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国人对哈耶克的关注，是与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界的重生同步的。作为当代最富创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关怀与思索显然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深刻的同情与共鸣

 
○《哈耶克评传》[美]布鲁斯·考德威尔著，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33元
○《哈耶克文选》[英]哈耶克著，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35元

一部权威的传记

《哈耶克评传》（以下简称《评传》）的出版引人注目。此前已经出版了一本由秋风先生翻译的《哈耶克传》（以下简称《传》，[英]埃本斯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秋风还翻译了一篇针对原著的书评，题为《一本不完整的学术思想传记》。文中批评了“书中败笔”之后说：“埃本斯坦是写了哈耶克的第一本传记，但人们仍需要期盼另一部更权威的传记问世。”话音刚落，《评传》这“另一部更权威的传记”就应声而出。中国知识界持续关注哈耶克，至少已经有十个年头了，这劲道看来是有增无减。

撇开与《传》的比较不谈，《评传》的优点是很明显的。首先，它无疑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作者征引文献有晚至2003年发表者，可见其写作的杀青时间也不会早于2003年，所以有关这个课题较为晚近的发现与观点尽入其彀中。第二，作者布鲁斯。考德威尔是一位经济思想史专家，又曾担任《哈耶克全集》的主编，在哈耶克研究方面确有很深造诣。第三，把“哈耶克的旅程”放在“奥地利学派及其对手之争”这一背景下来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既开阔又清晰的视野。我个人很喜欢作者那种有点学究气、却一点也不过分的严谨，字字句句扣紧自己的主题，不让才情或材料牵着自己游离。举一例言之：提到1950年哈耶克去芝加哥大学前夕办理离婚一事只一笔带过，却加了个注释说：“关于离婚的细节请见 Ebenstein（2001，167-70）。”可巧！他在这里说的就是埃本斯坦的《传》。

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有效地保障个人自由

哈耶克在我们这里何以会引起如此的关注？我觉得，《传》封面上的广告语提供了一个比较直白的答案：“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卫士。”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恰恰是中国当前改革进程中的两大课题，因此，用《评传》译者冯克利先生的话说，哈耶克“日益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当然也是情理中事”。

然而我以为，还有更深的原因。国人对哈耶克的关注，是与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界的重生同步的。作为当代最富创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关怀与思索显然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深刻的同情与共鸣。

论及自由主义的关怀，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对个人自由的捍卫。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一种经济学理论或一种熔两者于一炉（如哈耶克所创建的）社会理论，当然不是“不自由，毋宁死”那样一种朴素态度的表达，不是“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那样一种浪漫情怀的抒发，也不是“只遵循理性指引生活”（斯宾诺沙语）那样一种唯理主义自由观的论说。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自由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强制被减低到最低限度”。哈耶克所秉承的始自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传统，关心的是每个人“在社会中可能享有的自由”。所以，他在论及自由时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态度、情怀或精神境界，而是“社会共同生活的组织原则”（奥地利学派第三代传人米瑟斯语）。也就是说，他始终在思索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效地保障个人自由？这样界定的自由（哈耶克称之为“消极自由”），对于曾一度迷失于各种高调自由观的我们，确实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没有个人自由，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创造力

不止于此。哈耶克所探求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框架”，它能在“为个人的首创精神提供最广阔的活动空间”的同时，又能“为个人的努力进行有效合作提供最佳机会”。也就是说，他探求的是一种能使社会生活充满活力且富有成效的秩序。这样一种秩序，不仅能保障个人自由，同时也能保障社会进步。尽管“进步”一词容易引起争议，但我们也不难从常识层面确认进步的存在，尤其在社会开放、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明显带来许多文明成果的今天。哈耶克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便是进步，而进步便是文明。”看来社会进步也可理解为文明的发展。这种“进步”和“发展”并不表示趋向某个“目标”，而只是在保持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活力。只要设想一下相反的景象——社会静止和文明衰败所带来的僵固与凋敝，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文明来说，停滞的确就意味着死亡。

哈耶克所关怀和思索的，不仅仅是个人自由如何才能得到保障，而且是人类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如何才能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而从后一个问题的角度看，个人自由更加显得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没有个人自由，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创造力，而创造力乃是人类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的生命线。因此，个人自由一旦受到威胁，人类文明也就受到威胁。哈耶克一生亲历了多次这样的威胁造成的危机与灾难。他的关怀与思索，不是杞人忧天。同样，他在我们这里引起的反响，也不是邯郸学步。中国当前的改革进程以及近百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追求与挫折，都明显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之一脉，有着相同的脉动。

“自由派”与“计划派”之争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哈耶克是一名“卫士”？冯克利先生为《传》一书写的序言题名为“用观念战胜观念”，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好的提示。而在《评传》一书提供给我们的视野中，我们无需提示就能明白看到，战斗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

威胁个人自由和人类文明的，有强权和暴行，也有观念。而且，从长远处说，威胁归根结底是来自观念——荒谬的、糊涂的或偏执的观念。哈耶克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是在与各种对手的争论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评传》把这种争论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做了极为精当和清晰的展示与分析。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建构论的理性主义……所有这些对手在争论的焦点上都可以用“计划派”一词来概括。而争论的另一方即哈耶克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则可以被概括为“自由派”。

所谓“计划派”，最简单的界定是，他们在“社会共同生活的组织原则”上相信“计划”的优越性。这种计划当然是集中的而不是分散的。我们一度很熟悉的“计划经济”可以算得一种实例。当然，“计划”一旦成为“组织原则”，就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势必会在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推行。

所谓“自由派”，也可以简单地界定为，在“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上相信“自由”的优越性。用哈耶克的概念来说，就是相信“自发秩序”的优越性。这种秩序必然是“多中心”的，“市场经济”可算一种实例。“当秩序在人类中的形成是因为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自发意图进行互动，仅受制于平等一致地适用于他们全体的法律时，我们便在社会中拥有了一个自发秩序的系统。”这个“自发秩序的系统”，当然也不可能局限于经济领域，事实上市场经济秩序必须依存于“法治下的自由”这样一种政治秩序。

既然是认知活动，就有出错的可能

如果问题仅仅涉及信念，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宗教派别之争，本来就不是说理的事。但近现代各种观念的主要生产者是知识分子，从原则上说，他们据以立论的基础是知识。既然是知识，就必定不是来自信念，而是来自某种认知活动。既然是认知活动，就有出错的可能：观察不准、判断有误、推理不合逻辑等等。于是就有了辨析的必要、商榷的可能，争论就这样发生了。事实上几乎可以认为，在近现代的观念生产流程中，争论是必不可少的工序。

观念之争毕竟不是单纯的知识之争，总难免包含着信念的表达，有时候这会混淆争论的性质。对此，哈耶克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曾以“交换的公正”（自由派的主张）和“分配的公正”（计划派的主张）之争为例，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澄清。在分析论证了“分配的公正”必然会要求“取消个人自由”并“实行一种严密的极权统治”之后，他说：“关键的一点是，它（指上述结论）仅仅取决于科学的分析，而不是任何价值判断。只有当我们就贯彻某种公正会导致什么结果取得一致后，对它们的选择才依靠价值判断。”真正有意义的争论是在做这种选择之前。“但是如果有人承认这一结论，并宣称他仍然宁肯选择一个以个人失去自由和少数人有无限权力为代价而实现了分配公正理想的制度，也不要那种个人自由和交换公正——在他看来这可能是一种极端的不公正——结合在一起的制度，那么科学就实在无话可说了。”但他相信，绝大多数人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都会选择能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所以他决心要把“最伟大的科学统一性的传统”和“就公共生活的重大问题表达信念的传统……结合在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工作之中。”（见《哈耶克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知识论问题

还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从《评传》中可以看到，哈耶克一生不断地陷入知识论之争。在近代西方学术传统中，知识论可以说要多重要就有多重要，因为它们关涉到论者据以立论的知识的真确性。如果知识的真确性得不到保证，所有立论就会变得可疑乃至可笑。另一方面，一种观念的谬误也可以通过知识论的检讨得到揭示。因此，论者在任何时候都得小心脚下的知识论陷阱，不能不步步为营。反观我们这里，显然是缺少这种传统的。所以时常会看到，有人仅凭着奔放的灵感，在正需要下力气论证的地方靠文采过渡，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某种观念拼贴。当然，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应该把中国革命放在中国近百年社会结构被流民裹胁发生畸形变化的过程，李慎之先生纪念会开了多次，在国内还在澳大利亚海外开过，每次开有新的信息每次有新的突破。我今天想谈这个话题，李慎之的出现，在大陆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环节出现的？李慎之在历史过程当中标志性的意义，不在于他本人怎么样，在于和外部环境标志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最能够和大陆情况做对比的，既是苏东的演变更是台湾的演变，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的演变更切近一点，国共两党1905年废了科举和五四运动两种激进社会变化，思潮变化，最早参加国共两党的社会成员，应该承认这个社会上精英，最好的人，分别参加了国共两党，正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破裂，也能理解这个合作分裂的话内部厮杀起来会多么残酷！

衬托慎之先生在大陆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中历史地位一个参照系就是国民党内部的雷震，雷政在很多方面和慎之先生又可以比较的地方，甚至连他们的出生地比较近，两家最多想距一百公里，求学过程也很相近，分别走进国共两党，受到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重视，提拔很快，少年得志，非常相象。雷震很快被提拔为法制局的局长，更重要的职务1945年旧政协开会的时候，旧政协的秘书长，1997年我第一次去访问台北的时候，寻访雷震的遗迹，他夫人还在，搬出雷政1945年前后的照片，照片看到雷政和周恩来同时步出政协会议礼堂的一张照片，国共两党精英分子短期合作，厮杀了十年，到1945年旧政协短期相遇的时候，两党精英分子在重庆和政协也好有过短暂的相遇期。后来再次厮杀，厮杀了3年，乾坤胜负，走的时候按比例带走，共产党这边是八个民主党派留下来跟着老共走，国民党带着三个民主党派，几乎比例差不多。

最后国共两党当初救民存真理想这些精英分子，分别在不同的阵营里感到革命理想与革命手段之间的矛盾，矛盾给他们造成的痛苦，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出走。雷震从50年代初撤离自己的船上萌发救中国走民主化的道路，一下船就办了《自由中国》，办到1960年就出事了，蒋介石判他十年，这十年祸刑不是来自于外部势力打压，来自于早年投靠营垒里面的头目判了他十年。雷震的影响，我后来寻访在台湾自由主义发展过程当中的作用，几乎也相当于慎之先生的作用，到现在台湾的学界会怀念和纪念雷震诞辰等，差异还是有。

说实话我有一点赞成卫方的看法，虽然卫方有些地方可商榷，总的来说，受骗上当的痛苦感觉慎之超过雷震，我仔细看过雷震全集，雷政没有受了骗上了当的感觉，他只是感觉在顺向发展的过程当中，我和统治者既得利益发生了分歧，没有接受这个信仰和学说是错的，我完全背叛过来，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还是用国民党意识形态当中合法的部分民主、宪政、自由，这是国民党没有放弃的言说，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特务统治。虽然外部冲突的惨烈程度超过慎之先生，慎之毕竟没有获刑十年，两位老先生内心冲突的程度，慎之超过雷震，他没有受骗上当的东西，早年追求的东西和我现在追求的东西没有冲突，这是一个差异。

国民党后期也有一些内心精神上的反思痛苦程度不及慎之，反过来可以证明，慎之为代表在座的老先生这一代在整个大陆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第二个差异，雷震当年在体制内要到体制外找绵延不觉而且有相当影响的胡适的自由主义结盟，他再三再四请胡适担当杂志的主编，乃至有更进一步的行动请胡适做盟主，他要借助胡适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到60年代，在那边没有断绝过自由主义的言语和合法性，胡适和他确实是一轻一重、一内一外配合，甚至在方面条件和环境艰苦得多，体制外的自由主义的言论处于比他还要弱的状态，他来做破冰之履。

97年4月我和慎之先生的那次谈话，深有体会，70多岁的老先生，为百年北大做序，为年轻人做梯，雷震借助外部胡适60多年未断的自由主义言说，轻重内外的关系又构成一个反差。

第三个可以对比的是，台湾出现雷震是1959年到60年，我们出现慎之是89年，或者到九十年代初期中期，正好相差四十年，我现在的感觉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和台湾同出一胎，那边各种方面的进程领先我们节拍，在时间节点上大概就是30—40年，很多方面差3、40年，慎之比雷震晚出的时间单位也能够认证其他方面的时间差，不必太悲观，当然我更反对盲目的乐观。

准确评价汉娜。阿伦特的学术成就是困难的。这位年轻时遭受反犹迫害，一生情感坎坷的德国女思想家，在哲学、政治理论诸多领域都有天才般的论述。后来学人，在面对阿伦特这座伟岸的高山时，任何轻率的言说，都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阿伦特曾经这样描述过德国社会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一个潜水采珠的人让隐匿的珍宝浮出了水面。他的目的不仅在于采掘，他还造就了珍贵与新奇，并让我们对珍宝的藏身之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实，这正是汉娜。阿伦特自己最恰当的比喻。

阿伦特的政治理论，是当代政治研究领域里的一颗瑰宝。弗洛依德断言：年轻时的不幸和匮乏，成年后会加倍地找回和补偿。阿伦特是弗洛依德这一论断的生动例证。1933年，作为犹太人的她，不得不逃亡法国，颠沛流离，辗转7年之后，才定居美国。阿伦特一生对自己的祖国敬而远之，疏离和陌生，是她的心头对德国永远抹不去的感觉。她不明白，何以在“国家”和“政治”的名义下，社会公共管理会变得这么残暴不已、灭绝人性？她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探究人类的境况，寻找极权主义的起源，去揭露政治中的谎言与虚伪。

同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研究者一样，阿伦特也是从希腊的城邦制度入手探讨社会组织形式的。她指出，希腊城邦是公共生活组织的一个榜样，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政治之意义与重要性的典范。长期以来，它的魅力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政治理论家和政治行动者。可以说是地中海沿岸的整个希腊世界——特别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的那150个左右“城邦国家”的经验，对西方思想和实践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这部分是因为它对后来的政治联合形式产生了影响——最突出的是对罗马人的影响。阿伦特称他们是最政治化的人。

当然，阿伦特认为城邦与现代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显然包括现代国家所不同于城邦的一些明显的常被注意的特征：比如国家是庞大的，它是官僚制的组织形式，没有人情味；它用一种外在形式驾御其公民，理解这种形式的最好途径是利益法则；它的根本任务是在具有潜在冲突的个体之间维护和平与秩序等等。 “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领域是行动……人是自由的——有别于他们对自由天赋的拥有——只要他们适逢其时地行动；因为自由就是行动。”这似乎是阿伦特政治行动中的自由宣言。菲利普。汉森评论说：简要地说，这就是阿伦特全部政治理论的中心思想。

对政治自由的追寻必然导向对极权主义的质疑和批判。1951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她的不朽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世界政治研究领域激起了经久的波澜。

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一股政治力量，它的“起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接连不断的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主义的兴起、种族观念和反犹太主义的蔓延。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最重要的特征——群众和群众置身运动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意识形态、恐怖及最终的集中营的中心地位——只有在以下情形时才存在：公共生活的瓦解导致整个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体的出现，他们不再作为拥有共同世界、在真正的政治上相互平等的人而彼此发生关系。很显然，这种“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体”，在既往历史，阿伦特指的是德国的希特勒和苏联的斯大林。。阿伦特发现，群众的起源与19世纪产生暴民的历史环境是相同的，即都出现在起调解中介作用的制度尤其是阶级分崩离析的时候，它们本是人们安身于世界之本。群众“无法团结在共同利益的意识之下，他们缺乏具体明确的阶级诉求，后者表现在坚定、有限、可望实现的目标之中。”实际上阿伦特的观点远不止这些。她认为，暴民的行动方式是和他们的边缘性地位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暴民表现的是邪恶和犯罪行为；而群众的个体则相反，他们倾向于成为传统的资产阶级道德的“正常的”追随者，共主要愿望就是适应。换句话说，他们是庸人。他们缺乏培养鉴赏力和判断力的手段与机会，因此也就缺乏承担个人责任的手段与机会。

菲利普。汉森指出，对阿伦特来说，极权主义远不只是具有可怕的后果，它更是一种难解的棘手现象，个中原因现在逐渐清楚了。因为虽然极权主义国家是罪恶的，但它的广大的人民却不是罪犯。他们既不承担任何责任也缺乏判断力，他们只是乐于接受社会规定的各种角色，极少对所做的一切提出质疑。因此，他们实际上比真正的罪犯更可靠。在谈及纳粹德国时，阿伦特写道：“群众就是步调一致的庸人，他们成了极权主义这架残酷无情的统治与灭绝机器的帮凶，甚至与职业犯罪相比，他们能犯下更大的罪行，只要这些罪行组织有序、又摆出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

