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被破坏的会场1

被破坏的会场2

被破坏的会场3

被破坏的会场4

被破坏的会场5

被破坏的会场6

被破坏的会场7

被破坏的会场8

穿酒店制服的可看疑人员1

穿酒店制服的可看疑人员2

穿酒店制服的可看疑人员3

穿酒店制服的可看疑人员4

追思会场会场局部

在可疑人员监视下的追思

黑暗中的花环

黑暗中的追思

酒店在会场修理电路

破坏追思会的罪魁

徐晓与高瑜在搬东西

刘霞与刘米拉

王力雄刘霞徐晓

在酒店大厅合影

走出酒店会场

在酒店大门外

去张显扬家的路上

张显扬家大门口

张显扬家追思会1

张显扬家追思会2

张显扬家追思会3

张显扬家追思会4

张显扬家追思会5

张显扬家追思会6

张显扬家追思会7

张显扬家追思会8

张显扬主持追思会

张显扬夫妇

包夫人王淑苓

包先生儿子包晟

包瑗

包先生女婿林进

高福庆

高瑜

黄钟

雷祯孝

黎明父女

孙长江

王力雄

王天成

徐晓

薛野

杨宽兴

姚监复

于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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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再一次明确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不要小瞧这“四句话十六个字”，它可是我党两代领导集体共同智慧的结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第一代领路人在建国初钦定下的方略；拨乱反正后，第二代领导人又与时俱进地加入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此形成了执政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的“十六字方针”。

改革开放之初，历经反右、文革等反复洗炼的民主党派人士，知道我党对他们又开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后，用一幅对联表达了他们的心声：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执政党终归“始终代表”着“先进性”，因此，更让他们“荣幸”和“岂敢”的事情也发生了：我党接下来竟宣称与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肝胆相照”，这可是同志加兄弟才配享用的专用语，想必民主党派的人儿知道后，应该再不是一个“荣幸”了得！只是“荣辱与共”这一句，怎么看怎么别扭，民主党派何以与我党“荣辱与共”呢？

先说“共荣”。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来就是在我党的全部领导下取得的，那8家民主党派，最多也就间或“参”、“议”了一下，既没有“执过政”，似乎也不像西方“在野党”那样能影响“执政党”，这样的党派与我党“共荣”，岂不是贪天之功？

再看“共辱”。别的不说，十年“内乱”时期，民主党派及其人士无一不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纵想作案也动弹不得，这样的“辱”要他们来“共”，人世间还可有天理？

不知道民主党派对第二代领导人的“八字方针”是否也回复了一幅对联，如果有，我想可以是这样的：肝胆相照？谢党隆恩，谢党隆恩；荣辱与共？担当不起，担当不起，横批：实事求是。

 

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与奥运有关的中国特色制造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先是奥运猪，后来是奥运菜，这一回是奥运墙。

据有关媒体，北京开始为奥运建墙了，连北京大学的南门对面也树起了一面墙，它挡住了北大学生到那些煎饼店、杂货店、泡泡茶铺等店铺买东西，当然，它也挡住了那些店铺杂乱的形象。

个中缘故，是北京大学将作为2008年奥运会乒乓项目的赛场，因此“政府要遮丑”。北京市民对此评价：“别的国家办奥运是为了赚钱，我们办奥运是为了面子！”

读到这则新闻时，我一点也不感到诧异，因为我县里曾经也出过一位喜欢做围墙的领导人。

该领导人执政我县期间，国道、省道两边的水稻田里，一律栽上数十米宽的“速生丰产”意杨；城区的临街地段，只要不入眼的地方，皆做起白色围墙，并一律写上标语。于是乎，各级领导坐在车里，放眼两边，从农村到城区，无一处不和谐。这位书记高就时，群众特地用两句话为他送行：良田栽意扬，大街做围墙。

北京奥运以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自居，然而，为壮外人观瞻而建围墙自缚的作法，既没有科技含量，也无益于绿色，此外从民生角度看，简直就是反人文。

民间传言，亚运会之前，北京政府在各国运动员、官员、记者必经之路两旁的空地上，皆提前铺层细土，撒上小麦，到了亚运期间，各国人等极目所见无不是绿色遍地。

凡墙皆有尽头，然而从亚运会到奥运会，北京政府唯一不变的精神，就是刻意经营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去结与国之欢心；至于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都抛在其后。

 

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城市化，这一点无可置疑。那么中国究竟该如何实现城市化？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这一问题。有人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以充分利用聚集效应；有人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这是农业大国城市化的惟一选择。这样的争论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在这些讨论背后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理性与权力的自负：专家或者政府有能力事先知道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才最好，且政府可以用权力强制所有地区走那条被人发现的正确道路。

