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6月30日，“翁安事件”刚刚发生两天之后，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就到了翁安，值得称赞。这显然是受了中央应对汶川天灾事件的正面影响，总书记和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为他做了榜样，相比之下，他到事件突发地点已经有点晚了。

遗憾的是，他的脚慢，嘴倒挺快。下车伊始，结论就下来了：“‘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

如果他的这个结论是对的，那他后来做的就错了：罢了“我”县党委书记和县政府首长以及县公安局长、书记的官。这不是在做黑恶势力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吗？他们顶多拆房，你却在撤官。

说法和做法只能有一个对。我相信石督抚是说错了，做对了。经过记者查明的事实是，事件的真实起因，不是黑恶势力在公然挑衅政府，而是在公然勾结政府。据《南方周末》记者采写的《翁安溯源》报道，被黑恶势力插手的玉华乡（李树芬的老家）磷矿企业，造成严重的水源污染，和水源枯竭，村民饮水困难，庄稼绝收，屡次投诉，矿企和政府都不予理睬。好不容易盼到县政府的工作组来了，却不解决问题，被堵三天三夜之后走了，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一个月后，县政府通知村民代表到县里开会协调，结果却被设了“鸿门宴”，县公安局突然来了，带走11名村民代表，其中有7人被判刑。这回，这个矿区的许多村民积极参与了“6.28”游行。

省督石大人用自己后来的做法纠正了自己先前的说法，表明他有学习能力，这不简单，是整个执政党在自我改造方面获得进步的一个案例。这个执政党的传统合法性来源之一是宣称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真理，如果是这样，学习就是多余的，老爷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永远是先生，不会做学生。从“让个体户倾家荡产”到“个体户可以入党”，这个党开始学会了学习。学习是什么？学习就是承认自己可能做得更好，换句话说，当下或以前可能做得不好或不够好。这虽然和公开承认自己犯错误还有一段距离，但已经不是鸿沟。

从翁安事件可以总结的到的一个教训是，既不要给党和政府抹“黑”，也不要给寻求公正的民众抹“黑”。

2008年7月11日

在历史的各个侧面，隐伏着无数双沉默的眼睛，只要有一双眼睛摄取了历史的镜头，并记录下来，后人就多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与官方历史总是着眼于实际政治利益不同，个人的记忆和叙述常常透过自己的眼睛，经过内心的沉淀，即便这中间也有过滤、有遗忘、有不够准确之处。一句话，私人记录中往往传递出难能可贵的真实细节，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便能击穿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便能把多少年来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在权力仍垄断历史，历史的书写依附于权力的制度环境下，个人回忆录变得十分重要。共产党夺取权力、掌握权力以来的历史，至今还笼罩着权力确立的尺度之下，权力的帷幕仍遮蔽着大量历史的真相。真相逐渐揭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重新获得自我解放的过程。

以《党史笔记》受到知识界推重的何方先生少年时代进入抗大，从延安一路走来，他一生的经历丰富而复杂，在驻苏联使馆、在外交部，他曾长期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目睹并身历了权力舞台的风云变幻和上层政治的诡谲残酷，人性在革命的旗号下的扭曲和异化，他作为一个革命的螺丝钉的命运遭遇……70年的风雨仓皇，他就是红色大门内的一双眼睛，他看到了许多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以反思的心态，回忆生平的所见所闻所历，他的自述因此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张闻天曾是遵义会议推出来的中共头号人物，是一个书生革命家，心地比较干净，在政权到手之后，却为毛泽东所忌，先是外放使馆，再是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欲改行而不许。所谓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更可怕的是毛泽东喜怒无常、朝令夕改、不可捉摸，在这样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现代君王之下当差，难度可想而知。周恩来主管外交事务，无时不诚惶诚恐。何方回忆，不用说发出去的电报，就连一些重要宴会的邀请名单和菜谱，周都不敢做主，要写上“请主席批示”送呈，毛画圈或修改后才算数。

1958年炮打金门，北戴河会议上明明定下了解决台湾问题“两步走”（即先收回金门、马祖，台湾、澎湖过个十年、二十年再说）的方案，毛泽东一转眼又要变“两步走”为“一步走”，“强调对美帝的‘绞索’政策。因为金马离大陆近，我们想什么时候惩罚，就可以打一阵子炮。台澎离得远，打炮构不着，‘绞索’就断了。”王炳南在不知毛的变化之前把前一方案透露出去了，毛大怒，亲自拟电批王“胆大妄为”，指名王炳南，实批周恩来。周知道大事不妙，赶紧检讨，说毛的批评的“暮鼓晨钟”。

周贵为总理，却形同旧时大家庭的小媳妇，时不时要受委屈。1958年2月何方随周出访朝鲜，周在欢迎会上喝了40杯茅台酒，对于敬酒来者不拒，喝完酒还跳舞，在看文艺演出时，“竟然自己跑上舞台，唱了一段《兰花花》，还拿起大红旗舞了几下。”事后，他才知道周在南宁会议上挨了毛的严厉批评。

更可怕的是，周恩来他们的日常规律也被迫跟着毛的昼夜颠倒的作息习惯转动，“独行其是”的毛个人白天睡觉、晚上办公，“不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得照此办理。核心以外的领导人也是时刻准备着，中央各部委夜间值班都得做特别的安排。但张闻天却有点例外。他是必须在晚上十点钟睡觉，几乎雷打不动。这一情况中央领导都知道。所以周恩来还专门给外交部打过招呼：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搅闻天。”何方一度住在张闻天家，就是替张值夜班。

在全面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早已在党内确立。1947年前后解放区的土改中之所以“左”风盛行，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就与毛肯定和赞扬康生在山西临县的极左做法有关。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一次干部会上甚至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1959年，打倒彭德怀和张闻天时，毛泽东自己解释为什么反对党的领袖就算反党时，如此说：“因为党的领袖就是党的首脑。一个人把他们的头割了，他还能活吗？”

