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奥运日益逼近，为了确保奥运的顺利举行，北京正采取越来越多的控制措施。不过，北京可能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它的那些不科学的控制措施可能正在制造潜在的灾难。
让我们先看一些新闻标题和一些新闻核心信息：
“从5月9日开始，本市(北京)全部地铁站根据有关部门的通知开始实施“严查液体饮料”措施，乘客携带液体饮料进入站台前必须先试喝。”
“河北保定廊坊两地气象部门奥运期间禁放气球”
“根据国家邮政局的紧急通知，奥运期间，所有营业窗口禁止收寄液体类物品，暂时不执行自封免验规定，所有邮件100%进行验视。寄往北京、青岛等奥运比赛城市的邮件查验将更加严格。香水药水洗发水统统禁邮”
“广东200多家快递服务企业齐保奥运寄递安全”
“北京警方将大规模夜间设卡盘查，市公安局副局长傅政华到现场督导时说：“此类多警种联合执法行动直到8月8日奥运会开幕前，将在全市范围内不间断进行。”
“民航总局实施航空保安特别工作措施 力保奥运”
“北京水产商会严格进货手续 力保奥运餐饮安全”
“4月30日，顺义区工商局、私个协在汇源集团会展中心联合召开北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非公企业迎奥运、讲文明、保安全、保稳定誓师大会，会议强调“一切为了奥运、一切服从奥运、一切服务奥运”的责任感、使命感”
“山西电力六个专业组上阵保奥运用电”
“周杰伦个唱为奥运让路”
“北京很多饭店拒绝新疆人入住”
“目前，在北京部分交通枢纽地区，北京警方已启动新型安检模式:“警犬+安检门+安检仪”的全新安检模式。下月底，该模式将贯穿北京轨道交通全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全力保障奥运安全”
“4月29日，90名三峡消防官兵在巍巍三峡大坝下，集体宣誓：确保奥运圣火在三峡坝区顺利传递。”
上面这些内容是随便从新闻网站上复制过来的，罗列的时候并没有遵循必要的分类，关注中国公共事务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更多类似的标题和内容。通过这些不可能被忽视的新闻，一个信息被确切无误的一再重复：那就是“一切为了奥运，一切服从奥运，一切服务奥运”。 奥运已经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全国总动员，是未来几个月笼罩在这个国家社会和公民头上的头等大事。
在当下中国的体制下，仅仅从公共事件的政治意义上来看，如果奥运真像北京政权当初所承诺的那样，起到改善人权和保障新闻自由的作用，说奥运是头等大事，自然在情理之中。口号上多喊几句：一切为了奥运，一切服从奥运，一切服务奥运，也未尝不可。不过，当奥运更多是作为现政权的头等大事，当这样一个宏大宗旨被一个强大的公共权力当作既定目标，当这个目标被完全置于独裁权力的操控之下加以全力推展，它的可怕一面就开始展露了。
这样的政治化奥运，意味着民间权益的被损害和民众参与的被动性，意味着人权、法治、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和规则成为牺牲品，意味着所有不符合权力偏好的奥运言行都必须给这个头等大事让路。也正因为这些价值和规则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奥运已经变成北京当局的麻烦和尴尬。君不见，北京奥运的准备过程已经招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批评，让本应该喜气洋洋的头等大事变成动辄得咎的头等危机，也让北京当局拿到奥运主办权的成就感变成筹办过程中的恐惧感。如果说这些价值层面的冲突，更多的源于制度方面的因素，因此也是一场奥运赛事所无法克服的障碍的话，那么北京当局现在的指望大概是通过强化安全、环境、硬件条件等技术性指标来确保奥运的顺利展开—当然只能是技术性的顺利而已。但是，即使撇开价值层面的判断，北京正在轰轰烈烈地推广奥运的一系列做法，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可能完全被消除。那种对风险缺乏正常认知而试图把所有风险都消除在萌芽状态的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思路，是缺少起码治理智慧的非理性盲动，其实施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风险。
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必须采取复合治理的方式。复合治理有五个基本特征：首先，复合治理由多个治理主体组成。包括国家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庭、个人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和行为者都是治理的参与者，不能被排斥在治理过程之外，更不能被剥夺享受治理结果的权利（杨冬雪，2004）。
复合治理的正常运转，除了要调整它们的关系外（这是结构性，其改革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更需要使这些已经确立的制度在微观层次上运转起来，通过操作和实践来加快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从而使基本制度的整体绩效得到提高。因此，只有通过开放民众的公共参与，鼓励个人的公共责任精神，才能培养出大型公共活动中的社会性的风险意识，也就是政府、NGO和个人的风险意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的提升。有效地利用现代技术，而不因为其隐含着风险而排斥它们；加强现有制度的能力，提高制度之间的合作水平；提高整个社会的透明度和信任水平。所有这些做法和措施都需要从细微处入手、扎扎实实地操作。（杨冬雪，2004）
然而，现在北京正在推行的奥运风险控制措施，展现的仅仅是权力的一贯傲慢，几乎忽视了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完全没有现代国家复合治理的考量，而只是一味用简单粗糙的强化行政控制手法来消除潜在风险。依靠一个庞大的、却效率低下的行政体制，依靠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行使和资源投入，依靠垄断文宣和控制系统的全面动员，来完成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把所有这些“操作组合”置身于一个有着无数结构性矛盾的社会现实中来。这些因素完全可能以不可预知的方式互动和共振，引发出它试图极力避免的后果，安全保障措施可能变成奥运的诅咒，如同在火山口举办一场豪华的盛宴。
