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一个超级娱乐项目

● 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任何爱国大话、排外表演,最终都免不了被娱乐化的命运,盲目的民族主义鼓噪也无非如此。奥运一过,娱乐消失,生活还会依旧.

有消费不尽的人间奢靡,有骄傲的统计资料,有历代帝王都想像不到的好日子,推土机日夜不停,一切苦难的呻吟都被到处铺展在大地上的噪音遮掩了。

对於权势者和正享受着依附权势所带来的好处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个最好的时代,所有的鲜花似乎都为他们而开,所有的阳光都为他们而洒。他们主宰着万物苍生,他们把肉体的享乐推到了极限。他们玩电子游戏一般玩弄着财富的数字,不在乎资源是否枯竭,不在乎死后是否洪水滔天,有权就有一切与有钱就有一切捆绑在一起,和谐双赢.

所谓「中国崛起」、所谓「中国奇迹」,人们陶醉於这样的自吹自擂中,不允许别人打破这样的梦境,不允许别人质疑这样的神话。在自己精心编织的大话中自我感动,通过自己控制的新闻媒体日日夜夜的不断重复,不仅说服自己,而且说服许许多多的不明真相者。

今天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在外敌压境、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对这块土地的真实情感,而是在既得利益集团主导之下,通过垄断媒体的长期灌输,虚构出来的一种盲目的排外情绪,是一种虚幻的麻醉剂。随着二○○八年奥运会的日益迫近,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越来越高涨.

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

乍一看,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嚣似乎构成了继续专制的强大基础.这一现象足以令一切对中国的未来怀抱最后希望的人感到忧虑.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中华民族的至深悲哀。我默默地观察多时,思考了多日之后,深感这种在爱国口号下轻率而浮躁的表演,既然一哄而起,也很快会一哄而散。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无持久的力量,更谈不上构成专制的可持续基础.何况,心虚的专制统治对於鼓噪不安的民族主义声浪也并非一味纵容,因为一旦失控,引火焚身,所以表现得既爱又惧,先是默许纵容,后是收束警惕。即便是这样的民族主义,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合法容身的场所,不可能赢得一个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说到底,衰微的专制惧怕所有不可控的自发表演,只相信自己可以完全操控的有组织的演出。

老实说,那些今天自称爱国,抵制家乐福最起劲的人,一旦真的要他们去牺牲,不要说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会去干,就是要他们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他们也未必会同意。因而,民族主义从来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一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是深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热爱脚下的土地,他们时刻怀着敬畏和谦卑之心。他们具备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不会盲目地自大和无知地排外。他们对这块土地上的权力体制、一切强势者都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和不客气的批评.这是最深沉的爱国方式,爱国并不意味着顺从,爱国更不是按照统治者指定的方向和许可的方式。爱国是对自己生於斯、长於斯的土地、山川、河流以及世世代代形成的文化的认同,是对这片土地上和自己一样靠劳动吃饭的普通同胞的血肉联系,这样的爱国才是真爱国,但这种爱国常常不是以喊口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是正常的健全的民族主义,不以民族主义命名的民族主义.

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译本二十年前曾风行一时,其中有这样一番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於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说的就是盲目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它只是民族自卑和「合群的自大」的产物,所以动不动就贴标籤,口水横飞,搞道德绑架,凡是不与他们站在一起的,立马视作敌人,恨不得打倒在地,再踩上千万脚.这种容不得不同声音的民族主义是经不起考验的,它不是根植於土地深处,与自己的民族可以共忧患的民族主义,等到危机真的降临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多数人的民族主义只是娱乐

我们不能否定,在呼喊爱国口号的人当中,也许不乏真心地认可专制统治,真心相信官方宣传的人,他们对西方、对美国充满敌视,对做稳了奴隶的地位很满足、很惬意。比如,在海外留学生中有许多人是因为家庭背景出去的,父辈或贪官或大款,身居既得利益的序列,掌握着优势的资源,他们真心地认可现状,希望保住他们的繁华梦。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娱乐方式,抵制家乐福也好,反对CNN也好,都只是一个个奉旨爱国的娱乐项目。这些具有安全保障、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娱乐,何乐而不为?如果有更有刺激、更好的娱乐项目,如果他们感到安全的话,一样会趋之若骛.说穿了,他们 并不是因为内心深处认同了官方价值而呼喊口号,他们只是因为青春的激情无处释放,需要寻找一个藉口、一个理由,民族主义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最安全、最可靠的管道。归根到底,他们要的只是娱乐,里面没有多少价值判断的成分,更没有多少政治选择的成分。

二○○八年的奥运会本质上已不是一场简单的体育赛事。对统治者来说,就是试图通过举办压倒一切的奥运会,来打造一场万寿盛典,彰显盛世的无限风光,从而消解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掩饰那些因为制度缺陷造成的人间不幸。以体育的名义,套上国家的花环,披上民族的华衮,人们就很难看透其中的把戏,更不要说发出清醒的质疑的声音。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奥运会则是一个超级的娱乐项目,借助这样一场超级的国家娱乐,他们可以尽情地陶醉其中,狂热地舞蹈、欢歌,自觉或不自觉地依循着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向。人类天性中的娱乐性是很容易被引导、被操控的。一九三六年纳粹德国举办的奥运会就是这样一种巨大的国家娱乐,曾经令千万德国人如癡如狂,而不知道厄运正向他们悄悄逼近。

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任何爱国大话、排外表演,最终都免不了被娱乐化的命运.盲目的民族主义鼓噪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娱乐项目,我们不能被表面上甚嚣尘上的气焰迷住了双眼,我们不能被一时的狂热景象所惑。既然是娱乐,其实就不必太当真。奥运会也是一样,娱乐总会过去,生活还将继续,一小部分人的盛世投下的阴影将越来越长,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认真想一想的是一个往何处去的「后奥运时代」。

二○○八年六月十日

秦晖:民主自由制度普遍发生逆转

林达的这本新作《西班牙旅行笔记》描绘的是一个四十多年前在内战中结下血海深仇的国家如何成功地由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故事,读来尤为令人深思。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导致灾难。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但西班牙的情况比较复杂。

从时代来看,西班牙内战前后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不管东方西方,在凡尔赛体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国家这时都发生逆转,变成左派专政或右派专政。甚至原来就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像波兰,像德国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纪就有所谓的自由选王制,所谓的城市共和、贵族民主制度,这时也发生了专制化倾向。保留下来的民主国家很少,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一些地方,其他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专政,像布尔什维克;有的是右派专政,像希特勒。

这种左右派专政在今天看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初,俄国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就讲过,黑色百人团(即所谓的黑帮,俄国的极右翼)和红色百人团(即所谓的红帮,极左翼),其实是差不多的,区别只是他们所处的阶段不同。按照维特的说法,极右派是已经堕落的专制主义者,极左派则是处于浪漫期的专制主义,浪漫专制主义到一定时期都会堕落的。今天看起来,东南亚也是这样的。原来缅共、红色高棉一些人,当年为理想主义不择手段,搞得很恐怖;现在一旦没了理想,唯利是图同样不择手段,贩毒、开赌场、绑票……无所不用其极。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峻,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一样。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无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既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何清涟:透过瓮安事件解析中国的官场文化

6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非常规会议,号召全党“共克时艰”。不少人又心生希望,觉得党总算有了危机意识,再次“居安思危”了。但随之发生的“瓮安事件”,却让人看到了中共“共克时艰”的一场实战,即为了维持稳定,对任何民变都放弃软性的“安抚”,不问三七二十一,一律视之为“匪”,痛加硬剿。

查明瓮安死亡女生之死因,并非什么复杂的技术问题。在正常情况下(比如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只要从死者身上取样再比对DNA,事件真相即可明白。但这简单的问题放置在中国这缸污水里,立刻就被搅成深不见底的一潭黑水。

三个疑凶及一个涉案女生的家庭背景,看起来似乎也不算太硬:第一,他们的靠山之级别,在中共等级制的阶梯上最多也就刚登上最低阶的科级而已。但中国崇尚官本位,在一个边远县城里,县令之威势等同君主,中国历来就有“破家县令”之谓,今天依旧如此。第二,疑凶与涉案女生似乎也并非“县太爷”直系子弟,只是子侄而已。为什么官员要如此护卫这些不肖旁支子弟的恶行呢?

