喻为披金戴银之少妇，那么小晏词则为清纯丽质之少女，自是泾渭分明。吴梅在《词学通论》中说：“艳词以自小山为最，以曲折娇婉、浅处皆得也”，这是小晏词的风格，同是写情，却可以写出一番深情，一番真情。将他的那颗饱受感情折磨的拳拳之心展现给世人，让人为之叹惋。

词人中最是痴情者有三人，南唐李后主，北宋晏几道，清初纳兰容若，各有自己的情深之处。家道的中落、红颜的离去、故友的不逢、生活的艰辛，这一切让晏几道识尽了世事炎凉物是人非，也给他的作品染上了一层凄伤的色彩，读来犹使人动怀。

晏几道在《小山词》的自序中说：“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抚然，感光阴之易逝，叹境缘之无实也。”世事恍若昨梦前尘，让晏几道觉得人生极是虚幻，光阴逝去之时，剩下的只有两鬓白发，真是浮生若梦。他又说：“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工以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吾三人听之为一笑。”莲鸿蘋云，她们的一笑一颦、她们的一歌一舞，在晏几道的心中刻下了不可抹去的痕迹，斗草阶前的微笑相迎、曲水侧畔的含羞相见、琵琶弦上的诉说相思，在他的魂梦中频繁地浮现出来，成为晏几道一生所恋，他梦中的这些情语，真个是“情至深、俱是怨”，不忍卒读，试看他的千古名篇《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今日之景忆出昨日之情，梦中去寻昔时的相约之地，发现是院台高锁，人去楼空。重重的帘幕还是遮不住相思之情，酒醒之时，只觉一片凄清寂寥，言不尽的惆怅与失落，

晏几道词多是这些别后梦中相思之作，人生在世的不称意让他沉浸到歌舞酒乐之中，但他和歌女的感情是真实的，甚至有些成为生死之恋。但这种感情又是不现实的，相别之后，只能将自己全部的情思寄托在她们身上，不论是相思，还是追忆。他在梦中试图找到灵魂的慰藉，但是醒来之后，更加失落。看他名篇《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缪铖先生曾说晏几道作此词在承年之世，与久别的心爱之人重逢，所以轻灵婉转。如蜻蜓点水，空际回翔，如平湖梦凤，微波荡漾，所以妍之至。一语道破晏几道那颗殷切之心。能和红颜知己重逢当然是喜事，但是他的一生中离别是多，所以晏几道极尽相思，梦中之语凄伤哀婉，惹人垂怜，看他的《鹧鸪天》：

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

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

谢灵运有诗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而晏几道见到的却是年年岁岁的秋草在陌上衰而又生，登楼远眺，唯见欲坠之斜阳，夕阳无限好，可惜已近黄昏。青春已逝，欢情难再，只留下孤独与痛楚相伴他的余生。云山渺渺，江水茫茫，何时才是两人相见之期，真的是要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了。

晏几道苦思不得，便作怨词，一个人的执着也自无味，何必要这样来伤害自己呢。还是不要把笔墨和眼泪洒在这精美的信笺上，看开为好，人世间的情爱如浮云一缕，但愿这个贵公子能够参悟。

除了这些相思之作外，晏几道还有一些惜春怀春之词，因其为情痴之人，多愁善感，见到物事的变化也会骤然心伤，所以写起来亦是显得情深意长，见其《玉楼春》：

东风又作无情计，艳粉娇红吹满地。碧楼帘影不遮愁，还似去年今日意。

谁知错管春残事，到处登临曾费泪。此时金盏直须深，看尽落花能几醉！

东风的无情，春花的逝去，让人怨恨不已。碧楼帘影中，他见此衰景又生出一番愁绪。刘希夷作《代悲白头翁》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曾因此句被舅舅宋之问屈杀的事情还绕在心头，晏几道见了何曾又不是极其伤感，与其伤悲，不如在落花残影中拼得一醉，又是何妨。

晏几道晚年之时尚存高洁之志，蔡京权倾天下之时，曾数次遣人请晏几道作词。晏几道推辞不过作两首《鹧鸪天》，却是只说天下太平之景，而无一点奉承之意。

晏几道虽然沉缅于歌酒风月，浪迹于绮罗脂粉，然他付出的皆是一片真心，不似一些狼蝶狂蜂，游戏情感。潇潇暮雨之中，似又看见晏几道那一缕清影，在落红满地的小径上作山鬼般断肠的吟唱。

【小传】晏几道（1030-1106） 字叔原，号小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晏殊幼子。较之其父，更工于言情，词风较为沉郁悲凉，为后世喜工丽词语的文人所激赏。有《小山词》。

1985年1月6日，《纽约时报书评》刊登了米兰。昆德拉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变奏的导言》，是作家为其剧作《雅克和他的主人》写的序。这篇文章重复了他对欧洲小说的独特看法，强调了从塞万提斯、斯特恩、狄德罗到布罗赫、穆齐尔和贡布罗维奇等人的这一变奏。昆德拉这样谈到其剧本的创作经过：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他的作品遭到禁止，他本人也失去了生活来源，这时有个导演朋友想要帮助他，让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改编成剧本，但当他重读一遍这部作品后，他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夸张的姿态、黑暗的深刻、富有侵略性的伤感的世界，都使我很不舒服。突然，我感到一种对《宿命论者雅克》无以名状的痛切怀旧。”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把狄德罗的这部作品改编成剧本，让幽默的雅克和他的主人在两百年后重新上路，继续西方小说那种自由的旅行。

