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6月13日接受采访全程实录

2008.6.13 11:45范美忠接受搜狐专访实录

范美忠简单介绍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搜狐文化传媒博客群的责编幸知。今天我们搜狐电话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范美忠先生。

范先生现在是网络上风头浪尖的人物。我相信大家都对他的事件有所了解。他是一名教师。现任职于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1997年,范美忠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自贡蜀光中学当教师,不久他因为课堂言论辞职,后辗转深圳、广州、重庆、北京、杭州、成都从事媒体、教师行业,曾在《中国经济时报》、《南方体育》等媒体任编辑。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范美忠弃学生于不顾第一个跑出教室。5月22日,范美忠在博客写下《那一刻地动山摇–“5·12” 汶川地震亲历记》,表示自己”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即使是妻子和母亲也不会救她们。网上骂声一片,被戏称为范跑跑。5月28日网上出现《范美忠自辩:我为什么说那样的话?》范称自己是因为对道德绑架的反感,而虚构了一些语言,挑逗网民的底线。他说,他要以一种极端的下地狱的方式来提倡一种真实的言说。6月7日范美忠做客《一虎一席谈》,与时评人郭松民对峙。在节目中郭松民暴跳如雷风度全无,后被网民谑为郭跳跳。范美忠在言论上占上风。再一次掀起评论范跑跑的风波。

今天我们把范跑跑请进搜狐直播室,简单的初衷是想还原一个真实的范美忠。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半个月之内他承受了很大的伤害,我想他再也经受不起道德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们的言论大棒。所以我希望,这一场聊天是轻松的,是本我的。

范老师,您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主要是您所擅长的教育,包括学生,家庭,等等。
范美忠: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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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美忠:媒体更应该去关注豆腐渣工程而不是我,成为关注的焦点人物,不是我想达到的目标

主持人:首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经历了5.12这场汶川大地震,对您内心冲击最大的是什么?

范美忠:我觉得灾难冲击可能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从灾难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巨大的伤亡,跟中国的房屋建筑质量包括救灾体系有一定的关系。再一个反映体制问题,政府来说没有良好的救灾机制。死亡人数还会更多,因此这次对我最大的冲击,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全民灾害意识的缺乏,学校本身缺乏准备,一方面既是教育局相关部门对这个问题没有相关的准备和考量,另外一方面,也是全民灾害意识的缺乏,整个国民都没有做准备,这是从整个地震来看。从我个人来讲,人在地震面前表现出来的无助、脆弱,体现出来偶然和脆弱,让我感觉到对人生命的思考,千万不要再地震之后,觉得该做的事情应该充分去做。生命不是地震体现出来,在自然面前,在面对不可控的事情太多。你对你身边的人应该好一些。这是我对生命的一些体会。

主持人:说到对灾难的关注,在这里想先提一下一位网友的问题。他说您的出场时机和出场频度是否会耽误公众对于灾区最严重事情比如豆腐渣工程的关注。

范美忠:这个问题也是我所担心的,昨天我在接受媒体采访,包括跟朋友聊天,表示对这个问题的担心,但报纸没有把这个问题写出来。你们为什么关注一个没有害死一个人的老师,在当时因为慌张地跑了,而忽略最真正的原凶,包括豆腐渣工程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为了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的灾难而应该进行反思。

我写这篇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其中直接的感慨就是对媒体营造出来的牺牲、感动、感激氛围的不满。这些牺牲是存在的,这些感动也应该存在,但是不应该成为媒体的全部,因为人已经死了,我们无法再挽回的结果,我们要做的以后不管是地震灾难,包括人为的灾难,包括水灾,还有社会的动荡,每一次灾难过后,不能轻易留下这样的感动,一个城市的民族应该趁这个机会反思历史,反思每一次灾难,让有些灾难不再发生。当自然灾难再次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是因为人为的原因,把本来应该减少的损失而减少下来,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是媒体本身的导向,一个是整个国民的层次,他把目光聚焦在本来不应该成为焦点的人物,我希望更多的人应该去关注,应该去追究该追究的事情。

主持人:但是有网友也提出,您并没有因此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您觉得您能带给网友带给媒体的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范美忠:一开始我是拒绝媒体采访的,我说了很多话,他们的报道没有反映出来。到6月6号有将近10天不接受采访,为什么不接受采访,就是不希望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当时我发现朋友发短信给我,大家讨论越来越激烈,媒体的炒作有很多东西,我觉得这对我本人来讲是一种伤害,我有必要站出来做出解释,最后才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包括你们的采访。说到原因,大家对我那么广泛的误解,通过尽可能多的媒体让大家了解这一点,这是我为什么接受那么多媒体的采访。另外一个,我借此机会,(我原来做过媒体,我想说的话很难在媒体上体现出来,而在于我说的很多话有点过激),借此机会,表达出我的声音。

主持人: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自己了解网络吗?之前对”网络暴民””人肉搜索”这个词是否熟悉?

范美忠:我曾经做过网络,从这个意义上对网络比较了解的,但是在此后,就没有在网络工作过,当我没有在网络工作的时候,我还是把目光聚焦在一些比较狭隘的地方,平时看看体育新闻,我自己喜欢逛两个论坛,一个是天涯,一个是”书画”,我比较喜欢。我主要在这两个论坛,其他的消息不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网络比较熟悉,但是没想到我的那篇文章出来之后,却遭到猛烈的攻击。

主持人:也就是说这种伤害,您是以前没有预料到的?

范美忠:我在网络上发文章也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很多文章,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反响,我写文章的风格一贯比较直接和尖锐,我的文章不是第一次遭到攻击,原来更多在论坛里,这次写出来可能从一个侧面希望过激的言论,能够达到对全民的呼吁。我本来以为只是在论坛里写写发发就可以,没有想到这次它的传播范围这么大。

主持人:现在您走在街上,会不会害怕被人认出来,遭到攻击?

范美忠:这个不会害怕。第一,尽管人们看过我的照片,但现实和照片是有差别的,我毕竟不是明星,关注度没那么高。第二,认出来也没什么关系。虽然他们在网络上攻击这么厉害,并不代表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所有。第三,以我对很多人的了解,他嘴巴很厉害,真的也没有那么厉害。

主持人:您认为自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别人眼中的焦点人物,还是和以前很多类似”网络红人”这样,很快就会沉寂下去?

范美忠:这个问题不是我所关心的,成为关注的焦点人物,不是我想达到的目标,所以沉寂下来,我也不在乎,这不是我关心的,我觉得沉寂也是应该的,本来我5.12之后,写文章,我的目标是为了我的远期目标而去努力,包括对教育系统的思考和表达,但是由于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心,让从5月22号以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很难静下心来去考虑我应该考虑的问题,当大家的目光不再聚焦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有更多的心思去沉浸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老是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没有心思沉下来思考问题,你的发言没有分量,也很难达到你的效果。文章发表出来,自然引起大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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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美忠:网民为什么选择我当他们老师的原因

主持人:我自己觉得成为一个焦点,也会给您今后的,比如说您所想表达的观点提供很好的平台。

范美忠:可能有这样的效果,比如说也许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

主持人:更多关注你的那些文章。

范美忠:更多关注我的媒体,更了解我这个人,也可能更关注一些访谈。当然这个结果并不是我所预料到的,被媒体广泛关注,不是我意料到的,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我没有意料到的,客观上带来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让我更多地发出声音,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是被那么多的人把我看作是十恶不赦的人,被很多人骂,得失之间,未必说得清楚。

主持人:昨天我们搜狐博客做了一个专题,其中有一个调查:”当郭跳跳遇到范跑跑,您更愿意让谁作为您的良师”,在调查当中,超过54%的网民选择您来作为他们的老师,对此您怎么看待?

范美忠:之所以引起广泛的争议,更多不在于我当时跑的行为,更多在于我的言论,言论更多是话语权。作为老师来讲,他需要学识,需要思想,做人是一个人的人格,这是一种状态,在日常生活当中教学、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最重要的。从言论来看,它可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把我看成十恶不赦的人。这个行为本身,一个人是对自身的体现,你本身也不是一个完人,所以你没有权利去说别人,你真得想帮助他,应该采取有效的态度。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做恶人,我从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则来讲,应该是这个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郭跳跳包括对我的辱骂,说我的道德很低的时候,对我的人身攻击,这点是让人遗憾的,这可能是很多网友在选择谁做老师上太多更多偏向我的原因。

主持人:从网络说到教育,您认为网民的选择,54%网民选择您,是否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您教育方式的某种成功?

范美忠:我不知道网民做这样的选择,是对我有更多的了解,还是仅仅通过《一虎一席谈》节目做的,大部分网民对我在教育方面的思考,写的相关的文章,包括相关网上课堂思路不是那么了解,他们更多是通过《一虎一席谈》,比如我在节目上表现出来的克制之外,我对教育的一些看法,包括我当时的学识思想论辩的逻辑,他们通过这个方面,也许觉得我这个人在思想上有独特的地方,另外自己的头脑和知识上也可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做出选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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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美忠:朋友说我是非典病毒,我的未来不好说
主持人:在网上我看到你2002年写一篇文章我为什么去中学当老师,在文章里提到,上好一堂课会给您带来超过其他一切的满足,您也喜欢跟学生一起踢球,产生了要去改变的一些想法,另外多少抱着启蒙的目的。但是我也知道您的教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从97年北大历史系毕业之后,到各个学校当老师的经历呢?

范美忠:97年大学毕业,尤其我到了北大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自己中学、小学的历史教育,只能用”愤怒”两个字来形容,过去12年的生命全部被浪费了,思想没有得到启迪,各方面的才能没有得到发展。中国的状况各个方面包括教育界如此糟糕,光骂他是不行的,得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他,哪怕自己能够做得很少。

当时我到了四川自贡的曙光中学,因为这是当地很有名的学校,去了之后,教历史,当时的学生的不理解,尤其是同事,包括来自领导的不理解,来自家长的不理解,这个对我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学校威胁要停我的课,很多次威胁停我的课。包括我周围的同事,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整个学校弥漫着高考的氛围,我觉得这完全不是真正的教育。

因为看不到出路,我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在几个单位呆过,后来到广州华美学校教历史,21天就被赶走了,因为讲历史当中,历史必然涉及到政治,这是必然的。后来有很多经历,在广州日报工作以后,到北京,后来到媒体,我也感到压抑。

后来到杭州外国语学校,经过朋友的介绍。杭州外国语学校当时教语文,2003年非典来的时候,我到杭州外国语学校,非典离开的时候,我离开杭州外国语学校,当时我朋友讲,你就像非典病毒一样。杭州外国语学校因为我自身的言论,指导学生做阅读刊物做的一些人物,可能是在有些人看来比较反动的人物,所以让我离开。

主持人:您做的人物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人物?

范美忠:包括储安平、王石卫,1984反子头目奥威尔,中国当代思想家,朱学勤这些人物。有些领导看了,这太反动了,包括其他一些原因,在这个地方仅仅呆了两个月十天,后来又做过教育杂志,到了都江堰的光亚学校教了三年,这次,未来的命运不好说,有关部门的压力太大了,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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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美忠:我所教的学校不是普通的学校

主持人:您在光亚学校呆的时间最长,能不能说说是什么样的学校,他们给了你理想当中的成就感吗?

范美忠:光亚学校是中国第一个私立贵族学校,从校长来说很有开拓精神。另外我教的不同于一般的教育项目,是发端于英国很先进的教育体系,是国际文凭学校,简称IB,所以整个教育体系课程设置包括中文部分的理念,它的课程结构以及它的考试方式,都是非常先进的。因为它建立在自由基础上,整个设计非常好。我在这个地方教很大程度上是我比较理想的实现我的教育理念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工作量比较大一些之外,还是比较理想的。

主持人:您刚开始去这个学校教课的时候,学生、家长会不会有一些不理解,对您的上课方式?

范美忠:对我上课方式不是很理解,包括我比较大的言论,可能也会有一些不理解,但是我教育理念本身,跟每个家长我都会解释,我说教育应该是怎么样,语文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文学教育应该怎么样的,家长经过这样的交流还是比较理解,因为毕竟人不傻,他看得到一些中国教育的问题,包括学生一开始从中国应试化教育过来,一开始有点不适应,一开始拿这个去记笔记,把我说的话记下来。我让他们发言的时候,他们嘴巴里蹦出来就是僵化的,他们习惯的比如封建礼教这样的话,但是经过我一学期的教育,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打开了,思维一旦打下来,相当一部分学生喜欢这样的上课方式。

主持人:这些孩子也会参加高考吗?

范美忠:他们不参加高考,所有的学生都是直接读大学,我们的课本本身叫大学课程,这里读了两年之后,有的投递到美国大学,一般会被录取,还有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这些国家。可能会有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等,主要是美国。

主持人:学校一个学期收费是多少人民币?

范美忠:因为是两年,一年的收费是七万八,分两年交,如果一次把两年的费用交完是十万八,现在的费用有上涨,具体不清楚,原来一开始是七万八一年。

主持人:您写了一段话,您说您看不起很多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但是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当老师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和人格都不够资格当老师,而您对真正有知识,有人格的老师是非常尊敬的,所以在这里想问您一下,您觉得有资格的或者说印象最深刻的,给您一个启蒙教育的老师是谁?

范美忠:没有。从高中、大学,北大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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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美忠谈自己最看重的道德观 称自己也是高分低能

主持人:您觉得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人格是什么?