众所周知，储安平先生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见，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多”与“少”的问题，到共产党统治下，将是自由“有”和“无”的问题。差不多与此同时，1946年何方到东北工作不久，与《东北日报》记者穆青、张凛聊天，大家都是延安出来的，能谈到一起。他就问：“国民党的统治严格还是共产党的统治严格？”穆青他们说：“当然是共产党统治严多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人们还可以写文章骂他，在共产党统治下，行吗？”尽管如此，包括穆青、何方在内千千万万青年仍然真诚地毫不犹豫地跟定了共产党。即使储安平1949年也选择了留下，这是历史的无奈还是个人的悲剧？1957年的大厄运降临到储安平头上时，不知道他内心有过怎样的起伏。1959年，何方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张闻天的“右倾”冤案之中，尽管他也站在了揭发批判张的行列中，他自己仍然未能幸免，从此煎熬了20年。

如果说，有着自由主义追求的储安平始终是共产党外的人，他的遭遇是必然。那么，像何方这样从小就追随共产党的自己人，他们的命运是偶然的吗？数十年后，何方反省一生的道路，认为自己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是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他未来的命运在踏上延安那块土地时，就已注定。他被纳入一架冷冰冰的革命机器之中，机器如何运转，何时牺牲哪一个具体的个人，也许有偶然性，被抛弃、被打击、被牺牲的可能却随时存在，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延安的抢救运动不过是后来类似反右运动的预演。覆巢之下无完卵，何方是幸运的，晚年还有机会从容地自述生平，反思既往。

1960年，他被下放安徽农村，一下乡，他就听说了饿死人的事，还有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所有女人不来月经，当然也不生小孩，一是男女老少几乎都患了浮肿病。他在饥饿线上挣扎，最后得了浮肿病才回京。因为饿，他有一次一天就吃下去40多斤萝卜。善良、软弱的中国人，即使面对饿死的威胁，也不敢说话。他在农村就没有听到有人公开讲怪话，顶撞领导，更不要说聚众闹事了。这当然是因为“共产党的统治严格”，没有反抗的余地。一年间，他只听到一句出格的话，是一位从小要饭、为人善良的袁大娘，有一天偷偷跟他说的：“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心狠，就是不让老百姓吃饱饭？”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泽东当年与人民共患难，几个月不吃红烧肉，以及尝菜窝窝之类的宣传，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的《毛泽东生活档案》的记录表明，当时毛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其中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谱，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鸡鸭鱼虾上百种，光是鸡就开了14种。

[何方着，邢小群录音整理《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明报出版社2007年]

在中国大陆政治生态下，有三个词汇最具矛盾性：一曰农民，称人年长且朴实者往往可誉为“有农民的淳朴”，贬人之不开化则指为“小农意识”；二曰女人，如“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为之牺牲的好女人”之说，反之则有“妇人之见”之贬；三曰群众，褒其本身则曰“眼睛雪亮”，贬之则为“乌合之众”、“群氓”，等等。

农民与女人两项不用讨论了，因为稍有阅读经验的人就不难明白其中道理。特别应当重视的则是对于众多的群体事件，官方媒体总是使用“不明真相的群众”一语来描述事件的性质。这一描述，说明中国现有政治架构已从毛时代的民粹主义变成了半拉子的精英主义。毛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共产主义群众运动观与中国明君崇拜文化相结合的政治策略。该策略的高举群众即群氓英雄化，所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之历史唯物主义。在利用宣传工具抢占道德制高点时，往往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说法为话语点。

世风流变、政治换脸，群众的眼睛已不再有“雪亮”之誉，但是仍然被惯性地当作一种说词。比如说，对于六月末发生在贵州省瓮安县的群体事件，官方媒体要请“群众”出来说话，称曰“瓮安群众愤怒谴责‘6.28’事件打砸烧不法分子”[贵州日报金黔在线，2008年6月30日，记者罗华山、陈治宽]。被媒体选取的“群众”个体也较有“代表性”，比如一位受骚乱影响、两天损失营业额3000至5000元的服装店主，又比如一位日营业额达500元而受骚乱影响降至300元的出租车司机，表面上更有说服力的则是与事件引发的主角（死者）父母身份相同的农民被选为代言人，称“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是被利用了”。[贵州日报，2008年7月2日，记者杨龙，罗华山，李勇]

在这些官下信息公布后，我们不妨就认为这次事件是真的骚乱，也有个别人煽动，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群众自甘不明真相地参与骚乱呢？身为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石宗源道出了个中原因，他说：“该事件反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所致。”[中新网，2008年7月2日]应当说石宗源先生的这种说法很到位，态度很诚恳，尽管他尚不能为发生在贵州的某个事件（如他指的“社会矛盾”中的个案）道歉，但其反省之语还是让人称道的。在他的这番相对坦率的言论之外，我们不能发现：群众不再“雪亮”的眼睛实在无法对政府事务进行观察，换言之，即便群众眼睛再次“雪亮”起来，他们对政府事务仍然是不明真相。于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真地可怜起来：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上“少数不法分子”缺乏辨识能力，往往借着一个群体事件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或者对伤害过他们的政府进行报复；另一方面，他们对政府事务没有知情权，政府也不愿向他们公开信息，结果是他们虽然不受政府“煽动”，却对政府“怀情在心”。

“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政府“怀恨在心”，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受到过非法执法（如我们常见的城管殴小贩、砸摊子）之害，也可能是仅仅是出于“看不公”。这个“看不公”更多的情况，不是由于具体伤害行为引起的，而是社会贫富高度分化下的心理投射。比方说，一位登三轮的力夫，一个月下来，风里雨里地才弄上七八百块钱，上初中的女儿想吃顿排骨，他还得“核计核计”。而他的某位远亲则在政府机关上班，不仅稳稳开上三千来块钱的工资，每每还有朋友相聚吃喝一通。更会使三轮力夫心理失衡的是，某次他到政府机关去找远亲“办点儿闲事儿”，发现那位远亲在办公电脑上玩得起劲，对他的所求也爱搭不理…

