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发国难财、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等行为，最为人所不齿。如果你的邻居中有这样的卑鄙小人，人们一定会恨得牙痒，不把他千刀万剐，难解心头之恨。在法治社会，你不可能真的把他千刀万剐，这是违法的。你只能对他唾骂、憎恨、厌恶、甚至断绝来往，因为这类道德败坏行为彻底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官方利用自己全盘掌控的媒体，不遗余力的自我表扬、自我美化、自我标榜，借国难之机抬高自己，竭力塑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高大形象。这种利用国难给自己捞好处的自私行为，难道不是发国难财、趁火打劫的形式之一吗？

说心里话，国难当头，同胞罹难，举国悲痛，在这个时候，我实在不愿意开口批评执政当局。但我忍了再忍，觉得对这种可耻行为必须给予谴责，否则应该谴责的就是我自己了。对这种趁国难之机自我美化的行为，谁看在眼里，却装聋作哑，谁就是对死难者的冒犯和不敬，实际上已沦为趁火打劫者的同谋。

凭良心说，“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全体一线救援人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艰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其救援行为可歌可泣，撼天动地，催人泪下。但执政当局组织的救援真的反应迅速、施救及时吗？其救援措施真的科学合理、高效得力吗？我看未必，甚至有许多值得指责和批评之处。但因为媒体被官方掌控，人们无法看到任何批评、或督促当局改进的文字，更有甚者，在大灾难发生的同时，掌控媒体的最高官员公开要求媒体“服从纪律、服从大局，讲政治，在报道中要正面报道，以鼓劲为主，”“用正确舆论导向引导群众”，竟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公然干涉新闻自由。我还看到某省最高官员在视察灾情时，公开要求媒体“大力宣传我省各级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这等于公开说：“这次地震是个好机会，要趁机给咱党多做广告”。更为恶劣的是，官方组织的大型赈灾义演活动，主持人的开场白就为晚会定下了歌功颂德的主调，借民众心系灾区之情，为自己塑造“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谋取“民众拥戴”的一党私利。各级官员公开站出来干预媒体报道，于是，全国媒体报道的主流就变了调，把国难当作自己表演的舞台，把国难当作吹捧自己的机会，趁人们沉浸在无比悲痛之时，把自己宣传成民众救星，引导人们爱戴自己。这种恶劣的做法与趁火打劫、发国难财何异？

地震灾害发生后，官方在报道中反复强调多个灾区县城交通、通信完全中断，成为孤岛，意在强调救援难度大，为自己日后救援不力预设借口。但我想问的是，难道地震是人类首次经历？官方平时有无防震预案？在防震预案中是否配备有可靠的紧急通讯设备？官方在地震第三日宣布要从全国抽调更多救援队伍和医疗人员入川，在第五日宣布增派90架直升机参与运送伤员、物资。为什么不在地震当天紧急动员足够救援队伍奔赴灾区？三天后才决定扩大救援力量，路途至少又要耽误一日，这难道是及时、迅速的救援？这难道没有暴露出对灾害程度的判断失误和救灾措施决策的双重失误吗？灾害发生后，国际救援组织第一时间就提出参与紧急救援请求，但几日之后才有第一支来自境外的救援队伍飞抵成都机场，这是为什么？批准国外救援组织进入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地震发生当天，美国曾主动提出无偿提供高分辨率卫星地图用于救灾，传说这种地图可以看清一辆汽车的车牌号码，但未看到官方如何回应的报道，相反，我看到的报道是，迟至第三日晚上，中国自己拍摄的一米分辨率地图，才开始提供给救灾前线……

像任何一个心系地震灾区的普通人一样，我也密切关心地震后的救灾报道。但以我从官方电视上获得的信息、以外行人的眼光观察，就对官方的救援效率和救援措施很不满意，觉得官方的救援有许多值得改进、甚至应该批评的地方。如果再请专业人士观察，可能会发现更多问题。但从国内媒体上完全看不到类似报道。相反，官方媒体自己刊登了国外人士称赞官方救援及时、夸奖官方救援得力的许多报道，并反复播报。给人们的印象是，全世界都在异口同声的夸奖中国当局“伟大光荣正确”。其实以我的常识，有多少外国人士的夸奖，就一定有更多外国人士的批评。君不见卡特林娜飓风袭击美国南方后，布什政府虽大力救灾，仍被各种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声压得抬不起头来。未见布什公开干预媒体，勒令媒体以“正面、积极、鼓劲”的报道来掩盖问题，更未看到美国共和党趁机给自己歌功颂德。

地震灾难发生后，全国民众心系灾区，自发捐款捐物，甚至亲赴灾区参与救援，在大灾面前凝聚起大爱，其中展现出了崇高的道德风范，赢得世界各民族的敬重。与民众的无私奉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方在灾难面前，总要不遗余力的借机自我美化，自我标榜，令人不齿。借灾难之机教育民众爱戴自己，时刻不忘记从灾难中捞取好处，其行为与电视里报道的成都某商家趁机哄抬帐篷价格牟利无异。该商家利用灾难哄抬物价赚取暴利的可耻行为，已被重罚10000元，但官方利用灾难自我美化赚取“热爱”的可耻行为，至今未得到任何处罚，甚至连公开的谴责我也未看到。

1、解放军并不特别伟大

每逢国内重大灾害事变发生，有解放军部队介入救援行动过后，国内报刊和电视广播就不断歌颂党政领导，歌颂解放军。不仅说解放军官兵是子弟兵，还称他们为守护神。歌曲、小品、特写应有尽有。过去没有对比，没有互联网，不知道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以为解放军特别伟大，只有共产党的革命军队才会在灾难和突发事件中挺身而出，救死扶伤，出生入死；出国以后，才了解许多国家的政府军都是要抢险救灾的。每当德国发生自然灾害，出现紧急情况，德国的联邦国防军官兵立刻奉命前往救灾抢险。1998年东德发生洪水灾害，军队出动，报刊也有报道，但是并没有特别的感谢和连篇累牍的歌颂表彰。台湾的国军历来被中国宣传机构丑化得很厉害。可是他们在发生地震和海啸灾害的时候，也是非常英勇地救民于水火和倒悬之苦。如果深入报道起来，一定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能唱出军民鱼水情的心曲。2005年美国连续发生五级飓风灾害，国民警卫队参与救灾，立下汗马功劳。事后更多的是调查和评估，很少歌颂和吹捧。联邦德国军人法Soldatengesetz明文规定，军队的任务除了保卫国土和人民安全以外，还要在灾害和紧急状态时救死扶伤抢险救灾。既然是法定的任务，赴汤蹈火就无需大声赞颂。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如医生治病，厨师做菜，都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并不特别伟大。因为军人有负伤和牺牲的可能，所以还有优抚的规定。中国的解放军也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队更了不起。世界越和平，战端越难启，军队任务就越向和平救灾方向转移。对比之下，德国军队因纳粹的历史罪恶，规定不得有对外进攻的行为，对内不得用以对付人民。解放军却在1989年用坦克和机枪杀害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留下了国际军史上最耻辱的一页。从军阀混战时代开始，军队干预国务，中国社会敬畏军人（例如戏院优待官兵），毛泽东提倡枪杆子里出政权，建国后提倡”全国学解放军”，这种趋势影响至今。而且按照中国官方的理论，解放军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党的军队，所以歌颂军队，就是歌颂党。其实军队应该仅仅是国家的暴力工具，是政府的组织化机动力量；而不是社会的思想库和精神先驱，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以科学、艺术和学术为主导，而不应本末倒置。