范美忠: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他应该追求独立的精神,包括自由思考以及对知识,对学问,对真理的发自生命的热爱和探求。另外从做人来讲,不强调很高调的,因为老师都是人,他做到底线道德,说底线道德在有些人来看是挺高的道德,我认为,比如你做媒体反映真相,应该有勇气。做文科老师,在课堂上,教历史,教政治,应该说真话,不应该说一些人云亦云的话,不应该欺骗自己,欺骗学生。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应该是守住人性,如果是官员,不受贿,不行贿等等,我对这种道德观很看重,一个老师做到这方面就可以了,对对专制要敢于批判,在学问上坚持真理,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主持人: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很理想主义的教学方式,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应试教育的机制之下,很难能够诞生出大批量这样的老师。

现在莘莘学子新一轮高考刚刚结束,而且将有更多的学生继续走进大学这座象牙塔,您也是通过参加高考考进了北大,请您就中国的应试教育谈一谈您自己的看法。

范美忠:应试教育,本身考试对学生有一个评估,本来不是问题,所以有人说应试教育这个提法不对,我觉得还是对的,特指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因为教育本身有它独立的目的,高考本身是作为检测手段,当手段成为一种目标的时候,让教育整个过程本身丧失了意义,因为让教育每个过程变成了为遥远的目标准备,而不是人自身才能和天赋的自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考制度以及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渗透,是中国以及导致缺乏自由,这是中国教育最主要两个问题。这样以来,现在高考制度从原来全国统一命题变成各省命题,这种做法毫无疑义,因为对学生来讲,仍然只有一种考试评估方式,仍然是统一的考试,并没有多元的选择空间,所以我看了一下2008年四川省高考历史和语文题,它的考试方式、考试理念比92年也毫无进步。我认为要出现这种变化,首先是高考制度的变化,高考制度怎么变化?就像我的学生考国外大学,不需要经过高考,让各大学自主招生,把相关材料投递进去,由各个大学自己确定,只有这样才能给中学松绑。

第二,中国必须获得多元化发展空间,中国那么多学校,全国的中学、小学都是一样的,这么大的国家来讲非常可怕的,只有多远才能够提供思想和各种理念的相互竞争,培养出不同的人才,不同学校之间相互学习,不同的孩子还选择不同理念的学校,不同的老师或者校长有他探讨的自由和空间,教育方面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的积极性。因此总的来表述,高考制度必须变革,由统一的高考变成大学的自主招生。第二,中学的一元化的教育格局必须打破,变化多种教育理念和多种教育体系的进程。

主持人:您觉得文凭重要吗?

范美忠:现在社会是高度技术化的社会,高度技术化的社会需要人具备各方面的能力,而且人在现代社会先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凭意味着你接受了相关的教育,并且达到一定水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文凭很多时候不能够说明这一点,中国的文凭的评估标准都出了问题,比如中国现在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有很多是相当水的,所谓你招生就不对,比如北大考试招进来的,不代表你招进来的学生好,考试方式,最后发毕业文凭,通过的门槛本身有问题。中国大学由于体制的问题,中国大学老师很多是相当平庸的,像美国人家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多高水平,写出那么多好的书,包括文科方面。像北大历史系那么多教授,根本没做出想要的东西,你的老师包括很多博士生导师、教授是很水的,中国文科很多博士生导师、教授可能比我的水平还差得远。开玩笑。像这样的话,作为中小学的教育并不好,人的天赋被扼杀,你到了大学之后,大学的培养方式以及大学老师水平又那么差,大学也缺乏活力的体制,并不是北大五四时代的北大,教授不拘一格,聘用高水平的人才,中国大学已经行政化,被行政控制。大学校长很多不是教育家,更多是官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文凭本身本来应该是接受教育达到的能力和水平,在中国现实状况,很难起到这样衡量作用,因此中国就出现了有很多人有文凭,比如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回过头来讲有很多人没有能力工作,并不见得是就业机会匮乏,而是缺乏能力。比如中国现在造大飞机,读了理工科出来,有本事设计波音飞机吗,没有本事,那么多失业,中国技术界落后各个方面,就说明教育存在严重的问题,中国的文凭还是严重不足的。

主持人:您觉得您的能力从何而来?

范美忠:我本身从小学、初中、高中接受的教育非常糟糕,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身的天赋扭曲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从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高分低能。后来我在某一些方面是有些能力,更多从我上大学有关系,但是我在很多方面的能力已经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我的艺术方面的天赋,体育方面的教育包括自然科学,当然各个方面的教育,中国的教育理念包括教育方式存在很多在理念上,我以后会系统写文章写问题,包括理科教育、文科教育。由于这样的原因,虽然我通过非常勤奋的思考,阅读,我做文科老师或者做媒体人来讲,我还是有相当写作能力、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包括教学理念比较先进,在中国相比起来,在文科老师当中比较好,但是我自身所具备的潜能在很多地方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了。综合来说,我并不认为我是能力很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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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范美忠:女儿,八级地震逃跑,爸爸并不丢人

主持人:说到教育,我知道您有一个女儿,知道您很爱自己的女儿,您觉得自己会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范美忠:因为我个人对教育的关注,更多对中学阶段的关注更多一些,在婴幼儿阶段,比较小的阶段,因为我的妻子本人也是本科知识,她在看各种国外的婴幼儿教育理念的书,包括网上很多相关资料,她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从我个人来讲,我肯定更关注她自由的天性,一个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有他的特点,不能拔苗助长,不能简单把自己的想法施加在她身上,根据他各个阶段研究她的教育能力,研究她的天赋和兴趣在哪里,让天赋和兴趣得到自由的发展,不会让我的意图强加在她身上,这是比较重要的。另外在教育过程中,绝对不会用既有的观念和思维去束缚了她,更多的保留她的好奇心,并且让她不被常规的思维束缚,非常规的思维,这是最重要的,也许读了很多书,并不见得都有价值,但是非同寻常的思维,对她来讲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当您的女儿长大了,发现一个曾经在地震当中率先逃跑的爸爸,并且表示不赞同,你会怎么跟她说这个事情?

范美忠:当时8级地震情况下,缺少相关的训练和演习的情况下,8级地震逃跑并不是丢人的事情,在地震中大部分老师都是这样逃跑,只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因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既然我的逃跑很多人表示理解,就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有什么害羞,有什么见不得人,人的脆弱,人的软弱,并不是我一个人具有的。第二个,如果我的孩子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没有什么关系,就像我现在教育孩子,不要求学生简单认同我的看法,我会跟她讨论,作为一个父亲,不要求我的女儿完全认同我的观念。

主持人:您觉得您女儿的出生给您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范美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生活在中国,我曾经写到我为我生活在中国痛不欲生,这句不夸张,我是个人意识很强,非常热爱自由,很人性化的人,这句话反过来说,中国极度地不自由,极度地抹煞个人,同时是非常不人性化的社会。很多思考问题不是从一个人本身来思考问题,总是从反人性的角度,中国的伦理道德,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合作都是反人性,既然这样的话,我在中国十几年很痛苦的,包括中国的新闻不自由,中国的政治不自由,中国教育本身极度扼杀人的天性,个性自由,从我个人生命来讲,在现在这样的商业社会,现在的工业社会,强烈地感觉到生命的虚无,也就是我来自现代人切实的感觉。这个世界给我的感觉是荒诞、虚无、冷漠。可是当我的女儿出生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个生命给我带来神奇的改变,好像突然之间,我跟她在生命之间连接,一个新的生命让我感觉到很神奇,同时我对她的爱,让我感觉到我的生命并不是没有目标的,同时并不是说仅仅只有冷漠而缺乏爱的状态,通过对她本身的爱,让我对生命生活变得更加正常,同时也影响到我对待世界或者对待其他人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愤怒,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地阴暗地看待这个世界。

主持人:在您的地震博文当中,在女儿、母亲甚至妻子之间,您会选择去救女儿,对此您的母亲有没有表示过不理解?

范美忠:我一直在成都,我的老家在离成都两百多公里的地方,我并没有回去过。我的母亲本身对新闻不是很关注,我跟她没有交流。就我个人来讲,我估计如果她知道这个事情,她也会理解的。第一,我在现实生活中,对我母亲很好的。第二,从她本人来讲,让她自己来选择,她肯定赞同我的选择。不到一岁的新生生命,跟她之间,虽然很难划情感的区分,在这样危急关头,你愿意救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小婴儿,还是愿意救一个70岁的人。第二从能力来讲,我说这个话有前提的,是在生死一瞬间,不是说我有从容的时间把每个人都救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有选择的空间,如果这样的话,我还存在救不就母亲的问题,肯定要救的。我意思是假设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没有写得那么细致,是因为我没有料到那么多人攻击我,不能写得那么周全。你要迅速做出反映,我的母亲和女儿都在家里,我母亲肯定来不及跑出去,因为年龄大了,不会跑得那么快,只有一个机会救一个人的机会,我救母亲肯定救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毕竟是成年人,我的女儿不到一岁,抱着她,不太影响我的速度,我还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救我女儿。

主持人:您从小到大,成长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里?

范美忠:我出生在农村,而且是西部贫穷的农村。我的父母基本上没有文化,我自己家庭也挺贫穷的,相对来讲不算幸福的家庭,但是我自己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自身生命发展的欲望以及对生命的能量和天赋是挺高的。内在的天赋和自己的能量很高,包括我所在农村,长期十几年的时间在大自然当中长大,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性格,包括自由、可能从小跟我在农村的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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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美忠:我如何看待”自由主义” 我的跑无可指责

主持人:在我刚才提到的很多问题当中,您有一而再地谈到自由两个字,有网友说您标榜西方自由主义的一套,强调个人人权,但是也有评论称你这个是伪自由主义,称范美忠是混进了自由主义者的队伍,对此,悉尼时报总编辑杨恒均说,在美国你连当一个教师的资格都没有,在这里想问一下,您出过国吗,对自由主义这四个字怎么看?

范美忠:关于说我在美国当教师的资格都没有,不知道有谁来定这个资格。我刚才强调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在美国,学校肯定不是豆腐渣工程,第二,肯定有地震预案进行演习,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了,由于我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肯定不会惊慌失措。这样的话不会出现惊慌失措逃走的状况,因此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在美国,豆腐渣工程不存在以及经常性救灾演习,我本身按照演习来做,不会冒生命危险,也不会惊慌失措,所以这个假设根本不存在。

第二个问题,说我是混进自由主义阵营的伪自由主义者。在中国谁是自由主义教主,谁有权利来确定别人是自由主义者不是自由主义者,谁有权利开除另外一个人出自由主义者,谁代表自由主义,谁的自由主义的界定是权威的,说明中国一帮标榜自由主义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自由主义的风度和气度,他们是不是垄断自由主义者本身,这也是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和不信任的。

第三,我如何理解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说,你可以做和说,一切不妨碍他人最基本的,侵害他人自由权利的事情,只要这个东西不妨碍他人给你同样的自由和权利,其他都可以做,可以说,所以这种自由我有表达自由,有说的自由,有思考的自由,并不代表我不履行相应的义务,自由是个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的界定,你跟其他人,你的自由权利的行使,如果侵害到了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那么这就是你自由的边界,那天在”一虎一席谈”的时候,郭松民说既然自由,我有骂你对你进行人身攻击的自由。他没有真正理解自由,你可以批评我的观点,但是不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这就是自由的边界,因为你已经侵害到他人的人格和权利。这就是对自由的理解。但是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认为我是自由主义者,所以我当时有逃跑的自由,我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当时我说我是追求公平的人,不是勇于牺牲的人,这句话是对学生的解释和讨论,当时放假的时候没有机会再见到学生,因为我平时对学生讲课讲自由比较多,讲人权,在学生心目中造成一个误解,他们认为像我这样一个人应该是道德很高尚的人,是一个应该勇于牺牲自我的人,而且非常勇敢的人,我那句话的意思,我虽然平时跟你讲自由,讲人权,其实自由和人权是自己的自由,我自己的言论自由,我自己的思想的自由,我自己的人生权利和我自己的权益得到保护并不是说我平时跟你讲这些,就意味着我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为他人牺牲的人,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但是,有的人在读了文章之后,发生误读,认为我是自由主义,为这个讨辩。中国很多学校都是豆腐渣工程,当时我并不知道光亚学校不是豆腐渣工程,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生命受到威胁,当然有跑的权利。我之所以觉得我的跑是无可指责的,从职业道德上讲,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确实有带学生的义务,没有冒死的危险去疏散学生的义务。有的人说,你看日本和美国人家也规定了老师在地震的时候必须疏散学生,我说美国老师在地震的时候疏散学生,会有死的危险吗,没有,美国老师疏散学生并不是他们多么高贵,多少英勇,是他们根本没有危险。恰恰是中国比如北川中学,如果疏散学生,几秒钟就倒塌了,完全死的可能性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几秒钟就倒塌,一个老师突然冲出去保护自己,并没有什么错。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前提。第一,这个房子必须不是豆腐渣工程,我不用担忧,倒下来把我压死。第二,有经常的地震演习,不至于在8级地震来的时候,哪怕房子不倒,由于缺乏相关的经验,吓傻了,转到桌子上等等。这是制度问题,中国的制度没有得到保障。第二个问题,没有经常的地震演习。这两个条件,如果都不具备,再来指责我的逃跑,甚至认为我应该牺牲生命,冒着生命的危险,也组织学生撤退,这本身是苛求,不认同别人对我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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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美忠谈法律和道德:要求我冒生命危险去履行责任是残忍的

主持人:有网友戏称你这位跑得最快,被中国网友称为范跑跑的范老师,已经变身耐克跑鞋的形象代言,这句话应该是玩笑话?

范美忠:这肯定不可能,在中国找跑鞋代言,肯定是找刘翔,很多人说我跑得很快,这是误解。我做了解释,我的教学楼在足球场旁边,同时在二楼上课,这样一来,如果在我们教室最先跑的,我肯定第一个最先到达足球场,因为别的教室比起我们教室都远得多。还有一个,我可能反应快一点。

主持人:真得有比如说国内一些跑鞋公司邀请您做代言,您会同意吗?