不过，在现实中，权力的支配十分强大，上面的争论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了。大城市和所谓的“小城镇”都在发展，但基本上都是权力造城运动的产物，两种城市化模式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了。

权力造城运动的畸形格局

一个城市看起来要像个城市的样子，需将必要的资源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品供应。按照目前的制度，只有建制市才能够享有相应财政资格。而建制市的设立，完全是行政当局的事情。省城、地级市自然地享有建制市的地位，驻于该城市的省政府、市政府对其下辖的市县又享有几乎不受节制的权力，包括在财政谈判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因为它掌握着下辖市县官员的升降大权。而每级都要创造好看的政绩，这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造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每一级政府都致力于利用权力把自己所能控制的资源投入到自己驻在的城市。地级市政府所在的城市除了自留资源外，市政府还可以利用其权力，集中全市资源用于发展该地级市。县政府也努力争取把本县变成建制市，即便不是建制市，县政府也会利用其权力汲取全县资源发展县城。

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权力主导之路。城市化当然有自然演进的因素，但也有太多权力主导的成分。由于权力本身是上下森严的，所以，城市也被人为地划分为三六九等。占据权力最高位置的城市占有最大优势，于是，国际大都市层出不穷，由此往下，大城市迅速膨胀，中等城市急剧扩张，曾经被视为小城镇的县城也差不多发展成中等城市了。

可以说，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是权力掀起的造城运动的产物，这样的城市化进路，看似捷径，但这些繁荣的城市很可能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诸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因此而在城市化进程中损失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机会成本。没有市建制、而很可能具有城市之种种自然要素的县城的发展，普遍受到地级城市的限制，普通城镇又受到县城的剥夺。即使它们已经具有城市之实，也无法享受城市的财政待遇，不能筹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

这样的进程形成的城市格局必然是畸形的，那就是头重脚轻。本来，这些普通城镇如果具有起码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吸纳大量人口。但由于这些城镇的资源被居于权力上位的城市夺走而无法建设基础设施，移出乡村的人就沿着城市级次向上流动，纷纷涌入地级市、省城、大城市及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大城市为了保卫自己本来就紧张的基础设施，必然倾向于利用现有户籍制度，设置那些违反宪法的人口流动壁垒。这一壁垒固然阻止了乡村、外地人口流入本地，反过来又阻止本市人口分流。于是，在大多数人口还没有城市化之时，种种城市病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面对这些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恐怕不能不思考关于城市化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是由民众自发地进行城市化，还是由行政权力催生城市？

市镇化的前景有多大

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只可能是自然演进的产物，这种市需要具备很多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条件。政府尽可用其支配的资源建造起高楼大厦，但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一个市需要具备的文化、精神、社会等条件，而政府以权力支配城市扩张本身就意味着，该市不具备“市”的根本特征：自治。

当然，无数民众追求改善自身境遇的自发性努力过程，总是会顽强地表现出一种创造出健全的“市”的趋势。近些年来，在很多地区已能看到一种趋势，即乡村大量人口向县城和镇集中。有的是在外工作赚钱之后在此购买房屋，有的是乡村人口为经商、子女就学、养老等直接迁入居住，还有一些则是追逐工业迁入，甚至包括外来人口。

看起来，这些城镇有点像费孝通先生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但对费老设想也有所超越。费老把小城镇定义为：“一种比农村社区更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从目前情况，随着城镇深度卷入现代经济网络，这些城镇未必与乡村有多么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今天已经出现另一种情形：大城市人口的郊区化，郊区可能出现某种新型市镇。

费老下述断言似乎也值得推敲：“小城镇是个新型的正在从乡村性社区变成许多产业并存的向着现代化城市转变中的过渡性社区。它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乡村社区的性质，但没有完成城市化的过程。”但是，小城镇其实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城市，如果正确地理解“现代化”的含义的话。现代化意味着城镇居民享有“市”的自治治理，享受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品，假如制度安排合理，这一切在小城镇完全可以实现。

但无论如何，费老的基本构想已在现实中获得部分证明，费老的构想本身又具有历史依据。古代的“城”与“市”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城”是官府进行权力统治的节点，“市”却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以“市镇”来称呼费老所说的小城镇，可能更为恰当——这也可以与托克维尔所谈论的美国的township相对应。

