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哪位历史人物是抄袭之开山鼻祖？现在已经很难揪他出来了。抄袭的发肇，估计与早期的史家有关。

清末民初的学者、诗人刘禺生，其所撰《世载堂杂忆》载，清末翰林周锡恩抄袭龚自珍文章给两湖总督张之洞祝寿，被人揭露后不服，刊印自己文集时还收录所抄袭之文，有人劝其删去，他说：“史汉有全篇钞人文字之例，何害？”

《史记》、《汉书》确实有周某所说现象存在。天津师大所编《史学概论》说：“班固这样的史家，在《汉书》中抄袭《史记》的地方也不少，而且有的地方竟然抄出了笑话。《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汉书。陈胜传》中说：“高祖时为胜（即陈涉）置守冢于砀，至今血食。王莽败，乃绝。’既然至王莽败已绝，怎么能说至今（东汉时）仍血食？颜师古说：”至今血食者，司马迁作《史记》本语也。莽败乃绝者，班固之词也。于文为衍，盖失不删耳。‘“ 1985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第五题是个阅读题，其阅读材料载：”《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马续补成；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记》的文字。这样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说他的书是’剽窃‘而成，算不得著作。“《史学概论》更是明确论断：在史学史上，后代史家抄袭前代史书的例子并不少见。

这怪不得史家们。一方面，早期写史时能够收罗到的文字材料实在有限，可提供资料的书仅有那么几本，不抄怎么办？另一方面，历史这个东西，也不是能够完全凭空想象着来写的，就是今天的史家写以前的历史，该抄的恐怕还得抄。随便翻翻今人的地方年鉴，其中关于当地基本情况的章节，十多二十年可能都不会变易一字。

其实，很多文章不引用前人或旁人的段落、句子，是没法写的。只要引用时标明出处或作者名称，就不会用人说三道四。《史记》中其实也有不少“孔子曰”、“老氏称”之称的字眼，为什么其它一些“抄袭” 的内容不也如此对待呢？1985年高考试卷提供的材料说：“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这话自然不错，但毕竟树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后世的抄袭方式，那就是五花八门了。

有“攘善”之说。攘者，夺也；善者，美也。“攘善”即掠人之美，即据他人文字坦然以为己有，即使用他人观念而没其名。晋代注经名家杜预、郭璞注《左传》、《尔雅》，虽然有不少自己的独到见解，但也干盗用前人见解而不一声不吭的勾当，据说对后世学风影响很坏。

有“让善”一说。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中《让己之撰述成他人名》篇云，“大凡据他人撰述为己有者，须分让善攘善两种”。他说，所谓“让善”，即“经撰述之人愿意，更名刊行，或本为他人作嫁”。他指出，“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皆门客凑集成书，不自列名，吕不韦、刘安尸之”，而且说“我朝类此亦甚多”，并罗列了一大堆事例。看来“让善”事业是在一朝一代的不断发展壮大。当然，这“让善”与纯粹的抄袭应该还是有区别的，但无论怎样，它们之间至少是很近的亲戚关系吧？

最可怕的是诗词写作中的所谓“夺胎换骨”，抄袭还抄袭得振振有词，说是什么点石成金。唐时已显迹象，《容斋随笔》卷一之《白用杜句》篇载：“杜子美诗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白乐天诗：“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全用之。” 宋王谠《唐语林》卷二，以及《太平广记。文章》中，记王维“有诗名，然好取人句”。说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乃“《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乃“李嘉佑诗也”。宋时黄庭坚加力推波助澜，“夺胎换骨”达到高潮。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之《黄鲁直诗》篇载，黄之《题画睡鸭》：“山鸡照水空自爱，孤鸾舞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 全“点化”自徐陵《鸳鸯赋》：“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其《黔南十绝》“尽取白乐天语”，“七篇全用之”，“三篇颇有改易处”。如“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王安石也是个”夺胎换骨“的高手，他的手法是”集句“。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载，”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多韵，皆集合前人之句“。王权高位重，开了如此好头，”后人稍稍有效而为者“。或者黄、王以为他们的行为风雅有趣，但王若虚在《滹南诗话》里就毫不客气地指出：”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

最无耻的当然就是毫不客气地，找不到任何借口地，整本整篇地，直接下手照搬照抄了。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校点者，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周晓薇在该书说明中指出，这书“全是抄来的”，“总的来说是抄得杂乱无章，不像一册有水平的撰述”。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之《盗窃他人撰述》篇，一口气罗列了五件抄袭事件：“高士奇所撰之《春秋地句考略》”，“实为秀水徐善所撰”：“任大椿所撰之《字林考逸》”，“实为归安丁杰所撰”：“秦嘉谟所撰之《辑补世本》”，“实为阳湖洪饴孙所撰”：“马国翰所辑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实为会稽章宗源所编”，“傅洪泽所撰之《行水金鉴》”，“实为休宁戴震所撰，或云归安郑余庆撰”。并直斥五人为“撰述中之盗贼也”。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还有抄袭者贼喊捉贼的。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之《戴震窃书反咎人窃》载，戴东原“晚年云，吾所著书，强半为人窃取”，可这人的“《畿辅水利志》窃之赵氏东潜；《水经注》窃之全氏谢山”。

不知道祖宗们为什么对抄袭那么宽容。上文所述各类抄袭者，大都是些名人，除偶尔有人小声骂骂他们是窃贼外，抄袭既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影响他们到当时与后世之名声。前文所述《世载堂杂忆》载周锡恩抄袭龚自珍文章一事，周不禁满不在乎，朝庭也根本不加理会，他居然还因抄袭被揭露一事对张之洞心怀不满，联合了另外一个抄袭张之洞文章的文抄公，在当时的湖北政坛掀起了一场大风波，把张之洞和揭露他抄袭的人弄得十分狼狈。《世载堂杂忆》之《剿袭老文章酿成大参案》篇，分四节对这一风波进行了详细介绍。大约是讲一个叫徐致和的人，进京会试所作之文，三分之二抄自张之洞以前会试中解元的文章；而周某“由翰林告假回籍”，张“重其学问文章”，“游燕”“必为上客”，光绪十五年张五十五岁寿辰，周受众人所托写了一篇“祝文”，张很欣赏，结果张的属员赵某查出周文有三分之二抄自龚自珍文集里的一篇文章，张很生气，认为周某“欺我不读书”，于是便疏远了周，对赵“宠任有加”；周销假回京后，与在京为官的徐密谋，参张“任意妄为”、“宠任宵小（即赵）”，朝廷便派了人去查，结果是张没事，赵“革职永不述用”。两个文抄公官照当，寻衅报复被抄袭者和揭露抄袭者，反而占了便宜。

万万想不到的是，抄袭这种龌龊行为，居然也不是一无是处。宋金盈之的《新编醉翁谈录》虽然连抄袭的水平都不高，校点者说：“其中所抄之书如《京城风俗记》等早已失传，亏得此书抄了进去，还可以让人看到北宋时汴京的风俗人情”。