昆德拉声称，他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其作品的美学价值，而是他小说中的“氛围”，那是“一个一切都变成了情感的世界。换句话说，在这儿情感被拔高到了价值和真理的地位”。为了证明这一点，昆德拉讲述了本人的一段经历，苏联入侵捷克的第三天，他驱车前往布迭约维策，路上遇到苏联军队，在检查了他的车后，一个军官对他说，这全是场误会，“你必须认识到我们爱捷克人，我们爱你们”。昆德拉并不认为那个军官是在说假话，他由此得出结论：“人不能没有感情，但是当感情本身被视作价值、真理的标准，以及各种行为的正当理由时，它们就会变得令人恐惧。最高尚的民族情感随时可以为最恐怖的东西辩护，而心中充满抒情激情的人会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

在这篇文章中，昆德拉指出了两点：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特征，二是西欧与俄罗斯两种文化精神的根本差异。在昆德拉看来，自文艺复兴起，西欧人的情感已经被理性、怀疑、游戏的精神和事物的相对性所平衡，而俄国的历史恰恰缺乏文艺复兴的洗礼，遂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俄罗斯精神的奥秘就在于它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不平衡，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导致了俄国革命，也给东欧各国带来了灾难。

这篇文章谈的是文学，但却涉及当代世界的重大主题。彼时正值冷战高峰，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西方正处在惶恐不安之中，对俄国革命成因的任何探询，都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作为一个著名小说家，又是来自被苏联入侵的国度，昆德拉对这场革命的文化学阐释堪称适时。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作者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各种杂志封面上，许多知识界人士也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其中，来自苏联流亡作家圈的反应尤其强烈。同年2月17日，俄裔诗人、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说昆德拉错了》一文，对此做了激烈的反驳。

布罗茨基首先指出，昆德拉的观点是出于历史的必要性，而不是出于美学的必要性。文学与政治是不同的，文学有其自身的活力、自身的逻辑和系谱，它比政治和历史提供了更完整的人的概念。“如果一个人要让历史为他的美学负责，历史就会从他的脚下溜走。这样，一个人就会使艺术服从于一个信条、一个哲学体系、一个群体利益以及一个意识形态的束缚”。一个政府可以把艺术视为工具，而一个艺术家则不能这样，他不能以历史的必要性为其言行辩护，他应当坚持美学的必要性，“如果文学具有一种社会作用，也许那就是要展示人的最大参数，人的精神的最大值”。换句话说，昆德拉是以政治立场代替了文学批评。两年后，布罗茨基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在演讲中又几乎重复了这一基本观点。

关于理性与情感在历史上的作用，布罗茨基认为，昆德拉的阐释也不是事实。二十世纪种种暴行，并不是以爱的名义，而是以历史必要性的名义犯下的。“历史必要性的观念是理性的产物，并由西方传到俄罗斯。所谓高尚的野蛮人、坏的机制阻碍了人性固有的善、理想的国家以及社会的正义等等观念，无一是发源或兴起于伏尔加河畔。人们也许会极力抵制这样的诱惑，即把十八世纪巴黎沙龙里那帮不负责任而又富有才华的寄生虫们，看作是现代警察国家的起源，但是人们却不会忘记，《资本论》正是由德文译成俄文的”。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西方理性都没有遇到过像俄罗斯那样强烈的反抗。这一反抗“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又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大恐怖的浴血，甚至迄今尚未结束”。

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描写的也不是情感本身，而是“情感的等级”。这些情感都是对思想的反应，尤其是对从西方舶来的理性的反应。小说中的俄罗斯结局大都是由发生在西方的事件所引发的。梅什金公爵是从西方回来后发疯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也是从西方获得他的无神论观念，西方还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源泉和阴谋的所在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是一个精神的实体，所以他的主旨就是为人的灵魂而战。通过小说，他描写了存在的信仰与功利之间，人心在善与恶两个深渊之间的摆动。今天，人们在高度赞扬理性的时候，应当自问，理性是否对人能有真正的发现。这也正是文学的一个伟大主题，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题。布罗茨基认为，由于昆德拉坚持从他的经验自我中得出的结论，拒绝一个更宽广、更丰富或更具洞察力的人的概念，他作品中那些“受伤的理性主义者”反映出，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民族，都缺乏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

分歧的双方都是世界级作家，在布罗茨基看来，艺术表现了更加普遍和丰富的人性，政治是可变的、偶然的，文化则是普遍的、稳定的，不能从历史（政治）去解释艺术，也不能从历史（政治）去解释人性。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把复杂的人性简单化。而昆德拉则认为，政治与文化不能截然分开，在政治生活中能找到的，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也能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状态便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然而，这场分歧看上去并不像是在争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如我们所知，昆德拉一贯反对文学与政治走得太近，提倡一种具有游戏精神的写作，而布罗茨基继承的俄罗斯古典传统，反倒是常常模糊文学与政治的界限，主张用文学来表现社会主题。他们的分歧，其实是围绕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昆德拉看重理性，布罗茨基则看重情感。

这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由来已久。早在十八世纪，席勒就已经区分了素朴与感伤两类诗人，素朴的诗人不为实际生活所困扰，不在艺术中去寻求个人拯救，感伤的诗人则反是。不过，在席勒那里，其间的差异更多还是出自个人秉赋，到了昆德拉与布罗茨基，这两种不同文学倾向却上升为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那就是，西方人是理性的，俄罗斯人则是情感的。而当他们坚持这种理性与情感的二分法，并以历史作为论据来维护自己的文学倾向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双重的误解。昆德拉误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罗茨基又误解了昆德拉。