要解释第二点,必须从中国的官场文化谈起。中国官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流行一段话:反贪抓的不是贪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倒楣的,而是不长眼的小气鬼。只要上送三级,保准没事;看一个官员有没有本事,不是看他贪污的数量,而是不管贪多少都不会出事。

这段话其实涉及到官场的保护伞问题。所谓“上送三级”,指官员为了自己的安全,除了买官费用之外,还得上交(包括越级上交)“维持费用”,将上级都编进自己的关系网中,否则出了事没人保。只要手中有权,贪污人人都会;但是否有本事编织关键时刻用得着的“关系网”,罩住自己,那才算是真本事。中国许多闹得惊天动地的冤案,其实最初那个死结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官或者镇官打下的,但由于一层套一层的政治保护关系,一些案情简单、是非曲直也很明白的案件最后被打上不少死结,牵扯纠缠,无法解套。这几年闹得沸沸扬扬至今未见雪冤的黄静案、高莺莺案莫不如此。

从官员本身来说,除了部分不可救药的糊涂蛋之外,即使自身品行不端的人,也大都愿意子弟成材,这是他们用各种灰色收入将子弟送往海外留学的动机。他们当然更不愿意子弟的恶行影响自己的乌纱帽,将自己弄钱的“本钱”给折腾光。但中国黑暗的官场文化却使他们卫护子弟恶行成了必须。

比如,贵州瓮安那些未公开出场的官员护卫旁支子弟,与其说是为了亲情,还不如说是为了面子与“罩得住人”的官场声望。试想想,这些官员在地方上混,完全靠的是一张关系网,上面要有人保护自己,官员本人还要保住下面各种各样托庇于自己的人。一旦连自己的子侄辈都罩不住,不仅是面子往哪里搁的问题,还有个人心离散的问题:上级觉得你这人能力不行,连自己家里人都管不好,出了点事就罩不住,说不定哪天会连累我,不能再与你沾边;而各种托庇者也会想:你连自己的亲侄儿外甥女都保不住,看来后台也不太硬,我再往你身上投资,只怕是钱会打了水漂。而且,就算是这次大义灭了亲,今后在升迁时,有人会利用这点说你管教子侄不严,曾经如何如何。一通利害帐盘算下来,什么死者的冤情,事件的是非曲直统统被放置一边,只考虑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帮忙化解的人有的是,关系网上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下级都会出马,保上司即保自己。

高高在上的周永康、孟建柱们支持瓮安地方当局的镇压,倒并非他们与隔了多少层的瓮安某官有直接的利益瓜葛,更主要是出于“稳定”与“共克时艰”这一大局的需要。这种事情要是查下去,不知会扯出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最后是利用了浙江京官与湘军派系的矛盾才得以雪冤,但却引发一场官场地震,摘了包括两位督抚在内一百余位官员的花翎顶戴──中共如今正要凝聚党内人心“共克时艰”,怎能拿官员利益不当事?几条草民的命,怎比得上“稳定”大局重要?

张耀杰:质疑贵州省委书记的马后炮

请问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既然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难道仅仅由瓮安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承担责任吗?在这一次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群体事件发生之前,作为省委书记的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执政为民的好事与善事呢?!

2008年7月4日星期五于北京家中。

附:贵州省委书记建议免去瓮安公安局政委局长职务

发表时间:2008-07-04 07:26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贵阳7月3日电(记者孙海涛)因为对”6.28″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局长今天被省委书记建议免去党内及行政职务。

在贵州省委今天召开的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石宗源说,这次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首先建议免去瓮安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的职务,请按程序办理。并请纪检监察部门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查究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孙乃修:余秋雨症透析

几年前,大陆读书界和知识界出现过一场持续颇久、无情揭露和猛烈批判余秋雨文字、行迹和人品的热潮。这个并非出自官方鼓动或操纵、而是知识界自身愤然群起批判一个作家的事件,是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所仅见。这一文化事件,应当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留下别具意义的一页。

六十年来,中国大陆出现过太多的所谓“批判”、“运动”或“批判运动”,但无一不是由执政党和当权者所策划、鼓动和操纵,参与者皆是效命的道具,不具备独立的人格。“文革”结束以来,亦出现过并非由官方操纵的、对某个作家做出的社会一致赞扬式评价(例如对巴金的《随感录》中能够自我反省、主张讲真话、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等等随笔文字)。但是,人们群起一致批判一个作家,将这样的事件置于中国六十年来充满苦难、充斥庸人气的文化框架中观看,不免发人深思。就其主体而论,这一事件显示了中国知识界和批评界在文化锐气、人格独立和思想成熟诸方面正在蓬勃发展。

这场批判实际上由两个阶段构成,即批评和批判。换句话说,这场批判是由批评走向批判。第一阶段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余秋雨散文中出现的许多知识性错误、学术性问题、学风问题以及强辩和不够诚实的态度而发。第二阶段的批判,上升到精神和心灵层面,由知识性、学术性问题进入道义性、人格性问题之追问和反诘,则显示这场批判活动在文化和思想层面上的深度和价值。

第二阶段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余秋雨在毛泽东政权发动的、祸国殃民的“文革”期间参与上海“石一歌”(即“十一个”作者)写作班子问题。他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参与和撰写了一些文字,为毛泽东倒行逆施的政治路线和极左的文化观念效命(事实见余秋雨当时的同事、“石一歌”的一位重要成员发表的揭露性文章)。当时二十来岁初登文坛、发表文字的余秋雨,走的正是年轻的弄笔者姚文元之路。专制政治下的文坛登龙术,就是政治投靠和文字投机,这是一夜成名、飞黄腾达的捷径。上海文人张春桥、姚文元,就是显例:一步跨入京城,双双进入政治局。如果暴虐的十年“文革”不被制止,“石一歌”们当有更大用场,这似乎毋庸置疑。

批评者们指出余秋雨对自己这段在“文革”中的历史和写作活动没有认识和反省,反而百般遮掩、文过饰非。余秋雨这种态度激怒众多批评者,使一场热闹的学识、学术和学风批评迅速转变成一场猛烈的文化、道义和人格的批判。

应当说,所有这些问题和批评,无论是学识性的还是道义性的,无论是知识性问题还是个人行为问题,对于一个真诚的作家来说,深刻地反省,诚恳地接受,不仅会得到人们的谅解,而且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然而,余秋雨不取此道。

今年五月四川大地震引来国内外民众和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强烈问责之声,特别是关于中央政府隐瞒地震预报这一事关亿万人民生命的重大消息以及地方政府贪污腐败导致的劣质校舍全部倒塌、数千名学生顷刻丧生的悲剧事件。这一千古罪责,必将把一切责任者和责任集团告到历史的审判台前,无一能逃脱。