记得滕彪兄问我，关于几部反死刑的电影。这部英国片是晚近的一部，已有两年多了，但去年又在美国公映，挑起又一股死刑废立的讨论。

这两周想得最多的的一个词，就是大赦。512地震当天，我一个朋友还在看守所里。我就特别看监狱的新闻，一周之内，从灾区监狱发出了6万多条报平安的短信。在什邡看守所，一位在押女性哭喊着说，“明天我就该出去了，开门放我吧”。他们的所长刘河川，就像电影里那位英国首席绞刑师阿尔伯特一样，冷静，专业，又暗藏对生命的敬畏。这位刘警官决定先斩后奏，打开监室，对犯人说，“不要慌，死亡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此后两天，他下令打开两道中门，不再上锁，预备犯人随时疏散。

在北川看守所，6名干警，死亡4人，剩下两名警官用手刨出了25名在押人员中的19人，领着他们翻山逃离。

关于死刑的话题，其实可以有个设问，假若一个已判死刑的人被埋在地下，要不要像对其他人一样，冒险尽力救他？

我想，如果是电影开头的阿尔伯特来回答，一定是先救再杀。但到了片尾，这位从1933年到1956年，亲手绞死了608人的绞刑师，在自传中这样说，“我反对死刑，除了复仇以外，死刑没有任何意义”。

这是一部将刽子手的光荣与梦想，耻辱和痛苦，描写得一波三折却又波澜不惊的电影。英国演员的表演有一种本事，就是叫你看着比他还难受。阿尔伯特创造7秒半的绞刑最短时间记录那一幕，手脚干净地令人想要呕吐。事后，他如庖丁解牛一般，缮刀而藏，在休息室点燃烟草，忍不住对助手说，这下他们（指其他绞刑师）再也没有机会了。

从一个方面说，英国司法制度和绞刑师们所追求的死亡时间的最短化，在死刑未曾废除之前，具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专业性。一开头，这部电影最冲击我的，是那个绅士般的死刑执行过程。和法国著名的“合法杀人家族”桑松家一样，阿尔伯特也出生在一个绞刑师世家，他父亲绞死一个死囚的平均速度是13秒。他平日给人送货，偶尔收到政府的来函，他就收拾行头，离开家人，前往即将执行绞刑的监狱。

前一天，一般监狱长会带着阿尔伯特和他的助手，详细介绍死囚的情况，检验绞刑室的设备。阿尔伯特透过门上的匙孔，观察死囚，以他的经验判断对方的身高、体重，甚至性格和可能的反抗，然后精确地决定绞绳的长度，保证在那一瞬间，有足够的力量，使死囚的第二根椎骨与第三根椎骨之间断开，让其立即死亡。

当晚，阿尔伯特和助手就住在狱中，等待第二天清晨，突然进入死囚的房门，沉着地对他（她）说，转过去，跟我来。然后引着将死者走入侧边的绞刑室，在绳圈前，阿尔伯特看着对方，扶住他（她）的双肩，以一个优雅的姿态，从礼服上衣口袋中，扯出白色的套子，蒙住死囚的头，套上绳圈。最后走过去，扳动机关，看着那个被政府杀死的人，从空中落下。

整个预备和执行的过程里，狱长，绞刑师和助手，都穿着礼服，仿佛出席的是一场盛宴。英国绞刑师的理想是，尽量缩短从一个死囚看见刽子手的那一刻、到最后离开人世的时间。序幕中，监狱长召集了一班绞刑师，是这样说的，“时间越短，痛苦越少，对他们来说是这样，对你们来说也一样”。

很奇怪的是，英国政府为什么不直接由警方执行绞刑，而要聘请非政府人员的绞刑师呢。我的解释不是为了追求专业化，而是这件事情的卑微和令人痛苦的程度，超出了一个公务员所能承受的。政府宁愿把这件事交给那些甘愿世代操持这一行当的民间作坊。

阿尔伯特是孤独的，他的这份兼职高度隐秘，不为人知。他的母亲叫喊说，我对你爸说过，永远不要把这件事带回家来。结果有一天，阿尔伯特绞死了他的好朋友，回家跪在妻子面前，求她抱着自己。妻子绝望地说，我做不到。你以为这么多年来，你是唯一为此承受痛苦的人吗。我们说好的，我们之间永不谈论此事，过去不谈，将来也不会谈。

一份合法杀人的职业，就这样摧毁了夫妻之间的敞开与合一。

回想1933年，他第一次被政府聘为绞刑师的助手，当那位绞刑师面对死囚的一瞬间，慌了阵仗，下不了手。阿尔伯特果断地接过绞刑师的位置，像外科医生一样冷静。那位绞刑师事后将自己的报酬给了阿尔伯特，说，我无法留着这个钱。此后，阿尔伯特一路成为英格兰最优秀的绞刑师。

绞刑执行完毕，阿尔伯特和助手下去解开死者，负责为他们清洗。电影里最动人的台词，阿尔伯特冰冷外表下内心世界的表白，差不多都发生在这个黑漆漆的绞刑室下层。助手厌恶这个部分，说为什么不能叫殡仪馆的人来做。阿尔伯特说，因为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服事死人。罪犯已付出代价，现在他的身体是清白的。

他向助手传讲自己的绞刑经，记住，“是政府要杀死他们，不是我们”。记住，“他们做过什么事，和我们无关”，所以，“每当我走入死囚室，我就将阿尔伯特这个人留在了外面”。

二战结束后，阿尔伯特的一生陡然翻转。蒙哥马利点名要他赴纽伦堡，执行对纳粹战犯的绞刑。这位英军统帅说，那些俄国人，让犯人掉在空中晃荡半个小时才死。你去，让他们知道英国司法制度的仁慈和专业。

回到家乡，阿尔伯特的职业曝光，一举成了万人拥戴的反纳粹英雄。连妻子也开始为他骄傲。社会对你的评价，不在乎杀人，在乎你杀的是什么人。然而，反死刑的浪潮随后就来了。阿尔伯特每回去监狱执行绞刑，外面就聚集起越来越多的抗议者。他的名字，从云端跌落，成了残酷刑罚制度的代名词。

直到这一天，他的好友在绞刑室叫出他的名字，那个被留在外面的阿尔伯特，终于回到了现场。他失去一贯的沉着和漠然，目光游离，心思翻腾，一生的职业开始崩溃。

阿尔伯特的辞职，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1965年，英国停止了死刑的执行。我接下来的话和电影没有关系。后蜀时，成都曾发大水，溺死了五千余人，蜀王颁旨大赦，四川全境所有的犯人，全都出狱回家。因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还是那个设问，已判死刑的人压在废墟里，要不要冒险救他？其实和阿尔伯特也有关系，因为他一生的痛苦，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2008-6-4

资料室窗外五六十米，是一所区重点小学。周一他们有周总结，同学们全部在第二节课间提前进班（取消间操），奇怪的是虽然让学生在教室里收听，却不关闭对操场广播的大喇叭，那声声严肃的教训折磨着资料室里的我。我想，他们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他们想教训我，想教训我们这些已不属于那个地方的每一个人。不，他们不是教训，而是在炫耀。我已不能静心读书，必须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我下定决心，绝不把我的宝宝送进这样的地方，这是所糟糕的学校。