阿伦特入木三分的无情刻画，令我们今天的中国读者多么“似曾相识”！

如果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把人们束缚在一起，那么，替代真正公共领域中现世性纽带的东西是什么呢？阿伦特说，那是宣传和恐怖，它们是极权主义最突出的成分。宣传与恐怖绝不单单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副产品，它们还是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菲利普。汉森强调，“认识到这一点，意义将非常深刻”。

群众性的成员彼此没有现世性的联结纽带，他们的生活一片混乱，而极权主义宣传则为个体提供了从现实逃往虚构、从偶合逃往连贯的机会，因此它备受青睐。极权主义宣传“建立了一个世界，它能够抗衡真实的世界，后者的主要不足在于，它是非逻辑的、不连贯和无组织的。而连贯的虚构和周密的组织则使归纳与概括在更多具体的谎言被揭穿后最终仍能够成立”。使周密的组织能够实质化的是恐怖活动。所以阿伦特认为，恐怖不断借助立足于科学精妙的技术手段维持着虚假世界。

汉森为阿伦特的“宣传与恐怖”的观点作了最好的概括。宣传与意识形态携手并进，其真正企图是建立一个虚假世界。意识形态也为个体提供了一幅连贯的、井然有序的世界图景，没有这幅图景，混乱的世界注定要成为根本不可理喻的存在。但是，宣传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宣传虽具有强制性，是确保遵从官方真理的一个不断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同时它也预先假定了另外一种无法全然抹去的真正真理的存在。而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活之所以恐怖，是因为政治权力被用于建构和维持彻底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要素——在纳粹国家是种族主义，在共产主义国家则是布尔什维克版本的阶级斗争——变得十分真实，根本不容置喙。意识形态命令渗透到了现实的肌理组织之中，所有想在极权主义天地间飞黄腾达的人都要把这种命令看做是真实必然的，并要对它言听计从。

探究汉娜。阿伦特的哲学观点和政治理论的时候，在她的一生当中对她影响重大的两个男人不能不被提及。一个是马丁。海德格尔，一个是卡尔。雅斯贝尔斯。阿伦特是幸运的。在她生命的历程当中分别师从于两个伟大的思想家，学术上的进步和开掘是巨大的。阿伦特创立的哲学体系和政治理论中，无不映衬着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影子。她同这两个男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本质的差别在于，她与海德格尔发展到了超越师生之谊的男女私情。而与雅斯贝尔斯，却自始至终保持纯洁而完美的师生感情。同阿伦特的幸运正好相反，最大的不幸者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上苍实在是太不公平，让这两位伟大的、天才的思想家在同一时代、同一领域内一比高下，一竞雄雌。天无二日。德国哲学的王国里，每个时代只能有一轮太阳高悬其上，康德、黑格尔、弗洛依德……莫不如此。雅斯贝尔斯是不幸的。激情似火、目光如炬，带着与生俱来的哲学思考驰骋于这个抽象世界里的海德格尔，在风头上大大地超越了雅斯贝尔斯。

1889年，马丁。海德格尔诞生在德国巴登地区的一个乡村小镇梅斯基尔希。大学时代和服兵役回来之后，他一直是现象学大师爱德蒙。胡塞尔的学生和私人助理。1920年，胡塞尔夫人将海德格尔介绍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相识。她对雅斯贝尔斯说，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孩子”。这是一次注定要改变两个人生活的相遇（马克。里拉语）。年长海德格尔6岁的雅斯贝尔斯，那时已是德国学术界的名人。他年轻时曾研习法律、医学，并取得了弗莱堡大学心理学的任教资格，就在与海德格尔相识之前，雅斯贝尔斯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世界观的心理学》，这是一本奇特的、充斥着马克斯。韦伯和威廉。狄尔泰的术语，但也试图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方式探讨存在问题的书。

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相识之时，也正是他动手撰写《世界观的心理学》的长篇评论的时候。1921年，海德格尔将他完成的评论恭敬地送给了自己的这位新朋友。认真地读完这篇评论之后，雅斯贝尔斯既往的优越感匐然倒塌了。雅斯贝尔斯表示，虽然自己不能把握海德格尔提出批评的立场，但他还是在表面上感谢了海德格尔对自己著作的关注和建议。而在雅斯贝尔斯的内心，却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海德格尔的评论不啻一种新思考方式的宣言，雅斯贝尔斯对此完全没有准备。海德格尔在评论中就雅斯贝尔斯在心理学上的敏锐表达了尊敬之后，即用最强烈的言辞批评了他研究心理经验的“美学”进路，这种进路认为，心理经验是一个不能从外部观察的客体，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事物。海德格尔写道，为了探索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哲学必须承认：意识必然存在于时间，亦即“历史性” 之中。人的存在是某种“存在”，某种与纯粹客体的存在不同的“存在”。海德格尔声称：说“我存在”时所肯定的内涵与说“它存在”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我 “存在”是通过历史性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我在其中体验到了对我的存在“焦虑的关注”，如果我打算真正地生活，这是我必须承担和拥有的。

海德格尔这一摧枯拉朽的评论并没有毁坏他与雅斯贝尔斯的友谊，但是，让雅斯贝尔斯萦绕于怀的是，海德格尔，而且只有海德格尔，已完全看透了他。而他也理解了“我所不能企及的事情”。年仅38岁的雅斯贝尔斯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在哲学思辨的领域中，他是永远无法超越海德格尔了。

1923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来到马堡，就教于海德格尔。这批新入校的大学生，不仅仅来自于德国，还有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 “海德格尔”的名字来的，因为马丁。海德格尔刚刚在这所大学里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独立学术职位。汉娜。阿伦特出生于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入大学之前，她已经读了一些康德的著作，但读得更多的是克尔凯郭尔。一战的劫难过后，克尔凯郭尔成了深受德国青年推崇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魅力在于他的激情，这种激情与魏玛时代的中产阶级的自满情绪，以及当时德国占主流的哲学流派的沉闷思索成了鲜明对比。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一样，立即就在海德格尔身上发现了这种激情。

马克。里拉记叙道：在这个学期的课程中，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绽放了对彼此的激情。他们已被公开的信件的起始日期是1925年2月，那时，两人的关系显然已有所进展：

亲爱的阿伦特小姐：

今夜我必定要回到你的身边，对你的心灵诉说。

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应是简单、明晰而纯粹的。惟有如此，才不辜负这场相遇。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的老师，这个事实仅仅给了我们相识的机缘。

我永远不能够拥有你，但从今以后，你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存在将因你而获得提高……

年轻的你未来的道路还是隐匿的。我们要服从它的召唤。惟愿我的真诚有助于你对自己的真诚……

我们友谊的恩赐已成为了一种责任，我们将因之而获得成长。因为这一责任，请容许我恳请你原谅，原谅在与你散步时，我的一时失态。

仍然，我要谢谢你，并吻你纯洁的前额，带着你本质的完美开始我的工作。

祝好，好女孩！

你的M.海德格尔

写于1925年2月10日

海德格尔在这个月内写的另一封信表明他们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开端：

亲爱的汉娜：

我着了魔。你安静的、亲爱的双手交叠，仿佛在祈祷，还有你光洁的前额，仿佛借助女性之美化身为魔鬼的守护者。

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

在冒着暴风雨回你住处的路上，你显得尤为优美和崇高。而我，我愿意每个夜晚都这样陪着你走。

接受这本小书吧，它传达着我的感恩之情。它也是这个学期的象征。

汉娜，给我写信吧，只言片语也好。我只是不能让你就那样离开。

你一定归心似箭，但还是给我写几句话吧，不用太“斟酌”。

只要是你写的就好了。只有你才写得出。

你的M

于1925年2月27日

在那些洋溢着激情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持续着这种风格。海德格尔写给阿伦特的信充满了浪漫的寻常字句——开满鲜花的原野、断壁残垣、有关负疚和自我牺牲的表白，如此等等，与哲学沉思以及敏锐的专业建议交织在一起。海德格尔还以令人动容的笔触写到他对自然的热爱，及其与对阿伦特的爱情的融合：

亲爱的汉娜：

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冬天，我的旅程是精彩、愉快的……

我常常希望你现在一切和我在这里的状态一样好。孤独屹立的群山，山区人民的宁静生活，与阳光、暴风雪、天空的自然亲近，宽广而被大雪覆盖的斜坡上废弃的铁轨所呈现的简单性，所有的这一切使我的灵魂远离了一切不专一、不恒定的存在……

当暴风雪在小木屋外肆虐的时候，我会记起“属于我们的暴风雨”，或者沿着朗河静静地走，或者追忆那个穿着雨衣的年轻女孩，低垂的帽檐遮住了她安静的大眼睛。她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害羞而拘谨，对每个问题都给予了简短的回答——这一幕伴随了我整个学期——那时我就确信，那段生活将成为历史。

你承载着我的爱。

你的马丁

1925年3月21日于托特马堡

然而，已有家室的海德格尔不可能与阿伦特结婚。不可避免地，阿伦特要反抗加于他们之间的禁恋的束缚，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海德格尔感到愧疚，但他总是试图让阿伦特理解，自己需要独处以便进行工作，尽快完成《存在与时间》的艰苦写作。于是，怒不可遏的阿伦特在1926年年初突如其来地宣布她要离开马堡去海德堡，跟随卡尔。雅斯贝尔斯学习。海德格尔对她的这个决定表示赞同。但是，仅仅6个月后，阿伦特就坚持不住了。她写信给海德格尔要求回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每当海德格尔旅行之时，他们就小心翼翼地筹划着在旅馆和小镇的聚会，以免被人发现。他们之间依然频频鸿雁传书，交换着照片与诗歌。海德格尔也在信中给阿伦特提出读书方面的建议。

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大获成功。他于第二年获得了弗莱堡哲学专业胡塞尔教席的任命。而在此时，阿伦特已经忍无可忍了。她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说道：“你明白的，我爱你，一如我们相逢的第一日”。她作出了一个导致她与海德格尔决裂的决定。她要他相信，她的决定只是为了保护爱情免于世俗的束缚：不到一年后，她与曾是海德格尔学生的冈瑟。斯特恩缔结了不明智的婚姻，并随丈夫搬到了法兰克福。我们无法了解海德格尔对此有何反应。1930年阿伦特曾与斯特恩一道拜访了海德格尔，而这次相见让她痛苦万分。“看到你的那一刹那，我就无比清楚地明白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容许我说出来，我们的爱情的延续。”阿伦特还是抱怨，“总是如此，我所能做的惟有顺从、等待、等待，无穷无尽的等待。”她与海德格尔这一别，就是将近二十年。

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这三个朋友与爱者的生活各自平稳地进行着。1929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在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著作来自她与海德格尔相遇的启示。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心理学、宗教、尼采诸领域著作颇丰，尽管在收到海德格尔的评论之后，他的哲学抱负已有所降低。对海德格尔来说，刚刚过去的魏玛时代见证了他在知识界权力和影响力的颠峰时期。1929年，他应邀访问了瑞士的达沃斯，与受人尊敬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厄恩斯特。卡西勒进行论辩，在会场里的年轻人眼中，海德格尔极为成功地击败了对手，不愧是一流的德国哲学家。

然而，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迅速崛起，打破了德国人民的平静生活。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灭绝政策，让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毫无安全之感。1933年，阿伦特与丈夫流亡巴黎，开始为多个犹太人救助机构工作。这既是为了救人，更是为了自救。雅斯贝尔斯因为他的反纳粹立场，更是因为他娶了一位犹太女子为妻而被禁止离开德国。那一段时间里，他和他的犹太夫人一直携带着有毒的胶囊，以防万一。

1933年4月，海德格尔却离开了他黑森林中的小木屋，就任弗来堡大学的校长，并于同年5月加入了纳粹党，在校长的职位上呆了一年。获得任命之后，他即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了对大学的“改革”之中，并在德国各地举办宣传性的讲座。讲座结束之际，海德格尔总是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

纳粹垮台之后，清除纳粹委员会审理了海德格尔在二战中的表现。雅斯贝尔斯作证说：“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反自由的、独裁的，是不可交流的，在今天其教育效果是极坏的。”

令雅斯贝尔斯极为惊讶的是，海德格尔在与雅斯贝尔斯的友谊消解的时候，他却与汉娜。阿伦特缔结了新的友谊。1946年，阿伦特在《党派评论》上发表了“何谓存在哲学？”的文章，她在文章中称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偶像崇拜”。对于他对纳粹主义的信仰，她认为，与其仅仅归因于人格的缺陷，不如说这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使然。

1951年，在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前夕，阿伦特接受犹太文化重建机构的委派，前往欧洲作了一次长期旅行。她首先兴奋地前往巴塞尔，拜访了暌违17年之久的、自己崇敬的老师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给阿伦特看了纳粹统治时期他与海德格尔之间的通信，而她也终于向老师承认了自己年轻时与海德格尔的恋情。雅斯贝尔斯对此的反应是幽默的，“啊，太有意思了！”这让阿伦特大为放松。于是，两个人开始用各自的方式讨论他们一度爱过的那个人。

1950年2月。阿伦特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弗莱堡。她抵达旅馆，放下行李之后，立即给海德格尔家写了张便条，说自己到了。海德格尔百感交集，马上回信邀请她来访，并亲自去送这封信。到了旅馆，在得知阿伦特就在房间之后，他请侍者予以通报。阿伦特完全被重逢的喜悦击倒了。她写道：“那个晚上与前日清晨，是对整个生命的确认……当侍者说出你的名字……时间似乎突然静止不动了……在弗雷德里希给了我你的地址后，我的本能的力量仁慈地拯救了我，使我没有犯下惟一真正不可原谅的不忠诚行为，使我没有错误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也只可能是出于骄傲，亦即出于纯粹、清晰、疯狂的愚蠢，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旧情复萌了！

汉娜。阿伦特对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遗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她对他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她是如何对那些深刻影响了她的人们及问题进行政治思考的。

虽然在阿伦特看来，把一个人看做是一种思想的代表，这种做法很值得怀疑，但把雅斯贝尔斯看做是判断所取得的成就的体现，把海德格尔看做是思考之困境、哲学之潜在危险的写照，仍具有启发意义。卡尔。雅斯贝尔斯试图在一个明显敌意的世界里表达并捍卫普遍人性与世界公民的思想，在阿伦特看来，他就是真正政治的哲学家的榜样。他致力于这样一种设想，即“哲学与政治关心每一个人”，哲学是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这种公共领域“远远超过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生活”。这位康德的继承人体现的是康德的“扩展的精神能力”，因为他始终在这个世界上“在家”，不管它是公共活动的世界还是他与妻子共有的“小型世界”，他在这个世界“展现并实践他那无与伦比的对话能力，他能够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对袒露心扉乐此不疲，他对所讨论的问题能够耐心把玩，尤其重要的是，他具有循循善诱、发掘有价值的话题的能力”。雅斯贝尔斯的思想是现世的、空间的，因为它“永远与世界及其中的人们相关……这种思想始终‘与他人的思想紧密相连’，它必然是政治的，即使所思考的对象根本不是政治的。”

阿伦特认为，哲学是公共的，是每一个人的事，因为它的本质是交流。雅斯贝尔斯既没有接受康德所说的历史之“可悲的随意性”，也没有接受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黠”，这样他就告别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绝望与安慰”。哲学固属于在一起交流的人们所处的境遇，因此这是政治行动的必要指南。它指的是 “这样一个精神领域，其中一切都是当代的”，这是一个“人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够摆脱他的出身”。这种人是公共领域的产物和先决条件，因此原则上所有人都能够进入这种公共领域。它的存在预示了这样一种哲学，它“在神学面前不再谦卑，在人类共同生活面前不再傲慢”。

1969年，海德格尔80岁了。就阿伦特来说，她为海德格尔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撰写的文章是慎之又慎的。她提到了这位大师无可否认的哲学成就，并对他与纳粹的关系轻描淡写，说这种关系时间很短，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纳粹时期他在大学里及文坛上冒了不少政治风险等等。阿伦特强调海德格尔的教学才能，说他甚至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前就已经享有美誉。她试图表明，思考在海德格尔的著作和生命中是“纯粹的活动”，是一种热情的追求，他“描绘了思想路径的巨大网络”，如果能够循此前进，将“导致传统形而上学大厦……的崩溃，就像地下隧道和颠覆性挖掘会导致基础不够牢固的建筑物坍塌一样”。他的思想似乎不属于这个时代，但就像柏拉图那样，许多年后其思想仍如暴风席卷着我们，它“来自远古，留下的是完美，就像一切完美的事物（里尔克的说法）一样，这种完美又退回到原处”。

