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义:杨天水为捍卫言论自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 

5月2日,记者专访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先生,郑先生就杨天水先生获自由写作奖、奥运会对言论自由造成的影响、对爱国青年的忠告、香港的言论自由等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参与》记者:杨天水是独立中文笔会早期的会员之一, 最近获2008年美国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您如何评价他为自由写作作出的贡献?

郑义:众所周知,大陆的言论自由目前处于一个很不好的状况,很多的作家、记者、公众人士、维权人士发表言论常常遭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据独立中文笔会统计,目前系狱作家、记者还有38位,这在全世界也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杨天水其实并没有在平面媒体上发表什么言论,因为这在大陆是不可能的,他只是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言论,批评时政,表达自己的看法,实际上这是作为一个作家或公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结果因此受到了异常严厉的刑罚。当局对杨天水如此苛严的处置也说明中国离实现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写作自由尚有相当远的距离。杨天水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实践着自由写作,而且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根本不屑于国家公诉人和法官的任何提问,表示了自己为捍卫言论自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勇气,以及对司法不公的一种决然的抗议。这种勇气在今天已经是相当罕见了,因为当下这个社会是个不讲道义、不讲承担,只讲及时行乐的犬儒时代。这次美国笔会把自由写作奖颁给杨天水先生,我非常感动,因为杨天水先生虽然做出很大的贡献,却为媒体知之甚少,他不是一个明星式的人物。

《参与》记者:您怎么看中国的言论自由现状?奥运会是否直接导致了中国言论自由的紧缩?

郑义:我们看言论自由就要看公开的言论是否自由,中国的媒体都是官办的,在这种状况下,当局很容易钳制住言论,老百姓说了政府不喜欢听的话就可能招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对言论实行非常严厉的压制。近年随着网络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网民,大家都在网上讨论国事,应该说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当局感觉到网络已经为言论自由挤出了一条缝隙,于是加强了打压,一方面不惜斥巨资搞了一个“金盾工程”,以限制国内外和国内的信息沟通,可以说这一招很有成效,我自己给国内发邮件,如果有“敏感词汇”,就怎么发也发不过去。另一方面把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代表性人物抓进监狱,营造恐怖气氛,杨天水就属于这种情况。另外,在强调的重点上加强舆论控制,比如在奥运会这个事情上,不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会吗?当局却把它做成一件超级政治事件,很多大陆朋友避谈“奥运”,连电话里也不敢谈。这种言论钳制很有方向性,当局认为重要的事情尤其不让老百姓发表言论。奥运会期间还要避开很多敏感话题,比如强拆、农民土地、贫困人口、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中国在申办奥运会之初曾向国际社会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现在看起来与当初的承诺相距甚远,这非常令人遗憾。

《参与》记者:最近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以游行的方式表达对西方媒体的强烈抗议,您对这些爱国青年有什么话讲?

郑义:我看到很多中国留学生举着五星旗走上街头,简直是一片红海洋,应该说中国当局的创造力不可低估,我认为这是官方的组织煽动和学生的自发行为结合在一起的行为。我认为当代中国青年自身存在很多问题,回顾一下历史,以刘宾雁为代表的老一批共产党员的青少年是在比较正常的时期度过的,没有意识形态上强制性的灌输,所以在他们身上保存了很多中华民族可贵的品质,如诚实、勇敢、富于理想,有同情心,舍生取义等等。象我们这一代所谓“文革的一代”是受共产党意识形态灌输长大的,但我们的幸运在于在青春期阶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暴露出的残忍以及上山下乡运动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这种灌输抵销掉了。现在这一代人整个是在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时期长大的,也没有遇到什么社会动荡帮助他们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因此有人问他们“你们对西方媒体表示如此强烈的抗议,那你们对中国钳制言论自由的行为说过一句话么?”教科书式的灌输加上与中国现实的脱离,使这一代青年的问题很严重。可能是没救了。因为中学之后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然形成,并将影响终生。也许可以寄希望于中国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大,让各种思想进行交锋,让青年们听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观点,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有所改变。青年们应该建立起自由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这种能力,中国的民主社会需要的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

《参与》记者:近期包括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兼狱委会协调人张裕先生在内的多名人士先后被香港拒绝批准入境,您如何评价这一行为?

郑义:这件事是应该抗议的。张裕先生持中国护照,曾多次进出香港,这次是参加一个我们笔会和香港几个民间组织联合召开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国际研讨会,结果被拒入境,可以说这一行为有强烈的针对性,这个事件也是香港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正一步步大陆化的佐证。香港在言论自由方面虽然有一些阴影,媒体被迫进行自我约束,但这种限制与大陆仍无法比较,如果大陆有象香港这样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也不会是现在这种铁板一块的局面。香港的言论自由是回归前的传统,在短期毁掉这一传统难度很大,中国政府对此也有所承诺,所以目前还没有太过分的举动,另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人民,如果香港人民对言论自由很敏感,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这项基本人权的话,我想香港的言论自由也很难被剥夺。

《参与》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近期笔会在营救系狱作家和记者方面取得的进展。

郑义:狱中作家委员会是独立中文笔会下属的最大的一个部门,也反映出这方面的工作是繁多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日常性的工作,我们不断地和系狱作家和记者的家属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需要,包括进入审判程序之后尽我们所能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和资金支持,同时向全世界通报他们在狱中的情况和身体状况,经过独立中文笔会的联系,一些系狱作家成为了国际笔会的荣誉会员,这样他们能够得到国际上更多的关注。我们希望系狱作家和记者能尽快获得释放或假释,最低限度也要使他们在狱中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不要受到虐待。

国际笔会以师涛案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

国际笔会以师涛案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

号召全世界作家敦促中国政府在奥运前释放师涛等中国全部系狱作家和记者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2008年5月3日讯)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今天以向全世界各笔会发出作家行动号召,以师涛案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敦促中国政府在奥运前释放师涛等中国全部系狱作家和记者。“作家行动号召书”全文翻译如下。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以聚焦中国诗人兼新闻工作者师涛案例,纪念今年五×三“世界新闻自由日”。师涛因“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罪名正服十年徒刑。

师涛被判罪是由于向一个海外网站发的一封电子邮件,使用了一个雅虎电邮户头,而雅虎向中国当局提供了有关他身份的资料。

国际笔会认为,师涛被判罪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在1998年成为其签署国)第19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师涛是先进技术用于监视、搜索和追踪个人而倒下的异议作家之一,因在互联网上行使言论自由而被看作违反中国法律。

2004年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抗议者遭军事镇压十五周年,当时据报有数百民众被杀。由于恐怕周年祭可能引发新的主张改革的示威活动,中国当局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一系列媒体限制,以使有关十五周年的所有讨论排出在公共舞台之外。2004年4月20日,时为《当代商报》新闻工作者及编辑部主任的师涛出席一次编务会,会议上传达了包括这些限制的一份官方文件。师涛记了会议笔记,当晚从办公室用他个人的雅虎电邮帐户,将该文件的概要发给纽约《民主论坛》和《民主通讯》的编辑。《民主论坛》是一个在中国被禁的海外异议新闻网站,《民主通讯》是一个电邮信息网络杂志。师涛以镇压日期“198964”为笔名发送,其笔记经《民主通讯》以此笔名散发,此后又在其它网站上转载。

中国当局没有立即对师涛采取行动,他得以于2004年5月离开《当代商报》,成为自由记者兼作家。但是,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很短,于2004年11月24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其家附近被长沙国安局警察拘捕,成为当年对作家、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根据法庭文件,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了有关师涛身份的资料,后来就被用作对他起诉和判罪的信息。

师涛被判刑时不到37岁,已是发表大量作品的诗人,其作品在一些评价高的全国性国家文学刊物刊载。虽然他的作品没有被收入任何一部年鉴,但已发表几本诗集,包括200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堂的边疆》。翻译者殷海洁(Heather Inwood)指出,师涛的诗似乎受其涉入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运动的强烈影响,许多诗中“充满愤怒、死亡、黑暗、血腥和暴力”。他也以发表在《民主论坛》等海外中文媒体上的社会评论而知名。

师涛最初两年被关押在高度禁备的湖南省赤山监狱,在那里的珠宝厂中被强制劳动。因宝石切割和打磨生产过程,他和那里的许多犯人都患有肺病或其它呼吸道病痛。师涛还有皮肤溃疡和胃病史,因此其健康状况颇受外界关注。2007年6月,他转到德山监狱,在那里不再干苦工,据说健康也有所改善,但胃病仍未得以治疗。

师涛的诗《六月》写于2004年6月9日,“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后数日,离他发出那要命的电邮不到两月。此诗是国际笔会诗歌接力的焦点,参照奥运火炬接力的日程,通过诗歌及翻译,力图提醒中国言论自由问题。全世界各笔会已以超过60种语言翻译和录制了《六月》,并利用国际互联网作为主要工具,将该诗虚拟环“游”世界,从一个笔会到另一个笔会,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在旅途中加入新的译文,最终到北京参加2008年奥运会。请到www.penpoemrelay.org去追随诗歌接力的进程,

作品

六月

所有的日子

都绕不过“六月”

