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7年12月7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道/中国俗话“事不过三” 用在中国关押记者人数方面显然成了笑话，因为中国已经连续九年位居世界关押新闻工作者国家名单的榜首。目前，在全球被关押的127名新闻工作者中，29名在中国。对此，发表世界关押新闻工作者国家名单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人迪茨先生表示： “我认为中国政府仍然拒绝履行七年前所做的承诺，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更加严厉，与他们为举办奥运所做的承诺恰好相反。” 中国政府七年前向国际奥委会承诺，保证奥运会之前和期间新闻完全自由。然而，对于被关押的中国记者，中国政府并不承认关押他们是因为言论自由问题。对此，在中国被政府剥夺新闻工作者权利的原《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表示： “中国老是在说自己是最好的，比如新闻出版署长说中国是言论最自由的国家，他们自己在自吹自擂。因为在他们印象中，那些人不是因为言论自由，而是因为触犯了法律；外交部的发言人说这些人触犯了刑法的哪一条，这些人是犯罪，而不认为这些人是为了言论自由而进去的。” 在中国被关押的记者常常被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泄露国家机密”和各种经济犯罪的罪名，如原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因言获罪，却被横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莫须有的罪名。那么，随着北京奥运的日益临近，中国政府将来有没有可能改变它关押新闻工作者的做法？迪茨先生对此表示： “就中国政府的行为、实施的新闻政策、新闻审查以及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态度判断，我们看不到将来有任何向好的方面转变的迹象。虽然如此，中国政府内部或许也在讨论如何做才能履行为举办奥运所做的新闻自由承诺，减少国际社会对它的批评。”  那昝爱宗是否认为中国政府将来有改过的迹象？ “也有可能奥运会08年会变好一阵子，就是明年可能没有更多的记录。但你讲的，既然押了，会放出来，也不大可能。如果是制度不变，肯定也不会变的。他现在还是这种制度，比如他允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允不允许有真正的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如果一党执政的体制之内，而没有宪法上的言论自由，那这样的事情每年都会发生，不会减少的。“ 中国与古巴、厄立特里亚、伊朗和阿塞拜疆依次处在世界关押新闻工作者国家名单的前五位。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每六位被关押的记者中除了被以莫须有罪名指控的之外，有一人在没有公开被起诉的情况下已经被关押数月数年，有的甚至还被关押在秘密地点。中国曾经做过“十大危险职业排行榜”，记者成了仅次于警察和矿工的第三危险职业。这个危险程度不知是否与新闻工作者在中国被关押的人数多寡有关。

【2007年12月7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容屹台北报道/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大陆异议人士蔡陆军，目前在台湾宜兰收容所，台湾陆委会日前开会通过，将让蔡陆军离开收容所，而台湾人权会促进会邀请义务协助蔡陆军的律师陈为祥特地前往探视，陈为祥在星期四表示，陆委会已经通知蔡陆军将在最近两周离开收容所。 陈为祥指出，蔡陆军知道可以离开收容所后，心情安定不少，也希望尽快展开新生活。 陈为祥说，蔡陆军并没有向他表明是否希望前往其他国家的意愿，而蔡陆军透露，过去在大陆时有一点积蓄，再加上朋友的帮助，在台湾初期生活应该不成问题。 不过蔡陆军没有台湾的身分，因此寻找工作时将遇到困难，陈为祥则表示，目前先解决居留问题，至于工作，则是下一步再说。

 

庐山会议后，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了“敌我矛盾”。庐山会议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这个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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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认为：即使毛泽东看过郑维山揭发汪东兴的信，他仍会倒陈保汪。因为倒陈早有准备，只不过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至於对郑维山，毛泽东也早就不放心了，1968年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时，毛泽东就动过连郑维山一起拿掉的念头。后来周恩来说了话，陈伯达也附和，毛泽东才放弃的（见《陈伯达遗稿》第100页注3）。陈晓农说：1969年底到1970年初，毛泽东将27军调到石家庄，把63军换走，不是偶然的。“九大”时毛泽东特别问过王洪文当兵在哪个军，王洪文说是27军的，在军部呆过。所以，好多事情从表面看似乎偶然，搞误会了，若对照前前后后的蛛丝马迹，就会感到不完全是误会，是历史的必然。

