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是北京市委成立的一个依法治市专家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大概有20人，三年来我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想做好记录以后你们可以发一份给依法治市办公室。

李教授刚才谈得非常好，我们搞法律的人往往觉得这是一个法律案件，但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确实是折射出了不同学科都能够发生的有价值的视角、也可以折射出我们变化中的社会综合性的问题。

我自己的角度比较窄，我简单地谈一下我对这个案件的看法。

第一个看法我觉得，的确正如我们现在这个案件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包括宪法之间相互冲突的问题实在是不得不引起重视。不仅仅说是法律和宪法相冲突，或者是法规和宪法相冲突，而且一部法律内部经常是相互冲突。比如说高等教育法既规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谁领导谁，到底谁是头，搞不清楚。那么，同时又规定大学自治的某些条文，我总觉得这里面矛盾 很多。宪法里面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同样是宪法规定的人大代表的比例在城乡之间划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法律之间发生许许多多的冲突，正如刚才夏业良教授所提出的那样，就是说这个国家它所颁布出来的所谓看起来像是法律的、大致印出来的东西不是法律，取而代之的是内部的一些规则、一些红头文件。所以批示治国一直是这个国家古老的传统，红头文件就相当于中央的批示，这样就导致了很大的混乱，导致法律不和谐。我们现在已经说得俗套，耳朵都吸收起茧子的所谓和谐社会，如果治理社会的法律制度本身是横七竖八，互相冲突，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依法治国。你们也知道，如果建设这样的一个和谐的法律需要相当大的制度上的努力，需要有宪法审查机制。而在我们国家很明显2003年以来人们都在想方设法地推动宪法审查机制在中国的建立，但看起来是困难重重，我们最多是成立一个法规备案办公室，那样的一个办公室只不过是登记、备案而已，根本没有一种协调法律的功能。再加上我们司法本身缺乏一种协调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努力，所以更使得我们法律之间互相冲突，水火不容，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北京市的规范性文件叫法规吗？可能连行政法规都不算，而它可以公然改变政府机构的设置，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冲突。我们没有办法，政府天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地方扩展出130多部以上的地方法规不断地扩张这样的法规使用范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走向车城市的时候面临越来越多的肯定。

第二，治理城市绝对不能单就城市论城市，一定要考虑农村。农村的治理状况直接影响我们的城市。农村在一个国家毫无吸引力，大家在农村在生存不下去了，呆不下去大家就往城市里跑。农村为什么会变得没有吸引力？我们想像一下，包括我们看英国的小说，也许有钱人都喜欢住在乡村，村是最有吸收的的地方，但为什么我们的乡村没有吸引力？我觉得和一个事实有关，就是土地的所有制问题。土地的所有制如果不解决的话，如果它是一个所谓的集体所有，不断地被分割，我们没有办法鼓励和激励每一个土地所有权人去很好地提高土地的价值，夏业良是经济学家，肯定有更好的论证，就是说如果这个土地不是我的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土地上的房子盖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财产即土地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集体所有制，结果就导致我们的土地不断地被侵占。

自己的土地才会格外珍惜，我要是到农村买30亩地的话我会格外珍惜，所以不相信农民，而信大家的，只有他可以管你吃好住好。而事实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私有财产保护的观念也涉及到我们城管。城管的人根本不会尊重一个人对于他那架三轮车、那个锅的所有权，你看他们横征暴敛的样子，真的像当年的国民党或者是日本鬼子，他不尊重所有权，我说一句可能有点儿不大受欢迎的话，对贪官，贪官我们经常讲没收他所有的财产，你就样没收，私有财产怎么样去保护？最可怕的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天天在朝不保夕天天不知道这个房子明天会不会是我的，天天不知道明天警察会不会跑到我的房子里把我看黄碟的机器给没收了。

另外还有法律设置的稳定性问题。我们说一个国家法制非常重要的标志恰好是依法所设置的政府机关的编制，和机构的名称有稳定性。罗斯福总统曾经想把最高法院的法官增加到6名，但是在最高法院遇到了阻力，但是即使他这样具有崇高声望的总统也没有实现这样的目标，因为法官的人数不是一个行政首脑能够决定的，联邦法官是822名，这是确定的数字，不可以随便改。而我们国家有一个老传统，就是往往设立临时机构，军机处后来就成为了最有权力的机构。机构的混乱，包括机构里面的聘用人员的混乱，到底谁是公务员，谁是这个国家的机构的人员，可会发现有正式人员也有临时人员，临时人员不断地增加。我了解了法院的情况，许多法院的实际人数比编制都要翻一番，都是这样的。他们靠什么来生存？我觉得这个混乱至少能够造成下面几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增加了人们的负担，国家财政也负担不了，朱总理讲的吃饭财政，全国那么多的人，一人一张嘴多大的一张饼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所以这样的一个机构会使本身的职能变得日益混乱，你不知道他管什么东西，结果什么都能管，使得政府变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混乱越来越多，危害也越来越大，我想这是政府机构设置的稳定性和法制性的问题，我们看到这种城管制度也许本身就是违反这样一个法制原则的行为。

接下来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暴力化倾向，弥漫着一种对暴力的张扬。前一段时间袁教授因为一篇文章导致了中青报的事件，我觉得这个文章的主题有一个非常好的主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不能在消灭了阶级斗争后还要仇视某些人，比如仇视有钱人，比如仇视外国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中间的城管所张扬出来的暴力倾向，那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吗？是国家的公仆吗？怎么都像一批批恶狼一样，现在北京的法制电视频道已经变成了警察频道，而且就是讲刑事案件，而且刑事案件就是讲五个警察在人家睡得好好的，然后就冲进去，四五个人压住，然后捆绑起来，记者就拍进来。我问记者，你们为什么要进去拍？他们说不是的，是第二天再重新拍的。

李楯刚才经常说警察比城管好，其实警察在屋里干的，老百姓看不见，而城管都是屋外看的，大家都看见了。所以这让我们在思想上恐惧，我们不敢自由地思想，我们不敢自由的表达，我们说一句话都要小心翼翼，赵国君有时候跟我说贺老师你要保护一下自己，你说的这个话太过分。我说不过分吗？我按照宪法说话，你凭什么管我？

我觉得让我们都生活在恐惧中的状态是社会暴力化倾向的极其严重的后果。贵族政体的基础性的要件是荣誉，专制政体最基础性的要件是恐惧，那就是恐惧，所以社会当中到处张扬着暴力，那种暴力化的倾向仅仅是导致我们这样的案件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所以，看这个事件，我周边有人说杀得好，城管应该多杀几个。现在网络的语言也特别地可怕，所以你看这个国家几十年来阶级斗争搞来搞去就搞到今天，怎么样逐渐地使得我们这个国家真正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我自己发现中国和外国最大的差距现在可能不是城市建设的规模和楼的高层，而是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到西方国家去，甚至前不久我到日本去，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走路的时候会注意小心翼翼地会不会妨碍到别人，我在爱尔兰看到一个老司机开车，他估计后面的人的速度比他快的时候，他会稍微地往旁边靠一靠。而我们的社会呢？我们是五千年文明的社会，天天说自己如何的优良传统。也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一找原因，但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社会本身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基本的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原因，去推动一个合理的解决，以便使崔英杰先生和李志强先生这样的悲剧不再在这个社会上发生，谢谢大家！

【2007年12月5日狱委讯】今年六月四号，四川大竹公民陈云飞先生躲过层层检验的中共政府《成都晚报》，成功刊登 “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横幅小广告后，于昨天被成都市公安局《解除监视居住》。今天专程来到《成都晚报》会见了《成都晚报》的副主编李少平先生，并期望通过他，向他和他的队员因为刊登这个广告，给很多人带来的经济和精神上的负面后果表示道歉。在广告刊登产生国内外哄动效应的五号晚上十八点，六四广告人陈云飞就被成都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采取了强制而且有些严厉的居留措施，拘留到六月六号罪名变成涉嫌煽动的非常一般的社会性问题，在成都市拘留所24小时，而后做出监视居住半年的处罚通知，同时要求我不得和外界有任何人员往来，以及交换、传递和传播各种信息等附加条件。  今天一大早，成都人士黄晓敏陪同陈云飞冒着绵绵小雨一同来到位于成都市区红星路的《成都晚报》报社，在李少平副主编的办公室，诚恳的表达了对李少平个人还有他的团队等同事的致歉心意。因为在中国第一个成功刊登六四广告，多少受到一定影响的副主编李少林不愿就此问题接受抱歉，也不愿事件波及的人事和影响程度，以及过程有任何微词，只表达出对陈云飞这个做法并不赞同，表示只能检讨和做好内部的事务，各伺其主尽职尽责。  十分钟的交谈后握手离开，随后又到据说是被查封关闭的业务承揽公司登门致谢，结果是人走物换办公区也做了巨大的调整。现在新来的负责承揽业务的新人，知道今天来的这个人这个目的后，似乎非常知道这个事件的过去和后果，对陈云飞个人充满好奇也充满埋怨，同时也有几分警觉和敌意，对被关闭的那个公司和开除的员工下落，则闭口沉默不愿提供丝毫的信息。