以上这个情节不是剧本故事，也不是简单地模拟现实，而是经济学模型分析之一种——文字模型——勾勒的政府娱乐化倾向。

政府娱乐化必然导到其反动化。这个反动化并不是说它直接反对自己名义上遵从的意识形态，而是说它：（一）该作为的而不作为，因此积累了石宗源先生所说的长期社会矛盾；（二）在财政没有民主的化的情况下，政府的娱乐化显然是以剥夺多数人的经济人权乃至生存权为代价的。

在证据链的意义上讲，我说的政府娱乐化与反动化的关联也是有官方证据可依的，比如：（一）甘肃省兰州市政府几名公务员，竟然在政府办公厅在办公电脑上看电脑、玩游戏、聊天[西部商报，2007年12月19日]；（二）四川阆中市的几位政府部门的官员，利用上班时间牌被暴光[四川新闻网，2008年4月4日]；（三）重庆华龙网暴光了网友抓拍了副镇长上班期间用扑克“斗地主”赌钱的场景[华龙网，2008年6月16日]。此类例子已经不胜枚举，正如重庆那位因参与“斗地主”被处分的司机所云：“别个打那么大都没遭。”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失败后，中共上层主导向民族主义退守，中下层机构（含政府）则日益追求福利最大化，政府娱乐化是为追求福利最大化的一种后果。这两种倾向是整个政府构架内的巨大张力，其冲突也必然反映到社会事务当中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政府道德化，比如“天听民听”之训、“尔俸尔禄”之诫，但是这些传统意识形态根本不可能解决“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的世俗吏规。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民选政府，把“为人民服务”的过旧口号转变成民享民治民有。

卡夫卡遗稿的出版或许可以澄清文学界对这位神秘人物的种种争议

卡夫卡（右）和挚友布洛德

卡夫卡临终之前将所有手稿交给挚友马克斯。布洛德销毁，幸亏布洛德违背其遗嘱整理出版了这位20世纪伟大作家的所有作品。事实上，布洛德当年并未全部出版朋友的手稿，由他收藏的卡夫卡其他手稿、书信、明信片、素描等作家个人物品，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这批极具历史价值的卡夫卡文物即将正式解密公布。

在卡夫卡的好友兼遗嘱执行人布洛德1968年去世后，这位用德文写作的捷克犹太作家以前从未公开的一些文件、明信片、草稿以及私人物品一直被封存在布洛德的前任秘书伊斯特。霍夫家里。霍夫拒绝交出文稿，因此还和备受国内文化精英阶层压力的以色列当局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文学游戏，以当局甚至曾经以她涉嫌走私卡夫卡的作品出境为由将她逮捕。现在，101岁的霍夫离开了人世，卡夫卡的爱好者也盼望着这个游戏告一段落。研究者恨不得立刻看到霍夫家中的文稿，期望着从这些文稿中找到关于卡夫卡这位41岁就英年早逝的神秘作家以及他和布洛德之间友谊新的发现。

然而，特拉维夫的权威人士警告说，这些含高硫酸成分的纸稿，因存放在市中心霍夫潮湿的公寓并受到她圈养猫狗的影响，现在的境况不容乐观。直到两年前，邻居抱怨这些猫狗引发的恶臭，才引来健康观察人士的干涉。

这些文稿有着复杂的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1924年，当时卡夫卡在维也纳因肺结核去世。布洛德接管了卡夫卡的遗产，其中包括他未发表的几部作品。布洛德并没有遵照卡夫卡的遗愿去焚烧这些作品。1939年，在纳粹进攻布拉格的前夜，布洛德提着两个装满卡夫卡作品的手提箱途经罗马尼亚逃到巴勒斯坦，此后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又将这些文稿辗转到瑞士的安全之地。

1961年，在卡夫卡继承人的要求下，布洛德将其余大部分手稿赠予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却把《审判》这部作品留了下来，因为他认为，《审判》是卡夫卡送给他的礼物。但是将近30年后，霍夫在苏富比拍卖行以100万英镑的高价卖出该作品。

多年以来霍夫一直在提及一些关于布洛德的遗产。一次在特拉维夫班固利恩国际机场上，霍夫被怀疑非法走私珍贵文物出境被逮捕。警察在她的行李中发现了卡夫卡的书信和旅行日志。此次事件发生后，霍夫同意以色列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查找她保存的手稿，但却又被指控隐藏了一些重要文件。

学术界屡次劝告她将持有的文件交给耶路撒冷国家博物馆，但是均以失败告终。1980年代，德国出版社Artemis and Winkler为了布洛德的日记，给了霍夫高达五位数的预付金，事情却依然未能如愿。1993年，世人才得知霍夫将这些日记文稿存进了特拉维夫的一个银行保险库里。

评论家认为，整个事件无非就源于卡夫卡手上的那支笔。德国《世界报》评论说，卡夫卡在死后84年里仍然是文学界的一个谜，“整个世界为他屏住呼吸”，报道该新闻的《国土报》称之为是“卡夫卡热”，而这一说法也正是源于卡夫卡作品本身所形成的令人费解和错综复杂的风格。

令学术界、档案专家还有以色列政府极度沮丧的是，据说霍夫之所以如此小心保管布洛德留下的纸稿，是为了保护她和布洛德生活中的亲密细节，因为在布洛德结发妻子死后，霍夫成了他的情人。如今就要看霍夫七十好几的女儿，罗斯和哈娃来决定这些遗产的归宿了。但据媒体报道，以色列官方透露他们想介入来保存这一珍贵的犹太文化遗产。

“这真是激动人心！尤其是假如那些遗留下的文稿还没出版。”特拉维夫大学戏剧艺术系的弗瑞德。罗肯教授说，他曾经在1984年组织会议纪念布洛德百年诞辰。罗肯教授认为： “霍夫继承了卡夫卡留给布洛德的两箱稿纸，但问题在于，她是否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些作品的价值？”

约瑟夫。瑟马克写了好几本关于卡夫卡的书，他认为这些纸稿的出版可以澄清种种争议，特别是今年卡夫卡诞生125周年，世界上有很多纪念他的活动。“描述卡夫卡的作品有太多的不真实，我们很希望看看霍夫女士隐藏了数十载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对学术研究太重要了！”

原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张小刚经会长提名、理事会通过，7月1日起正式担任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为此，《参与》记者专访了身在澳洲的张小刚先生。