然而，在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俄罗斯作家看来，苏联奉行的历史必然论、计划经济，以及社会的严密组织和控制、权力斗争的功利主义等等，全都是西方科学和理性的结果。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界开始接受西欧思想，尤其是深受德国黑格尔一派哲学的影响，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目的的过程，人类可以借此规律的掌握，建立一个普遍理性的和谐社会，而个人在普遍理性面前只有顺从。这种理性产生了两个结果：人既是人的目的，又是历史的工具。西方主义者别林斯基就曾一语道破这种理性的历史奥秘：“我开始这样来爱人类，为了使人类的极小部分成为幸福的人，我认为要用火与剑消灭其余的人。”尽管俄罗斯没有西欧文艺复兴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但却有着东正教强烈的人性意识。正义感与同情心使他们憎恨农奴制和专制君主制，接受了西欧的无神论和解放理性。

俄罗斯精神的实质是拯救与不朽，是对苦难的敏感和对自由的热爱。这一问题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的“真正的俄罗斯问题”。但是，像他那样坚持不朽与自由的观念，不会产生古拉格群岛。真正导致这种残酷的是正义的激情，而不是自由的激情，是别林斯基的历史理性，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情感。而且，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而痛苦地预见了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是如何放弃自由的历史心理过程。

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代表，无论是西方哲学家还是白银时代的俄国思想家，都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一不可调和的矛盾结合体。布罗茨基所说“情感的等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位作家的新视角，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反映的信仰与功利、情感与理性、善与恶的冲突，并不是他个人的内心冲突，而是俄罗斯道德情感对西方理性激情的反抗。作家早年曾出于对平等的追求，信仰西方的社会主义，由于当众朗诵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被判流放十年，后来他转向俄罗斯东正教，起而反抗人的自我崇拜，指出理性是恶的根源。在《群魔》中，那些“富有侵略性”的革命者都是崇尚理性的，他们“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试图通过暴力建立起一个新社会。但是，“理性从来也不能确定善与恶”，它只追求目的而不择手段，从而导致情感的崩溃和疯狂，并威胁到自由。探讨自由与正义之间的平衡正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别尔嘉耶夫指出，作家在小说中提出“人神”（人的神化）和“神人”（神的人化）的概念，前者通向自由的否定，后者通向自由的确认。通过宗教的人道主义化，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发现了关于人、正义和自由的新学说。人不是罪人，但也不是最高目的，人是人性和神性的结合，这样就既保证了正义（平等），也避免了因正义而取消自由。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应该在宗教和道德的基础上去改造生活，实现社会正义。

如此看来，作家的思想本身并不矛盾，是其复调对话叙事使他的思想显得矛盾。按照巴赫金的出色分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又不相融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它“联系着一种新的艺术见解，即不把主人公的思想等同于作家本人的思想，而是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声音表现出来”。不同主人公的主体性和作者的主体性往往既是对立的，又是独立的，他们的观念被作家客观和深刻地表达出来（甚至往往比观念的实际发明者展示得更彻底），这使得熟悉独白式叙事的论者常常产生误解，以为书中主人公的观点都是作者的观点，并以二律背反来解释这种矛盾。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其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就有一段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其中最深刻地表达了作家关于正义和自由的学说，但由于误读，加之大法官与基督的“对话”又是通过独白来进行的，就连弗洛伊德、别尔嘉耶夫这样的智者都认为，宗教大法官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而没有意识到“他仍然是一个不等同于作家立场的独立的声音”。

实际上，宗教大法官正是理性的化身，他的最高理想是以耶稣的名义，在世上建立一个“和谐一致的蚁窝”，一劳永逸地解除人间的苦难，为此必须拿起恺撒的剑，并剥夺人民的自由。在恺撒的世界里，面包和自由不能兼得，面包是人的基本追求，而自由只是天上的价值，它的存在将危害平等和正义，要在地上建立幸福平等的天堂，使人人都拥有面包，人民就必须向统治者让渡自由，压制自由正是为了使人们幸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舍弃自由意味着痛苦的减轻。自由不仅不能当面包吃，甚至还是一个无力承受的负担。他们无法理解自由，无法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即使他们后来发现，统治者并没有将石头变成面包，只是把人民的面包抢下来又分给他们，他们也会充满感激，并认为这就是自由。正如大法官对基督所说：“这些人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他们完全自由，而实际上他们自己把他们的自由交给我们，驯顺地把它放在我们的脚前。”

从大法官的话里可以看出，基督代表的是自由的信仰，其中也寄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那就是，在上帝的世界里，自由（人的神性）高于平等（人的人性），它会抬高人的精神，但自由只是一种价值，一种爱，一种责任，与功利无关，自由的形上根据是上帝和灵魂不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曾指出：“灵魂不死的观念乃是生命的本身。”自由的爱便是建立在这一“更高的理念”上，而不是宇宙和谐的理性法则上。作者借书中伊凡的话说，如果没有灵魂不死，“也将没有所谓不道德，一切都是可以做的”。然而，用剑实现的自由就是不自由，强制的幸福就是不幸福，“因为最高的和谐并不是眼泪”。所以，自由的信仰拒绝许诺地上的幸福和面包，也拒绝展现旷野的奇迹、神秘和权威，以换取人民的拥护。人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凭着心灵对善恶做出自由选择，选择是痛苦的，但你必须去做，并在追求自由中体验到人的全部尊严。