汉娜。阿伦特引用瓦恩哈根的警句描述海德格尔：“他以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相。”这是她最终对海德格尔的看法。

雅斯贝尔斯则写道：“如果我们之间曾共有过可堪称为哲学冲动的东西，那么，请对你自己的天赋负责！……勿为邪恶的魔法为虎作伥。”

但海德格尔，至死，都不道歉。

马克。里拉在叙述阿伦特、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友谊与爱情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哲学与爱有何关联？在柏拉图眼中，两者息息相关。尽管爱者不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却是惟一真正的爱者，惟有他们懂得爱所盲目追求的事物。爱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是对理念之美的潜意识记忆，这一记忆让我们痴狂；正如《会饮篇》的优雅行文，我们会被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要寻找伴侣并“诞育在美之中”。节制有度的人会透过知性与理性结为一体，这也是哲学家的目标，而有的人缺乏节制，在肉欲上倾注自己的激情并被尘世束缚。

马克。里拉的剖析是深刻的：我们已不再习惯于这样来思考爱欲了。在我们看来，情欲吸引、思想活动、政治世界都是独立运转的、完全不同的领域，受不同的规则支配。因此，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界中最非同寻常的故事，亦即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的爱与友谊。这三位思想家初识于1920年代，不久后即因对哲学共同的激情而同气相求。但随着他们卷入震动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剧变中去，对哲学的激情就流溢到他们个人生活和政治信念的各个方面。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年轻时的情侣关系已为世人所周知，但这并没有太多的发人深省之处。真正重要且值得认真反思的是：在思想家的生活与当代暴政的魅惑中，这三个人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热情？

雅斯贝尔斯看到了一个新的僭主进驻了旧友海德格尔的灵魂，一股狂热的激情误导他去支持了最坏的政治独裁者，而后又诱惑他深陷智识上的巫术。雅斯贝尔斯不愿让海德格尔独自一个株守于花园中，由此，较之汉娜。阿伦特，他表现出对老友更深切的关心，以及对哲学天职更深刻的爱。至少，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经历，让雅斯贝尔斯领会了一个典型的柏拉图式的教诲：责任始于爱欲。

主要参考文献：

菲利普。汉森著《汉娜。阿伦特》，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娜。阿伦特著《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

马克。里拉著《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新星出版社。

明天七一是中共建党日，共产党已有八十七年的历史。中共的血腥革命，导致了无数人头落地，家破人亡。但在宣传洗脑下，很多中国人已麻木到对此没有感觉。

几天前在日本留学的一位台湾青年来信说，她班上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学生，来到海外才通过网络了解到八九学运和六四屠杀真相，但他的结论仍是“镇压也是政府不得以的手段，谁叫那些学生闹得无法无天！”另一位中国学生是将近五十岁的女性，其父曾是中共干部，但在文革中被批斗，家人也因此牵连。但她仍崇拜毛泽东，认为毛是世界上百年难得一见的伟人。

这位台湾青年很难过，她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来到自由世界、能够获得自由信息的中国人，其思维仍无法转变。“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抑或是共党的思想教育真的太成功了？”

专制政权的洗脑教育总是比自由天空下人们自愿地接受信息效果强大得多。这从希特勒、斯大林、到毛泽东、蒋介石等统治下的人民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长期被宣传洗脑后，人们对真实已没有感觉的能力。就像奥维尔《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一样，当四个手指头硬被说成是五个的时候，看久了，就真的看成了五个。到后来他读成五个的时候，已经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在谎言麻醉下的确信。

不久前汶川地震时，中国媒体一片强势宣传攻击，一面倒歌颂胡温政权“救灾”有功。于是在中国从民众到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台湾的马总统），全都被胡温感动不已，对那个政府钦佩至极。一位自称异议人士的旅美中国诗人，撰文歌颂胡温政权为地震死者下半旗，是第一次“降到人的高度”。另一位北京异议作家兴奋地呼吁，要胡温政权给六四遇难者下半旗。但恰恰这面五星红旗是共产屠杀的象征，它是被迫害死的八千万中国人的鲜血染红的。如果那面旗帜降了一半就感激涕零，那死了被盖上五星旗，是不是要磕头了？中国异议人士们都糊涂到自我亵渎的地步，就别提那些普通民众了。

别说至今仍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在解除党禁报禁二十多年后的台湾，今天的一切乱像，仍都和当年国民党的洗脑有关。在美国哈佛受过教育的马英九，至今还要跪拜那个把台湾军事戒严了三十八年的独裁者蒋介石。对这种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他真心认为蒋是个伟人。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人逼马英九这么做，他是自觉自愿，诚心诚意。

今天，海外热烈推崇共产党的中国人和极力支持国民党的台湾人，都不是被逼迫的，而是发自内心、真诚认同。这无法不令人再次想起《一九八四》中的史密斯，他最后是微笑着、幸福地离去；他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头脑，不仅不知，还很满足。

——转自《自由时报》2008年6月30日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我通通没有读过，但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很了解这个人，知道他想用甚么心计、谋略和手段来达到甚么目的。给我这种感觉的，不是他在六月五日在博客上公开呼吁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而丧失子女的家长要「识大体、明大理」，不要被反华媒体利用。

依我看来，这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让他「袒胸露肩」和「无所遁形」的程度，远远不及他在两个多星期后在四川卫视一个名为《重建精神家园——余秋雨访谈录》的节目中，就有关愁云惨雾的汶川地震可以怎样与喜气洋洋的北京奥运「取得协调」的谈话。

节目中余秋雨坐在一端接受四川卫视的女主持宁远访问。他说北京奥运可以用最漂亮的方式，弘扬最微弱生命呈现出来的尊严。以生命作为主轴，「五一二」与奥运就连接起来。他接着以说书人的口舌，非常生动地讲述了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在地震废墟中被救出的小男孩在病床上说出京奥的理念——「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又把电视记者那个话筒当做奥运火炬。

余秋雨用讚赏甚至歌颂的口吻说：「从废墟里面拯救出来的生命，期望的是奥运这样精采的生命。」之后余秋雨再侃侃而谈他的第二个故事：另一个也是从灾区中救出来的小男孩最崇拜刘翔。他在传媒的安排下与刘翔通电话，祝福刘翔要跑得更快。果然刘翔又（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在大家的欢呼声中，他首先听到的是那个小男孩的声音。

在用如此充满电影感（cinematic）的方式把故事说完之后，余秋雨难掩一脸志得意满之色地说：「你看，这么巧妙的搭建了「五一二」与奥运之间的基本逻辑。就是生命，最微弱的生命和最精采的生命。生命微弱的起点和生命辉煌的高点，在几个月之间快速的走完了。所以我说，在生命的意义上，二零零八是精采的二零零八。」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大声说了一句：Bravo （好极了）﹗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慷慨激昂、感情充沛又诗意盎然的「公关辞令」（PR speak），更难以想像的是这套近乎无懈可击的公关辞令竟然出自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口中。的确，单凭这几句话，余秋雨就足以配称今日中国首屈一指的「公关大师」（PR Guru），成为Hill & Knowlton和Burson Marsteller这些觊觎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关公司重金罗致的对象。

余秋雨公关技巧如此神乎其技，不仅在大陆可以傲视同侪，就连美国总统布殊的高级政治顾问罗夫（Karl Rove）一类的西方「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也要自愧不如。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篇令人困惑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便完全显得合情合理了。在一个专为京奥应付传媒和包装形象、对媒体的负面报道（bad press）避若蛇蝎的「公关大师」眼中，请愿灾民正在不自知地为国家和中央制造一场「公关大灾难」（PR disaster），所以必须被直斥其非和严厉制止。（

问题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公共知识分子，为什么一下子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善於对负面消息进行积极解释的宣传者和策划人？为什么一个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会愿意用他的学问和才智，去「处理事实」和利用传媒的「轨道」来影响公众？在同一个节目中，余秋雨在谈到文化人在地震之后有甚么可以做的时候这样说：「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认为，最优秀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是敢於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他引用康德，其实是要含蓄回应《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批评者。他自喻为劝说受难亲属不要揹尸首走路的防疫人员，企图疏导自然灾害引起的「情感灾难」。

以余秋雨的博学，他一定读过萨伊德（Edward Said），也肯定对鲁迅滚瓜烂熟。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说过，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底层的立场，向权力说真话，对权力做批判。他不可以只诉诸他的理性，因为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也是一种理性，对某些人来说，它甚至是最高层次的理性。余秋雨长期高居大陆作家富豪榜的首位，也许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作者：林沛理，《瞄》（Muse）杂志编辑总监，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香港，你还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义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二零零四年八月，我的在酒泉工作的几个学生找了一辆面包车，他们陪我回阔别已久的肃北县。

三一二国道很好走，可是到安西，面包车离开国道，转到安敦公路上，情况大变。原来一条新国道正在兴建，是从青海格尔木到新疆库尔勒的，这是一条大动脉，要通过安西和敦煌，安敦公路在大改造，这害苦了我们，颠颠簸簸，走走停停。花了近三个小时才到敦煌，不敢停留，面包车风驰电掣地沿柳园到冷湖的国道向南开。

半个小时过去，车又拐向西南岔路，这就是通向肃北的公路。整个公路全部铺了沥青，路又宽又直，跑二三十公里才拐一次弯，这可真是鸟枪换炮了，当年的这条公路只是很简陋的沙石路。路上车很少，我想这里是车手们理想的飚车之地。

走上岔路不远，就有一座水泥牌坊门，两端是马头雕像，牌楼上书：肃北人民欢迎你！我心里一热，感到分别二十五年的肃北就要到了。

二十五年了！当年是恨恨地离开肃北的，发誓永不再回这鬼地方——我们的流放地；不想到了暮年，思乡之情悄然而生，雪山、戈壁、荒漠常常出现在梦中，虽然梦里的我总是在惊悸、沮丧和绝望之中。毕竟是挥洒了十一年青春岁月的地方，不管怎么说，那算得上我的第二家乡，有很多难以忘怀的记忆魂牵梦绕。

右前方出现了一片沙山。老远看它，觉得跟辽阔戈壁滩和巍巍雪山峦比，它只占着小小的一点空间，简直微不足道；可是我却知道沙山是方圆十数公里的沙漠之海，它波澜不惊，却又惊心动魄，在那里能体验到原始，能忘却红尘，能尽情享受孤独。途经此处的人大概绝对不会想到那里去看看的，但是此刻我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沙山。

悠远的往事浮现在我脑海。

　

一

沙山横亘在敦肃的公路的西南侧，当年我乘车来往路上，总要呆呆地看着它离我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最初我对它有莫名的恐惧之感，我没有想到我会深入其中。然而想不到我却去过了，而且有深刻印象，有如苏东坡的诗句：“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

那是一九七六年六月份，为了打柴。

提起打柴，老肃北人大概都有谈虎色变之怕。自从保护生态的观念逐渐为全社会所接受起，更重要的是自从县城方圆数十公里的戈壁滩上的柴火基本被打得精光以后，到八十年代中期，肃北人开始改烧煤炭，九十年代县城居民又陆续烧起了液化天然气，肃北人终于告别了戈壁滩打柴的历史。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到打柴的艰辛。

大概是五二年，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成立，县政府设在党城湾，从雪山里出来的党河流经“县城”，奔向敦煌。仅有少量干部工人和解放军居住在不多几座房屋窑洞的“县城”。大概因为县城太荒凉，遂从武威迁移来数百名农民垦荒种地。这些最早定居党城湾的居民，不愁柴火。他们往往是到做饭的时候，才提上铁锹，走出门三五步，挖几棵柴火，什么黑碱柴、霸王鞭、梭梭，等等，都是上好的硬柴，很耐烧，两三个柴火就能做一顿饭、烧一大壶开水。

人们先是挖已经枯死的黑碱柴之类，后来见活的也挖，总要图方便么。估计黑碱柴、霸王鞭、梭梭几种硬柴，要长到人们可以当柴火烧的大小，恐怕需七八十年，甚至一两百年。

因为干旱荒凉的戈壁滩，年降雨量不足五十毫米，只在夏秋季下那么几次微雨或者小雨，每次只下几分钟，顶多半个小时。就那么一丁点儿生命之水，荒漠植物如何生存？原来求生本能使它们在物竞天择的进化中形成一套生存机能和习性：每到天下雨时，它们的敏感的枝叶立刻打开“面膜”，赶紧吸收水分，身体乘机生长一点点。雨一停，太阳出来，它们马上进入休眠假死状态，枝叶的“面膜”如同密封似的把整个植物包裹得严严实实，耐心等待下一次的降水。否则强烈酷热的阳光，立即晒死它们。戈壁荒漠上的蒸发量和降水量，太不成比例了。所以荒漠戈壁的色调，通常是灰蒙蒙的，唯独下雨的那一段时间，大地突然呈现生气盎然的绿色。荒漠植物还有一个特点，有很深很广的根系，通常它的地下根系的体积，是地上枝干体积的数十百倍；为适应严酷的大自然，它们不得不如此。它们是自然界的脆弱者，却也是保持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它们遇上了狂妄而愚昧的敌人——人类。

　

二

等我们一批文革毕业的大中专生分配到肃北的六七十年代之交，到做饭时再挖柴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附近的硬柴完全绝迹。柴火距离居民点越来越远，党城人必须跑到半戈壁滩上去，才能挖回取暖做饭的柴火燃料。近处有稀稀拉拉的荒漠植物，却都是些蓬蓬松松的柴草，人称毛毛柴，根本不经烧，一大抱毛毛柴也做不熟一顿饭。

这就是说，不到二十年的功夫，大约三十几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戈壁滩上，生长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荒漠抗旱植物，被不到一千的肃北人掘光刨完、斩尽杀绝。

此时县城已经有数百名干部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党城公社的农民也有了上千人。这里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柴堆。但凡是勤快的人家，也就是当地人说的“小圈圈画得园园的”人家，那柴堆必然是扎扎实实的梭梭、拐枣、霸王鞭和碱柴疙瘩，而懒汉家或是孤寡人家的柴堆，尽是蓬松的毛刺柴草。看到谁家的柴院里是可堆的硬柴，人们就肃然起敬；谁家的柴堆是毛毛柴，人们就哈哈大笑，挖苦话脱口而出。柴堆成色的好坏，直接影响人的名誉，所以一般人是不敢马虎的。打柴遂成为肃北人日常生活的重大之事。

我的柴堆，总是以毛刺柴草居多。因为叫两三个学生帮忙打柴，就必须在近处，大清早出发，深夜回来。否则回来的路是上坡，车装满柴，人没法坐，徒步跑太远的路，是吃不消的。

戈壁滩上打柴是很艰苦的。试想在烈日下出大力猛干，要忍受饥渴，晚上幕天席地，忍受寒冷，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还有操不完的心，怎能不苦？虽说我们当教员的禁止学生吸烟喝酒，可是逢到打柴，哪个老师不给请来的高一高二的半大小伙学生喝酒，以壮行色？打柴是很操心的，怕找不到好柴滩，怕毛驴乘人埋头打柴而溜之大吉，怕毛驴在柴滩上偷吃人的干粮、打翻水憋子（能加盖的大水壶）偷水喝——别看毛驴长得憨头憨脑，可打柴人都深知它大大的狡猾狡猾的，对它既要笼络，又要监视，很操心呢！打柴人还怕打柴归途上的翻车或是车轮胎爆裂……；反正只要柴车没有安全地回到自家的院子里，一颗心就始终悬着，神经一直紧绷着。难怪肃北人对打柴是那么地怯，临到打柴就头大。

　

三

我家很快就要断柴火了。我心血来潮，决心改变人们对我的口碑，打一车硬柴回来。听说教育局干事张卫祥找伙伴到沙山去打柴，我马上和他联系，因为现在只有那里才有可能打到硬柴火。

打柴临出发前的三、四天，我就做各种准备：向单位预订好毛驴——那时县上每个单位都饲养着几头专供职工打柴的毛驴；又向医院借了拉拉车（板儿车），又请经验丰富的学生家长给我检修车辆，又向邻居老柴借大绳，大水憋子，准备干粮，毛驴的草料等等。