2 、中国社会的歧视

近年来国内政府部门招聘公务员，大学生趋之若鹜。可是从招聘条款来看，许多职位都要求党员身份。非党青年不得问津。经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的质疑和批评，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结束，中国实行了极端反人权的出身歧视。凡是黑五类出身的青少年在入学、入团、入党、招工、参军、提干、评先进、涨工资等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歧视，在划右派、判刑和下放劳动等各种处罚方面则经常获得”优先”待遇。这类歧视被美化为所谓的阶级路线。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集团为家属子女抢占教育和文化资源的堂皇借口。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资长期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上，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国历年浪费掉的基建投资费用约为６０００亿元，而用于教育的总投资仅为１０００亿元，年均只有３４亿元；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印度为２０. ８% （１９６９年），日本为２２. ３% （１９７５年），世界水平一般为１５～２０% ，而中国一直没有达到过１０% （其中１９７１年只占４% ，为世界倒数第一）。毛泽东去世的１９７６年，中国人均教育经费在世界１５１个有统计资料的国家里占第１４９位（《高等教育学报》１９８５年第一期，第６４页）。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至今没有达到联合国要求的百分之六，仅为百分之四。干部子女在智商和学力方面并不一定高于其他青少年，毛泽东推出”阶级出身第一”的阶级路线，立刻给干部子女在分享有限教育资源的竞争中夺占了先机。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刘延东、李源潮等人等高干子女的高学历优势本身包含着历史上不公平竞争的因素在内。文革时期中部分干部子女因父辈（例如刘少奇、习仲勋、薄一波等）倒台而短期倒运，略尝艰辛，但是跟千百万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少年长期被歧视贬斥的血泪经历相比，文革以后他们又重新得宠，还是权贵阶级的幸运儿。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到历代开科举士，再到形成现代大学招考制度，都是比较公平的才智和学力的竞争。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肮脏、最耻辱的一页，是让教育公开奉迎权贵，向权贵出卖教育尊严的一页。

另一个可怕的歧视则是城乡身份歧视。五十年前的1958年，国务院颁布了城乡户口二元制的政策规定。从此中国农村人口变成了劣等公民。农民的子女出生第一天开始就要交人头税，就戴上了农业户口的耻辱记号。交的税比城市人口多，却享受不到城市人口那么多的教育机会，公共机会（例如图书馆、体育设施）。到城市去打工，必须办理暂住证、计划生育证。必须时刻携带身份证，否则可能被城管人员打死。农村户口在各类招聘中都受到歧视。职业选择的劣势影响到恋爱婚姻的不平等，子女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按选举法规定，城里选民的一票可以抵农村选民的四票。共产党利用农民组成武装力量夺取了政权，然后用工农产品剪刀差残酷吸吮农民的血汗成为建设的经济积累，并且把农民限定在仅仅比黑五类稍高一点的屈辱社会地位上。中国农民在公社化以后一度成为最没有人身自由的现代农奴。毛泽东则是历史上最残忍的农奴主。历史上农奴主还让农奴基本能够吃饱。三年大饥荒，毛泽东导致三千七百多万人民饿死，其中主要都是农村人口。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只是享受了短暂的润泽，再次成为环境污染、经济泡沫的受害者。政治出身歧视结束了，农村人口歧视仍然为害至今。

“公务员招聘，党员优先”是非党歧视，是根本违反人权的行为。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第33条和联邦官员法Beamtengesetz关于公务员的条款，明确规定”不同出身、身份、性别、党派信仰、世界观的人都可以成为公务员，唯一限制是对能力的考察”。德国公务员的中立原则要求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保持政治中立，不受党派的影响，不偏重党派利益；不参加罢工。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故意回避国际上的中立原则（所谓不适合国情），坚持”党管干部”，实际上就是坚持一党私利，干预国家利益。党员优先等于否定了招聘考试”唯才是举”的唯一标准。中共中央提出深化行政机构改革的要求，却在公务员招聘上继续坚持非党歧视的反人权政策，所谓深化改革的前景也就可以预测了。由于党员身份可以享受特权，所以近年来大学生中一部分人纷纷找关系，通路子，积极要求入党。党组织不免沾沾自喜。可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一个政党如果招揽进来的主要都是一些盘算要捞好处的小人，到头来这个政党就不会有高瞻远瞩的担当，就不会是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党。离开分崩离析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

今年年初，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一语激起千层浪。然而，就在汪洋书记吹响了思想解放的集结号、在全国民众抑制住激动心情默默期待、在知识分子们奔走相告并一厢情愿地揣摩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背景和底线的时候，那些最应该解放思想的官员却冷眼旁观、按兵不动！

一提到思想解放，那句让人感慨、让人心酸的话就蹦了出来：中国官员的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中国就能够进步到什么地步。就在汪洋书记讲话之后不久，大家都在最初的激动之后再次体悟到那个浅显的道理：第三次思想解放，要解放的就是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各级官员的思想。

就在2008年初思想解放的话题渐渐热闹起来并要形成一种气候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百年难遇的大雪灾让我们措手不及。仿佛这还不够，祸不单行，西藏暴乱、奥运圣火受辱还没有落幕，山东火车相撞和儿童手足疫症接踵而至……就在我们痛定尚未来得及思痛的时候，四川大地震又一次震痛了全国，也震惊了全世界……

——如果雪灾让我们无暇顾及思想解放，那么火车相撞让、奥运圣火受辱以及西藏暴乱则让“思想解放”的字眼彻底从各大新闻媒体的版面和镜头中消失了，等到四川大地震这个灾难降临，如果谁还再提思想解放，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然而，不提思想解放，不讨论思想解放是一回事，是否感觉到，甚至看到了思想解放却是另外一回事。虽然我们不再提思想解放，也不再坐而论道去讨论解放那些思想以及如何去解放思想，我却确确实实地感觉到、看到和触摸到了思想解放。而且，灾难让我也认识到，我们最需要的正是被灾难暂时掩盖过去的那个话题——思想解放！