纪登奎曾把郑维山的秘书杜辛叫到办公室，专门问到郑维山在庐山上的表现，还问写过什么东西？杜辛说写过战备报告。纪登奎又问还有什么？杜辛说你指是什么？我不可能记起来。纪登奎沉默一会儿，说你的感情要转过来。杜辛说我的感情怎么转？我给郑维山当秘书是组织上派的，经过我的事情我知道，不经过我的事我不知道，结果不欢而散。中秋节前，把杜辛从内蒙古押回北京军区，关在86楼。郑维山罪行材料组的魏科长要他交代郑维山反38军，以及与陈伯达的关系，又问到郑维山的这封信。杜辛说魏科长，你也当过秘书，秘书有秘书的规定，中央委员给毛主席写信，合乎组织纪律，更何况我也记不清写的是什么了。你们要查到中央去查。那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还没有去世。据知情人说：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写了揭发汪东兴的材料，密封后由周恩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叫来汪东兴责问，汪东兴吓得跪在毛泽东面前乞求饶恕。

汪东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关於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这样回忆：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本来毛主席关於不设国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乾二净了。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经过汪东兴这样的误导，毛泽东认为汪东兴上了陈伯达的当。

其实汪东兴发完言，从华北组出来，碰到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连忙喊，王主任，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汪东兴似乎还不放心“单飞”的吴法宪，立即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点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军队的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这种串连活动汪东兴早就开始做了。8月21日晚，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邱会作、李作鹏两个老总都到了（庐山），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这话汪东兴已经和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说过一遍了，他又对文道宏（江西省负责人）说：你告诉程世清在会上要提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主席怎么当主席呢？8月22日一大早，文道宏悄悄告诉了程世清。

8月25日前，汪东兴天天与吴法宪、叶群等人通电话，他似乎特别愿意把“小道消息”告诉他们。当毛泽东一再追问第六号简报，汪东兴紧张了，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暂停电话联系。汪东兴对不起黄吴李邱，如果没有汪东兴的误导，吴法宪就不会被张春桥激怒，也不会再激怒林彪，也就没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正因为汪东兴的发言，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率先爆发了“原子弹”。

汪东兴比陈伯达活跃多了，却抢先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汪东兴从“网”里逃出来，而陈伯达却被打翻在地。庐山会议后，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了“敌我矛盾”。庐山会议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这个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郑维山认为他和陈伯达、李雪峰是工作关系，没有阴谋，没有任何私密可言，也成了陈伯达一伙。

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简报，毛泽东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简报。毛泽东认为四、五号简报还没有出，为什么华北组抢先出第六号简报？这中间有阴谋。毛泽东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这种定性，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掀起了一场大斗争，揪出了所谓“陈伯达反党集团”。

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军委办公厅的王振和杜辛整理的。黄道霞是李雪峰的秘书，但他是作为河北省的秘书参加的大会会务组。简报快整理好时，林彪指示各大军区搞战备材料，杜辛被叫走了。王振那天有什么事，所以简报主要是黄道霞整的。在华北会议上，黄道霞讲清楚了简报编写的过程，证明不是反革命简报。以后李雪峰、郑维山以及华北组简报都被平了反，陈伯达反革命集团只剩下陈伯达一人。

 

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的，汪东兴是罪魁祸首。汪东兴的发言非常明确，与整个会议的调子完全拧着。毛泽东看到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认为是“反革命简报”。汪东兴把责任推得乾乾净净，说他“上了陈伯达的当，简报里的话大部分是陈伯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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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接着说：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30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近臣。（资料图片）

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李雪峰、郑维山、刘子厚都没有发言。

但华北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听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都激愤起来。更何况汪东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谁能不信呢？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政治局委员、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以后我们才知道，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原来就是毛主席本人。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开始还疑惑，听完汪东兴发言，说这回明确了，他也表了态。以后毛泽东说有人还说“千刀万剐”，这“千刀万剐”就是陈先瑞说的。

8月25日，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印发。各组要求设国家主席，揪人的呼声更加激烈，200多名中央委员几乎一边倒。

郑维山说，华北组是汪东兴挑起来的

毛泽东看到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认为是反革命简报。汪东兴把责任推得乾乾净净，说他“上了陈伯达的当，简报里的话大部分是陈伯达的”。郑维山说：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的，汪东兴是罪魁祸首。汪东兴的发言非常明确，与整个会议的调子完全拧着。第六号简报主要整理的是汪东兴的发言，因为陈伯达要单独发他的讲话，所以简报基本没用陈伯达的话。