从理性的角度看，大法官的话是深刻而合理的，但从道德的角度看，他的话却充满了对人的蔑视。整个“对话”过程中，基督始终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听着。最后，这位重返人间的囚犯走到大法官面前，吻了吻他，然后就消失在黑暗的大街上。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其中的寓意：第一，大法官已经把基督的真实想法全部说了出来；第二，基督要人类自己作出自由选择；第三，大法官关于人害怕自由的话语雄辩有力，基督意识到人类将会再次入魅，因为要是没有了上帝和灵魂不死，理性就一定是对的，自由就一定低于平等，人类只能通过苦难去重新体验上帝的存在和自由的宝贵。这，就是基督默默无言的原因。难道他的最后一吻不是包含了巨大的同情吗？

按照一般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转变是由于他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实际上，他的转变更是缘于农奴制改革。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下，宣布废除农奴制，此后又相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财政改革、教育改革、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等。这场资产阶级的改良加速了俄国经济的发展，“在俄国，农奴制崩溃以后，城市的发展、工厂的增加、铁路的修建越来越快了。农奴制的俄国被资本主义的俄国代替了”（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18卷，第10页）。但此时的俄罗斯，改革已不能满足民粹派对社会平等的要求，他们认为，农奴制改革只是一场掠夺式的改革，远未解决实质正义和社会平等。一批年轻的平民革命者更是采取了爆炸、刺杀等恐怖手段，试图动摇沙皇政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尽管社会仍然存在着非正义和不平等（他仍然关注着这一点），但广大农民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具有了最低限度的个人权利，地主再也不得随意处置和买卖农民，俄罗斯社会最大的非正义已经解决。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已经不是沙皇政权，而是“从革命中产生的魔鬼”。在绝对的自由与绝对的正义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前者。他不能赞同别林斯基的话：“社会永远是正当的，并且凌驾于个人之上。”但如果说，别林斯基那一代理性主义者给后世带来了灾难，他们至少还表现出高贵无私的品质；而在1861年以后，在绝对正义的口号下，某些民粹革命者的集权野心和残暴行为，就已经威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珍视的个人精神自由。这就是作家后期转向斯拉夫主义、提倡宗教宽容和博爱的根本原因。正如宗教大法官的隐喻，在沙皇制度下是丧失自由的问题，在新的集权统治下则是丧失对自由的欲求的问题。

有两种情感，一种是追求平等的情感，另一种是追求自由的情感。这两种激情都深深地存在于俄罗斯人心中。如果说别林斯基更偏重于平等，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偏重于自由。而昆德拉的误解就在于，他混淆了这两种情感的区别，也混淆了理性激情与宗教情感的区别。

相比之下，布罗茨基对昆德拉的误解则要小得多，但也更重要得多。这就是说，他没有同样划分“理性的等级”。按照迄今为止某种含混的说法，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凡基于“我思”的观念，都属于一个被称为理性的东西。但实际上，围绕着人的理性是无限还是有限，西方理性是向着两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是欧陆的理性主义，奉行理性至上，和谐与必然是这一理性的形上核心。理性主义认为，世界存在一个和谐的终极目的，人类理性可以通过对必然性规律的掌握，经由人的历史行为达到这一目的，自由则是对这一必然的认识。在此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完成这个宏大使命，命定落在某个特殊的民族、阶级或国家肩上。而且，由于所有的价值都是和谐一致的，只要很好地组织社会，各种人类问题都能获致最终的解决。显然，这种浪漫理性更容易被滥用，演变成以自己或集团的欲求为目的，以他人为手段，使人的解放变成人的奴役。

另一个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美国的宪法制定者，大都属于这一派。经验主义认为，世界不是终极和谐的，理性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不同的真理之间可能互相冲突，我们只能在诸多真理之间加以选择和转换。所以，经验理性一般不谈形而上问题，也不谈终极价值和目的，而是从事实和常识出发，认为追求幸福才是自由的基础，奉行快乐即善，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同时又注意均衡和制约。这一派理性把社会看成是自发状态，怀疑人性的至善，也不相信任何美好社会的许诺，尤其是压制个人自由的制度安排。思想家伯林就说过：“强迫经验自我去合于哪怕是正确的社会模式，都不是解放，而是暴政。”由于他们总是站在常识立场上思考问题，反对权威和体系，其思想往往是片断的。这种理性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社会实践中却证明更符合人性。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昆德拉也曾迷恋过浪漫理性，在早期作品中也曾欢欣鼓舞地迎接过新时代的到来，但在经历了布拉格之春后，他感受到俄罗斯人的非理性重负，想要重新发现十八世纪西方的理性精神，那就是“理性和怀疑的精神、游戏的精神以及人事的相对性”。在其文论中，昆德拉总是强调世界的多元和相对，事物的不确定性，称自己是“这个陷入极端政治化的世界中的快乐主义者”，并从美学上对极权思维作了批判。对于历史必然论引领下的革命和乌托邦理想，他把它归于人类的一种形而上激情，一种追求“不朽”的抒情主义，即对价值或意义的迷思，并用源于德国的一个词“刻奇”（Kitsch）来指称它。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只是极权国家的精神特征，而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如贝多芬“必定如此”的音乐，欧洲诗歌的抒情传统，已经有着这种排斥经验生活，排斥“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绝对激情。与诗歌相比，小说的精神则是复杂、不确定性，它与极权的绝对思维决不相容。昆德拉的小说是幻灭的，人物往往表现出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充满对价值或意义的解构。由此看来，昆德拉实际上是从经验理性出发，去反对浪漫理性的迷狂，“存在的被遗忘”。从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的布罗茨基，反对的其实也都是这一理性。

由于没有分清两种理性，因此当布罗茨基指责昆德拉时，也像昆德拉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瞄准对方的箭矢最终却射向同一个靶子，仍然陷入不是理性就是感情的二元思维，简化了欧洲文明的概念。