六月,我的心脏死了

我的诗歌死了

我的恋人也死在浪漫的血泊里

 

六月,烈日烧开皮肤

露出伤口的真相

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

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更多作品见http://www.boxun.com/hero/shitao/

建议行动

请向中国当局发送呼吁书:

——抗议监禁新闻工作者、诗人和异议作家师涛,呼吁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表达对师涛健康状况的关注,寻求确保他在监狱中受到人道对待,并促使他得到任何必要治疗;

——敦促中国当局在接近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时,通过释放所有因和平行使自由表达权而在中国受监禁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以显示其对中国新闻自由的承诺。

政府地址:

中国北京,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国北京,100020

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司法部长

吴爱英女士阁下

新闻出版

号召各笔会利用所提供的资料,在各地新闻媒体上发表师涛的案例、国际笔会诗歌接力,以及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

号召各笔会考虑接受师涛为荣誉会员。

需要更多信息者,请联络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Cathy McCann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Tel.+ 44 (0) 20 7405 0338

Fax: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email protected]

美国笔会向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递交抗议信

美国笔会(PEN)周四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将超过两千五百名作家签名的抗议信递交给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如罗永忠、杨天水、李元龙、力虹、 陈权庆、黄昭等被因为文字狱被囚的大陆作家和记者。

美国笔会的国际计划主任西敏斯(Larry Siems)表示﹐较早前虽然国际奥委会主席要求大陆至少在奥运期间解除所有互联网的封锁﹐但北京当局过往不佳的人权记录﹐令人怀疑大陆能否贯彻申奥时开放舆论的承诺。不少西方作家担心随着奥运的到来﹐中国当局可能只会释放如胡佳等有高国际曝光率的异见人士﹐而其他被囚禁的异议人士被国际遗忘。

旅居英国的大陆作家马建说﹐从早前西藏事件对外国媒体的封锁消息和禁止加拿大电视台(CBC)的记者采访就看出中国政府不会履行当初申奥的承诺。他表示所谓的开放网站可能只限于奥运选手村和媒体中心﹐而不是对整个中国的互联网开放。

马建说:你也知道共产党比较喜欢“关起门来打狗”﹐或者说它们更不想“家丑不能外扬”。中共对于记者的愤恨也好﹐或者对媒体的曝光也好﹐现在已经到了最敏感的时期。包括最近你看山东的火车不是撞了吗?我看那些记者想去采访﹐就算领导人去﹐也采访不到﹐很像很秘密的样子。我估计在奥运过后﹐中国会出现很大的调整。一方面会打压部份人﹐一个是 它们对某一部分人会完全封灭﹐没有力量了。

代表师涛和多位被囚作家的大陆维权律师李建强指出﹐中国当局在奥运前夕也加强打压大陆的维权律师。李建强表示中国当局的新的律师法修正案将在六月一日起生效﹐届时维权律师可能随时会被吊销牌照。

李建强说﹕律师法的修正案﹐明确规定如果维权律师若在法庭上发表与政府观点不一致的言论﹐被政府认定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他就会被吊销你的律师执照。以前的律师法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一旦这个新的法律实施了﹐我们律师就不可以肆无忌惮的充份发表对异议作家的辩护意见。

曾经因为撰写《撒旦的诗篇》而被伊朗已故宗教领袖霍梅尼判处死刑并悬巨赏追杀的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表示﹐将会在两周后到伦敦参加一个互联网国际会议﹐届时在会上他将会要求Google、雅虎等互联网公司作出承诺保障中国公民的人权。(紫竹于纽约报道)

刘晓波:不同于爱国颠狂的另一种民意

在奥运年的聚光灯下,西藏危机在中西之间形成截然不同的景观。

在西方,西藏危机凸显出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劣,特别是中共当局封锁新闻和驱赶记者的决策,既违背了七年前申奥时向世界的承诺,也违背了早已生效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所以,西藏问题再次引起西方各界的高度关注,抵制奥运的呼声陡然升高,达赖喇嘛再次成为颇受欢迎的焦点,西方各国政要纷纷表示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的支持,敦促中共当局尽快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不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西方政要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不仅是欧美大国之间表现出罕见的高度一致,而且是西方国家的民间、媒体和政府高度一致,不能不让人想起十九前六四血案后的国际景观。

在中国,中共当局再次玩弄”阴谋论”和民族主义的把戏。温家宝公开指控达赖喇嘛是西藏危机的操控者,央视播放了掐头去尾的”拉萨3.14骚乱”专题片,拉萨闹市区的打砸抢烧的画面,一下子激化了汉藏冲突。再加上西方某些媒体的失实报道和奥运火炬在西方国家的传递屡受骚扰,特别是中国残疾火炬手金晶遭到袭击和CNN嘉宾卡佛蒂的出言不逊,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官方发言人和媒体将矛头对准达赖喇嘛、西方的部分媒体和公众人物,发起一边倒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大量的海内外华人聚集在反分裂、挺奥运的民族主义旗帜下,掀起了反达赖反西方的狂潮。

如此不可理喻的极端民族主义所凸显的,与此说是崛起大国的自信,不如说是弱国心态的又一次发作。

不过,当人们仅仅聚焦于爱国高音的时候,似乎反达赖反西方已经变成了海内外华人的主流民意,那种令人热血沸腾的红色风暴,不仅席卷了整个中国,而且吹向巴黎、伦敦、柏林、悉尼、旧金山、长野、首尔……所以,人们很容易忽视值得倾听的另一种声音。事实上,即便在中国国内,构成另一种声音的民意基础决不次于极端爱国主义。

就我个人浏览大陆网络的经验而言,官方煽动民族主义和丑化对手的效果已经大不如前,至少是大大减弱。1999年的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2005年反日大游行,官方统一舆论的能力渐次减弱,垄断与封锁的效应一次不如一次。也许是网民的迅速增加(2005年为超过1.1亿,到2008年3月已经翻倍为2.21亿,网民数量已居于世界之首。),也许是民意觉醒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此次西藏危机中的民意分化远远超过前几次。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西藏危机进入公众视野是在3月18日温家宝记者招待会后,官方延迟多天播放的”拉萨3.14骚乱专题片”使西藏危机变成中国的头号时事热点。由于西藏问题向来极为敏感,一段时间内,几乎听不到与官方意见相左的声音,仿佛整个社会陷入失语状态,只剩下中共喉舌的独唱。但这一次的民间失语仅仅维持了十天左右。除了只能见诸于境外媒体的《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王力雄等人)的群体性声音之外,在国内媒体上也开始陆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4月3日《南方都市报》副主编长平先生的《西藏与民族主义情绪》发表于《金融时报》中文网,因中华网愤青的激烈声讨而广为流传,海内外支持长平先生的声音并不比讨伐之声弱多少。

关于长平文章的激烈争论打开了西藏话题,互联网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既有对官方的西藏立场及08奥运的不认同,也有对爱国愤青的尖锐批判甚至嘲讽。艾未未、贺卫方、贺延光、刘军宁、张鸣、许志永、章立凡、吴祚来、邢小群、胡戈、张星水、胡星斗、余习广、王小峰、五月散人等知名知识人,通过纸媒发文,通过网络的个人博客、发帖和跟帖,也通过接受采访和参加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地发出独立的声音。关于”抵制家乐福”的讨论成为各大网站的专题,正反观点的交锋异常活跃。对愤青们的过激行动的反弹,可见诸于海内外的各大汉语网站,其中不乏在国内极具影响的青春偶像的清醒声音。比如,被愤青们封为”民族英雄”的奥运火炬手金晶就明确反对”抵制家乐福”,大陆最红的80后作家韩寒也在自己的博客中接连发出《一场民族主义的赶集》、《爱国,更爱面子》、《回答爱国者的问题》的帖子,他的个人博客的点击率超过1.3亿,在大陆排名第二。韩寒以其特有的幽默嘲笑愤青们拿一家超市发泄的”没腔调”.在海外,20岁的杜克大学留学生王千源的声音,凸现了年轻一代中国大学生的独立精神。关于王千源的争论也遍布大陆网络,”博客中国网”还推出专题《”人民公敌”王千源》,介绍了正反两种声音。(http://bbspage.bokee.com/2008zt/wangqianyuan/)甚至,大陆民间对爱国狂飙的反弹,一开始还出现在CCTV这样的媒体上。

围绕着中西之争的话题,无论在网络还是一般民间观点而言,以民主价值和自由主义观点的立论逐渐占据上风,吞吞吐吐的曲笔也逐渐被直来直去的评论所代替。在”猫眼看人”、”关天茶舍”等大型民间BBS上,审帖和删帖的尺度逐渐放松,这说明官方意识形态及宣传不再能够垄断全社会对最敏感问题的看法,近年来思想启蒙和维权运动对民间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比如,”猫眼看人”中有署名”四面墙”的帖子《奥运倒计时100天与皇帝的新衣》:”奥运之前,开放网络,开放卫星电视,铲除新闻禁忌,让我们穿着皇帝新衣一般透明起来,让我们的文明社会坦荡地展现在阳光之下,……当这一切都透明起来,你看CNN、DNN它们还敢造谣不?全世界人民都看着呢,谣言不攻自破,到时候丢人现眼的还不知道是谁呢。””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不怕透明的,泱泱古国,现在又是和谐社会,人民都懂得八荣八耻了,我们有什么不敢透明的?我们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我们的执政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的人权也比自以为很牛皮的美国好5倍,我们害怕他们看?””谣言止于透明。误会止于交流。乐于交流,是自信的表现。敢于透明,更是自信的表现。”