其实，本文引述的每个新闻标题背后，都意味着对个人、家庭、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的正当权利的影响或者侵害，都意味着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引发社会矛盾。街头随意设卡的盘查，是对公民正常生活秩序的骚扰；禁止快递行业邮寄液体，意味着对经济运行秩序的干扰；周杰伦个唱为奥运让路，对于那些男女粉丝也是不少的精神打击；为了保障奥运期间北京供水，周边省份已被命令将最清洁的水送往首都，无异于强行侵犯这些省份的民众的正当权益；在有些农区，这意味着当地水库无水可取，农民生存受到威胁。
在这里，当局犯了两个巨大的认知错误。其一，是对行政体制的执行能力的过于自信，认为只要大量投入资源，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因此奥运保障变成了一场全民动员，各行各业都被卷入进来。从所谓奥运圣火传递的公共动员，政权操作的愚昧可见一斑。可是，他们忘记了近乎无限的（其实，当然也有很多约束）资源并不等同于执行能力， 执行能力是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合理目标以及决策程序等综合因素的结果。一边是系统超负荷，一边是系统没有透明和问责体系；一边是要求行政体制无限制地加大执行力度，一面是整个官僚体系已经衰败，行政效率已经大打折扣，一些低级的错误就可能带来致命的灾难。前段时间，发生于山东胶济特路火车相撞事故，就是一个悲惨的证明。
通过强化政治高压，宣扬奥运压倒一切，并不是官僚主义和腐败低效的解毒剂，恰恰相反，政治高压可以成为这个体系设租和寻租的合理化转化，很多灰色勾当都可以借助奥运的政治光环得到漂白。更重要的是，官僚体系也是由人组成的，要求他们承当不可完成的任务，赋予他们不恰当的权力，蔑视他们的职业特性，这意味着鼓励他们可以多重的不负责任。对于这种目标错乱、政治高压和官僚主义综合作用形成的困境，身处其中的中低层官员应该感受最深。压力层层加码，工作混乱不堪，整天疲于奔命，最后可能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疏忽而成为政治牺牲品。这种状态催化的是机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做秀式表态和责任的匮乏，也就不可能真正提高行政机构的执行能力。
当局犯的第二个认知错误，是没有认识到一个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本身就是化解风险的必要机制。化解和控制风险，不可能只靠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中心治理体系，个体，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以及无数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同时构成了一个风险治理体系，大家都可以为风险控制做出贡献，也都能从风险的控制中获得利益。这种利益，也许是经济上的，也许式情感上或心理上的。就拿周杰伦个案来说，举办个唱可以让歌手获益，让那些男女粉丝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让国家增加税收。而当周杰伦不得不为奥运让路，三方利益全部受损。特别是对于那些周杰伦的粉丝们，剥夺了他们获得这种精神愉悦的机会，必然带来其不满。如果类似的不满不断积累，必然强加其心理张力，当突发事件提供某种机会时，这种张力就可能转化为社会反抗，从而增加风险。
这种由官权的蛮横所制造出的局部的微观的社会矛盾，在奥运筹备期间已经举不胜举。至于这些微观矛盾的加速积累将如何演化，是只有上帝才能回答的问题。但愿那些决策者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蝴蝶效应”的理论。
有关当局必须要明白的是，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从事极端行为的意愿和能力，他们追求的仅仅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只有这种渴望正常秩序生活的机会被剥夺之后，人们从事极端行为的意愿才会被激发，也才可能把人逼入铤而走险的极端。因此，我能想到的奥运筹备期间的最可怕的隐患，不是政府定义中的“敌对势力”，而是政府的奥运安保举措把控制目标对准了普通公众，而当社会中一个庞大群体被错误的设定为潜在威胁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在稳定秩序中安装一枚巨型炸弹。设想一下，当所有进入北京地铁的乘客都被当成潜在威胁的时候，你可能动员什么力量来进行有效预防？在所有的地铁进出口都布满安检人员？检查来来往往的几百万乘客？大概再没有比这种方式更能浪费资源而又达不到目标了。
当体制的执行能力削弱，大量资源被错误使用的时候，也意味着真正威胁来临的时候，国家和社会的应对能力大大降低。可以想象，在目前严防死守的控制状态下，当灾难突然降临时，公民和公民社会不可能展现临危不乱，积极有序，自我救治的景观。在公共权力不断深入社会控制的进程中，公民社会的自治自救功能早已经给废除了。年初大雪灾造成的极端混和带来的巨大损失，就是中国式社会治理机制的极端低效的最近例证。
一个可怕的事实是，真正的威胁永远无法被事先排除，自然灾害，人为事故和公共安全事件，总是与我们相伴随（在撰写本文的时候，就在四川汶川县发生了7.8级的地震，全国大部分地区有震感，生命财产损失此刻还不得而知），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北京当局主导的社会控制手段，在某些领域降低风险的同时，也在另外一些领域增加了风险。奥运从一个城市主办的体育运动演变成笼罩整个国家的最大政治，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由当局一手制造的超大型公共事件进展过程中，我们将要面对哪些潜在的危险。但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作为个体，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应对风险的能力上并没有提高。而公民社会提供的各种预防风险的资源却被权力机关在错误的方向上不断浪费着。
如何摆脱这个诅咒呢？
这需要执政当局进行治理哲学的根本转换，停止把奥运凌驾于正常社会经济生活的做法，让奥运回归到它本身。重新审视风险以及风险控制的方式，放弃既有的不断强化社会控制的思路，停止把公民社会当成潜在敌人，而应该鼓励民众的自愿参与和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只有依靠公民社会的合作，才能最大程度增强共同抵御风险和威胁的能力。
北京能否展示这种现代社会治理的智慧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