历史上，中国各地市镇是十分繁荣的，尤其是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市镇数量与规模均持续扩大，到19世纪末，江南已有一千余市镇，其中颇多拥有数千户至万余户人口的巨镇。这些市镇乃是彼时江南社会、经济、宗教、教育等活动的节点，是经济繁荣与社会秩序的枢纽。5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控制资源、权力控制经济，这个市镇网络被严重侵蚀。地区、县、乡所在城镇被赋予了特权地位，不少“市”被改造成“城”，丧失活力；大量的“城”也冒充“市”。即便如此，后来的社队工业和乡镇工业，也仍然是以市镇为依托发展起来的。

费老在小城镇再次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生命力之时就预言，小城镇将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不仅成为人口的“蓄水池”，而且将是商品的集散地和经济、文化的中心。对此笔者愿意补充说，以此为基础发育而成的“市镇”，也仅有此类市镇，有可能成为市民的自治实体。历史上市镇的自治确实是相当发达的，这是市镇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市”民的价值理念终究是不同于城民和乡民的。以自然发育之“市镇”为基础，不仅是城市化的正途，也有助于以自治原则重塑中国的治理体系。

问题在于，尽管乡村人口在向市镇集中，但现行各种制度安排却并不与人口的这种流动趋势配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市镇被权力制约，无法建立起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自治的治理架构，无法用自己的资源建设城市化的基础设施与公共品供应体系。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配套，则小城镇发展也不过是重蹈大城市发展的覆辙而已。

 

一、满城争说和“看片自由行”

1944到1947年间，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到结婚、分手三年间的情缘和情怨；1950 年构思，写作推敲、修改打磨20多年，到1977年才由香港皇冠杂志社出版的一篇小说；2007年，李安拍摄的一部在威尼斯获得“金狮”奖的电影，再加上一个谁也绕不过去的1940年2月就义的抗日女英雄故事和两岸三地同时上映的两个电影版本，这些时间和数据掀起了2007年中国最大的文化事件，一时间可说是阳光雨露沐浴，波涛汹涌颠簸。这也有一种略带黑色的对称之美：影片和放映场、审查间、报纸网络扬起的香艳和肃杀之气，跟张爱玲的小说倒有一拼。

真实的历史时代和真实人物的重负、作者虚幻人物与自己生活的纠缠，这几重的复杂叠加给中国的观众带来更多理解角度，更多的感觉兴奋点，也带来更多的美丽误读以及精深阐释。面对小说和电影，每个观众和作者都找到抒发自我和奇妙读解的道路。更不用说，这影片和小说还要穿越两岸三地的不同当下语境和意识形态氛围。所有这些使得《色，戒》成为一个轰然作响、余波阵阵的巨大文化事件。大陆的《三联生活周刊》在9月刊出了封面故事，六篇文章把张爱玲、郑萍如、抗战时的上海歹土和今日的遗迹周全写到。许多记者、影评人撰文无数，女学者崔卫平也在《新京报》上写了《张爱玲给李安出了难题》，文章占了半版篇幅。台湾的龙应台女士在德国先后写了两篇读这部影片和相关历史的感言。此文中有的语言带着意象派诗歌的韵味和节奏：“李安的电影，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边落还边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 如果去大陆的网站看看，许多愤怒网友猛批这是一部汉奸电影，卖国、反动之类的词象战争时期的炮弹落下，轰炸得网络上一片隆隆作响。

我本人则是靠着读小说，看那个无色之戒的删节本，再到新浪网上去找到删减片段和报纸对删节段落的介绍，勉强在自己脑海中虚拟剪接成一个《色，戒》。

这期间，大陆有许多人为了看这个片子专程到飞到香港去看足本的影片，出现一个少见景观，香港的影院里许多观众提着形形色色的购物袋进来看《色，戒》。许多旅行社及时打出广告，以“游香港，看完全版《色，戒》”招徕游客，一时间居然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看片自由行”。