听听吧，那是我们在共产国家的小学校都听到过的严厉的、一本正的女中音：

“ 好了，在操场上玩的同学，赶快回到教室。今天是周一，是我们每周固定的周总结时间，希望同学们马上停止游戏，回到班级！马上停止游戏！……马上停止游戏！尽快回到班级。那边跳皮筋的两个女生！你们是哪个班的？还不赶快回教室！怎么说这么多遍还听不见吗？！……好了，请同学们坐好。请老师和班干部赶快维持好班里的秩序，不要有人再说话了！今天是周一，每周的这一天都是周总结，难道还不知道吗！？可是还是有的同学不重视，在操场上玩，不及时回到教室！这一次，我们就不点名批评了，学校也都会对这些有所记录。以后一定要注意！好，现在开始周总结。这个，大家知道啊，上一周我们全校组织了春游，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可以说，同学们都达到了兴奋的程度。可是一兴奋，就忘掉了纪律，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首先，大家知道，我们每个楼层，都有为防火用的灭火器。上一周，我们发现有的灭火器被有人撞倒了，造成了粉末泄漏。这里虽然不排除下课时，同学们往操场跑，拥挤时不小心把灭火器碰倒了，但是，从现场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还有同学是故意弄倒灭火器，造成粉末泄漏的！这样的错误情节非常严重！如果有同学发现是谁故意搞破坏，欢迎同学们向学校进行举报。我们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都有义务维护这个学校的秩序。共同管理好这所学校是每一个同学的责任。我们绝不能容许有人对这所学校的随意破坏！对于举报的情况，我们会认真调查，对有意破坏灭火器材的，我们要给他所在班级扣分，严重的要对本人通报批评。对于举报的同学，我们要给予表扬。还要给他所在班级加分！（天哪，听到这里，我马上想起了《女人香》还有《春风化雨》，可怜的孩子们，你们从没听过这些电影。还有那些可怜的老师，你们也根本不可能知道那些最基本的合乎人性的价值观。）……”

接下来，她又谈到不能在走廊扔垃圾的问题。口气依然十分严厉。依然重复着训斥、责备、加分、减分、批评、管理、空洞的说教， “主人翁精神”！我记得孔庆东老师讲过他少年时的那个老校长，如同老校工一样，随身带着钉子锤子，对每一个松动的桌椅敲敲打打，结果同学们再也不会把他们弄坏。眼下这个训话的老师做得到吗？把责任推给孩子！我们的学校的管理者们正心安理得的这样做着！

这个国家这样做已经是由来以久了。曾经那些国家的管理者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子民”。当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实际我们就成了最顺从的付出者和出卖者！当有一天我们觉醒，我们明白我们傻子式的“崇高”、“骄傲”不过只是有人给我们造出来的安慰剂式的泡影，我们可以不再被欺骗和被利用，可几十年来耳濡目染从而浸到骨子里的管理者的这一套，我们拿出来对待他人却依然那么得心应手！谁还吃这一套？只有我们可怜的孩子！呜呼，欲哭无泪！那些震荡过后从“豆…腐…渣”工程的瓦砾中爬出的孩子们，不是还没来得及痛哭一场就开始与老师一起欢迎起奥运了吗？

为那肆无忌惮的权力，我的心中有深深的诅咒；为我们的民族，我心中有最大的悲哀！

提起这个题目我又要提起一段往事——后来每每回想起来就让我有些黯然神伤的往事。1997年台海危机一触即发，台海周边形势紧张。当时我们在华盛顿做了一个日本和台海问题的研讨会，会议主发言人是来自日本防卫厅的主掌美日情报交换的某君。这位日本情报官在谈到周边各国对当前局势的看法的时候，使用了排列句子。说到美国可能出现的情况，他的排列是：白宫如何看待危局，国会如何做决定（出兵要国会批准），美国的民意又会如何演变（因为美国民意会最终决定总统如何介入台海危机以及介入多深）；他说到日本的各界的反应是这样的：日本首相会如何、日本执政党和国会又如何，右派势力会否抬头，以及日本民众的民意走向会如何影响事态发展，影响有多大；在他谈到台湾时，排列也是类似的：总统李登辉的意思、军方的忧虑以及台湾2千多万民众的态度如何决定台湾的政策……

最后他说到了中国大陆也是这样排列的：中国政府的看法（他又把它分成了温和派和强硬派），中国军方的一些看法，中国地方政府（诸侯的态度）——文章到此结束。

日本情报官对于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台海危机，提出了当时牵涉其中的各国可能持有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基于公开资料和日本情报部门的研判，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可是他的报告刚刚做完，美国前驻北京大使馆武官文某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报告在谈到各国各方势力的态度时，都提到了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比较全面。但是，我也注意到，在你提到中国各方面的反应和可能对最终政策的影响时，你唯独没有论及中国民众和中国的民意。12亿人的意见难道不重要？

事情过去很久了，而且我也在一些场合提到了这个例子对我的影响，可是，今天还是想起来了，并先记录下来。也许现在的中国有所不同了？但愿如此。但那天那个日本情报官为自己论文的辩护是这样说的，中国的民意应该是和官方一致的，至少是被控制的，他们自己的发不出来，就是发出来也不会影响政府的决定。而且，在没有任何独立的途径得到中国民意相关数据时，我还是认为不能写进论文里，不严肃。

12亿民众的民意竟然是无法预测的，是被政府控制的，是不严肃的，对于我这位12亿人中的一员，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1997年后互联网迅速崛起，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大陆民意的重要工具，然而，如果从学术的角度，那些数据还是有些问题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互联网反应出的大陆民意就是准确的？没有被控制和删减吗？

好了，这个话题先放一下，回到《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真相揭秘》的第二篇来。在上一节里我说了，为什么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真相可能在几十年内很难有大白的一天，那么没有真相，我们是否就停止探索下去？当然不是，我们可以假设真相——因为真相只有两种：误炸和故意——我们分别假设，然后来好好分析一下问题，也算是无奈中的选择吧。

今天我要假设的是：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误炸——所以这个误炸就不使用引号了。过去九年，主张是“误炸”那一派人提出了各种理由，我这里不再重复。只提一点当时一度让我也认为是误炸的主要依据，也就是我对白宫的观察。

轰炸事件发生后，最震惊的当然是北京当局，然而，还有一个同样震惊的却是白宫。克林顿在短短几天里，连续召开了大大小小的六次会议，发了不下三次火。其慌乱程度让人吃惊。当然大家也许说这是做戏，但应该不会逃过我的近距离观察。再说，当时牵扯的人员很多，白宫如果真在演戏，那水平也忑高了。从克林顿的震怒和手忙脚乱来判断，他对轰炸使馆事件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虽然不排除下面特别是CIA搞鬼（下一节内容），但对于白宫最高当局来说，那确实是“误炸”。这些可以留待后面再追究，这里只假设“误炸”成立，然后我们继续讨论下去。

如果“误炸”成立，那就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过激反应。我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并不是从美国人如何看待我们的反应，他炸都炸了，我们激烈一下又如何？我是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安全出发。大家都知道，从1996年台海危机一路走到1999年，中美关系走得是非常艰难的，我亲眼见证，走到1999年时，两国的关系发展得还算满意，特别是克林顿，竟然搞出了一个当时连大多数美国专家都觉得不知所谓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当然对中国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坏事。

“误炸”使馆事件出来后，中方反应之大，出乎意外，中美关系一下子降到底点，甚至比1996年台海危机时还要恶劣。“误炸”大使馆的一个最大结果就是中国民众的爱国激情被炸了出来，这激情如此之烈，以致让人无法分清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了。两年前那位日本情报官已经回到日本情报部门任职，我想这使他一定很吃惊，他会不会说：哇塞，中国民众的声音终于发出来了？