范美忠:我觉得我可能会同意的,穿什么跑鞋,危机来临的时候,跑得很快,给这么一个广告词。如果给我的钱比较多,可能有志于改善我的生活,如果钱更多,可以用于帮助其他人,也不一定。

主持人:有一个网友的问题是,他想知道范先生平时有什么爱好?

范美忠:我的爱好挺多,比如说喜欢体育,喜欢踢足球,原来每天喜欢踢足球或者打篮球,打乒乓球,比如我爱好军事,为什么下楼做出反映,大概是因为习惯军事,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关注军事,特别喜欢文学。文学、艺术、教育都是我关注的,跟朋友喝喝茶,聊聊天这都是我关注的事情。

主持人: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是说:您是否读过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的著作,我个人觉得先生的言行与尼采笔下的人物有几分相似之处,同样的鄙视传统道德的束缚,渴望精神上的自由。另外他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您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将死的乞丐向你乞讨,你会做何种选择?

范美忠:这个网友其实说得很对,从我个人来讲,我曾经跟我的朋友说过,我从政治制度上讲,我比较崇尚英美的建立经验主义和自由的机制政治制度,我最喜欢德国人,比如对生命哲学。像诗人喜欢,对我骨子里内在里更接近。由于我本身受父亲的影响,受尼采的影响很深,而且尼采的东西有很多我都喜欢。从这个意义上讲,某种意义上强烈坚持个体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的精神,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这种比较,我感觉到很不堪承受,因为尼采在近代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继往开来的,影响整个哲学的人物,把我和这样的人物比较,感觉到有点不能承受。另外一个,对乞丐怎么看,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帮助,从最近几年,只要有乞丐一过来和我要钱,我都会给钱。很多人对我一个误解,那个时候连母亲都不救,救不出来,或者在这种情况下,要选择救,可能会救女儿。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读我的文章没有深入思考我表达的意思,如果大街上有一个乞丐,我肯定会帮助他,如果问我要钱,我可能会帮助他,如果他是一个将死的乞丐,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假设遇到的话,我想也许会,因为对乞丐的问题,应该由政府或者整个社会来承担的问题,就像养老一样。像这种问题,假设我把他送到医院,医院能不能接收,包括医院能不能医药费全部我来掏,这都是问题。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中国的民政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我可能考虑通过民政部门和他们解决。给一些钱帮助他可以,但是救助他的生命确实很难做到,我没有这个能力。

主持人:有一个网友问,您是否认为一个社会除了法律规范之外,不应该存在类似于道德这样的社会规范?

范美忠:这位网友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想很大程度上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在其他的采访里已经表述很清楚,一个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它的规范和管理社会的基础应该是制度和法律,比如像目前,我跟周孝正老师讨论,其实不可能以德治国,实际上指望人对自我的约束,而人对自我的约束,从根本意义上讲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本身是脆弱的,人性有很多弱点,指望一个官员说自我约束,不要贪污,这怎么可能。

人们也是有大量的愿望,希望每个人很高尚,但是不能不承认,人问问自己,真得很高尚吗,人是很复杂的,总得来讲,人自我不能完全控制住或者约束自我这是肯定的,以德治国的看法,制度的建构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并且得到严格的执行,这才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包括英美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并不是说道德,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何在,比如说有些问题,在大街上乱扔垃圾,不可能让法律来管,这由道德来约束,有些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如果都要法律来管,这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就很大,这个是用道德来管。这是法律和跟道德。

另外法律有强制性,道德更多是用自我的约束,在道德上也是疑问的压力,这是要道德的,但是涉及到生死的问题,不能够让我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做一个道德,这体现对我生命的不尊重。

不知道你是不是了解中国现在的出版,一个出版社给一个人出了书以后,告诉对方印了一万册,后来加印十万册,不告诉对方,把别人版税该付的,都吞了,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包括商业签订的合同,就是法律问题,还有侵犯版权,合同的维护,你违背了合同也可以由法律来追究,如果人们普遍不遵守这个合同,大家都打官司,很累,这个时候讲契约的维护,法律的维护,需要道德作为基础,像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盗版人家的东西,都由人家来追求,确实追究不过来,这也是大家不应该,这都是道德。我认为在很多底线道德,在中国很多是没有做到。别人问我,冒生命危险去履行我的责任,他们认为这是底线道德,我觉得不是底线道德,那根本不是道德的问题。如果别人自愿选择,那是高尚,你们要别人舍己救人,我认为是不道德的,是残忍的。从我的意思上讲,这回到底线道德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大家遵守底线道德,体制和法律是管理现代国家的基础,底线道德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同时道德和法律制度的关系,道德和法律制度,大家的底线道德遵守的话,要法律和制度运行本身变得成本很小,而且良性运行。必须建立在制度和法律基础上,两个互为因果关系,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为什么人们不断呼唤道德,目前中国人道德很低,包括在骂我的人,可能他们道德很低,为什么这样?跟制度有关系,制度的问题特点一个人如果道德不是从嘴巴里说,道德水平很高,在中国付出很大的成本,比如一个城市的人,肯定说的很多话被现在不融入。中国目前的制度状况导致一个人真得那么认真遵循道德,反而在中国活得不好,这样的制度导致现在不道德,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反过来讲,真得要做到道德,涉及到第一个首先制度和法律都有基础,第二道德有一个前提是有信仰,没有信仰的道德不可靠的。中国没有一个对神的信仰,内心没有一个尺度。嘴巴表面说道德,其实自己并不道德,在有人看见的地方道德,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不道德,因为中国的道德儒家文化,像那天郭松民骂我无耻,中国的道德是尺杆文化,尺杆文化约束力量来自于外在,导致的结果,有人看见和没人看见不一样,表面想的做的跟内心想的不一样。他是伪的,不真诚的,表面私下是分离的,自身约束力量来自外在,不是对自我的认知而导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制度本身不变革,如果缺乏信仰基础,这样道德的呼唤很大程度上导致大量伪君子的存在,人们现实中的行为很不道德,大家思考的问题不是简单地道德判断,而是考虑中国驳议的道德。

主持人:有一个网友说您的理论应该起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每个人都努力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只看不见的手让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个手强迫人们为社会做贡献更有用的,他的问题是如果你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你知道他第二本书的内容是什么?

范美忠:应该叫人类道德健康论。实际上他的意思我明白,亚当斯密作为对人性的基本考量,现在资本主义和古典资本主义建立在自由的环境下,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获得整个社会财富的发展以及过程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人要遵守规则,第二他要避免人们采用丛林法则手段,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固然可能导致财富的最大化,但是社会的维系不仅仅依靠财富就能使得社会变得更好,于是需要道德作为遵守企业规则,在赤裸裸的物质基础上,需要对弱者的照顾,两者是相互的。我那里说人是自私的,人的合理利益和合理自私必须得承认,但是我没有说人本身不需要遵守道德规范,这可能网友对我的意思理解是有误的。

主持人:他还接着说,您觉得道德有没有高尚和不高尚之分,对于道德高尚的人是不是应该表扬?

范美忠:一个社会首先应该是制度和法律来维系它。在道德当中有底线道德和高尚道德,我接受腾讯采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底线道德比高尚道德更重要,一个社会的维系,要遵守游戏规则,在我看来,包括在两个人交往中,要尊重对方的人格,而不是进行攻击,这些东西做到了,包括豆腐渣工程,你去搞建筑,不偷工减料做得很好,房子做得很好,很少为别人提供高尚道德的机会,道德肯定是体现底线道德和高尚道德之分,我们尽量减少人们表现这样的高尚行为的机会。底线道德是大家应该遵守的,而高尚道德更应该是自我追求人格完善的状况,而且高尚道德用来责己不是择人,不能把高尚道德作为普遍的道德基础,这样对大多数的人的约束,使大多数人感觉到道德压力,要么对自己反弹,要么承认你的高尚道德,但是自己又做不到,于是导致大家自己伪君子的状况,嘴巴上这么说,实际上不这么做。所以我说高尚道德的存在不能认为做到了底线道德没有做到高尚道德,网友就该谴责,他是正常人。极少数做到高尚道德的人,我们也是可以给到赞扬,在目前中国这种情况下,尤其这次地震当中,有些人固然做出了让人钦佩的行为,但是也不排除媒体故意制造出来的英雄,以我对中国媒体的了解,我认为这种状况是存在的,所以对很多问题不信任。如果出于个人的选择,我是表示钦佩的,哪怕我做不到。如果他被媒体意识形态化、符号化,以达到某种目标,我对整个过渡宣扬的反弹,不能认为我是反对英勇行为和高尚的道德,我是反对把个人的道德行为意识形态化和符号化,来达到某种政治目标,针对关注的焦点问题。

主持人:好的,谢谢范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广大网友再见。

智效民:自由是最好的教育

潘光旦不仅是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还对教育问题颇有研究。抗日战争期间,他写过许多关于教育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他看到阿尔杜斯。赫胥黎的《目的与手段》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谈论教育问题,便把它翻译出来。抗战结束后,商务印书馆以《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为名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并纳入“新中学生文库”。为此,潘光旦在“译者弁言”中介绍说,这个赫胥黎并不是《天演论》的作者汤姆斯。赫胥黎,而是他的孙子。老赫胥黎除了《天演论》之外,还写过《自由教育》等论著,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起过重要作用。尽管我们对小赫胥黎不太熟悉,但是这本书对于反思当代教育,同样具有很好的启蒙作用。

一、教育不是训练

应试教育大行其道,并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顽症,首先与错误的教育观念有关。大约自汉代以后,中国就有“上施下效”谓之教,“养子作善”谓之育(《说文解字》)的说法。直到最近,我们还把教育解释为“按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1980年缩印本)大家以为,教育是一种上对下、父对子施加积极影响的活动,因此受教育者必须服从,必须听话。但是在阿尔杜斯。赫胥黎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种“严峻的、有系统的、毫不能宽假的……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指出:倘若教育蜕变为训练,就会使青少年“产生一副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陵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因此他认为:“受此训练的无产大众从青年进而为成年之日,便是民主政治开始退步之时。”也就是说,把教育当作训练,是现代专制制度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无独有偶的是,潘光旦于1941曾在一篇文章中也对教育与训练作过辨析。他说:从字面上看,“训是有言之教,”,所以人们往往把“教”与“训”混为一谈;但是在“儒家讲教育的两大作品”《论语》和《学记》中,不但“根本找不到一个训字”,就“连教字也用得很省,……并且与狭义的教育没有多大关系”。相比之下,在“中国第一种的政治作品《尚书》里,……(却)有五十五个训字”。可见至少在先秦时代,教与训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还说:由于儒家创始人认为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主动地学比被动地教更有效,因此在《论语》中有56个“学”字,在《学记》中有48个“学”字,远远超过“教” 字出现的频率。为了提倡主动学习,反对强加于人,孔子不仅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感受,还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教诲。这说明“真正的教育不应有,也不会有训的成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教学相长”是什么意思了。

那么,中国教育为什么会由主动变成被动,由启发变成训练呢?潘光旦认为这种变化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古代教育“理学与科举的流弊”,二是近代教育对知识的偏重,三是当代教育政治化、主义化的倾向。

与潘光旦相比,赫胥黎则是从西方近代史上探讨了教育变为训练的原因和危害。他指出,由于受工业革命和大机器生产的影响,许多改革家认为一旦普及了初等教育,就可以让“这个世界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但事与愿违的是,普及教育不但没有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而“替独裁政治和世界大战,做了一番清宫除道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呢?赫胥黎认为这种状况的形成,与手段与目的背离有关。他说:如果你的目的是自由和民主,那么你就必须把获取自由的艺术以及自立自治的方法教给学生。如今你教他们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非自由的训练,那么他们就只能学会媚上欺下的勾当。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 “通国的儿童都得接受一些纪律化的训练,都得受这种训练的折磨”,那就会使我们走进“水深火热的境界”。他举例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不约而同地反对蒙特梭利的启发式教育思想,就是要把教育变成训练。

二、宣传不是教育

除了把教育当作训练之外,对教育造成危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宣传。

赫胥黎说:“生活总须运用智慧,而智慧的运动必须自由”。但由于独裁政治需要绝对服从,因此“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独裁者“总是千方百计的把智慧压制到一个不能动弹的程度”,而宣传就是压制智慧的“不二法门”。他还说:“在独裁政治的国家里,一个人从孩提的年龄起,就成为宣传的对象,好比他成为军国民训练的对象一样。他的全部的教育过程事实上不是教育,而是宣传。及其一旦脱离学校,加入社会,他又进入了报纸、电影、读物、与广播电台所合组的一个天罗地网,而这些东西又无一不受政府的控制,无一不是上好的宣传工具。再过几年以后,我相信这工具的清单里,也就是独裁者的武库里,还须添上一项电传照相,以至于电传的印刷机,凡属机关、家庭、公共场所,概须置备一具,从此,政府要传达谕旨,宣扬德意,可以比置邮传命还来的快,来得普遍。”可以肯定,如果当时已经发明了电视,赫胥黎也会对它的宣传作用感到惊讶。

潘光旦是1943年才看到赫胥黎这本书的,但是早在1940年,他就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文章说:真正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并且具有使用这种智慧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迷信宣传的人却认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有他们才有“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和才能,其余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他们的领导,顺从他们的意志。正是基于这一假设,当宣传者把自认为重要的理论和见解编成一套简洁的说法以后,其他人就只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和执行了。难怪赫胥黎要说,在独裁者眼里,那些“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最不利于他们的统治,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宣传教育让人们不要思考,不要怀疑,不要盘问。

潘光旦的文章触动了当局敏感的神经,于是昆明版《中央日报》马上发表社论,强调宣传就是教育。为此,潘光旦发表《再论宣传不是教育》,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教育与宣传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启发,后者依靠灌输。但是当前从事教育的人却将二者混为一谈。于是所谓教育,就成了宣传;所谓教师,就成了宣传家,所谓学校,就成了“宣传家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至于教育界本来应有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等品质,则无从谈起。