张卫祥总共联络了五个人五辆车去沙山打柴，大家约好早上七点出发。头天夜里我睡不着，总有大祸临头的紧张和担心。两头毛驴不停地在院子里走动，它们不放弃逃跑的努力，吵得我一夜不曾睡着，顶多迷糊了一个小时。

六点半我起来，匆匆填饱肚子，套好毛驴车就出了家门，到老张门前等他。等老豆、小豆父子和小周到了，五辆车子会齐出发，已经八点半了。张卫祥送给我一根鞭子，这应该是必备的，我却忘了；须知对毛驴就得像“官打衙役”：衙役错了官打，官错了打衙役。路上我见地上有半截烂绳子，顺手捡起来；须知若在戈壁滩上万一缺少这么一两尺长的绳头，那就惨了，除了一筹莫展，还是一筹莫展。

　

四

五辆毛驴车顺着公路往戈壁滩跑，跑到芦草湾过党河旧桥时，发现桥遭到很大破坏，少了一块木板。我们气愤地咒骂。为了小心起见，张卫祥主张把索索驴（边套毛驴，即驾辕毛驴的搭档）解下来，缓缓地牵着辕套毛驴过桥。于是我们几个就照他说的各解各的索索驴，然后一辆一辆地前呼后拥地过桥。费时许久，五辆车才安全通过。大家对偷桥板的人愤恨不已。我说，修桥铺路公认是积阴德的善事，过河拆桥是最缺德的。老豆说，干这种勾当的人，过去人们常用断子绝孙的话诅咒他呢。

骂归骂，上车赶路要紧。五辆车子拉开距离在公路上快快的跑了起来，前顾后盼，觉得有点浩浩荡荡的意思呢！可是事故不断发生，一会儿小周毛驴车的索索驴套绳断了，赶紧重新拴；一会儿小豆毛驴车的托梁开了，停下来重新捆绑；一会儿我车上的镢头掉了，连忙稳住毛驴下车捡回来，一会儿又是两辆车绞在一起了，哎呀，尽是事儿。

四周是荒漠，远处是雪山，车行数十里，单调的景色一成不变。这样朦朦胧胧地似睡非睡地合了一阵子眼皮。一会儿车子停了，原来路面有个积水坑，积水甚多，张卫祥决定在这里给驴最后一次饮水。他打柴经验丰富，为人心细如发、精明干练，当然是车队头儿，听他的没错。我们花了相当时间，用茶壶依次给十头毛驴喂水。

接着又出发了。单调的景色愈来愈单调，沙山也愈来愈近，它莽莽苍苍，寂然无声，既无生命，又不怀好意地窥视我们，准备吞噬我们。

　

五

车队离开公路，直插戈壁，沙山近在眼前，不一会儿，毛驴车次第停在沙山边缘。老张举目望，发现远处有三只黄羊，喜出望外。他带有抢，这就去打黄羊。他一心想要捞个外快，给家里的妻女一个惊喜。大凡黄羊都十分警觉，哪怕些微的惊动，都会使它们立刻发足狂奔；不过跑出六七十米后，必定伫立几秒钟，回头张望，看是否脱离险情。有经验的猎手往往抓住这一瞬间开枪。这时，老张贪馋地盯着三只黄羊，可是就在要扣扳机的刹那间，托枪的毛驴车动了一下。等拉拉车稳定下来，黄羊早已撒腿跑得无影无踪。老张气得踢了毛驴一脚，还不甘心，又朝黄羊逃跑的方向撵上去了。

这时已经是两点半钟了，趁这工夫，我们补了一次带，烧开了茶。老张空手而回，他告诉大家，前面柴火长得极稀，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这么大的沙山，哪有时间到处勘查！

喝过茶后，五辆车子分头行动，各自去碰运气。我赶着车进入一个沙沟。可以看出，沙沟里有不甚清晰的毛驴车印痕，证明这条沙沟早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看样子是几个月前来的。我感到沮丧，天色已经不早，无暇挑拣，快动手打吧。

所谓沙山，严格的说，并算不上山，充其量也只算小沙丘。全是细沙由风堆积而成，根据其形状，可以判断它是在漫长的年月里从北方移动过来的。后来我问别人，证实这片沙山是敦煌南湖那里来的。

沙山也并非没有生命，拐枣和梭梭顽强地生长在沙丘上。那长在沙丘顶上的梭梭，迎风而立，挺拔坚强，虽有风沙时时将它掩埋，但它却不屈不挠地又从沙子里挣扎出来，向上猛长，大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较劲样儿。不信，刨刨它的根试试看，它深深扎根在沙丘里，准确地说，那又粗又大的根，其实是被黄沙掩埋了的枝干。如果人站在沙丘下面，把自己想象成极小的矮人，那么沙丘就是一座大山，就会感觉沙丘顶上的梭梭是几人环抱不住的榕树或黄桷树，异常壮观。真的，如果在矮人国里，它们是当之无愧的参天大树。

我想，生活确实就是梭梭与风沙这样的搏斗。梭梭不是用它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么？可惜啊可惜！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应该保护这抗御沙漠的勇士，而是在屠灭它们，我们真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啊！

我相中这棵梭梭，毫不犹豫地举起镢头。

我设想我是个小矮人，正在拼命伐木，可又觉得自己像是蚍蜉撼大树，因为像我这样一个蹩脚的秀才，挖一棵梭梭却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只是举手之劳。沙子是柔软的，迎风的那面，却有点儿坚实，梭梭枝干很深，砍它不断，拔它不出，挖着挖着，上面的沙又塌下来把梭梭埋掉来，我又须从头来过。我直起腰喘气。

站在沙丘顶上，环顾四周，尽是沙的世界，是黄沙瀚海。连绵起伏的沙丘，正就像大海里的惊涛何浪，在一时之间突然遭遇魔法，被点了死穴，悬空定格了。这样一想，恍惚认定真是如此，于是觉得古怪，继之感到恐怖，倘若魔法此时忽然解除，这好似十二级台风卷起的巨浪将把我推上天空，再摔进深渊，我必粉身碎骨无疑。

　

六

其他那四辆车子，也各自钻进附近的沙沟里，可是全然看不见，只听见“扑通”“扑通”的沉闷的镢头声传过来。打柴很费劲，是名副其实的甩开膀子大干，恶毒的太阳，干燥的风，人浑身不舒服。但这是背水之战，精力高度紧张集中。

毛驴车是吆进沙沟里的。两头狡猾的毛驴，时时和我唱对台戏。它们被我用笼头绳链在一起，却总想趁我不注意，要溜到沙沟外面的戈壁滩上去。但是我把它们逼在沟里面，我封锁着沟口。它们溜不出去，总是不甘心，最后两个坏蛋商量了一下，索性装出非常老实听话的样子，一个劲儿朝沟里头走。这不分明是想要气死我么？我没有理睬，由它们走好了。反正口袋形状的沙沟，出路被我控制，你们还能跑到哪里去？我采取的不理睬态度，使俩毛驴大为懊恼，只好老老实实停下来，乱跑消耗体能，吃亏的还是它们自己。

沙丘背阴处柴火多一些，可是根特别深，多半只能刨些柴秧子，想刨根么？好不容易刨得霸王鞭露出大疙瘩根头，哗啦啦，四周的沙子溜下来，又填满了，埋住了。如此反复，白费力气。慢慢地发现向阳的沙丘虽说柴火长得稀稀拉拉，而且矮小，但是深刨下去，竟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根。慢慢又有了经验，挖沙子里的梭梭，得先把它高处那面的沙子清除，尽量扩大范围，再从低处这一面掏去沙子，再把镢头别进去一撬，就出来了。至于拐枣，只要能勾住它的根岔，使劲一提，它那分叉的粗根就都拿下了，往往是很长很长的粗根。可惜拐枣太少。

时间不早了，饥肠辘辘，得装车返回营地，希望满满装它一车。可是拉过毛驴车装起来一看，仅有小半车。心里懊丧，赶着车往沟口走，老远看见两辆车已经到营地了。沟口有几棵大梭梭，依照沟里的经验，该有很长很粗的根在地下。这样一想，浑身又有了劲，于是停下车打那几棵梭梭。好容易挖出一棵，却并不像沟里面的那样粗大。管它的，一不做二不休，咬牙切齿继续扫荡，打完最后一棵，精疲力竭，又饿又渴，大有颓然倒地之势。

　

七

回到营地，怕有八点多了，天还亮着点，一面烧茶，一面帮老张他们装柴。他们把两个半车装成一车。戈壁滩上的打柴作业，必须井井有条，必不可少的啰里啰唆，都要按部就班。我想这大概是由人们多年的经验，积累而得的。待到吃东西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老张拿出了他的一壶茶，一袋凉菜，内容有猪肉片、粉条、番瓜干。老豆是一壶小米稀饭，大把大把地放进白糖。我呢，也分给每人一颗鸡蛋共享。大家交换着柴的行情，回忆县上打柴的经典轶事，如某某一大早赶着毛驴车上路，到了西大坡公路上，他放下心来，迷迷糊糊睡死了，等到醒来，却发现毛驴又把他拉回自家的院子里了。某某是大懒人，家里的柴火弹尽粮绝，他不得不动身去打柴，天却下雨了……。

这时，十头毛驴远远地站着，一声不响，死盯着我们的饭菜。天完全黑了，戈壁滩上一丝风也没有。我带的半截蜡烛居然起了极大作用，因为必须给驴子饮水。昏暗的烛光，照着老张严肃的脸，他公平地对待每一头驴，七八个驴头从他头上凑过来，希望得到优先照顾，那情景煞是怪异而好看。老张给每头驴一茶壶水，这显然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它们使性子，争夺，结果既浪费了水，又耽误了时间。这以后又是挨个儿把它们用长绳子链拴起来，又指导它们吃料，把凡是驴可能要啃坏的东西统统放到安全地方，蜡烛早已燃光，只好不停地向火堆里添柴，就着火光做完一切必须做的事情，最后才可以睡了，此时已经是十一点半了。

我把一条麻袋铺在砂石滩上，一件大衣做被子，乱七八糟的水桶干粮袋，统统堆在一起当枕头，真是幕天席地。我躺下来，似乎骨头散了架，但是睡不着。有虫子爬进内衣，逮住了捏死。刚要入睡，腋窝里又挨虫子咬了一口。该死的蝎子，咬得真疼。驴子又叫起来，小豆鼾声如雷，我又要便溺，随后刮起了风，头脑被刺激得异常清醒。虽然是八月份，不太冷，可是身上裹不到大衣的部位，总是凉嗖嗖地不舒服。头脑嗡嗡地响个不停，像波涛，像旋风，像噪杂的千军万马。翻来覆去，打了个盹，东方已经发白。五点半了。眼瞪着天空渐渐稀疏的星星，东方已经泛起鱼肚白色，可身上的乏困还没有解除一点点呢，多想再躺着啊！不行，只好自己逼自己起来，架起火，烧上浓浓的茯茶，撒盐进去。

他们几位也先后爬起来，给驴喂料，人吃早饭。然后各自套起车子又找另外的沙沟进去。

　

八

疲乏没有了，我如困兽犹斗，狠命地挖起柴来，太阳刚升到半空，就凶狠地炎热起来。我很快口干舌焦，嗓子直冒烟，饥肠辘辘，多亏带了一壶茶，放在高处，爬上去就往嘴里灌。

在沙子里活动了半天，忽然有一大发现，皮鞋不知不觉变得非常干净，可以说铮亮铮亮的。再看衣服，也是干干净净。早就听人们说，在沙漠里，衣服比水洗的还干净，信夫！

喝过水继续吭哧吭哧地打柴，实在打不动了，就装车。装完一看，还差很多。方才看见这沙沟外面也有几株梭梭，何不捎带把它们打光？

驴子被太阳毒晒了大半天，也和我一样筋疲力尽，懒得动弹。在我的鞭子和吆喝下，它们开始艰难地在沙子里行走起来。走出沙沟，更觉骄阳当空，酷暑难当。现在碰到的梭梭，十分难打，我站着刨，跪下刨，用手扳，用脚踢，终于取下了几棵。

但是竟有一棵十分顽固，我抡起镢头斜着劈，横着扫，围着它转着掏，它竟是岿然不动。我费尽了吃奶的劲儿，却奈何不得它；我火冒三丈，气急败坏，一镢头砍下去，竟溅起一粒小石子，打在我头上，疼得我“嗷嗷”叫，这狗日的居然反了！

我勃然大怒，狂怒之下，不知哪里来的劲，劈头盖脑，一顿镢头狂轰滥炸似的乱剁，他妈的！砍头只当风吹帽，杀人不过头点地，咱们来拼命！我发疯了，我歇斯底里了，我咬牙切齿地把这棵砍不断、砸不烂、撬不动、踢不死的梭梭砸得面目全非，才恨恨地离开。反正老子拿不到你，你也别想活！我气糊涂了！

天爷啊，我累死了。一眼瞥见那两头驴正幸灾乐祸地看热闹呢，我大吼一声：娘稀屁，你们不听话，就是这下场！吓得俩驴垂下脑袋做诚惶诚恐状。

我这一阵子的疯狂，相当于打了二十株梭梭。力气白费，空无所获，哈哈，跟一个梭梭过不去，是不是蠢猪？我又嘲笑起自己来。

那时少年气盛，做事就是如此荒唐可笑。

拖着疲惫的两条腿，我一步一颠地牵着毛驴回到营地。架起了火，一边烧茶，一边装柴火，同时整理柴车。那些我本来看不上的遭淘汰了的黑碱柴、红碱柴，又统统塞到车上充数，唉，阎王爷不嫌小鬼瘦嘛。柴车装起来一看，将就还算得上一大车。

　

九

另外四辆毛驴车也从各个沙沟里出来了。看手表，是中午两点，几个人又给毛驴喂料饮水，又相互帮助把柴装整齐。柴车一定要装得方方正正，柴火装偏了，一动就翻车；柴火装得靠前了，毛驴会被压爬，靠后了，车子翘起来会把毛驴吊起来。我们装完车，前前后后绕着车看，掂一掂车辕条，没问题了。

再坐下喝茶。头儿老张又拿出一玻璃瓶咸韭菜，天哪，在这沙漠里，这可是美味佳肴啊，我们拿饼子就着咸韭菜吃，吃得干干净净，意犹不足。老张和小周又在茶壶里做了满满一壶面疙瘩，大家饱餐一顿。吃饱喝足，我头昏脑胀，腰酸腿疼，手指也伸不展，干脆四仰八叉躺在戈壁滩上。

四点整，车队终于踏上归途。新一轮的担惊受怕又开始了：车内胎会不会爆炸？车子会不会半路上翻掉？无穷的忧虑和极度的疲劳双管齐下，使归程更见艰难。

豆家一老一少，柴车没有装满，就说，来一趟不容易，不满载而归太不划算，再找地方打一些吧。可是天色不早，路程尚远，岂能耽搁？老张很是为难，最后决定还是出发，路上若碰到柴多的地方，就再打一些。

从远处看，戈壁滩平平缓缓，一览无余，可是如果身在其中，才晓得戈壁滩沟壑纵横，崎岖不平，赶车需十分小心。如我此时，一会儿跑到车左边顶住柴垛，一会儿绕到车右边把车辕条压住，稍有马虎，必遭翻车之祸。有几处较大的沟，空车是不碍事的，高高的柴车通过就有危险。于是几辆车全部停下，几个人一辆一辆地众星捧月地护送过沟。

车队往前走，碰见了一小片地长着较好的柴，老张招呼我们停车，让我留下照管车辆，他们几个人帮老豆打柴。毛驴身负重荷，不情愿站着一动不动，它们要活动活动活动，也好乘机啃两口柴草，这就使我很紧张，我紧盯着它们，唯恐一不小心，被毛驴把车子搞翻。大约半个小时，张卫祥回来了，说柴已经打够了，正在装，他也顺手给自己再打了几株大梭梭。说话间，满头大汗的老豆回来了，他渴急了，抱起水憋子仰起脖子，咕嘟咕嘟把水一喝而光。

　

十

拉拉车队又继续前行。我抬头远看，戈壁滩远处立着一些火柴棒棒，喔，那是公路电线杆。我感到照现在的方向走下去，不容易上公路，便极力主张直插过去，尽快上公路。可是老张认为还是斜插着走，上公路省时间。其实从电线杆子判断，公路明明转弯了，斜插的路线恰巧等于与公路平行。

为过一条沟，车队又停下来一辆一辆地护送。正好我、小周、小豆三辆车插到前面，于是我赶着车朝电线杆显示的公路线垂直走过去。老张与老豆行事老成，坚持走原先的路线，结果我们分道扬镳。