 

包遵信与宗凤鸣、高瑜、李柏光

 

二00一年八月，李南友突然辞世，我写了一篇悼文《失去一个朋友，如同失去一片天空》，远在大洋彼岸的严家其看到后追写了一篇悼文，他在同样悲痛之中，还不忘拨开我心头漆黑的阴云，他写道：『我感到李南友已经飞往太空，他像一颗导航星一样环绕着地球不停飞行。』六年之后，家其心中又一颗『导航星』飞走了，包遵信去世那天，他像有心灵感应，在纽约发着高烧，接到刘晓波的电话，他感到自己也要死了。包遵信和李南友都是1989年《五一七宣言》紧随严家其之后的签名者，严家其写出：『让我们在追悼会一起痛哭。』他的号召，成为我们大家的现实。

▲ 包遵信是自由主义的一颗导航星

远在孩提时代，从灌输思想的教科书中，我就向往『狂飙突进的时代』，想象自己能早出生4、50年该有多好。站到了新世纪的大门口，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就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这个时代绝不逊于『五四』时代。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而包遵信则是其中自由主义的一颗导航星。成为导航星不仅在于他有多篇思想史的著述问世，还在于他为中国知识界开辟了《读书》和《中国哲学》两块人文科学的阵地。与学者和总编并驾齐驱的是他作为出版家的功绩，如今能摆上新华书店书架上的图书，装潢越来越精美，系列越来越豪华，但多数是『先进文化』泥沼里的思想垃圾和文化糟粕，难得产生什么读者效应。而包遵信作为策划人和第一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那启蒙了80年代整整一代人，在全国高校掀起一阵又一阵思想风暴，连绵出版了五年的白底黑色线条的小册子将永远镌刻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历史上。

80年代频繁的政治和学术研讨会，包遵信经常是组织者，也是个大亮点，这不完全在于他性格的直爽，表达情感的激越，主要在于他伸张自由主义的彻底性，这又与他以深厚的传统学养为底蕴而且富有道义担当的豪勇分不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之后，包遵信的一句评论风靡京城：『中国什么自由也没有，却有个自由化。』大概是87年之后，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一批朋友，为了将鲍彤和包遵信好区分，分别以『大老鲍』和『小老包』称之。

89民运是『狂飙突进时代』的顶峰，严家其、包遵信自然而然会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由他们牵头的无数签名和宣言中，我认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思想上应该给予最高评价的是《五一七宣言》。89年5月1 7日一早，我也接到严家其的电话，告诉我9点钟在政治学所有一个会，请我参加，我回答：好。因为连续又接了几个电话，等公共汽车费了不少时间，我赶到政治学所，会议已经散了，没有见到家其。根据包遵信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磐》，他是10点之后到的，正赶上散会，严家其交给他已经起草好的《五一七宣言》，(这是严家其5月16日晚上听完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联播，用半小时写出来的。见开放杂志2001年10月号)包遵信有这样的叙述：『我看了以后，好半天没吭气，严就问我：怎么样？我指一指李洪林等人问严：他们看了没有？严说：他们看了，说还要考虑考虑。我觉得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反对老人政治，维护民主集中制有什么错？严说：那你是否签上名？我说这可以。他让我先签，我坚持由他先签。』后来严家其又让包遵信替李南友签了名。宣言由包遵信带到广场。六四屠城之后，严家其被通缉逃亡，包遵信、李南友被捕，关在秦城。半年之后，因为名字是包遵信代签的，李南友获得释放，而包遵信被判五年徒刑。

▲ 不能用《五一七宣言》为刽子手搪罪

我从政治学所赶到广场，拿到了《五一七宣言》，看到『清王朝已经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老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宣言最后提出的是『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我震惊，但我认为严家其说的对。我把它拿到报社，总编辑何家栋看后没有表态，随后的编前会上，确定发表《五一六宣言》，否决了《五一七宣言》，一个年轻的主任还说了一句：『这个可不能发表，是指向邓小平的。』她说的不过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一句话。就在新闻自由的那一个星期，如果发表《五一七宣言》，中国任何一家报纸也要落个玉石俱焚的下场，这不正好证明严家其写得多么正确吗！《五一七宣言》六四之后遭到当局『最严厉最尖锐的指控』（包遵信语）根源仍在于『独裁』和『老人政治』。

《五一七宣言》在当时就引起最大争议，大多数精英都对它采取『君子远庖厨』的态度，丝毫不奇怪。文革教训还在，杀头之祸不能不避，大多数精英还不具有严家其的政治敏锐，他们以常人的善良之心估计邓小平，预料至多采用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办法用棍棒驱散学运，抓人去做牢，我认为如果预料到会血腥屠杀，签名者不会只有十来个人，（严、包、李之后的签名都是老包征集的。）我所在的《经济学周报》六四之后立即被封杀，副总编、副社长被抓了六人，何家栋先生以他的政治经验也没有保住报社，只不过防止报社更多的人被抓捕。包遵信在回忆录中写道：『到今天还在为它苦苦思索，它究竟有没有错？错在哪儿？我所以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由于从一九九二年以后，国内形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有的朋友提出至少它在策略上是一重大错误，甚至它是导致“八九民运”策略错误的重要标志，当然，更多的朋友说它是我后来被判刑的重要原因。我不否认这一点，但关键是它本身是不是有错？如果没错，我被判刑又算什么；如果有错，也不能证明我被判刑就是“罪有应得”，所以，仅管我现在以一种反省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只是向历史进行坦诚的剖白，绝不意味着我向当权者的悔罪。』大勇者，包遵信也！

我因为88年10月底采访严家其和温元凯写出《关于时局的对话》，89年6月8日，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会做的那篇诬蔑89民运的报告，把我的报道定为两个『动乱、暴乱政治纲领』之一，罪名是『倒邓保赵』。89年5月21日，我奉胡绩伟之命单枪匹马去广场劝学生撤退，先后代学生起草了《天安门广场告全国人民书》和《致人大常委会的紧急声明》，遭致6月3日一早就被北京市安全局绑架，一直拉到平谷县他们的一座警校，成为没有听见枪声的北京人。被秘密关押十四个月，我出来之后急于要补课，补见证屠杀的一课。为我补课的第一老师是何家栋先生。我母亲在我获释之后20天，就一头栽倒在地，苏醒之后瘫痪并失去语言功能，就在母亲的病床前，何家栋先生让我投入陈子明、王军涛两案的报道：第二年又是鲍彤案。通过对89民运这三起最大的政治迫害案的追踪和报道，我认为三案是邓小平对89民运大屠杀的继续。第二位为我补课的老师就是包遵信，我们之间是函授，就是他的《未完成的涅槃》。93年10月2日我第二次被捕，判刑6年，99年除夕保外就医，李南友看望，借给我一本盗版的复印本。我拿起就放不下，一夜读完，又再追读一遍。迄今为止，我也认为这是我看到的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写得最好的一本回忆录，老包以坦荡、平和的心态，以家常谈话的口吻记述了最详实最珍贵的史料。记得有一位学者在学潮中就说过：『面对广场心潮澎湃，背过身去胆战心惊。』这样的人永远达不到包遵信的朴实和真实，老包留给历史的是真正的大手笔。

89已经过去18年，虽然少有人再碰击《五一七宣言》，但是『学运阻碍了改革进程』,『黑手论』，『倒邓保赵论』一直翻腾不休，好像几十万军队对市民和学生的屠杀，就是严家其和包遵信激怒了邓小平。从被追、被杀的人身上替刽子手寻找该杀人的理由，这究竟是什么逻辑？今年六四严家其提出：『”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要好好总结，但”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学运”或”八九民运”中寻找。』 是指出研究的正确方向。