理性永远不能穷尽大千生活和人的心灵本身，对此的迷恋只会导致情感的失序。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昆德拉感受到了。仅以追求自由而言，昆德拉所信奉的东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差别并非想象的那样大，他们都认为自由高于平等。洛克认为，自由是源于对幸福的追求，但其自然法理论也预设了神的存在。阿克顿也说过：“没有任何国家在缺乏宗教的状态下是自由的。宗教产生并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如果人们不是被责任所守护，他们必定被担惊受怕所包围。他们越是担惊受怕，他们就越不自由。”但是，由于后期自由主义（包括昆德拉）不再强调这一神学根据，所以也不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自由，而是着眼于实际功利，把自由仅仅看成是一种权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以及昆德拉的同胞哈维尔则认为，自由是源于上帝和灵魂不死，它是一种等同生命的价值。正是由于此，被压迫者才得以永远居于道德的高度，维系着这样的信念：追求自由是被压迫者的特权。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假如没有不朽的观念，宗教大法官就是公正的，只需要面包的生存权就无法驳斥，而“不自由，毋宁死”便是一句夸张的情感修辞，一个“刻奇”的姿态。

当人类思索时，上帝并不发笑，而是悲伤。

《三生影像》,(美)聂华苓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版,49.00元。

聂华苓有着极为传奇的一生。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从《自由中国》的编辑到著名旅美女作家，再到享誉世界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发起人，她的一生都与各种作家和知识分子分不开。在经她邀请到爱荷华的名单上，我们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当代著名作家的名字，从艾青到丁玲、萧乾、汪曾祺，从王蒙到莫言、余华、王安忆、阿城；台湾的余光中、白先勇、痖弦、郑愁予、陈映真、柏杨，等等等等。这个名单几乎就是当代华人名作家的一个图谱。

聂华苓的回忆录《三生影像》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聂华苓根据她在国内求学、台湾写作并遭政治迫害和在美国主持“国际写作计划”的经历，描摹了自己丰富而传奇的一生，同时记录了大量到爱荷华的世界各国著名作家的轶事。聂华苓认为，该书是她对于20世纪一个时代的记忆，“同时它还是一个作家的历史，一个女人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渴求生存的历史。”

这本书是我对20世纪的记忆

南方都市报：在《三生影像》里，根据你在大陆求学、台湾写作和在美国主持“国际写作计划”的经历，分为三个部分：“故园”、“绿岛小夜曲”和“红楼情事”。大陆、台湾、爱荷华这三个地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聂华苓：我1929年出生，在武汉长大，要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我们全家就住在日本汉口租界。我听的是日语，看的是日文。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就离开武汉，后来辗转到了四川。那时候四川跟现在不同的，那时候在四川我们被称为下江人，等于和四川人是两个国度的人。后来我1949年到了台湾，就是外省人。到1964年从台湾去了美国，是外国人。所以我总是和外籍有关系。我今年83岁了，我想这是三个地区不同的生活，完全不同。

我活过了20世纪，这本书等于是我对20世纪一个时代的记忆。有一点很特殊，我从来不涉及政治，可是政治好像一直缠着我。之前我一直没有感受到，可是我写文章之后发现政治真是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政治我才去了台湾，因为政治我去了美国，后来因为政治我又回来。

南方都市报：说到政治，书中的第二部分讲到你在台湾《自由中国》的经历。关于那一群知识分子的故事很令人感兴趣。那些年的经历对你后来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聂华苓：我是1949年24岁时到台湾的，一到台湾就参加了由胡适和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我是副刊编辑。在杂志社我是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女性，其他人对我的影响很大。《自由中国》杂志希望宣扬、改善台湾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希望一切都是革新，但不被那个时候的政府容纳，渐渐形成了对立的状态。1952年胡适公开辞去了《自由中国》发行人的职务。但我心里想他还是支持《自由中国》的。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雷震先生蒙冤下狱十年。我后来只好远走美国。

我在那里一共11年，个性得到了充分尊重，工作如鱼得水。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等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为人的风骨和做人的尊严。那时我很年轻，跟他们在一起我只有听的份。开编辑会最好玩，像毛子水老先生，他比较保守，而殷海光是少壮派，思想非常尖锐，他们俩观点总是对立的，开会就一直辩论，雷震就从中调和。旁听他们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那时最大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一生。

南方都市报：书里有一张照片，1949年你离开北平到上海后拍的，穿上旗袍和别针。你说自己是“死不悔改的布尔乔亚”。

聂华苓：当时刚刚从北平跑出去嘛。解放军进城，我们是看热闹这样看的，真的秩序很好，很整齐地进来。我那时跟王正路已经结婚了，他们家里几弟兄和父母在北平城里住在一起。我是一个南方人，那个时候南方和北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尤其我在家里是横行霸道的那种人，跑到北方一个大家庭里头做媳妇，早上还要给婆婆倒尿盘，客人来了还不能坐，那我怎么受得了。所以从哪方面来说我都要走。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遇到保罗。安格尔是在台湾了。

聂华苓：1963年我们在台北一次酒会上认识的。Paul转头望着我，仿佛是一见钟情。1971年我们结婚。跟Paul在一起，最大的幸福是我们很能沟通，有谈不完的话。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人。谈人，谈问题，谈哪个国家的作家，我们有共同的兴趣。我们俩都是第二次结婚，对婚姻有经验了。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首先要彼此相爱，然后互相体谅，这才是关键。