为了快上公路，我不惜走了一段回头路，小豆的毛驴车则径直向公路走去。老实的小周，先跟我走，后来担心前面会有大沟，又抛弃了我，尾随老张他们而去。这样，五辆车分成三路在戈壁上各奔前程。

我赶着车走了一会儿，一条微小的沟挡住了路，怎么办？娘的，乌龟爬门槛，就看此一跌。我动手用镢头先把两边沟沿削平一些，然后看好角度，赶着毛驴过沟，再赶紧快步跑到预先估计会出问题的地方埋伏，说时迟，那时快，车子一跳，我连忙以脊梁朝偏过来的柴垛用力一顶，车过了沟，小颠了一下，归于平稳。万岁！这一回毛驴表现得很合作，我拍拍它们的大脑袋，表示嘉奖。

再走了一会儿，竟意外地发现一条来自公路的小车道。我心中大喜，牵着毛驴循迹而往，居然顺利地到达公路。此时此刻，我洋洋得意，哈哈！真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鬼神不自由；没毛鸟子天照应，愚人自有愚人福”也！

柴车上了公路，安全得多了，人可以爬到柴车顶上舒舒服服地坐车赶路了。车顶约有三个平方米大，我爬上车，或坐或卧，又拿出饼子啃起来。此时大约是下午八点多钟，看公路里程碑，为三十八公里，那么离家尚有三十二公里呢！无论如何，今晚是赶不回去了。夜宿何处？又要受一夜罪了。

遥望半戈壁上，老张他们三辆毛驴车如甲虫似地慢慢移动，小豆的车正好处在中间，踽踽独行。很快小豆的车也上了公路，太阳已隐没在西天的云雾里，没有晚霞，冷凄凄的，远看老张他们的三辆柴车，大有“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意境。

遥望沙山，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不禁依依似有惜别之情。虽然历尽艰辛，可是不虚此行啊！

　

十一

我和小豆停下车等老张他们，等五辆车全部上了公路，天已经黑下来了。略事休息一会儿，吃一点东西，察看一番车轮胎，给瘪了的轮子打足气，——这打气大有学问，必须让两个轮子一样气足才行，否则柴车的重心会向气不足的轮子那面偏过去，那样翻车的几率就大得多了。

回家是上坡路，又是重车，车行何其慢！似乎走一公里有一年的时间。辽阔的戈壁，苍茫的天地，静得可怕的世界，唯有得得得的驴蹄子的声音、车轮在沙石公路上的沙沙声、还有毛驴因为我们坐车、它们拉车而心理不平衡而发出的咳嗽声。我在这些单调而悦耳的声音中半睡半醒。冷风凄凄，黑夜沉沉，听老张吆喝，我猛地清醒了，原来终于到了五个庙道班。

这时大约是十一点半。道班工人很不愿意被我们打扰，交涉了很久，才获准我们的柴车停放在他们的院子里。我们小心翼翼把车一辆一辆地送进院子，把十头驴卸下来链在一起牵着，背起贵重物品——大衣干粮袋之类，借着微弱的星光，我们摸索着从很陡的坡路上走下悬崖，到五个庙的沟底。

冷风嗖嗖，这里是党河河谷，因为悬崖上有五个佛教洞窟，是和莫高窟同时代的古物，因而这里就叫五个庙。我曾带学生到这里春游，去看过那几个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洞子。林业站在这里有一个园艺场。我昏昏然的大脑为之一醒，首先觉得浑身疲惫，迫切想睡一大觉。小豆认识果园里的人，他让我们稍等片刻，因为果园养着一只凶猛的狗，咬陌生人毫不留情面，夜里是不拴它的。果然狗的狂吠声传过来了，静寂的河谷里，可以清楚地听见小豆唤狗和恶狗欲扑咬而不能获得主人指令的焦躁的吼声。

小豆把狗挡住了，我们进了园艺场的院落，里面一片漆黑，驴子们嗅到了青草和泉水的味道，乘机一哄而散。小豆拴住狗，唤起来一名睡眼惺忪的合同工。小周和我主张立刻睡觉，老张主张做饭吃。倒也是，大脑渴望睡眠，可是肠胃毫不妥协地咕咕叫。反正睡觉也不是很容易的，有许多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做呢！于是老张和老豆动手做饭，让我和小豆、小周三个人拎着马灯去找驴。

在河滩的灌木丛里毛驴和我们玩起了捉迷藏，我们从三个方向围追堵截，终于把十头驴子赶拢，三个人押着它们进牲畜圈。畜圈太小，还放了些木板，我们把木板抬出去几块，又把四头驴子拴在圈外一辆马车的大辕上，又一头一头地给毛驴卸去脖颈上的俑子，又给它们抱来干草，最后关死大门，才回到厨房。

面已经擀好，锅里的水响声也越来越大，等我们洗了两把脸，热腾腾的面条终于端到手了，一连吃了两大碗，锅底朝天。刷完锅，一锅热水已经现成，何不洗洗脚？要知道脚受的罪不亚于大脑和肠胃啊！洗过脚，又把汗和沙锈在一起的袜子顺水一过，立即登床而眠。

此时是午夜一点半。软和的床铺，厚厚的被子，冷风寒气被挡在屋外，神仙般地舒服啊！回想两天的事情，不禁感慨难言。忽然又担心起借他人的铁杈和镢头留在车上面，倘若被今夜打柴路过道班的人进去顺手牵羊，如何向人家交待？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十二

乱七八糟的梦似乎做了，又似乎没有做。反正好一场酣睡。隐隐约约从院子里传来说话声，又有鸟叫声，最后感受到阳光的照射。好大一阵，才明白自己身在五个庙。

虽然全身还是隐隐作疼，不过一夜好觉，人的精神又恢复饱满。起来穿好衣服，洗过脸，张泽的爷爷进来很厚道地请我们吃他的干馍。张泽是我的学生，他们一家也是我的半个老乡，所以关系很熟，我接过他的干馍，回敬给他一块软饼。

从对门出来两个姑娘，其中之一是中学原来的学生蔡霞，短短的头发。我立刻想起她原先有一双乌油油的又粗又长的辫子，为此她无比骄傲，谁知班上几个女生嫉妒得要死，一次课间休息时，三个女生坐在她对面故意逗她说话，另一个绕到她背后拿着早就准备的大剪刀“咔嚓”两下剪掉了她的大辫子。这件事令景校长十分头痛，也只能狠狠批评一顿了事。

我没有教过蔡霞，她现在是知识青年，在此插队落户。她过来帮我们做早饭：青菜揪片子，香极了。

我们接着又去喂驴。那只被拴起来的恶狗，不怀好意地瞪视我们，但是没有吼叫。我们顺便参观了苹果园，小小的苹果树，修剪得很整齐，正是开花时节，但只有三五棵树开着几朵雪白雪白的花。小豆说，去年苹果园总共结了两个苹果，快成熟的时候，被公路道班上的一个女人偷走吃了。小豆指着一棵叶子发黄的树说，这树病了，不过只要在离树干一尺的地方挖一圈沟，见到树根，撒点石灰，即可治愈。

阳光温暖，春色明媚——肃北海拔高，六月才是春天。五个庙河谷里葱绿一片，堪称悦目。吃过饭，又牵驴，一只一只给套上俑子，赶到悬崖底，再赶它们上坡。坡上的大戈壁，粗犷、辽阔、苍凉，是完全不同的情调。

我们到道班院子里套好车子，五辆柴车又沿公路出发了。

　

十三

这时是十点半，太阳老高了。真是漫长的乏味的行程。有绿色生命的党河河谷深嵌在地下，只有近在咫尺，才能看见它的存在。此时坐在柴车上，行驶在戈壁公路上，我看不见一座房屋，没有人烟，只有旷野，雪山，蓝天。蓝天多么安静，白云多么轻柔，望着望着，打起盹来，大家都睡着了，又好像同时都醒了。一看，驴车还在公路上慢慢地走，于是吆喝几声，毛驴强打精神快走了几步。

前方很远很远的雪山下，出现了小小一条暗绿带。唉！那就是我们的人间世界，在茫茫戈壁上它显得何其渺小！可是那里却有罪恶，有爱情，有高尚的事业，也有卑鄙龌龊、勾心斗角的闹剧。啊！人们！当你们大家都能站在我这个距离和角度瞭望一下你们的行为，该把人类的那些虚荣和妄自尊大收敛起来的吧？

公路一边出现了一片林区，这是别盖公社的农业基地，农饲点。一处路面聚着一洼水，毛驴走进去低头猛喝，竟然把驴鞍子掉进水里，害得我不得不下车，站在水里把鞍子捞出来。

岔上新修通的公路后，又该操心了。好几处地方正在修涵洞，所以必须下车照应驴车。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老远尘土飞扬迷漫，我们把车子靠在路的左边，虽然违反交通规则，但免去了吃灰土的苦头。汽车疾驰过我们的毛驴车队，相貌很凶其实心地善良的县委韩书记从司机楼里探出头来看我们，天知道他会有什么感想。他认出我了么？一车装得不甚整齐的柴火，大半质量差。吆车的我穿着古怪的发红的工人装，灰绿的大裤子，一付基辛格式的宽边眼镜，一顶破旧不堪的草帽，目光呆痴，形容枯槁。

这位韩书记，是敦煌人，他凭着吃苦耐劳精神当了领导，和群众关系甚好，典型的工农干部，那时的县乡基层领导里，很有些这样的身影；他们和二三十年后的贪财好色又自以为“贵不可言”的县太爷们相比，真是两个极端，虽然身份一样。

一个蒙古人骑着骆驼迎面跑来，他面色黧黑，满脸皱纹，头发脱落到脑门顶，但是两鬓毛发甚丰，目光炯炯，精神矍铄。他面带笑容，是个很和善的老者，“你们从哪里来？”他跳下骆驼高声问，汉话不大流利；看他一跳一跳，原来是个瘸腿。

“沙山。”第一辆车回答。

“看见骆驼了没有？”他又问。

“看见了六个。”第二辆车回答。

“里面有没有一头白骆驼？”他再问。

“没有的。”第三辆车回答。

第四辆车经过他。当他想起一个新问题时，我的车到他跟前了。

“有没有一个儿驼？”这可把我考住了。离得那么远，谁能分清是公是母？

“分不清啊!”我向后面的他大声喊。

只见他喝令骆驼卧倒，然后敏捷地跳上驼背。这时一辆拖拉机开过来，我们还想左行，可是拖拉机占住左道，坚持让我们右行，他在嘲笑我们不懂交通规则呢！只好给他腾开路，坐满人的拖拉机笨拙地驶过我们的毛驴车队，沙土灰雾扑面而来，等土雾散尽后，我回头再去寻那老骆驼手，早已无影无踪了。

　

十四

我们的柴车队驶上了党河大桥，一眼望见前面街上人来人往。啊，回来了，那感觉似乎是久别重逢。

迎面碰见我的一个学生，只是看着我傻笑。我高声问她：“干啥着呢？”这学生回答：“玩着呢！”记得出发那天，在校门口正好遇到这个学生上学。恍惚觉得其间好像隔了不止两天的时间。

下了车，在街上赶着车走，觉得人们都投过来好奇的目光，似在对我们几个人的柴火评头论足。事已至此，管它呢，我自己觉得虽然运气不好，没有碰上特级柴滩，但是还算可以吧？走在街上，能算是凯旋而归吧？哈哈，找心理平衡，是很容易的。

这就是当年肃北人的打柴。

现在想想，当年对戈壁滩上的脆弱植被的破坏，简直和大跃进时代的围湖造田、毁林垦荒、砍光树木大炼钢铁以及八九十年代“向钱看”的野蛮伐木、掠夺性开矿同出一辙。所有这些行为，既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小农旧观念，又有“征服自然、人定胜天”革命新精神，还有毛泽东的“多快好省、只争朝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荒谬思想。结果是大自然开始惩罚。我在肃北的最后几年，沙尘暴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急功近利的一锤子买卖，竭泽而渔，这是流氓意识；它真是中国的坏传统，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

面包车疾驰，沙山消失在我们身后。面前原先高耸的雪山仿佛缩下身隐藏起来，最前面的山峰凸现出来，啊！那是东山！肃北县城已经遥遥在望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初搞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修改定稿

《自由写作》首发

这是我在集美中学二年学习生活中的一些片段，虽然经过了约五十年的时间洗刷，回想起来仍然是那么清晰。我愿把这些记忆写出来，让我们的后辈也能感受到中国上个世纪那一段时间的社会畸变，以及当年我们侨生思想的单纯和幼稚。

——题记

　　

1957年秋，我们三、四百个侨生从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被分配到集美中学。我十分高兴！因为我母亲昔年毕业于集美幼师，我从小便从她口中获知不少集美和陈嘉庚的事情。

到广州来接我们的是集美中学初中部的黄德全主任。我问他厦门有没有菠萝蜜，他说很多。后来我才知道，他以为我说的是号称菠萝的菠萝，而我说的菠萝蜜，外号大树菠萝，厦门是没有的。

集美高中二年级从六个班增加到八个班，我被安排在第八班（42组8班），做团支部书记；班长为邱汉钊。

班主任刘玉康老师是福州人，国语却讲得相当纯正，没有一般的福州腔。听说他在「老社会」读的是政法系，在「新社会」没有用，便改行当中学语文教师。

那时集美中学的范围是尚忠楼、诵诗楼和新建的南熏楼。南熏是集美的新地标，中间有十五层高。

尚忠楼楼下和二、三楼是课室，四楼是高三同学的宿舍。我们高二同学住在南熏楼。初中部在诵诗楼，「诵诗」和「尚忠」成直角相接。有一个小礼堂叫敬贤堂，敬贤是陈嘉庚先生的弟弟，早年负责经营集美学村，因积劳成疾而过早谢世。建敬贤堂是为了纪念他。

记得尚忠楼前面有一点空地，我们在楼下课室上课时，课间小休便常在课室前的空地上跳集体舞，最爱跳「拍手舞」，转圈圈拍拍手，真高兴！空地前是几级石级，走下石级是一大片草地。我们常坐在草地上侃大山，天南地北，前程美景，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充满了期望和憧憬！

我们学习十分刻苦努力，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使命感。尽管夜间的灯光因发电量不足很不明亮，但从来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习情绪。

我们到集美时，「鸣放」已经发动了。中学生虽然不参加「运动」，不用写「大字报」，但要写「小字报」。班主任刘玉康老师给我布置任务，要求每个同学每天写八十张「小字报」。我是一个死心眼的老实人，太执着于实事求是，重然诺，从不做力不能及的事，因而向老师提出异议，表示根本做不到。刘老师随即降低要求，从八十减为四十。我还是摇头。我说我们就算从早到晚不停地抄，也未必能抄上四十张「小字报」，何况我们还要学习，也实在没有那么多东西可「放」。刘老师于是说我思想「右」。我知道他那时正申请入党，是个「左派」。

我们在课室前面的走廊拉上几条绳子来挂「小字报」，好像挂彩旗一样。各人都写些什么，现在当然记不起来，只记得陈明德同学写得最凶。他后来受到批判。

可能由于我们侨生都热爱祖国，绝大部份人都回国不久，只懂得「爱党爱国」，根本没有什么抵触情绪，因而不怎么「放」。叶振汉校长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同学们大胆「鸣放」，还表扬一些「放得凶」的同学，同时要求团员要带头「鸣放」。

我感到困惑。我不但是团员，且是团支部书记，要如何带头呢？要写些什么呢？骂共产党吗？以我当时的认识，当然是「爱党爱国」的。不「爱党爱国」，不热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为什么回来？

我搜索枯肠，不知所从。后来看到有人画了一幅漫画，用大炮来打小鸟，讽刺中学生「上山下乡」是大材小用，便仿李清照的《如梦令》填了一首小词，现在想起来还有一丝痕迹，上阕是：「常记机场日暮，爹娘送儿上路，辗转归祖国，X X X X X X。知否，知否，志在大学落户。」当时对词的格律只是一知半解，胡乱涂鸦罢了。

我实在想不出要写什么东西，远不能起带头作用，便去找刘老师。我问他要怎么做才能带头，是不是骂共产党骂得越凶就越带头？我认为党什么都好，但如需要骂党才是带头的话，请老师明确告诉我。老师当然不能叫我骂党，他说还是要实事求是，有什么才写什么。幸好刘老师这么说，不然我不知要掉进什么样的陷阱！