胡绩伟先生向十七大提出『要走胡耀邦、赵紫阳的路。』面对两年前去世的赵紫阳和今天的腐败社会，我认为倒是真应该问一问『倒邓保赵』究竟有什么不对的时候了，今天是不是应该重新把『倒邓保赵』提到日程上了？今天不仅需要继续批判『独裁』和『老人政治』，还需要批判九二之后的权贵资本主义。

▲ 是真名士自风流

三年前，包遵信第一次大病，就牵动我们每个人的心，我接到严家其的越洋电话，他焦虑地说：因为怕影响朋友，一直没有和大家联系，现在实在为老包担心。我几费周折，为他打听到包夫人王淑苓女士的手机。

和包遵信比较频繁的接触，主要在他病愈之后，这要感谢张祖桦，他几乎充当了老包的专职司机，陪老包四处见朋友。初见病后的老包，太让人震惊了，他身体胖的已经是『小老包』的两个，开颅后交叉的刀疤，盘据整个头顶，切过气管的喉头时不时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咕噜声。他难以支配的双腿，不能抬起来，只能用双脚脚尖交替着往前蹭，现在流行的『民主碎步前进』，应该是标准的老包的步伐。逐渐，喉咙的咕噜声减轻了，脸色红润了，『碎步前进』得更平稳了，我们高兴得认为老包已经奇迹康复了。

大病之后，真正不变的是老包的名士风度。

第一． 嗜书如命。我们来往主要是交换图书，以致不见不行了。今年老包搬到方庄，和于浩成。张显扬当邻居，但和祖桦不顺路了，来我这里就少了。九月，他给我来电话 ，一定要坐公交车来看我，我说绝对不行，我只能去看你，他说我家有小孙子，太吵，谈话不方便，我说我不怕吵，只能我去。我们争执不下，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他的脑血栓第二次复发又住进协和。

第二． 敏锐的判断力依然如旧。去年金钟先生准备出版宗凤鸣老人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提出两个书名征求朋友们的意见，第一书名是《赵紫阳谈话录》，第二书名是《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我在香港见到金钟，被他出版家的激情煽动，他列举欧洲著名人物都取《谈话录》立言，回来后我极夸第一书名，最后由老包定夺，出乎我的意料，老包说：『当然是第二个。』还在『软禁中』三个字上划了圈。这本书出版后的轰动效应老包功不可没。（

第三． 格调、品味不减。不修边幅、令人叫绝的书法、嗜烟、“浮一大白”的豪情，早就是京城名士包遵信的几大招牌，生病之后，不得不放弃一些，但我发现老包最精微的品味依然恪守。今年春节去香港开会，蔡咏梅送我一包台湾出的茉莉花香口味的乌龙茶，回京后品尝一下，希罕不假，和醇厚的台湾茶相比，只算一般。恰好老包和祖桦来了，我以希罕物待客，祖桦很高兴，连说：『我尝，我尝。』老包却做了个回绝的手势：『我不喝那个，绿茶。』我不禁暗暗惊叹：『数风流人物还看包遵信。』

第四． 大仁大义，吐口皆是『君子之言』。去年8月，何家栋先生最后一次住院，老包给我来了几次电话，一定要和我一起去探望，我想，是何老1993年大雪中读了包遵信《未完成的涅磐》的打印稿，写了一篇堪称绝伦的书评，文中也提到我的缘故。8月29日老包还找来高原小友开车来接我。何老长包遵信十四岁，一直尊称他『包公』，是一对难得的忘年交，看到他们见面，是一种享受。那天还令何老高兴的是我带来的消息：『米拉妈妈的书，在香港找到了出版社。』何老连说：『太好了！太好了！』今年五月，米拉给我发来电邮，告诉我书已经顺利出版了。我特别要了一本送给老包，请他写书评，我想这是对何家栋先生最好的纪念吧。9月我和张祖桦、姚监复一同去协和探视老包，我们挤在三四平米的隔断里，大家心情分外好，因为老包情况非常好。那天老包单独和我说的是：『那篇文章我已经有观点了，很快会写成。』我说：『不要着急，先康复。』祖桦也说：『你只要把观点告诉我们就行了，文章我们来完成。』11月8日，网上突然出现了老包最后遗作的扫描件，我一看竟然是对米拉妈妈李建彤女士遗著《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的评论。四页纸，两种笔迹，铅笔和圆珠笔 ，说明老包已经改过一遍。我不禁热泪滂沱。

年年我们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 ，前年我们追悼赵紫阳，去年我们哀悼何家栋，今年我们追悼包遵信，我们都隐忍不住悲剧的情怀，老包出狱之后完全被剥夺了生存权，政治上被监控，作为和他处境完全一样的朋友，我想我不需要向飞到天堂的高贵的灵魂再献一曲悲歌，正像11月3日苍天以灿烂的阳光为他铺路，我只想说的是：『碎步前进』的老包依旧是战士。

二00七年十一月
发表于《开放》十二月号

 

正如杨建利所说：“本来，讲真话是不需要运动的。”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中，说真话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基本生活习惯，也是成本最低的人际交往方式，可是，当谎言成为一个政权的支柱，说谎的技巧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往往也关系到一个人获取利益的大小，也就是说，驱使人们说谎的并非只是针对公共生活领域内说真话的惩罚，也有对于利益的精心计算，于是，趋利避害的本能之下，说谎很容易成为生活的常态，这时候，如果没有足够响亮的棒喝，说真话的声音便只能作为一些零星事件而存在。

在《开展全民说真话运动》一文中，杨建利再次指出谎言生成和大量存在的根源：“当今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和任何专制政权一样都是三条腿的桌子，一条腿是垄断权力的巨大利益换来的统治集团的效忠，一条腿是暴力威胁，再一条腿就是谎言。其中只要有一条腿断掉，专制政权就会轰然倒下。”也就是说，普遍谎言现象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统治策略。

哈维尔说过：“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在极权统治下的毛泽东时代，对于说真话的惩罚曾经穷尽国家暴力的极致，统治者对于说真话的惩罚不仅仅限于公开言论，甚至深入幽深的内心世界，挖掘人们说真话的残存本能，在那样的年代，即使聪慧如遇罗克，也只能在日记中倾诉对于现实的怀疑，而不敢轻易吐露真实的心声。

时至今日，谎言对于专制统治的支撑作用尚无实质变化，但客观而言，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毛泽东时代已有不同，随着国门敞开，自由声音的源头已无法被继续堵塞，对于说真话的惩罚机制也产生松动，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法条笼罩下，尽管以言获罪仍具理论上的普遍威慑力，但说真话的成本已有降低，这一变化可归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六四后异议声音的顽强坚持、民间社会的发育以及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缓慢后退等因素。

于是，谎言体系的继续存在，实际是惩罚威慑与利益刺激双重作用的结果。利益的诱惑尽管是巨大的，但由于对说真话的惩罚力度减弱，说真话不再必然意味着杀头或监禁，作为零星事件而存在的说真话行为于是便再也不可能被禁绝，很显然，能够抵御利益诱惑的人远多于不怕杀头的人。近年来，虽然中国的言论环境依然恶劣，但各种层面上的自由言说实际上是越来越活跃了，其中既包括许良英、包遵信、刘晓波等异议者的顽强坚持，包括一般公开出版物对言论尺度的拓展，也包括一般民众的声音。

正在基于这样的背景，我认为杨建利的呼吁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总体而言，目前社会仍处在谎言机制的控制之下，但由于官方意识形态全面破产，官方舆论只能守住谎言世界的半壁江山。官方可以编造美丽的谎言，但不可能掩盖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毕竟谎言所维护的专制统治是违背民众利益的。按照我的理解，杨建利的呼吁是要将说真话的习惯由少数异议者和言论自由者推向更广阔的人群，使零星的勇敢言论演化为普遍的公共生活规则，“用持续的说真话运动聚孤胆为群胆”，在《开展全民讲真话运动》一文的第四部分，杨建利实际上已经为每一个公民指明了可以选择的说真话方式，这是具有普遍行动可能的建议，它既不需要发言者特别聪明，也不需要发言者特别勇敢。