然而,当死难者家属和地震灾民悲愤地组织起来向各级政府问责之际,我们却听到余秋雨的异样声音--《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人们不免感到这“含泪”有点假惺惺,因为真的泪水或悲哀,用不着写在纸面上,摆给人看“含泪”。这“劝告”二字也缺些真诚,让人感到似乎含着一种威胁、正告或警告之意,似乎只有他独具眼光,而那些向政府悲愤问责的灾区民众反倒见识不广、行为不当、大惹是非、大可问罪似的。

余秋雨这番“含泪”言论,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出他的性格和行品。在人民和官方发生尖锐对立、人民的利益和官方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他不是站在正义的人民一边,向官府问责,要求追查责任者、惩办渎职者和犯罪者;恰恰相反,他站在了官府一边,成了官府的说客,“含泪”挡在了人民请愿的队伍面前。这个装扮成人民的同情者的人,有没有基本的是非感和正义感,他的真实立场站在哪一边,读者会有自己的答案。

余秋雨这番“含泪”言论,为人们解析他在“文革”中的心态、写作、行迹和立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手摇笔杆、为强权效力,这一性格和立场,从毛泽东“文革”时期的“石一歌”到时下的“含泪劝告”者,时期横跨四十年,余秋雨的性格和立场依然如故,他还是站在权势和官府一边,为他们说话、排忧、解难。回顾“文革”中的年轻余秋雨之效劳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实非偶然。回顾几年前人们对他的批评和批判、要求他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而他百般辩解,不肯反省自己的过失,这显然是执迷不悟,并不认为那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或错误。你看,“前度刘郎今又来”,貌似自由撰稿人,还是站在权势和官府一边。这显示他的心灵和性格从年轻时代执笔为文以来始终深固地存在着一种庸俗、势利的病症和病态;他的头脑、心灵和行迹,离民主、人权、自由、独立的精神境界还远着呢。

余秋雨这番“含泪”言论,为人们评价他的散文内质和性格,提供了一个新的批评视角。那些貌似带有历史思考色彩的文字,正如眼下这篇“含泪”词,多系装腔作势,带有一种伪思考性、伪人文性。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没有道义立场的文人,一个没有人权观念和独立人格的文人,一个缺乏正直的生活态度的人,一个对专制政治和腐败社会没有批判的人,怎么能够写出人、文整一、货真价实的历史思考文字或痛切文章呢?又怎么能够在文字中闪射出深刻的反省意识或忏悔精神这种人格的灵光呢?

毫无疑问,一个文人如果缺乏自我反省意识,缺乏对自己过失的反思,他的文字决不会是真诚、正直、掷地作金石声,最多只能是浮在语词表面的、轻飘飘的一层油彩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人论文与论人总联在一起的缘故,即所谓“知人论世”,强调人品与文品不可分割;西方文化人亦有同样看法,即所谓“风格即人”。这是一点儿也做不得假的。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批判过余秋雨的人士,眼下似乎都懂得沉默的人格价值。唯独余秋雨露面“含泪劝告”灾民。人的重与轻,判然立见。中国人向来瞧不起文人,因此有“文人无行”之言,或曰“一作文人,便不足观。”那是说,文人多无德行,不知自爱,无脊梁骨,总向权势、官家唱大诺,做些官府走卒事。不过,这种事在渐渐减少。这说明,文人慢慢知道自爱和尊严了。一个文化人的人格价值,一个民族的文化上的提升,从这种自爱和尊严开始。

胡  平:从5.12地震漏报看中国地震预报机制

这次四川地震,由于事前毫无预报,民众毫无准备,故而伤亡极其惨重。地震局自然成为人们问责的首要对象。

据中新社北京5月20日电,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说,这次地震前,中国地震局没有作出短临预报,同时也没有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然而根据已经披露的材料来看,地震局不但没有做出短临预报,而且也没有做出中期预报;不但有专家提交过这次地震的中期预报意见,而且也有专家提交过短临预报意见。问题是决策者没有采信这些意见,没有做出预报。这和32年前唐山地震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

诚然,决策者不发布预报并非出自恶意,而是因为没有把握。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地震的预测能力,尤其是短临预测能力还很有限。大地震是小概率。虚报也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决策者祇拥有不确定的知识,但是他必须作出确定的决策:报,还是不报?这就使决策者陷于极端的两难:漏报了会导致严重后果,虚报了也会导致严重后果。我们理解决策者的困境,因此不对之进行简单化的批判。但是鉴于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了解此一决策的机制以及这次决策过程的真相,以便寻找出改进的办法。

在现行体制下,决策者宁肯漏报,不肯虚报。

如上所说,处于决策地位的人清楚地知道,他可能犯两种错误,或者漏报,或者虚报。问题是在现行体制下,决策者会有一种倾向,宁肯漏报,不肯虚报。

如果你发出地震预报,结果引起人心恐慌,日常生活与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若干损失,到头来证明是虚惊一场,那么,作为发出错误预报的你,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你很难推脱掉你的个人责任。你可以推说你是根据一些专家的意见而发出预报的,但那祇可能是一部分专家的意见,很不可能是全体有关专家的意见,想来还会有另外一些专家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而你偏偏采信了那些不高明的意见,可见你的判断能力是有问题的。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民众会抱怨你,上面的人也会对你很不满,嫌你冲击了和谐社会,干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假如碰巧又发生在政治上敏感的时期(例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例如迎奥运办奥运期间),上面的人不但会怀疑你的业务能力,放在毛时代,甚至可能怀疑你的政治立场,因此很可能会处分你。即便上面的人在政治上不怀疑你,能体谅你的苦衷,你的处境还是会很困难。因为他们会觉得你做事冒失,判断力不行,政治上不敏感,缺少大局观念,另外也可能为了平息众怒或是奖励那些当初反对发预报的更稳健的同事,所以你的处境依然会很狼狈。

反过来,如果你犯的是漏报的错误,你的处境反而会不那么狼狈。因为你可以说那是人类知识的不足,怪不得谁的。你可以对外宣称这次地震事前没有任何人提出过预报,特别是没有任何人提出过短临预报。按照中国的防震减灾法,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任何单位或者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关于短期地震预测或者临震预测的意见,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按照前款处理,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这一规定就是为了免去决策者的责任──尤其是免去决策者漏报的责任。因为有关方面可以一手遮天,即便有些专家提出过预报意见,他们祇能报给行政主管部门,不准擅自向社会扩散,民众不知情。决策者就很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判断失误推给大家,谎称没有任何人提过预报。不是决策者不高明,是人类目前谁都没那个本事。这就等于说谁都没有责任。

那么,上面的人会如何对待你漏报的失误呢?他们会原谅你,保护你。他们不会处分你,因为一旦处分你了,那就证明你犯错误了,那就证明这次地震本来是可以预报而你却没有预报,而这一点恰恰是上面力图掩盖的。

注意:虚报和漏报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虚报的错误是无法掩饰的(你很难让外界相信所有的专家都错误地提出要预报的意见),所以可能需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漏报的错误却是可以掩饰的(你可以让外界相信所有的专家都没提出要预报,既然地震确实有其难以预测的突发性),所以不必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更重要的是,从领导者的角度,他们更容易理解和体谅你漏报的苦衷,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一片忠心,是出于对政局稳定的考虑,尤其是在政治上敏感的时期。在中国,地震预报的发布权在政府,不是在地震系统。政府官员做决定报或不报,自然会着眼于政治因素。当初决策者做出决定不发预报,想来也会向领导方面强调其政治考虑。这一来是显示你的政治观念强,能赢得领导好感,二来也是为日后自己开脱责任留下伏笔。