正因为如此,赫胥黎强调一定要让青少年具备一种抵御宣传的能力,否则他们就很容易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他还指出,学校以外的环境也有很大问题。比如那些无聊的刊物、无聊的广播和无聊的影片,不仅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像鸦片一样让他们上瘾成癖。这样一来,青少年就可能成为 “环境的寄生体、社会的可怜虫、文化的赘疣、民族的负担——这是多么一件惕目惊心的大事”!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告诫人们一定要让青少年“知道报纸、广播、影片所给我们的刺激,就其中一部分以至于大部分而言,是微笑里藏着的刀,蜜口中含着的剑,是饵底的鱼钩,是图穷的匕首,是广告家与宣传家的无上工具。”要想抵御这些外部刺激,除了相信自己的力量外,还要有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比如面对一个“春眠初醒”的妙龄女子为牙膏所作的广告,应该知道这个女子其实和牙膏的好坏没有任何关系;面对国家、民族等概念,要明白它的真实含义;面对宏伟的建筑、盛大的阅兵、冠冕的讲话、堂皇的文告以及严密的组织、高超的效率,也要看到它们与独裁政体没有必然联系。

这种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防身术,赫胥黎希望学校能把这种智慧的防身术教给青少年一代。但是他也知道,当大部分学校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时候,这种希望很难实现。

三、听话不是好孩子

“听话才是好孩子”,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家长的口头禅,但是读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之后,很可能会动摇这一观念。比如在该书第二小节“童年后期的教育”中,作者首先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婴儿对粪便的认识及其性格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介绍了近代心理学家奢蒂博士的研究成果。奢蒂博士在《爱憎的由来》一书中指出,在婴儿稍微懂事之后,成年人对其便溺行为最好不要“过分的申斥儆戒”。这种不知清洁的儿童虽然不大惹人喜欢,但是他们长大以后,性格却比较“温柔宽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会和别人多争闲气。”这一研究成果告诉人们,如果成年人对婴儿“清洁的训练,略微放松一些,或开始得比较晚一些,我们的情绪生活便会安闲镇静得多”。这样一来,大家就容易和谐相处。

这一发现与我们的教育观念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才强国战略和望子成龙思想的影响下,加强儿童的早期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这很可能是许多独生子女缺乏温柔宽厚的性格、不容易与别人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许多中国家庭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已经陷入一种误区的话,那么由学校介入的“儿童后期教育”,又是什么状况呢?

自从恢复高考以后,由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宣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死灰复燃,使青少年一代陷入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之中。这种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纪律、服从组织管理,听从老师指挥,接受知识灌输,以便在高考中取胜。近年来大家对应试教育多有批评,并提出素质教育来弥补其缺陷。但由于素质教育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局面。

这种局面与赫胥黎在书中批评的情况极其相似。为了让大家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他引用了著名哲学家罗素和教育家蒙特梭利的有关论述。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包括俄国在内,……教育是大大的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的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的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的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的自求启发。”他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所谓双重性格,是指“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对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是这样。因此罗素认为:“童年的纪律训练和成年的战争爱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则从人格培养的角度分析了强迫教育的危害。她说:“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的控制他的作为,自动的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的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有一种“内疑外惧”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他在年轻时表现为“羞缩”,成年后又表现为颓丧、萎靡不振和逆来顺受, “而一遇危机,连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气,……都拿不出来。”因此她认为,强迫被动的教育对一个人来说,“第一步是养成一种永久的自卑与自馁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后一步,是教他们……一种五体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赫胥黎又补充道:“我以为蒙特梭利博士还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种自馁的心理倒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而是有它的积极的补偿的,而其补偿的表现就是对于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这种教育是独裁政治玩弄的新花样。

看来,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听话的孩子”,更要反思他们所受的教育。

戊戌之痛,110年

1898年6月11日,那一个早晨或者阳光灿烂。

踌躇满志锐意革新正欲力挽帝国衰落命运的爱新觉罗。载湉,在这一天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这个时候,他绝没有料到,以一偌大帝国至高无上的帝王之尊,他不仅壮志未酬,而且仅仅在103天之后,竟然就倒在了自称为“奴才”的“臣下”联盟的枪口之下!

当然,“臣下”们的身后还站立着一个更为强大的“老佛爷”。这个作风强悍的女人重返“一线”训政之后,便果断地处死了“六君子”等一干“新党‘,迫使他们的领袖康、梁逃匿,成了那个时代的”民运份子“,并彻底的封杀了载湉”变法“的种种举措。

吊诡的是,就是这个后人以保守势力总头目指称的女人,仅仅几年之后,便以载湉的名义颁布谕旨,启动比“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政”,之后更一路前行,直至预备“立宪”。

因此,戊戌十年之后的1908年,当载湉目视着印有专属于他的鲜红朱砂玺的《钦定宪法大纲》——这份中华第一份宪法性文件时,身体已极度虚弱的他,一定露出了惨淡的微笑。在一定的意义上,他赢了,他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的“路线”战胜了心理阴暗的政治对手,虽然他的身体仍被“囚禁”着。

此时的载湉,也许还仍然“懦弱”,但恐怕已不再像当年那样“政治上幼稚”。他虽然已经失去了作为大清帝国皇帝应当拥有的权力,像一具带着皇冠的木偶,但仍然默默地关注着大清的政局和“改革”。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大量搜罗阅读了许多的西方的政治经济书籍,从《孟德斯鸠法意》到《各国宪法大纲》,从《经济通论》到《德国学校制度》,其涉猎之多之深,恐怕在现今的政治领导人中,也鲜有能够比肩者。那个时候的他,或者还心存希望,希望在“老佛爷”的百年之后东山再起,挑起大清改革的大梁。因此,他在默默的准备,在充实和提高自己。

然而他已经不再有再造辉煌的机会。就在“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的第78天——1908年11月14日,他便带着巨大的遗恨离开了他的帝国和子民。一周之后,许多年来一直主导着大清命运、主导着继戊戌之后的“新政”和“立宪”的“老佛爷”慈禧,也告别了历史的舞台。

这两个能强势和可能强势推动帝国改革的人物辞世之后,大清便失去了自我变革的灵魂,载湉在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的欣慰中留下的遗愿—— “九年以後,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终于落空。

三年之后,帝国大厦轰然坍塌。

载湉不知道,即使再过100年,他的梦想,依然是梦,梦想中所闪烁的宪政精神,依然在他身后的中华可望而不可及。

长期以来,人们努力地将那个时期残留的历史碎片作逻辑的拼接,努力地解读之中所储存的信息,希冀发掘出对今天的选择有重要意义的镜鉴。这些努力,在信息能够较为自由地流动的新时期,终于有了相当的成果。人们不再简单的为历史人物贴标签,画脸谱;人们能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当年的人与事,以及各种博弈背后的种种元素。

有一种观点值得人们进一步的探究。那就是作为大清“一号”人物的“老佛爷”,其实并不是一个“保守势力的总头目”,在很多的时候,她竟然还是一个支持改革推动改革的 “改革者”。尽管其动机或许阴暗,某些举措或者昏庸。持此论者列举了一系列的证据,从对守旧官员如倭仁等的斥责、对李鸿章等“洋务派” 的重用,到举“新政”、预“立宪”,论证了没有她的支持,“洋务运动”不可能成气候,并为后来的“变法”、“新政”孕育了氛围:“新政”、“立宪”更是“一次力度很大的改革”。

当然,这样一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如果我们不拘泥赞成或者反对的立场,而是透过相关的事实去发掘另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改革的阻力就在改革者所属的阶层里,其能量之大,足以撼动如载湉这样的九五之尊,将改革的成果彻底葬送。

“老佛爷”当初或者已经作了“退居二线”的准备,并做出了初步的姿态——住进了供她“退养”的颐和园,不再过问日常的政务。对于“变法”,她不仅没有坚决反对,反而对载湉说:“只要变法能使国家富强,法便由吾儿去变,我决不挈肘牵制”。再联系到后面的“新政”、“预备立宪”,我们大致可以认为,不管她的动机如何,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时事压迫与民心向背,至少逼使慈禧考虑“变革”;第二,镇压“变法”不是出于“路线”的考虑——在“变”与“不变”之间她与载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她的利益高于一切,官员群体的利益与她的利益唇齿相依、血肉相连。

回过头去看载湉,当时的他的确“政治幼稚”:没有精心的谋篇布局和老谋深算的步步为营,便一下发布了数以百计的政令;不经过在内心仍不甘寂寞并且仍实际掌握着大员升迁“拍板权”的“老佛爷”,就裁撤了诸多的“冗署”、一夜罢了“六堂官”;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仅不分轻重缓急不成系统,有的甚至 “搅”了对“变法”尚还莫名的底层民众的生计。

很显然,在没有让大多数人看到改革的美好前景、争取到广泛同情与支持的情况下,载湉就像唐吉科德一样,带着他的仅有的矮仆人对官员利益的巨大风车发起了冲击。更要命的是他还逾越了“老佛爷”所能容忍的底线——她在“二线”的权力受到了挑战,于是在官员联盟的“鼓噪”下,她发动了致命的一击。

变法的失败是对“既得利益”挑战的失败。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还应充分注意到官员群体的表现。无论是奕祈以“死谏”的姿态冲撞皇上力阻变法,还是各部堂各疆吏对变法的敷衍,都是建立在他们“实权不在‘当今’”的认知上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最“识时务”的“俊杰”群体,是一个最善于在权力场中辨识风向的联盟。他们“站队”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力量的对比,而对“变法”改革的立场则可以因“时势”而变化。袁世凯主动资助和参与“强国会”的姿态以及后来的“告密”便是最好的佐证。面对对自己“既得利益”的挑战,官员群体的第一反应理所当然的是强烈的反弹,但是如果“风向”变了,他们也会无奈而果断的割舍,以期挤身进“新朝”的殿堂。

改革往往是由这个群体顶层的一部份所发动,他们所在的位置和责任,往往使他们更清晰地体察历史的脉动,更能感觉到长远利益的所在。然而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又往往短视,更不乏“哪怕身后洪水滔天”之人。这样的态势,基本决定了没有高度负责的政治家胸怀,便不可能发动改革;没有深谋远虑的大智慧,便不能赢得改革的成功。

戊戌之痛,痛了110年。

现今的人们,应当能感受到从载湉身上折射出的光热,即使是这样一个无论在政治理念上还是个人修养、阅历上都“先天不足”的人,即使在被囚禁的漫长岁月里,他仍然没有完全丧失对改革的追求,在挣扎中阅读与充实。政治家对历史、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应当可以由此而激发。同时,人们特别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们还应当看到,斗转星移,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已经唤起了数以十亿计的民众,并成为了他们急切的期盼。这样强大的民意基础、强大的历史动力和热核般的能量,是改革成功的最好条件;

“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仅展示了和谐幸福的前景,同时也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将毫不留情地冲刷掉一切企图阻挡历史进步的污浊泥沙;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负责任的推诿延宕、为眼前既得利益的“苦心经营”,终将被历史的车轮击得粉碎,终将会站在“纽伦堡”和“东京”的被告席上接受审判!

戊戌之痛,已痛了110年,我们不能再等,不能再让伤痛依然。

历史也不会长久的“定格”,停滞在一个“前文明”的状态。

綦彦臣:想起大清嘉庆十四年——兼说中国的“劈喜儿”文化

中国最高法院发出通知,声称“从重惩处贪污救灾款物等七类犯罪”。这是件好事,尽管它是针对已经发生的贪占赈灾物品行为(事件)而来的“马后课”。在这个通知、那些贪占行为之外,倒是需要勾稽一下历史,看一看中国人的“劈喜儿”文化有多么丑陋。

什么叫“劈喜儿”呢?就是从有偶然所得者那里强征一些利益,比方说你得了奖金或一宗奖品,有人就要从中“劈”一下,拿二百块请客吧,或把奖品匀出若干。古语中称此行为“分润”。

无论俗称“劈喜儿”还是雅曰分润,都是传统的人际和谐文化之反应,被迫出让利益者也获得了心理满足。比方说,约半年前,我遇见一位旧日同事,他还夸我大道。我一时被他捧晕了,不知所以然,他立予指明:“哪不?那年你的文章得了好些奖,你把小收音机给我了。”原来如此!哪里是我主动送他的,分明是被他“劈”了“喜儿”。模糊记得沧州上级单位奖给了几块手表、两个小收音机——按获奖文章篇数而来。至于手表被什么人“劈”了“喜儿”,实在想不起来的,反正我一块没要,因嫌其质量不佳之故,干脆让“劈喜儿”的同事们分了好了。

话休絮烦。这“劈喜儿”是锦上添花之事,匀出利益,收获人际关系,但要说到从赈灾或济危中“劈喜儿”则不像话了,或曰是为“劈丧”!。

“劈丧”固然缺的,但中国人不太管那些,因为中国人虽表面称“天人感应”或发毒誓“天打五雷轰”,而本质上自私之至,心无所畏。不信,你看看公开网媒上祈祷语“天佑中华”,就不难明白:国人整体上讲是没信仰的,“天”很虚化,更无人格神之地位,大体如手纸,用完即扔,再用再扯而已。当然,我并不想借此分析而“诱人入教”,信不信,信什么,全是个人之事。一言以蔽之:中国人是不怕天谴的,故而视“劈喜儿”与“劈丧”为一途。在农村老家,时闻有人家办丧事儿,最后开支对不上帐的情况——若一定按“成本计算”,办丧事的一把筷子(众人吃饭,用之甚多),可弄到五块钱的样子,高出零售价好比倍,就别说办丧事儿的筷子用量之大,本为批发而来了。