毛泽东相信了汪东兴，而陈伯达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如此颠倒黑白，郑维山决定挺身而出，不能让汪东兴一手遮天。8月26日晚上，郑维山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由他口述，秘书杜辛整理，主要讲汪东兴的发言在华北组的作用。郑维山的思想非常明确，在这封信中陈伯达只带了一个名字，主要是说汪东兴。说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起来的。陈先瑞也这样说。信写好后，由郑维山看过，杜辛亲手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郑维山相信，如果毛主席看到了他写的那封信，是会原谅他的。但这封信却不知下落，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李雪峰时没有提这封信。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王良恩把信交给汪东兴，汪东兴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相信汪东兴的谎话，却不相信郑维山的实话。另一种是汪东兴把郑维山的信“贪污”了。因为王良恩不可能直接把信交给毛泽东，只能由汪东兴转。汪东兴看过郑维山信中的内容，当然不能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郑维山怀疑汪东兴扣了他的信不是没有道理。

1970年9月16日，从庐山回北京的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他接见了李雪峰、刘子厚，预备到北京时要见郑维山，汪东兴不敢不打电话通知。杜辛是早上8点接的电话，此时他们正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检查战备。以前汪东兴打电话，都很客气，毕竟彼此没有过节儿，而这次很不耐烦，晚饭前能不能赶回来？杜辛说我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汪东兴说回不来就算了。放下电话，杜辛先给陈先瑞的秘书打了电话，问清楚是毛主席下午5点在丰台车站专线停车处接见。杜辛报告郑维山，说下午赶回北京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没有机场，可以派个直升机，送到毕克旗，那里有大机场，下午可以赶回北京。郑维山马上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我可以赶回来。汪东兴还是不耐烦，说赶不回来就算了，安全重要，不要勉强。明显不想让郑维山见毛主席，而郑维山也没有坚持。以后郑维山很后悔，如果在丰台火车站见到毛泽东，向他当面解释清楚就好了。因为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寸步不离，李雪峰不好当面揭发汪东兴。而郑维山是军人出身，直筒子，他才不管汪东兴会不会给他穿小鞋呢，他肯定要当面向毛泽东讲清楚华北组会议的情况。郑维山哪里知道，他会因庐山会议被抓起来。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煽风点火“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比陈伯达激烈多了，却抢先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提出“揪人”的汪东兴从“网”里逃出来，稳坐官位，连处分也没给，而陈伯达却被打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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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北京军区有七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候补中央委员宋双来回忆：会前两次通知，全会的三项议程很简单。一、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8月10日）和宪法修改草案（8月15日）已印发。二、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再提交全会通过。三、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备战的文件由军委办事组起草，拟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

本来九届二中全会是“神仙会”

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没带秘书，他的秘书杜辛，是作为北京军区的秘书上的山。因为提前两天到了庐山，会议内容又不复杂，李雪峰动员大家游玩。宋双来在游玩时碰见李雪峰，感觉他很轻松，大家都很轻松。

哪里想到，风和日丽转眼变成暴风骤雨。

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主席台上，毛泽东问谁讲，林彪说我讲一点意见，拿出一摞很厚的材料。（资料图片）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就很奇怪。杜辛注意到，开会时间过了好长时间，主席台上的人才到。林彪一边和毛泽东说着话，一边往主席台走。陈伯达和林彪坐一边，周恩来和康生坐另一边，坐在中间的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时毛泽东的情绪还可以。他左看看右看看，站起来，说你们谁先讲？周恩来先讲了大会议程及会议编组，几句就说完了。毛泽东又问谁讲，林彪说我讲一点意见，拿出一摞很厚的材料。毛泽东似乎不高兴地看（瞪）了林彪一眼。林彪越讲，毛泽东越不耐烦，中间甚至想站起来走掉，又忍耐着继续坐下。林彪通篇讲话没提设国家主席。

等林彪讲完，毛泽东生气地说还有谁讲？康生说我的稿子就不念了，讲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并提出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副主席当。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这时候，台下的人感觉毛泽东的脸色更加阴沉。最后毛泽东宣布散会，话还没落音，他自己就先走了。下面有些中央委员鼓掌，但北京军区的郑维山、陈先瑞、尤太忠都愣在那里。他们疑惑极了，宪法修改草案不是去掉国家主席这一章了吗？上庐山后又传达了一次不设国家主席，怎么康生又在大会上提设国家主席呢？毛泽东是不是因为这个不高兴？