我们要说的是,当一个人肩负十分重大的责任,而你拥有的不完整、不可靠的知识又使你无法决定到底是报好还是不报好的时候,你难免会考虑,犯哪种错误,你个人的责任更小一些,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更少一些。而以上的分析表明,在现行体制下,你会倾向于不报。因为对你来说,漏报的责任比虚报的责任小,麻烦少。不要忘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权力是不准反对不准更换的。那些负责发布地震预报的官员知道,重要的是他们要赢得上级党委或党中央的信任和保护,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

查了是犯错,不查是犯罪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有关地震预报的决策机制和决策者的责任没有检讨与追查。这次四川大地震又漏报了,有关方面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看样子又是不打算检讨与追查了。同样的机制必定产生同样的行为。这岂不是鼓励以后面临类似情况的决策者继续采取类似的决策吗?假如说在唐山地震前夕,在汶川地震前夕,决策者还曾经为报或不报而焦虑不安,犹豫不决,感到极大的精神压力,那么可以想像的是,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决策者面临的压力就小多了,因为已经有了两个重大的先例,照过去的做法去做就是了。如果时至今日我们都还不去检讨现行地震预报机制,找出改进的办法,更待何时?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对5、12地震漏报事件的真相进行调查。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追究个人责任,我们可以假定决策者并无恶意,是犯错不是犯罪。我们的目的祇在于寻求改进之道。但是,如果我们这次不追查,不改进,有关方面还掩盖真相,压制检讨,那就不再是犯错而是犯罪了。

几点说明

1、在5月13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向中国地震局新闻发言人张宏卫提问的时候就提到: “请问张宏卫先生,我们接到四川地震局职工7人(疑为”亲人“——引者)的投诉,他们的亲人说在几天前就察觉到地震的迹象,但局里说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这个信息。请问张宏卫先生,这么大级别的地震,是否事先可以得到预警?您对此投诉有什么反映?” 张宏卫说:这种猜测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注意:此事发生在地震后的第二天,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应属于中共心目中的“友好媒体”,张宏卫的话又明显地是答非所问,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记者所提到的事情的真实性。

2、以汶川的情况,即便地震局很难发出短临(震前几天内或几个月内)预报,至少可以做出某种长期的乃至中期的,也就是震前几个月至几年的预报。据此,政府就可以预作防范,例如检查建筑隐患,加固学校等建筑,普及防震自救知识,等等。可是,地震局没有发布过这种震前几个月至几年的预报,政府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地震局和政府有关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上文引到的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问答记者问题的那段报道,其中提到中国防震救灾法中“任何单位或者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一条,这不免令人生起一份担心。我们不能不担心当局在掩盖这次漏报真相的同时,对那些“擅自向社会扩散”消息的人实行惩罚报复。为了掩盖先前的错误而犯下新的错误。

有关方面总是强调地震预报的测不准以及虚报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但问题是,那是否就应该听任政府几个官员一手遮天,垄断所有关于地震的信息,把13亿民众全蒙在鼓里呢?尽管人类关于地震的知识还很有限,也很不可靠,但是,知道一点算一点,总胜过一点不知道。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让一般民众也能了解有关信息。这种态度难道不更可取么?

我在《写在汶川5.12大地震后》一文里写到:预报地震,“是否可以像美国人反恐防恐一样,根据有关信息的把握程度,把警报分成不同的级别?让人们既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又不致于日坐愁城,终日恐慌。”事实上,美国、日本正是这样做的。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利用其掌握的有限知识,建立预测模型,算出每个地点未来24小时内发生各级地震的概率,然后用不同颜色代表概率值并投影到地图上,获得一组概率分布图。在USGS官方网站上,民众可以实时查看他所关心地区的地震概率分布,并自行决定该如何行动。日本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有“地震动预测地图”,用不同颜色标注全国各地今后30年内发生不同级别地震的概率。要查询某一地区发生地震的概率,可通过放大或缩小地图查询。通过发布“地震动预测地图”,提高全民防灾意识,为采取有效防灾措施提供基础数据。

4、汶川地震后,地震局发布了几次余震的预报,这是否表明当局已经改变了地震预报问题上的一贯做法?未必。因为在大震发生后,经常还会有余震,这比较容易预报。更重要的是,地震局之所以漏报地震,主要顾虑是担心虚报而引起人心恐慌与社会混乱,而在大地震发生后,人心的恐慌与社会的混乱已经成为现实,地震局怕虚报的顾虑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它比较敢于发出余震的预报。这并不意味着地震局已经改变了它“宁肯漏报,不肯虚报”的固有倾向,并不意味着以后它就会采取不同的预报方针。

5、在这次四川地震漏报之后,国人已经对地震局失去信任。例如西安人听说美国地震部门预测两周内在天水与西安之间将发生七级以上地震,人心惶惶,中国地震局出面否认也消除不了,后来还是美国地震部门出面澄清,人心才安定下来。可见中国的地震预报系统已经失去了公信力。可以想见,假如在未来某一时候,在某地(特别是在某地震带)流传着该地要地震的消息,政府怎么办才好呢?不吭气是不行的,那祇能让人们理解为默认。出面辟谣吧,祇怕民众又不信。倘若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又提出要追查谣言,惩办造谣者,很可能祇会引起更大的不满与恐慌。我要说的是,在汶川之后,人们对地震的感受,对地震局的期待和信任都变了。过去那套做法,不改也得改,不改就行不通了。因此,我们有必要现在就把调查真相、检讨体制的问题提出来。

冉云飞:可怕的职业革命家

对于那些表面看上去除了革命之外,余皆无足道的职业革命家,我的厌憎之情就像痛恨“稳定压倒一切”这句没有逻辑的无良洗脑话一样。那种把亲情友情爱情视若敝屐,视若革命的手段,乃至革命成功后,还不惜划清界限。甚至于自己的亲人之死在自己有能力时,也不想搭救,这样的人,说他人渣也不为过。革命若不是为了自己的亲人友人以及所有的人,在事实上过上更有尊严的日子,那么这革命的目的都是值得怀疑的,更不用说其中所用的诸多污烂不堪的手段。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事实上的大部分革命,其结局往往与革命所提的口号相反,名不副实。所以一个文明社会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该选择流血革命来进行制度更替。我知道我这种说法,在目前民情汹汹、社会予盾加剧的情况下,会受到不少人的鄙视,但我只能依照我的判断和内心想法来行事。我不能因为要讨好谁,而说那些违背我自己的判断力和认知能力的话,因为我不是靠谁的表扬和鼓掌来作为发表我自己相关言论的动力的。

之所以觉得职业革命家可怕,是因为有感于自己所接触的历史和现实。刘项之争,项羽将刘父作为人质,想把刘邦降服,哪知刘邦这个职业革命家竞不顾父亲的死活,还说“幸分我一杯羹”的流氓话。看来项羽的确是败于他作为革命家不够“职业”,身上还有点令职业革命家鄙视的妇人之仁——女权主义者也许会对“妇人之仁”的说法不满,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妇人之仁是对女性的一种奖赏,世界上许多战争都是嗜血的男人玩出来的——难怪他还存有点可爱(当然随便杀坑秦卒,恐怕在今天可套上反人类罪),“项羽本纪”实在是天才卓越的传记,固然有司马迁的鬼斧神工,但项羽这个“底本”比较好,也是太史公能写出千古绝妙篇章的原因。项羽看不出刘邦这样的流氓职业革命家的坏处来,但项伯却不省油,说你杀他老子没有什么用,父亲在刘邦这样的人眼中不如一狗,正所谓“为天下者不顾家”。