再如,在《关天茶舍》,有署名”文化耕作”的帖子《 幸福童年的幻觉——思考某种”爱国主义”》,短短1370字,却颇有深度:”政治就像是一场场的把戏,作为观众永远也看不到聚光灯以外的所发生的事情。媒体的功能也许只是根据自己偏好(或发挥口舌作用),把灯红火绿的江湖幻术编辑成各种看似严重的事件写真。我们这个时代更多的是一种喧闹,人们正如放学同家一路上叽叽喳喳、欢呼雀跃的小学生,那种被教条和高音喇叭所征服的意志,在此一时彼一时的真理诉说中,在时而激荡江河的爱国主义教育、时而超男超女炒股票的全民娱乐声中,产生着某种幸福童年的幻觉。”

看大陆的网络民意,你会发现极为怪诞的现象——几乎在所有重大时政问题上,网络民意的主流都是对官权的不满,而唯独在西藏-奥运问题上,主流民意才与官权一致。高声呐喊着参与反西方游行的愤青,很可能就是在网络上大骂物价暴涨和股市暴跌的网民。

就在爱国者呼吁人们上街反西方的同时,另一场针对官权的示威游行也在酝酿中。由于物价持续上涨和股市暴跌,主流网络民意认为政府在保障民生上严重失职,目前已发生股民自杀、打砸证券交易大厅、裸体示威、集体上街打标语横幅等抗议事件。在网络上,直接批评、甚至漫骂胡温的言论比比皆是,温家宝被戏称为超级”影帝”,这一称号迅速传播,目前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温总代名词。有些激愤的声音甚至喊出要”美军前来解放中国”的声音。有趣的是,”汉奸”一词也似乎少了很多贬义,很多人公开说如果美军打进来,就主动给美军带路,做汉奸。另外,”支持藏独”、”抵制奥运”这种完全无法被政府接受和容许的语言,也在许多网站上出现并被保留下来。这显示中国政府在很大一部分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已彻底毁坏。

义和团式民族主义热潮再次形成的同时,直接批评和讽刺这种热潮的声音也足够大胆锐利,最典型的是”脑残”和”一次性夜壶”这种词语在网络上的广泛流传,显示了人们对盲目信赖独裁政权的”爱国者”的嘲笑。正如抗议西方和抗议政府的示威同时酝酿一样,爱国和嘲笑”爱国者”的观点对立显示:在敏感政治问题上,中国社会不再可能形成相对一致的观点,而是呈现尖锐对立,双方的用语都直来直去,不留缓冲地带。可以说,在重大问题上,彼此对立的两种观点在同时挤压政府,并使中国社会面临分裂的危险。

就在西藏、奥运等热点话题被广泛关注的同时,由于多年来维权运动的推进,这段时间内,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揭露侵权案件的频率大大提高。短短二十天时间内,湖南江华唐家波死亡案件,广东女演员谭静事件、重庆女高中生被”奸杀”案、追问山东28岁副厅级高官升迁及其家庭背景事件、年轻女市长撞死小学生案、江西鄱阳警察打死报警人案、以及福建泉州、江苏苏州、内蒙包头等地恶性拆迁事件的曝光等等,都凸现了”爱国秀”无助于民生的改善,也无法缓解民众对官权的厌恶。社会内部矛盾及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似乎也有逐渐升级的趋势。民众对以上敏感问题的高度关注,肯定比对奥运的关注更能影响中国社会的未来变革。因为,胡温的”国际大PARTY”是过眼烟云,而政治体制的变革则决定着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

对内,民族主义狂潮无助于解决中国的深层危机,对外却可以遮蔽这些危机,让不熟悉中国的外国人误以为现在的中国除了爱国主义,再无其他。

由于缺乏专业的调查和多元化声音的纷繁,目前要全面准确评估中国民众对政府、西藏、奥运、西方的主流态度是困难的。不过,若以”爱国”(支持政府)与”爱人权”、”爱自由”(质疑和批评政府)为标准进行区分,可以根据三类不同网站进行分析:1,审帖较松,删帖比较慢的时事类网站,不支持政府及其观点的发帖和跟帖在80%左右;2,”爱国者”(又被称为愤青)集中而审帖也不是很严的网站,比如”中华网”,两种观点的帖子各在50%左右(当然,对自由观点的帖子审查和删帖尺度都要紧一些);3,显示出的所有帖子几乎全部是支持政府的网站,比如新浪和搜狐这样的大型门户网站,由于浏览者众多和网管人数多,其审帖、删贴的速度奇快,一切不符合政府需要的帖子都被很快删除。

不过,这类网站也为有心人留下了把握网络民意的机会,网站会显示总留言数量和显示出的留言数量,二者之比也能说明问题,使有心人要大体统计全部留言所呈现出的观点分歧也不困难。如果以100为计算标准,一般而言,重大公共事件新闻后的全部跟帖,只有30条被显示,70条不显示,这就说明可能是70%的帖子因不见容于官权而被删除。比如,4月23日新浪网发布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反华全纪录》,打开发表评论栏,留言6105条,却仅仅显示784条。有兴趣者可以自己到新浪和搜狐等网站进行统计,有时只有不到10%的留言被显示。

由此可见,从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看到的主流民意支持政府,显然是经过网管们严格过滤后的民意。所以,我对中国的主流民意保有比较乐观的态度,关心时政和政治问题的中国网民,其主流是对独裁政权的不满,是热烈地期望政治变革。被当局忽悠起来的民族主义浪潮看似强大,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以中国人口基数之大,目前的爱国”愤青”抗议西方浪潮,虽然吸引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却未必代表主流意见。因为,民生压力和权利被侵的不公正感受,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这种关乎切身权益的感受和经验,总会超越抽象的民族主义的诱惑和西方”反华势力”的遥远威胁。

据一些网友进行的个人性网络调查显示,这次参与抗议西方的民众中,也并不都是支持中共政权的,他们同样认为官场腐败,但希望把政权和国家分开对待。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呈显性化和尖锐化,一旦有另外的突发事件形成,这样的”爱国者”大都会站到政权的对立面上。换言之,当公共事件涉及到主权与人权的复杂关系时,网络民意还可能分化为主权优先派和人权优先派,但如果面对类似”孙志刚事件”这样的公共议题时,主流民意肯定站在官权的对立面。而且,根据对以往历次非理性民族主义事件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愤青”转化为”汉奸”的大有人在,”汉奸”转化为”愤青”的却很少。政府忽悠起来的民族主义浪潮,虽有利用民意来转移压力的一时之功,却无解决中国根本问题之效。

在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专制国家,在一个官权腐败遍及政权的各个细胞的社会,政治信息、政治思考和政治行动的空白,才是专制制度的最有力保障。但在民间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今日中国,任何政治动员和政治性话题的刺激对政权稳定都是潜在威胁,互联网所提供的难以完全封锁的信息平台和发言平台,必将为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网民的国家提供越来越多样化的信息、议题和观点,随着信息量、时政议题和多元观点的增加,民众对政治话题的兴趣也会随之增长。

“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个避难所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爱国主义,特别是当外部压力加大时利用”爱国愤青”,用完之后就弃之,比扔掉擦屁股纸还容易。

百多年前,大清国想给诸列强点儿颜色看看,于是,慈禧太后狠狠地利用了一把义和团,但当她发现”拳民”不足以重振大清,反而招来八国联军进北京,让大清国更深地陷入危局,她只能一面割地赔款、一面用砍头来”惩办祸首”,无数义和团愤青成了大清国的牺牲品。

四十二年前,毛泽东发动文革来打倒最大的政治对手,让自己变成天无二日的红太阳,于是他向愤青发出”造反有理”的号召,他还登上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向愤青们挥手指方向。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集团被踩在脚下之后,国内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红太阳再次闪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光,愤青们便只能”到广阔天地里炼红心!”

极端民族主义让人昏聩,所以愤青不长记性,屡屡被独裁者利用。但今日国人毕竟不是慈禧太后的臣民,也不是毛泽东的红卫兵,其愚昧程度大大降低,所以,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对爱国情绪的机会主义利用,也会让”愤青”逐渐学会独立思考并转换政治立场。2005年的全球华人反日大签名的人数是4200万,而这次”全球华人反分裂、护圣火大签名”截至4月22日只有775万人。很可能让当局意想不到的是,忽悠和刺激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度和时间长度,与”愤青”转化为”汉奸”的速度和人数可能是成正比的。因为,当政权利用和放纵爱国情绪并允许他们走上街头时,”愤青”们会踊跃参与、兴高采烈;而每一次这样的被官权操控的民族主义动员,扩大到一定程度都会遭到官权的严格管制。当政权因害怕失控而进行控制、甚至压制时,”愤青”们就会灰心丧气并发生分化,每次分化都会让一部分”愤青”转化为”汉奸”.而且,这种转化具有不可逆的特点,大都是”愤青”转化为”汉奸”,而很少有”汉奸”转化为”愤青”.