《参与》记者：请问您这次出任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有何感想？另外秘书长的任期是多长时间？

张小刚：秘书长这个职务就是给大家办事情，我会尽量把会务这些琐事做好。每一届都要重新选举会长，会长当选后会提名新的秘书长，因此秘书长的任期由会长的任期而定。

《参与》记者：目前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仅有一个月，您怎么看奥运前国内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现状？

张小刚：国内的新闻和言论还有非常大的限制，随着奥运逼近，这一方面还有进一步收紧的现象。2007年1月1日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北京市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管理规定》，承诺外国记者享有新闻采访自由，从现在的情况看并不完全是这样，有些方面表面上是可以，实际上还是受限制，比如有一些事件明令禁止采访，有一些虽然允许采访，但被采访的人被严密监控，采访依旧无法进行。广州曾有一些开放的迹象，现在也收紧了。全国因言获罪的人在这段时间不断增加，如四川天网的负责人黄琦，写了关于四川地震文章的曾宏玲，可以说中国的言论自由现状非常令人担忧。

《参与》记者：为改变这一现状，独立中文笔会计划组织和参与哪些活动呢？

张小刚：笔会下属有几个委员会，其中一个是自由写作委员会，一个是狱中作家委员会，自由写作委员会提倡和鼓励自由写作，比如给一些在自由写作方面贡献突出的作家提名和颁奖，狱中作家委员会关注所有被关押的言论自由受限制的作家，尽可能地提供一些帮助和救援，并把他们的情况向国际社会呼吁。秘书长会协调各个委员会之间的工作，组织一些争取言论自由的活动，比如今年五月初，在香港的国际言论自由日活动，笔会组织了关于中国言论自由的讨论会，发出了争取大陆新闻自由、保卫香港新闻自由的呼声。今后还会做一些类似的工作，尽可能地把中国的现实状况反映给国际社会。从我现在掌握的情况来说，下半年，笔会将参加国际笔会大会，提交有关中国情况的文件，争取国际笔会通过一些决议帮助中国实现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期间与其他笔会进行充分的交流，交换一些信息并准备相关活动。今天我收到悉尼笔会的通知，10月将在澳洲举办青年作家节活动，其中就有一个关于中国新闻自由的讨论会，独立中文笔会到时会派人参加。

《参与》记者：您同时也是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成员，笔会对于营救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将会采取哪些举措？

张小刚：我们首先会充分掌握狱中作家的情况，不断关注有哪些作家被关押，这是一如既往要做的事情。笔会和美国笔会、加拿大笔会在去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曾联合发出“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的呼吁，是一个与奥运同步的倒计时活动，要求中国政府在奥运前释放所有因言获罪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往往会考虑来自外部的压力，从整个过程来看，其中有一些作家恢复了自由，但后来又有新的作家被关押，数字又基本回升到以前的水平。基于中国的现状，笔会还有很多事情要继续努力，还要采取其他方式引起全世界对中国狱中作家的关注，争取更多的力量对系狱作家予以具体的帮助。在个案上，师涛的案子算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成员从一开始就与其家属有密切的交流，了解了具体的案情，及时协助联系了法律援助，促成了对雅虎的起诉以及庭外和解，并争取了适当赔偿。今后，我们会在帮助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早日获释，改善其生活状况，继续做出一些具体的努力。

自选秀开始，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就背上了“糟蹋经典”的名声。最近一批演员定妆照公布，更是激起了一场讨伐的浪潮。我完全理解一个小说迷因为别人的改编不合心意而受到的伤害，但是认为需要对“经典”及其如何被“糟蹋”进行辨析。

什么是经典？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其实不然。细看那些对“糟蹋经典”痛心疾首的文章，都强调经典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是民族文化的依托，所以不能轻举妄动，俨然一动就会导致民族精神大厦将倾。所以，有人直接把经典名著的改编者骂作“民族败类”、“不肖子孙”。

可是，如果去查字典，你会发现经典通常是指传统的、杰出的、典范的、历经万世而不朽的作品。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不厌其烦地给经典下了十四条定义，和那些把经典当作集体遗产供奉起来的意见相反，卡尔维诺强调“它与读者建立一种个人关系”，“出于职责或敬意读经典作品是没用的，我们只应仅仅因为喜爱而读它们”，因此他的第十一条定义是：“‘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要知道，卡尔维诺是一个极其珍视民族文化的作家，他曾经走遍自己的祖国收集民间故事，整理出版了《意大利童话》一书。他比我们这里大多数口口声声要维护民族文化的人都做得要多，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把经典和读者都分别束缚起来，而是睿智地指出阅读经典是一种“个人关系”，那是“你的”经典。

那么有没有糟蹋经典这种事情呢？当然有了。严格地说，对于一个热爱经典的读者来说，任何改编都是一种糟蹋。实话说，“公认”经典的87版《红楼梦》电视剧，我看第一眼就觉得不对劲，欧阳奋强和陈晓旭并不是我心目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同样地，我也不认同李少红剧组的“定妆照”。我同意，若曹雪芹地下有知，一定会被这些“90后”气得发疯，但我相信他也会为此前的所有改编生气。海明威曾经指着银幕对女儿说，“孩子，这种行为（即把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在往爸爸的啤酒杯里撒尿啊”。最珍爱作品的人是作者自己。

有一些大家认为改编得成功的作品，其实也并非“忠实”原著，恰恰相反，导演大胆地改编成自己的作品了。比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并不是苏童的《妻妾成群》，《菊豆》并不是刘恒的《伏羲伏羲》。《飞越疯人院》电影大获成功的同时，小说作者发誓一辈子都不会看一遍，而且因为电影改变了他原著中印第安人的叙述视角而提起诉讼。

再往下说，我们会发现，经典通常都是“糟蹋经典”的结果。如果以原著或者原本的事实及价值观为标准，那么《三国演义》是对《三国志》的糟蹋，《西游记》是对玄奘取经故事的糟蹋，《红楼梦》更是对儒家经典中主张的纲常伦理的糟蹋。