好一个“为天下者不顾家”,这话听着我们是太耳熟能详了,简直起了六十年的老茧。“为天下者不顾家”,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工具,连家人的死亡都是他工具的一部分。把刘项换成毛蒋,把刘项的戏放在毛蒋身上来演,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喜剧效果?熟读非官方近现代史的人,都不难有自己的答案。专制政权除了很多不顾亲人,亲人们都是他们拿来使用的工具的职业革命家外,还在于革命后所建的政权像莫比乌斯圈一样,有一种自噬的残酷功能。那种今天还在大言不惭谈革命,明天就会消失在革命的舞台,被革了老命的人,多到不可胜数。剃人头人亦剃其头,整人者人恒整之,这就是我们现今这个制度的自噬功能。整人整到与家人划清界线(这比袍哥的喝血酒、站稳立场、反水者自己挖坑自己跳更狠),见亲人之死而不救,当然对更多的对其他人的杀戮和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就会被训练得习以为常,无动于衷,免了那妇人之仁。原来他们不搭救自己的亲人,是为了在整人和坑害他人时连眼都不眨。其它更深的引发我不再写下去了,下面引两条与中共高层领导人不救自己亲人的“义举”,以小见大,以窥制度和人性之丑恶的一斑。所引均引自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开放出版社2007年5月修订版,引文末注页码),第一条关于毛泽东,第二条关于邓小平,第三关于周恩来。

毛泽东对土改时的乱打乱杀知之甚详。一九五九年他回老家韶山村时曾说:“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压。”(P15—16)

云南宣威火腿闻名于世。浦家山镇人浦在延第一个将一家一户的个体火腿生产者组织成大规模经营的资本家。其子浦承统在家协助父亲,经商办厂,支持几个妹妹在外读书。三个在北京读书的妹妹后来都转赴延安,加入了中共。(其中浦琼英后改名卓琳,即后来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夫人)浦在延去世后,浦承统继承了父业。他应该算是中国所称的“民族资本家”。可是他家中有些地产,于是被划为地主而关押,不久在宣威第一看守所服毒自尽。(P15)

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运河水利工程局局长的马隽卿,将女儿许配给了周恩来的胞弟周恩住,并将周的生母接到自己在高邮的家中供养了十多年。共产党到高邮前夕,马隽卿自恃平素无恶迹,周恩来的生母又受他长期供养,便没有逃离。但是,土改一开始他就是清算斗争对象。儿女被插上“地主马隽卿女儿”的标签,四出游街。八十多岁的马隽卿在烈日下挨斗,很快丢了老命。(P18)

2008年7月4日8:14分于成都

秦  耕:思考的女性最美丽——小乔文集《海上风》序言

人类对女性的偏见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在古希腊神话中代表美的神祗总是女性,考古发掘也证实了人类的确具有上述偏见,出土的美神维纳斯果然是一位女性,似乎女性只能代表美丽,而与思想无关。到了以浪漫著称的法国,在艺术大师罗丹眼中,能够思考的人,也依然是男性。我无法判断是他的偏见让他以男性形象来创作《思想者》雕像,还是《思想者》雕像反过来强化了当代人类的上述性别偏见。从古希腊人就开始的这种性别偏见,在大约1000年后出现的基督教文明中依然留下浓重痕迹,女性夏娃出自男性亚当,只是亚当的附属品,因而《圣经》要求女性放弃思考,永远顺从于男性。让我困惑的是,既然在古希腊神话中,女性是美的象征,同时也是智慧的象征,为什么人类不让富有智慧的女性更多承担思想的责任?为什么到了基督教时代,《圣经》的作者还要夏娃去上撒旦的当,误食禁果,从而把愚蠢的恶名强加给女性?

其实《圣经》创世纪的故事还有另一种解读。上帝在开始时创造了男性亚当,在创造了万物,即将结束其全部劳动的最后时刻,才创造了女性夏娃。按照时间顺序,夏娃虽晚于亚当,但上帝在创造夏娃时,造物的手艺更加细腻、精湛和熟练,能够去掉当初创造亚当时可能存在的瑕疵和失误,使夏娃比亚当更加完美、更加成熟。按照古希腊神话,女性既代表美丽,也代表智慧;按照《圣经》的故事,夏娃虽晚于亚当,但比亚当更成熟、更完美,也应该更善于思考。如此看来,人类可能误解了《圣经》的原意,只在女性身上寻找美丽,而忽略了她们的思想,只知道欣赏女性的美丽,不知道欣赏女性的思想,只能看见女性的外形之美,而看不见女性的思想之美。

如果从文化上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以上所说,还只是在西方的情形。把话语背景转移到东方,不但女性在这里被当作不会思考的愚民,就是一贯轻视女性、自以为是的男性,也被当作不会思考的愚民。自由思想是专制的天敌,在专制的国度,自由思想无法存身,相反,在能够自由思考的地方,专制也将无法立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思想一直是人类最可贵的质量。能够自由思想的人,是人类中真正的勇敢者,值得他人尊敬。但在一个只能被某种思想指导下强制放弃思考的国度,人们普遍丧失了自由思想的权利;又因为缺少起码的言论表达环境,人们甚至也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不管是男性还-或是女性,虽性别不同,但处境相同,都因为缺少思想而平庸,丧失了人性的光芒,变成灰色调人群,连仅有的性别特征也泯灭在漫长的平庸人生里。在思想和思想者都成为稀缺资源的背景下,女性要想保持独立思考,就更加困难。

中共一直倡导妇女解放,中共治理下的中国大陆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如男女的教育权利、工作权利等,也基本是平等的。但在这个国度,能够独立思考的男性已经少见,而能够独立思考的女性,则属罕见了。我所认识的李剑虹(小乔)就是少数例外。收集在《海上风》中的文字,是李剑虹近几年来借助互联网陆续发表的作品,我本人在这些文字发表时有幸全部拜读过。也许有人会说,反映在《海上风》中的这些思考,还谈不上深刻。我同意这种说法,甚至承认在中国知识阶层里,比李剑虹更深刻、更博学者,一定大有人在。但遗憾的是,他们要么放弃思考,装聋作哑;要么丧失思考能力,形同僵尸。因为我和其它人看不到他们的思考,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可以说,正是他们的缺席,把思考的位置让给了李剑虹等;正是他们的逃避,把思考的责任推卸给了李剑虹等。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悲哀,对李剑虹来说则是一种机遇。其实读过李剑虹的文字,就知道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困难,只要有基本的勇气和真诚,就已足够。而当前中国的知识阶层,恰恰缺少这两者,这就是今天我们有幸阅读到李剑虹文字的原因。

作为李剑虹的朋友,我曾荣幸地受独立中文笔会邀请,起草了将2007年度林昭纪念奖颁发给李剑虹的《颁奖词》;今天又荣幸地受李剑虹本人邀请,为她即将出版的第一本文集作序,我更希望向读者说明的是,当你们阅读她这些文字时,也同时能了解道,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文字背后,她曾经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在我起草的《颁奖词》里,已有所介绍。她所经历的一切,既是专制对她的磨炼,也是历史给予她的真正的荣誉。难怪在中国的知识阶层里,有那么多比李剑虹更深刻、更博学的“聪明人”,经过精细权衡以后,放弃得到这种荣誉的机会。

女性是美丽的,能够独立思考的女性是最美丽的。在一个连男性也普遍恐惧于思考的国度,李剑虹作为女性能够保持自由的思想,使她成为当代中国最美丽的少数女性之一。但愿有机会阅读到她文字的人,也有机会领略到女性的思想之美,这是一种幸运。同样地,能受邀为她的书作序,当然更是一种幸运了。

希望我的文字,能为本书的读者提供一个阅读品味的切入点。

是为序。

2008年4月18日 写于海南岛

《海上风》,小乔著,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6月第一版,田园书屋总发行,香港各大书店有售。定价:85港元,外埠18美元。

沙叶新:推荐卢跃刚《幽默的四川人》

沙叶新按:我喜欢四川,喜欢川菜,喜欢川剧,喜欢四川的安逸,喜欢四川的幽默,喜欢四川人的乐天达观。四川是天府之国,四川人是“天外来客”,因为四川人太不像中国大部分地方的人了。四川人没有上海人的精明,没有北京人的牛气,没有广东的重利,没有东北人的“忽悠”。但他们有以上四个地方的人都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真正的幽默。

精明的人幽默不起来。精明的人最善于算计,算计需要的一是一,二是二,需要的是精确无误,需要的只是算盘和计算机,他们并不需要“幽默”这种人际关系和自我调节的心理“润滑剂”。但精明的人偶尔也不拒绝滑稽,只为了在精明之余放松一下,开心片刻,且把肉麻当有趣,好将精明继续进行下去。从幽默质素而言,上海滑稽远比不过近在咫尺的苏州评弹。一个是精明的商业城市,一个是有丰富底蕴的后花园,两个艺术品种的文化内涵相差一大截!