此乃民间现象,至于官场之“视人之丧为我之喜”则集中表现为贪占、侵吞赈灾款物一项。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丑陋之处,流毒之布,祸出国界——现在北韩统治集团层层克扣国际救援物质(尤其粮食),致人民殍毙,即是对“中华文化”效法之故。

要全面勾稽历史,恐怕可写出一部《中国贪赈史》亦不难,所以,按经济学研究的常用之法,还是用案例证之为好。

当选之例是大清嘉庆十四年(1809)的一桩命案。

嘉庆十三年(1808,距今整两百年),秋天,江苏淮安一带发生特大水灾,中央政府急令地方官员查报灾情、办理救济。地方各官也忙了个不亦乐乎,救灾见效,“劈喜儿”不少。但是,百姓的嘴巴捂不住,有关官员“劈喜儿”的行为逐渐传出。江南总督铁保闻风,派出一位干员专到问题严重的江苏山阳县作典型调查。该干员名叫李毓昌,为新科进士,职在侯补知县。可能是他不愿呆在侯补任上,急于弄到实职,所以调查力度很大,一下子查出山阳县委书记(那时叫“知县”)王伸汉贪污赈灾款三万两银子的事情。那时的县委书记或曰正处级干部工资很低,一年不到一百两,贪污三万两银子相当于借此水灾挣了三百年的工资。可谓惊天大案。

案主王书记吓毛了,赶紧从“劈喜儿”巨款中拿出相当部分贿赂,但是李毓昌不吃这一套。王书记见给钱不灵,马上请来上级、地委书记(那时叫知府)王毂。这位王书记善作思想工作,对李特派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我还有伸汉兄弟,都是同时为官的人,怎么说也算有私人感情的,古人不说吗:”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你要不认这个理儿,那就毁了伸汉的家、逼了他的命。他对你必然怀恨于心。“李特派员还是发犟,拒绝大王书记的劝说,坚决将小王书记问题整理成案卷上报。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仆人”劈喜儿“心切——从小王书记的”劈“赈灾之”喜儿“那里,劈一部分过来。结果仆人按小王书记的安排给主人李特派员下了毒,毒死之后又制造了悬梁自尽的假现场。命案报到大王书记那里,稀里糊涂就定了性——李特派员确系自杀,山阳县没任何责任。

事之蹊跷,李特派员家人不信,开棺验尸得出中毒结果,到首都北京去上访。嘉庆皇帝闻报大惊,责令严办,结果两位王书记双双被捕,又牵出八位如李特派员仆人那的“劈喜儿”者。此八人全是相当于今天纪检委干员的那类人,在查办山阳县贪占赈灾款项时,受了小王书记的贿、“劈”了山阳县的“喜儿”。而后,中央政府又在直隶宝坻县(今属天津市,就是“文革”后期江青树小靳庄典型的那个县)查出县委书记单幅贪污上年赈灾款项案件。

这个单书记比山阳县的王书记胆子更大,从四万两赈灾银子中“劈”出了两万!

小小的县级干部为什么如此大胆?原因就在于中国“劈喜儿”文化下的官场亚文化,已全无廉耻与畏惧之心,并且比他们职级更高的官员更是以把灾事办成喜事为能事。别人的丧事成了他们的喜事,人民的灾难成了他们的福份。比如就在李特派员被毒死的三年前(嘉庆十一年,1806),两广总督那彦成就挪用过巨额救灾款项。那总督不单单从人民之灾中“劈喜儿”,而且还从海盗那里“劈喜儿”,为后者提供合法保护。

勾稽历史,是为现实提供镜鉴,镜鉴作用又可以完全指标化:其一,一旦儒家宗教功能备齐(恢复),随之而来,“劈喜儿”文化必然兴盛。不惟官场无耻、无畏神(天罚)之心,就是世俗社会亦是堕落无耻。

其二,官场上“劈喜儿”风气形成,政府必然黑社会化,政府黑社会化必然引来各种民乱。

大清嘉庆年间民间叛乱犹如雨后疯长的野草,即是明证。而在此朝之前,满清军事贵族集团已经完成了文化合法性蜕变——把儒家理论确定为国家宗教。

今年是淮安特大水灾二百年,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我们悲痛地为同胞分担灾难之悲;明年是李毓昌命案二百年,但愿中国执政集团纪念一下,并从此告别“劈喜儿”文化。而今天最让人担心的事则是,灾民们尚未得到妥善安排、地震是否还在持续尚未搞清,政治“劈喜儿”的势头却强劲起来——借国殇而大肆歌功颂德,用强有力的“正面宣传”来掩盖恶政败行。

政治“劈喜儿”实乃人道主义灾难!

刘  路:人是他自身认同的价值--我看范美忠

开始写这个帖子的时候,我就决心不对范美忠先生的行为和言论进行价值评判(如果我不幸触犯了这条底线,读者见谅),之所以这样约束自己,是我坚信,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任何人都没有对别人的价值观进行审判的权利。(耶稣也说,不要论断人,免得被别人论断。)

根据范美忠在大地震之后发表的言论,老路认为范美忠跟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观是:没有任何职业是神圣的,没有任何人(哪怕老妈和学生)、任何事业(哪怕党派或者国家利益)可以要求他付出生命,如果不太准确的概括一下,那就是,只有个体的权利才是第一位的,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个理论被范美忠乃至有些网友认定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老路看来,这种归纳未必准确,如果认真一点,不妨认定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异端,一种比较极端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基于此种认识,老路对网上充实的对范美忠的口诛笔伐并不意外,但是对其溢出观念之争的人格污蔑和道德攻击,感到遗憾。

在祛除了超验的价值膜拜之后,对于世俗世界,一切价值都只有相对意义,一切都取决于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创造,没有任何人是神圣的,也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是神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范美忠拒绝承认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拒绝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权利为此对他进行道德审判。因为他拒绝承认你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对他就没有约束力,根据这个标准对他进行价值评判不合逻辑,也无“合法性”可言。反过来说,如果范美忠认可这个价值标准,那么对他进行任何评判都没有问题。这也是范美忠在受到讻讻舆情的抨击之后感到委屈万分的原因之一。

老路认为,那位郭先生以及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对范美忠的嘲笑、辱骂乃至审判,都犯了价值强制的毛病,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批判的武器。岂不知,这正好背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范美忠以极端个人主义来冒充自由主义确实给后者带来损害,但是批判范美忠的自由主义者也并不比他做的更好,范美忠只少还给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体权利保障做了免费广告。而他的批判者,却只能让徘徊在自由主义门槛的朋友看到自由屁股上专制的印记而从此却步不前。

范美忠以身犯众的另一个正面价值是他以坚持“谬误”的勇气张扬个人主义,以矫枉过正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保护“异端权利”的必要和紧迫。他即使在道歉也不因为自己的观点有错,从价值中立的立场看,这与他如坚持真理的勇敢一样值得肯定。

战国策派的核心成员,政治学博士林同济先生有一句临终箴言:

如果你问在中国人眼中,人到底是什么,关于人的唯一定义是:人就是他自身所认同的价值。

2008、6、15

余  杰: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圣诞节前夕,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十名博士联署的一封主题为抵制圣诞节的公开信,成为媒体上的一大新闻。

近年来,内地城市过圣诞节的氛围越来越浓。圣诞是商家的节日,是年轻人的节日,是长期压抑的中国人少有的一次狂欢的机会。正如《新京报》“欢娱”专刊的评论员所说,所有人都因这个日子找到了一个可爱的借口——去抛开工作,去约会朋友,去接近爱情,去亲吻家人,去改变形象,去装点房屋;甚至去赚更多的钱,认识更多的人,喝更多的酒,制造更多的惊喜和精彩。中国人在这个失去束缚的日子里,将积压的那些细微情绪全部释放、点燃。

然而,有人却企图禁止老百姓过圣诞节。这十个博士的这封公开信写得杀气腾腾、气势汹汹,他们将国人过圣诞节的新时尚提升到危害传统文化、危害国家安全、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高度”上。这些年纪轻轻的、并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怎么一提笔写文章,便有浓得化不开的“文革”遗风呢?他们真的是姚文元、胡乔木式的刀笔吏的继承人。可惜,作为“今上”的胡锦涛,没有搬文舞墨的闲情逸致,这十名博士利用这封公开信暴得大名,但想要以此获得南书房行走的身份,仍然难于上青天。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压力重重的同胞们过一下圣诞节,轻松轻松,怎么就崇洋媚外、辱没祖宗了?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圣诞节的欢乐气氛比中国要浓郁得多,人家的传统文化照样比中国保存得好。过圣诞节跟呵护传统文化并不矛盾。真正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是圣诞节,而是十博士们试图谄媚和献计献策的中共政权。

正是这个亘古未有的暴政,在现代暴君毛泽东的领导之下,焚书坑儒百倍于秦始皇。“文革”浩劫,多少不可复制的文物古迹毁于一旦,连孔夫子的坟墓都被红卫兵挖了;正是这个不仅与人斗,而且与天斗的政权,强行通过修建三峡工程的方案,将汉民族古文化保持最完整的区域变成一片泽国,诗人王以培在《白帝城》中哀叹说,我们的家园已经沉沦;正是这个惟利是图、刮地三尺的政权,在兴办奥运会的旗帜之下,肆无忌惮地毁坏古都北京的老城区,一片又一片的胡同和四合院,成为官商勾结、掠夺式的开发的牺牲品。学富五车的名校十博士,为什么偏偏就是对这明摆着的一切视而不见,反倒拉来一个圣诞节当作替罪羊呢?

这正是他们的“过于聪明”之处。这些“人精”,清楚地知道什么可以批评,什么不可以批评;批评什么可能得罪官家,批评什么能够取悦官家。他们是培养伪君子的教育制度的高级产品,他们堪与《笑傲江湖》中的“君子剑”岳不群相媲美。

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爱国秀。他们说自己多么爱中国,上午激情彭湃地去美国大使馆喊口号,打倒人家的丑恶制度;其实,他们骨子里更爱美国,下午便毕恭毕敬地去美国大使馆排队,等待办理留学的签证。如今,有冷酷无情地面对矿难说“谁让你们生为中国人”的科学院院士,有受宠若惊地出席北韩使馆的宴会并歌颂“伟大的金正日”的北大教授,群魔乱舞,斯文扫地,再从粪坑中蹦出这十个冠冕堂皇的博士来,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虽然一时无法到南书房值班,但这十个博士日后的工作算是有点着落了。我想,他们可以到延安去担任风化警察或文化稽查队队员,那里曾经发生过夫妻在家看“黄色影碟”被警察抓捕的事件。倘若这十大博士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自然可以再接再厉,继续将那些在家中看黄碟的夫妻抓进监狱,以保持延安不会由“红”变“黄”。他们还可以到江苏宿迁去担任“移风易俗理事会”的成员,那里的铁腕书记仇和作出规定,办喜丧活动,党员干部和公务员不得超过五桌酒席,群众不得超过八桌,仇大人用心良苦,可是管天管地,管到老百姓的吃饭上面,没有帮手如何实行?这风华正茂的十博士,有资格当仇书记的左右手,每天戴着红袖章到酒店餐馆中去检查,看看究竟还有谁敢于顶风作案。这两份工作可以让十博士满意吗?

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有生命力,不用打倒圣诞节,传统文化亦能屹立不倒。中华文化,从来就是兼收并蓄,泰山不让寸土,以成其大,为什么春节与圣诞节不能和平共处,互相补充呢?那种将中国文化当作是一具僵尸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心胸狭窄的十博士,接受采访的时候个个都穿着西装革履,他们倡导的理念,却不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践,又如何能够在广大民众中推行呢?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中国自古便盛产卖国贼,而少有爱国者。不过,近期以来,爱国者似乎满坑满谷,如雨后春笋般从粪土中冒了出来。无数网民愤怒声讨那位建议将民族图腾“龙”更换掉的学者,一名央视主持人在博客上撰文斥责故宫里的星巴克咖啡馆破坏了传统文化,十名出身高贵的名校博士以“国士无双”的身份发表抵制圣诞节的公开信……爱国之声如黄钟大吕,不绝于耳;爱国之心如热锅上的蚂蚁,焦灼不安。

爱国之情高烧久久不退,爱国便也成了一种流行病。一个真正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并不需要其公民争先恐后地去热爱它;只有那些越来越不可爱的国家,才会规定和倡导爱国是人民的第一要务。那十名看上去冰雪聪明的博士,口口声声说,圣诞节威胁了儒家的正统文化,进而危及了国家安全。如此远见卓识,真是别具只眼。

这一次的公开信并没有浇灭老百姓过圣诞节的热情。媒体报道,各大城市圣诞节仍然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看来,义和团前辈“扶清灭洋”的大业,还得由十名文弱的博士继承下去。一招不能制胜,不妨祭出第二招来。我建议十位博士再接再厉,将捍卫纯正民族文化的大旗一直扛到底:上次反对圣诞节,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个个都名垂青史;此次可以反对奥运会,更能出奇制胜,或许可以跻身民族英雄之行列。

如果说圣诞节是西洋的“泊来品”,那么奥运会更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坏东西。耶稣毕竟诞生在亚洲的巴勒斯坦地区,奥运会却全然是欧洲白种人的体育活动。十博士何不理直气壮地发表如下置疑:奥运会是古代希腊岛国蛮夷之人的发明,又是现代法国贵族顾拜旦的异想天开,对于这些运动项目及规则,我们泱泱大国岂能照单全收?如今,中国举国上下都以奥运会为标竿,政府亦大兴土木、乐此不疲,真是斯文扫地也。国人如此痴迷奥运会,中华文化遭到冷落,孔孟之道何时才能有复兴的一天呢?