接着开始「反右」。刘老师叫我把班里同学所写的「小字报」内容进行归纳，看每个人都写了些什么。他说陈明德思想「反动」。我为明德辩护，说他回国前在马来亚（现在叫马来西亚）当过锡矿工人，属于工人阶级，回国后一直享受公费读书，又是团员，怎么可能对党仇恨。他可能是为了带头而乱写。我又受到老师批评，说我看问题太简单，思想「右」。

幸好中学生没有划「右」，只是团小组开会对陈明德进行「批判帮助」。会后我安慰明德，说不要紧的，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明德对我说，这下他会留下一个历史污点，永远也抹不掉了。他毕竟比我大几岁，不似我那么天真。后来他不能考上大学，在此已埋下伏笔。

这一年寒假，我们都要到附近的村落去与农民「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刘老师先带我到要去的地方与当地干部联系（那时已经是「高级社」）。路上我们碰到一个很小的男孩，大约只有五岁左右。他听说我们要到他们村去，便很热心给我们带路。我发现那可爱的男孩一双眼的眼边都烂了，这是营养不良的孩子容易得的眼病，叫睑缘炎。后来我还发现全村很多孩子有这种睑缘炎，因为穷，往往一家人共享一条毛巾，互相传染。

我们几十个男同学都睡在一间旧祠堂的砖地上，垫上干稻草打地铺，一个傍着一个。女同学如何睡觉，现在已经记不起了。

除了干农活外，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配合当时的「扫盲运动」教农民识字。我还有第三个任务，要向一家全国性的侨报写稿，报道侨生在农村劳动的「好人好事」。

农民的劳动是记工分的，每个工分只值几分钱，年终结算，一年到头才分得一丁点儿钱，有的家庭还要倒欠。每天劳动之后，于晚上集中进行「扫盲」。男社员们有的已经很累，打着瞌睡；有小孩的妇女掀起衣襟奶孩子，大概也没有听清楚老师在讲什么。

来接受「扫盲」的人越来越少，只有个叫马木海（奇怪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这名字）的男社员，热情始终不减。他小时候读过一点书，但对简体字有看法。他对我说：现在用简体字，过去识的字有的对不上号，以前的书白读了。

我对割稻很感兴趣。那里用的工具是一把只有十几厘米长的带锯齿的小镰刀。大家在地头平排分开，每人负责四行，割时蹲着，右手执镰，左手握稻（正握），从右到左，一二三四，割完右边第一行第一把，左手顺势兜小圈握住第二行第一把，割完这一把又兜到第三行 … … 割完四行四把，左手已经满握，便放在右边已割过的地上，继续前进。

收获时，有的稻田已经干透，干起活来方便麻利；有的田积水未干，踩着陷脚的烂泥，工作便打折扣。我们侨生几时干过农活，新鲜感加上大干劲，十分快乐。割稻时我们进行竞赛，一不小心，镰刀把我左手的小指头割去了一小片皮肉，至今疤痕隐隐还在。

195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我们当然也不例外。集美是产蚝之地，蚝挖出肉后壳堆积成小山，苍蝇在上面产卵，结成蛹，然后孵出成蝇。我们采取先下手的方针，到岑头去洗蚝壳，把蝇蛹洗出来处理掉，减少苍蝇的孳生。

集美各校都订下消灭苍蝇的指标，每天每人要打死多少苍蝇，以火柴盒为计算单位。整个集美学村的楼房都没有设厕所，厕所是独立成栋，分散建于数座楼房之间。每栋厕所后面有不设上盖的厕池，方便农民取粪水作肥料。厕池边苍蝇最多，牠们在那里「聚餐」；厕池里蛆虫拥挤蠕动，令人作呕。我们都争相到那里打苍蝇，虽然臭气熏天，但易于完成任务。集美小学的天真小朋友为了争快，打死苍蝇后迅速用手捡进火柴盒，也不理那些苍蝇刚刚还在吸粪汁，不但肮脏，又带细菌。

其次是消灭麻雀。全厦门市不论城乡，择定三天一起行动，一早就起来驱赶麻雀，说是大家一齐呼喝追赶，不让麻雀有落脚喘息的机会，牠们便会累极掉下来。我们一连三天停课，分片包干，到处喊喊嚷嚷，敲铁桶打脸盆，把嗓子喊哑了，把铁桶脸盆敲破打扁了，也不见有一只麻雀掉下来。大概牠们都掉到其它地方去，反正我没有抓着一只。

但是麻雀一定抓得不少，因为各个食店都有炸麻雀卖，每只五分钱。不过后来麻雀得到「平反」，说牠们虽然吃谷，但主要还是吃虫，益多于害，应归入益鸟的范畴。麻雀是虫子的天敌，麻雀消灭了，虫子没有了天敌，大量孳生，大大有害于农业。麻雀被正名「平反」，从此不用再四处逃窜了。少了一害，便抓来臭虫「入伍」，依然凑足「四害」之数。

由于高三的同学要准备高考，抓高三年段的张本座副校长特许他们不用参加除「四害」运动，以便有多点时间复习功课。张校长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1958年是所谓「大跃进」的年度，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都十分兴奋！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每一个脱离实际的侨生梦寐以求的！

「大跃进」的口号响彻云霄，提出「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豪情壮志。有一支短小精悍的歌儿这样唱：「五年计划看三年，三年计划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嘿嗬嘿嗬嘿嗬，十五年，十五年，嘿！嘿！十五年！」大家干劲很大，那是不用说的。

那时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大炼钢铁」，要把上一年535万吨的钢产量翻一番至1070万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于是全国所有的青壮年，不论什么行业，不论工人、农民、学生 … …，都要投入运动，参加炼钢炼铁。集美中学当然也不例外。

学校方面，在一个食堂安装了一个0.2吨转炉，这是「洋法炼钢」。也用坩埚，这是中国的「古法炼钢」。但洋法、古法都远远满足不了要求，于是便有所谓「土法炼钢」，土法上马。

我们侨生的热情十分高涨，很快便建成了一座座一米来高的「小高炉」。据说农村的农民负责炼铁，供应一条条的生铁锭，由其它单位再炼成钢。

小高炉是一个个一米来高的梯形圆筒，用普通红砖砌成，内壁敷上一层耐火泥，外壁只用红泥。炉顶是圆形的进料口，内径应有30厘米左右；炉膛下方有个炉渣和钢水的出口，旁边连一个木制的手拉鼓风机。有的侨生甚至把他们带回国的崭新单车连着鼓风机，用脚踩单车鼓风，不用手拉。

为了建小高炉，把一切能找到的材料都用上了：倒围墙，拆水沟，挖坟墓 … … 坟墓在海边沙滩上，早已无人管理，坟墓的砖特别大块，不知造自哪个年代？

学校把校舍楼梯的铁扶手和窗口的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钢」，换上木扶手木栏杆。农村由于实行「公社化」，规定农民都到公社食堂吃饭，家里不得举炊，我们便到农家向他们买家用的大铁镬，然后敲碎来「炼钢」。有一次我们买到一块照壁，倒下后用大铁锤敲破，取下里面的钢筋。

那时我们在化学课上已经学了一些有关炼钢炼铁的知识，对于高炉炼铁，平炉、转炉炼钢；钢、生铁、熟铁含炭量的不同，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再亲手来实践炼钢，兴趣和热情之高，现在的学生是难以想象的。

学校在平地上砌了一个大的圆形炼焦炉，把煤炼成焦炭（去掉煤中的气体和杂质，可以提高燃烧时发出的热量），供应各个小高炉炼钢之用。

我们必须先把一方方的生铁锭敲成拳头大小的碎块，才能放到小高炉里去。虽然生铁较脆，但也要花很大力气。新加坡侨生王辉平是一个英俊的帅哥，他抡起长柄大铁锤用力敲，飞起的铁块边缘锋利，把他用以保护双腿的新长筒水靴都割破了。

炼钢时，我们把生铁块、焦炭、石灰石（用作熔剂）一层层从进料口放进小高炉，一面拉动鼓风机，各人围着小高炉紧张地等待。如果铁炼成钢，便会发出钢花，一炉钢便炼成了。

这时黄继良用钢钎捅开下面的出水口，先流出炉渣，然后才是金黄色的钢水，用沙模接上。钢花耀眼，十分美丽。钢水出完后把出水口用耐火泥封上，再开始炼第二炉钢。如果温度不够，材料便会在炉里凝结，炉子便要报废。

金黄色的钢花是一种独特的星光喷射，只有真正是钢才能发射出钢花。在炼钢之前，学校成立了验收小组，用砂轮磨钢产品，能射出钢花的才是钢。我们用小高炉炼出来的基本上是钢，比较正规；但是后来因为离完成任务太远，便什么都算是钢，根本不再用砂轮检验，只需秤重。

由于夸下海口要钢产量翻一番，看看年关将届，任务远不能完成，便出现五花八门的炼钢方法，如反射炉、对流炉 ……，甚至来什么焖钢、炒钢 ……

焦炭供应不上，煤也不够，便用木炭，甚至用木材，听说连山林都砍光了！

我们几个人在空地上建了一个对流炉，有好几米高的烟囱，歪歪斜斜，幸喜没有倒下来。要高高的烟囱，说是让空气对流，可以提高温度。但把向农民买来的大铁镬敲成碎片，放入对流炉，用炭来烧，结果它们只是一片片粘连在一起，像一堆牛粪，我私下把这种东西叫作「牛粪钢」，当然也算产量。

所谓焖钢，我也干过，是向地下挖一个方洞，下层放炭，中间架铁枝，铁枝上也放上大铁镬碎片，结果也焖成「牛粪钢」。

至于炒钢怎么个炒法，当年我们大概没有谁试过。

这一年国家的钢产量当然「胜利地」翻一番，但我校炼出的「钢」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两间课室里，不但一点用处也没有，而且是花费许多金钱和人力把有用的东西变成这些废物的。唉！

在这些炼钢的日日夜夜，我们有时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十分疲劳。在小高炉边，我站着也能打瞌睡，有一次因打瞌睡跌坐在地上，可见疲劳的程度。

集美的公共食堂则24小时开放。我们侨生多少有点钱，肚饿时便到食堂去吃每碟二角五分钱的炒米粉，而此时学校的膳食费是每月九元钱。六班的吴志超是公费生，我们是一起从柬埔寨金边回国的，我有时便邀他一同去吃炒米粉，为他出钱。

在此同时，学校也开展了勤工俭学运动，成立各种各样的「工厂」。我们班买了两架缝纫机，由女同学负责，其中有许雪清，也是从金边回国的。为了表示支持，我把一条彩色纱笼让她改成两条三角内裤，每条工钱二角五分。

我和黄继良、张应芳（女）等成立一个「酒精厂」，用蕃薯酿酒，然后蒸馏成75% 的酒精。小蒸馏塔是我们自己用白铁皮焊成的。酒精做出来后，继良创作了一支「酒精歌」，开头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酒精出来了，嘿出来了！」继良是一个有丰富艺术细胞的同学，擅长跳舞，不论是东南亚的柬埔寨舞、越南舞、印度尼西亚舞，还是难度甚高的俄罗斯舞，他都跳得很好。他对我说过，只要一听到音乐，他的脚就发痒，就想跳舞。他由于不懂乐理，只会哼哼，我便帮他整理成一支四拍子的「酒精歌」。

有的同学成立了「肥料厂」，到处找一些干骨头磨成粉，制成有机肥料。海滩上那些无人管的老坟，许多已被潮水冲刷破坏，露出里面的骨头。把坟的砖块拆来建小高炉，骨头便用来磨粉制有机肥料，为「社会主义」作贡献。没有人感到这是对先人的不敬，因为相信唯物主义。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全民写诗运动，不但有文化的人要写诗，连工人、农民都要写。当时有一首很出名的诗叫《我来了》，不知是谁写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时间，全国都是诗，我们当然也写，但一句也没有记下来。

1958年1月，陈嘉庚先生的眼眶生鳞状上皮癌，到上海、北京治疗。8月他回到集美，在福南堂对全集美学生作了近四个钟头的讲话。他反对集美学校搞勤工俭学，说集美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高等人才；边读书边劳动，那是工读学校的事。他说「解放」这么多年了，集美毫无建设，他要把集美学校交还给政府，把钱用来建设集美。

大概是陈嘉庚先生对集美「大炼钢铁」把校园搞得乱七八糟有意见，校方赶紧把水沟重新铺好，暂停炼钢和办厂活动，一切待陈先生走后再来。

陈嘉庚先生在集美的时候，每天一早都带着两个保镖到处巡视，缓缓而行。

集美外池有三个漂亮的亭子，中间一个有两层楼。听说先生建三亭是想邀请中央领导来集美观龙舟赛。但当年厦门作为「对敌斗争」最前线，这一愿望直至先生逝世都没有实现。

风闻先生不喜欢刘少奇，有一次不肯去北京开会，说他的讲话报纸从来不登。结果是周总理再三劝说，他才去了。周是和稀泥的高手，手法细腻而具说服力。当知识分子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表示不满的时候，他就能够说他本人就是党的驯服工具。总理都说自己是驯服工具，谁可以不是呢！

1958年冬，集美发起建海潮发电站，说建成后是世界第一。全集美的学生都投入了建站的工作。由于整个集美学村的发电量严重不足，晚上自习时总是灯光暗淡，所以我们十分积极，希望这个「世界第一」早日到来。我们在杏林湾开掘一条引水道，准备用潮水的落差发电。开掘的工作十分辛苦，因为集美盛产牡蛎（蚝），海滩的浅水地方满是烂泥和锋利的蚝壳，经常把我们的脚割伤。由于潮汐涨退的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轮班趁退潮的时候开掘，三更半夜也要起床工作。每值夜班，每人便有两个馒头加餐。

海潮发电站于1961年宣告失败，陈嘉庚先生也于这一年逝世，而我们已于1959年秋离开集美。

1958年成立了所谓人民公社，刮起了「深耕密植」的高产风。此风先从北方刮来，小麦亩产七八千斤，然后你追我赶，产量越报越高。产稻的南方当然不甘落后，亩产也从几万斤到十几万斤，节节上升。那时流行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我们看了中央新闻记录片厂拍的短片，把七八块地的稻子拔起来并插到一块地上，然后得到了好几万斤的丰收。人民日报注销了特大丰收的照片，在密不透风的等待收割的稻田上，几个小孩站立在稻穗上。当年这些弄虚作假的新闻记录片和照片，我们都天真地相信了。

不但农民种田，机关、单位、学校也种。集美中学种了「党支部试验田」，目标是亩产十万斤。我们每个班级也在校园里分到一小块地，也种试验田。

我和邱汉钊、王辉平和另一位同学（记不起名字）四人，利用中午时间搞我们班的试验田。第一步是深耕，用锄头深掘一尺半，把下面的土都翻起来。接着是埋绿肥，撒上草木灰，然后倒上大量粪尿。最后是插秧，单株密植，完成任务后等待「丰收」。

那年头，全国农业搞得最好的是广东潮汕地区，单季稻亩产千斤已是高产。我们现在要种出每亩几万斤的稻，甭说有多兴奋了。何况大科学家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头版右上角以《太阳的热力》为题，用太阳的光能来计算，论证每亩稻田产个一万五千斤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因为用了大量基肥和粪尿肥，我们那块田的秧苗开始长得很好。但是随着秧苗的长大，它们便挤得紧紧的，密不透风 … … 最后当然是：颗粒无收！

高产的牛皮越吹越大，一直吹到亩产十多万斤，连农村出身的毛泽东也担心粮食太多吃不完怎么办！叶校长在一次大会讲话时对我们说：国庆后全国人民吃饭不要钱！

我班的蔡德安同学对这个问题有怀疑，会后他对我说：全国人民吃饭不要钱，恐怕指的是国庆那一天吧。我说，仅国庆那天吃饭不要钱，有什么意义，应该是国庆以后从此大家吃饭都不要钱，中国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兴奋异常，写信给海外的双亲，说在海外生活那么辛苦，中国就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不如举家买棹北归，回来为国家服务吧。

那时的报纸说，粮食实在太多了，多到吃不完，农民今后不要生产那么多粮食了，会有更多农闲时间进行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农村富裕了，要建立更多大学，农民都要上大学，生活实在太美好了。

这当儿，除原有的五年计划外，又提出一个12年发展规划，罗列各种宏伟目标，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村宣布包这包那，包吃饭不要钱，包读书不要钱，包生活，包养老，包医疗，包理发，包殓葬 … … 从三包四包跃进到十几包，包生包死，农民真是太「幸福」了。我们听说，国家本可以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但为了尊重老大哥，还是让他们先进入。等他们早上一宣布，我们下午便随后宣布。