牛气的人,极为自信,自视“中央”,外地都是“地方”。居民虽然不乏幽默感,但它们的幽默会伤人,近于嘲讽,嘲讽的对象经常是自己下手“捧哏”,或者是自己的“二大爷”。把欢笑建筑在他人(有的是善良的、无辜的人)的无知、无能和痛苦上,而不是同情,更不是怜悯。这不是最优秀的幽默。天津的马三立好,我欣赏他的自嘲。能把自己放进去,敢于承认“人所有的缺点我都有”,像马克思所承认的那样就好。这可爱,我喜欢。千万不要忘记:幽默需要平等!

重利的人没空幽默,钱眼就那么小,没幽默的空间,也没幽默的时间。他们最响亮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有空赶快去赚钱呀,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笑能变出成捆的百元大钞吗?他们只有赚到大把金钱的时候才会有发自内心的笑;但这种笑,和“幽默”毫无无关,一点不“幽默”,有时候还充满了险情甚至血腥。

“忽悠”人的人,善于设计骗局,那是恶作剧,不是善作剧。甚至还忽悠瞎子、聋子、矮子等残疾人。“忽悠”这种所谓“幽默”,是“占人便宜”,是“幸灾乐祸”,是“落井下石”,是不道德的,我笑不起来;如果我笑,我就有犯罪之感,至少感到道德上的缺失。那种“小品”,真的是“小”,是“品位小”。还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的天呀!也许我的话说重了,真对不起。

四川人的幽默是真正的有品位的或者说至少是我喜欢的幽默,请看看《一只鞋》、《请医》、《秋江》、《评踪》等川剧喜剧吧,绝了!我转发的卢跃刚的文章《四川人》,也绝了!有这样的四川人,我完全相信他们的灾后重建一定会胜利。

我还曾经非正式的提出建议,组织和人事部门在考察干部和提拔干部的时候可以将干部是否具有幽默感作为考察和提拔的条件之一,因为我一直认为具有真正幽默感的人有人性,有真情;真正具有幽默感的干部,一般而言心态正常,豁达乐观,不太歹毒,不太阴暗,更不太会有野心,也不太会耍阴谋。他们比较通情达理,能够化解矛盾,不会动辄大动干戈,施以暴力;在处理群体事件和社会危机时,也不会总是重复群众是不明真相的,骚乱总是一小撮歹徒挑起的……可是当今这样具有人性和幽默的干部有多少呢?看看主席台就知道了,请看那一幅幅尊容,别说幽默感了,就是不要让人感到厌恶感或者恐怖感就不错了,唉……

我敬重陈毅这样的高干,他是宅心仁厚的少有的幽默者,他也是四川人,我非常喜欢。他挨过整,也整过人,但总的来说,他是好人,所以我写了《陈毅市长》。

08、7、3

卢跃刚:《幽默的四川人》

5月12日14时29分,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到一分钟,我收到成都发来的一个短信:“成都地震了!”这个短信之珍贵,是我过一段时间才意识到的。我估计,这个短信是地震灾区发出来的最早的信息之一。

成都人告诉我,当时成都天摇地转,大楼和楼里面的人像水草一样摆动。一位四川大学的学生对我说:“地震那天坐在出租车里,走到人民南路广场那儿,咋个看见毛主席左右向我挥手呢!”

短信发得急促,却是从容镇定。接着打回去,不通,再打,还不通。接下来的三四个小时,成都所有亲人、朋友的电话都打不通。我有一个可怕的预感:一个巨大的黑洞降临成都,把我所有的亲人、朋友给吞噬了。后来知道,是中国移动基础建设差,中国移动四川省用户2000多万,成都地区800多万用户,几百万人同时打,大大超过了基础信息通道瞬间通话能力,都堵死了,像是憋了一肚子尿,括约肌紧张,尿不出去。急死了!

再翻看那个短信,那口气,怎么读,像是报信儿,更像是诀别。紧急上网,才知道四川汶川刚刚发生了7.8级地震,震中距离成都只有70多公里。后来又说是8级地震,持续了一段时间,有关部门又变魔术似地调为8级地震。我陷入了忐忑和悲伤。

这种四川人的幽默,在如此恐慌、如此悲情的情形下突如其来,像是天外来客

汶川,那个岷江上游的峡谷县城,震前我去过多次。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我们去那里种过树。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相传大禹出生在岷江上游的北川、汶川一带。在岷江边上种树,大概是想祈福大禹保佑,节制洪水。

天上龙王开恩,1998年后,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大洪水,却是地下阎王震怒。一震就是8级。

8级地震,专家说释放的能量是唐山大地震的三倍,至少是400颗广岛原子弹!也就是说能毁掉400个广岛!每天看电视直播,地震所及,山崩地裂,改天换地,毁坏的城镇、学校、村庄惨不忍睹。在电视里,我们看见总理温家宝,看见了源源不断奔赴灾区的军队、志愿者。还听说去了大量的心理咨询师,说是灾区人民留下了深重的心理创伤。死亡人数在互联网上不断增多,每天都有余震。总之,灾区的人是恐慌,每天都在躲余震;外面看电视的人是悲壮、悲情。

可是灾区的恐慌好像没有持续多久,许多四川人的心弦不知被何方神灵拨动了一下,一股信息流在刚刚缓解的移动通讯里涌动。

那天,我在看央视四频道抗震救灾直播,埋了好几天的人活着救出来,脸上竟无苦痛、恐慌之色。我正为生命的顽强、坚韧而唏嘘、赞叹,突然手机响了一下,打开一看,成都人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是一个只有四川方言才能念出意趣的段子:

“一汶川地震幸存者被俄罗斯救援队救出。记者采访他,问他感觉怎样,幸存者想了半天说:”狗日的地震好凶嗷!老子被挖出来看到老外,还以为把老子震到国外去喽!‘“

这个段子在我此刻最屏蔽的痒痒处挠了一下,念下来,笑翻了我。鼻涕眼泪一大把,不知道是因为悲伤,还是因为快乐。但是效果可以肯定,此刻浓重的悲情被一种神奇的液体给稀释了。酸辣苦甜咸,仿佛是盐太重,加一点儿酸辣苦甜。

这种四川人的幽默,在如此恐慌、如此悲情的情形下突如其来,像是天外来客。

接下来,四川人的幽默段子源源不断,创造了一个想必是任何人类自然灾害史都没有记录过的奇异景象。

“有一个人被埋了50多个小时,被救出来还很清醒,记者前去采访,他看到记者背着笔记本电脑,忘了伤痛问记者,你的笔记本能上网吗?记者回答说能。他说:那你帮我看看大盘涨了没有。”