事实上，只要是改编，就几乎不存在“忠实原著”这回事儿。有人说过，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的自传，导演亦是如此。李少红只能拍出“她的”电视剧，而不可能拍出曹雪芹的小说来。

由此可见，就文艺作品而言，糟蹋经典这种事是有的，但是只有针对个人喜好的糟蹋，而不存在针对族群的冒犯。

反对“糟蹋经典”的人总是拿“文革”作为例子。那个时期糟蹋了几乎所有的传统经典，对于民族文化的破坏真是罄竹难书。其实，这正是因为人们没有也不被允许和传统经典建立起“个人关系”，并非对经典“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只能一个样，以同样供奉神灵的方式来树立新的经典。

如果大家都和经典建立了“个人关系”，经典又随时都可以看到，那么对于民族文化来说，“糟蹋经典”就是一个伪命题，在那种情况下经典不可能被糟蹋，也不需要被“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动辄喊着大口号这也不准那也不准的人，才真正有可能糟蹋经典。

主角是中国留美学生，他透过与二十多个不同背景的人物相处，不断改变人生观，也历经感情的困惑，在期待和绝望中回转，展现“选择和付出代价正是自由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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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美国华人移民的故事，主要是以华裔第二代作家所写的关于早期华人在美国的奋斗史为主，哈金的最新长篇小说《自由生活》则是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学或移居美国的新一代华人在美国的创业以及精神上的追求。

小说主人公武男一九八五年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在波士顿的布蓝戴斯大学攻读政治学，妻儿先后赴美与他团聚。武男原计划读完博士学位后回国教书，但因六四事件而决定留在美国，并放弃学业，在一家工厂当夜间看守以养家糊口。工厂关闭后，武男到纽约一边给一家流亡文学杂志做编辑一边在餐馆打工，后来全家开车到亚特兰大，靠经营一家小餐馆来维生并付清房屋贷款，成为餐馆和房屋的主人。武男在经济上独立后又卖掉餐馆，重新过上值夜班打工仔生活，以得到更多时间去思考人生并进行诗歌创作。

《自由生活》中有些内容与哈金本人的经历相似，但他说这不是一本自传，他本人比武男幸运多了。他说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波士顿附近华森镇上一位开餐馆并自费出旧体诗集的香港移民。他用了许多自己生活中熟悉的事情来作为小说细节，以求真实性。

小说中共有二十多个背景不同的人物，武男与流亡学者、异议作家相遇，与美国诗人相识，在与他们的相处和矛盾冲突中不断改变自己的看法，从而逐渐成熟起来。在个人情感上，他对初恋女友始终不能忘怀，但妻子萍萍默默忍受他的淡漠，任劳任怨和他一起拼打，最后终于在实现美国梦的同时也获得了他的爱。武男对前女友那份困惑和绝望以及后来的幻灭和释然，从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哈金对祖国的复杂感情。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普通人在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成长故事，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哈金说‘武男必须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选择和付出代价正是自由的含义。’他说这本书是‘给那些愿意为自由生活付出代价的人而写的赞歌’。

读哈金的作品总是能在一些平凡故事中看到一些宏大主题，比如，武男常常像苏联诗人布罗茨基和米沃什那样对自己所处的流亡或自我放逐状态及移民身份进行审视和反思。哈金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但同时又保持更高的视野，这是他的作品与其他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他经常讲到文学传统，他的文学参照系统不是当下的同代人作品，而是中国古典诗歌以及从荷马史诗开始的整个欧洲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T.S.艾略特在他那篇知名的《传统与个人才华》的文学评论中指出，诗人及任何艺术形式的艺术家离开其身后的传统都是不完整的，判断他的价值要与那些死去的诗人和艺术家作比较。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把哈金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伟大作家相比较，但我们可以从作品中读到一些相似的风格。

举一个近一点也是比较小一点的例子，《日瓦戈医生》（又译齐瓦哥医生）自一九五七年出版后五十年来，还没有第二个作家在长篇小说后附上二十多首诗，当然，这主要因为哈金同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样首先是位诗人。从主题来说，《日瓦戈医生》表现了战争及爱情这些超出个人控制的因素如何改变个人命运，《自由生活》中武男的命运也因客观和外界因素而彻底改变。从格局来看，哈金在书后附了二十五首诗，以武男名义而写。武男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情怀在艰难环境中寻找精神缪斯，以文学家奈保尔的方式摆脱了沉重过去，最终写出昆德拉式的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品。

哈金在小说语言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创新，书中人物的中文对白以英文斜体字来表示，武男的口音以非标准发音来体现，比如‘sank you’（thank you谢谢）、‘zat’（that那个），萍萍的非规范语句也很形象，比如省略式动词‘we not open yet（我们不开门还没）’，以及叙述者的自制俗语‘loaded with gas’（气鼓鼓），等等。哈金说他用这种方式来反映移民在美国的语言挣扎，因为移民生活的核心部分是适应语言环境。他认为英语有能力吸收外来的能源来充实自己，多元化正是这个语言充满活力的原因。这种语言创新和自造词语沿袭了俄裔英语作家纳博科夫的传统。按照艾略特的评价标准，作家进入某个语言之后如果能带来某种变化，正是对这个语言及文学传统的最大贡献。

（《自由生活》由季思聪翻译，书后所附主人公武男的诗歌，由明迪翻译）

《战废品》中，哈金将当兵的体验书写成动人的战俘故事。到了《自由生活》，他则写出中国留美学生定居后的经历。他认为这是他最好的长篇小说，也都深受旧俄小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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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是个‘谜’。在美国获奖无数的哈金，自二零零四年《战废品》引起轰动后，又一部长篇小说《自由生活》中文版面世（季思聪翻译），由台湾时报文化七月出版，而他的新书《移居作家》今秋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年来，他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在英语文坛掀起风云。好奇的读者纷纷发问：他要教书，那还有时间创作吗？他说，他每天都争取写一点。如果授课，就写一、两个小时，写些短文；不授课时，就在家里写一天。他一般会在学校假期写出长篇小说初稿，而后在开学教书时修改。日前，他两次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以下是访谈摘要：