在论坛和QQ群上的”愤青”与”汉奸”论战,多数以愤青的理屈词穷而告终,因为犬儒化的非理性民族主义经不起追问。QQ群等即时聊天工具与个人博客一样,目前已经构成十分活跃的公民网络空间,使得中国社会日益活跃的民间形成暗潮涌动,以怀疑和批判独裁官权、呼唤公民自由和民主改革为主流。只因为官方对爱国言论的放纵和对批评性言论的严控,加之警察”请喝茶”的心理威慑、网络的审查与删帖的作用,不同于爱国颠狂的另一种民意才显得不如”爱国民意”有声势,但这些活跃于网络之上的觉醒者与被压制的沉默多数一样,在某个历史契机来临之时,可能比爱国愤青更能左右中国的未来进程。

2008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人与人权》2008年5月号)

谢  泳:能否从NGO中选官

山东济南出现28岁副厅级干部,引起人们的议论。这种议论的热情,倒不完全是质疑这个干部来历的合法性,而是指向中国干部选拔的制度缺陷。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官制度,现行干部选拔制度,在一定层面具备一些文官制度的元素,但离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官制度还有很大区别,比如中国高级官员的来源有非常明显的政党要求,虽然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成员没有制度性限制,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这方面的局限。

和平时期的干部选拔是非常困难的的事情,现在世界上一般通行的文官制度,主要是在民主国家。表现为政务官来源于选举,事务官来源于任命(考试为一般选拔方式),所谓铁打的事务官,流水的政务官。但中国现行干部制度选拔面临的困境在制度前提还没有形成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保证,在实际操作层面,大体是高级官员来源于任命,低级官员来源于选拔(主要以考试方式)。至于中国低级官员的区域性限制,也非常明显,一般来说,中国的低级官员任用,还有非常明显的区域特征,基本不具有全国性,也就是说,中国的低级官员基本不是全国性流动的。战争或者其它一些特殊时期的官员选拔,相对容易,因为标准非常严格和简单,是一种没有可比性的完全竞争机制,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主要发生在这个时期。但在和平时期,常态情况下的官员选拔,一般依赖现代学校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历,至少在起点上,这个因素很关键。现在的问题是完全的学校教育,与从政基本脱节,依靠这个刚性条件选拔官员,局限非常明显。今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基本不从刚出校的大学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就是注意到了学校教育的这个短处。

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一是起点相对公正,主要缺点是限制了女性参预公共事务的权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缺陷也有可以理解的原因。另外,科举主要以修齐治平为举子的价值追求,所以在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从政训练,这一点,今天的学校教育无法体现这个特点。

中国干部制度强调年轻化和知识化,已要相当长的时间,它的作用主要是防止干部终身制和注意专业化,这本身没有错,但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后,这个条件就显得僵硬了。因为中国干部制度中官员的上升级层太多,以现在大学毕业的年限设计,一个平民要上升到部级,不到五十岁以后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官员上升渠道中,预设了一个特殊的通道,就是共青团干部。由于在现行干部制度中,共青团本身的级别并不低,但同时她又有相对严格的低年龄要求,在事实上,它成为干部制度中的特殊通道,也就是说,在现代干部制度中,只有提前进入这个通道,才能在事实上保持干部升迁的年龄优势。我想人们之所以对济南28岁副厅级干部产生兴趣,主要是这个特点。

由于过分强调干部的年轻化,在事实上,所有选择从政的人都会自觉意识到,只有进入这个通道才能在事实上获得优于正常通道的优势,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如果我们用西方文官制度中的政务和事务官区分,这个通道大体相当于政务范围,而最终他们是要以事务来成就自己的事业,这时训练就显得很有限。

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能不能在干部选拔中,不妨也把目光投向那些中国的NGO组织成员,或者这个组织中的志愿者。为什么呢?我个人以为近年中国的NGO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培养了不少志愿者。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发达的社区政治活动,西方的政治家多数早年是社区政治中的活动家。中国NGO成员有几个特点:一是热心公共事务并有相当的职业训练,二是这种组织本身没有权利,他们在为社会服务中建立起的良好人际关系和协调能力非常宝贵,三是在基层活动的时间较长,比较了解下层社会人们的真实生活。四是比较有崇高的事业心和理想。所以,注意从为社会服务的那些知名团体中吸纳公务员,可能是一个思路。因为这些成员有经验和理想,一般来说比较成熟。政府在选择公务员的时候,如果能把为社会服务过相当一段时间的NGO成员纳入自己的视野,是一个开放的思路。政府不要为这些成员的培训支付成本,而直接选择,可以说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我们的事业最终要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上,谁为人民服务得好,谁就最有资格成为公务员,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如果国家能鼓励大学生多参预公共事务,在积累了参预公共事务的相当经验后,再去为政府服务,对政府对个人都是好事。(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

余  杰:保卫火炬,还是保卫孩子?

《论语》有中这样一句话:“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意思是说:孔子家的马棚失火被烧掉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问人有没有受伤,而没有问马的情况。孔子问人不问马这一语言细节中,所流露出来的是深切的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精神。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有过昙花一现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潮。在孔子心目中,这个世界上,人始终是最重要的,有了人,才有物。一个不爱惜他人的生命的人,一个不尊重他人的自由的人,他本人的生命与自由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情怀,在今天的中国完全失落了。近期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如火如荼的“火炬保卫战”。此火炬便是奥运会的火炬,有人称之为“圣火”,不过共产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信奉无神论和唯物论,故不敢轻易“语怪力乱神”,亦不敢随便以“圣”称之,便中性地名之曰“火炬”。

奥运会期间在主体会场燃烧的火焰,起源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带到人间的故事。古代奥运会开幕前,一般都会举行点火仪式,由祭司从圣坛上燃取奥林匹克之火,所有运动员一齐向火炬奔跑,最先到达的三名运动员将高举火炬跑遍希腊,传谕停止一切战争,开始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之后,“圣火传递仪式”一直未能恢复。直到一九三六年,纳粹德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为宣示其强大的国力,方才推出“圣火传递”活动,但并未让“圣火”燃遍全球,仅仅从奥运会的故乡希腊奥林匹克点燃火炬,然后接力传到柏林。

由此可见,奥运火炬其实并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其历史甚至还带有为纳粹张目的“原罪”。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去看,奥运会及火炬传递仪式,充其量就是一种有趣的游戏罢了。有人喜欢这种游戏,有人不喜欢这种游戏,有人觉得这种游戏有新闻价值,遂通过其发表自己的政见,这再正常不过了。所以,当作为主办国中国的奥运火炬,在外国传递的过程中,许多不同立场和诉求的群体及个人,围绕其发出抗议的声音,亦在情理之中。谁知,某些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士,由此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从国内到海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制活动。在这些反制活动中,甚至出现了不受节制的暴力行为。将个人的自尊千钧一发地维系在一个小小的火炬上面,本来就是一种匪夷所思的选择;为了这个弱不禁风的、也并不“神圣”的火炬,而酿成流血事件,更是本末倒置之举。

就在千百万海内外的华人挥舞红旗保卫奥运火炬的同时,深圳东莞爆出了比山西黑窑奴隶童工还要可怕的来自四川凉山的奴隶童工之黑幕。数百名普遍只有十三岁到十五岁的童工,在劳工黑市上任人盘剥,每小时不到三元的工资,每个月超过三百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且无需休假福利劳保。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当央视记者出现在这些孩子的面前时,他们童言无忌地说:“现在都下午两点半了,我们一点饭也没有吃,饿死了。”“很累,我想回家,我们这些小孩都想回家了,但是没车费。”“如果想脱离控制,或者回家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几天才能吃顿饱饭。”

更加可怕的是,其中许多女孩都遭到了工头的强奸。据一名小工头阿火介绍,稍微漂亮点的女孩,工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强奸她们,“我也强奸过这些女孩子,一般玩的都是十五、十六岁的小女孩,很漂亮的呢。”阿火还声称,有少数漂亮点的女孩子在老大的诱惑下吸毒,最后被带进娱乐场所。他甚至直接将记者推进一间狭小的出租屋,一个女孩子正睡眼朦胧地躺在床上。看见这么多人闯进来,她很惊恐地坐了起来喊:“你们想干嘛?”阿火便怂恿记者说:“上,上,不要紧。”小女孩身高不到一米六,眼睛肿得老高,童工们说她经常被人搞,没事的。稍后,又一个一米五左右的女孩被他们推了进来。“来搞这个,十六岁,我们一个村子的,发根烟她抽就行。”阿火说。

而在遥远的家乡,他们的父母却并不知晓自己儿女所经历的非人遭遇。在四川凉山,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是一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她就是那个被江泽民先生辱骂为“太傻,太幼稚”的女记者。张宝华在《新闻背后》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一次在凉山州采访的经历。她到了凉山州美姑县的一个海拔两千三百多米的山村里,那里的人们完全生活在一种原始状态之中,其极度贫困的程度让她简直难以相信,她写道:“村民所有的衣服和鞋,全是破的,他们个子很小,很瘦,脸上没有光彩,也没有希望,摄影师拍摄他们时,他们只是僵尸一样地站着,任你拍摄。更令人感慨的,是我发现这里的人竟然要与畜牲挤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牲畜比人更矜贵。一个家庭一年不足三百元人民币的收入,比国家定下来的贫困线还要低许多。”

这个赤贫的村庄并不是罕见的个案,在西部地区这样的村庄随处可见。村里大部分孩子都失学在家,因为家里需要孩子参加各种繁重的劳动。包括村干部在内,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对外面的“文明世界”一片茫然。没有一个外面的老师愿意到来此任教,几十户村民家中没有一本藏书。对此,从小生活在香港优越环境中的张宝华感叹说:“我不禁想,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什么农民一点都不能受惠呢?今天的上海已经称得上是全世界瞩目的现代化都市之一,然而我眼前的这些农民,这些孩子的苦乐却无人过问。……试问,当人的生命连猪狗都不如,当人的生存丧失了价值时,社会的希望何在?”在家乡,生活毫无指望;到沿海,处处是深不见底的陷阱。谁来保护这些悲惨的孩子?