毫无疑问，普遍说真话的环境会普遍保障公民的利益，这既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一种合理的理性计算，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真话的声音召唤全社会创造力，而不需要通过参与谎言制造向专制者支付保护费，或者“用内心的尊严做抵押支付着我们的生存”。概言之，说真话中包含着最大化的全民利益。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度，面对国家暴力和市场经济的五光十色，促使人们说真话的另一个障碍是对于说真话效果的怀疑，这是毛泽东军阀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腔调的遗毒，而杨建利的文章指出，生活在真实的公共生活中，必定是对专制社会的最根本瓦解，这吻合了哈维尔的论断：“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作为理性的产物，民主制度首先是被“说”出来的。不仅如此，正如杨建利所言，说真话可以为民主社会准备干净的公民文化基础，很显然，说真话既是人际交往成本最小化的需要，也是来自良心深层的本能，任何情况下，真话自大脑经由神经系统到达嘴巴所需要的时间都少于谎言的制造过程，因而说真话才是符合人性的，相反，各种鄙陋的潜规则从一开始就需要谎言的配合，既不经济也伤害每个人的精神存在，所以，民主社会的建立和稳固必须从源头上杜绝谎言机制的生成，这既是对专制政权的否定，也是对中国民主力量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说真话从根本上立足于一种积极的建设性之上。

处在这样一个后极权时代，让我们坚信这样的常识：说真话不仅具有确切无疑的效力，而且是各种抗争方式中代价较小的一种，通过持续而广泛的说真话行为积累言论自由的空间对于社会的平稳转型至关重要。杨建利的呼吁并非空谷绝响，它是不可逆转的自由言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声嘹亮的号角，召唤更多的人站出来说真话，“在当前的中国，任何一个个人大胆地公开说真话都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促使更多的人出来公开说真话”，我相信杨建利不会感到孤独，刘晓波不会感到孤独，我们正逐渐接近一个历史时机，那时候，谎言体系最后的外壳将被最终揭卸。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为改革开放大唱赞歌。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保持公正客观，都会得相同结论。与极左路线统治时期相比，新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今天的国家领导人都为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不容抹杀。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与六十年前的民国时期相比，改革开放的功绩又显得相形见绌，且颇有黑色 的味道。

还是用事实说话。

改革开放的功绩之一是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民国时期土地大都在个人手中，不但联产，而且与他们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的功绩之二是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政策。民国时期一直开放国门，未曾闭关锁国；

改革开放的功绩之三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民国时期，从始至终一直是多种所有制并存；

改革开放的功绩之四是推行了市场经济。民国时期完全是市场经济，根本谈不上计划经济；

改革开放的功绩之五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民国时期海外归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不但受到高度重视，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担任了国家重要领导职务。

改革开放的功绩之六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针。民国时期从军政发展到训政、宪政，公民权利不断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的功绩之七是与国际社会接轨，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发展经验。当年的民国被选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说明其接轨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当年人们认为国民党政权腐败透顶，一团漆黑，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只有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走苏联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地投靠苏联，进行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一党专政，党内则实行了毛泽东的家长制。其后果是，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制造了数千万起冤假错案，在政治斗争中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更是数以亿计；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情况下，饿死数千万人；在周边国家（除独裁国家外）日益富裕的情况下，我们的国家和国民却一穷二白。

花费了几十年时间，付出了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绕了一个巨大圈子之后，我们终于发现，苏联的道路行不通。在许多方面，我们还得重走民国时期已经走过的路子，这才有了邓小平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政策。

正因为如此，在深圳特区成立后，不少老干部参观后痛心疾首地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

实事求是地讲，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痛定思痛，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做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选择，堪称伟大。

假如历史能够改写，如果国共两党能够在法律框架内，用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争端，通过两党互相监督，互相合作共同谋求国人福祉，那于国于民是何等幸事。然而，幸运不属于中国人。

没有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一下子就统治这么大的国家，不犯错误，不走弯路是不可能的。但犯了如此之大的错误，走了如此之远的弯路，却令人始料不及。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必然劫数。

无论如何，中国大陆在绕了一个巨大圈子之后，还是走上了正路。虽然今天尚有许多事情不尽人意，但比起怙恶不悛，一意孤行的独裁统治来说，已经有了极大进步。

今天重提往事，意图也很明显，就是让大家清楚，天下没有尽善尽美之事。对于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不要试图用暴力方式推翻现行社会体制。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能做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不错了，通过局部治疗取得成效真得谢天谢地。平心而论，如果各种社会弊端一一得以治愈，社会不就一天天进步了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局者不能讳疾忌医，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要给公民批评权力的充分自由，要给媒体揭露弊端的监督权力，也就是说，必须兑现宪法所赋予的全部公民权利——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滥用权力，减少积累极端情绪，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

由此可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落实宪法乃是当务之急，拖延下去无论于国、于官、于民都不是好事。

 

自从2005年年底，我们山东大学史若平先生等为主的几位老右派，发表上书，“要求平反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以来，先后又有北京、上海、浙江、新疆、重庆等地老右派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其上书都发表在海外网站上。

对于这些上书，中共有关部门至今没有作出正面的回应。我们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反应，就是所有带头发表上书的老右分子，都得到各自地区、单位（党委、统战）、街道或公安的谈话，或给予客客气气的抚慰劝阻，或直直统统的禁止警告，列入了黑名单，予以程度不等的监控、打压。

其实，据我们所知，给右派补发工资问题，中共中央早就有过考虑。史若平先生收到过右派朋友的复印件，有中共中央80年（落）字第6号《全国政协给全国人大的情况报告摘要》和国务院81年（落）字第81号文件《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后补发工资的通知》，都是打算给右派补发工资的，后来，据说，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作罢。这些文件我也读过，因为没有执行，已经不能成为依据，所以读过之后，史若平先生就随手夹到某本书里，现在找不到了。

近日，我又收到某位不具名朋友的电子邮件，附录了扫描文件：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148号建议的答复》。原件覆盖了收件人的姓名，其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用笺

（94）统议字04号

对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148号建议的答复

――代表：您提出的关于对原“右派”政策的全面落实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中央决定全面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且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把错划的改正过来，做好安置和善后工作。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截至1980年底，全国共改正了54万人的右派问题，并作了妥善安置。可以说，反右派斗争所有遗留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对于原降级的，改正后恢复了原工资待遇。明显偏低的，根据中办发（1986）6号文件的补充规定，各地在工资制度改革，理顺工资关系中，已作了适当照顾。按政策规定，从1978年10月起发改正后工资，以前的不再补发。

补发工资问题，是个涉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全国改正右派54万人，从错划到改正长达20多年，补发或部分补发原扣工资，国家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按党的政策，着重政治上解决。希望这些同志能够向前看，顾大局，体谅国家的困难。如生活确有困难，可向本单位申请，由本单位酌情解决。

感谢您提出的建议。

中央统战部办公厅1994年7月20日

从这个“答复”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并不认为不应该补发工资，只是因为“国家经济承受不了”，因为按照中共的法理法统――似乎是几十年间搞政治运动形成的一个传统，给平反以后的受害者补发工资是合法合理的，应该的，以证明是整错了，算是一种抚慰。这正是中共在几十年间，虽然搞了无数次政治运动，整了不知多少人，但是，最后人心竟然不散，队伍竟然不垮，被整的人还要认为是组织上对自己的特殊“考验”，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不二”，因而对党还要痛哭流涕，感恩戴德。如此等等，正是共产党能够屡整屡有理、越整越有理的“奥秘”。在文革中，所有被打倒的人员，凡是扣发了工资的，最后都补发了工资。这正是按照中共搞政治运动的惯例行事。右派承受的苦难和死亡，和文革中被打倒关押的走资派一类人相比，各有轻重不同，但是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者，非自然死亡者，无计其数，远远多于重于走资派，时间长达二十几年，两者不可相提并论，按照中共的法、理、情，补发工资都在法、在理、在情。文革打倒走资派其实是反右运动的回光返照而已，所以，解读这份《答复》，更证明我们的要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和后来制定的《赔偿法》无关。

至于是否“实事求是地把错划的改正过来”，是否“做好安置和善后工作”，是否“作了妥善安置”，“反右派斗争所有遗留问题”是否“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什么叫“只能按党的政策，着重政治上解决”，右派为什么要“向前看，顾大局，体谅国家的困难”，如此等等，许多老右的文章已经作了阐述，我就不饶舌了。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山东大学物理系一级教授束星北，工资非常特殊，为700元，比当时享有1级工资500元的国家主席毛泽东还要高，打了右派后，给他降为20元。这二十几年被扣发的工资就可以一笔勾销吗？