二、影像快感：还原旧时代的视觉盛宴

看《色，戒》，首先打动我的是的影像质感。李安用精细、充满光泽、色彩饱和的影像来还原那些场景、那些器物。影片中的旗袍，易先生穿的衬衣，都能让人看出它们的质地和档次。三年前在上海，上影厂的朋友在拍《长恨歌》，制片部门觉得美术部门花钱如流水，他们时常说起一双皮鞋用了三千块，心疼得很。但是美术师张叔平说穿上这样的皮鞋，演员走路会不一样。这次看梁朝伟的西服，老在琢磨是什么料子，怎么能做得那样服帖。在柔润漫射光的映照下，那些从香港借来的翡翠古董麻将是那样美丽。听着搓洗的声音，我似乎能感觉到那些麻将沉甸甸的分量，它们一定像古董玩家盘熟了的玉一样，有着油润的手感。那雨中和夜晚的街道，那些LV的皮包和箱子，那些书桌和地板，经过小光比漫射光的处理和精妙的剪接，跟支使着它们的人物一样有了视觉吸引力和述说当年的意味。影片的导演和剪辑是圆熟内敛的，它好到让你不觉得它好。我在看第一遍时根本就感觉不到这部影片的导演有什么镜头技巧，什么跟移啊，镜头内调度啊，机位随着人走不知觉中变换构图和人物关系，一概看不到。影片对那些旧器物和场景有一种宗教式的尊敬，李安说：“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老上海街景也几乎乱真，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是 “一棵一棵种下去的。”这简直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保护文化遗产的标准：整旧如旧。当然，李安不仅如此，他还在拯救那些记忆，他要还原那个时代。龙应台女士说这部影片“它是李安个人的‘抢救历史’行动。”当然，也许我们跟着李安一起其实拯救的只是想像，只是萦绕自己内心的某些挥之不去的疼痛点。

这就是好看的电影了，它在最直观层面是色的盛宴，是声的交响，跟《色，戒》里讲的男女吸引道理一样，它影响人的第一层是感觉的，甚至是生理的。

三、王佳芝：被历史裹挟的美女刺客和她的自救

《色，戒》的故事当然有给我们做出深刻思索的辽阔空间，但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它首先有其戏剧性必要元素。它有战争环境，有谋杀，性爱，有性爱之后的情爱，有情爱导致的突转。但这其中最值得探索、最难以探索的思想硬核是性对女人心理的影响。

我对这部影片最大不满意就是它对王佳芝第二次参加刺杀的动机讲述不够结实，不够缜密。是的，张爱玲的那部小说，有她作为作家对女性心理、生理的探险和男女关系的冷静思考，有冷酷的呈现，但也有对自己生活的解释、辩白，或许有意无意地还放置了些许遮掩。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纠缠，内部充满了空白和矛盾的文本，实在是很难穿越。

王佳芝第二次去接近丁默邨刺杀的行动，是个冒死的英雄行为，更难之处在于，这个任务不是凭借一时之勇冲过了心里的“上场慌”就可以完成的，这需要强烈的人物动机。这个动机，在张爱玲那里是用“义不容辞”一笔带过。电影编剧王蕙玲从张爱玲小说中的“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挖掘出“为戏而生，为戏而在”的人生状态，这在故事中就挺难写清楚。编剧进而认为，女主角“当戏剧的需求与人生起了这么紧密的联结之后，所有的牺牲都不算什么了”。在我看来这作为人物动机的设置就完全不够，有点拿概念去推衍人物。如果电影戏剧中的人物做事的动机不够充分强烈，我看起来总会觉得不那么顺遂。按照故事片设置冲突的规矩，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坚实的刺杀动机可以跟后来王佳芝心里对易先生的性爱、情爱对抗，这才能走到在刺杀即将成功的最后关头挽救易先生的戏剧高潮。就现有的小说和电影来说，要么写出她受到时代的潮流推动为了爱国去杀人，要么写出她为了爱情去杀人。今年夏天我写一个关于珍珠港事变前在上海活动的女间谍题材的电视剧，就安排女主角的一个哥哥是中国飞行员，在那当口被日军击落了，这样她的冒死勇敢行动就更有个人动机。其实电影里我们看到了邝裕民对王佳芝的吸引，王佳芝后来在上海终于面对着对邝裕民的亲吻，她这时温温地说：“3年前在香港是可能的”。小说里王佳芝知道梁润生要跟自己过初夜时，张爱玲在“偏偏是梁润生”后面用了个惊叹号，这个惊叹号可以读解成王佳芝心里想的是：为什么不是邝裕民。其实这个影片最大的张力在于精神的爱情和性之间的某种关系。王佳芝也可能是为了爱人去完成刺杀任务，但却被自己觉醒的性击倒。在真实生活中，大陆党史出版社有一本《谍海风云——日本对华活动与中日谍报战》说郑萍如的中统领导稽希宗跟她是一对情侣。那本书是一个署名吴童的作者编著，这个情侣关系很可能是作者演绎，但这却让我觉得郑萍如刺杀丁默邨的行动在宏大的爱国潮流下也有了结实的个人动机。