8月23日晚上，华北组讨论。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河北），副组长吴德（北京）、解学恭（天津）、陈永贵（山西）、吴涛（内蒙古），郑维山（北京军区）。组员郭玉峰（中央组织部）、刘子厚（河北）、陈毅（外交部长）、邝任农（中国民航）、彭绍辉（总参）、苏静（国务院）、钱学森（国防科委）、吴忠（北京卫戍区）、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杨俊生（北京卫戍区）、尤太忠（北京军区）、刘锡昌（北京）、马福全（河北）、吕玉兰（河北）、王国藩（河北）、李顺达（山西）、聂元梓（北京）等。

8月23日晚上的讨论后，出了华北组第一号简报。因为有疑惑，所以大家发言都比较虚，没有人明确表示赞成林彪的讲话。林彪讲话的火药味很浓，为什么又不点名？其中提到“国家元首”是什么意思？多数老同志猜想是冲着“二月逆流”去的。8月24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吴德没有参加。陈毅第一个发言，陈毅大概是怕了，所以发言中屡屡表态。在陈毅发言中，有两个中央委员恶狠狠地冲着陈毅吼叫：你骨子里就一贯反毛主席，老右……郑维山小声地对陈老总说：言多必失，不要再说了。陈毅点点头，再不说了。因为“九大”陈毅受到张春桥那帮人的围攻，九届二中全会他提出来换个组，换到了华北组，他以为会逃过批斗，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坐到了正座，此时他知趣地挪到旁座。接着是钱学森不短的发言，休息后是河北的工人代表马福全发言，他还没说完，陈伯达和汪东兴就结伴来了。

陈伯达和汪东兴，谁的发言更厉害？

李雪峰对陈伯达和汪东兴讲了发言的情况后，陈伯达讲话。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大多数人听不懂，比较重要的内容汪东兴和李雪峰就帮助翻译一下。

陈伯达出口成章：毛主席是天才人物，没错，马恩列斯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以后陈伯达回忆：我发言的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下面我想讲一下关於天才的问题。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

陈伯达引用了林彪几段论天才的语录，说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很快就识破了这种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着作是天才的着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汪东兴接着发言：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王佳芝是一个天生应该活在舞台上的人，不在于她的天生丽质，抑或出色的演技，而是，她对于那种追光之下的高潮人生的向往，她愿意把自己的寻常人生，推向辉煌的宏大叙事——也许，每个人都是这样，只不过，王佳芝离她的梦想，似乎更近一点。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且不曾妄掷自己的美丽，剧社里的当家花旦，爱国历史剧里的女主角，还曾公演过一次，成功谢幕之后，她兴奋到无可如何，拽着女同学乘电车夜游车河，窗外，那些华丽丽的霓虹灯，可以充任她内心的吟唱与翔舞的幕景。

她也许外表矜持沉静，但内心容易激越，又赶上了一个激越的时代，那是乱世，激越容易碰撞上革命，然后一拍即合。

广州沦陷之后，王佳芝所在的岭大搬到了香港，借了港大的教室上课，空间颇不宽裕，上课下课挨挨蹭蹭，半天才能通过。那点子不耐烦，经过年轻人擅于煽风点火的心，就成了流亡学生的身世之感，而普通香港人对于国事不甚关心的态度，又让他们的激情略略受伤，因此越发激愤。

很偶然的契机，使他们有望接触到路过香港的汉奸易某，平时一道慷慨激昂的小团体一合计，定下了一条美人计，不外乎是让一个女学生搭上易某然后诓出来暗杀掉，看多了历史剧或间谍片的年轻人，一出手就是这个路数。

听上去不错，既有情色的艳异，又有死亡的黑暗，而卧底、暗杀这样的字眼，来得也足够刺激，出演女主角的任务众望所归地落到了王佳芝的身上，我想，对于这样一次伟大的演出，她也未尝不跃跃欲试。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她扮演成有钱人家的少奶奶，被人介绍给易太太做购物导游，伺机与易某眉来眼去，不几日，易某找了个借口给她打来电话，她这一役初战告捷。

这是一次空前的成功，王佳芝回到等信的同伴那里，像下了台还没有卸妆，她“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舍不得那些同伴走，如同演上了瘾的演员恋着她的观众，一群人疯玩到天亮，一个问题顺理成章地冒出来了。