大家也都注意到，就在汪洋书记率先在广东提出解放思想之时，很多人在兴奋中夹杂了不少迷惑，为什么？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前两次思想解放的背景：30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那是在中华民族遭受了十年浩劫的大灾难，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心和人性再也经受不住折腾的时候，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带领中国杀出了一条血路；接下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前无古人后无来人，手里也摸不到大石头了，眼看中华民族这个前行的列车就要失去方向，灾难即将要发生……

当年初第三次思想解放提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就很迷惑，也有些不以为然了，不是吗？我们大国了，我们崛起了，我们有钱了，我们满足了——我们还要思想解放干啥？特别是一些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但不解放自己的思想，也百般阻扰别人解放思想。

就在我们在第三次解放思想的号角声中先是激动，随即迷惑和彷徨的时候，2008年一连串灾难突然降临，于是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如何和怎样解放思想了，因为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我们需要的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行动！我们与天斗——万众一心抗雪灾，我们与地斗——众志成城战地震，我们与人斗——团结一致反藏独、反辱华、保圣火……

在天灾人祸面前，我们决不轻言成绩和胜利，但世人有目共睹，中国人不但不会被灾难击倒，而且正如温总理所说：多难兴邦。

灾难本身只能让一个民族灭亡，而在灾难中凝聚的民意和力量也顶多让一个民族从灾难的废墟中站起来，重新振作！只有灾难引起的反思和激起的斗志，才可以把一个民族和国家推向更高的繁荣富强。2008年初延续至今的天灾人祸不但让中国人团结起来，而且也让中国人思考，让中国人奋进。雪灾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寒冷，也带给我们人性的温暖，让我们认识到自己设备的落后，以及农民工的苦楚；火车相撞和手足疫让大家看到问责的重要性；奥运圣火受辱让我们认识到世界和中国的隔膜，也让我们最终归回到“干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好的爱国”这个最大的道理……而地震来袭则更是——从媒体进入采访，全民救灾，呼吁外援，到共和国第一次下半旗为普通遇难者致哀，再到温总理那句：“是人民养活了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2008年初由汪洋提出并在两会上得到共识的思想解放的大讨论也许被灾难终止了，但思想解放运动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在抗灾救灾中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出来。正如三十年前那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定成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一样，温总理那句朴素的话，也将标志着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新坐标而载于史册——这句话把胡温政府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用形象的语言展示出来。

灾难——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击不垮中华民族，而且，对于一个会思考，能够反思，在痛定之时一定不忘记思痛的民族，多难必能兴邦！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能够让我们战胜天灾和人祸，能够让我们在灾难的废墟上建起新的房子和高楼大厦，却不一定能够把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引向更光明的前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不停地与自己内心落后的黑暗和愚昧不停地斗，冲破阻力把先进的思想不断从被禁锢的大脑中解放出来，那个民族和国家才有希望，那个民族和国家才配说出那句无愧于子孙后代的豪言壮语：多难兴邦！

我们不会忘记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官员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中国就将进步到什么地步。同时，我想提醒所有的中国官员应该牢记胡主席“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温总理那句“是人民养活了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的至理名言。

是的，是人民养活了你们——记住，如果你们故意忽视温总理这句话中的前半句，而只记住了后半部，看着自己的利益随心所欲地“办”，不但不解放思想，甚至想利用手中人民赋予的权力去阻碍思想解放和中国进步的话，到时候，就不是你们“看着办”的问题了，而是民众会“看着办”：也许突然有那么一天，人民不想再养着你们了！

杨恒均 2008-5-28

汶川大地震余波未息，国人还沉浸于一片悲情，一个日子，一个不少人可能很久都未曾想起，但却从来不曾忘记的日子――”六四”，悄然来临。

这两天，我们在互联网上转发出一篇短文，标题是”白衣如海祭国殇”。文章呼吁在”六四”这一天，让我们都穿上白色的衣服：白外衣、白衬衣、白衬衫、白背心，都可以。表达我们对死难者的哀悼。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同样宝贵的，不论是死于天灾，还是死于人祸，我们都应该表示我们的哀悼与思念。

六月正是夏天，穿白衣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中共当局永远弄不清楚，在众多的穿白衣服的人中，谁是在表示悼念，不只是在悼念大地震的死难者，而且还是在悼念”六四”的死难者。他们能够悍然下令不准人们在”六四”这一天穿白衣服吗？不能。警察能够拦住行人问你为什么今天要穿白衣服吗？也不能。

从5.12到6.4，这两个日子相距很近。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在悼念地震死难者的时候，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二十多天来，我读到很多悼念地震死难者和慰问其亲属的文章，深受感动。其中，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人的一篇文章尤其让我心潮激荡难平。文章说，我们对被地震夺去儿女生命的父母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是失去儿女的父母。我相信，凡是读到这段文字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儿女的父母，也一定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天安门母亲的痛苦心情。此时此刻，我们也应该，从道义上讲是必须，向天安门母亲，向”六四”死难者亲属表达最深切的慰问。

一场震灾，在造成巨大痛苦的同时，也激发出国人的爱、关怀与悲悯。然而，如果我们的爱、关怀与悲悯，仅仅给予天灾下的受害者，而不给予人祸下的受害者的话，这种爱、关怀与悲悯就是很不完整的，甚至是很不真实的。党不让我们爱谁我们就不敢爱谁。这样的爱难道也是真实的么？是的，中国政府为抗震救灾做了不少它应该做的工作；但是，只要它依然还拒绝为八九正名，依然还在继续地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自由信仰者，只要它依然还在纵容腐败与社会不公，那么，它就无权奢谈什么”以人为本”。

常见人把人类社会比作息息相关的有机体。可惜的是，人类社会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在人类社会里，当一些人被枪杀、被监禁、被剥夺工作和财产时，其余的人未必都感同身受，有切肤之痛。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可以发生以及并不都能得到及时制止的原因。专制统治者何尝不知道屠杀会引起愤怒，但他们指望着屠杀造成巨大的恐惧淹没愤怒，再加上伴随着岁月流逝的淡忘与麻木。专制统治者要刻意在人民之中制造隔膜、互不关心和仇恨。专制政权是反人性的，它唯有在扭曲人性的基础上才能生存。指望在专制统治下实现和谐，从定义上就是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一个有良知有爱心的人，都必须投入反抗专制的正义斗争。