不过,官家的看法却与十博士有所不同。当局深知奥运会是一场无比巨大的宣传秀,一次展示中国“和谐”与“崛起”的好机会。当年纳粹元首希特勒便充分利用过奥运会一把。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希特勒为了掩盖其政权煽动种族歧视、倡导军国主义的本质,亲自主持了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当时,国际媒体报道说,柏林奥运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奥运会,接待之周到,让客人们个个都宾至如归。纳粹正是借助奥运会,为其迫害犹太人和扩军备战作了有效的掩饰,制造出德国繁荣昌盛、热爱和平的假象,让世界忘却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

昔日,希特勒通过德国举办奥运会,以民族主义征服德国之人心;今日,中共当局将奥运会作为头等大事,作为“千古盛世”的“面子”。昔日,希特勒鼓励民众制造大型的文体活动和庆典,这类活动具有相当的激情力度,以至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将经历一次“从蠕虫成为巨龙的一部分的变形”,同时感受到重新充满活力、获得力量和得到拯救。用历史学家格隆贝格的话来说:“这个政权无边的推动力来自这样一种能力,它使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立刻可以舍弃自身的无名战士,而不是一个根植于公民生活的个体。”如今,日渐失去民心的中共统治者也抱着类似的想法,这是团结民心的最后的机会了——尽管他们的想象力和审美感远比纳粹贫乏。当然,大小官僚们也顺便利用奥运工程来搜刮民脂民膏,奥运会是其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奥运会场馆亦是豆腐渣工程的又一次集体亮相。

当年,希特勒的奥运会办得有条不紊,高效率的极权主义官僚机器一旦运作起来,绝非民主国家所能比拟。柏林四处皆是横幅标语,体育场馆之宏伟也让人叹为观止。今天,中共办奥运会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外汇存底世界第一,财大气粗,何愁大事不成?

在奥运会让举国疯狂的虚火之中,十博士如果真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研究,便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出如下建议:恢复高俅太史踢过的“蹴鞠”等古已有之的体育项目,抵制西方人喜爱的体育项目。如果硬要在中国办奥运会的话,就得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来比赛。昔日,国学大师王国维为殉传统文化而投水自杀,终成一曲近代之广陵散。我虽然不认同其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却对其知行合一的人格敬重有加。今天的十博士,面对奥运会遮天蔽日的阴影,有没有挺身反抗、大胆抵制以及大刀阔斧地改造之的真诚与勇气呢?

爱国者应当抵制所有西方的“舶来品”

近日以来,因为奥运火炬在欧美诸国传递的过程中受到种种骚扰,国内外的爱国者们倍受刺激,遂奋起捍卫“国家尊严”。五四运动以来“抵制洋货”的优秀传统,重新被激活。第一个遭到抵制的对象,便是法国的连锁超市家乐福。紧接着有网民起草了抵制沃尔玛、麦当劳、肯德鸡、星巴克等西洋企业的倡仪书,一时应者云集。由此可见,中国人堪称全球最爱国的国民,让一盘散沙似的洋人心惊胆战。

西方世界企图利用奥运圣火传递之机羞辱中国,一会儿是西藏议题,一会儿是人权问题,这是近代以来他们惯用的伎俩。然而,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已非昔日“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满清王朝。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十三亿人拥有的消费能力不可等闲视之;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全世界有多少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如果十三亿人都齐心协力抵制某西方品牌,该品牌大概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如果十三亿人都不给西方人生产产品,西方人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既然西方人不给我们面子,我们就不给他们利益,看谁的损失更大?那么,如何开始庞大的抵制计划呢?仅仅抵制以上几家超市、快餐、咖啡是远远不够的,对西方而言,只能伤其体肤,而不能动其筋骨,而不能痛其心肺。电影《投名状》中的土匪头子被招安之前说:“当匪,就要当大的。”那么,中国对西方“舶来品”的抵制,也要挑最大的来抵制,所谓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那么,什么是“大”的呢?

首先,我们要抵制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美帝国主义发明的“奇技淫巧”,其目的是腐蚀我大中华之人心。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是,互联网带来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网恋、艳照、骗子、流氓,让我们伟大的文明古国斯文扫地。故而,要爱国便要戒网,要“爱国”便不能继续当“网民”,“网民”的身份与爱国的诚心不可兼容,“网民”本身就是卖国的表现。爱国者,从今天起便告别网络,让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无计可施。

其次,我们要抵制飞机、高速火车和所有标注有西方品牌的汽车。中国的大飞机计划呼之欲出,据说二十年之后便能生产出与波音、空客相媲美的大飞机。那么,在此之前,只要是爱国者,就应当宣布拒绝乘坐西方生产的飞机。中国生产的大飞机,需要一个实验的过程。按照爱国经济学家杨帆的建议,爱国者们应当义无反顾地去当实验品,如果飞机掉下来,便光荣地成了烈士,何乐而不为呢?中国别的资源不多,就是人多,每次死个几百人,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我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总有一天中国的飞机会超过波音、空客的!火车,汽车亦如是也。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大飞机没有升上蓝天之前,谁坐飞机谁就是汉奸。

再次,爱国者们不能将爱国停留在口水上,一定要付诸于实际行动。爱国者们要像“文革”时候那样,组织红卫兵,上街当纠察。一旦发现有人穿戴法国的名牌时装,无论何人,立即从其身上剥下来,用剪刀当场予以绞毁;一旦发现有人乘坐法国品牌的豪华轿车,无论何人,立即让其下车步行,并立即奋力将该车砸毁。当然,有钱消费这些奢侈商品的,大都是党国官员及亦商亦官者,但他们也不能逃避爱国之义务,也要接受爱国主义的再教育。另外,要对那些使用冒牌法国货的国人实行奖励,中国满坑满谷都是假路易斯威登,还要增加十倍的产量,如此这般,真货就会在中国绝迹,法国公司便会破产,我们不就高扬国威了吗?

最后,我们还要抵制奥运会。什么?抵制奥运会,那不是台独、藏独、疆独、民运、法轮功等被我们不齿的“卖国贼”才去干的事情吗?爱国者不是应当以首都北京举办奥运会为荣吗?中国人难道不是应当用生命来保卫圣火吗?错了,奥运会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是小小岛国希腊人发明并由法国贵族顾拜旦延续的洋玩意。中国人有自己的更好玩的游戏,何必步其后尘、接受他们制定之规则?所以,中国应当主动宣布取消奥运会,并惩办当年那些给党国出主意申办奥运会的汉奸们。如此,中国人方能扬眉吐气,让西方帝国主义不战而退。

广大的爱国者们,有这样的气魄和眼界吗?

谁有资格抵制法国货?

在爱国愤青掀起的反法浪潮中,法资背景的家乐福超市不幸成了首当其冲的靶子。其实,家乐福销售的绝大多数都是便宜的中国货,无非白菜馒头、牙膏牙刷之类。遭到抵制之后,家乐福被迫将诸多货物退给供货商,倒霉的还是中国人自己。老百姓少去家乐福一次,少买几个苹果橙子、青菜萝卜,就可以打倒法国帝国主义吗?

平心而论,中国的老百姓虽然有资格爱国,但确实没有资格抵制真正的法国货。寻常老百姓家里,可能拥有动辄数万元的路易斯威登的高档挎包吗?可能设置酒窖储藏昂贵的法国红酒吗?老百姓是用不起地地道道的法国货的。所以,抵制法国货的伟大使命,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富人们的身上。

那么,中国的富豪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两年曾经完成了一份《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的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二零零六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而美国是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百分之六十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的富豪大部分都是贪官和贪官的家人。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五百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五百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五千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而这个小集团正是奢侈的法国货的忠实拥趸者。以前,他们打飞的到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购买这些超级奢侈品;如今,这些专卖店开到了北京上海等“与国际接轨”的城市,甚至比总店还要富丽堂皇,他们便可以就近购物了。党国要员们鼓动以愤青为主体的老百姓以抵制法国货的方式来爱国,自己却不愿放弃法国货所带来的声色犬马的乐趣和幸福。

近日,大陆一个房地产富豪团赴台湾炒楼,成为台湾新闻界热情追捧的热点,他们以享受到类似章子怡的待遇而沾沾自喜。但是,他们又不愿被定位为“富豪”,他们希望台湾记者以“企业家”来称呼之。这个观摩团的带队者为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据传有国安人员的背景,遂再三对台湾媒体说:“我们不是毒蛇猛兽。”

团员当中有一对珠光宝气的夫妻,乃是北京顶级豪宅项目棕榈泉的拥有者曾伟、杨蓉蓉。媒体一度盛传曾伟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予以否认,但其身世仍然不为外人所知晓;杨蓉蓉是中共某高官的女儿,富贵骄人。这对夫妇如果没有特殊的背景,在侯门深似海的北京城,如何可能拿到一块块寸土寸金的土地并点石成金呢?

杨蓉蓉的“贵气”装扮,让见多识广的台湾媒体亦大跌眼镜:她手提一款价值十万美元的爱玛仕(HERMES)包包,腕上佩戴的则是价值七十万人民币的香奈儿J12的钻石手表。除了皮肤是黄色的,她浑身上下的行头全都是地地道道的法国货。她的一件首饰便足够让一家普通老百姓吃喝一辈子的了。

无疑,即便有一万名老百姓到家乐福去购买日用品,然后集腋成裘,亦难敌杨蓉蓉这样的贵客对法国奢侈品的倾力支持。换言之,只有像杨蓉蓉这样的高等华人才有资格和能力去抵制法国货。一旦这类高等华人开始抵制法国货,法国佬便真的会向中国人屈膝投降了。但是,这些血统纯正的太子党们,为什么偏偏不会像草根出身的愤青们那样热血沸腾地爱国呢?

愤青们的眼光应当集中到杨蓉蓉们身上,愤青们应当去招揽杨蓉蓉们说:“走,我们爱国去!”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近日,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大校接受央视访问,声称“我个人认为中国应当拥有航空母舰”。近年来,中共军方高级官员时不时地对媒体发表“个人看法”,从军事科学院少将朱成虎发西方发动核战争的叫嚣,到空军副政委刘亚洲的若干军国主义的言论,均以“个人名义”发表。

其实,在中共铁桶般的统治之下,尤其是在封闭的军队系统之内,哪里有什么“个人看法”呢?所有这些“个人看法”,无不是在上级的允许或鼓励之下,故意放出来探试国内民间的意见和国际社会的反馈的。近年来,国防科工委发言人黄强说中国有能力建造航母,该部门的主任张云川也透露,中共正在研制航母。而李杰在接受采访时更是坚定地说:“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应该拥有航母。发展一个航母,绝不单单是航母问题,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它能够产生巨大的威慑力,很多情况下出动了航母,有可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

航母一直是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梦想。但航母真的就能够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在国际上最不好用,不仅没有中华民国的护照好用,也远不如香港特区的护照好用。之所以不好用,不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种族歧视,而是因为中国的独裁政治以及这一制度所造成的公民素质的低下和诚信的缺乏。大量的中国公民不惜重金也要偷渡到异国他乡。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官僚和商人,在欧美各国神气活现地旅游的时候,也不改其随地吐痰、勇闯红灯、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使得西方人士不得不将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即便中国拥有了航母,难道以上种种情况就能迎刃而解吗?

在我看来,航母与“国家形象”毫无关系。据一份全球调查报告显示,在国际上国家形象最好的国家,是芬兰、瑞典、挪威、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航母。这些国家之所以具备良好的国家形象,不是依靠武力威慑,不是靠输出革命,不是依靠暴发户般的消费能力,不是依靠亿万民众的“统一思想”。恰恰相反,其优势在于重视教育和医疗,重视公民的民生与民权,由此让所有公民有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宽广空间。芬兰在“全球竞争力”评比中连续三年排名第一,台湾作家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分析说,芬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教育品质,在于公司伦理,在于政府的优质服务。这些指标能够依靠一艘耀武扬威的航空母舰来提升吗?

近代以来,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们痴迷于军事的强大。于是,李敖的“节约袜子买航母”的论调颇有市场。我却认为,靠航母、军舰、飞机、坦克等根本无法堆砌起一个真正的强国来。在没有航空母舰的时代,大清王朝也曾经拥有过一支强大的舰队。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清王朝的海军实力在全球海军的排名上位居前八位,特别是北洋舰队,那是李鸿章的看家宝贝,拥有六艘排水量巨大的铁甲舰,在东北亚海上可谓独树一帜、耀武扬威。然而,由于制度滞后,军事上的一枝独秀无法让满清实现“崛起”。这支舰队外不能拒强敌,内不能聚民意,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前车可鉴,今天的中国并不需要航空母舰。如今,中国的周边并没有一个国家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强邻日本战后走上了民主道路,虽然保守派的势力强大,仍然主动削减军费开支,在美国的制约下不敢轻言重新军事化。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韩国等,实力更是相距中国甚远。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军费开支却连年以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幅度迅速增加,敌人在哪里呢?中国民众不需要庞大而腐败的军队及军备,迫切需要的是政府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一个三分之一的儿童都不能完成基础教育的国家,即便拥有了如同泰山压顶般的航母,难道就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国民的自豪吗?