他们把她的身份设计成少奶奶，是因为学生太激烈，怕易某生出戒心，而一个少奶奶，肯定不能是个处女，这个问题抛出来之后，大家都沉默了，偶尔有两个人叽咕一下，冒出嗤嗤的笑声。

他们那群人中，只有梁闰生有性经验，因为他嫖过，而王佳芝从来都看不上这个略显猥琐的男生，只是，她为了革命，就像演员为了艺术一样，大约只能牺牲一把了。好在，只要最后的目标实现，那种崇高感，完全能够拯救这种小小的不适，王佳芝横下心，把自己豁出去了。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到他们下手，易某突然离开香港，她的牺牲打了水漂，豁出去的勇毅，也变成了一个笑话。仿佛水落石出，浪漫退场，露出俗世的本色，王佳芝的同志们见到她，都有了似笑非笑的表情，背后，是普通人庸俗但是符合现实的小算计，她终于开始懊悔，对自己说：我傻，反正就是我傻！

两年之后，他们全部转学到上海，年轻时的豪迈激情，这时已经意兴阑珊，老易就在他们眼皮子地下兴风作浪，他们也顾不上了。然而，与一个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相识，改变了这局面，他听说他们有这样一条线，鼓励他们一定要再试一把。

别人的情况很难说，但在王佳芝，这是把那个笑话重新变成伟大的机会，她打起精神，卷土重来，张爱玲写到这里，说，每次和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是啊，这样一个目的，使她能够跨越那些心照不宣的讪笑，普通人庸俗的小见识小算计，俗世里飞舞的尘埃，抵达那光明的彼岸，她的挫败获得了救赎。

这一次她运气不错，老易一步一步跌入他们的局中，最紧要的关头到了，王佳芝以修耳坠为名，把老易骗到了那个珠宝店里，老易提出送她一只钻戒，这对于拖延时间更为有利，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却因一个陡然生出的变数功亏一篑。

都说是美人为情所动，临阵反戈，可真的是因为爱吗？不如说，是她被一种气氛所催眠，珠宝店里的玻璃镜子，那颗六克拉的粉红钻炫目的光芒，更重要的是，他在灯下凝神的那一瞬，脸上出现的“温柔怜惜”的神气，都使他与她，不再像猎者与猎物，更像一对普通的情人。

也许，他是真爱我的。书上说，这一念之差，使王佳芝放掉了老易，送了自己的性命。可是，王佳芝真的以为老易爱她吗？我看，也未必，与其说，她这样认为，不如说，她要自己这样认为。

对于女人来说，爱情与革命一样，是升华生命意义的最好途径，童话里，那个小人鱼，她纵然能活上三百年，却只有被一个男人爱上之后，才能获得不灭的灵魂。女人的存在意义，是要男人来成全的。虽然，王佳芝开始选择以革命来成全自己，但是，在香港的那些是是非非，一脚踏空的错愕，使她对于革命，已经有点离心离德。

可是，这一次的激越，何尝又不是一次幻觉？老易逃出来之后，立即下令斩草除根，对于他与王佳芝的关系，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看这样一段心里独白，觉得老易还真像胡兰成，永远懂得怎样谋求利益最大化，不但确保了自身安全，还在意念中圆满了这场艳遇，获得感情慰籍，而张爱玲跟王佳芝呢？也并非完全没有共同之处，她曾写文章说，在菜市场上，看到骑车少年，突然间放开车把，迅疾而过，她觉得人生的快乐，尽在这一撒手之间。

王佳芝放过老易，是人生的一撒手，不动脑，只动心，张爱玲与胡兰成，亦是这样的一撒手，她不再追究那爱情的真与伪，实与虚，她需要它，把自己引渡到彼岸，若说有所不同，大概是，王佳芝的彼岸是向上的，朝高处去的，而张爱玲的彼岸，是向下的，活得过于孤傲冷清的她，需要一个男子，使自己向下，低到尘埃里，再开出花来。

就像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一样，她们需要一份爱情，于是便制造出了爱情。

 

72岁的阿里萨站在空旷的客厅里，对68岁的费尔米纳说：“费尔米纳，我为这个机会等了半个多世纪，为的是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誓言，我永远爱你，忠贞不渝。”