1991年他是突然去的。那时候刚好波兰的新总统给他和我一个国际文化奖，我们是领奖去的，高高兴兴去的。我们打算去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安排好了，突然在芝加哥转飞机的时候他倒下来了。我在机场到处找他，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晚了。很多去过爱荷华的作家们都在机场等着欢迎我们，我只好一个个打电话过去，不行了，他刚刚倒下了。心情就像死了一样，好多年的心情都像死了。后来就慢慢地清理他留下的稿子，编了一本关于他的童年的书。2003年，在他去世12年后，我居然写出了《三生三世》，也是死里求生挣扎过来的。

丁玲这么“左”有她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说起《三生三世》，这一次的《三生影像》是在那本书的基础上扩充的？

聂华苓：有很大的扩充，光各个时期的照片有284张，文章也增加了起码三分之一。可以说两本书是不同的内容。尤其是每个照片的说明我都花了很大功夫，我尽可能写得多一点，包含多一点的意思，要写出当时的情形和故事、事件和人物，蛮费功夫的。

南方都市报：“国际写作计划”就是你建议保罗。安格尔创立的？

聂华苓：1942年，Paul就开始主持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创作工作坊。他做了很多事，这个工作坊非常有影响。说起哪个作家是在爱荷华创作工作坊出来的，那几乎是一等的资历，比很多文学奖都更有含金量。

我去的时候，作家工作坊已经有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有一个印度的、一个阿富汗的一个菲律宾的，都是很好的作家。1967年，是在密西西比河的一条小船上，我和Paul在游河的时候我突发奇想，我跟他说，为什么不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把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家都邀请过来？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有全世界的一千多个作家来过爱荷华了。

南方都市报：因为你的参与，中国作家很多被邀请到爱荷华。

聂华苓：刚开始不行。像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就不可能有作家来。但1967年第一次我们就请了台湾的痖弦和香港的戴天。那时东欧的作家也不能去，不过我们是有邀请的，像捷克的、波兰的、匈牙利的、罗马尼亚的作家，我们就是一请再请。而且很多是被当局视为“有问题”的作家。不是说我们专门要请有问题的作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好作家，所以他们写的作品不容于他们的政府。尤其是苏联控制期间，这些作家或者被禁了，或者坐牢了。有一年我们邀请陈映真和哈维尔，他们俩都没能来成。很多作家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50多了，他们可沉默了好多年。

南方都市报：萧乾是大陆第一个到爱荷华的作家？

聂华苓：对，1979年，那年刚好是中美建交。那天我和Paul在阳台上喝咖啡，我们就很高兴啊，他说我们可以邀请中国大陆的作家了，我说是啊。我1978年跟Paul和两个女儿第一次回北京，中美还没有建交，中国也没有那么开放，那时候我就想请中国作家。我们到处探听丁玲和艾青，我翻译过反右运动时期的两大卷作家作品，所以我对大陆的作家，像艾青、丁玲、萧乾都有一定的了解，1978年来我见到夏衍就问丁玲在哪、艾青在哪，他说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不过你后来还是找到他们了？

聂华苓：是的，通过蔡其矫找到艾青。艾青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一条胡同，好窄的，车根本过不去，我们就下车走，一进去就看见艾青在太阳底下等着我们。艾青就跟保罗。安格尔拥抱，两个人都流泪了。进去就是一个小房，两个上下铺的木床，一个书桌。他先把抽屉打开给我看，“你看，这些年我写了这么多诗。”我们后来在他家照相，坐在下层床上，艾青就伸手顶着上层床板，说小心小心，床要垮了，地震震坏的。

后来我们出去吃饭，一进北海，就有人喊他“艾青”，两个都热烈握手。后来他跟我们说，是十几年没见的朋友。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出来、第一次上街。第二天他们来看我们，艾青给我一个小紫砂壶，他说这是“文革”以后我能剩下的少数东西之一，送给你做纪念。现在那个壶还在我家，我怕弄坏了，一直舍不得用。

南方都市报：丁玲是后来见的？

聂华苓：1980年。1978年我就到处打听她。1980年我和Paul到北京的时候，她正在住院。中国作协招待我们，我说我要见丁玲，他说我们可以安排。恐怕丁玲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平反，我跟Paul就很高兴地约好去医院看她，我们跑遍了整个北京都买不到花，最后买到一个装饰点缀的花篮，就带去了，她也很兴奋。她气度真的蛮大的。她跟我们说，我想亲眼看看美国，我说好，没问题，绝对邀请你，艾青是1980年来爱荷华，丁玲是1981年来的，王蒙1982年来。当然后来有各种知识分子批评丁玲，觉得她变“左”了，不够开明了。我倒觉得她有她的苦，要是从一个人的观点来看，她这么“左”是有她的原因的。她跟我是很好的朋友。

大陆作家的文字是有根的

南方都市报：我看到一张照片是年轻的王安忆和她母亲茹志娟一起到爱荷华。那时的王安忆是怎样的？

聂华苓：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批作家，1983年，那年从大陆来的是吴祖光、茹志娟和王安忆，台湾的有陈映真、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潘耀明宽厚，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

王安忆那时才二十几岁，刚发表了《本次列车终点站》，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家。她最引人注意，扎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她常常对她妈妈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她们的观点就像她们的创作一样，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她的好奇心也是最强的，特别想了解美国。所以我专门找另一个助教带着她参加各种活动，和美国年轻人接触。到美国对年轻的王安忆影响很大，她回国后给我写信，说这个经历对她的创作和人生都非常重要。