但发出来了是发出来了，问题却在于，这种声音有多少可以进入他的研究报告之中？或者他又会在现在的情报研究中如何评价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呢？他会提醒日本和美国政府不要掉以轻心？研究周边问题的情报分析对于这种爱国和民族主义当然不会错过，但中国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混合是否是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一种重要依据？或者只是政府掌控的一种用来达到自己对外对内政策的一种手段和策略？——相信这是美日情报机关最为关心的事情了。

这也是我今天要说的最主要意思，虽然和轰炸大使馆离得有点远。大家不妨思考几个问题：中国民间痉挛似的爱国激情和时不时冒出来的民族主义对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有影响？是否影响中国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日本等国家的关系？是否影响我们的国际贸易？是否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了中国融入世界？那么再思考一下，每一次的爱国热情过后，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

对于我来说，这尤其重要，因为我也爱国，也激情，但无论怎么激情的爱国，我的目标是要中国能够继续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而且政治不断进行与时俱进改革。而这也是我对一些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非常之担心的，认为任何人不管你高调还是低调爱国，不过你说自己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如果你的爱国不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中国人的人权得到保障，生活安定，政治清明，如果你的爱国不符合人类日益接受的普世价值，你的爱国就是误国，你也就无异于爱国贼。爱国也就是爱民。

这就是每一次看到爱国又起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会不会把国际关系全部搞坏了？会不会破坏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会不会，说到这里我是很欣赏“韬光养晦”的策略的——你还别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调查，我得出了也许让很多反对冲动爱国的人士不那么喜欢听的结论：中国民众无论是反日抵制日货，还是到抗议美国轰炸大使馆，再到把爱国大游行搞到国外去，保护圣火等等，所有的这些激情大爱国，都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正常交往，没有影响多边经贸关系。

从这一方面说，我对中央政府的清醒头脑大加赞赏。他们显然比爱国的群众更“理智”，你砸大使馆可以，但中美关系特别是和美国人做生意一如既往；你到街上喊两声抵制日货或者砸两部日本汽车可以，但在政府的主导下，一部日本小车被砸倒，千千万万辆日本小车站了起来；你说抵制法货可以，但如果真激情到家乐福门口去折腾，公安会伺候你；你把美国怎么骂都不为过，但中美贸易一日千里，人员交往日新月异……最主要的是，几乎所有的爱国热情都是被政府的某种言行及时划上了一个句号：就在海外留学生爱国爱得要死要活的时候，中央发话了：干好你自己的事就是爱国。就在抵制日货呼声没有停下来时，领导人说了，记住历史，忘记仇恨；就在愤青们都想把CNN吃掉的时候，却发现地政救灾中，CNN是最重要一家被中央政府允许进入灾区的媒体！而且就在部分民众包括那个余秋雨高叫海外反华势力的时候，政府只字不提不说，而且还和这些外国政府打得火热……

一次狼来了，西方人很紧张，两次狼来了，西方政府冷静了一些，等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腾以反西方某个国家和个人为主的爱国主义时，西方人终于笑了。他们笑什么？他们笑我们那种奇怪的爱国主义，看上去毫无内容的爱国主义，让他们折腾吧，他们的政府不会怎么样，他们照样和我们做生意，他们照样和我们来往，一切照旧。于是，我们看到了，当中国在西方主要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挥舞五星红旗宣示爱国的时候，人家冷眼旁观，西方主流媒体甚至于不屑于报道，人家根本不把你当回事。人家知道，你在怎么折腾，你不敢不和他们做生意，不敢宣布自己把门关起来，当然那些留学生更不敢收起皮箱，打道回府，那人家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好怕的？

那么现在让我们涉入最深层的问题，既然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不但对中国政府对外决策不起影响，而且弄得外国人也麻木了，人家不但不怕，而且觉得好玩，那么这种爱国激情为什么还像肌肉痉挛一样，过一段时间就来那么一次，而且每次到来的时候，还往往让你感觉到有人在煽风点火？真得一点作用没有？目的何在？

不抵制外国产品，也不会缩减经贸交往，连国际交往也没有减少，而且我们的爱国主义几乎没有几次能够真正成功迫使西方政府对我们政府让步的，很多时候反而造成西方政府对我们发难。那么这种爱国主义到底有什么作用？

——作用就是每一次爱国主义爆发后，每一次民族主义崛起后，中国普通民众就会在激情燃烧的时候在价值观上做一次选择，就使得他们更加讨厌西方那一套！中国就离开逐渐被世界接受的西方搞的那一套普世价值观更远一点！！——这就是历次爱国主义达到的结果，也是有些那么热衷于爱国的幕后人士的目的！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一天，韩国爆发了“爱国事件”，一万多民众在政府广场示威，是有关美国进口牛肉的。看到那些韩国人，秩序井然，一手举蜡烛，一手举抗议标语，随着组织者的低声呼喊，双手交错举起，发出整体的动作，让人感慨万千。

韩国是爱国主义（或者也使用民族主义）最炙热的亚洲国家，这种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爱国大游行几乎过一段时间上演一次，然而，让我疑惑的是，韩国人在抵制或者抗议西方时几乎没有一个是抵制西方价值观的，正好相反，他们现在这种游行示威就是西方价值观最推崇的行为之一——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抵制的是某一个具体东西，这次是拿美国进口牛肉做文章，为什么？因为那牛肉有可能让韩国人的生活受到影响——于是他们爱国了。而他们爱国的方式，却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自己国土上的和平游行示威表达意见，这正是西方价值观最重要的一部分。韩国人用学习的西方价值观，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来抵制美国货和美国利益的侵入！

相对我们的爱国激情表现，至今为止，中国爱国人士的要求：抵制日货法货或者CNN，几乎没有一样实现的，可是他们却在这种无法实现的爱国大激情中，开始“自觉”地抵制起西方的价值观——最近网络上竟然出现一些人起来抵制和质疑普世价值观，堂而皇之又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

谁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我看到的就是控制得如此惟妙惟肖的单刃毒剑。我们的民族主义挥舞出去后，不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连民间的交往也并不影响。砸完美国大使馆后，拍拍手，从口袋掏出护照继续排队等待赴美签证；砸了一辆部自己买不起的日本车，然后回家偷偷蓄钱，打算买一部便宜一点的日本车；北大的那个MM义正词严地质疑了美国总统后，乐呵呵地投入到美国人怀抱；骂了一个莎朗斯通，好莱坞的大片卖得更火——而且每一次爱国运动都是在言辞节烈攻击了一通西方后，等到中国民众突然想，应该做点实际的事（例如抵制一下）的时候，突然被喊停。也就是说，把那个国家拥抱的价值观侮辱一下可以，但说到做生意和实际利益，咱哥们还得实际。

可见，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及激烈的反对西方的运动，并没有阻止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的进一步交往，特别是没有影响中国和西方在经贸、科教甚至社会方方面面的交往，唯一影响的是中国老百姓对西方的认识，对西方以人权、民主和自由为主体的价值观的了解！