中共专制是最恶性的制度，因为它一不怕天，二不怕民。在古代中国，君主并非至高无上。在君主之上，还有天。按照儒家的天人感应论，国家无道，天就会降临灾害谴责警告。在古代中国，发生了严重的天灾，大臣就要求皇帝下罪己求言诏，皇帝就必须认错检讨，广泛征求批评意见。你可以说天人感应是迷信，是牵强附会，但是你不可否认恰恰就是这种迷信，在古代曾经对君权构成了某种制约。正像人类学家佛雷泽所说：”迷信使人类获益良多，它让很多人有了正确行为的动机，虽然这个动机本身是错的。”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府是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是公仆，人民才是主人。中共专制的问题是，一方面，它以现代科学理性的名义，以反迷信的名义，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另一方面，它又以所谓中国特色的名义，以反西方的名义，否定了现代民主宪政。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对权力有所约束的东西，统统都被扔在一边。毛泽东在犯下了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滔天大罪后，竟然还敢宣称”我就是不下罪己诏”，事实上别人也确实对他无可奈何。可见这样一个一不怕天，二不怕民的政权是何等的邪恶与不可救药。身为现代人，你当然可以不接受天人感应论，但是，你必须坚持人权与民主宪政理念，否则，你就是在支持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你就把自己当成暴君下的奴隶乃至帮凶了。

向所有天灾人祸下的死难者致以沉痛的哀悼。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而奋斗不息。

2008／5／28

“挥舞道德大棒”，是很令人讨厌的事情。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何况中国人长期身受“道德大棒”的击打，故而特别的害怕它。对此，我是理解的。

于是有共识，社会健全要靠法律，靠道德很不好操作，道德大棒好凶残，而且道德又靠不住。对此，我也是理解的。

然而，道德似乎已经没有存身之所了。我对此却未知其可。

现在，“井绳反应”的规律是，只要有谁讲道德，就难免被称为“挥舞道德大棒”，只要是不坐牢的事情，就无妨去做做，道德评价应该从社会上消失。为此还发明了一个学术名词，名为“泛道德主义”，说人应该有道德要求，那么就是“泛道德主义”了，这便是灾难，羞耻之心，应该人人无之，一切用法律来摆平，灾难才可以得免。

据说，社会只有这样，才会“人性”。例如一个老师，见到危险就把学生丢下，这符合人性，因为人都是要自己逃命的。还好，救学生的，还没有谁说这违反人性。看啊，人性真是宽容，既宽容了自己的逃跑，又厚道到不把救人者归于“无人性”的行列。

有时，他们还要讲讲客气，赞扬临难而救援他人的行为高尚；有时，他们就不这么客气了，会说救不救别人，都是选择，就像硬币哪面朝上，与高尚没有关系。

举一个例，都江堰的中学教师“范跑跑”。这个正在上课的教师觉察地震后扔下学生跑掉，仓皇之际甚至没有喊一声“你们也快跑”。面对失望的学生，他解释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总之，“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

一个人没有道德负疚感，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做事正当，另一种可能是没有道德。一件事做得正当，可以在这件事上没有负疚感；如果没有道德，那简直就是打了负疚感的疫苗，无论何事，都不可能负疚了。一劳永逸，还是打负疚感疫苗划算。

不过，要去掉负疚感也行啊，你不要拉上一些好东西来陪绑。中学教师“范跑跑”扔下他课堂上的学生跑了，跑就跑吧，还要拉上“自由”、“公正”等等来垫背，好像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就会这样做似的，人一追求自由和公正，就没有责任、岗位、职业要求可言；又像自由和公正太稀缺，非得让追求者跑掉，以便保存种子。

“先跑教师”跑了，写下了自己的经历。跑是在追求“自由”、“公正”和“反专制”，写是因为要反对道德绑架、反感伪善。有不少人在为之喝彩，跑得好，跑出了人性，跑出了本能。我想了一下，本能是跑出来了的，强奸犯实施强奸也奸出了本能。但跑出了人性，我怎么没看出来，扔下学生跑有何人性可言？你跑就跑吧，与自由、公正、反专制有什么相干？道德绑架、伪善，或者道德大棒、泛道德主义，是要反的，但拜托，请先有道德，再来谈怎么反。还有人赞其坦率，戈培尔也可爱了，谎言千遍即真理，何其坦率啊。

无耻便无耻，不要说这是因为你在追求自由，信奉自由主义。我确实看到一些自奉为自由追求者的人，正好就是反道德的先锋，好像道德就是绑架，就是大棒，善就是伪。我不知他们信奉的到底是什么自由，放弃人之责任的自由吗？有时候，他们会怪中国之不得进步，乃是因为没有宗教，但宗教是什么呢，对于一般的人，也无非就是一些道德律令和善的信仰，但这些不正是你们要坚决摒弃的吗？

人而无耻，百事可为，既然你只相信坐牢之事做不得，道德不在你考虑之内，还会有很多无耻之事可做。但你要做便做，不要还糟蹋一遍自由、公正和名声，说这是因为你皈依了自由和公正。

□刘洪波（长江日报评论员）

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布，截至5月27日21时，四川地震罹难者已达67183人，失踪20790人。地震已过15天，这些失踪者绝无生还的可能。尽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在情感上很难接受，总期望奇迹发生，但是这些失踪者等同于罹难，这是震灾善后必须需要理性对待的难题，因此，官方公布的最新罹难数据应是87973名。

可以想见，那些山区和矿井等偏僻角落里还有未曾发现的遇难者，估计最后罹难者人数将在9万名左右。

温家宝二次视察北川县城时，称将要在此建立永久地震遗址纪念馆。民间早已有此呼声。绵阳市博物馆也已在灾区搜集抗震救灾资料并向全球征求建馆方案，最大的缺憾是忽略了遇难者。这次地震不光波及四川，不能遗忘甘肃和陕西等地震灾区。纪念馆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记录苦难，记录每一个有名有姓的罹难者。如果遗漏了罹难者姓名，这座纪念馆将是冷森、残缺的。

因此，如何祭奠罹难同胞，彰显对每一个卑微生命的尊重，是在考验中国政府“以人为本”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更为重要的是，不管是活者，还是逝者，都有生命价值和尊严，并不因为他们的离世，而让价值和尊严遭受贬低。刻下他们的姓名，不是与时间抗争，而是表达每一个活者和后来者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对待生命的态度。

中国人向来轻贱个体生命，无论战争，还是自然灾害，所有罹难者都是以集体形象而留存于世，只见物，不见人。这种虚幻的集体记忆，会加速灾难的重演。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和中国森严的户籍制度下，记录下地震中每个罹难者的名字，都是容易的，问题在于政府有没有这份心。

他们的名字不该只留存在亲人和朋友的记忆中，而应该保留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因为自然灾难谁都可能不期而遇，这也是给世人一份警醒。

罹难者名字镌刻在北川地震纪念馆的每座废墟傍边，政府除了准确统计每个罹难者的个人资料，以及筹拨资金外，其他都交给艺术家、建筑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等专业人士主持。整个北川县城就是一个原生态的地震纪念馆，保持原样，只是将废墟固化。北川既是地震博物馆，也是地震纪念馆。