中侨委副主任方方此时来校作报告，说到我们家乡的宏大目标，说每人每天会有多少肉多少蛋多少菜吃，乡里要建大学，… … 等等等等。

方方与我同乡，是粤东普宁县洪阳镇人。洪阳过去是普宁县城，方姓为大姓，占东、南、西三门，独北门姓李。他十几岁参加革命，搞共产，被族人驱逐往暹罗（今泰国），不准他姓方。但他不仅要姓方，还要名方，所以便叫方方。

这个时候，有一个申请入共青团的潮流。要革命，当然要申请入党入团了。

我们班的张念华是新马侨生，个子高高的，有着侨生的直率和纯真。他申请入团，没有得到批准，便说不入团也一样可以革命。他举郭沫若为例，说郭不是党员，但照样可当科学院院长，照样革命。张念华因此被批评是发牢骚。

不久，人民日报突然发表郭沫若入党的消息。郭还为此次重新入党发表对青年的谈话，说青年们常常以他为榜样，说不入党入团同样可以革命。现在他入党了，虽然不入党入团也可以革命，但是入党入团可以更好地革命。

按照党章规定，曾经脱党的人不可以重新入党。1927年郭沫若曾经入过党，但在「大革命」失败后远走日本，属于自动脱党，所以1949年后一直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现。在郭脱党整整30年后安排他重新入党，目的当然是为了堵死青年人以他为榜样的借口。

一天深夜，张念华肚子剧痛，我们几个人把他送到集美医院。因为是夏天，大家睡觉只穿内裤，起床时急急忙忙，没有带钱。医院的值班人员一定要我们先交两毛钱挂号费，才肯叫医生来看病。我们向其解释一时没有带钱，请先登记，我们即刻让一个同学回尚忠楼拿钱，医院离尚忠楼近在咫尺，一会儿钱便到了。
登记人员坚持不肯，我们开始发火，最后他终于屈服。这恐怕是今天先给钱再看病的先驱！

国家宣布1959年秋要举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各省便都积极准备。在那个年代，华侨学生中有不少运动好手，他们纷纷被征召到省里集训。我们班的郭修华是印度尼西亚回国的，长得很高，外号阿Long，会打篮球，高二读完便被叫到省运动队去。还有打控球后卫的颜允玉，也到省女篮去集训。他们都没有参加高考。

长得很漂亮的王璨华（女），被征召入新成立的福建制片厂，先到北京去学说标准的国语。璨华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当时是厦门市掷手榴弹（女）冠军，也会打篮球。

1958年9月开始，我们进入高三，从南熏楼搬到尚忠楼住。读完高三，便要考大学了。

那个时候，福建省已经连续三年全国高考第一，而福州一中又是全国高考第一的中学。其它还有莆田一中、惠安一中等，都是高考名校，集美中学只位于中游。

福建高考的经验一是所有高三课程于一个学期内完成，余下的半年进行多次模拟考试，务求熟习高考的一切；二是猜题，把复习的范围尽量缩小，集中精力攻克难关。

为了集中力量，我们8班被拆散，根据各人所考类别，分插到其它班去。我考第一类理工，被分到6班；考第二类医农和第三类文科的也都分到其它班去。
6班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魏昭远老师。

魏老师给予我深刻的印象是当年强行推广「劳卫制」（「劳动卫国体育制度」）的时候。1956年国家体委颁布「劳卫制」的初衷本在于提倡和奖励体育活动，增强学生的体质。但到了58年强制搞中学生人人通过「劳卫制」运动的时候，就完全变了质。

那是搞「运动」的年代，什么东西都要搞「运动」，然后拿「成绩」「向党报喜」。

我们班的苏美英是一个不到一米五高的十分瘦小的女同学，要她通过「劳卫制」一级标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她必须通过，因而感到压力很大。
集美中学于是进行「挑灯夜战」。在大操场架起了电线，灯泡发出暗淡的灯光，操场上人影幢幢，跳高、跳远、跑步、投掷 ……十分热闹。

(劳卫制二级证明书及奖章)
　

魏老师带着大家跑800米，其它人在旁敲锣打鼓，吶喊助威。到了离终点大约50米的时候，我见老师已经辛苦得不行，累得就快倒了下来。几个同学赶紧进入跑道，把老师架着勉强走到终点。我直至今天还能想见当年老师跑不动快要倒下的样子。

为了让大家都通过「劳卫制」，除了弄虚作假之外，别无他法。跑一百米的，秒表迟按；跳远的，量尺放宽 … …。一个社会搞到大家都做假，是谁之过？
高考进入了准备阶段。

一般考理工的同学文科都较差，因而语文老师出了所猜的作文题给大家做，并要求每人都要达到五分满分。达不到五分的要重新做，一直做到老师给五分为止。

我虽然数理均佳，但也爱文学，尤爱唐诗宋词及近代散文，所以第一次便完成五分任务。但有个别同学做来做去都不行，语文老师便要他们背熟某一写得好的同学的作文，说如高考出类似的作文题，可以照所背的写出。

学校派出了一个学习团到福州一中、莆田一中等学校取经，8班有我和黄毅（保珠）两人。

到莆田的时候正是冬天，天气很冷，手冻得很僵，不听使唤，筷子都拿不稳。莆田是福建有名的两个蕃薯县之一，学校每年要有两个月配给蕃薯，五斤蕃薯抵一斤大米。我在莆田一中吃到很好的蕃薯，金黄色的肉，十分香甜。

莆田也是福建有名的文化县，古时科甲鼎盛，高官辈出。有几道雕工精细的石牌坊，如「大宗伯」坊（纪念明代礼部尚书陈经邦）、「大司马」坊（纪念明代兵部尚书郭应聘），正道出莆田古代的显赫地位。可惜这些牌坊，都难逃「文革」大劫。

莆仙话是福建省特殊的语言，既不同于粗声粗气的闽北福州话，也不同于较为软绵的闽南话。之所以叫莆仙话，是这种话只流行于莆田、仙游两个县及其邻近很少的地区。莆仙话和福州话一样，都是很难听懂和很难学的。

我们在莆田的时候，刚好中侨委组织的一个华侨歌舞团到这里慰问演出。我们的老同学鲍亦儿（女）也是团员。大家见面十分高兴。我们也想看演出，晚上便跟着歌舞团一起进场。谁知守门的人十分警惕，发现歌舞团多了人，并没有阻止我们进去，只是去报告。我们看了演出后回来，才知道我们受到注意，吓了一跳。不过我们没有受到批评，只是感到我们侨生实在太单纯，不知天高地厚。

在福州一中，我们旁听了高三班一个厉害的批斗会。他们把课桌排列成批斗场地，批斗会便开始了。被批斗的同学名叫陈祖舰，据说是从部队转业来读书的。批斗十分激烈，群情汹涌，呼呼喝喝，声震耳鼓。最令我难忘的是他们说被批斗者的外祖父昔年当过国民党海军的舰长，所以他取名祖舰，是怀念「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动立场，妄想变天复辟，云云。哦！连名字都是「反动」的，那实在是「罪该万死」了！祖舰这两个字，从此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回到集美中学后，我向全体同学做了汇报。

这个时候中学评「又红又专积极份子」，我榜上有名，领了一张奖状。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个评法，应该不是一人一票，大概是老师们经过研究评出来的。我的功课好，又是团支部书记，当然属于「又红又专」。但我不是那种积极向上爬的人物，做人又一贯中庸，循规蹈矩，一心只想学好科学报国，单纯得很。

我是个兴趣广泛的人，除了数理化外，散文、诗歌、唐诗、宋词、外语、音乐、体育、集邮 … … 都是我的所爱。我订有《知识就是力量》、《诗刊》、《集邮》、《歌曲》、法文版《莫斯科新闻》等杂志报纸，在北京集邮公司有一个买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的户口。何子江同学送我一本北京集邮公司出的贴票簿，当时价值五元人民币，十分名贵，我永远记在心中。

当时国际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的人民之间时兴交笔友，我有三个，分别在捷克、匈牙利和苏联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

终于到了填高考志愿的时候。那时候十分强调服从分配，一切要听从组织安排，不能闹独立。志愿有15个，一定要填满。当年正是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又是「大跃进」，因而我满脑子尽是学好科学报效祖国的念头。

当年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是我的所爱：「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黄昏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熖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我幻想自己将来也当上勘探队员，背上行装，走遍了祖国的山山岭岭，为祖国探矿寻宝，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于是，我的志愿大多填上了地质系之类。

魏老师看了我填的志愿，找我谈话。他不同意我报考地质系，更不同意我将来当勘探队员。他说我身体矮小，不是当勘探队员的料，因为背着很重的行装穿山越岭，餐风宿露，是很辛苦的。况且我功课那么好，应考理科，做研究工作，为什么考地质？

魏老师要我重填，于是我不再填地质，转填理科。最后我被录取到厦们大学化学系，那是第五个志愿。前四个志愿都填在北京，是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化工学院。

我本来最喜欢数学和物理，并不特别喜欢化学，只是填厦门大学便要填化学系，因为那是厦大的名牌。

厦大有两大名牌，化学系和经济系。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名校长和名教授。厦大校长王亚南是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的翻译者之一。至于化学系，当年有三大教授：卢嘉钖、陈国珍、蔡启瑞。卢嘉钖是物质结构专家，昔年留学美国；陈国珍留学英国皇家学院，是分析化学专家；蔡启瑞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化学博士，催化专家，1956年才从美国回来。

1959年8月23日，我们经受了一场12级以上的大台风。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屋瓦被狂风掀起，到处乱飞。我们从顶楼宿舍下到二楼的课室躲避。我们用大木条把窗和门都钉死，感受到尚忠楼在摇晃。闩门的铁条都被吹弯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郑朝林肚子剧痛，非要去附近的厕所解决不可。我们都叫他忍一忍，怕出去被乱飞的瓦片击中。他终于忍不住出去解决，然后平安回来。
台风过后，满地碎瓦，一片狼藉。集美倒了三座饭厅，不少树被折断或拔起。渔民死伤惨重，因为预报只有8级风，没想到是12级以上，大家没有做好准备和上岸。许多渔船被掀沉，有的被高潮和巨浪推上岸，搁在我们的泳池边。

俱往矣！一切的一切。回想起来，当年集美中学的老师大都很出色，如教数学的魏昭远老师、林文土老师、罗启西老师，教俄文的刘慧君老师，教语文的刘玉康老师，教化学的蔡纯瑜老师 … …

罗启西老师教代数。有一次我去数学教研组，看到有人贴罗老师的大字报，说他身为团员，却没有积极主动向党交心。「反右」时，要求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压力很大。许多向党说真话的人，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刘慧君老师来自哈尔滨，不但国语说得好，俄文发音也很标准。听说她的丈夫曾是国民党的人员，家庭不知发生什么变故，她带着三个小儿女和妈妈南下厦门教书。刘老师不但长得漂亮，人也很好，我私心对她的遭遇十分同情。刘老师的小女儿叫小源（刘晓源），十分精灵。每逢食堂加菜，我会看到她拿着一个装菜的餐具在排队，高兴说今天有好料。

我初到集美时，蔡纯瑜老师的爱人陈镛副校长已被下放农村劳动，有一次回来，皮肤被晒得黑黑的。所谓「下放」，美其名为劳动锻炼，实际上是对被认为不听话或思想有问题的知识分子的惩罚。

有不少老师，我已记不起名字。

　

2008年1月14日于香港东西书斋
　

《自由写作》首发

什么事打着国有之名，就显得正当，哪怕看上去分明是抢劫，也振振有辞，充满着愚弄天下的正义感。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国有无非是权力所有，无非是高层统治者中饱私囊的一种变通而已。因为国就是曹阿瞒所挟的天子，挟国有以令天下民众，挟国有以愚天下民众。不听从号召和威胁的，当然不会得到丝毫的好处（其实听从号召的民众又有什么好处？），还通过国企国有等方式来宣传其虚火加身的、不切实际的爱国主义，好像你反对国有，你就是反对民族企业反对国家安全——国家是国企很爱打且能迷惑民众的一块牌子——你就是罪该万死，你就是爱国主义者们的大敌。当然他们现在转换得快，打着国企的牌子，早已将国企掏空，成了私人的钱袋子，所以才有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老总年薪，高得超过了见过许多世面之人的想像力。

现在太子党不仅出来大做其官，而且靠太子党的身份肆意破坏山河，发不义之财。把江山和国家当作他们生杀予夺、予欲予取的私人仓库。他们许多丑恶的历史，业已经诸种传媒有所披露。但中国的专制的确悠久到的确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今纵横中国、名满世界的太子党们，他们搜利民脂民膏的老师不仅有他们自诩十分革命的父母，而且仿佛有历史上各代皇帝来自血液里的遗传，说这些皇帝教育他们恐怕高估他们的文化了。但说他们这些搞法心灵相通，还是说得过去的。近来写作的闲暇读余英时先生的《现代儒学论》以自娱，颇有些启发，其中所引明清史料，虽然以前看到过，但都没把它们与我们当下的生活联系起来。现在看来，凡属专制，权力没有制衡，古今一体。而今天拥有巨额税收和庞大军队（掌管着很多杀伤力颇重的武器）的政府，远非明朝那个冷兵器时代可比，老百姓的议价能力并不见得比明代就要涨高多少。

现在我们来说说明代皇帝如何在拥有天下的同时，糜费不赀，弄得国库空虚，而且自己想亲自出来过把捞钱的瘾。正德皇帝大家都知道他风流，但不知道他爱钱也与他的风流病有一拚。“自正德八年（1513年）始，他派宦官在京师和许多都市开设‘皇店’，以种种方法科敛商人，而贵戚藩王也起而效尤。商人和市民怨声载道。但这一作法一直沿续到明亡为止。”（P93）更好玩的是，这个正德皇帝很有表演天才，“宝和六店，宫中储材物处……武宗尝扮商估，与六店贸易，争忿喧诟。既罢，就宿廊下。”（毛奇龄《西河文集》，转引自余英时《现代儒学论》P93）单就这个例证来看，这个正德皇帝虽然开店争利，但他的处理与现在的太子党和央企、国企的领导人相比，还要讲理得多。虽然他们互相对骂，但终究没有用他的权力来私设大刑，投之大狱甚至杀戮。而且生意结束后还像做着发财梦的小商人一样，就地露宿，似乎颇有点创业精神。好在这露宿也是在戒禁林严的宫中，不需要为了视察工作把人民群众清理掉，更不需要公安去假扮人民群众。

从正德皇帝到现在的国企包括央企（事实上央企颇有与太子党重叠之处），再到太子党的与民争利，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产，进行大规模的掠夺，与民争利，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他们也会做些必然的愚弄性质的包装，比如所谓国企其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名义上所有中国人都有一份，但你至死也没有分到一杯羹，他们却盗用国家的名义，抢劫了你的利益，同时还通过愚弄强说你从中获得了利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瞒被许多人认为厚黑，但挟国家来与民争利的无论是皇帝，还是现在的太子党以及国企，有多少人觉得他们可耻呢？

（纽约—多伦多—斯德哥尔摩2008年7月8日）在奥运会于2008年8月8日开幕前一个月的今天，三笔会发表一篇令人压抑的报告，对中国言论自由的评分为不及格。
 
这篇题为《未守承诺：还有一个月》的报告发现，根据国际社会的全面考察，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自去年以来显著恶化。
 
2007年12月，美国笔会、加拿大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追踪了40位中国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案例。今天，在众多新增的拘捕和少数几例获释后，笔会追踪的案例上升到51位作家，其中44位仍系狱。
 
“中国在申办奥运并提出承诺要保障和扩大基本人权时，曾邀请这类审议。”美国笔会的拉里•赛姆斯说，“但我们所见证的，非但没有改善，而是一场监禁和禁闭异议声音的无情粉碎运动，以及赤裸裸地限制和操控国内外新闻的新努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三笔会正要求国际社会一起来约束中国政府兑现其承诺。加拿大笔会的玛莉安•博茨福特•弗雷泽说：“中国要履行它在宣布主办奥运的愿望时对其公民和国际社会的承诺，现在还为时不晚。”
 
根据该报告（参见文末网页链接）：
1. 中国监狱中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比7个月前更多；
2. 未系狱的异议作家和新闻工作者面临针对其人身自由、言论及出版能力的严重限制；
3. 网络审查及其它诸如颠覆和煽动分裂等法律，被用于否定普遍保证的言论自由权；
4. 中国允许媒体在全国自由报道的许诺，通过其试图操控对西藏和地震灾区的国际报道，通过拒绝将新的保障和自由等推广到中国新闻工作者，已经遭到了破坏。
 