现在，让我回到这篇文章的假设和我的推论，美国误炸大使馆，可是却搞出了那么激烈的抗美爱国事件，中国人民被激怒了，于是去抗议去游行去示威，去砸大使馆，就在大家快要激动到忍不住要去“援越抗美”的时候，中央接受了美国提出的赔款要求，误炸事件被确认下来，爱国游行倏然收场。

可是，“误炸”大使馆事件却成为一个深深影响中国人的标志性事件。就在几天前，我和一位比较喜欢的80后聊天，他说到自己的思想变化时，说，我以前也会同意你的观点，但1999年美国轰炸我大使馆，让我突然清醒过来，改变了我对美国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

我真是太震惊：你不会告诉我轰炸大使馆事件竟然能够改变了你的价值观？那真是太神奇了！！如果这个轰炸是误炸呢？难道你没有发现问题，你的价值观到底是被什么改变的？！轰炸使馆事件是把你震醒了？还是轰炸大使馆事件后发生的那些爱国游行事件把你弄糊涂了？！

有人说，你说了半天，还是基于这次轰炸是“误炸”，可如果不是误炸呢？好，那么就让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假设是对的，那是误炸的话，那么你如何解释这次误炸竟然阴错阳差地改变了一代人对美国（及其价值观）的看法？用你自己的脑袋想一想吧。

现在我再告诉你：我并不认为轰炸大使馆是误炸，“误炸”只是这篇文章的假设。但即使不是误炸，我也因那件事竟然改变了一些人对世界和自己的看法，而且开始塑造一代年轻人的世界观感到无比震惊。

而且，当你和我一起开始认定那次轰炸不是“误炸”的时候，在你对世界的观点改变之前，你最好和我一起问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什么胆敢轰炸我大使馆？

请继续《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真相揭秘》之二：美国为什么胆敢轰炸我大使馆？！

2008-6-12

看起来是绕不过去了，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最近突然有不少网友写信问我的看法，有些更是言词激烈地质疑我。一开始我摸不着头脑，随后检查了最近的文章才发现问题，最早就是和冯崇义博士合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轰炸使馆事件，使用了误炸一词，却并没有加上引号，这就让一些网友认定我同意了美国的“误炸”说，愤青非常愤怒。还有就是前两天端午节写的那篇散文，提到我在炸使馆事件后，在某国一间公寓里为烈士举行了一个人的默哀。这又遭到另外几个朋友的嘲笑，说我原来是个愤青。

我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我也不知道真相，而这件“误炸”使馆的事件最重要的就是真相了——你想，如果是真正的“误炸”，那只是一个严重失误，你除了要求赔偿和道歉之外，不应该也不能再做其他的。可是如果不是“误炸”呢？那就严重了，那就是美国向中国宣战，你做什么都不为过。

一个事件的两种结果截然不同，问题就在于真相如何。如果你不知道真相，正好做了相反的事情，例如，他明明不是误炸，你却认为是误炸；或者，他确实是误炸，你却不依不饶，那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我说的糟糕可不是某个人或者群体的感觉，而是涉及到国家利益和民族福祉的。

那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真相是什么？什么时候可以大白于天下？

对美国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美国的保密制度和我们国家有相同也有不同的，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绝对保密，杀无赦，两国没有分歧；但对于一些涉及到领导人的道德操守以及政府那些违背美国核心价值以及普世价值的事，则甭想保密。

最近的新闻大家也看到了，布什总统以前最亲密的助手（被称为左膀右臂）写了一本书，对布什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使用宣传手法误导美国民众大肆揭露，这指控在美国可是相当有分量的。布什还在台上，他的前新闻助手就能写这样的书，而且成为美国大小媒体的头版头条，中国地震消息反而没有人关心了。

总统的一举一动都被身边的人揭露出来，也许有人问，那还有什么密可保？确实如此，大家再看一下克林顿，在办公室玩的那些事不但被揭露出来，而且还要找他对质，弄得这位总统颜面扫地，让美国人笑掉大牙。当然老克还不是最惨的，还有尼克松，被迫辞去总统职位。

说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说美国无密可保？那轰炸大使馆事件，他们就不怕有人揭露出来？这里就是今天要说的美国保密制度和我们这里的差别所在。上面说的例子都涉及到道德、美国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等，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总统或者政府的首脑，你让部下保密可以，但如果你干的是严重违反道德、美国的建国理念（核心价值特别是宪法）或者他们整天标榜的普世价值的话，你不要想人家为你保密，你用什么法律和纪律都无法约束人家。

这里我不妨插一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逸闻，其实当时美国侵略伊拉克之前就有很多外国人（包括中国人）以及不少美国自己人认为伊拉克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而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我也开始倾向伊拉克确实没有。可是布什总统还是开打了，当时很多人其实是捏一把汗的，在没有发现核子武器后，美军又开始在伊拉克寻找更加难以发现的化学武器。

那段时间电视画面上整天放的就是穿着防化服的美军在地洞和地下室钻来钻去的画面，可是一天一天过去，美军好像什么也没有找到。当时美军很多高级将领是很有点焦急的。有一次我看着电视画面，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而且开始担心起来。于是我向北约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些美军高级将领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信中有这么一段：萨达姆显然疯了，他在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自卫的核子和化学武器的情况下和你们对抗……但从长远来说，他却打败了你们，因为他用自己那条本来也不值得活下去的命把你们发动战争的理由粉碎了，要知道他完全可以接受联合国的武器检查组进入伊拉克从而避免美国人找借口入侵……将军先生，现在看来化学武器也没有了——但是，我在想，会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突然在伊拉克找到本来不属于伊拉克的化学武器，从而为布什政府找台阶下？

我的疑问很含蓄，但却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只有美军和美军允许进入的电视台，而以当时美国总统布什和高层心急如焚的样子来研判，只要在伊拉克发现几桶严重违禁的化学武器，他们就给自己解套了。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真偷偷运两桶严重违禁的化学武器到伊拉克，然后在电视镜头下说是萨达姆搞的，谁能说得清？

我当时之所以写这封信，并使用群发的方式，暗中藏了机锋（或者耍了小聪明），我是想警告有些人，连我都已经猜到有这种可能性，最好不要搞假了。将军们回信当然不会在邮件中谈论这样的问题，也就顾左右而言他。不过后来碰了面后，大家就谈起来，有一位朋友简单回应了我的疑惑：美国政府包括白宫没有一个人敢冒险用这种方式（栽赃伊拉克有化学武器）来糊弄美国人民。

他说得没错，但其原因却是我后来自己悟出的。并不是说美国总统和政府、军方高级人员道德水平高，也不是他们恪守核心价值，而只不过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利益考量：有些事你做了，得不偿失，因为没有人为你保密，迟早有人会说出来。而对于一个总统，就算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他照样是美国总统，可是，如果他下令运送两桶化学武器过去糊弄美国人民，那所有参入此事的人包括惟命是从的军人都没有为他保密的义务。也许迟早有一天，事情会败露，总统有可能被指控，甚至会在历史上落下骂名。如果你是布什总统，你会把自己的总统宝座和历史地位押在上面？

这种道理在美国人看来是很明显的，但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有可能觉得新鲜。正如毛泽东怎么都搞不明白他的好朋友尼克松为什么为那么一点点小事被迫离开世界的权力中心白宫一样。我们说，如果尼克松知道一件就算永远保密也不一定对自己有多少好处的窃听事件竟然让他丢掉了美国总统宝座的话，打死他也不会做的。