埋在地下第一关心地震生死,活转过来第一关心股市涨落。可见股市跌落对普通股民的伤害之大。

成都人爱打麻将,最夸张的说法是,飞机降落成都双流机场前,就能听到满成都打麻将的声音比飞机发动机声音还响。以至于新到任的省委书记要制定新的战略,想把成都“休闲”二字给取了。

手机开始流行:“成都麻将的最新规定:不准打512,不准打血战到底,不准打刮风下雨,不准打推倒胡。”“512”、“血战到底”、“刮风下雨”、“推倒胡”,都是成都等地麻将打法。都跟地震有关。晦气,所以不准。

查百年以来,四川共发生5级以上大地震33起,其中6级以上地震14起,7级以上地震5起。大多数都在成都周边西北部、西南部断裂带上。晚近的两次七级以上的大地震是,1973年2月6日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炉霍县的7.9级地震,1976年8月16日22时06分松潘——平武7.2级地震。这次汶川大地震,平武也是重灾区,尤其是南坝镇。前者发生时,处于文革大闹腾的喘息期,四川人好像完全没有记忆。后者就给成都人印象深刻了,因为唐山大地震刚刚发生了18天,中国人惊魂未定,谣言四起。那时我在成都。成都搭满了“抗震棚”。各单位和人家户搭建“抗震棚”财力有大小,什么材料什么形状都有,歪瓜裂枣,长短不齐,像是成都市区一夜之间长满了瘤子,名字却起得好,让惶惶不可终日、惊慌失措跑地震的成都人显得无比英勇无比伟岸。

仔细搜索1976年的记忆和记载,找不到一丁点儿四川人幽默的段子,好像四川人的幽默神经被什么神奇的力量给掐断了。

与以往相比,这次汶川大地震有两大特点:第一,余震极多,上万次,5级以上的破坏性余震数次。第二,之前没有迹象,没有预报。四川人对那么大的地震没有预报很有意见,弄得地震预测部门很紧张,枕戈待旦,草木皆兵。5月19日放着胆预报了一回,说是今晚有大余震,结果19日晚上,成都市民疯狂出逃。开始的时候,全部壅塞在各个路口和主干道上,谁都挪不动一步,恰似地震后两三天的中国移动。

这一夜,人流慢慢疏散,成都几成空城。

第二天一看,咦,没事儿。天天跑余震,天天没事儿,疲了,于是跑余震的段子、对联大泛滥:

“比地震可怕的是余震,比余震可怕的是预报余震,比预报余震更可怕的是预报了余震却一直不震。”

对联也写得很精彩:

对联一:

上联灾区人民无房可住在余震中等待吃喝

下联成都人民有房不住在吃喝中等待余震

横批都很恼火

对联二:

上联早也跑晚也跑一天到黑都在跑

下联跑得脱跑不脱看来要把命耍脱

横批安心睡觉

这种乐,不是对灾区灾民苦难、坚强的不悲悯,不尊重,也丝毫不会贬损人们对自然和人为灾难的严肃追问、思考、反省

还是余震不断的时候。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座,题目是“关于灾难报道”。开讲前,我向同学们提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所接触到的汶川大地震报道和信息中,什么事情给你印象最深刻?

有的说豆腐渣学校垮塌,压死那么多学生;有的说灾民生命力惊人顽强;有的说解放军救灾及时。他们说完后,我说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四川人的坚韧、达观、幽默。现场我给学生们念段子,大家乐死了。你知道,这种乐,不是对灾区灾民苦难、坚强的不悲悯,不尊重,也丝毫不会贬损人们对自然和人为灾难的严肃追问、思考、反省。

地震后,阳光卫视董事局主席陈平见我第一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四川人真棒!真坚强!”坚韧和达观我们在电视上都看见了。那个埋在汶川映秀镇水电站废墟里150多个小时被救生还的女工,双腿截肢,住在医院里大口吃饭,说要好好活下去,后悔电视采访没有化一下妆。我看见《新京报》“芭蕾女孩”王月截肢后说,她将来还要跳芭蕾;看见“夹缝男孩”廖波《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照片,一脸顽强等待的模样;看见“可乐男孩”被救出来,第一个要求是“我要喝可乐……冰镇的”……我的喉咙经常是哽咽的。

一电视记者采访一老者,问去哪里,说回家,问干嘛,说家里还有粮食和菜地,回去看一下。问家里还有什么人,说除了他以外,一家四口人都压死了。老者说话的时候,没有情绪的波澜起伏,像是讲一个很宿命很久远的故事。

遭灾遭难的人,被救的人,都平实得很,记者的话筒端得再久,也不会顺杆子爬,猜透某种意图,说感谢某感谢某某。而且每一个故事都透着骨子里的戏剧性。

陈平说“你们四川人”显然已经把四川人已有的内涵给扩宽了。我想,之前全国人民的四川人概念大多是陈戈主演的电影《抓壮丁》给的。夸张的喜剧,夸张的幽默,加上夸张的语音。陈戈——梳着两片油光水滑黑瓦的王保长说的是自贡话。自贡话是川东话的一种,其特色是一种极其过度的卷舌音,北方语系中,其夸张程度可以与之比肩的是马季嘴里的唐山话。卷舌音在四川话里绝对是另类。四川话“四”、“十”不分,四就是十,十就是四。没有卷舌音的四川普通话,四川人叫“川普”,或叫“炒焦盐”。有卷舌音的四川话就是自贡话。很不幸,1976年大地震,唐山人可没有四川人运气好。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要“自力更生”,谁的援助都不要,至今悲苦的阴影还没散去。

成都话跟自贡话大不同。成都话软,男人说出来尤其软,女人说出来却有别致的风景。我曾听见一位都江堰市的老兄赞美我身边的成都女子,“你们成都女娃儿说起话儿来,那是莺歌燕舞的。”

说话如同“莺歌燕舞”,可谓婉转妩媚,极尽美誉。说的俗一点,就是成都妹子说话有点嗲。于是灾区就有了嗲的段子。

《成都MM和地震GG的对话》:

成都MM:亲爱的地震GG,我们商量哈(注:哈,即“下”。)嘛,我们实在是来不起了。今天晚上就让我们歇口气嘛,让我们睡盘安稳瞌睡嘛!你不晓得,实际上成都并不好耍,你去那个美丽街(美利坚)耍嘛,那儿安逸得很。

地震GG:你麻(注:麻,意“哄”)我嗦(注:嗦,四川话常见的发语词),你们自己说的,“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呵呵,遭起(注:遭起,意“中招”、“中靶”、“倒霉”等)了呦!!

总之是个怕。地震来了怕,余震来了怕,怕就睡不成觉,天天在恐惧中睡不安稳,天天冲瞌睡,又怕又不敢睡,神情慵惰,面黄肌瘦,早就没有了莺歌燕舞的模样儿。

于是地震一个星期后,一位四川作家给成都妹子写了一首摇篮曲——《猪儿巴(注:猪儿巴,即小猪娃,小猪崽子)歌》:

有个妹娃娃,

她叫猪儿巴。

最爱冲瞌睡,

啥子都不怕。

有个妹娃娃,

她叫猪儿巴。

只想睡觉觉,

天塌都不怕。

有个妹娃娃,

她叫猪儿巴。

起也起不来,

地摇也不怕。

有个妹娃娃,

她叫猪儿巴。

人家都跑喽,

她说懒得怕。

哥哥来相问,

妹妹真不怕?

妹说睡觉觉,

咋个说不怕?