很浪漫？或许，但费尔米纳不这样认为，一天前她刚失去相伴终生的丈夫，此刻，她是一个寡妇，对她而言，这个表白是如此的无耻，不仅是对她，还有她尸骨未寒的丈夫还有她的家门。她愤怒地将他赶了出去，并高声地诅咒了他——“但愿你在世界上的日子也不长了。”

可怜的阿里萨，漫长而痛苦的等待眼看就能结束，但就因为自己的急不可耐而功亏一篑，然而他和她所不知道的是，两年后，在一艘轮船上，他终于能牵上了她的手，而那时，距离他们相恋的开始已经是53年后了。时间这个残酷地雕刻师在他们的身上刻下了道道衰老的痕迹，费尔米纳的肩膀满是皱纹，乳房拉耸，冰冷苍白的皮肤如青蛙皮一般，而阿里萨，戴着假牙，谢顶，碘着发福的肚子。就旁观者而言，无论怎么看这个场景都是滑稽而略带点儿凄凉的，然而，他们可不一样，为了这一天，他们爱过恨过诀别过，即使苍老如斯，只要彼此的双手紧握在一起，别的都不重要的。

就算是生命。挂着表明染上霍乱的黄色旗子，“新忠诚”号载着他们两个人在加勒比海上随波逐流，他们终于能撇开所有的一切厮守一起，直到他们死去，直到这个爱情童话的终结。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不会理解爱情，即使你写了再多的情书。青涩的阿尔萨给费尔米纳写了满满一柜子的情书，然而他仅仅是远远地看过他几眼、和他说过几句话，他对她一无所知，她的身世、她的性格、她的心思，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他爱上的只是他想象出来的费尔米纳。同样，费尔米纳也是如此，她流着泪阅读了他那些忧伤而狂热的书信，她为他生了重病，她为他冒犯了自己的父亲，然而当她和他面对面时，她还是惊诧她所爱上的人竟是如此的局促、木纳得如古怪的小老头一般，果然，她爱上的也只是想象出来的阿里萨。

他们的悲剧正是在于想象，想象了对方，想象了爱情，想象了生活，他们不知道，爱情如果仅仅是想象，那么即使再美丽，也会如朝阳下的晨露一样美丽却转瞬即逝。

即便如此，爱情的种子终究还是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了，就等生活的磨砺将它一点一点的催发，假以时日，还会冲破他们脆弱的理智将看起来已经形如陌路的两个人紧紧联系起来。上帝诡异地安排了这一切，他们的生命或许就只是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搭建起来的舞台。

一个人是永远不会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生活的，就算是同床共枕的两个人。费尔米纳偶尔间发现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而且是个混血的“黑女人”，她想不出为什么她温文尔雅的丈夫乌尔比诺为什么会出轨，为什么会背叛他们的爱情，难道相爱的两个人仅仅是为了贪图对方的美色或财富才走进婚姻的殿堂的？同样，乌尔比诺也不会想到他深爱的女人内心深处其实还有另一个人的影子。而几十年后，当阿里萨对费尔米纳说“那是我在为你保留着童身”，她虽然怀疑但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有过几百次的一夜情、N夜情，而阿里萨也在怀疑她是否也曾经出过轨，因为这个情场老手知道——“女人和男人一样都喜欢秘密冒险的”，即使他们深深相爱，但生活毕竟不仅仅只是一对一的爱情，还有自己内心不安分的“邪恶”和“黑暗”。

年轻的人们总是不会知道这点——我爱你，但我也还是抑制不住偷情的快感。很多时候，当“丑事”败露，相爱的两个人往往就因此而痛苦地分手。人终究是人，免不了愤怒、嫉妒、自私、任性。

爱情往往始于几秒钟的惊鸿一瞥，如同霍乱始于肉眼看不见的病菌，一旦爱情的种子在那一瞬之间钻入了双方的内心，那么两个人就会陷入狂热的相爱中—–和感染霍乱一样能迅速感染全身，发烧、茶饭不思、终日神情恍惚。但爱情是个流动的名词，它不会永远是狂热的，还有冷却期、理解期、宽容期，直到琐碎的日常相处，就和霍乱一样有着不同的病情发展。阿里萨就是太过于执着，他年轻的脑袋里不会想到除了爱情，人生还有生活。一旦爱情遭遇生活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窘境：你用什么浇灌爱情这株娇艳的玫瑰？女人总是比男人更早熟，费尔米纳的潜意识就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爱情在生活中的脆弱，并在行将成年的时候拒绝了这份只应该存在于少男少女间的爱情，并接受了乌尔比诺的成年人的爱情。