南方都市报：你是什么时候退出国际写作计划的？这个计划现在情况怎样？

聂华苓：我1988年就从那里退休了，保罗。安格尔的年纪比较大，我觉得应该跟他多花一些时间在一起。在此之前获邀的中国作家全是我提名的，现在能弄到经费的话我也可以提名。

现在这个计划主要面临的就是一个经费的问题。请一个作家恐怕要花15000美元。以前主要是几个教授捐的钱，最近只剩下两个人了，所以经费比较紧张。这都是要看钱的。现在有些欧洲作家他们有foundation基金，他们本国出钱让作家来爱荷华。所以我们希望你们的作协能够出钱给作家去。

南方都市报：你对当下的华语写作，比如大陆、台湾、香港的作家作品接触得多吗？觉得有什么不同？

聂华苓：也不少啊。你想当代作家，莫言、苏童、余华、李锐、刘恒、迟子健……一说就不少，他们都是去了爱荷华的。我过两天就去香港，香港有个红楼梦文学奖，邀请我做决审评委，就很有意思。我觉得大陆香港台湾的写作都不同。大陆的作家们，他们的文字就是从泥土里出来的，真是有根的。他们有的吃了很多苦的，现在就成了创作的财产了。有很想掘进泥土的气味。台湾作家就是比较沉思、比较内向的，就是慢慢地磨，语言跟大陆的也不同。这些年轻作家不像我们以前从大陆过去的作家，还带着原来的语言文化，年轻一代的台湾作家，对语言和技巧有自己的重新创造，所以就跟大陆不同。香港呢，比较西化，三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有朋友问：「怎么好久不见你在内地报刊发表文章？《南方周末》的专栏也断了好几个礼拜」。答案很简单，最近和谐为尚，我也接连被和谐了好几期。以下就是一个例子

全世界无产者不见了

虽然中国人曾经喜欢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我们对世界人民其实是不大感兴趣的。例如三年前在香港举行的世贸部长级会议，明明来了那么多世界各地的 工人和农民，明明有那么多代表弱势来自草根的团体；但当我提议某大传媒机构的新闻主管去采访一下他们时，他却不置可否。直到一群韩国农民和香港警方发生了 激烈冲突，这家传媒的记者才亢奋地跑到前线，把港岛街头当做战地，务求捕得最刺激的画面。

自从九九年「西雅图起义」开始，俗称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从来没有退潮过。只要那里有富裕大国召开高峯会，那里有跨国财团举办大型论坛，挟着「我们到处都是」（We are everywhere）口 号的示威者就会跟到那里。无论是世界经济论坛，世贸组织会议，还是八大工业国高峯会；这群反对派几乎无役不与，力图争取曝光机会，甚至直接举行破坏会议的游行。他们的背景复杂，议题不同，但一般学者皆以为这是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左翼大结合，是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主导的新帝国的 最新力量。

中国不只是世上最后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大国，而且有着丰富的反帝传统以及第三世界连结合作的经验；可是十年以来，这等国际级反帝资盛会却从来不见中国人的身影（少数香港代表例外）。不只如此，我们甚至连人家到底是谁都搞不清楚。因为中国的主流传媒和受众都不是很有兴趣，我们大可在国内反精英反权贵，但只要一到了国际场合，我们却变得比谁都精英，只关心最传统的大国政治和最保守的外交战略。

例如刚刚在日本洞爷湖落幕的08年度「八大工业国高峯会」，主流传媒最注意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加入其中，似乎都把这趟混水当成了国家地位提升的证明，丝毫没有想过这个会议的虚伪和霸道。至于那些示威者，我检索了一下中文网页，全是他们如何游行的花边，几乎没有人深入介绍他们的议题，分析他们反抗的理由。

在报道今年八大工业国高峯会时，最有内容的就是说一下会议的成果，批评一下他们怎样无心解决全球暖化，如何无力应付油价高涨。可是大部分传媒都忽略了「八国峯会」反对者的声音，如此一来，我们廉价的批评反而会蒙蔽了大家的眼睛，看不见「八国峯会」的很多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响应全球关切的危机，而在于它响应的方式。

比如说，一般传媒都会质疑美国等农业出口大国有没有增加对外粮食援助，好像只要它们援助的数额够大，就算尽到富国责任了；如果它们的援助力度不足，大家才 批评它们没有良心。如此取态根本就是被八国峯会集团设定的议程牵着鼻子走，毫无独立批判的能力。可是只要听听民间团体和示威者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所谓 「援助」其实是个陷阱。因为美国一向破坏公平贸易的原则，大量补贴本国农业，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结果养出了不少肥大的农产商团，打垮了第三世界的无数小农。

它现在的「援助」只不过是个掩眼法，先用钱买下本国农产品，再拿去转赠他国。于是美国的大农场主照样享受了国家给出的另类补贴，穷国的农业则始终无力自 立，不能竞争。请问，这样的援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不足的难题吗？也就是说，即使美国非常慷慨地大施援手，也不表示它真正「协助」第三世界的饥民。

自从「拉萨事件」以来，中国今年最流行的话题就是西方传媒的偏见和霸权，可是不知道为甚么，凡是在「八国峯会」这样的场合里面；在这种和国家尊严无关，但 却实在影响到了全球弱势平民的议题上；中国主流传媒和热血网民却突然变得很不在意西方主流传媒的偏向，并且很愿意跟着人家设置的路子走呢？