哥哥对她说,

有哥就不怕。

妹在梦中说:

“哥哥怕怕怕……”

怕归怕,睡归睡,再怕也要睡。当个睡死鬼也好。可见恐惧之深,缺觉之多。只是不那么苦相。

无论面临怎样的灾难,四川人有自己救助自己的一套生存策略,生命哲学。

语言是一种文化品质的再现。

班固《汉书》说四川:“民食稻鱼,亡(注:此处通”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柔弱褊厄。”此说按《汉书》所记历史算,已近两千年。

当然,现在的四川人已经不是《汉书》上的四川人了,大多数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跟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一样。许多四川人,包括我的祖上,都有一个象征性的籍贯:湖北麻城孝感乡。

今年年初,《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天府之国”,包括台湾在内,中国16个地区参选,成都平原位居榜首。成都平原承继2300年“天府”美誉,有评论说是这块土地内“风俗的超强稳定性”。

今天看来,“亡凶年忧”已不再,“俗不愁苦”则有过之。

2008年就是一个大大的凶年。这是自然的凶年。还有人为的凶年。

先说1957年反右。反右主要整的是知识分子,但是我所知道的四川右派知识分子与其他地的右派知识分子有些差别。

四川某大学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不久,写了一首打油诗,密示好友:“夜梦入深山,虎在山上等。老虎一见人,抱到脑袋啃。啃又啃的重,实在痛得很。老虎开言到:我在跟你醒。”

这个“醒”字,在四川话里是跟你逗着玩、拿你开涮的意思,暗喻“引蛇出洞”。

这首打油诗,要用四川话念才有味道。

我读了两本四川人写的右派回忆录。遭罪、悲苦自不必说,但是基调却是举重若轻,正话反说,口吻中处处是戏谑、解嘲。

其中一本说劳改营的故事:“一位作家,接到家里寄来一个包裹,他只拆开一点点,闻一闻,就知道里面包的是当时叫做‘高级饼子’的糕点,喜出望外。到晚上,他躲到被窝里一口气把那些糕点通通吃完,得到极大的满足。第二天,他又接到一封家书,信上说,注意!每一块饼子背后都贴着一斤粮票,也就是说,他一阵狼吞虎咽,把饼子和粮票都吃掉了,悔之晚矣!”

1977年冬天,我在四川最南端金沙江边的一个县中学,碰见一位成都籍右派老师。他孤身一人发配到这里,已经20年了。我问他将来回不回成都。他说,“回去做啥子,这儿挺好。”

我问咋个好。

他指着窗外嬉闹的学生,随口吟道:三餐红米饭,一群小泼猴。

有一种命运不可逆的飘逸之气,如同苏东坡,贬惠州,伴朝云,“日啖荔枝三百颗”。

最大的人为凶年是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根据四川省委原第一书记廖志高、省政协原主席廖伯康2005年底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四川应该是1958~1962“五年困难时期”。

插根锄把都发芽,富饶了两千多年的成都坝子也不能幸免。

长期以来,饿死人叫“非正常死亡”,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编的中学自修课文《人口》中叫“损失人”。这让一位崇州市(原崇庆县)的老师为难。崇州市是县级市,属于成都市,亦是地震灾区。

学生问这位叫何学嘉的中学语文老师:“损失”可不可以理解为“饿死人”?

自诩“传道授业解惑”口碑不错的何老师一时语塞。后来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发奋写出了《大饥荒中的何家坝》,与另一位四川作家东夫写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一个在微观,一个在宏观,回答了学生的疑问。

这两部著作,一如他们的右派前辈,叙事平和、解嘲、机智、幽默;一如前面那位地震家里死了4口人的老者,很朴实很宿命地讲述着惊心动魄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好像不完全是讲给别人听的,同时是讲给自己听的。像是自言自语,自我救助。故事告诉了别人,其实也是解脱了自己。自然和人为的巨大灾难降临的时候,压在身上的东西太沉重了,你会在这种达观和幽默的叙事中看到一种卑微的持续的不满、不服,和害怕伤及自己也害怕伤及别人的有节制的唠叨。经受如此苦难,我唠叨一下还不行么?

在成都召开的一次汶川地震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人类学家说,四川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人格,不研究这种文化人格,就不可能进行创伤心理治疗。他不相信北京、上海的心理学家唱呀跳呀能解决多少灾民的心理问题。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无论面临怎样的灾难,四川人有自己救助自己的一套生存策略,生命哲学。什么是达观?达观就是不认死理,不较死劲,东方不亮西方亮,另辟蹊径。什么是幽默?幽默是一种宣泄,一种渺小、无奈和恐惧的心理宣泄,转换看世界看事物的方式、角度,变被动为主动,进行自主自洽的自我拯救。总之是“因势利导,顺其自然”,顺势应变。

这也是李冰治水,兴修都江堰的思想。这种治水思想让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2260多年享其利,由治水而治国,渐次演变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想。

四川人在以自己的方式向自然向人类表态。这种表态是血液中的,命定的,如同所有发生过的大灾难,依然不可逆。如此应对灾难,不啻是人类社会一大财富。

地震20多天后,我去了四川灾区。我最关心都江堰。二王庙已经震毁关闭,都江堰还在运行。我研究水利,都江堰是我百去不厌的地方。这里有四川人的大智慧在。这种智慧,治水也好,治国也罢,亘古不变地摆在那里,没有任何歧义。至此,谁笨谁聪明,高下立判。

2001年我在青城山写作,常去都江堰岷江畔的大排档宵夜。临江100多米,江水滔滔,大雨磅礴,灯火通明,吃客觥筹交错,喝五吆六,吃的波澜壮阔。有人说,都江堰人有“五块钱消费”一说。早上起来,洗漱毕,吃了早点,搭辆三轮车去茶馆,要一杯茶,中午饿了,要一碗小面,该聊天聊天,该睡觉睡觉,傍晚时分再搭三轮车回家吃夜饭,一天下来,除了早晚两餐饭,五块钱搞定。煞是逍遥自在。

跟成都一样,早前都江堰是一派成熟的市民社会景象。消费是分层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在适合他的消费层里找到安逸所在。而且各层级之间互不妨碍,且不封闭,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自得其乐。四川人,不管是谁,只要安逸了,就搞定了,应该有比较强的社会灾难自修补能力。

都江堰这回伤筋动骨了,市区百分之七八十的房子被震坏。岷江边的大排档还能开张吗?车开过去,沿江两排一二百米整修不久的大排档空空荡荡,一片萧条。陪我去看灾区的老彭说,今天你来算是运气,有一家饭馆开张,地震20多天,都江堰街上没有开伙的馆子。他都是经常吃方便面。

老板娘给我们掺茶,我问,怎么开张了?她说,等不得喽,瓦抖松了,自己雇人上去拣了。我问,其他人呢?她说,跑地震还没回来,马上要回来了,要不然咋过日子?

一会儿,顾客就坐满了,大桌的饭菜端了上来。

都江堰回来,去雅安灾区。雅安是我的家乡。去那天,6月12日,刚好是地震满月。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接待我,她的手机响了,有一条短信,她一看,笑了,是一个段子。

她念给我们听:

“各位同志,接上级通知,为了纪念地震发生一个月,请大家今天下午两点二十八分自己抖动两分钟,以表达我们的众志成城,重建家园的决心。特此通知!”

本来是谈灾情,谈灾区重建的事儿,挺庄严。可听完段子,在场的人都大乐。

她念完后说:“发给你。”我接到后,顺手又转发了出去。

转发对象包括正在都江堰救灾的老彭。老彭是都江堰市的名人,认识的人多,想必转发的人更多。

──原载《中国青年报》—“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