现在，国家经济状况已经大为改善，“国家经济承受不了”的问题已经解决，给右派补发工资的问题应该可以提到日程上来了吧？！（2007/10/18于山东大学附中）

 

拜访完老革命陈文高，已是2007年4月11日深夜，元谋之行接近尾声，紧绷的神经猛然松弛，站在黑漆漆的街头，我不禁伸了个分把钟的畅快懒腰。接着梦游似的截住一辆机动三轮，屁股卜卜冒烟地回旅舍睡觉。

次日依旧搭蒋老师的车，满面春风地返程，两个小时后即窜至马头山脖子间的一个坳口，我笑道：这大概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元谋县长朱淮落网处吧。孙医生点头道：地势的确险要，插翅难飞啰。蒋老师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路边的农家乐用午餐，说不定还能吃上插翅难飞的土鸡。

于是停车。果然点杀了正宗的土鸡。在狼吞虎咽的间隙，我接到朱家孙女红英的电话，互道珍重之余，她提到家住昆明的堂爷爷朱家万，并答应为我们牵线搭桥，以便选择恰当的时机登门拜访，解开彼“永不还乡”的谜团。

大喜过望。孙医生又乘机锦上添花，称家住昆明的另一位老人“也值得拜访”。我习惯性地问：与土改有关系吗？孙医生答：大概有，老人的父亲做过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大厨师，这就注定了他一辈子的霉运。我仰天叹息两声，却吞了一大口从冷太阳那儿吹过的冷风，不禁咳起嗽来。

继续赶路，拢昆明北郊王家桥一带，依旧塞车近1小时。大约5点，孙医生在黄土坡车站附近下车，去联系我的下一个寻访对象。“真是过意不去啊，”我刚摇下窗玻璃冲外面客套，川流不息的车辆就扬起阵阵烟尘，紧接着，孙医生又如纸人一般在肺穿孔的夕照里支离破碎。

我跟随蒋老师，吃了喝了。天黑尽时，在一茶楼接孙医生电话，说已和基督教内之某某弟兄碰上头，正一起赶往老人的住宅；夜渐深时，再次接孙医生电话，说已从老人住宅出来，有好消息。我那个高兴劲儿啊，当即抽出洞箫，为蒋老师等人连吹两曲，感动得众茶客都称赞“老威的确多才多艺”。

至此，蒋老师也抖落了连日倦意，主动侃起家事。由于我采访过她远在重庆的农业教授父亲，知道她是蒋介石的远亲，所以兴致极浓。蒋老师道：多年没回过浙江萧山的老家，不晓得祖坟成啥样子，那边还有啥子亲戚。我道：嗯，你爸爸讲过，你们家是特大恶霸地主，在旧社会，与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平分一个县的地界。蒋老师道：不是我们家，而是我们蒋姓家族。土改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划了好几十户，光算爷爷那辈的堂弟兄，就被枪毙了18个。还有几个为逃避打击，星夜窜到上海滩，不料城里风声同样紧张，连过去走动密切的亲戚也不敢收留。没办法，躲进胡同底不见光的旅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而乡下逮逃亡地主的几路人马，早就与城市革命群众一道，在大街小巷布下天罗地网。我明知故问下场如何？蒋老师道：还能如何？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除了上吊死，跳楼死，就是服砒霜死，反正都比抓回去枪毙舒服。我打了个寒战，眼前闪过一幅幅呲牙咧嘴的鬼脸。记得一本书里记载过，当时有经验的上海市民走路，都不敢靠街边，以免被突然跳楼的家伙给砸个正着。

蒋老师继续道：不知老威你有没有兴趣陪我回老家探亲？也许我爷爷那辈人还有剩下的呢。我道：是吗？那得多老？蒋老师道：起码八九十岁以上啰。如果地主没剩，或许还剩有参加过土改的贫雇农；如果啥子都没剩，还有他们的儿女，还有《地方志》和当时的报纸可查，我在那边的省、市、县三级图书馆都有熟人。我道：好好，你先联系着，等我把这本书弄完，就学当年的土改工作组，去你老家的村子蹲点。蒋老师笑了，果然摸出手机，拨通了好几个电话。我想，真是个急性子！可这落花流水般的苦差使何时到头呵？

4月13日上午9点，我到昆明火车站附近与孙医生碰面，三言两语后，方明白还得等候。“因为老人身体太差,而要回忆的东西又太苦，”孙医生谦卑地笑着。我点点头，觉得应该把这次寻访的序曲记录下来，就掏出了录音机。

老威：你们怎么认识的？

孙医生：有个妇女找我看病，诊断过程中我问她过去吃的药，于是她就摸出一个方子，我看了觉得不错，进而产生了拜访学习的兴趣。

老威：跟着就登门了？

孙医生：没有。老人的创伤太深，对陌生人很警惕。所以我们共同的病人从中斡旋几次，他都找借口拒绝。这次跟你去元谋采访，受到触动，就记起要了却的这桩心愿。

老威：也就是说，昨天你才首次见着老人？

孙医生：是啊。先打电话给远在西郊的中间人，1个多钟头后碰面，又商量好半天，我把你鼓吹得天花乱坠，硬说行，人家硬说不行。吃罢晚饭，再打电话给老人，磕磕绊绊的，嘴皮子都磨破了，总算松口。8点至9点，我们才接着坐公交车，从西郊折回市中心，找到五华区中医院宿舍，爬黑灯瞎火的筒子楼，大约7层。一个8旬老翁孤零零地住那么高，真叫人担忧。

老威：你们在路上耗掉了大把时间。

孙医生：你我5点分手的，见着老人已9点过。他姓施，跟《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同姓。他家里很简陋，我们在那儿呆了1个多钟头。

老威：摸清来龙去脉了？

孙医生：恍恍惚惚的。因为老人有头痛病、心脏病，间歇性发作，影响到情绪，时好时歹。腿脚也褪化了，步子在地上拖，所以下楼的次数很少。

老威：如此说来，他相当于在自己家里坐牢。

孙医生：人生的悲剧，上帝也无能为力啊。

老威：老人是基督徒？

孙医生：不是，但经常得到基督徒的帮助，对我们的主内弟兄很亲切。我和他在一块，虽然才1个多钟头，但几乎膝盖碰膝盖，彼此的呼吸交流着。我不是作家，尽管行医数年，与老人称得上同行，但面对埋在他内心，无人知晓，无人理解的伤痛，也只有祈祷。那是岁月造成的，毛泽东那批下地狱的恶魔造成的，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我只有祈祷，愿老人好好的，稍微平静地渡过余下的时光；愿老人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帮助，至少在临终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美的，善的，上帝的慈悲属于每一个人。

老威：你也算没长翅膀的天使嘛。

孙医生：他的思维倒活跃，跟长了翅膀似的；可胆子小，跟惊弓之鸟似的。我呀，见着悲观者就特别难过。

老威：比我们找过的那些老地主更悲观？

孙医生：已经积累成病态了。他还反过来告诫我，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室儿女。在解放初，他就是因为私下对一个最好的朋友开了两句玩笑，而被告密，险些连命都丢了。

老威：什么玩笑？

孙医生：他说在共产党手里当干部，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工资高。

老威：这话的确反动。

孙医生：所以就打成特务，坐了多年牢，释放后还被革命群众管制。由于医术高明，五华区中医院将他弄进去，完全是命令式，病必须要看，厕所也必须要打扫，阴沟必须要掏，父亲为帝国主义弄菜的剥削经历也必须要交待。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哦，刚解放他还参军，是从部队将他揪出来的。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零零碎碎，记不住。我重点介绍了你。大概是孤单久了，加上当时气氛也融洽，老人就说自己考虑一下，看身体状况允不允许接受拜访。

老威：难为你了。

孙医生：总体讲，我还是比较乐观。老人平时9点半就熄灯睡觉，可昨晚我们告别之际，已10点半钟，他还依依不舍，拉着我们的手，颤巍巍地送到楼梯口，并一再叮嘱：市面不太平，走在路上当心强盗。