昔日,孔夫子问人而不问马;今日,中国政府和爱国者们却爱火炬不爱孩子。反差何其大也!中国政府愿意耗费巨资、派出武功高强的“蓝衣人”保护火炬,为什么就是不愿拿出一点税收来改善那些孩子的处境呢?中国政府有能力将飞船送入太空,有本钱修建硕大的“鹅蛋”(国家歌剧院)和“鸟巢”(奥运会主场馆),为什么就是不愿依法施政、杜绝奴隶童工呢?有什么样的政府,便有什么样的人民;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问题。政府如是,民众亦如是:有那么多华人愿意为一个来历不明的火炬而心潮澎湃、血脉翻涌、乃至走上街头、咆哮动粗,他们偏偏就对同胞、对孩子的可怕遭际无动于衷、不屑一顾。一个没有生命的火炬,真有那么可爱吗?难道比有生命的孩子更可爱吗?这些情绪饱满的爱国者,真正该去保卫的,不是那个可有可无的、耗费无数民脂民膏的火炬,而是那些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的孩子。与其为一个火炬走上街头,不如为哀哭切齿的孩子们奔走呼号。

我在媒体上看到那么多与我同样族裔的人,在家乐福的门口,在CNN的门口,在旧金山,在首尔,在巴黎,在伦敦,一张张扭曲的脸庞,青面獠牙,怒发冲冠,宛如从周口店的窑洞中走出来的原始人。火炬摇曳了几下,他们便牵肠挂肚,夜不能寐;孩子们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却充耳不闻,事不关己。他们是爱国者吗?他们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虐待孩子的国家,是一个凌辱孩子的国家,是一个不把孩子当人看的国家,是一个苛政猛于虎的国家,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白领愤青享受着宝马香车,海外华人则打着海归的幌子捞钱。他们表面上是爱火炬,骨子里乃是爱金钱和权势,爱党国和领袖,以及领袖的情妇们。至于来自凉山的孩子、山西黑窑的孩子、克拉玛依被烧死的孩子、沙兰镇被淹死的孩子,当然不在他们“爱”的对象之中。这是一种何其虚妄之“爱”!

有人说,中国已经崛起了,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蛮夷之邦的CNN电视台的主持人卡佛,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是一帮“流氓”和“暴徒”?然而,那些监禁、压榨、凌辱孩子的老板,那些纵容奸商如此为所欲为的贪官酷吏,不是流氓和暴徒又是什么呢?从山西到广东,从内陆到沿海,从贫瘠之地到富庶之地,奴隶童工遍地开花,这就是让我们骄傲的“和谐社会”与“崛起的祖国”?那些为了所谓的“祖国统一”而咬牙切齿的爱国者们,那些居高临下地谴责达赖喇嘛在昔日的西藏施行农奴制度的爱国者们,可知道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国?将孩子当作奴隶的,是商与官,以及他们的帮凶、帮忙和帮闲。那些不爱孩子爱火炬,将“爱国”当作一笔精心算计投出和产出的买卖的家伙,不是流氓和暴徒又是什么呢?还能找到更好的词语定义他们吗?

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小,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然而,今天的中国,老吾老而不及人之老,幼吾幼而不及人之幼。这样的国家,只是特权阶层的国家,而不是所有人的国家。如果你不幸诞生在一个穷人的家庭,一个农民的家庭,一个失业工人的家庭,那么,谁关心你的权利,谁捍卫你的尊严,谁来呵护你的自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这不是卖国的狂言,乃是从血泪中提炼出来的铁律——盲人歌手周云蓬的歌声从远方传来,透骨悲凉,撕心裂肺: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那么多的孩子依然深陷在苦难之中,保护他们比兴办奥运会重要得多。正如作家凌沧洲所说:“当一个孩子还是奴隶的时候,所有的孩子,你的,我们的孩子,都不能称之自由!”是的,如果有一天,有一群中国人愿意为保卫这些孩子、为这些孩子创建一个光明的未来,而走上街头,而头破血流,而埋头苦干,而倾家荡产,在我心目中,这样的人便是真的猛士,真的贤人,真的爱国者。我也愿意与这样的同胞风雨同行。那个时候,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中国才配得上“大国”的称号,中国才是我值得魂牵梦绕的祖国。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
于大洋彼岸的旅途中

卫子游:胡温的权宜之计与普世原则

由于一贯把权宜当原则,把一党私利当作国家利益,中共才陷入各种 突发性事件中无法自拔。

3.14西藏闹事后,在国际国内激起一片抗议质疑之声,奥运火炬在英法美等国传递期间遭遇抗议竟至熄火四次,创下奥运史上最丑陋的一页,伴随而来的还有欧 盟美国两大议会的杯葛,各民主国家各以其独特的方式,或声明拒绝出席奥运开幕式,或接见达赖喇嘛,出尽中共的洋相,胡温可谓忙得焦头烂额。
胡温为什么会忙得焦头烂额?因为他们不讲原则,丧失原则。

热点问题其实都是原则问题

当前中国有四大热点: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奥运问题,解放思想的问题,表面上看,四个热点问题彼此孤立,实际上,在这四大热点之间有一根常人看不见的线把它们串连了起来,这条线就是’原则’。
1、 台海冲突的实质:在什么是最高原则的问题上两岸存在根本分歧。台湾的实质是两个’最高原则’之争。大陆方面认为,承认一个中国是最高原则,台湾人民的自治 主张最多是二级原则,必须无条件服从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不容退让。台湾方面则认为,人民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前途是最高原则,承认不 承认一个中国,不是最高原则,民进党甚至认为一个中国原则根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人民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前途是最高原则的观点,是国民党民进党两个 竞争对手间合作的基础,也是任何民主国家的根本原则。中共对这一根本原则一贯口是心非,是其与台湾民众和政府,与大陆人民,与世界文明发生冲突的核心原 因。
2、西藏问题同样是原则之争。按中共自家的表述,中共治理西藏坚持三个原则,一是绝对不容西藏分裂出去,二是努力让藏民幸福生活,三是坚持社 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达赖喇嘛一方认为民主自治才是第一原则或者说最高原则。对中共的三个原则,达赖喇嘛持区别对待的态度,以前否定了其第一原则,现在 改为赞同,对第二原则,达赖喇嘛与中共不存在分歧,但应该是认为这个第二原则是从属于民主自治原则的,没有民主自治,就不会有藏民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达 赖喇嘛与胡温的根本分歧现在集中表现在中共的第三原则上。达赖喇嘛坚决反对在西藏继续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共产党一党专制,要求实行民主自治。 达赖喇嘛通过承认中共的第一原则,避免了在国际舆论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坚持民主自治原则,把双方的根本分歧聚集在要民主自治还是坚持专制独裁上,从而为 自己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声援。中共现在一是指责达赖喇嘛是在搞分裂,言行违背了自己主张的所谓最高原则,二是以自己让藏民生活变得比原来幸福来证明坚 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企图糊涂双方冲突的根本症结,结果在国际舆论中不仅背上专制独裁的恶名,又背上不诚实的臭名。
3、奥运问题同样是原则问题。 奥运会的最高原则是和平竞技,中共现在高举这一原则。但奥运是人的运动会,不是动物或奴隶的运动会,奥运是把人的潜力、价值发挥到极致。因此,尊重人的价 值和权利实际上内含于奥运精神之中,是比和平竞技这一原则更高的原则。但是,中共不仅通过枉判胡佳等不智之举公开表明自己不在乎国际公认的文明准则,肆意 践踏国际公约确立的人权原则,而且把国际上将奥运与人权挂钩的要求歪曲成对自身统治权的颠覆阴谋。
4、解放思想,主要是要解除束缚人的诸种观念, 这些观念也就是中共长期以来认为天经地义的所谓原则。比如已经被解放了的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导,等观念或原则,比如还有很多尚未解放的:民 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实际上就是要坚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统治全国全军全党,共产党员 必须服从党组织,为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中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等等,这些被中共一直宣传为不可动摇的’原则’,正是今天束缚 中国前进的枷锁。胡温提倡解放思想,但解放哪些思想呢?虽然没有明言,然而,谁都明白,正是要去掉这些被强加在国人身上的枷锁。

胡温,以及整个共产党,都误把权宜当原则

台湾和达赖喇嘛所主张的人民有权选择政府,人民有权选择政治制度,民主自治,等等,如今已是普世公认的道义原则,被世界舆论用来作为鉴别好 政府与坏政府的主要标准。这些普世原则到了胡温这里,却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胡温政权以为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就可以对这些原则任意取舍,想要就 要,不想要就置之脑后,与普世原则相比,四项基本原则对于胡温才是须臾也离不开的原则。
一边是普世公认的道义原则,一边是共产党独家自创的四项基 本原则,两者在21世纪初页的中国大陆不期而遇。全世界的舆论认为,共产党的一家原则理当服从普世原则。共产党则顽固地断定,当普世原则与自家的四项基本 原则相遇时,自家的四项基本原则应该优先,普世原则必须让出路来。否则,就将它们踢到一旁,或者干脆将其放倒在枪口前面。
普世原则与四项基本原则,哪个应该优先?或者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不是原则?