在大陆的删节版电影中，这一点更加说不清，因为没看到王佳芝性爱之后的情感变化，他给易先生唱《天涯歌女》那一段就有两种阅读，一是她为了完成刺杀任务继续在迷惑、糊弄易先生，一是她理解、同情易先生给这个也是“当妓女”的男人一点安慰。

王佳芝去送易先生的信封给吴先生和邝裕民那一段，王佳芝的诉说是真的恨，而不是爱。她跟邝裕民没必要演戏，她说自己盼着他们把易先生打死，脑浆喷在自己身上。这让她这一段的心境很难解释，这样来说王佳芝就一直都想杀掉易先生，只是到买戒指那一会才产生了突变？这个突变写法是小说带来的结构性顶牛，小说让王佳芝直到看到了鸽子蛋一样的钻石和易先生像米色蛾翅的睫毛才顿悟。按照现在大陆版《色，戒》的写法，王佳芝爱上了易先生，她的心思是在看到钻石的时候才电光火石一闪知道“他是爱我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是看到她叫易先生离开。

不管是港台版本的“快走，快走”还是大陆版本的“走，走吧”，王佳芝叫易先生离开都是救了爱人的性命，在另一个意义上，她也救了她自己，因为这是她为自己做的一个选择。为了这个主动、自由的选择，她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易先生还在陪着太太们谈论哪家的川菜好吃。王佳芝面对着国家间的战争和男女之间的战争，这个残酷境遇和她的作为让今天的读者继续胆寒，也让我们生出些崇敬：我们和王佳芝一起作为自觉、自主的人共同生存在这个充满荒诞的世界上。就荒诞境遇中的艰难选择来说，《色，戒》弘扬了一种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它在探索一个有了自觉意识的人能够做出何等惊人而勇敢的举动。《色，戒》写出了最极端的境遇：当王佳芝遵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当她决心救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她付出了生命代价。最令人惊叹的是：就是那个被她拯救的人签署了她的死亡执行令。

四、易先生：特工杀人王和性爱英雄

从小说到电影，易先生的改动要大得多，丰富得多。对于战争和自己的境遇，电影中的易先生都有更多的自觉，对于王佳芝，梁朝伟有更多的温情和恋眷。在小说里，易先生当晚就抢时间把王佳芝等枪毙了，然后他回家，听太太们谈到哪里吃川菜好，那副脸孔阴沉可怕得紧。在电影里，我们却看到他坐在王佳芝睡过的床上红了眼睛。

原著中易先生很大程度上是张爱玲用来写女人的楼梯扶手和镜子，这人是模糊的，虽然也有性感情人的一面和冷酷迅速地处死威胁到自己的学生娃娃的另一面，读者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性功能。电影试图把他当作时代中的“这一个”来写，有了演员，他就必然是个活人。他对女人有品位，有SM，对自己的汉奸身份充满自觉和怨恨：“我比他们更会当妓女”。当然，有的台词是作者站在人物外面甚至站在人物高处写的，导演在让人物自觉于自己的境遇。易先生对自己高层汉奸地位的疏离感表现了他在时代浊流中的极度清醒，这是他对自己的当下境况的异己感，这更多的是电影作者给这个人物的点化和提升。看当时的材料，许多汉奸是觉得自己碰到好年头了，他们觉得卡住了历史的咽喉，要逼着时代为自己勇敢弄潮、拨动历史车轮开工钱。易先生买钻戒的十二根大条子总不是工资收入吧，最不计较也要问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当然，历史中的活人可能就比这更复杂，更让我们思想处理上有麻烦。根据陈立夫的回忆录，丁默邨同时是重庆的地下工作者。其实，他们那些人一方面觉得时来运转天助我也生也逢时，觉得该我走鸿运人财两得，放肆地纳宠、包二奶、收金条，一方面都心虚地给自己在各方留后路，这大概是比较真实的心境。我在工厂里学电焊的师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外号“老甲鱼”，从抗战时到解放前后是上海的警察，这种人被叫做三开人物，跟日本人、汪伪特工和共产党哪方面都逢迎。据说他的档案有一尺多厚，休息抽烟的时候，他偶尔会跟我讲上海的女人和哪家馆子做的蟹黄汤包最好吃，那是一道淮扬名菜。

五、性爱探索，《色，戒》故事里的盐

如果许多理论家所言真切，观淫是观众看电影最重要的隐秘欲望，那李安这部《色，戒》算是把电影的长处用到了，当然不是用足了。影片直抵性爱的最真实呈现，是的，追寻两个男女的关系，呈现他们如何在性爱中挣扎、角斗要比一万次晚餐红酒中的对话都要实在和深入。