李杰先生的狂想,中共军队内外的战争狂人们的狂想,该醒一醒了。

北  冥:余秋雨、王兆山之灾比地震更可怕

地震洪水非常可怕,然而这是自然灾害,是上天的作为,我们可以认为,它无论多么残暴,我们都无力去评判。然而,有一种中国特别严重的人性之灾,却比这些灾难更可怕,因为地震只是祸害一小片,洪水只是祸害一条线,并且都为时数日,数月而已。然而,这种人性之灾却可以祸害整个国家长达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

这种人性之灾,就是不顾人民死活、对生命遭到蔑视、摧残熟视无睹的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权贵的行为和文化传统。从1949年开始,这一灾难愈演愈烈,甚至整个中国文学界都成为阿谀奉承的吹鼓手,那些不善此道者全部被关牛棚,被逼杀或是被残杀。以郭沫若、浩然等为首的作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肉麻的阿谀文字,也展露出了他们最无人性的灵魂。然而,他们有他们的苦衷,无论如何,他们内心世界是怎样的,我们还不能确定,而那个被暴力逼迫的时代,又有几个人敢不奉承?人家说亩产万斤,你说九千斤,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会被批斗刑讯。所以,虽然他们丑陋,却是一种悲惨的丑陋,是一种铁蹄下的羞辱,他们有着可以被原谅的理由。

然而,那些处身没有任何残暴逼迫环境的人,由衷地阿谀与吹捧,却是一种永远都不能被原谅的丑行。他们灵魂的肮脏,已经成为一种灾难。并非只有余秋雨、王兆山这样的人主动献媚,他们只是这个群体的代表,在他们的身后跟着一大群屑小之徒,一有机会,就象婊子那样奉献自己的热情。但是他们又各有特点,王兆山直爽,既然做婊子,就挂上牌子做,卖就是卖,显得既专业又彻底,大大方方地卖,令人一看便知,买主也得的货真价实。

然而余秋雨就完全不同,他那种既想展示自己的妩媚身段,获得一个好的身价,又想端庄如淑女的扭捏羞涩,确令人不寒而栗。他先是弄了一个《含泪》,受到唾骂之后,又弄出一个“自白”(http://vip.bokee.com/20080612551457.html),或许余秋雨秉承了南方人的含蓄委婉,深化了阿谀的精巧微妙;而王兆山借用了山东人的豪爽霸气,展示了奉承的雄浑力道。这一南一北,酿醇了中华这一人性灾难的浓度。

天不佑中国,让这场灾难旷日弥久,遥无止期。

武宜三:张麟征教授,请勿忘前车之鑑

【导语:张麟征何许人也?张麟征是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她挖苦马英九可以当民进党,甚至于台联的主席;而我以为张麟征也有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或政治局政策设计院院长的资格。盖因张麟征聪明、多情,能为中共出谋献策,轻而易举地便把深受两岸和海外一部份华人拥护的马英九总统打成了“独台分子”、新的人民公敌。不过我也担心,张麟征最终会枉作小人;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

二OO八年六月二日,江素惠小姐主持的香江文化交流基金会和香港台湾工商协会主办了题为《两岸三通的机遇与展望》的《香江论坛》。

讲者除主人家江素惠小姐、资助机构香港特区政府政制与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先生外,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顾问郭国全、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专任教授江岷钦、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刘柔芬、台湾前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暨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奇昌、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张麟征以及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徐博东;而台湾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蒋孝严、邱毅不知何故缺席了,使许多慕蒋孝严之名而来的听众大失所望。

安抚香港,吹捧北京,矮化台湾

出席《香江论坛》两岸三地讲者、“专家”多认为,两岸“三通”初期,对香港可能有轻微影响;但长远来说,香港可以得益。林瑞麟指出,特区政府欢迎并支持两岸“三通”,两岸“三通”会令台湾及内地企业投资的前景因而扩阔,等这些企业发展成熟后,就会到香港来上市,“中长期可以说对香港成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打了一剂强心针”,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都能有积极的影响。他透露,港府的财政预算案已预留150万,作为推动台港两地民间合作基会,今年起将会主动邀请台湾各界到香港了解“一国两制”实施情况。从拒绝马英九入境到出钱资助台港交流,香港特区政府也算“与时俱进”呢。

2008年6月2日香江論壇講者(左起)羅康瑞、梁劉柔芬、郭國全、江素惠、張麟徵、洪奇昌、徐博東、江岷欽

郭国全意见当然与林局长差不多,无非也是“三通会使香港在金融、商业及物流等方面的发展机会增加,三通有助亚太区的稳定,亦会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云;并指“台湾经香港的贸易转口转运额不到本港转口转运总数的百分之七,并不是一个大数字”,很有点看不在眼的意思。

江岷钦则以“男女恋情”为喻,指香港在两岸关系间有特殊的歷史地位。不论中台是“两情相悦”,还是吵架,“介绍人”香港永远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梨花白透桃花红,海天云影共苍穹;明朝风雨休歇处,对饮青山□从容。”就是他对两岸关系的结论。但他认为,对大陆而言,“三通重要而不紧要”;对马英九而言,“三通既重要又紧要”,似有矮化台湾之嫌。

矮化台湾、大骂陈水扁、妖化马英九,似乎是这次论坛的主调;其中以张麟征的发言赢得最多掌声。在她的大批判发言中,马英九的《就职演辞》成了“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路线,是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独台路线”;罪名可谓大矣!

马英九成了新的人民公敌

马英九之所以成了新的人民公敌,据张麟征说,是因为马英九有了“选票”、“原罪”、“台湾主体意识”及“美国价值”等“四个迷思未能冲破。”

张麟征指“马英九在选举中取得765万票,却还认为远远不够,他想要当全民总统,因此他不断地照顾没投票给他的544万绿色选民,在《演辞》中尽显他照顾没有投给他的绿色选票的意味”;“用的招不高,起用赖幸媛为陆委会主委,不仅国民党的人骂他,民进党的人也骂他。他这次骗的不是绿营的选票,是蓝营的选票。”起用赖幸媛这一招高不高,是另一个问题;但讥笑马英九有“选票迷思”,真是不可思议。

做为政治学者,张麟征应该知道当今的权力来源,无非两途: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是“票箱里面出政权”。马英九是民选总统,当然要尊重民意,在《演辞》中尽显他照顾没有投给他的绿色选票的意味,这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要像中国共产党的毛邓江胡那样尽显照顾特权集团、权贵家族、贪官污吏的利益才对?张麟征在另一场合还把马喻为“政治游牧民”,其“总统之路”是“逐选票而居”、对权力的追求的结果。批评开出的“爱台十二项建设”,“给我八年任期,我会建百年和平基业”,就是其对权力、连任的追求。但,在民主制度下一个政治人物对“选举与连任的追逐,令其一切以选票考虑为优先”,有什么不对呢?

那麼,张麟征有没有、敢不敢也批评中共有对“枪杆子迷思”、对“选举”与连任的追逐,是“以暴力和欺骗为优先”呢?答案是“没有”、“不敢”。可见张麟征反对的只是选票的文明,取媚的却是法西斯的野蛮。

“台湾主体性”义就是“台独”?

张麟征对马英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台湾受孕、香港出生”有什么罪过呢?竟被张麟征指为“这正是马英九不能破解的原罪迷思”:“他恨不得几代祖宗都在台湾”;我不理觧一个政治系名誉教授为什么会使用这种语言。

“台湾主体性”是张麟征攻击的马英九“第三个迷思”;张麟征把台湾主体性罗织为“台独”。请问张麟征:一个由台湾人选出来的台湾总统不以台湾为“主体”,难道要以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或者大日本皇军帝国为主体?

据说把“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说成“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是马英九大玩文字游戏的杰作,是为了包装“台湾主体”即台独意识。张麟征指马英九在原罪的迷思束缚下,朝台湾主体意识“靠近”,“窜改”了“九二共识”。马英九五二O演说中“政府将以最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不统、不独、不武’理念,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现状,1992年两岸曾达成一中各表共识,促成两岸关系顺利发展,今后政府要继续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尽早与对岸恢复协商”,也成了台独的罪証。我当然很不理解,不过直到张麟征用她与儿、媳之间关系来比喻中台关系的时候,我才明白:张麟征是要让马英九以中国、以中国共产党为父母、为主体。原来如此!所以李登辉、陈水扁是台独,马英九是独台。

“天下本无独、‘父母’制造之”。

张麟征忘恩负义、欺善怕恶

张麟征攻击马英九的第四个迷思是“以美国价值为价值,以美国利益为利益,言必称美国,以美眼看中国”。她批评马英九因受美国教育,言必称“所谓美国民主、所谓美国人权”,“牢牢捧着美国大腿”,指他认为竞选要获胜,政权要稳定,自己要连任,都要靠美国。

我不知道张麟征为什么这样仇恨美国,按理说张麟征在台湾能受良好教育,能在安定繁荣的环境中过着幸福生活,正是受到美国保护而不遭毛泽东、中共荼毒的结果;张麟征今天可以享受在台港甚世界各地可以轻松随意地批评、讽刺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这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人权的体现。怎么美国的民主、人权会变成“所谓民主、所谓人权”了?难道毛邓江胡口中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存权就是人权”之类,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人权?一个学者忘本、忘恩、颠倒是非到了这种程度,真要问她一句:“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想到当年邓小平去美国访问,美国人让他看了休斯敦中心,他出来后一言不发,回到北京,他对他的同事们说,“我看见了现代化。”他因此执着地促动中国社会开放、改革。他后来还有一句经典的话,我们的开放不是对南斯拉夫开放,不是对非洲开放,我们的开放是对美国开放。(赵枫生:《今天是个什么日子?》)这话如此明确,其实就是“以美国价值为价值”。邓小平说得,马英九说不得?马英九是美国人的爸爸,遭张麟征冷嘲热讽,邓小平是美国人爷爷,张麟征却不敢置一词。张麟征的欺善怕恶,令人齿冷。(註:马英九的两个女儿是美国籍、邓小平的孙子中起码有一个是美国籍。)

一个年青人的一段话

苏格拉底好像对特拉马库斯如此说过:强权不是真理,强权的基础是暴力。真理只能以正义为基础。在正义得到实现的国家,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全体国民在政治和司法权利上基于自由的平等,都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在极端不正义的情形下,暴君就是盗匪。如果窃贼掌握了武力,窃贼就会用欺骗和暴力掠夺他人的财产,不论是神圣的或者是世俗的,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不是零敲碎打,而是一扫而光。如果窃贼掠夺了全部的财产,还以暴力为基础炮制出匪徒的法律,去奴役全体暴力下的人民,那么掠夺了全部的财产的武装窃贼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处罚,反而会把他们的首领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因为在凡夫俗子看来,无所不能的神自然是正义的。在罪恶登峰造极的国度里,欺骗和暴力掠夺就成为法律。

这是一个中国年青人赵枫生写于“2008年6月3+1日”的《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中一段话。这是又一个敢说皇帝光屁股的阳光男孩,一切为皇帝涂脂抹粉的老
、中年人都应该在他面前感到羞耻,而不是公开卖弄风骚、哗众取宠,还自以为得计。

从美国买来的是破铜烂铁,从俄罗斯买来的呢?

张麟征攻击马英九很重视美国利益,“因为他将来连任都要靠美国,所以他说要采购必要的防卫性武器,提升台湾的国防预算”。张麟征和另一个“学者”一唱一和地责问台湾当局为什么不把军费用于民生?攻击台湾从美国买来的武器是“破铜烂铁”。

但张麟征等人却不敢问北京当局:为什么不把每年两位数增长的军费用于盖学校,以致四川地震中有上万个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被豆腐渣工程所埋葬?2008年,中国国防费用“预算”为4,177.69亿元,比2007年的“预算”又增加了17.6%,而同年台湾预算只有3,235亿台币,是中国的五分之一左右。

张麟征等人当然也不敢问北京当局:从世仇宿敌俄罗斯那里买来的武器是不是破铜烂铁?

张麟征等人当然更不敢问北京当局:中国为什么要把一千三百二十八枚战术导弹部署在台湾海峡?其它如中俄、中蒙、中印、中越等边界,黄海沿岸又部署了多少导弹?

张麟征为中共解决了一道难题

我今年是第一次去台湾观选,在台期间曾和朋友讨论过选情及选后发展。许多人都以为,共产党一定欢迎马英九当选,而且都以为马上台后,中台关系一定会一片光辉灿烂。

而我却独持异议,以为未必。我根据共产党的“不斗行吗”的本性判断:陈水扁当选,对中共反而有利。因为陈水扁明火执仗搞台独,中共可以对他大骂特骂。但对马英九,是你瞩意的人选,是主张“不统、不独、不武”的人,怎么骂?不骂,一下子失掉了革命对像、斗争对像,日子怎么过?

现在好了,张麟征帮共产党解决了大难题。她为共产党找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马英九就是妖魔鬼怪呀,马英九“大陆政策特色是政经分离、只要不给”呀,“马英九不会和大陆谈统一”呀,“他吃定大陆,走的是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路线,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独台路线”呀,“小脚放大的大陆政策、拿开裹脚布小脚也不会长成天足”呀,“马英九的大陆政策不可能为大陆全新翻造,两岸不可能一下子水乳交融,任用赖幸媛就是为了踩煞车”呀。马英九一下子成了十恶不赦的魔鬼,成了北京当局的新敌人,成了共产党革命、斗争的新靶子。好!真是好。

张麟征功劳可谓大矣。

张麟征自作聪明,大拍共产党马屁

张麟征大言不惭地说:中国也不点破,对台湾执行的是寓言《北风和太阳赛跑》中的阳光政策,大陆很自信,马英九所开出的包机直航、经贸正常化等清单,大陆全面响应,什么都给。大陆也不笨,争取不到马英九,就争取台湾的民心,把政策做到岛内,让台湾人心里舒坦,消除对大陆的敌化。其得意扬扬状,儼然是中共代表、中共心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师。

但,稍有常识的人都应替张麟征感到害臊。且不说她有什么资格充当中共代言人,为中共解画?只问张麟征:中共连几亿农民的心、几千万下岗工人的心、几百万灾民的心都争取不到,西藏的人心、新疆人的心、内蒙古人的心,都安抚不了,遑论争取台湾的民心?