话说回来，幸好中国没有加入「八国集团」，否则说不定连仅有的示威花絮也要消失于中国传媒的眼界之中。你知道，那些示威者总是喜欢拿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开玩 笑；要是他们也把胡锦涛的样子弄得跟小丑似的，造成人偶拿去焚烧，那可是侮辱我们国家形象，伤害民族感情的重罪。到时候，所有批评「八国集团」为富不仁的话恐怕都得反过来讲了。不是他们突然都变得很善良，而是我们也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我这样的乡巴佬一直对北京人民有点崇拜，那是拜“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样的歌曲灌输之赐。北京已不是个地名，已成为一种政权认同的庄严名词。当然，它还以大一统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的多中心引为骄傲，其实这是极权制度下，将所有功能附着于一座城市上的畸形发展，借用学者简。雅各布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书名，来一个“北京的生与死”倒是挺不错的一个想法（王军的“城记”、梁思诚五十年代北京城市规划有点这个意思）。不过，这里我并不想宏观地讨论“北京的生与死”这个问题，我主要是想说最近我挺同情北京人民的，就像北京出租车司机遇到外地乘客，会来一句“某某人民还过得好吗”的领导式的关怀。一个奥运会把皇城根脚下的人民群众给逼得——如同小品演出，“杨白劳！看你把黄世仁给逼得！”——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看；这也要检查，那也要搜身；而且华洋之别的不同对待，令人心惊。一个和吞稀饭比赛（请用百度与狗狗查看拙文“奥运会与吞稀饭大赛”）没有什么两样的奥运会，一个游戏而已的运动会，不仅使许多人的利益受损（如相关商业利益受损），更主要的是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不方便。任何时候，凡是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之安稳、舒适的行为，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可疑的。

奥运会本来就是一场游戏一场娱乐，却鸡脚神戴眼镜——假充正神，硬把游戏搞成开会念文件般，了无生趣，弄得人民不能随便娱乐。其实北京人民（当然也包括所有的中国人）不能随便娱乐，也不是从今日才开始，真可谓其来有自。年来颇注意四九年国祚鼎革时，诸多方面如日常生活、人物命运、彼时政策等的变迁，从中窥看出新朝各个方面的“新”，有利于了解历史的延续性。比如一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五日由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张友渔发布的“北平市公共娱乐场所管理暂行办法”，就有些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在里面，可观风俗与制度迁衍。彼时的公共娱乐场所，只有戏院、电影院、书场、杂耍场（含露天杂耍场），说明由于技术限制等原因，娱乐场所的确不如今天丰富，但不得随便娱乐精髓却从来都没有变过。“娱乐场所遵守下列各项：（一）凡经禁演之戏剧歌曲及未经核准之影片一律不得出演（二）未经公安局核准不得私借他人集会或出演影剧……（四）娱乐场所之营业时间按季节由公安局统一规定……”，另外，“娱乐场所内遇有下列事项应立即报告维持秩序之公安人员或该管公安分局核办（一）有形迹可疑或知其为反动份子者……（四）有遗忘物品者……”（北平市军管会 北平市人民政府《政策法令汇编》，西南服务团办公室1949年9月第159至160页）。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原来，他们的口号里要服务的“人民”，都是嫌疑犯。也许你会说，这是非常时期。那好，现在哪个时候改变了把人民当成嫌疑犯来对待的思路呢？非常时期如奥运会（奥运会本来不应该如此非常的）只不过是放大了他们一贯把民众当成嫌疑犯的内在思路罢了，否则他们对人民的防范为何如此严密到令人心惊的地步呢？

1949年8月5日，颁布不得随便娱乐的法令的时候，那时还是“北平人民”，而且用的纪年还是中华民国，但其实质内容，早已是与时俱进的新朝产物了。在城市和纪年都没有改变的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规定了一座“大城市的生与死”。他们管制社会的密不透风，让你不敢大声出气的能力，真是迅若风雷。善于阅读这些严苛峻法的人，必然股栗而心跳，没文化的人普通老百姓想得不多，而知识分子也被“新面貌”给迷住，丧失了解读这里面蕴含的恐惧信息，还自以为于兹过上了光明坦荡的幸福生活。其时离将凤凰变成鸡的改造学习，只有短暂的几个月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一般知识分子，根本无从知晓这些法令，这些法令只是他们握在手中让你服从的“机密”，让你在“天威不可测”的恐惧中，深刻理解“人民不得随便娱乐”的精髓之所在。

2008年7月30日7：51分于成都

中新网七月二十八日电 今日下午十五点三十分左右,在昆明六十四路公交车到达王旗营终点站时,一名昆明寻甸籍民工手持汽油桶和打火机,扬言自焚。

据警方介绍,公交车甫一停定，该名男子即称欲自焚。短暂僵持后，该名男子要求乘客全部下车。随后，其被男性公交司机劝服。

警方称，“这名男子恐因打工未拿到工资而产生自焚的想法。”警方还表示，“在公交车上，他只是宣称要自焚，但没有进一步过激行为。”

截至记者发稿时止，该男子已被警方带回警局接受进一步调查。 (本文来源：中新网 作者：刘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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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没造成什么太严重的后果，可是，根据广州规定多次寻死扰乱公共秩序者将被劳教说到的，“广州市公安部门称，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处罚，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目前此法收效显著。”这个没实施自焚的男子，多半是要受到惩罚，昆明不会比广州更和气。我很想了解的是，在他送去劳教之前，能不能得到拖欠的工资？如果不能，那在劳教结束之后能不能拿到？如果还是不能，他下次真的挟持人质自焚，成为名正言顺的恐怖分子，谁的责任大一点？

换言之，一个人拿不到工钱，即使开始是“自杀秀”，若持续拿不到工资，其中很多人也可能演变成真的自杀，让公安部门满意，或者，或者，或者……索性杨佳一下。种种后果如此不堪，为何迟迟不愿帮人领到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