在叙事表意上和影像观赏上，性描写是这部作品的最重要元素，是给其它的感情、历史氛围定位的中心坐标点。李安这次得了些先锋，他直面而又严肃地写性对人的影响，不是写爱情。把这两者分开写，是现代人对两性关系抛弃了自我自魅和迷惑的俗见之后的新课题。导演和张爱玲一起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固定的道德评判中重新把人给挖掘出来，这次挖掘和挽救出来的真是文学家最爱的人性，但这次挖掘出来的不是那个笼而统之的humanity，是那个实实在在的sex，是人性中的性那一块隐秘而又真实无比的敏感地带。

要论起电影中表现直面性的力量和真谛，李安并不是跑在前头的人，日本的大岛渚在《感官王国》中，美国的萨曼。金（Salman King）在《红鞋日记》（Red shoe Diaries）中都早有严肃的探讨。但在商业电影中如此真切、真诚地表现还是要有些勇气和认识。另一个麻烦是，李安找到的这个从性到爱的故事又是处在中国历史的一个敏感地带上。就此而言，张爱玲和李安都有些勇气，他们其实只是不避讳性这个重大、革命问题，他们只不过是想把人从历史的裹挟中拖出来，说是拯救也好，说是曲解也好，结果是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拨开那历史、政治、民族心理的重重灰尘去看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李安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要拍《色戒》，就因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只有张爱玲看透了这个东西。从女性的角度，一个女人去色诱汉奸，这个东西对我诱惑太大，我又兴奋了。” 在历史的似乎复杂而沉重的关节点上，把同样复杂多样但是同样坚实、坚硬的人性面孔呈现出来，李安其实是在拯救我们的理智与情感，他们逼着观众去正视那两性间的吸引力，引导着观众敏锐地体会男女的性情，这里的性情当中必须有个顿号，得写成：性、情。他让我们对丰富的人性更增加几分尊重，他逼着我们再一次思索、反观自己。

张爱玲引用她辜鸿铭叔叔的话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她用了这般生理的词，冷冰冰的医学词汇撕去了两性关系中那情爱的粉红色温情面纱。做爱对女人是将她拖入那情、欲、恋的深海，对男人也引起巨变，男人在做爱后得到的是满足和颓然去势，这种生理上的颓然和去势带来的心理上的淡漠。男人在做爱之前和做爱之后根本就是两个世界观。对易先生，电影给他涂抹了微微的一抹温情和留恋。易先生亲手签署了处决王佳芝等人的命令，回到家里他坐在床上想着这个女人，红了眼睛。这让我想起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在《法国中尉的女人》说男主人公查尔斯对莎拉的迷惑与迷恋缘由：“吸引他的，不是莎拉本身，而是她象征的某种感觉，某种可能性，她使他感到被剥夺的滋味。”就把握和男人的关系说，王佳芝最后达到了跟莎拉一样的主动和自由，不过在福尔斯那里是高扬的开放结尾，在李安这里是阴暗、惨烈的中国式悲剧。

在《色，戒》这个巨大的文化事件中，有一件事让我惊诧莫名。性爱描写是这部作品的盐，李安居然说删减版本对观众欣赏没影响，这十分怪异。这就像一位厨师说做菜放多少盐没关系，多一勺少一勺对口味影响不大，可以入乡随俗，让端菜上桌的跑堂随意斟酌处理。广州的《新快报》上有篇文章以《谁说<色，戒>删改看不出来？》为题。作者将几段删减和台词修改都列出来并从观众角度做了对比。我的结论跟记者刘嫣一样，几处删减和结尾处的台词改动是致命的阉割。风传这些删改是李安亲自操刀，不知道这是减肥还是自宫。或许，李安根本不拿大陆的观众当观众，所以他丝毫不在意大陆观众对这部作品的印象。