每个遇难者的生平都镌刻在当时遇难的地方，比如学校、家属楼、办公区等等。

这个名字后面应该附上出生年月、性别、职业、单位，接受救助情形，最好附着照片。

甘肃、陕西以及四川其它灾区的遇难者，在四川地震纪念馆集中建立一处地方，同样镌刻他们的个人资讯。

这个纪念馆跟政治和制度无关，只关乎生命和记忆。

他们不是英雄，只是被动的受害者。历史不仅是英雄史的演绎，更是平凡人的见证史。

人类太过渺小，所以需要记录。倚靠文字、影像和石头，抗拒遗忘。

唯有深切的痛，才可以发现人类自己作的孽。

触目惊心的四川大地震，留下记忆最深刻之一的是一幢幢弱不禁震的学校豆腐渣工程。川甘陕地震灾区8000多座学校，2万多名学生遇难，恐怕是世界历史上一次灾害遇难学生的最高记录，因此，四川大地震既是天灾亦是人祸。那些挺立在废墟中残败的教学楼，空洞的框架、刺向天空的铁丝，是罹难孩子嘶喊的嘴巴、抓狂的手臂和绝望的眼睛。

我不知道那些黑心官员、规划师、建筑商、建材商的子女或孙辈，有没有掩埋在学校废墟下。尽管孩子是无辜的，他们在学校废墟下挣扎的那一刻，是否想到这是自己的父母或爷爷奶奶，亲手将他们掩埋在这个阴阳相隔的世界。

我不想用天谴这个词，这太一厢情愿。但我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惩罚方式。可以预见这些罪人不会被追究出来，但是，我想，他们的余生将在绝望和痛苦中渐渐消失，这是老天判处的无期徒刑，是对他们最好的惩罚。

我的想法或许很阴暗、很恶毒，但是，有时候恶必须以某种更恶的方式终结，大自然惩罚人类是如此，人自己惩罚自己也是如此。

近60年，中国大陆发生大地震，计有唐山、松潘、丽江地震等等，只有一块块简陋、空洞、冰冷的纪念碑，这是权力对生命的极度轻慢。

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从关注个体生命开始，从四川大地震开始。代表一个国家实力的，不仅仅是财富、GDP，还应有对待生命的态度，这将是一座有关人类苦难的人文景观。

我相信四川地震摧残的不光是难属的身心，还将改变许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以及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下意识转变。这是属于每个人的灼痛，只可体会，不可言说。

历史往往跟事实无关，而只跟记忆有关。这是建立四川地震纪念馆并镌刻罹难者生平的所有理由。

2008年5月27日

《衣钵》,尤凤伟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20.00元。

读着五十年代描写土改运动的革命经典小说《暴风骤雨》成长起来的一代，读到《衣钵》时感觉是惊诧的，像瞎子突然睁开了眼睛，看到这么靓丽的世界会惊呼起来。无疑尤凤伟的长篇小说《衣钵》从艺术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土地改革”的新视角。

《衣钵》的构成是两条线索：一条是历史的，一条是现实的。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是早年的爱国青年，现在的美籍华人———姜先生。现实部分似乎引不起读者多少惊讶：一个有钱的美籍华人在大陆乡村办厂，所“应该”遭遇到的磨难，以致最后的灭顶之灾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得感激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的大好形势，我们的报纸已做了不少这方面的事实报道了。

让人感到新奇的是历史的部分———“土改”竟是这个样子！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说过：历史和小说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历史是根据实人实事所写的社会现象；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尤凤伟就是根据土改当年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他的长篇小说《衣钵》：“1947年的暴力土改，到底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对此，刘少奇在1950年对苏联大使的谈话中曾经透露了一个数字，即‘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含死于土改整党过程中的相当一批党员干部，也不包括那些因为遭受暴力致伤、致残的人员，更不必说因为这一大规模暴力浪潮所造成的大量财产以及生产方面的损失。”（杨奎松，《开卷有疑》34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从历史学家杨奎松的大作《开卷有疑》上我们还得知：历史上解放区从减租减息政策转向激烈的土改，最后导致“暴力土改”非一日之寒：“中共中央1946年决心推动土地改革运动……是它在突如其来的农民面前，基于其对1927年革命失败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这里指的“农民运动”就是在解放区发动的“减租清算运动”，在194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会议记录中，康生发言肯定农民的做法，称：“减租清算运动发展中的实际内容是农民要求土地，解决的方法……一般理由都比较正大。结果地主只好出卖土地，而农民又不要买地，于是减价折让予农民。老解放区大概从1943-1944年就着手解决了，日本投降前已解决得差不多了。新解放区约三分之一亦已解决，但有种种偏向。”

“和平土地赎买政策”为什么没能坚持下去，最终导致了血腥的“暴力土改”？历史学家杨奎松在他的《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是这样分析的：“发生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因为相信国共之战是阶级之间的斗争，相信国民党代表的是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而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的广大农民群众，因而，当国共内战大规模爆发，即1947年之后，把地主富农当成蒋介石国民党的同盟军，而把劳动农民看成是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就是不可避免的一种逻辑判断和政策上的一种必然选择。”

尤凤伟从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调查得出了和历史学家同样的结论。于是，他在《衣钵》中生动地塑造了工作队长这个人物。侯队长家庭出身是五百亩地的大地主，读过大学，他为了证明已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表现自己革命的彻底性，在领导田庄的土改中大开杀戒。小说最精彩的是第十二章：侯队长提审姜先生。侯队长面对已被他判为死刑的姜先生，打开心扉，毫不隐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姜先生被他口吐真言吓坏了，怀疑他说的是真心话。“侯队长的脸突然一变，冷笑一声，说：面对一个将死的人，我有必要说假话吗？”把一个打着“宁左勿右”旗号的，大搞个人投机的肮脏灵魂活脱脱地刻画出来了。这个人物无疑将给当代中国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一幅新的肖像。

如何面对历史，作家和历史学家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真实！在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之后的历史学界努力追求着历史著作的无党无私和一视同仁，打破自古以来历史学家为追溯光荣历史，构造伟大系谱，形成凝聚力和动员力，确立政治合法性和权力的神圣性而“虚构历史”的习惯和传统。但是，文学界相去甚远。不知是因为作家们的无识还是无胆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敢于真诚面对历史的作家真是廖若晨星。

尤凤伟便是这晨星中耀眼的一颗，从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诺言》到近几年的中篇小说《小灯》、长篇小说《中国1957》等若干部历史小说中无不饱含着求实探索的精神，当然尤凤伟需要弄清楚的不只是有关事实的历史知识，他是有着自己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信念的。他的道德信念就是他所带给他自己对过去的理解的那些终极的价值判断；形而上学的信念指的是与这些判断相联系着的对人性以及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论观念。他常说的一句话：求实才能向善。所以在尤凤伟的历史解释背后，归根到底乃是对人性的概括。正像英国哲学家沃尔什曾指出过：“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化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全部思维的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它们是对人类的他们生活的过程中———不管是由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条件还是由他们的同胞人类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所做出的特殊反应的判断。……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终于决定了把什么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以及怎样理解他所确实接受了的东西。”（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62页）