我 们有必要先弄清什么是原则。当代大陆辞典对原则作出的解释简单明了: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英文里与原则对应的单词是principle,其意义 主要是指:原则,原理,基本的真理、法则或论断;准则,道义规则或标准,尤指正确行为的标准;基于准则而非权宜的决定。为了在大陆语境中讨论方便起见,我 们在这里先把洋人的更加严谨的解释搁在一边,单以大陆的解释而论。我们从大陆辞典所给出的解释里可以看出原则有五个重要特点。一是高度理性。中共编写的辞 典把原则被解释为法则的一种。所谓法则,按马列主义的理解,就是客观规律,马列主义还断定,人对客观规律只能认识,不能制造。法则曾经被康德等人称为自然 法则,被认为是由上帝或某个超出人类智力之外的更高级智力的创造。在理性的局限性被发现后,现在我们不再这么看待法则,不把法则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 对真理’,法则不是什么客观规律,也不是哪个权威或权力定义的,而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为理性发现后又屡经试错,经过反复检验而得以确定下来的,即使不是 绝对真理,也是相对真理,在没有被新的真理取代之前,在还没有被证明为谬误之前,它就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当我们与法则相遇时,就只有遵循,遵循它才能得 到好的结果,或规避坏的结果,而所有与它相反的观念就都是谬误,不得被遵循,遵循的结果将把我们引向失败。法则的真理性说明,面对法则,我们没有选择余 地,如果能有所选择,就不成其为法则。那样的法则就是打引号的,该叫作权变。二是抽象性,原则是高度抽象的,不确定地指向具
体对象,原则不是只对某些人某 些事或一类人一类事管用,而是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事时都应该遵循。原则通常以观念的形式隐性地存在,却能对我们的生活与思维发挥深远的影响。三是普遍性, 或者普世性,普适性。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其适用范围甚至不限于一国一族,由于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所有力图进入文明社会的人群,都应该遵循,所有不遵循人 类文明所确认的原则的,其行为都可被视为不正当,都可被称为野蛮、愚蠢、邪恶。四是长期性,原则不止在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内有效,而是长期有效,至于这个 ‘期’有多’长’,得看这项原则有没有被证伪,只要没有被证伪,它就会一直有效下去。五是中立性,原则不服务于某个目的,不是有利于、服务于某一个特定对 象,而是价值中立,超脱于具体利害争夺之上,为矛盾或冲突的各方共同遵循。
原则的真理性说明,其反义词应该是谬误,原则的长期性说明,权宜一定意 义上也可被视作原则的反义词。关于谬误不需要多说什么。权宜,通常也叫作权变、策略,英文里的对应词是expediency和expedience,其义 是“方便, 私利, 权宜”,大体指的是我们在一时一地一事中具体的回应方法。权宜与原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非真理的、具体的、针对性极强的、短期的、目的性极强的和可选择 的。

在明确了原则与权宜是什么之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四项基本原则等被中共视为性命宝贝的东西,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首 先,把四项基本原则称为原则与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严重不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面没有 一个是客观规律,全是人为意志的产物,四项坚持全是中共单方面要坚持,并非客观规律规定它们必须和必定得到坚持,坚持它们既不导致文明进步,也不必然促进 生产力高度发达,自由民主国家不坚持它们反而更好——它们正是阻碍中国繁荣进步的拦路虎。其次,“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相对真理,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是谬误 ——起码是广受质疑,真伪难定,因而难称真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是专制独裁,共产党一党独占国家领导权缺乏人民授权因而难称正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更是一堆废铜乱铁,里面充满暴力、专制独裁等极端荒谬的理论。四项都不是真理,甚至可说都是谬论,为什么还要坚持?其三,它们都不具备普遍性的特征,不适 用于整个人类,充其量只在中国被迷信,充其量只对迷信这些的愚人们管用,对于任何拥有独立自由精神者,四项基本原则全是枷锁。其四,它们不具备长期有效的 特点,最多只在中共一党专政时期内被坚持,共产党一旦垮台,可以断定它们将全被送进历史垃圾堆里去。其五,四项基本原则完全服务于中共一党,对于不同意中 共独霸永久统治权的任何反对派均不适用,毫无中立性可言。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可合并成一项:维护中共一党私利。相对于这一项,所谓四项都不过是权宜,当它 们与维护中共一党私利相违背时,是时刻可以被扔掉的,比如将计划经济改为私营经济,无产阶级政党允许资本家入党,等等,这些与共产党曾视为命根子的社会主 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火不容的东西,只因为它们现在对维护中共一党私利有利,全被权宜处理了。综合言之,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核是命令,是权宜之计,是为 一党专权服务的,不应当也不会为全体中国人——更遑谈全人类——共同认同,因而根本不配被称为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都不配被称为原则,’维护社会稳定’,’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等等,就更是别提,全是权宜之计,相信这些东西,只会沦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
那 么什么才是原则呢?人民有权选择政府,人民有权选择政治制度,民主自治,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以及所有受到全人类文明普遍确认的人权原则,才是真正 的原则。它们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人类千万年间历经试错,反复检验最后确立起来的文明成果。这些才是真正应该时刻放在优先地位给予保障的根本原则。中共长 期以来不被文明世界所接受,其迫害人权的行径一再成为世界丑闻,原因就在于它错把自己满足一党贪欲的权宜之计当作原则,却再三违背普世道义原则。人类公认 的道义原则被维持一党专权的贪婪弃若敝履,却尽耍些小聪明作秀标榜中国一贯尊重西藏台湾人民的人权,想以抢得人权话语权树立良好形象赢得世界舆论尊重,岂 非掩耳盗铃?

不尊重普世原则,中国只会自我孤立于世界

当代文明的法治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尊重人权。人不仅是目的的动物,而且是遵守规则的动物,长期有效的原则的作用就在于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人们因为信任同样的原则并遵循同样的规则而建立起共识,通过共识预期彼此的行为,因而相互接受和理解,建立起互信,整个社会呈现出良好的有序状态。与此相 反,权宜所带来的后果是未知的,如果把权宜看得重于原则,为了即时性需要随便放弃原则,规范行为的正当行为规则得不到遵循,人们相互间便不再存在建立共识 的前提和基础,彼此无法预期对方的行为,新的权宜引发新的未知,新的未知需要新的权宜,结果将是陷入即时性需要的旋涡之中,权变所解决的麻烦,远不及其所 制造的麻烦多,社会将被未知事件所左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将被抛入未知领域。
这几天我们看到,由于奥运圣火在法国受辱,国内愤青们在胡温掌控 的宣传机器的操纵下,正掀起一场民族主义的排外潮,家乐福超市门口一堆堆抗议的人群,情绪激动,似乎颇为爱国,似乎只要抗议了法国,就能让整个世界认同中 共的所作所为,似乎只要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中国就能一跃而进入世界领导国家的行列。实际上,这不过是又一次陷入新权变的旋涡之中。民族主义怒火将把中国引 向何方,连中共自身恐怕都没有把握。那些抗议的愤青们,连中共,都根本没有认识到,今天,中共与世界与国民的冲突,根子并不在外国的歧视,根子在中共不懂 得、不遵守普世道义原则。由于一贯把权宜当原则,把一党私利当作国家利益,中共才陷入各种突发性事件中无法自拔。是尊重原则,还是把维护一党利益的权宜之 计当命根子,是中共与文明世界最根本的矛盾。只要这个矛盾没有被认识到,它的谬论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其当作原则,而真正的原则则得不到它的尊重,从而, 它,以及它所领导的政府,就必定要被世界视为异类,视为野蛮人,而整个中国,也将会被拖入一场又一场与世界的对峙之中。当然,对峙的最终结果不是世界屈服 于中国,而是中国自我孤立于世界。一个被孤立的国家,一个其行为不能被世界所接受和预期的国家,想成为在世界上发挥领导地位的大国,痴人说梦罢了。

国际笔会三千人请愿促华释放作家

作家将请愿书递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作家将请愿书递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在距北京奥运开幕还有99天之际,三千名国际笔会的成员与支持者,共同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到纽约呈递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中国释放被囚禁的作家。