为什么以《战废品》命名？

英语中有white trash一词，意思是‘穷苦白人’，所以war trash由于谐音，会使人明白这是关于人的故事，而不是关于垃圾的。翻译成《战废品》是不想重复‘战争垃圾’或‘炮灰’这一类陈语。

你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个题材？

到美国后看见战俘被当做英雄欢迎回国，很吃惊，还看到西方关于韩战的报道跟中国大陆的报道不一样，就想重新来看看这段历史。我当过兵，知道战士们很害怕被俘，所以想从一个普通战俘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

你以前的作品都是关于中国的，《战废品》开始有中国、朝鲜、美国，你说过是一种过渡，你最新的作品是否已经走出过渡，成功转型？

这回台湾时报出版的中译本《自由生活》是有关移民美国的华人的故事。我刚写完了一部短篇小说，故事全部发生在纽约的法拉盛。总的来说，这个过渡和转变是成功的。我认为《自由生活》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

为什么你说‘小说中所有事件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但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创造的’？

很多战俘都回忆，可是谁都说不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必须创造这些人物好把故事讲大，讲全面。关于韩战，不少战俘书写了自己的回忆，但没有完整的故事。虽然他们被俘被关押，回忆是真实的，但个人看到的非常有限，只是那揦一块，外面的事更不知道，我必须创作出有血肉的人物，能到处走，与不同的人交流，与不同的战俘群体接触，这样就有条件综合许多故事，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不得不创造俞元这样的人物，让他去那揦多地方，接触那揦多人，让他在重要的事件中都出现。在现实的战俘中是没有这样的人物的。作品中主要人物是虚构的，于是他身边的人也都是虚构的。

你当过兵，是什么时候参军的？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事件时，你是否在那里？

珍宝岛事件是一九六九年三月，我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参军的，在吉林珲春县，位于中苏和中朝边境的三角地区。那时珍宝岛已经打完了，但是气氛还是非常紧张。

《战废品》目前已有哪些版本？

我说不准一共有多少国家买了版权，至少有十五个国家吧，我手上就有西、韩、法、德、意和希伯来语六个版本。有一些语种正在翻译，或书已经出来了，但我还没收到。

中国大陆出版业界是否为出版《战废品》与你或你的经理人联系过？

没有任何出版社敢碰这本书。他们说提都别提。

《战废品》主人公肚子上的刺青，由‘反共’到‘反美’，颇具隐喻，你怎么看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大陆民众一浪浪的反西方思潮？

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被外国欺负有激烈反应，特别是从近代史看，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西方是多元的社会，肯定有一些人是有偏见，是狭隘的，但不应该把西方一网打尽，全部都反。在西方国家，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各种利益集团都有，不能把西方看成一路货色、铁板一块，其实西方也有许多优秀人士对中国是很友好的。我们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究竟西方世界给中国带来好处多还是害处多？如果是害处多，那就闭关锁国好了。不能做着飞机，打着手机，却喊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没意义，那些科学和技术上发明创造是以思想和文化为基础的。而且政治这东西此一时彼一时，去年对法国这揦热，现在又认为法国是最坏的西方国家了。这些会很快就过去了，人们的头脑不能过热。

还有一个月就是奥运，中国国内大国崛起的呼声很高，民族主义这股潮流要把握得很准确，否则会走偏锋。你怎么看？

不必把奥运看得太重，它只是一场大运动会，举办完人们的日子还得照常过，穷人还是穷人，不如把花了的那揦多钱用在基本建设上，多盖些学校，给穷人多一点社会福利待遇，让百姓多些温饱。一个国家崛起，不是看有多少大楼，而更重要的是软实力，是文化的崛起，办好学校、医院、环保更重要。

为什么你认为小说最高峰还是俄罗斯文学作品？为什么说，他们对你的影响是灵感上的，而不是实践上的？

这不只是我的观点。去年有一本书叫《前十部》，列举了英语世界中一百二十五位作家心目中十部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统计的结果的头十名是《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包法利夫人》（福楼拜）、《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洛丽塔》（纳博科夫）、《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马克。吐温）、《哈姆雷特》（莎士比亚）、《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契诃夫小说集》（契诃夫）、《米德尔马契》（爱略特）。

这个结果显示了俄罗斯文学在他们心中的位置，这还不算陀思妥耶夫思基和果戈里，他们两人的作品在许多作家的心目中也名列前茅。其实，俄罗斯作家对我的影响既是心灵上的，也是实践上的。我必须跟西方作家有同样伟大的导师，这样才能找到跟他们相同的起点。

你的英文小说为什么自己不翻译中文，由别人翻译呢？

其实，我总是介入翻译的过程。通常总有一个期限，要得太急，例如，六百多页的《自由生活》要在两个多月里译出来，我有我的工作，实在没时间来做。不过，我太太和我合译了《好兵》那本书。

说说你在美国的生活和家人，读者很想知道关于你的更多东西。

我和太太住在波士顿南郊的一个小城里，儿子在布朗大学读历史所博士班。太太是学数学的，一九八七年出国时还不会英语。近年她身体不太好，就没有再工作。儿子会听、会说中文，但不会写。这还得学，因为他是学历史的，从汉文化根源的角度说，汉语还是很有帮助的。我去波士顿大学教书上班不很方便，但乡下比较安静。上班先自己驾车去另一城市，而后转乘地铁，路上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北京奥运举办，中国成为世界的聚焦点，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成为一个话题，你怎么看？

文化、文学不能大干快上，要慢慢来，急不得，要有发展的空间，要重质，做得精致，从数量上追求大，心态浮躁根本就不可能走向世界。其中也有个具体问题，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缺少与世界沟通的真正桥梁，缺少中间人。中国大陆人才和作品，很多还是靠台湾转介走出去的。中国大陆也有好作品，但文学翻译是大问题。有翻译人才，但有三十年的断层，缺少对外交流，完全成熟的翻译家不多，这也是历史留下的问题，年轻一代有不错的翻译人才，但还需要时间。

多部作品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美国笔会奖、海明威小说奖、福克纳小说奖等多种奖项的美国华裔作家哈金，成为本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人物。

 