好了，说到这里，该回到我们的话题上，那么，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样大的事件为什么就能够保密至今？有网友也许要问了，难道你老杨的意思是说这次轰炸确实是“误炸”，并不是保密保得好？

不是这个意思。我上面只是说了美国保密的一个方面的事情，那就是涉及到领导人的道德操守，政府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是否违反美国核心价值（宪法等）和普世价值时，甭想人家为你保密，法律也无法追究泄密者和“深喉”。然而，在涉及到国家机密等事情上，美国却是一板一眼，保密得严丝合缝。（其实中国也在向这方面发展，那就是严格区分国家机密，一些领导人的操守例如子女的贪污腐败就不能算是国家机密，就应该揭露出来）。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虽然是美国军方所干（美国军方在某些方面相对还是比较“诚实”的），然而，军方却宣称他们用来轰炸大使馆的那张过期的地图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中央情报局登场了，任何事一牵扯到中央情报局，那就是国家最高机密了。换句话说，只要不到解密期限，这个“真相”很难有大白的一天。除非中央情报局出现叛徒，不过，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中央情报局核心决策层中早就没有华人了，而想要一个白人叛逃到北京，在那里隐藏到老死，像叛逃到美国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叛徒俞长声一样，不太可能。

这就是我所说的真相可能很难大白于天下的原因，时间过去这么久，还有很多人在写那些推测文章，最近连当时正为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大使也著书揭露真相，看来，作为当时也许最接近“真相”的我还保持沉默就不太好了，至少，到了我说几点自己看法的时候了。

2008-6-11

《用思想点燃课堂》,魏勇著,漓江出版社2008年4月版,24.80元。

在一堂关于“文革”的公开课结束时，魏勇曾引用过顾城这句诗，他只比我小两岁，都是1980年代读着这样的诗句长大的。我最早从朋友口中听说魏勇，是他的网名“刘支书助理”，他在网络论坛上很活跃，后来才知道他的姓名，知道他是重庆涪陵五中的历史老师。第一次见面已有好几年了，他到杭州来，好像是和蔡朝阳、周仁爱一起到我家小坐，他那次来去匆匆，聊了些什么，我都已经忘了。大约去年梅雨季节，他再到杭州，第二次来我家，郭初阳陪他一起来的，因为行程紧张，那天晚上他们到我家已经比较晚，谈得也不多。就是这一次谈话中，我知道，他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有兴趣，多年来不断收集有关日本的书籍，很有自己的见解。今年春天，我到涪陵停留了两天，我们才有机会畅谈一番。涪陵在长江和乌江汇合处，曾以榨菜闻名于世，那是个山城，到处是坡，如同一个微型的重庆，他在那里教书、读书、上网、写作、喝酒……日复一日，他用黑夜给他的黑眼睛，寻找有意义的生活。现在，他的文章要结集出版，嘱我写序，我总是想到那首名为《一代人》的诗。

他的角色是中学教师，这是他安身立命的职业，他首先在这个位置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在日常的课堂以及与课堂有关的事务（比如评课、讲座、公开课、班主任工作等）中体现他自己的关怀和价值。历史课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很难上好，尤其难出新意，因为受教材、教参、大纲、应考等种种束缚，很少有教师个人发挥的余地。他的课诚然也只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或者戴着镣铐跳舞，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他的课堂确实挣脱了不少旧习惯、旧框框，引入了丰富的、多维的背景材料和思想方法，尽可能地拓展学生的思考空间，开阔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独立判断的能力。我觉得，一个人能在少年时代遇上他这样的老师是有幸的，这是他对2006级高三毕业班的讲话：

“很荣幸，我们能够一起经历历史上激动人心的事件，能共同分享一些伟大人物的心路历程。你们不但精通教科书，做了六七十套高考模拟试题，还了解了教科书以外的一部历史，你们知道了‘米兰达宣言’、‘网球场誓言’，知道了《〈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初步了解了自由的价值，你们还可以点评古今，臧否历史……”

我最欣赏还是他开的系列“中学生常识讲座”，那大概是课余的。从《批评是最深沉的一种爱国方式》、《国家等于政府吗？》到《中国比日本差在哪里？》、《民主会导致动乱吗？》、《关于美国的几个误区》，这些题目都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很吸引人，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纵横来去，深入浅出，把问题讲得清清爽爽。他做的是嚼饭哺人的事情，普及常识看似小事，实是千秋大事，他普及的不光是历史常识，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今天的中学生能听到老师这样的讲座，无疑是值得欣慰的。

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这三者，他都做到了。他不仅是历史教师，对语文课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让一些有建树的语文老师都大为折服。这应该得益于他的阅读，他在谈到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时说过，经济学、哲学、政治哲学、文学等都为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他关注学术界的动态，而不是局限于中学历史教学的狭小天地，所以常常能跳出既定的结论看问题。我们可以说，他像是一个人文教师，在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课缺席的时代，我们还可以把他看做是公民教师。

作为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人，在课堂之外，他写下了不少与课堂没有直接关联的文章，在精神气质上，他属于1980年代，他身上仍保留着未曾被商业和娱乐绞杀的理想主义情结，虽然他也是非常务实的，对现实既有深入的洞察又能适应。难得的是，他在直面现实的同时还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对许多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独立的看法。他是清醒的，在思想上。他是清晰的，在表达上。

“凭良心教书”，是魏勇的自我定位。良心提供的只是一条为人立世的底线。我曾编过一本《过去的中学》，如果将他放在那个已消逝的坐标系上，像他这样的中学老师也许算不得什么，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师都拥有这样的底线，他们都有一颗崇尚知识的心，说真话，独立思考，他们永远活在一代代学生的记忆里，不仅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还有他们的个性特征、逸闻趣事。但是在今天，在围绕高考轴心转动的中学围墙里，像他这样长期保持广阔阅读和自由思想习惯的教师已经越来越稀罕了。好在有了互联网，让这些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星星有了相互碰撞的机会，一个具有精神独立性的中学教师群体浮出水面，他们包括浙江的蔡朝阳、郭初阳、周仁爱、周慧英、吕栋等，包括湖北的苏祖祥、梁卫星等，包括四川的范美忠，同在涪陵的魏勇、周迪谦，还可以包括上海的一位小学教师朱煜，还有许许多多我说不上来的名字。他们的出现未尝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安慰。

二十年前我也曾做过中学教师，在他们的生活中我仍能依稀看见自己的某些影子。“按照自己的内心来生活”，是魏勇一篇文章的题目，这是他追寻的梦，一个美好而奢侈的梦，无论如何，有梦的人生是值得过的。杭州与涪陵，钱塘江与乌江，很远，也很近。远是地理上的，因为那里生活着魏勇、周迪谦这样的朋友，也就变得很近。

凤凰卫视上郭松民与范美忠的论辩我因为电脑故障没能看完，但对这次论战的过程与风格也大体把握了。此前我写过《范美忠事件的自由主义视角》，表示了我对范氏言行的不认同。这次我依然想从自由主义出发，看看密尔会对郭松民的论辩持何看法。

密尔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经典之经典。该书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尤其后者，正好可以用于对郭、范论辩的评判。