老威：除了年轻女孩子，你很容易跟人沟通嘛。

孙医生：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再给老人打电话。

我点点头。接下来近1个小时，两人都隔着桌子，相对无话。

我弯腰从背包里挖出《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复印本来看——这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学术专著，作者韩丁，与史沫特莱同辈的美国左翼社会主义者，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解放区的大学里教英文。1948年作为中共高层特许的“观察员”，参加了山西潞城县张庄的土改试点，其间广泛采集资料和群众口述，写出了当地人民在中共领导下，砸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这本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指示，由北京出版社在1980年翻译出版的几乎被世人遗忘的50余万字的大书，是我的好友芦苇主动为我复印的。他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尽管立场、观点、结论都不对，但人家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西方人，资料来源可靠，方法更无可挑剔。

芦苇是《霸王别姬》《活着》的编剧，也是电影界屈指可数的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他推荐的记录中共解放区早期试点的《翻身》，正好成为后来全国大规模“翻身”的范本。幸许这即是我今天写《最后的地主》所要回溯的源头？

我将在书中的档案部分引述这个源头。尽管共产主义把戏已被拆穿，历史车轮出乎意料地转回来，碾碎了韩丁先生激情万丈的终结预言：

这一系列的胜利，把土地改革纳入了全国范围的行动计划里，提到亿万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溃散了的蒋介石残部被完全消灭或赶出大陆，只是时间问题了。到那时，从渤海湾到海南岛，在数以万计的村庄里，那些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之外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就将开始建立贫农团，划定阶级成分，清算地主，逐步地走上像张庄这样无名的华北小村庄的弟兄们所开拓的道路——翻身的康庄大道。

电话铃响了。在贫困山区奔波数年，对“翻身的康庄大道”体会深刻的孙医生站起来，抓起话筒喂喂两声，然后接连3个“是吗”。我已猜出结局，却默不作声地等待。孙医生磨蹭了几分钟，才故作轻松地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为什么？

老人身体不好。昨晚就身体不好，今天仍旧身体不好，头晕，心跳加速，从7楼朝下看一眼，就害怕得呕吐。他说可能是回忆过去造成的。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不一定。没说死。就不一定。等你下次来吧。

生死无常。下次来？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而孙医生为了掩饰尴尬，从我手中抽去《翻身》，心不在焉地翻动着。我自觉失言，也随即强笑着改变话题：哦，《翻身》是最早的土改英文专著，作者韩丁，美国人，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们的朋友。据说他的女儿韩倞与新中国同生同长，17岁碰上文革，还组织过洋红卫兵呢。后来被撵出中国，再后来成了独立制片人。反思八九学潮的《天安门》和反思文革的《八九点钟的太阳》都是她拍的……

孙医生还在心不在焉地翻书。

我继续道：这也是两代人，始终关注中国，险些把命搭上的两代人。尽管从父到女，从《翻身》到《天安门》，共产王朝，还有他们自身的神话已灰飞烟灭……

孙医生抬起头来，轻声道：我们吃饭去好吗?

下午两点，我登上昆明至大理古城的长途客车。在此前和此后，我们闲聊着，告别着，却再也没提起本次未遂的疲惫的采访，以及任何采访的话题。

两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在苍山脚下心血来潮，就给朱家孙女红英去电话，欲打探其“永不还乡”的堂爷爷朱家万的近况，不料手机里的回音是“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愣住了。真是世事难料。我感觉苍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在嘎嘎哑笑。
魂儿在深渊飘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部分民众都信奉无神论或泛神论的国度，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一处传福音的“禾场”以及基督徒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美国学者大卫•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中国未来极有可能成为世界基督教的中心，“北京”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就如同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和新约时代的罗马一样。因为，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改变，还将引发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前所未有的质变。中国的变化不仅将改变亚洲大陆的格局，还将对世界文明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在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两百周年的纪念日，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基督徒及其他国家的宣教士有这样清晰的看见：“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福音化，是神所命定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伟大事工。能够参与其中，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一个接一个的海外华人基督徒和美国、韩国、英国等国的宣教士，已经风尘仆仆地“在路上”了。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基督徒范学德君也是其中的一位。

二零零零年，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农村包围城市”成为事实，城市取代农村成为基督信仰最为奋兴的区域。由于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几十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占据绝大多数资源，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路标，所以中国城市的福音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中国城市经济腾飞、市民生活方式变更的过程中，互联网正在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国城市的网络化速度，让许多西方国家亦望尘莫及。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拥有超过两亿网民，这些网民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网络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特别是城市年轻人群、知识人群以及正在成长中的“准中产阶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自由匮乏、人权得不到保障的中国大陆，由于网络上保存了稍稍宽松的言论空间，也成为网民们的精神家园和虚拟的“自由乐土”。在此背景下，网络福音这块处女地的作用和价值日益凸现出来。

旅居美国、较早介入互联网领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基甸，在《中文网络基督教发展史》一文中指出：“网上的互动讨论为思想的交流和理念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使用中文的网络更因母语文字的亲切和言论自由的魅力而日益吸引越来越多的‘网民’，网络对思想、文化的深广影响越来越令人注目。”当网络成为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强有力的新兴载体时，心灵饥渴、精神空虚的中国网民们也试图在网络上寻找信仰，“在这一方中文天地之中，人类心灵对永恒真理和终极价值的渴求与关怀自然也有所表现，宗教信仰常常成为热门话题，其中基督教信仰和福音更可以说是‘热中之热’。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网络福音’在海外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背景的中文网络及中国大陆的中文网络上已经悄悄走过一条从微小的声音到壮大的力量的发展之路。”与基甸等人一样，范学德也是少数较早关注网络传教事工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这本《传到中国》，便其十年来在“网络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传福音的亲身经历。

我个人认为，基甸上面的这段评述有些过于乐观。迄今为止，网络福音工作仍然是被教会严重忽视的一个部分。由于网络是崭新的载体，其成员大都是年轻人，其价值观念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等不一而足；其匿名发言的方式，又不可避免地带上虚妄、调侃、粗暴等色彩。所以，使得许多自诩“出淤泥而不染”的基督徒，避之唯恐不及，哪敢到网络上去传福音呢？但是，上帝难道不得不在网络中“缺席”吗？网络必定成为一处相当特殊的“禾场”，网络应当被神的话语所穿透、所充满。范学德最早在“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关天茶舍”发表帖子，参与各种论战；后来，又转战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虽然有了一群支持者，但经常是被围攻的对象。他撰写了大量介绍美国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教育制度的小文章，无不从小处着眼，娓娓道来，如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后来结集为《活在美国》；他还撰写了一个又一个回大陆传福音的小故事，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接触的福音对象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每一个故事都是中国的缩影，这些文字则结集成这本《传到中国》。

范学德在中国所接触到的，除了亲朋好友之外，大部分都是从未谋面的“网友”。每到一地，他都会与网友联系、会面、餐饮和讨论。那些与之心心相印或者唇枪舌剑的网友们，不仅到机场和火车站接送，还热情地为他安排食宿；不仅倾听他的福音信息，还帮助他组织新书推介会。在这些网友当中，有知识分子、学生、商人、公务员、工人等，如果不是网络这一特殊的纽带，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并成为朋友。也正是通过长期在网络上的交往，范学德得到了数以百计的网友的信任与友谊，这部分“天涯若比邻”的网友，自然而然地便成了福音对象，当然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人原本便是基督徒，在主内他们则有更加亲密的交流。在此意义上，虚拟的网络世界并不完全是虚拟的，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

这样，范学德进入中国，所依托是两个渠道：一是遍布各个城市的网友群体，二是遍及全国城乡的家庭教会系统。他本人也就成为这两个原本互相“老死不相往来”的群落的联结点。在这本横亘十年时间的“入中国记”之中，他描述了在挤挤挨挨的农村家庭教会中聚会的感人经历，也记载了与置疑基督信仰的网友们激烈而不失君子风度的辩论。他看到了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沦丧的可悲光景，也看到了中国这面铁幕已然出现的松动与裂缝。他不像某些民运人士那样只看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也不像某些回国捞钱的海龟那样迷恋于中国的灯红酒绿。他对中国的观察与评述，客观、理性而中立。

由于每一篇短文都最先发表在网络上，处于某种“开放状态”，放任网友们在后面跟帖，所以那些千奇百怪的跟帖，也就成为文章的延伸部分及饶有趣味的“互文本”。范学德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基督徒，他温和而宽容，在回应争论的时候从来不说伤害人的话。有意思的是，他特意将许多跟帖（包括某些毫无理由的辱骂）都一一“录此存照”。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有兴趣阅读这些跟帖。因为，从这些网友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大陆年轻一代人的真实心态。而只有充分地了解和把握他们的真实心态，才有可能成功地在他们当中将福音传播开去。