2003年，哈金到新泽西演讲后与当地读者、业余作者交流。

 

炉台旁的哈金，仍然不脱书卷气。（2008年3月摄）

哈金2007年出版的最新小说《自由生活》英文版。

 

2006年年底哈金还在第N次地修改长篇小说《自由生活》，一遍遍修改的书稿，堆了好几尺高。

哈金长篇小说《自由生活》中文版在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哈金

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大地震。43天后，毛泽东逝世，一个绝对威权的时代就此结束。两年后，中共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时代就此开始。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如果将改革视为一座大厦，则这座营造了一个世代的建筑，迄今尚未完工，算得上是一桩“胡子工程”。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北川的大地震，再度撼动中国大地，也将改革工程中的一切问题推到了桌面上。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革大厦”的设计与施工质量，也不得不在此时此刻接受检验。

一、地震危情：“豆腐渣工程”PK“一百年不动摇”

进入2008年以来、雪灾、股灾、物价上涨、拉萨骚乱、圣火事件、列车相撞、手足口病直至大地震，三十年来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天灾人祸的触发下一齐浮出水面。在“家天下”时代，遇有天灾，皇帝必定会下诏“罪己”；如今时代不同了，据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关于地震是“天谴”或“报应”之类的说法，一露头就被鸣鼓而攻之，决不承认是上天降罪。但人祸与天灾之间的关联思考，却总是在人们心头萦绕，要想回避也难。

本次大地震，中共领导人接受今春雪灾的教训，在危机处理上反应迅速，个人形象频频得分。但地震现场许多“豆腐渣工程”顷刻间土崩瓦解，特别是大量中小学校舍倒塌以及救灾款物管理的不透明，迅速引起了公众对官场腐败的问责，并延伸到教育投入、地震预报、水库与环境安全、“一胎化”政策（对失去一切的受灾家庭而言，最无法承受的是失去独生子女）等诸多领域。官方媒体则推出了大量煽情故事以化解民怨，一时各说各话。

从近期中共高层的表现来看，虽然调动了一切行政资源救灾，竭力营造一个高效有为的政府形象，但毕竟积重难返，至今无法摆脱地方及中层以下的尾大不掉之局，现行体制的拥护者，也有不少是改革大厦中的硕鼠与蠹虫。在意识形态上，宣传仍沿袭“坏事变好事”的老套路，虽然在历史上首次为普通百姓降半旗致哀，但在国殇日高呼“加油”也属世界首例。制造“反华势力”的假想敌，鼓动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试图将国人对同胞的哀痛化为奥运动力，“扬我国威”之类政治先行的传统舆论导向，与“以人为本”南辕北辙。

面对公众对灾害伤亡等“人祸”的问责，灾害发生时“公开透明”的高姿态变得暧昧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加快了动作，屏蔽资讯、禁止采访、发动反击、围剿异见……等等等等，这套老掉牙的手法在信息时代能否奏效？是否会起到“为渊驱鱼”的反作用？任何有常识的人都心知肚明。不计后果地向“舆论一律”时代倒退，凸显了主管部门的落伍与无奈，也昭示出当局所处的窘境——一切为了保住执政地位。

邓小平被誉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他将中共的政治权力安危系于改革开放，视为百年基业，宣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然而，“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在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大厦”，施工质量如何？其间有无“豆腐渣”成分，又有多少“王八蛋”从中上下其手？这不能不从执政党内部查找原因。以上两个词是前总理朱镕基在1998年水灾期间骂出来的，又一个十年过去，贪腐愈演愈烈，基业还能百年不动摇吗？

二、设计缺陷：“科学发展观”VS“摸着石头过河”？

任何一座大厦的建设，皆须有全套蓝图，从最简单的平面图到最复杂的施工图，都不可或缺。“改革大厦”是一个系统工程，虽然在技术标准上允许“与国际接轨”，但从总体设计上又强调“中国特色”，其他国家的方案“不能照搬”。总设计师的指导思想是“猫论”，当初只提出了一个框架草图，其他要靠主持施工的工程师们临场发挥——“摸着石头过河”。

按照总设计师的草图，改革大厦的建设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工作面，合起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工程从设计到施工，管理班子换了三批，头一批除了总设计师，另外两位主角连名字都几乎湮没；第二拨承包商从理论上代表一切，却只顾闷声发大财，撇下一个豆腐渣工地走人了；当今的主持者提出“科学发展观”，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比“摸着石头过河”多了几分预见性。科学与民主，本应是发展观的两个方面，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偏废。

朱学勤先生曾提出：“三十年来中国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他把1978年-1989年视为第一场改革，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迄今作为第二场改革。我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曾当面向朱先生提出商榷。我认为：第一，中国改革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我不反对将其分阶段评述，但从时空上、逻辑上有其连续性，整个进程无法割裂；第二，虽然改革的领导者有更迭，但主导改革的执政党只有一个，不应以人物划分场次；第三、将改革分作两场来评述，可以作为一个新闻话题，甚至可以是一个哲学命题，但不具备历史科学上的意义。

回顾三十年的改革史，经济体制改革的工程延续下来了，有改革也有开放；政治体制改革工程则由于某次事故曾长期停顿，如今只是内部小改，不对公众开放。设计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在社会转轨的进城中，权力从未被关进笼子，并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膨胀，导致权力寻租贪腐横行，某些利益集团已具备了自立门户的实力。改革的“怪兽化”，不仅使社会公正受到挑战，也正在挑战执政党自身的权威及合法性。

三、政治轮回：从革命到改良，从垄断到放权

按中国传统历法，明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甲之年（六十岁），其间经历了从革命到改良、从垄断到放权的历史循环，中共也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变迁。改良与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方式的两种不同选择，都具备一定意义上的正义性。前者是用渐进方式逐步化解社会现有的矛盾，后者则是以激进方式一揽子解决社会长期蓄积的矛盾。革命成功之后，需要通过不断的改良（或曰改革）来调整社会利益的分配，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革命不是社会的常态，但如果改良不能保证公平和正义，则革命将会超越它。这也就是我过去常说的“改良与革命赛跑”。