*促各国政府确保北京实现诺言*

国际笔会美国中心的成员表示,请愿书仅仅是要求中国政府实现2001年申办奥运时有关改善人权记录的承诺。国际笔会的领导人赛姆斯说,该组织并没有呼吁抵制奥运会,但是敦促各国政府确保北京实现其诺言。

“我们不仅向中国政府请愿,也向我们自己的政府发出请求。国际笔会是个国际性的组织。在世界上每一个国际笔会分会的国家,笔会成员都在要求他们自己的政府,与中国有关当局打交道时,将这件事情列为重点议题。”

*杨天水获得写作自由奖*

国际笔会相信目前有39名作家被中国政府囚禁。人权律师李建鸿(音译)代表其中的五位。星期一晚间他代表其中一位被囚禁的网络作家杨天水,接受了国际笔会颁赠的“写作自由奖”。杨天水因为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而被判处12年徒刑。已经被撤销律师营业执照的李建鸿表示,人权无法存在于一个仅仅因为言论或写作就会遭逮捕的国家当中。

李建鸿:“我们都知道写作自由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权利。”

他接著说,但是对于中国作家而前,这只是个梦想。对于中国作家,最重要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写作自由。

作家拉什迪是世界文坛最知名的受制于审查和威胁的作家。他的一本小说在某些穆斯林国家导致了暴力浪潮,他本人也因为受到死亡威胁而被迫秘密隐居长达十年。拉什迪说,国际笔会在这方面施加压力,可以见到成效。

“极权国家对公开羞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非常不喜欢这样。他们有种奇怪的欲望,非常想讨人喜欢。你要能够大声把让他们觉得羞耻的事情讲出来,多年来,国际笔会从极权国家的监狱当中解救出来一些作家,因为这些政府耻于被放在聚光灯下。所以我们应当让聚光灯更加明亮,这很重要。”

请愿书还呼吁北京停止拘禁、骚扰与查禁在中国的作家和记者,停止对网络的监控,改革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 

关键词:北京奥运,国际笔会,中国,被囚禁作家

牟传珩:2008——危机在向北京迫近

去年,中国官方媒体伴随着”大国崛起”的舆论冲动,异口同声地宣称:2008年是世界的”中国年”、”中国奥运年””中国好运年”和”中国崛起年”;国内百姓也在官方”北京奥运”——”大国崛起”舆论的宣传和股市牛起冲天带动下充满期待,甚至青年人结婚、生孩子都要赶在2008年完成,据说中国大中城市宾馆酒楼的节佳日婚宴预定早已爆满。由此可见,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对2008年的中国好运年深信不疑。然而,2008年岁初,一场弥天冻雪却无情地打破了”中国好运年”的神话。

中国民间历来有”瑞雪兆丰年”之说。但2008年这种说法却伴随着全国春节前后的雪灾,成为中国大陆的社会语话忌讳,而代之以民间社会到处充满了”冻雪兆灾年”之忧。这似乎正在应验了党魁胡锦涛近来一再异乎寻常地强调”忧患意识”的预感。今年以来,随着海外”中国制造”产品、毒饺子事件等起风波、股市跌落,房产泡沫,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已扩散到社会居住、医疗、交通、服务等各个行业全面加剧,而政府掩盖通胀真相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烟雾再也无法蒙蔽人们的亲身感受。对此,总理温家宝不无担忧地说,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两防”(一是防经济过热,二是防通货膨胀)。去年太湖蓝藻大爆发引起无锡自来水危机震动全国,而2008年4月又卷土重来,浙江湖州南太湖边水面比去年更早地出现大量蓝藻,发出臭味,渔民不能打鱼,附近村民饮用水只能自己打井或引山水,再次敲响了中国环境危机的警钟。

近来拉萨骚乱,又引发了中国”6、4血案”后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不仅导致了汉藏民族之间的对抗,也引发了汉族本身对政府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与立场冲突。一个多月过去了,拉萨骚乱震荡的余波依然不断:除了海外流亡藏人一周又一周的全球抗议之外,欧美国家议会也都通过决议,开始持续推动”抵制奥运”的热潮。而在国内愤青们不仅网上谩骂,而且付诸游行抗议,仇藏排外,抵制法货,正在构成极大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如此同时,欧美也开始有抵制中国产品意向。世界报报道写道:”欧洲议会在临时召集的特别会议上已讨论了这一问题。据与会者说,会议一致认为,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暴力行为。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内部小组主席托马斯曼在布鲁塞尔以保守党的名义说:’如果北京中央政府不做出让步,则应考虑所有可能性,从奥运期间举行抗议直到采用政治和经济抵制等最后手段。’这位起草决议的民主联盟欧洲议会议员强调,每个公民都有通过自己行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诸多可能性’,’例如奥运时远程投票或抵制中国产品。'”又据《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杂志》网站4月14日报道,在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一些反对中国政权的人不仅抵制奥运会,而且抵制所有中国产品。这一切都是西藏问题卷起的旋风。

记得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曾在解读胡锦涛”忧患意识”时说: 中共中央对全球化时代风险和挑战讲得越来越具体。比如在告诫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现实时,就列举了:发生非典疫情那样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影响全局的严重自然灾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金融风波,发生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特别是发生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中国施压的情况,发生重大”台独”事变等等。但”我们”的党就是没有预料到由”西藏自由运动”异军突起带来的危机。

2008年第一季度的中国,正巧遭遇了全球性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压力、粮食危机、环境污染、民族矛盾加剧。而因为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中国1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人间蒸发了3000亿美元,而且还在继续蒸发中。更加严重的危机是,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口产品成本增加,出口失去竞争力,许多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还有人民币升值,导致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造成中国高成本、高币值的经济泡沫。政府因恐惧国际投机资本在中国的大肆圈钱而不敢救百姓已义愤填膺的股市大跌局,这又进一步导致国内社会动荡风险增加。

此外,伴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东突问题、台湾民主、菲律宾南海隐患,所有这一切构成危机的因素,正在向北京逼近。温家宝早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其实2008年何止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也是”6、4″之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管治发生全面困难的一年。2008年的北京危机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济降速将导致史无前例的失业浪潮。总理温家宝说,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两防”(一是防经济过热,二是防通货膨胀)。这标志着国家要明显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紧缩银根,搞产业升级、实行新劳动法。在此大势下,企业的物价和运营成本加大,将使更多的企业选择裁员增效,或者被迫倒闭破产,极有可能导致一次巨大的民众失业危机。 

其二,社会治安形势危机四伏。当前中国两极分化,官民对抗,社会不满情绪加剧,黑社会兴盛、治安形势混乱,偷盗、抢劫、杀人等严重治安事件多如牛毛,群众上访不断,”无利益冲突事件”此起彼伏,加之北京奥运临近,包括西藏、东突等各种社会力量都将借机表达利益诉求,有的极有可能采取更为激烈的对抗手段与形式,因而社会治安形势危机四伏。

其三,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由于全球变暖造成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环境恶化带来土地沙漠化。加之中国近些年来在”发展就是硬道理”误导下的GDP主义,工商大干快上,导致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眼下,最可见的危机就是青藏高原雪灾增厚导致积雪融化、三峡水库的”适应”期和南方雪灾对山林毁灭造成的天然调节功能失效等一些列因素的共振效应,将导致今年北京奥运前后的天气变化无常,极有可能引起洪水泛滥、泥石流塌方、飓风冰雹、海潮雷暴或干旱病害虫等自然灾难对人类的惩罚。

其四,最严重的危机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和国内治理危机。由于政府拒绝普世民主与人权价值观,公权力失去监督,言行不一,官方媒体充满假大空言论,导致官府的立场讲话,百姓很少相信。特别是”纸华南虎”鉴定政府至今不敢公布,充分印证了政府都不自信的危机心理。而治理危机则包括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权威流失问题等等。

最后,政府困于外交危机。自去年以来,西方美英德法四大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利益和观点经过反复协调,已取得一致。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上台不久的萨科齐和布朗的欧洲三驾马车之间具的共同点就是 “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其国内外媒体几乎一致将他们的外交政策描述为亲美。眼下,北约东扩,亚洲化北约与全球化北约来势逼近,这导致了中共近些年来的:远交欧盟,制衡美国,联俄拉印,约束日本,分化西方战略,在总体上归于失败。为此中国官方媒体不时发表抨击民主阵营国家”价值观外交”文章,充分表露了面对国际风向转换,中南海已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焦虑。如今又发生拉萨事件冲击波:国内舆论仇藏排外;国际社会抗议抵制。这更进一步彰显了东西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并由此将导致2008的中国政府陷于外交困境。

综上所述,中国2008年开局的现实是:社会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民怨沸腾,经济滑坡危险,政治事件不断,民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府外交困境难解。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政府拒绝政治变革形成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将一一暴露出来,从而导致了社会的综合症、并发症爆发,将令2008年的中华社会陷于无法解脱的焦虑、愤怒与不安中。这在本质上说,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渴望变革的内在冲动的矛盾激化,因而经济危机与社会情绪最终必然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危机,即管治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