尤凤伟始终是沿着人性这条光明而又曲折的道路，进行他的历史反思小说的创作。

2008年5月15日，阴转晴

早晨7点至8点，接受美国国家电台的预约采访，这是此生第一次接受”早访”。主要谈底层英文书，附带谈地震。我懵懵懂懂，估计喷了不少胡话，可主持人还连夸”弯得佛”。

回笼一觉到中午。金琴说昨晚又震好几回。我说麻木了。跟着接听了好几个对灾民的越洋慰问电话，其中之一是我的英文译者老黄。很惭愧，我已养成吊儿郎当的习惯，不禁充当了传谣者：据可靠消息，地震也是长腿的，眼下震中正在朝北飞跑。原因是我们四川热火朝天的救灾场面把地震骇破了胆，只有跑，说不定那天就翻过北极，跑美国去震一回。

继续看电视。解放军又在崇州回龙沟九峰村找到一具尸体。由于被废墟卡得牢牢，十几个兵拔河一般，扯住捆尸绳，齐喊一二三，却没拽出来。于是一军官和死者家属商量咋办，并提建议：只有使电锯，将他的肩膀整个下掉。家属倒还爽快：下嘛，反正人都不在了，随便咋个下。接下来就是嘎嘎嘎锯人。

镜头一闪而过。

我顿时产生寻访冲动。

冲动之后，继续昏睡。然后喝酒熬夜。

之间，给母亲打电话，老人家怒不可遏：养儿女没用，生死关头忘了娘。我刚解释一句：温江也是灾区，地震那天准进不准出，就被呸了一声，电话也挂断。幸好此时妹妹小飞的车已在中途。待我第二次致电老母，嘿，已笑逐颜开，还一再叮嘱我尽快上山躲地震，不要脱离大家庭。

2008年5月16日，晴转阴，闷热

中午，家住青城外山的朋友鲲鹏来访。盛情邀请我和金琴”去灾区体验生活”。正中下怀。立即随车出发。

出温江城区不远，遇检查哨卡，非要我们出示《身份证》。鲲鹏问：成都的《身份证》行不行？警官答：不行，必须都江堰市的《身份证》。在青城山住了好几年，自以为已是村民的鲲鹏有点生气，就给更大的警官打电话。三言两语关节就通了。我们洋洋得意地狂奔在空旷的马路上，偶遇几辆救灾运输卡车，也胆敢超过去。

拢大观镇，道路狭窄起来，民房垮塌甚多，没垮的也裂纹凸现，不能住人了。街两边的地震棚五颜六色，犹如乡镇集市上的杂货摊位。虽然”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超大横幅触目惊心，但无所事事的难民们东一堆西一堆，与成群结队的懒散土狗类似。鲲鹏探出脑袋打招呼，喝茶或打麻将的赤膊男人就扁过身子，回报微笑。鲲鹏吼一声：嘿！灾民要像个灾民的样子嘛，咋个能打麻将呢？惹得大伙哄笑。一大脚农妇回敬道：你是哪一级干部哟，管闲事。还有人道：大家都不像灾民，就你一个人像灾民。

在灾区斗嘴失败，接着进入更深的灾区。沿途依旧是杂货摊位一般的地震棚。我杞人忧天道：往后咋办？这种半露天的集体生活能过多久？鲲鹏道：旧房倒了建新房，人家可没你这个文人想得复杂。

小车在普照寺前的村落停靠。佛寺的门脸已倾废，据说里头主殿垮塌，和尚跑光。安全起见，我不能钻入求证。接着，我们在地震棚上面的茂密竹林内，原先供游客品茶的地方，各免费享用了1小瓶”西藏冰川”牌矿泉水。这种高档玩意儿在灾区不太受欢迎，泥腿子们都喜欢大瓶，解渴，过瘾。

鲲鹏与当地村民早打成一片，就聊了几句分发赈灾物资的正事，吩咐一定要公平，山上山下都有份，特别是米面和油。”至于矿泉水、饮料、饼干等吃耍的东西，计较的意义不大。”

接着又是嘻嘻哈哈，这是川人的本性，连死者的玩笑都敢开。房屋及家产垮得精光的茶铺老板，还一再邀约鲲鹏晚上打牌。鲲鹏推辞道：电都震断了，黑灯瞎火打个逑。老板道：没电就点蜡烛，多点几根，打夜麻将还有情调些。鲲鹏道：蜡烛光晃来晃去的，招地震鬼哟。老板道：再多的鬼来都不怕，死人活人一起娱乐嘛。鲲鹏道：想得安逸！你娃娃的心思我清楚，就是盘算摸黑赢我的钱。

不到5点就饿了。灾区没饭馆，我们就爬到半山腰，进鲲鹏的窝觅食。这是自力更生造的大宅子，建筑材料货真价实，不打折扣，所以在震荡中巍然屹立。不大一会儿，一荤两素就端上来，共进晚餐的除了主客3人，还有藏族少女卓玛，以及一对中年村民。这在灾区就算腐败了。鲲鹏鬼鬼祟祟掏出小半瓶梅子酒，先给粗眉鼓眼的男村民斟一满杯，并夸奖道：老王称得上鲁智深一样的地震英雄。

我不解道：啥叫”鲁智深一样的”？倒拔了垂杨柳么？

也差不多。鲲鹏眨眨眼。他从废墟中倒拔出老总的孙子。

哦。于是我摸出录音机，开始了大地震中的第二个访谈。

老王真名王克良，43岁，青城山镇青田村人氏，本世代务农，靠山吃山，却不料与时俱进，撞上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朝代，在政府和开发商的交替要挟下，只得随整个村子搬迁，自此挥泪诀别延续了若干辈的农耕生活。

头脑机灵的老王化悲痛为力量，顺利转型，在青蓉集团旗下的一私人厂矿打工，逐渐成为某某董事长的心腹司机。震前1分钟，他正在门卫室泡茶，刚刚把茶叶放入杯子，颠簸就开始了。”杯子嗖的飞了，比箭还快；跟着天摇地动，弧度比一脚踢出去还大。我立即跑出门，吼地震了地震了！跑啊跑啊！老总和员工牵着线往下冲。哎哟，围墙和房子都在跳舞，连蹦7下；我的小车变成一只癞蛤蟆，左一跳右一跳，还好没散架。”

老王喝口酒，自我压惊。然后继续：老总家住都江堰市里，3岁孙儿在最高档的背背佳贵族幼儿园。老总当即命令我去接人。患难时刻见真情，我立马动车，炮弹一般射出去。嘿，几分钟就拢都江堰。