郭松民在论辩中持什么观点这里并不重要，一个正常的论辩，其前提是什么观点都可以，也都无妨，毕竟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这时候自由主义所关注的，就是论辩的程序以及论辩双方所奉持的态度、方式及言辞。

由于范美忠的言行在网络上广遭批驳，我看这次辩论时，感觉郭松民带有强烈的道德激情和义愤，甚至有一副“痛打落水狗”的气概（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如果没有第三者价值中立的主持，它不可能是一次“费厄泼赖”的公平的论辩。至少“费厄泼赖”这个鲁迅不屑的词，在郭松民的现场表现中是没有的。这里提到鲁迅，是因为我在看郭的论辩镜头时，不由自主想到了鲁迅。鲁迅一生，多与人文字论争，他主张论争中人要有“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后者的表现甚至是：“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莱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这时，我们可以请出密尔。密尔在谈自由时说：“一切意见是应当许其自由发表的，但条件是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这里的“节制”，对论辩双方来说就是对自己的克制。因为一个问题在尚未讨论之际，真理在哪一方，是个未知数，讨论或论辩的双方，必须保持节制和克己，而不是先行抢占真理的或道德的制高点，这样才能保证讨论的公平。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节制、克己呢？在密尔看来，有一种“测验之法”，那就是你的言论“看对于意见受到攻击的人有无触犯；这就是说，只要反对者在这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的情感，把对方逼得很紧，使对方难以作答，那么，他在对方看来就是一个无节制的反对者。”可以看到，密尔的态度其实就是主张论辩中双方的“费厄泼赖”。

要知道什么是节制，可以看看什么是无节制。密尔的进一步表达是：“所谓无节制的讨论的意思，那是指谩骂、讥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而言的”。密尔的话同时针对论辩的双方，亦即双方无论对错，都不应使用那些攻讦或谩骂的武器。但密尔深察：“人们却是只在对待得势意见时要限制它们（指谩骂攻讦等，笔者注）的使用，至于使用它们去对待不得势的意见，则不仅不见一般的不赞成，而且还会让使用者博得所谓真挚的热情和正义的愤怒等类的称誉。”不妨解释一下密尔，人们一般不能接受“错”的骂“对”的，但如果是“对”的骂“错”的，人们非但接受，而且还会给予“真挚的热情”和“正义的愤怒”之类的称赞。对此，密尔不表赞同，他认为：“对于每一个人，不论自居于辩论的哪一方面，只要在其声辩方式中或是缺乏公正或是表现出情绪上的恶意，执迷和不宽容，那就要予以谴责。”

自由主义是讲宽容的，宽容表现在论辩中，并不在于一个人是否让人说话，而在于他与对方辩论时的态度和方式。胡适是密尔在中国的传人。和密尔一样，胡适晚年非常警惕“正义的火气”（此即密尔的“正义的愤怒”）。在胡适看来：“‘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胡适的表述和密尔的表述一个路径。以上我的题目是“请密尔或胡适为郭松民打个分”，很遗憾，两位先哲逝去已久，我们已经无法起他们于地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他们的表述给郭先生打个分呢？我相信，我们的辩论将会得到很大的收获。

我国的宣传部门实在耐不住寂寞，抗震救灾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讲用了。昨天，“抗震救灾英模”就在人民大会堂高了首场报告，听说还要全国巡讲。要我说，此举实在欠妥，一是抗震救灾还在节骨眼上，在这时候讲用，似有火线表功之嫌；二是，老百姓看了一个月电视，谁是英雄，自有公论，此时祭起“讲用”的法宝，似有手淫公众，意淫崇高之嫌。

先说说手淫公众。在我们这个国家，讲用一直是“引导正确舆论导向”，激发军民士气的法宝，官方这么说，实际上却是要对公众按照某种既定模式思考，强制公众接受某种价值观的手段。例如，50年代要镇压反革命，于是就有劳苦大众出来历数反革命的种种不是，好激起全国人民对其的仇恨，都来镇压；60年代要搞文化大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于是就有先进分子出来现身说法，告诉公众“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泽东思想一用就行”；80年代要激发青年斗志，就有张海迪出来告诉大家她身残志坚、努力奋斗的血泪奋斗史；要搞精神文明建设，就有先进人物出来说说精神文明的好处，我国人民的鲁莽无知；要让下岗工人不再找政府的麻烦，就有再就业典型出来，讲他们自主择业、脱贫致富的经验……总之，无所不用其极，要什么就有什么，讲用就好像广成子的翻天印、孙大圣的金箍棒，不仅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且可以消除“错误思想”，确保稳定发展的大好形势。

为什么要讲用？不外乎要消除异端邪说，防止有悖于某种既定价值观在民众中传播开来而已。讲用的时候，公众好比一条条硬邦邦、直撅撅的行货，公众的脑壳里似乎装得不是脑子，而是一些摩擦后就能迅速膨胀的海绵体，只要讲用这只大手摩擦几下，公众的脑子里就会源源不断地喷射出正确思想、爱国主义的精液。平时，这些行货全都软塌塌、傻乎乎的，一旦用得着，讲用一下，咱们这些行货全都立即勃起，变得无往而不胜。

什么是行货？一个器官而已，没有思想、逆来顺受，用的时候拿出来搞一搞，用不着它了，就塞到内裤里头，任其变得细菌滋生、又脏又臭。公众成了行货，有几个好处，一是没了思想，没有思想就指导不了实践，任你有再大的怨气，也不知道从何处发泄；二是便于管理，公众不过是国家这个躯体的一个小器官，用得着你的时候，爱抚有加、好言相劝，用不着了，暗无天日，又脏又臭；三是可以满足某些人领袖的快感，我大手一挥，全国军民奋力向前，也不管前面是不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总之，快哉！快哉！长此以往，世间只存在一种主义、天下仅有一种正确、全国只有少数人思考，稳定是有了，但公众却因此沉沦、愚弱；少数人替多数人思考，思考对了，天下太平，思考错了，民不聊生，公民大众的民运全部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自然对他们顶礼膜拜、千恩万谢；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于是个人权益尽遭践踏，少数人便得意忘形、肆无忌惮。行货没了思想，管理自然不成问题，少了许多麻烦，让你向东就向东，让你向西就向西，让你勃起就勃起，让你软着就软着，管理者好不惬意；行货们偶尔醒悟，要争取权益时，只消拿出铁拳，砸将下去，砸得你一时半会硬不起来，万事大吉矣！

咱老百姓是行货，那先进分子又是什么？还不如行货。人一旦成了榜样，就要接受膜拜，就要时刻表现的无比正确、面对黎民，硬邦邦、直撅撅，面目狰狞；面对权力，千依百顺、唯命是从，咱老百姓若是行货，这先进们就好比自慰器，不但任人摆布，还得随时处于勃起状态，好随时满足某些人愚蠢的快感。长此以往，若咱13亿军民，皆成行货，这样的国家可有希望？没有。讲用之害可见一斑，愚民之害，可见一斑。

要我说，讲用这事，用几次，起到作用也就可以了，不要事事都讲，讲得多了，反倒引得大众审美疲劳，好比手淫多了，行货变得阳萎起来。90年代后，民风颓废，思想倒退，与讲用无所不用其极，难道没有关系？就拿这次抗震救灾来说，志愿者自发行动、军民一体救助灾民，官员表现也可圈可点，公众都看在眼里，可总有一些人，总以为咱中国人民全都没有觉悟，全都愚昧无知，偏要祭起讲用的法宝，招摇过市，手淫公众，可恶，该打！