有意思的是，人的少年和老年其实很相似，有点儿任性、唯我独尊的味儿，所以，费尔米纳和阿里萨的爱情在漫长的成年人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在老年的时候，他们的爱情还是成立的，那时候，他们已经老了，衰老的人不用考虑生活只要享受爱情。

感谢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站在一边冷静地观察了这份爱情，并用流畅的笔触、独特的叙事安排、如神来之笔般地将它告诉了我们。同时，在此，祝每一个光棍早点儿邂逅爱情，也祝幸福的恋人们更加幸福。

愿大家的爱情不需要用53年的时间来证明它的伟大。

感谢上帝。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三十二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李氏的唯一名作，书名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仅一字之别，而方法亦有类似；张荫麟曾指郭著“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做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此语亦可移以概括李著。同样辨析中国上古时代，郭氏信从唯物史观，以摩尔根所述的美洲印第安氏族社会为参照；而李氏则取社会学之法，以古朗士所述的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参照。论殷周社会的发展程度，自近于希腊罗马而非印第安，故李氏的取向实较郭氏为合理；李著虽声光黯淡，但今日视之，价值实远过郭著之上，为中国古史研究一大门径。

关于古史研究的流别，冯友兰曾区别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周予同更析分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较冯说更为周到；李氏早年主张古史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但以后却转向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盖舍“考古”而入“释古”之域矣。

李氏家世显赫，祖父李鸿藻为晚清重臣，同治帝师傅，清流派领袖；叔父李煜瀛(石曾)、岳父易培基皆民国元老。国民党政权确立之后，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氏因此裙带关系，得任故宫秘书长，同时兼任财政部全国注册局局长、开滦矿务局督办、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委员等职，当日固红极一时；后因国民党大老张继寻隙报复易培基，使易、李翁婿陷入所谓“故宫盗宝案”，李氏被迫去职，避居上海。随后译出法人古朗士(又译库朗热)的经典《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并撰四万余言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因篇幅繁多，内容亦超出序言以外，故与《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合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另行出版；以后更增《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几种现象》作为附录，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名再版。

按：梁启超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休，字数竟与蒋著略等，只得独立为《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唐德刚拟为《胡适口述自传》写一短序，而终成十余万言的《胡适杂忆》；余英时序《朱子文集》，更铺衍为汪洋闳肆的巨制《朱熹的历史世界》。凡此皆与李氏《古代社会研究序》同例，亦学林佳话也。

《古代社会研究序》的主旨，是凭借希腊罗马城邦制度阐发周代社会的隐奥，其中以代表祖先牌位的“主”字入手，钩沉出中国的祀火制度，尤为一大创获；另一篇《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则依据西方人类学的图腾说解释中国远古时代，如以姓即图腾，以昭穆为氏族的婚级(class)，以尧舜禹禅让出于部落选举或翁婿继承，皆属可喜的新说。大概而言，李著不免有牵合比附的谬误，然胜义纷陈，有启发性的新解尤多。故其书一出，陈垣即大加奖挹，对于释“王”为司火教主一义，更推为“神解”；在致其子乐素函中又云：“最近孔德研究所出版李玄伯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册，售申币十二元，极多新义，不可不一读，曾看见否？李禁锢多年，幸有此书，足以不朽，古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者也。”盖指李氏因“故宫盗宝”一案屈身赋闲，反得以著书立说，可谓因祸得福。此外，杨堃亦推为运用比较方法的“划时代的著作”；钱锺书亦对李著“有嗜痂之癖”，于其书再版，与有力焉。

惜乎李氏所开辟的史学法门，此后未成风气，即使李氏本人，亦难以为继。1949年赴台后，他复有《中国古代社会史》之作，实即《古代社会新研》的改写增补，大体不出旧辙。其余如《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史官制度——附论对传统之尊重》等，虽有可观，然已归于平淡，不复《古代社会新研》的神采矣。

晚近日知(林志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出发，以古希腊为参照，发掘殷周的城邦民主制度，虽片面而有可采，或可视作李氏比较史学的继者欤？

诗曰：群学能教史学新，却从罗马证先秦。纷纷考古或疑古，独惜此公谁继人。

按：群学，即社会学(sociology)的旧译。

 