大伙儿纷纷质疑：青城前山到都江堰，少说也十公里，几分钟能到？你在开火箭？

老王一拍大腿：就是开火箭！轮胎根本没着地！老子是外星人，眼睛不晓得眨，脑壳恨不得抵穿挡风玻璃。我瞟了时间，2点35分就到都江堰！回程时恢复了正常视力，才见沿途倒了好多房子，好多人头破血流。有个倒霉鬼，被抛起来，笔直倒插进水沟中，咽气几个钟头，人们也顾不上拽他起来。

都江堰更惨，几辈人没见过的惨，外表那么光鲜的楼房，硬是像堆起来的火柴盒，说垮就垮，人如骇疯了的耗子，灰头土脸，横竖乱闯，也不怕车了，可能大家的思维全短路，巴不得自己被撞死。哎哟，老子也横心，刹车、油门、油门、刹车，没几回合就拐进少年宫内的幼儿园，正瞅见一堆娃娃，像地洞里钻出来的小鸡，挤在阶沿，有的哇哇大哭，有的吓傻了，没哭。我二话没说，一把捞起老总家小子，丢进车里就跑。周围房子垮光了，幼儿园成危房了，却不见老师。跑哪儿了？不晓得。

我听得入神，金琴却不识时务地打断老王，追问地震时的路况。老王承认有的地面裂缝，有的地面下陷20公分，可他命大，鬼使神差，全飞过。

龙门阵摆到高潮，嘎然而止。原因是酒太少。鲲鹏叫人去搜索半晌，又得半瓶洞天乳酒。这是青城山道士发明的甜酒，跟醪糟差不多，我们抢喝，几口就告罄。鲲鹏道：只好以水代酒，也算腐败。于是移座院坝中央。

屁股刚重新落定，大地就猛震一把，的确与平川地区温江不同。黑黝黝的峰峦，如超大型的吊柜，劈头盖脑地哐当，房梁也跟着哐当，有几匹瓦甩下山涧，音色甚为清脆。接下来，老王夫妇告辞。我们也随之转换话题。

千年银杏树在上，根深叶茂，令我们仰视，令我们失语。惶惶不可终日的中国鼠辈，如老威，如老王，如鲲鹏，如深埋于瓦砾下的老张老李，算得着什么？我问鲲鹏：唐山大地震时你几岁？他应道：9岁，却记得那年震死了24万人。不知今年要震死多少。金琴道：目前为止，官方统计接近3万，估计至少要翻几番啰。鲲鹏叹息道：不管翻几番，此刻却只有一张脸闪现在我跟前，那是死在毛主席前头的国民党旧军官。那天他突然倒毙在堆满破烂的黑屋里，人们将他抬出来，里三层外三层围观，议论纷纷。我们几个娃娃，挤进去看闹热。我的眼尖，一下就瞅见那死人面孔，连着下巴、脖子，左中右，忽闪着3根隐隐约约的细线。再凑拢，定睛一认，肉顿时麻了，原来3根线是活的！在蠕动！原来是虱子部落在大迁徙、大逃亡！它们也怕死嘛，它们也不愿给死人殉葬嘛。所以呢，地震废墟要反复消毒，死人越多，消毒越要彻底，否则自然、社会、意识形态的瘟疫就将迅速传播……

有人说，胡耀邦是天上的一片云，人间的污秽挨不到他。有人说，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大凡熟悉、了解胡耀邦的人无不异口同声，对其人品推崇备至。一个人，无论其政治身份如何，是不是受到别人的尊敬，关键还是他的人品、人格、人性，在胡耀邦身上，我们在看到党性的同时，也能看到人性的闪光，这是他赢得人心的根本。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座谈会，算是为纪念胡耀邦、重说胡耀邦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这在16年来还是第一次，《炎黄春秋》、《中国青年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胡耀邦女儿回忆她父亲的书也上了书店，当然重点戏还是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胡耀邦传》第一卷，首印10万册，可惜只是到1976年为止，此时，对胡耀邦来说，历史的大幕还没有正式拉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都还在后面。透过这本官方允许出版的《胡耀邦传》第一卷，我们可以看到胡耀邦的成长经历，看到他在献身乌托邦阵营后的几次遇险，那些星星点点的蛛丝马迹，对于世人认识胡耀邦尤其是不可忽视的，不能轻易放过，至少可以让我们明白胡耀邦后来的抉择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他早年的人生中，那些创伤已为他日后的反思埋下了伏笔。

在胡耀邦早期的遭遇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差一点被当作“AB团”分子杀掉，“AB团”曾是共产党统治的红区谈虎色变的一个名词，成千上万的人为此人头落地。《胡耀邦传》第二章有一节《蒙冤“AB团”》，讲述了这位十七岁少年死里逃生的那一幕。1932年冬天，“红小鬼”胡耀邦被列入“AB团”的名单，全部证据不过是逼供信中有人的胡乱供词，说他的一个老师就是“AB团”，已经被处决，而他受这个老师影响很大，能不是“AB团”吗？胡耀邦一度被隔离审查，充满委屈和恐惧，他连什么是“AB团”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是“共产主义儿童团”。那个时候，中共内部就已露出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胡耀邦只是在浏阳县立初级中学上过一年学，就被当作是知识分子，认为他“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肯定复杂，况且他又有’AB团’的老师”，所以不肯轻易放过他。如果没有张爱萍、顾作霖、冯文彬这些上级的保护，也许他就难以躲过那一关，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这段遭遇对他是铭心刻骨的记忆，一生都忘不了。（书中只是将“AB团”归结为“王明路线”未免简单化了，毛泽东曾经以“AB团”为借口对异己大开杀戒，造成触目惊心的流血惨剧）

从“AB团”到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间相隔十年，却是一脉相承的，一样的逼供信，一样的抓特务，一样的风声鹤唳，一样的将矛头对准有点知识的青年革命者，半个月内挖出的“特嫌分子”就有1400多人，只是没有达到长期被忽略、被掩埋的大杀“AB团”那样的血腥程度，不算被逼疯、自杀的，人头落地的大约只有一个王实味。胡耀邦当时主持中央军委一局的“审干”、“反奸”工作，目睹许多青年被残酷斗争甚至被囚禁，他很痛心。他想起自己当年被打成“AB团”的经历，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大量冤情，组织严密的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混进来。当他十分了解的妻子李昭也被“抢救”时，他绝不相信她是特务。他怀疑一切都是逼供信的结果。为此，他做了一个试验，先后找了四个他完全清楚什么问题也没有的青年，故意让人对他们进行“抢救”，审问中又吓又逼，果然有人因为恐惧而承认无中生有的罪名。这使他心中完全有了底，他在总政治部机关作出四条规定：严禁打人骂人、非经批准不准捆人、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严防自杀。有一次毛泽东找他听取关于“抢救运动”的汇报，他大胆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毛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并开始为“抢救运动”降温。以往我们只知道毛泽东的八字说法，却不知道其中还有胡耀邦的大胆直言。