在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国内市场化改革在价值观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中共意识形态已丧失了主导性地位,既无法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导致的价值多元化现实,由此也就导致了其执政价值观的紊乱与发展方向的模糊,其精神资源、政治组织、执政地位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不得不采取将党与国混淆一体手法,借以寻求民间民族主义宣泄支撑。然而,眼下工人要职业,农民要土地,股民要股利,冤民要上访,公民要权利的浪潮已势不可挡,而民族主义情绪宣泄,根本无法满足公民的这些权利诉求,所以一旦民族主义情绪宣泄转向,后果不堪设想。

 以上所有矛盾与问题,都已对社会”稳定、和谐”构成挑战,特别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平静的背后暗藏着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和世界现代化进程高度整合濒临城下的民主潮流的冲击。然而,今天中共在大国崛起欲望冲动下,不仅不顺应民众的变革愿望,反而采用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手法转移矛盾。一旦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熊熊燃起,走火入魔,最终的矛头指向还会对准打压民众街头诉求的政府本身,到那时中国危机将一触即发。

李昌玉:西藏谈判预言

25日晚上,打开电脑,惊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同达赖方面磋商》。这当然是令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额手称庆的特大喜讯。

我写过一篇《为开好奥运敬献一策:胡锦涛电请达赖喇嘛赴京谈判》,建议“胡锦涛总书记立刻给达赖喇嘛发出邀请电报,并派出专机,迎接他到北京共商西藏和平大计”,表达的是海内海外的强烈呼声。

本来看似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忽然之间柳暗花明阳光普照。从3月14日拉萨骚乱以来,官方以为垄断了信息传播,可以按照某种设定的意图行事,因此一直采取蛮横强硬、不容妥协的态度,可是没有预想到与拉萨事件重叠交叉的奥运圣火传递,受到海外的干扰,在伦敦,在巴黎,在旧金山……甚至于27日在和中国关系极为友好的韩国首尔,竟然也受到干扰,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发生了中国人“破坏性示威”。韩国国务总理韩升洙当天在国务会上表示:“要依法处理外国人集体暴力事件,此次事件对我国国民的自尊心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将采取法律和外交措施,恢复国民的自尊心。”这里所谓的“外国人”就是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表达爱国心自尊心,却伤害了留学国国民的自尊心。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些闹得天下沸沸扬扬的信息实在是出乎意料。

25日中国以新华社记者透露消息的名义,宣布:“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是一贯的,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希望通过接触磋商,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昨天,29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希望达赖方面珍惜磋商机会,以实际行动停止暴力犯罪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活动,停止分裂祖国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说,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始终是一贯的。中央有关部门同意与达赖方面进行接触磋商,这体现了中央对达赖的一贯政策和博大胸怀。

“我们希望达赖方面珍惜这次机会,认清形势,改变立场,以实际行动停止暴力犯罪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活动,停止分裂祖国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姜瑜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的接触磋商也完全是中国内部事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正如中共方面始终怀疑达赖的诚意一样,海内外的舆论对于中共的诚意也同样抱着怀疑态度。

以言语来度量内心,中共改不了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态度。这也难啦!要从高调指斥达赖的立场上转圜,让国内海外的极左派们、愤青们不致于感到被抛弃,使自己在心理上还保持某种天朝皇权君临天下的傲气,那也是不能放下身段的,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看到要害,看到核心,最重要的本质就是当局同意谈了,旁的枝节都显得无足轻重。这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福音!

现在看,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场政治游戏情节陡然一转。

海内海外那些爱国爱得死去活来的愤青们,不知道政治就是一场大人演出的儿童游戏,相信了那位驻藏大臣透露的御旨,真是以为“我们目前在同达赖集团进行一场血腥和激烈的搏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于是到海外去举行抗议CNN的万人大游行,在国内发动网上抗议CNN的百万人签名,从南到北发动抵制家乐福,一时之间他们好不尽兴,忘情地投入了这场爱国歇斯底里的大狂欢,他们哪里会料到胡锦涛会陡然转弯,要和那个“披着袈裟的狼”达赖喇嘛谈判了。

这就是政治游戏,大人演出的儿童政治游戏,利益至上。

儿童吵嘴并没有利害冲突,但大人吵嘴却是百分之百的利害冲突。政治家为了预计的损害,可以撕破脸皮吵嘴,为了预计的利益,可以厚着脸皮握手。既然当初和苏修可以握手,和美帝可以握手,现在和国民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握手,为什么不能和达赖喇嘛握手?

不过,现在宣布“准备同达赖方面磋商”,还只是一种姿态。和蒋介石那种毅然决然诚心诚意无条件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泽东本人发出电报邀请相比,这里还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这种先“通过接触磋商”,做到“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然后再“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的说词,使许多人认为这个谈判不过是缓兵之计。其实,缓兵之计也值得欢迎!总比箭在弦上要好一百倍。

北京奥运现在成了双手捧不起、放不下的刺猬。中共放下身架表示愿意谈判,是因为原来是想把达赖逼到无路可走,现在发现是自己被逼到了死角,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再顽固不化,拒绝谈判,奥运当中会出现什么故事就难以逆料了。那是防不胜防啊!即使布防百万军警可奈何?几位大国政要都表示了拒绝参加开幕式的态度,令中共感到大丢面子,依靠海外大学生举着五星红旗红透西方世界,看似强硬,咄咄逼人,实际上更加引起追求自由民主的西方人民和官员的反感和恐惧。他们认为“藏独”也应该有表达权,你们竟然敢于在我们首尔对他们拳打脚踢,那在你们国内就不知会遭到什么镇压了。同情弱者,不平则鸣,乃人之常情。

当今世界的潮流就是谈判。世界上闹分裂的地域多得很,并不是只有中国的西藏,何况达赖要的并不是“独立”,而是“自治”。拒绝谈判就彻底证明了中共是一个背离世界潮流、世界文明的政党。

但是,现在中共宣布的谈判并不意味着是胡锦涛和达赖喇嘛的直接谈判。而且,在“下一步”商谈之前,先要达到前述的三个条件。大家知道,达赖喇嘛本人能够控制那些激进的组织如“藏青会”吗?这时只要出现“分裂祖国的活动”、出现“暴力活动”、出现“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就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随时停止“接触磋商”,更不必说启动“下一步商谈”了。即使不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依靠这种低层次的“接触磋商”,谈谈停停,停停谈谈,拖延时间,把奥运会混过去。

因此,解读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同达赖方面磋商》和姜瑜发言的新闻报道,又让人兴奋不起来。

按照笔者的想法,这个谈判应该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应该是胡锦涛和达赖喇嘛的直接谈判,应该是一步到位的谈判。我想,既然积怨如此之深,我们不期望这个谈判一蹴而就,可以谈一年,谈两年,谈三年,谈四年,谈到胡锦涛连任届满之前,能够功德圆满就皆大欢喜,但是要谈,要对谈,要胡达对谈。

我们重读一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文“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问题,亟待解决,特邀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和这个新华社的新闻相比,那是多么诚恳殷切,因此我们切切希望这个和“达赖方面”的谈判是一个可以期待的好消息。

笔者最高的期望值,就是邀请达赖到京,举行胡达会谈,并且,达赖能够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式的贵宾台上,安然就座,那么,我敢相信,这个奥运将会以它前所未有的戏剧性成就永载史册。

奥运之前,胡锦涛一定是万机缠绕,难以分身,因此只要和达赖喇嘛举行一次礼节性象征性的谈判就功德圆满了,一切问题都可以从长计议。

一位在美国的时评作家林达,针对西藏问题,写了一篇《焦虑冒进欲速则不达》。他说:“谈判能取得怎样的结果,不是取决于聪明计谋而是取决于双方的智慧。人往往会要求在个人有生之年取得历史成果,因此焦虑冒进欲速则不达,明白个人生命长度乃是历史长河之一瞬,可能是第一需要修到的智慧。”我们希望胡锦涛和达赖喇嘛都表现出大政治家的杰出智慧,用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则为中国人之幸,西藏人之幸。西藏问题确实是欲速则不达,急不得啊!

西藏问题的钥匙掌握在中共手里。既然中共方面一再表示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着,达赖又一再表示愿意谈,那么,赶快下请贴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政治家的智慧就在于善于把握时机,顺应民意,开启新局。

乾隆皇帝因为在承德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而使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归顺,得意地说:一座喇嘛庙,胜过十万兵,那么今天可以说,一位达赖喇嘛莅临奥运会,绝对胜过十万武警。届时,北京的奥运,至少可以少派十万武警,而安全系数却能提高几个等级。

我在额手称庆之余,试作西藏谈判预言:在奥运开幕前,大概能够启动“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至于何时进入到“下一步商谈”以及再下一步的胡达会谈,就难以预言了,不过,我想,只要开始了“接触磋商”,哪怕是缓兵之计,大概双方都会在钢丝上小心翼翼地行走,开弓没有回头箭,谁也不愿不敢承担破坏“下一步商谈”的责任。双方宁可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谁也不会轻易宣布谈判破裂。不过,说实话,只要中国的宪政民主政治改革不启动,西藏问题也只能高空悬拟,趦趄不前。姜瑜所谓“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过是海口虚夸,徒托空言,是市集上那些江湖游医的高声叫卖,“外来压力”岂敢等闲视之?

(2008/4/30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