报告建议中国政府：
1. 释放所有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并停止拘捕、骚扰和审查在中国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2. 终止网络审查，修改用于监禁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以及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
3. 遵守其“直到奥运期间对媒体报道和记者行动都没有限制”的承诺。
 
另外，该报告还敦促所有参加奥运会的国家，推动中国政府以行动响应这些建议并明确保证，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期间，没有任何中国公民、中外新闻工作者、运动员或观众，因和平表达其观点，遭拘捕或受到其它禁制。
 
“当所有这些都说到做到的时候，并非只是上演一场成功的奥运会，而是履行这些承诺，中国才得以实现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独立中文笔会的张裕说。
 
美国笔会、加拿大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属于国际笔会在全世界的145个分会之列。国际笔会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倒计时一月的报告和全部系狱作家名单，请参阅：www.pen.org/china2008, ，www.pencanada.ca和www.chinesepen.org。
 
联系人：
美国笔会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212） 334-1660 ext. 111， [email protected]
加拿大笔会玛莉安•博茨福特•弗雷泽（Marian Botsford Fraser），(416) 938-4204,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46-8-50022792， [email protected]

1 “叛国者”

有一本朋霍费尔的传记，叫《力阻狂轮》。这名目，令人立即想到中国的一个古老的成语：“螳臂挡车”。书名出自朋霍费尔书信里的话，表达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决心和勇气；换成我们的成语，意思却刚好相反，变成对一个人的信念的讥嘲了。

不过，从朋霍费尔的行为来看，委实是一只不自量力的螳螂。他抵挡的，全是以个人能力根本无法战胜的庞大的事物：国家政权、帝国教会和战争。

朋霍费尔于1906年2月4日出生于德国的一个优裕的知识分子家庭，17岁进杜宾根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24岁时就任系统神学讲师。1933年，正当他迎着光辉的学术前景大步迈进的时刻，希特勒粉墨登场。为此，他主动中断神圣的学术生涯，投入艰险的政治斗争而毫不顾惜。他在电台发表公开演讲，揭露大独裁者的政治阴谋，抨击把党的领袖偶像化的政治专制制度。然而，教会跟着希特勒跑了，全国转瞬之间成了纳粹的党天下。

因为教会公开为国家暴政辩护，朋霍费尔不能忍受，决心与之决裂。他不但拒绝担任牧师，而且动员所有拒绝国家主义的牧师放弃职务。1933年10月，在动身前往伦敦教区工作前夕，他向学生告别说：“现在正是在安静中坚持的时候，并且要在德国基督教会的每个角落埋下真理的火种，好让整座建筑一同烧尽！”在伦敦，他广泛宣传德国的教会斗争，恳求外国教会承认“认信教会”为唯一的教会，而拒绝承认国家教会。

认信教会是在非常时期中，由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同国家教会相对抗的教会。1935年，朋霍费尔回到德国，即受聘为这个异端教会组织的牧师，主持讲道课程。希特勒政权一方面控制教会的财政命脉，另一方面摆出民主改革的姿态，致使许多会员纷纷倒戈，回到政府的怀抱。朋霍费尔坚定地表示：决不接受被国家收编的任何尝试。他为那些在认信运动中坚持与国家对峙的受迫害者筹措薪金，把自己的薪水分给学生，最后，还决然放弃了婚姻。他深知，对于一个不妥协的战士来说，家庭是一个累赘；他不希望为此随时遭到国家的恐吓和敲诈，而使未来的坚持变得更沉重。然而，形势愈来愈坏，连教堂上的十字架也为纳粹符号“卐”所取代。认信教会的牧师们虽然不赞同向党和领袖宣誓效忠，但也无力反对，最后甚至一改初衷，做出将拒绝宣誓效忠者一概开除的规定。对于犹太人问题，领导人基本上站到国家一边，只有极少数激进分子持反对迫害的态度。他们发表宣言，控告国家践踏人权，结果致使整个教会背上“叛国”的罪名，起草人和传播者遭到拘捕，最后死于集中营。

1937年8月，纳粹政府正式下达关闭认信教会的禁令。剩下朋霍费尔和他的伙伴，他们不得不拿生命作赌注，违法进行神学教育训练。可是，到了后来，最极端的激进分子也拒绝参与反对国家领导的行为。朋霍费尔彻底孤立了。

鉴于朋霍费尔的危险处境，1939年6月，美国朋友带他离开了德国。本来，这是许多流亡者求之不得的事，可是，他不愿意在人民陷入魔鬼的巨掌时，独自居留安全的境地，在本国被迫害的基督徒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他们。他确信上帝之手在指引他，于是，随后三个星期，又从美国返回了德国。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了朋霍费尔与纳粹政权为敌的焦点。全国大多数人都在为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成就欢呼，而从不追问应当由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爱国主义的狂热使他十分震惊，于是到处奔走呼告：“希特勒代表战争！”这样，他不得不饱尝苦果，再也无法在德国任何一所大学任教。

1940年，他进入“国防军”反间谍机关担任信使工作，利用合法身份，将德国抵抗运动的目标和秘密计划传达给西方各国。在朋友面前，他不惜牺牲个人的“清誉”，隐瞒自己的真实角色，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和军事的密谋策划。1943年4月5日，他同他的姐姐和姐夫一起被捕。据盖世太保的判决，姐夫杜南义是“策动谋杀领袖运动的主谋和精神领袖”。两年后，1945年4月8日，朋霍费尔同其他五名持不同政见者均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

时隔一个月，仅仅一个月，德国无条件投降。

疯狂的巨轮终于停止了滚动。可是，朋霍费尔，他的从不停止挥动的螳臂连同有为的躯体，已经被碾碎在通往黎明的路上了。

2 致命的梦想

另一位牧师其实也是挡车的螳螂，他就是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金所面迎的狂轮是种族歧视制度。虽然压力不是直接来自国家政权和战争，但是，此间对于生命的漠视和对自由权利的剥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以联邦国家对南方庄园主与蓄奴制的胜利结束，可是，在根本意义上，胜利毕竟是妥协的产物，即使在法律上给予黑人以一定的权利，在南方各州，仍然出现大量的歧视黑人的现象。到了二十世纪，由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联邦政府及时对宪法做出新的解释，立法禁止联邦雇佣中的歧视，禁止动产契约中的种族限制，取消军队和学校里的种族隔离，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隔离。这些相关的法律措施，遭到南方种族优越的地方势力的反对，根本无法实行。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抵制与反抵制的斗争势必持续下去，而民权运动作为“第三势力”，也就在这个痛苦的僵持过程中发展了起来。

1955年12月，在蒙哥马利市，一位名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女裁缝拒绝服从公共汽车司机要她给白人让座的命令，于是被捕，而且被处以10美元罚金和诉讼费，黑人积聚多年的不满情绪顿时爆发起来。他们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联合抵制行动，原计划拒乘公共汽车一天，结果持续了382天，直到最高法院宣布隔离公共交通的做法违宪时为止。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基层自发发起的维权行动，从此，民权运动便如山洪般地不可遏止了。

在这次联合抵制运动中，黑人领袖们组织了蒙哥马利改进协会，并选举马丁。路德。金为主席。这样，这位年届26岁的牧师，便走到了民权运动的前台。

金出身于亚特兰大美国最大的黑人社区中的一个著名的黑人神职家庭，毕业于当地的莫尔豪斯大学，在切斯特的克罗泽神学院获神学学位，在波士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他的社区里，致力于追求平等与进步的斗争，把布道者的热情同学者的智慧结合到一起，深获黑人的拥戴。继蒙哥马利运动之后，“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成立，金再次被推选为主席。在考虑到少数人如何能够战胜整个社会，坚持为自由和公正而斗争的时候，金决定采取非暴力反抗的方式。虽然，黑人此前也曾试验过这种策略，但是，真正取得成功的，还是始于金领导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这场席卷全国的斗争。

1960年4月，金和他的同伴们鼓动大学生成立自己的非暴力组织，并向他们提供卓越的领导力量。1963年4月，在金的带领下，黑人向“美国种族隔离最厉害的城市”——伯明翰市集中发动强大的和平攻势，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快餐馆里进行连续不断的静坐，接着联合抵制商人和进军市政厅。正当黑人勇敢地行进时，一个州法院颁布禁止进军的命令，金被捕了。他在监狱中写信指出：“道义上有责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他警告说，如果非暴力抗议失败，后果将是可怕的。

八天以后，金被释放出来，立即恢复了对运动的领导。对抗开始升级。警方动用警犬和救火水管，进行大规模逮捕，监狱里一共关押了两千多名抗议者。后来，又接连爆炸金及其兄弟的住宅和黑人领袖总部的小旅馆，通过教育局使一千多名参加示威的学生停学或被开除。官方的暴力行为，不但没有把金吓倒，反而增进他的斗争决心。在著名的“童子军游行”之后，金又挥动臂膀指挥了一场更加宏伟的战斗：“向华盛顿进军”！

所有的黑人大组织都支持这次新的进军。8月28日，共有25万和平示威者——其中有6万名白人——集合在全国的首都。他们游行、唱歌、高呼口号，凝聚到林肯纪念堂听金的演说。金说，他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接着说：”怀着这个信念，我们一定能在一起工作，一起祷告，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坚持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自由的。“

次年，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个题作《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至今仍然激动着世界人民的心。

自由，始终是同平等连结在一起的，自由和平等，都是对个人权利一致性的维护。自由的梦想，属于金，属于朋霍费尔，它属于所有反专制、反歧视、反奴役的战士。只要梦想存在一天，自由的战斗就不会消亡。

同朋霍费尔不同的是，金不是孤身奋战，他的背后站着联邦政府和千千万万弱势的人们，所以有力量使狂轮受阻，而且出现逆转。1968年春，金又开始计划下一次向华盛顿的大进军。这次进军是在全国穷人中进行动员的，包括黑人，也包括白人。他的梦想广大到要打破种族的界限，而扩至不同的阶级中去。自由的真正目标终归要到达底层。可是，意外的是，这只伟大的螳螂，怀着他的梦想突然死去了。

4月4日，金去孟菲斯支援罢工的垃圾工人，在一家小旅馆的阳台上，遭到一个白人狙击手的射杀。

3 国家是国家，祖国是祖国

朋霍费尔和马丁。路德。金，两个基督徒，两个牧师，两只力阻狂轮的螳螂，连死亡也如此相似。可是，他们生前斗争的手段极不相同，死法也不同，连死后在世间的反应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无宁说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

有意味的是，朋霍费尔同金一样，最先也是甘地的追随者，曾经一度打算亲自到印度访问甘地，取非暴力斗争的真经。“登山宝训”作为基督教原始团契的基本原则，不但为甘地所崇奉，也是被朋霍费尔当作座右铭，在生活中努力践行的。1934年，他在丹麦召开的普世教会会议上，有一个瑞典人问他：“如果战争爆发，你将怎么办？”他回答是：“我将祈求基督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显然，开始时，他取的是一种和平主义者的态度，可是最后发现：没有武器无法保卫公义。是国家把公义推上了囚车，国家本身具有犯罪的特质。

马丁。路德。金幸运的地方，就在于他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美国。

《独立宣言》声明必须解除强加于人民的政治枷锁，永认世上所有人的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追求的权利，其中还包括革命的权利。这个人民主权的原则，确保人民获得法律和实际政治的可靠保证，由拥有国家的人民治理国家，而不是由哪一个集团自称为人民的“代表”来治理国家。“美国，你拥有比我们旧大陆优越的条件，没有破坏的宫殿和玄武岩。你展现的是有活力的时代，不受无用的回忆和徒劳的争论所困扰。”歌德如此写道。美国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政治体制采取首创的联邦制，一种植根于自组织的具有高度自治能力的多中心秩序体制，完全不同于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体制。在行政机构内部，实行分权与制衡原则；在政府外部，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组织。秩序和对抗共存于一个富有活力的体制中，它规定了政府仅只在有限的意义上实行统治，而人民在国家事务管理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美国，托克维尔这样论说道：“美国人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无需经历一场民主革命就实现了一种民主形态；他们生来就是平等的，而非后来才变成平等的。”美国的这种民主政制及其观念，根源于圣经传统的圣约思想。所以，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与这个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没有根本性冲突；非暴力斗争能够节节获胜，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政治土壤。金的斗争得到肯尼迪总统和做司法部长的弟弟的支持，当金在伯明翰被关押时，兄弟二人中总有一个人打电话给地方当局，为他说话，以确保监禁不致于太苛暴。当在电视上看到金领导十万人向华盛顿进军时，总统不禁对助手赞叹说：“他太棒了！”当权者对反对派如此欣赏，在世界历史上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

朋霍费尔所在的德国，就不是这种情形了。

这个由纳粹党统治的国家，实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它的惯常形态是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在于鼓励个人属于国家，实际上为党和领袖所控制。《纳粹德国》一书的作者克劳斯。费舍尔把当时的德国比作一个等边三角形，希特勒处在三角形的顶端；党和国家则构成三角形的等边，两部分官员多是重叠的、性质相似的。这个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意识形态和暴力，本质是种族主义，反基督教和反人道主义。它对人民进行监视，对舆论进行控制，社会没有独立的工会和其他压力集团的存在；不需要法律程序，随时随地，就可以把敢于批评党和政府的人送进监狱或是集中营。在这样一个专制、恐怖，全社会不知自由、人权为何物的国家里，朋霍费尔能做什么呢？他能和平地改变政府，并通过这样的政府去改革社会吗？

结果，朋霍费尔采取与马丁。路德。金完全相反的手段，也是与自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手段——一种个人或少数人的密谋的、暴力的手段去保护他的信仰；因为事实上，环境不可能提供任何其他手段给他选择。与其说，如此反抗的手段是他所选择的，无宁说是国家事先代替他作出了选择。

朋霍费尔绝不怀疑任何一种暴力的使用都是罪，但是，他坚持认为，基督徒在一种情况下，即出于对邻人的爱，可以而且必须担此罪责。所以在讲道时，他指出，假若坐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暴力和不公，没有积极地进行抗争，却宣称在政治冲突中保持中立，其实这不再可能是中立。对于纳粹政权，和平姑息还是暴力反抗？哪一种罪更大？朋霍费尔认为，凡是不准备谋杀希特勒的人，从根本上否定暴力的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将与大屠杀的罪恶有关！

在一个专制国家中，持顺从或者反抗的态度，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的命运来说，都是带决定性的，根本不存在“不抵抗”，或是同官方保持合作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和平主义的抵抗方式，那结果如果不是沦为无谓的牺牲，便极有可能堕落为“做戏的虚无党”。不要用美国的现象来看待纳粹德国的事情，不要拿马丁。路德。金的方式来否定朋霍费尔。在金生前，他见到他所参与斗争的果实，已经化为《民权法案》和《选举权法》，高悬于国家法律的枝头之上；在他身后，一样得到美国总统以至于全体人民一致的崇敬。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三个以个人纪念日为法定纪念日的例子，他是唯一的一位非总统而享此殊荣的人。朋霍费尔呢？他是由国家直接杀害的，而且是极其残忍的血腥的虐杀！

朋霍费尔是被他的国家判定为“叛国者”的。国家不是祖国。无须讳言，为了祖国，朋霍费尔确实背叛了他的国家。按照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定义，一个国家远非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国家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个“想象的政治社会”；它不仅具有地理的界限，同时也具有思想上的界限。著名的流亡者卢梭曾经写信给朋友说：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不是人，而是法律、道德、习俗、政府、宪法和由这些事物决定的存在方式。祖国存在于国家与其民众的关系之中。当这些关系发生了变化或者没有了，祖国也就不再存在了。……让我们为我们的祖国哭泣吧，因为它已经死亡了，而仍然留下的类似物只能玷污它。

祖国与国家，对朋霍费尔来说是分裂的；而对金来说，则叠合到了一起。可是，他们身在不同的国家，却拥有同一个祖国。这个祖国，就是他们的信仰，背负的十字架。他们深信，“上帝的启示是通过人也只是为了人”。人类之爱，使他们穿越种族、地区以至国家的背景，甚至宗教本身，而诉诸于普遍的公正意识。他们勇于执行人的权利，不是在可能性中漂浮，而是体现在实际行动中，直至成为殉道者。响应神的召唤，为救赎而牺牲，这是作“门徒”的代价。按照朋霍费尔在狱中对于“行动”的解释，其实这就叫“自由”。

——“自由，我们长期以来在戒律、行动和苦难中寻求你”！

朋霍费尔和马丁。路德。金，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道路出发而终于走到了一起，那里是：爱、自由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