与伍迪·艾伦对话

《纽约时报》(2007／11／18)

“我坚决相信：假如你死了，以你的名字命名一条街对你的新陈代谢毫无帮助。”伍迪·艾伦一向对声名淡然处之，然而近期由他多年老友EricLax　编纂的《与伍迪对话》向我们披露了一个对他的电影财富不太冷漠的伍迪。

全书并未按照采访的年份排列，而是将访谈按内容分为四种类型：念头、写作、导演、剪辑。而当EricLax　从1973年跳接到1987年时，我们发现：无论是口气、要旨和展望，伍迪都没有明显的变化，他拥有充足的自信，喜欢爵士乐、弗洛依德式的心理分析、纽约尼克队和女人们的胸部。

书中披露他最满意的自己的作品是《开罗紫玫瑰》、《赛末点》和《妻子们和丈夫们》，其次是《星尘往事》和《Zelig》。他对于《安妮·霍尔》和《曼哈顿》获得那样高的评价感到困惑，他说：“人们其实是以一种我觉得并不理性的方式来理解《曼哈顿》的。”他又说自己不能理解，为什么2002年的作品《好莱坞结局》未被认作是一部一流的、出色的喜剧。　

作家心目中的2007年最佳图书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2007／11／28)

作为惯例，《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邀请了众多著名作家推介自己心目中的2007年年度作品。图尼埃尔推荐的是比利时作家艾米莉·诺东的新作《既非夏娃，亦非亚当》(Nid　’Eve，nid’Adam)。他说：“这本新小说在我看来，是重中之重。11月5号时，我在2007年龚古尔奖上投了她一票，但不幸的是，只有我这一票。”

艾莉·史密斯则推介了布克奖入围作品妮科拉·巴克的《三更》(Darkmans)。史密斯说：“无论是语言、形式和风格，巴克都具有原创性。她对历史和现状的演绎是一场赌博，她赢得了一种对于年代学的明暗之崭新的启示。”朱里安·巴恩斯则推荐了两部法国小说《甜蜜的敌人》和《发现法国》。前者通过一对夫妇的视角，观照了三个世纪以来的英法关系。后者则告诉我们：地图师、官员和游客是如何发现巴黎并不等同于法国的。

 

中法文学

《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11月

陈思和、王安忆、余华、也斯、加尔森、卡梅诺维奇、马瑟等人就“在文学中相遇”等主题，谈论了中法文学的异同。陈思和以苏童的《拾婴记》与法国作家彼埃蕾特·弗勒西厄的写作进行了比较，二者在“迷宫”主题的处理上有类似之处，“彰明了东西方相似的文化心理”。这并非是为中法之“两仪文舍”应景而作，而是提示我们，中国文学并非孤立的存在。

文字春膳

《译文》，2007年第6期，双月刊

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被誉为“穿着裙子的马尔克斯”，以《幽灵之家》震动文坛。《译文》“专题”收入阿连德之《关于我的作品》，美国琳达·理查兹对阿连德的专访《“我不是一个好记者”》等文章。包慧怡等人对阿连德的“感官方程式”有浓厚的兴趣。《阿佛洛狄特：感官回忆录》遍尝食色性，整体行文犹如展示文字春膳，“所有的回忆都与感官有关”。

波兰诗人

《诗歌月刊》，2007年第11期

波兰的海利娜·波希维亚托夫斯卡(1935－1967)，因心脏手术并发症而早逝，她的诗清新质朴，内心坦然，表情隐忍，感官敏锐。《最后的诗》、《西洛可风》等21首均由李以亮翻译。波氏的诗，有想象不到的意外，如《最后的诗》，诗塞进信封，丢进邮箱，“那是什么／一只鸟……几乎就要／歌唱”，诗心里的忐忑不安，看不见，却似乎摸得着。

因果报应

《收获》，长篇专号，2007年秋冬卷

文学期刊的“号外”刊，都看重长篇小说的可读、好看。《收获》秋冬卷刊有《谈判专家》(钟道新)、《致命的远行》(陈河)、《风雪祭》(一方)、《腥》(李西闽)。《腥》侧重于民间的奇幻想象：唐镇乃藏污纳垢之地，宋柯、三癞子被“恶的命运缠上了”，由此引出民间信奉的因果报应、人施予人的恐惧与欢欣等。《腥》的语言清晰干练，但江湖气太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