再说意淫崇高。崇高是什么？是人性光芒的体现。多好的东西，可在一些人眼里，崇高定需与主义挂钩，方显其有意义。于是，党性代替了人性，本来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变得一文不值，取而代之的成了在一个价值体系里的相互认同。于是，非得现有同志才有家人，先有主义才有崇高，崇高被篡改的面目全非，令人不敢苟同。这样做可有意义？我看未必，意淫是什么？不过是一厢情愿，自我陶醉罢了。毕竟咱老百姓要看到的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人性，而非目光呆滞、表情呆板的党性。

再拿这次抗震救灾来说。老师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救学生，是职责，也是人性。谭千秋就是伟大，因为他用自己的一条命换了4条幼小的生命，谁敢说个不字？军人救灾民，也是职责。温总说：“不要忘了，使人民在养育你们！”这话说得多有水平？咱老百姓谁不暗挑大指？官员在紧要时刻挺身而出，更是职责，要不纳税人养你们干吗？记者报灾情，是职责，否则媒体起什么作用？灾难发生后，老百姓在第一时间守望相助、互伸援手，志愿者在第一时间挺进灾区，救苦救难，10万部队在第一时间临危受命，救助百姓，这还不够感人？非得要讲用一下，才可令百姓感知得到？

本来天公地道的事情，可在某些人眼里，偏不承认，偏要和“两个高举、三个代表”挂上钩，方才安心，似乎没他们指导，咱中国人民就不懂得爱国了。要我说，这种想法不仅蔑视百姓，而且愚弄百姓；不仅意淫崇高，而且玩弄崇高，实在可恶之极，该打！该打！该打！

在这里，我也要学学余某人。不过咱不含泪，而是含愤告白。有关部门，不要再拿老百姓当行货了，百姓有思考的权力，懂得思考的百姓也更有力，有这样的百姓，国家何愁不富强？民族何愁不复兴？不要再玩弄崇高了，就让咱中国多些人味，少些党味，岂不更和谐？国家有难，我军民自当一体共赴国难，先救难岂不更有意义？省了那些繁文缛节、表面文章、官话套话，多做些实事出来，岂不更对得起百姓？善哉！善哉！

齐家贞译澳洲新闻：新闻媒体面对奥运的挣扎

二千零八年六月十二号，东部时间六点二十四分，一则新闻报导指出：

中国政府严厉的安全措施，可以置世界其他地方关于北京奥运的新闻报导于死地，澳大利亚媒体记者说。

为了在广播电视上独家报导奥运比赛权而付给中国几十亿元的媒体，由于无休无止的红灯限制和不予说明理由的推延而愤怒不已：“如果我们把所经历的艰难故事披露出来，它将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不仅是关于理想的奥运方面的，同时，也是对北京和对中国的。”澳洲七台电视网的新闻主持人，Saul－Shtain在中国的一次会议上说。“这里仍然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马上解决，”他告诉这次紧急会议的中国组织者、奥委会官员以及从澳洲来此的九位广播电视台的高级主持人。

问题在于，新闻广播器材在中国港口阻挡滞留了很长的时间，工作人员和他们个人携带的器材在北京一带的移动都遇到麻烦，这影响了整个工作具体细节的统筹安排。

此外，批准他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作现场报导方面也存在问题。澳洲记者在上周星期四报导：“我们需要你们明白我们所面对的处境、我们的沮丧。你们拖的时间太长，我们无法完成我们的准备工作，我们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七台电视网奥运节目的负责人

Andy－Kay在会议上说：“我们的电视网为了取得八月份的奥运新闻广播权，付了七千五百万澳元。”

有消息说，相信这些困难来自中国害怕西方的媒体，共产党企图控制西方媒体的运作和活动。

中国一胎化政策近年颇受诟病，“罪状”不少，比如加剧人口老龄化，导致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等等。最近另有研究指出，过去认为计划生育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可是该研究结果证明，计划生育条件下新生儿生理缺陷的比率反倒高出许多。因为生育本是最自然不过的行为，计划生育则打破了这一自然行为，从而导致新生儿生理缺陷比例升高。这意味着，计划生育不仅没有提高人口素质，反倒降低或恶化了人口素质，起码在出生时生理缺陷这个指标上。

更有论者指出，四川地震再次从社会层面凸现一胎化计生政策的负面作用。震灾中死难的许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而且他们的父母岁数已超过生育期或最佳生育期。丧明之痛同时也几乎等于终生无子嗣之痛，真是痛何如哉！

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人论及本文提出的这个问题，即一胎化政策让中国几乎不再有头生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怎么叫没头生子？独生子女难道不个个都是头生子吗？不，独生子女不等于头生子。我这里使用的头生子概念，是指第一次怀孕并生下的孩子，并非指第一个被生下的孩子。在实际生活中，独生子女，尤其是城市独生子女，更尤其是高学历、晚育的独生子女，几乎个个都不是第一次怀孕并被生下的孩子。按怀孕的次数排序，这些独生子女不是老大，而是老二、老三、老四、老N.在他们之前，其母亲已经怀孕数次，只是每次都被刮宫流产，未得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下来。

我曾经随即访问过几个朋友，并从记忆里搜寻朋友圈中的例子，的确触目惊心。我们这些的孩子，看起来个个都是独生子女，实际上却个个都不是第一次怀孕生下的孩子。有的甚至是第四、第五次怀孕所得，此前怀的孩子全给“做掉”了。这些侥幸被生下的孩子，看上去胳膊腿儿齐全，出生时没什么视觉看得出的缺陷或残疾，但其生理品质比第一次怀孕生下的孩子要差很多。道理如下：孕育胎儿就象庄稼生长，如果同一片土地上，长一棵苗给锄掉了，长给一棵苗给锄掉了，数番之后，土壤肥力严重下降，再长出的庄稼必然先天营养不良。子宫壁就象生长庄稼的熟土，流产一次，子宫壁变薄一次，犹如水土流失一次，熟土层变瘠一次。最后虽然也收获了，也分娩了，但那籽粒、那胎儿，其看不见的品质实在已退化得相当严重。他们来到世上虽然风风光光被称为“小皇帝”，实际却是硗薄土地上长出的庄稼苗儿，十足的“胎里贫”。

在自然状态下，第一次怀孕的头胎孩子，无论身体健康程度还是心理、智力水平，都是最优秀的。可是如今在中国，相当大的群体里，尤其是在城市、高学历、晚婚群体里，几乎不再有第一次怀胎的头生子，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不只是个人的问题或家庭的问题，长期以往，它必然降低整个国家、民族总体的身体和智力水平。

顺便说一件趣事。4月份我自英国去挪威斯塔万格市，为该市圣乌拉夫中学的学生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化。有位同学忧心忡忡地问：“中国实行‘一个孩子政策’（One Child Policy），那如果生了双胞胎怎么办？”我笑了，解释道：“一个孩子政策”的翻译不准确，实际是“一次生育政策”。一个母亲一生只可生育一次，一次无论生几个孩子，都没问题，不算违法。孩子们释然了。

（2008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