网络只是一个中介，网络福音并非在网络上便可全部完成。换言之，网络福音必然经历由网络世界进入真实世界的过程，福音不是道理、不是知识、不是文化，乃是生命。因此，传福音者与福音对象之间，是一种生命感召的关系。范学德坦率地承认，在中国大陆传福音必然面对巨大的难题和考验，在中国传播福音并不是像某些海外华人基督徒想象的那么“易如反掌”。前辈基督徒俞崇恩在《十架窄路》中指出：“目前有许多团体和个人到中国大陆去，声称是为了传福音或者‘短宣’（即短期工人培训）。看来恐怕大部分人都不过是凭着自己的一股热情，或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很少有人是真正有主的带领，凭着信心、有引导，知道神要他进去；所以他们对中国教会并没有真正的帮助。”俞崇恩所批评的现象，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我在北美访问期间也观察到，某些教会到中国大陆的“短宣”，其实是变相的旅游而已。

基督信仰在中国的拓展，就其社会功用而言，对中国社会可谓有百益而无一害。但是，中共当局为何不断打压家庭教会、阻挠家庭教会的合法化呢？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央党校任教的学者，范学德对中共的本质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也遇到过警察的骚扰和审讯，那是面对面的“短兵相接”。他指出，教会的存在，本身便是对中共全面的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的突破。“中国政治制度的最根本原则就是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党的领导，这首先是思想上的领导，即全国人民的思想都必须统一到共产党的思想上（虽然现在它已经无力达到这一点），唯物论，无神论，就是其思想的两个根本点。基督徒信仰上帝，这从根本上与当局的思想对立起来了，并且，这个对立怎么也不可以调和。也就是说，相信了救主耶稣基督，就会动摇党的领导的思想基础。”

其次，家庭教会类似于一个庞大的NGO组织，虽然它并不试图在政治上挑战中共的统治，但它与政权的关系至少是“非暴力不合作”，这也让中共寝食难安——“党的领导的另外一个基本内容就是组织上的领导。斯大林主义强调，组织就是一切，换言之，整个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禁止并且限制任何不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的独立组织的存在。教会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坚持基督才是教会的头，坚持信仰不受任何政治权力的限制，坚持政权没有管辖灵魂的权力，这一切，就构成了对党领导一切社会团体这一个基本原则的挑战。”虽然党已经丧失了理想与信念，但它仍然企图维持组织上的优势。因此，“打压或者限制基督教的发展，这也就必然成为当局对待基督教的战略方针”。在中国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宗教信仰自由的完全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这种不自由的状况下，争取和捍卫由宪法所确立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可回避的使命。

根据十年间若干次回国传福音的经历，范学德总结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经验：第一，要谦卑，对于自己不清楚的问题，千万不能装明白，更不能信口开河地给个答案。同时，对于自己清楚明白的问题，又不能避重就轻。第二，在回答问题时，要分辨什么是最基本的真理，什么是次要的真理，在非基本真理的问题上，要留有一个容纳不同观点的空间。我们要效法卫斯理的榜样，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要同心；在次要的事上可以自由；在一切的事上都要有爱心。第三，要有充分的准备。当自己准备回国传福音时，首先自己必须深刻地认识福音，把握住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并了解国内兄弟姐妹所关心的基本问题。这样的准备，决非一日之功，所以，要尽早准备，越早越好。这几点经验之谈，值得每一个对大陆福音有负担的海外华人基督徒关注和思考。

让我们祝福范学德弟兄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佳美的脚踪，更期盼更多有同样的异象的海外华人基督徒与之风雨兼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七日

　　《龙象之争》，(英)史密斯著，丁德良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0月版，28.00元。　

　　《被治理者的政治》，(印)查特吉著，田立年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7月版，25.00元。　　

　　《不顾诸神》，(英)爱德华·卢斯著，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版，39.00元。

我一直认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比较是一个历史命题，而不仅仅是眼下之争。眼前两国的一些经济话题、政体模式和民生情况，则是历史的某种延续而已。仅仅观察两国的GDP水平、外汇储备、产业结构等技术层面的指标，就得出谁优谁劣，谁消谁长，很有可能一叶障目，做出不必要的误判。

我相信英国人史密斯与我持类似的观点，所以他才在《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中开始就提到著名的李约瑟命题。只是他浅尝辄止，忽然从第二章开始变成了一个从西方来的观光客，被两个后发国家表面的宏大叙事所俘获，仅仅从经济表象出发，而不是站在历史的驿站里，就拉出了仓促的结论。

棚户区的待遇

关于两个国家的最大相同点，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放在那些正在向大城市涌动的穷人上面，这正是后发国家试图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明显的特征。在印度，叫棚户区；在中国，叫民工、农民工、流动人口或者是社会闲散人员。

如何处理他们，两个国家显得很不相同。我读到了另一本以印度为调查对象、思索大众政治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它为我们提供了印度的基本现实。

“我们是一些来自过去的东巴基斯坦的难民和来自南孟加拉的没有土地的人民……我们大多数人是日工和佣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我们想法自己盖了一个棚子。如果拆毁我们的窝棚，从棚户区将我们赶走，我们无处可去。”(《被治理者的政治》第三章)

这是1998年印度加尔各答郊区一个名叫人民福利联合会的民间自治组织写给政府和铁路主管部门的一份请愿信。该组织又名“铁道村”，所有成员沿铁路而居，用简陋的材料搭起低矮的窝棚，并在窝棚外面自行组织起交易市场。在没有火车经过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摊点摆上了铁路上面，而当火车鸣叫着汽笛来临，他们则迅速把摊点挪开，让火车得以缓慢通过。

显然，这样的局面让铁路运营商大伤脑筋。想赶走这些穷人的还有正式的加尔各答市民。有意思的是，请愿信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同情，他们认为，捍卫的仅仅是穷人的自由居住权利，而关于铁路运营的管理问题，可以找到另外的有建设性的办法，而不必诉诸以暴力驱赶的方式；在市民公共利益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上，高级法院也认为，穷人的基本生活权力正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这可能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地方，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处理穷人居住问题的手段就简洁明快多了。

对历史的理性思考

仅仅纠住穷人问题进行思考，极有可能掉入简单的平均主义陷阱，甚至会助长平均主义暴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帕沙·查特吉才提出“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这样的概念。他采取的个案研究方法是最古老的底层研究，但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却是一个加尔各答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无端涌现的边缘性民众，帕沙进一步认为，无论是帝国模式，还是后现代的威权主义模式，无论是公民身份的模式，还是公民社会的模式，都可能不足以解决目前的大众政治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模式，特别是政治社会和民主的模式，通过踏上这条道路，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和对政治的想象将可能迎来一个崭新的可能。

印度的学者持有如此价值观，并成为印度思想界的主流，并非偶然，而是经历过对自身历史的漫长反思，并最终成为一种集体视野。主张改革的总理辛格有一段著名的讲话，认为英国给印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历史渐渐远去，我们现在可以以一种公正客观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为印度的总理，我有必要向大家说一句，英国给印度留下了有益的影响。英国在印度这片古老而闻名的土地上留下了法制观念、宪政政府、自由媒体、专业的市民服务、现代大学、研究机构和各种实验室。”(辛格2005年在牛津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致辞)

事实上，正如大多数中国人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样，印度也有人将印度的衰落归罪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掠夺。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问题，印度现代史曾经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一个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权威机构，认为英国的确使印度更加贫困了，他们的论据来自马克思(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1853年6月25日)。不过印度人还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英国不一定就阻碍了印度的工业化，是工业革命而不是英国使印度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失去了工作。现在看来，将印度变成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达斯《无限的印度：从独立时期到全球化信息时代》，66－67页)

这种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正是印度人的伟大之所在。现在印度人普遍认为，当欧洲朝着工业革新的道路迈进，印度在技术革新方面一片茫然，数世纪都没有重大的进步。印度学者拉尔很坚决地认为，除了那些民族主义圣徒之外，他在中世纪的印度找不到自发的技术革新愿望，尽管说印度的发展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压制，但事实上正是英国的庇护，才使得印度成为第三世界的革新驱动之一。

绕不开的“李约瑟之谜”