六、史实、小说、电影，多重的迷雾与政治的绑架

《色，戒》电影里的王佳芝被演戏的诱惑鼓动着去参加刺杀行动，还为此付出了自己的贞操，后来自己“有很久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结尾处，她因为自己的身心变化放走情人/汉奸而丧失了性命。用意大利导演贝托卢奇的话说，她是历史的人质。但是，我看到，今天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又再次把影片绑架为人质，我们看到管理机构的简单处置、思维的惯性、意识形态训练出的高音喇叭如何在肢解和曲解这个作品。再看看大陆的网站，许多批评是从既定的历史评判和政治定论出发，言语凶猛，颇为醒目。天涯网站的「关天茶舍」，中，网友炮郎评论说：“李安、张爱玲也就罢了，没指望他们怎么样。可悲的是，绝大多数国内的评论都没有触及这部影片反动的政治倾向，只会一味地捧场。这是评论界的耻辱。知识分子就这么靠不住吗？” 根据“粉丝”等网站的报道，大陆左翼书店“乌有之乡”曾组织讨论本片。有报道说：“话剧编导黄纪苏，批评《色，戒》‘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大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中国传媒大学有位学者指责李安凭借这部电影“给汉奸整容”、“给维护民族精神的主流文化敲响警钟”。传统家庭促进会总干事谭克成博士认为，电影渲染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引诱青少年干不道德事情。谭博士更斥责李安是“文化汉奸”：“要中国男女演员在大银幕上脱光衣服，色诱洋人，为求一奖……令华人蒙羞！” 这些观点、评价角度和文风都跟29年前的《人间》杂志上域外人先生写的评判文章大致相同。

的确，《色，戒》跟以前的许多抗战题材电影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对人的认识有根本差异。有些主旋律电影和我看过的一些台湾陈旧政宣片是从思想正确出发，从某种既定历史定论出发，这些影片对人的性质评价是先在的，其中的人物大概就是抗日英雄、汉奸、不断被唤醒的群众这几类。最近影片公映后郑萍如的亲属还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家人，这样去要求张爱玲的小说和李安的电影，他们担心李安的电影影响到自己的亲戚的名誉。

所谓“为汉奸整容”的话题是所有关于《色，戒》的讨论中最令我打瞌睡的一个话题，关于抗战时期的投降和抵抗是有很多问题至今还值得研究，但是李安的这部电影谈的不是忠奸之事。

这个小说与史实有关联，但是，我们今天不管是在观赏电影中去发掘深处的叙事肌理和人性的颜色，还是考察真实的历史材料，都应该也可以透过历史定论和意识形态堆积在上面的厚重灰尘，都应该对人性的复杂和细微变化有所敬畏，都应该允许他人去阐释、认识人性的复杂和精微，好在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还算正常的交往环境，一个作者或者研究者的编排和解释如果对人性和史实过分强暴，那颜面尽失的首先不是历史而是他自己。我们看到，不管是电影形象和记录的史实，它们都不象某种政治概念的框子那样整齐、清晰，这些人物和形象常常充满了模糊的形状和很难辨析的毛边。

现实生活中的丁默邨对郑萍如没有那么温情和那么深情，他未必能让女人觉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就是把胡兰成跟张爱玲有过的情意和缠绵放进去也不足以引出电影中的以死相救。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丁默邨和郑萍如也比我们所知道的复杂多变。就丁默邨而言，他在1941年成为国民政府的双重间谍，为国民政府架设电台、提供情报。营救被捕人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并免于一死。

郑萍如生命最后时光的一些记录也让我唏嘘不已。我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汪伪特工杀人狂李士群》（刘红娟编著，团结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本书里节录了日本人晴气庆雍写的回忆，他当时是日本宪兵队与“特工总部”（即76号特务机关）和“梅机关”三者之间的联络官。这个材料把事情写得十分复杂，在我看来还算逼真而入情理。晴气庆雍说了自己对待郑萍如的心情：“我不知为什么很想救她，哪怕是免她一死也好。我也深知她罪孽深重，可总想救她一下。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情，也许因为她是日华混血儿吧，在她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晴气说自己也去求过李士群，李士群说汪兆铭（号精卫）已经下了关于执行死刑的命令。晴气心有不甘：“我虽然可怜她，但一想到汪兆铭政府会发生动摇，也只得无能为力了。”对于郑萍如的死，晴气描绘得十分细致，为了平安通过英美军戒备的区域，特工们骗她说是去买东西，可是，“当汽车开过虹口向可怕的闸北驶去时，她终于预感到自己将要临头的命运，于是在汽车里不问是谁抱着就求救，声嘶力竭地哭叫：”今后一定改邪归正，饶了我这一次吧！‘到了刑场，她仍然死死抓住车门不放，怎么也不肯下车。须臾，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变得十分可怕，犹如恶魔。她厌世怨人，痛骂丁默邨。……一声枪响，她那妖艳的身躯就像一只美丽的飞蛾顿时瘫倒在黑色的土地上。“