胡耀邦因为在“文革”以后大刀阔斧推动思想解放，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而受到千百万人的欢呼、景仰，而推本溯源，从他个人的人生历程中，他少年时代在江西苏区蒙冤“AB团”、青年时代在延安身历整风、“抢救”运动都不是没有关系的。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共制造冤假错案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和警惕性，他深知自己所栖身的这个党的缺陷、不完美。我们不知道，他在极力推动平反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时，是不是想起了遥远的往事，但在他的生命深处，那些往事常常会提醒他，唤起他善良的人性。

在1949年以后，胡耀邦的政治生涯中曾有过两次失败的“百日维新”，一次是60年代在陕西，一次是7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虽然都是昙花一现，但对他本人影响深远，他的变革思想已有过两次小小的尝试，他在“文革”时代的黑暗结束后，能在权力舞台上有所作为，叱咤一阵，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他不仅有过思考，而且在小范围付诸过实践。

1964年12月，胡耀邦受命到陕西主政，到次年6月受到错误批判、黯然返回北京，前后共两百多天，《胡耀邦传》第十一章《主陕纠“左”》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他在陕西的作为，在极左思潮弥漫的氛围中，他提出一系列以“解放思想、解放人”为中心的观点，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并提出下列主张：“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而不要抠得太碎；二、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得更宽一些，而不要过窄；三、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搞得更活一些，而不要过死。”他在那个年代，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实际上是在大声疾呼思想的解放，呼唤体制的改革。”他在三秦大地吹起了一阵阵春风。1965年6月张爱萍将军在陕西说：“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然而，等待着胡耀邦的却是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他的批判。

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之后，胡耀邦也从“学习班”来到中国科学院，领导“整顿”工作。他支持搞科学研究，敢于否定各种荒谬的论点，一次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讲话时，他借题发挥说：“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貌是怎么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这些富有个性和棱角的话，今天听来一点也许不算什么，在当时却是令人振奋的。他在科学院前后只工作了120天，就被迫中断了，他自己曾说过，“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

四川大地震，学校倒塌1万2300多所，占全省学校41%；死亡学生万人左右，占公布死亡人数15%.倒塌最多的是学校，死亡最多的是学生。这一铁血事实，使竭力要在”抗震救灾”中扮演”高大形象”的中国政府，陷于难堪境地。

除全城灭顶的北川之外，其他地区，地震发生之时，无数教学楼瞬间倒塌，而周围建筑、尤其政府大楼，却安然无恙，民众为此愤愤不平。

死难孩子的家长，赶到倒塌学校的废墟前，调查收集钢筋和水泥型号尺寸，发现有铁丝代替钢筋、泥沙代替水泥等明显痕迹，认定倒塌校舍是豆腐渣工程。家长们群情激愤，指明：”孩子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他们举着孩子的遗像，请愿、抗议、上访。”天灾不可违，人祸最可恨。”他们强烈要求调查豆腐渣工程，惩办贪官污吏，为死去的孩子伸冤。

政府方面的回应，从狡辩到默认，前后不一。最初，绵阳市教育局官员声称：”教学楼是豆腐渣工程的说法根本没有依据。”国家教育部负责人则搪塞说”许多国家校舍的防震被忽视……全球各地有不少学校的建筑物难挡震灾……”

但立即有报道指出：在日本，学校是最坚固的建筑，每逢地震，学校就成为当地灾民的临时避难所。日本人坚持：”所有房子可倒，学校不可倒。”

四川省教育厅官员声称：”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是导致校舍垮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民众立即大量举证：倒塌的大多是新建教学楼，旧教学楼或先前被称为”危楼”的建筑，反而没有倒。

另外一个足可对比的事实是：地震中，四川省大量学校倒塌，但由香港慈善团体”苗圃行动”所建造的61所学校（其中6所位于震中的阿坝州），却无一倒塌。

眼看铁证如山，众怒难犯，中共当局终于开始修正口气，表示要展开调查，一旦发现学校建设中有偷工减料和贪污受贿行为，将”严肃查处”.并要求对全国教育系统展开排查。

中共高层企图把责任仅仅推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却道出部分真相，成都市教育局官员透露：这些年都是国家（即中央政府）办教育，建造时考虑的抗震度很低；过去国家拔款建校标准，每平方米只有400元，最近几年（物价上涨）才调到每平方米500元。

根据联合国的最低标准，政府投放于教育的开支，应占该国政府预算6%.中共于1996年通过《教育法》，认可联合国的标准，但这一”立法承诺”，却从未兑现。连年教育开支，仅占政府预算的2.7%左右。以至于，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重，至今等同于非洲穷国乌干达。吝啬于教育开支的中共高层，同一时期，却以每年两位数的增幅，狂支军费。

犹记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共当局曾发文规定，今后全国新建筑，都必须以7级防震为标准。32年过去了，”规定”或”承诺”何曾兑现？就说这次四川地震，如果学校建筑具有7级防震能力，地震爆发时，教学楼哪怕能够支撑仅仅十几秒钟，也将保住多少花季儿童的生命？

在家长们的一片谴责声中，近日，中共当局又公开”承诺”，将提高学校建设的抗震标准，使学校房屋成为”最牢固、最安全”的建筑。 然而，经历了无数失望的中国民众，还有谁，会真正相信这类司空见惯的”承诺”？

至关重要的，不是”红头文件”，不是个别人信誓旦旦的”承诺”.共产党里，就算有温家宝一个”好人”，又怎能敌得过整个制度？这个黑暗无边而又腐败透顶的政治制度，拒绝监督与制衡，排斥良心，滋长贪欲，潜藏着先天性的人祸基因。

古代中国，每逢蝗虫、洪水、地震等灾难，当朝皇帝就会反躬自省：是否因为自己无德失政，触怒上天，才招致天遣？于是下”罪己诏”，声明”罪在朕恭，请免百姓”，向上天请罪，为民众祈福。看上去有些”迷信”，但至少表明，那些古代明君，为政谨慎，谦卑自责，具有爱民如子的情怀。

当今中国政府，即便无须为天灾自责，至少也应该为人祸谢罪。至少应该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停止为自己歌功颂德，允许民众抒发抱怨、愤怒和抗议的情绪。可惜，这个永远不会认错、更永远不会鞠躬下台的政府，依然一手遮天，依然逆天而行，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看得高于一切。

大地震大灾难之余，有人为这个政府大唱赞歌、感恩涕零，可曾想到：那些长眠于地下的死难者，会不会为这个政府唱赞歌？那些死难孩子的家长们，会不会为这个政府唱赞歌？死人的冤屈，活人的面子，哪一个更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