拉尔从技术革新着眼研究印度问题，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存在某种类似之处。李约瑟是久负盛名的汉学家，他的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产生于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

最有影响力的分析来自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统治特点的怀疑。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的权力越大，个人的主动性就越小。几乎在几千年时间内，中国王朝统治使得民众不能发挥个人创造性，思想家的活动会被认为扰乱主流意识形态，科学家的活动会被认为破坏了祖宗律法，而商人的活动则被认为不利于政府的有效管治。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李约瑟之谜”提到的诸多解释，我们今天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体系必然要阻碍技术的交易和提升；一个致力于大政府建设，倾向于重商主义建设的时代，必然要为政府管理的高昂成本付出代价，而开放的、透明的市场体系本来是可以节约成本的；文化的盲目自尊、观念上的假想敌思维仍然在进行，我们似乎永远陷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二元对立中，殊不知多元共融才是全球化时代的主题；而一个没有言说自由、没有迁徙自由、没有居住自由、没有选举自由的国家，他的人民怎么可能突然在一夜之间就拥有无限的思想创造力？

英国人卢斯显然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其著作《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花了不少的篇幅来叙述一个年仅10岁的印度小男孩满脑子的问题和他不倦的怀疑。这个可爱的印度男孩用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在火车上与卢斯进行智力游戏，即便这样的游戏已经影响到了别人的睡眠，也不能停止。此情此景，与中国无数的乖孩子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相信卢斯不舍昼夜地和小男孩交谈，不吝篇幅的加以描述，是在向他的读者暗示，印度未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对世界充满了质问的孩子身上。他有可能是未来的泰戈尔，也有可能是下一个阿玛蒂亚·森。而那些对思想加以钳制的国家，它的人民，即使再过100年，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从细微处见真情

《乱世浮生》首先是一本文化科普读物。本书选取了1937年至1945年这一具有特殊意味的历史时间段，对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进行考察。以胡适、梁漱溟、陈寅恪等11位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在学界也很有声誉的知识分子作为代表，讲述他们在救亡图存时代语境下的心灵世界，着重关注他们面临民族危亡的重大历史时期的信念、情感、抗争和困窘。作者以通俗直白的语言娓娓道来，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乱世浮生》又不仅仅是一本文化科普读物。与当下盛行的以追求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各类戏说、戏仿文化产品相区别的是，《乱世浮生》拒绝所谓的名人“野史轶事”与“传奇”，自觉地与时下浮夸虚饰之流习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作者通过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整理和阅读，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全书一字一词都严格遵照史实，体现了学人写作的严谨求实风格。另外，与为进军“文化科普”而临时炮制的大众文化产品不同，《乱世浮生》没有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表面陈述上，它绝非对历史进行浮光掠影式的描摹，而是在字里行间渗透了作者浓厚的真情实感与诚挚的生命体验。

作者在现代文学中浸淫已久，对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尤为熟稔；站在新世纪之初，返顾大半个世纪以前的风云变幻，与历史与现实进行远距离的对话，其中饱含着深切的理解与崇敬。作者选取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博古通今的学界大儒如梁漱溟、陈寅恪，文化风云人物如胡适、郭沫若，名作家如老舍、冰心，自由主义者梁实秋、丰子恺，斗士诗人闻一多，傲骨铮铮的学者刘文典、郑振铎，基本上覆盖了当时的整个文化界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乱世浮生》对于这些知识分子进行考察，并没有采取宏大的视角和叙述笔调，而是有意避开那些大场面大事件，着力挖掘他们为人所不知的日常生活琐事与喜怒哀乐，从细微处见真情，力求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实体。比如在谈到老舍离开济南时，作者关注的是作为父亲的老舍做出决定之前的犹豫与徘徊：“老舍有好几次已经把皮箱收拾好，但看看痴儿弱女，他又实在难以割舍，又好几次默默地打开收拾好的皮箱。”读到此处，不禁心颤。而闻一多参加步行团赴长沙临时大学时，写信给妻子感叹沿途风景之美与风俗之奇，且对自己蓄出的胡须洋洋自得；这样的片段勾勒出了一个与正统历史叙述中作为“斗士”的闻一多截然不同的新形象，或者说是对高大严肃“斗士”形象的补充，将坚硬的人物变得鲜活起来。关注生活化的小事件，使叙述洋溢着柔软的温情，拉近了时空阻隔造成的距离，使读者时刻被人物所感动。

两种斗争方式

山河凋零之时，知识分子如何立身处世？1937年抗战打响，日军铁蹄步步进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破家亡的民族悲剧愈演愈烈。生死存亡关头，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展开了种种形式的救亡实践活动。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此时接受驻美大使的任命，以自己在海外的影响为外交事业奔走；郭沫若从日本归国，投笔请缨，亲往战斗前线进行采访；老舍则停止了之前“灵的文学”的写作，而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以笔为炮为刺刀鼓舞抗战；闻一多走出书斋，迅猛激烈地走上街头从事实际的社会活动；反感政治的梁漱溟也建党办报，献身实际的政治活动；儒雅雍容的士大夫梁实秋抛妻别雏，南下赴国难；通体浸润着“爱”的冰心则以女性的特有柔情面对苦难，用“满藉着温柔，微带点忧愁”的作品带给承受战争苦难的人们熹微中的最初一线光明。这些知识分子的抗战行为是显在的，向来为世人所称道。

但是，激昂奋进的斗争方式不见得是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作者在主流的斗争之外发现了不被今天的大众所熟知的、边缘化的斗争方式，将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纳入了写作视野。于是我们看到，陈寅恪为保存中国学术文化、延续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而“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刘文典以文化承传为使命，“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丰子恺袭“艺术建国”之思想而进行“艺术的逃难”；郑振铎出于保存文化的使命感而筹资募款抢救典籍文献。在举国同仇敌忾、群情激昂的年代，以保存民族文化和传承民族文化为抗敌道路，这在当时是独特而寂寞的，并且这种边缘化的实践方式又是更为艰难的。但正如作者所言，这样的选择才足见知识分子眼光的长远和深邃，其意义并不亚于浴血杀敌。

无论主流与边缘，激奋与默寞，决绝与犹疑，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均以自己的方式为国效力，体现了民族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作者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描写，在温暖之外赋予叙述以硬度，从而使本书获得了必要的张力。

当今的知识分子何为？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直面现实，不满现实，有着强烈批判精神，怀有乌托邦理想的群体。他们坚持正义，呼唤良心，以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立法者和阐释者身份，对一切谎言和不公进行发言，向权势说出真话。叔本华认为，知识分子的旨归就是启蒙与自我启蒙。总而言之，知识分子不仅仅指“拥有”知识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具备强烈的介入精神和反抗意识。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工具理性逐渐宰制着人类世界，个体的原子化和生产领域的分工过细使知识分子走向专业化、技术化或学术化。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与往昔相比，当今世界更充满了专业人士、专家、顾问，总之，更充满了知识分子，而这些人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其心力提供权威，同时获取权威。”事实大抵如此。正如利奥塔所言，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永远的神话。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死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隔绝而孤立的理智世界诸专业领域中有知识的人；他们被形形色色的权力所诱惑、收编而变质。

如果说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这一事实赋予“知识分子之死”以合法性，那么对于远未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当下中国来说，谈论知识分子死亡这样的话题似乎为时尚早。我们不但需要诸多具体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如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等为现代化进程推波助澜，更期待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现实、干预现实，为弱势群体奔走呼喊，为公平和正义献身。然而在21世纪的商业化大潮中，在权钱拜物教甚嚣尘上的经济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却正在逐渐丧失独立品格与责任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帅彦的《乱世浮生：1937－1945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实录》一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表面上看，本书似乎属于怀旧式的写作，作者的心灵远游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进行心灵的对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虽然作者有意掩盖自身的情感，但在展示笔下人物精神与心理层面上的矛盾与困惑时仍难以抑制地流露出向往之情。作者说，“我同时又希望能从历史中读到些什么，我们的民族是个太喜欢遗忘的民族，我拒绝遗忘。”因此作者对当年文人风骨的再现，对过去岁月的忆念与神往，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怀旧审美情愫。《乱世浮生》的怀旧，是现代性范畴中的怀旧，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它以对过去时间的牵引，表达了对未来时间的导向。心灵远游与对话的怀旧之外，作者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今的知识分子何为？也许，这才是本书要给予读者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