要回顾三十年改革，毛时代是重要的参照物。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是对革命的误读。自1949年到1976年这一阶段的轮回，不仅未能实践建国前的民主宪政承诺，而且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消灭了民间社会，驯服了同盟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不仅未实现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承诺，而是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对资改造”和“人民公社化”，垄断了一切经济利益资源。

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源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只允许全能型的、包办一切的政权模式存在，社会分工和民主监督皆无从实现，甚至连独立思考都有罪。对真理的垄断，最终导致了个人崇拜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令全社会失去理性陷入动乱，造成了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革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被视为“思想解放”的开始，对真理的垄断虽未彻底放弃，但已在相当程度上有所松动。经济上的开放搞活，其实是回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点，允许私人资本主义重新发展。以上两方面的举措缓和了社会矛盾，启动了社会转型，也有效地维系了执政地位。就政治权力而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故“四项基本原则”仍必须坚持。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总结前苏联崩溃的历史经验时，总结出垄断权力、垄断利益、垄断真理的三点教训。“三个垄断”其实也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提出并主导“改革开放”，是中共对毛时代罪孽的一次成功的自我救赎，也是其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是一个从垄断到逐步放权的过程，放权是为了长久利益，垄断并未消失，而是转换为比较温和的形式，历史的惯性依然发挥作用。

四、经济轮回：从“以革命的名义”，到“以改革的名义”

纵观五十九年间中国的财富走向，中共的执政理论至今尚未自圆其说。毛时代通过土改、对资改造不断制造阶级斗争，直到发动“文革”废止宪法，普遍地侵犯人权和财产权，以“革命的名义”集中了民间的财富，其结果只是平均分配了贫困。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财富走向，则是在“一部分人先富”的旗号下，以“改革的名义”重新瓜分这笔国民财富及其增殖部分，其结果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至少继承了两项“文革”遗产：一是1956年通过“对资改造”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支付给私方的定息到1966年“文革”爆发就停止了，按年息5厘计算，十年间只支付了50%：“文革”结束后，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成为为国有，不再承认私方的股权。二是原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土地，“文革”中全部充公，“文革”结束后，部分房屋得以发还或给予了补偿；但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款，房屋下面的土地变为国家财产，这就使政府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

上述两项资本与土地所有权上的变更，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权属尚不明晰的状态下悄然实行的，由于公民的权利意识已被摧毁殆尽，无人敢于公然提出异议。直到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拍卖和城市开发拆迁开始后，矛盾才逐渐暴露出来。政府成为这两项“文革”遗产的受益者和拍卖庄家，各种官商勾结的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是当今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实现民主宪政。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血酬”权力、跨国公司和权贵资本手中。建国时“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共同纲领》中由全民普选产生全国人大的规定，历时59年仍未实现。

五、政党轮回：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会党到现代民主政党

当中共领导人正为地震危机高度紧张之际，一位恩怨纠葛多年的兄弟、曾经的友党和宿敌——中国国民党，却完成了从革命党——执政党——在野党——现代民主政党的转型，于2008年5月20日在台湾重掌政权。

中国近代政党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会党色彩，家长制与派系、阴谋与暴力的魅影，长期挥之不去。国共两党曾同是“以俄为师”的党，同样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体制到观念极其相似。国民党因独裁和腐败失去了大陆，到台湾后长期实行威权统治，直到蒋经国时代才开始接受普世价值。历经两次选战败北之后，终于浴火重生，完成了向民主政党转型的历史轮回，并在民意选举的背书下再度赢得了合法性。

天下究竟是国民的公器，还是政治集团的战利品？武力可以维持统治，但无法赢得民心，国民党从“打出天下”到“天下选出”，昭示了从“党天下”向“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回归。越是为了党派利益拼命垄断权力，越是可能失去权力；只有将全民和社会的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人民才会赋予权力。

中共将改革视为维护权力的重要手段，自称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如未能完成向现代民主政党的转型，它就仍然只是一个政权。没有真正的民意支持，最担心失去的，也许就是最可能失去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最近参谒中山陵时，题写了“天下为公，人民最大”八个字，足以发人深省，“百年老店”国民党的失败与成功，是中共最现实的参照系。

六、历史选择：公民社会，或“二次文革”

对三十年来改革的反思，从去年就已经开始。进入2008年这个“奥运之年”后，社会持续震荡迄今，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前途的深切忧虑。必须承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活跃唤醒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作为纳税人，有权过问政府收支；作为公民，有权监督政府行使权力。

地震似乎使社会在一夜间走向成熟：公众一反以往的听任态度，开始认真监督官方救灾机构的善款、物资使用；而民间NGO及大量志愿者出现在救灾第一线，也是一种世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反映出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往中国官方总是习惯于“为民作主”，并对民间社会的成长心存疑惧；本次地震中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勃发以及民间组织的活跃，是今后中共政权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十九年来，民间蓄积着一股民粹主义的社会能量，如何释放这股能量，各种政治力量都有盘算。主流长期习惯于借左打右，借右打左，以维持政权的稳定，但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平衡开始被打破：制造仇富、排外心理，发动对自由主义学者的围攻以及对某些新闻媒体的讨伐……，对真理的垄断在回潮。将民粹主义情绪引向狭隘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以围剿自由主义者，否定普世价值。这种策略很容易奏效于一时，因为前三者天然可以形成群体，而后者往往是天然个体。

某些官方媒体一再挥舞棍子出招，“和谐社会”反倒不大提了，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折射出失去平衡的社会有可能走向裂变。玩弄民粹之火的失算在于，民粹主义从骨子里就带有反精英和不信任政府的属性，它和乌托邦主义一样，最易被现代化进程中的受害者及边缘化人群所接受。现实中的暴力维权者和虚拟世界中的网络暴民，都有可能成为民粹主义或鼓吹“二次文革”之新老“左派”的信众。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大小官僚们的命运，就该明白这把火最终会烧到谁头上。

地震中的改革大厦，如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突发事件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也未尝不是摆脱困局的最后机会，这就需要政治智慧。是走向分裂动荡的“二次文革”，还是走向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中共要选择，中国国民也在选择，最终是历史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