其次,张麟征挑拨说“马英九要夺回两岸政策的主导权,大陆也不是没有牌可以牵制马英九的。吴伯雄登陆,大陆将接待吴伯雄的规格抬高到和连战的破冰之旅一样,将大礼送给吴伯雄,管你海基会才是第一轨道,就直接把好处先给国共平台。再者,大陆将来很可能打民意牌,利用立法院监督行政部门的政策是可着力的。”这一方面是极力离间马吴关系,极力分化府院关系,唯恐台湾不乱;另一方面又大拍共产党马屁,吹捧中共“高招”,把肉麻当有趣。

张麟征自作多情,但徐博东不领情

张麟征虽自作多情,为中共出谋献策;教北京当局如何向台湾民众“示惠”收买台湾民意,如何挑拨吴伯雄等人与马英九的关系,如何让立法院约束马英九,如何与台湾争夺外交空间等。可谓殚精竭虑、用心良苦。

不过,我担心张麟征只会枉作小人。中国共产党自诩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怎么会听一个资产阶级教授的乱指挥?张麟征挖苦马英九可以当民进党,甚至于台联的主席;而我则以为张麟征有资格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或政治局政策设计院院长的;只因张麟征够聪明、多情、多计,又够心毒手辣。

万恶的台独分子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虽被我党骂得狗血淋头,但在这次五一二四川地震人祸中,尚且每人都捐了二十万新台币;谢长廷并且愿意负责募款凑足一百万元。(请悄悄地问一声,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贾庆林们捐多少?)台湾当局就立即透过陆委会及海基会,向中国表示愿意提供包含台湾特种搜救队及各项物资的协助。台湾行政院长张俊雄决定,将捐款二十亿新台币(约四点五亿元人民币)的金钱及物资赈灾。当时马英九未上任,也表示会配合协助。你再骂他们,不显得不厚道吗?

再则,对一个吃里爬外的人,共产党也未必相信得过她。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徐博东便当场向张麟征“谢绝好意”。徐博东居高临下地教训张麟征:反独易、化独难;促统要超越目标,只宜做、不宜说,这叫阳谋;不要怕赖幸媛入阁,唐飞当院长改变陈水扁台独路线了吗?没有。徐博东句句表现他比张麟征高明几百倍,不知张麟征当时在台上是什么滋味。

张麟征教授,这几十年不知有多少比你聪明、比你多情的知识分子吃了共产党的大亏、自取其辱、自取灭亡,他们或死于刑场、或死于监狱、或死于劳改农场、或苟且偷生于新中国的水深火热之中;其中许多人就是从美国、英国、欧洲,甚至台湾跑回去的,这些人之中有以为有机会报効祖国的,有以为有机可投、向共产党分一杯羹的,给果都上了贼船,一失足成千古恨,后悔莫及矣。

张麟征教授,你能从那些亲共、拥共、爱共、媚共、投共前辈的覆车之鉴中,吸取一点什麼教训吗?

写于“六四惨案”十九周年后二日

杨宽兴:父亲的大跃进记忆

对于年长的乡亲们来说,在走马灯式的政治运动中,大跃进记忆可能是最难以忘怀的,这些祖祖辈辈在土地上耕作的山东沂蒙山区农民,终其一生的劳作,只求一个温饱,但大跃进的愚昧和疯狂却使他们连自己的最低要求也难以满足,由于这个缘故,自孩提起,瓜棚豆架之下,便会常常听到他们对于可怕生活的回忆。但是,由于年龄的差距,作为孩子的我,最多只能记得一些回忆的断片,对于五十年前家乡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其实是不甚了了的。时值大跃进五十周年,当我决定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那些依然健在的乡亲,父亲却自告奋勇:“我先给你讲一下。”在自家人面前,每一个从大跃进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

1958年到来的时候,父亲16岁。大跃进运动是从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始的,但在父亲记忆中,与大跃进密切相关的饥饿却是从1958年春天开始的——1958年的大跃进还没有开始,父亲便与奶奶一起外出讨饭了。

1953年的统购统销和1955年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将越来越多的粮食从乡村抽走,加上1957年收成不好,春节刚过,父亲便开始体会到饥饿的滋味。于是他上山掀蝎子卖钱,这是全家唯一的现金来源,卖掉蝎子后,父亲会带上村里发给的定量供应粮粮本,到乡政府所在地的粮所买些瓜干补贴家用,那个春季,父亲靠掀蝎子赚到的钱,为家中增添了差不多一百斤瓜干的口粮,但供应粮定量是有限的,当无法买到更多的粮食时,奶奶只好领上父亲和姑姑到几十里外的村庄里讨饭,在老人们的记忆中,除了日本人打进来的年月,很少会发生讨饭的事,乡下人讲究面子,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是不会出门讨饭的。讨饭是件丢脸的事,所以要走得尽量离家远一点,不要被人认出来才行。于是,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农民往往相互交叉进行着这种丢脸的生计方式。

不过,大跃进运动的展开让父亲感到很高兴,因为不用再外出讨饭了。政治动员之后村里迅速办起了公共食堂,然后就开始了共产主义生活。一开始,食堂遵循着按需要分配的原则,允许村民敞开肚子随便吃,就连过路人饿了也可以随便走进路边的村庄里吃饱饭再走,这使父亲即使遭受后来的严重饥饿,仍有些怀念那短暂的共产主义社会。

公共食堂办起来后就是大炼钢铁。炼钢炉并不是每村都有能力建起来的,年仅16岁的父亲和一些同村劳力被集中起来,步行到30里外的里庄去炼钢铁(据说里庄出产矿石),住的是里庄农民的房子,吃的是里庄农民刚建起来的食堂。饭仍然是管饱的,于是,摆脱了饥饿威胁的父亲感到浑身是劲,下决心要为大跃进卖力。可他们很快发现对于炼钢铁这件事根本找不到头绪,别的不说,通往铁炉的轨道车(俗称轱辘马)上面就没有提供。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要父亲他们回到本村将自家的木床一锯两半,连接起来作为轨道,再把原本放衣服的空箱子抬去,装上四个轮子,作为运送矿石的工具。炭火自然是炼不出矿石的,便四处寻找铁器来重新回炉,很快,农民家里的铁锅、铁螯子便被一扫而空。

石头和金属融炼为一块块铁疙瘩,显然不是合格产品。等了几天,上级来了指示,把铁疙瘩送到八九十里外的垛庄去再加工,那里有一个“更高级”的炼钢炉。但这时候沿途各村的公共食堂已不再向过路人提供免费食物,父亲便担上三天的食物和一块块生铁蛋子,朝垛庄进发了。磨洋工是共产主义的通病,往返垛庄一次要用至少三天时间,当他们终于到达垛庄,把生铁蛋子朝地上一丢,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鬼知道垛庄的炼钢炉最终有没有炼出钢来。

不管怎么说,共产主义是管饱的,16岁的父亲在共产主义的阳光雨露下屁颠屁颠地干得很高兴,而他的共产主义觉悟也日复一日地在提高。就是这个时候,乡里办起了劳动大学,由于父亲属于当时的知识青年,便被抽调到乡里的劳动大学“就读”。所谓的劳动大学,除了晚上被集中起来唱歌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学习,父亲每天的任务就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吃得很差,这让他感到很有些吃不消,好在没过多久又被抽调参加了村里的青年突击营,到王家庄去伐树烧木炭,作为炼钢铁的燃料。王家庄是一个交通十分不便的山村,村子里长了上百年的大树很快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父亲所在的青年突击营见大树就杀,一直杀到王家庄再无可杀之树,才转战到水泉峪村,使水泉峪的大树成了第二批牺牲品。家乡的山上原是茂密的树林,自1958年的砍伐起,植被覆盖率连年下降,迄今再未恢复生机,自我记事起,山丘便是光秃秃一片。

1958年就这样过去了,对父亲来说,1958年是繁忙的一年,但也是不再挨饿的一年,尽管到了1958年底村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但青年突击队的伙食供应还是能够保障的,只是饭菜质量逐日下降罢了。

1959年一开春便开始修水库,村里的青壮劳力被抽调到几十里外的黄土山,将土地上的营生丢给妇女和老年人。所有我曾问过的家乡老人都告诉我1959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1959年和1960年也不存在什么自然灾害),但由于少了青壮年劳力的耕作,加上共产主义大锅饭的低效率,庄稼只能被马马虎虎地种上。与父亲同住一村的母亲当时只有10岁,在她的记忆中,这一年总是吃不好,但饿肚子的时间还不是很多,因为越来越多的男人被抽调到外面修水库,村子里吃饭的人少了。公共食堂依然在办,但已不再允许过路人打秋风。至于村民家中的存粮,早就被以“挖老鼠洞”为名的搜粮队搜走,没有被搜走的,也不敢拿出来吃,由于担心受到批斗,即使在人快要饿死的时候,这些存在地下的粮食也只能继续埋在地下。

雨季开始的时候,父亲从黄土山回到家中,由于麦收刚刚过去,仍然没有遭遇严重的饥饿,但与在黄土山水库的生活待遇相比,伙食质量显然在下降。不过,一项更大的水库工程在雨季过后又开始了。这一次是在家门口修水库,而且是当时的国家重点工程。自我记事起,这座如今被称为云蒙湖的岸堤水库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夏季里,它是我童年生活的主要乐趣所在,但也残忍地先后夺去了我家两条人命。1959年,为了修建这座水库,政府集中了方圆几个县大约7万人(号称10万人)拦河筑坝。由于是国家重点工程,在当时全国已经普遍存在饥饿的情况下,被抽调到水库工地的劳力们仍然可以有一口饱饭吃。这再一次减少了当地农民遭受死亡威胁的风险,不过,庄稼活更没人做了(一些妇女也被抽调到水库工地),到了秋季的收割季节,由于缺少劳力,有些生产队索性用牛拉犁的方式刨地瓜,而刚刚被刨出来的地瓜,则被就地掩埋地下,算是被储存了,这导致当时作为主食的地瓜大量变质腐烂,当严重的饥饿来临时,村民挖出掩埋在地里的庄稼,却发现已基本上没法食用。

修水库的工作是艰苦的,作为农民他们不怕苦,但在冬季施工的时候,几乎每个劳力都有过下水工作的可怕记忆。父亲回忆说,天上漂着鹅毛大雪,人一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反而觉得很暖和,不想上来,挖完沙子后,一跃出水面,立时就会冻得骨头疼,赶紧钻
进旁边的帆布棚,将光溜溜的身子扎进柴草里取暖——连把烘干身子的火都没有。“受的那个罪啊,没法说。老人们说,修水库给国家做出的贡献,比当年支前还多。”由于总是下水工作,民工们身上的皮肤裂开了鱼鳞口,一到晚上睡觉,就又疼又痒。

不管怎么说,受苦受罪和死亡相比,总还是仁慈的。家乡的许多老人都曾对我说,也许正是因为修水库所受的这份哭,使村里终于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为了保障重点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总要让这些壮劳力活下去的。

但1959年底到1960年的可怕饥饿还是到来了。不参加修水库的老人和妇女从夏季就开始挖野菜、摘树叶,掺着粮食做饭,可是到了冬季,野菜和树叶都挖不到了,人饿得头昏眼花。十几里外的刘官庄(巨山)一带不时传来饿死人的消息,父亲的姥姥就是刘官庄村的,姥姥来村里讨过饭,但尽量避免从女儿家中走过。后来父亲了解到,刘官庄发生的饿死人现象主要是在老年中当中,为了孩子们能够活下去,老人先是吃树皮,后来就吃观音土,肚子涨得老大,却没任何营养,饿死前连观音土都吃不上,抓起地上的黄土就吃,死的时候,手指仍然深深插在泥土中。

因为即将成为库区,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了,这再次降低了饥饿给村民带来的死亡威胁。当时村里大约有500口人,按照上面的计划,要迁移到黑龙江省海伦县约200人,其他人搬到高处的山坡上居住。山东人恋家,很少有人愿意离开故土,但上级已经制定了搬迁的标准,家中没有老人的家庭首先被编入迁移队伍。当时,我的老奶奶(父亲的奶奶)已超过70岁,所以全家可以不必背井离乡。但母亲家中的老人身体还硬朗,却是要迁移的,于是母亲随家人去了东北。但不到一年,移民纷纷回返,母亲又随家人回到时代居住的村庄。假如没有这种对故土的眷恋,我的父亲母亲将不会在多年后结为夫妻,也就不会有我的出生了。

移民开始前村里还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有一户人家做了豆腐准备带在路上吃,把豆腐渣用来请客,一位前来道别的临村的亲戚好并不容易见到吃的,猛往肚子里塞豆腐渣,吃完后一喝水,豆腐渣便在胃里膨胀,结果刚出村口就涨破肚子而死。

由于部分村民的离去,村里的粮食压力有所减小,但父亲仍然饿得要命,麦糠、野菜、树叶都已吃过,到了冬天,粮食越来越少,加上又有很多村民从黑龙江返回,饥饿的威胁更加严重。食堂已经停止,村里每五天一次向村民发放粮食,当时父亲已担任村里的统计员和粮食发放员,经常饿得直吐酸水,有一次饿昏在村部,但他告诉我,自始至终没有多拿过村里的一粒粮食。我对父亲的讲述表示怀疑,可他却说那么做并不奇怪,当时的政治宣传工作的威力,即使在饥饿面前,仍然是有效的。

到了1961年,移民黑龙江的村民已多数回返,粮食越来越不够吃,在那个漫长的饥饿时期,农民只好依靠他们特别能吃苦的身体硬撑。由于水库蓄水,家园已经淹没在水里,所有的村里住在山坡上临时搭建起的草棚里,野人一般地生活着。他们不知道饥饿何时才会结束,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只是出于动物的本能,四处找点什么东西吃,争取活下来,便成了他们唯一的愿望。男人瘦得象猴,成年女人绝了月经,孩子发育不良,这一可怕的状况直到1962年的“三自一包”政策开始后,才开始有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