一篇28页的小说，小说专家张爱玲为何写了27年？天涯网站的「关天茶舍」网友公民黄写了文章提出这个问题。看了他的对答案的猜想，我不禁伏案沉思良久。他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终于在自由社会里生活的张爱铃，也一定旁观到了‘动物园’里的把戏。这或许给了她对《色。戒》更大的自信。20年的等待的确换来了历史的明证。当‘邝裕民’们抗战、革命事业胜利后，掉头就吃自己的同志和亲人，大陆有‘林昭’、‘张志新’、台湾有‘江南’。回顾20世纪的中国，为‘革命’、‘主义’、‘民族’、‘国家’捐失了性命的人有万千；而为之失却了个体灵魂的，却达至亿万。没有了‘魂灵’的人，缺乏自由主义信仰、女性主义关怀的人们，看小说、看电影《色。戒》又有几多困难。”

李安的弟弟李岗在选角的时候负责扮演易先生跟女演员对戏，他将这个故事看成中国版的狼人故事：“战争让人变成狼，易先生原来是条狼，他在王佳芝身上找到了一点人性，王佳芝是从人变成狼，最后还是她剩下的人性让她放了那条狼，没想到最后被狼咬了她。”

战争是最强大的异己力量，异化的存在摧毁着人，不仅在昨天，还在今天；艺术只不过是让我们把这看得更清楚。战争使社会成为人的敌人，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敌人。

王佳芝是历史的人质，她沉迷于情色，就凭着这点随性，她到底回归到自己，在时代和他人的使命之外，她替自己去爱了一回，为了自己的爱去死了一回。

看电影，读小说，翻史书，我在猜想、疑惑，我的思绪在迷走：郑萍如、王佳芝和这部叫做《色，戒》的电影，他们谁逃出了人质境遇？

或许，我们的观看和言说就是在试图解救郑萍如和王佳芝。

2007年11月18日于北京

 

表达权更是构建五彩斑斓和谐社会的前提，“和谐”的前提是差异和不同，人们无权表达何以知差异和不同，因此倡导表达权正是和谐理念合乎逻辑的发展。

进谏纳谏并非表达权及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表达权一类的话语，在中国已经讲了一百多年了，知识分子最关心、也最爱议论这个问题。可是每当他们提到这个问题时，就常用古代士大夫的进谏传统去比附，如钦佩“邹忌讽齐王纳谏”，呼吁“诽谤之罪除而良言进”，提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

把自己想象成社会的谏臣，希望自己的表达能得到社会理解和宽容；官员也习惯从纳谏角度理解民众的表达权，告诫部下要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有“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肚量。这些说法虽然各自有其智慧和意义，但是用来解读和张扬表达权及言论自由，却是南辕北辙。

进谏纳谏是皇权专制社会政治运作方式，士大夫是官僚或官僚的预备队伍。皇权专制社会中，虽然是君主一个人说了算，但君主的决定不可能事事都对，这就要求身边的官僚进谏，然而大权在握的君主喜怒无常，进谏是个风险很大的行为，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因此，能够舍生忘死勇于进谏就成为士大夫最高政治道德的表现。能不能接受臣子的进谏，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所以能够虚怀若谷，乐于纳谏的君主则被臣民视为“圣王”了。

中国的古人没有权利意识

古代最佳“进谏纳谏”的样板，大约非唐太宗和魏徵莫属了，两人君圣臣贤，受到古今舆论的一致称赞。乾隆甚至说“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是之盛也”。然而，大家很少讲到太宗和魏徵之间经历过多少危机、太宗甚至几次想杀掉魏徵，魏徵死后，他曾一度砸碎魏徵的墓碑，发泄对魏的不满。

因此，能够允许魏徵讲话，并非是让魏徵行使其言论自由的权利，其实中国古代，人们根本没有权利意识。唐太宗鼓励魏徵讲话，无非是使其尽其对皇帝忠诚的义务。唐太宗因为阅历丰富，善于克制，才能使他们君臣间脆弱关系全其始终。实际上，古代有几个唐太宗，臣子行使这种忠诚是十分危险的，韩非说，龙之喉下有“逆鳞径尺”，稍有不慎，触动逆鳞，用京剧《姚期》中的一句词说就是“一朝龙颜怒，四体不周全”。

除了“进谏纳谏”传统外，古人很少意识到说话、议论、表达乃是自己的权利。可见，本土政治文化资源中涉及“言论自由”一项，是极为贫乏的。其原因在于言说者大多是士人，而士人只是专制统治者的附庸，用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他们只是“毛”，要附在统治者这张“皮”上。他们只有忠诚的义务而没有权利，要想表达而不获罪，只有甘心充当驯服工具、并盼望权力高抬贵手，企盼权力多看士人表达的正面意义，少假颜色，便感激涕零；稍有斥疏，则哀怨乞怜。可笑亦可悲。

人的权利从表达权开始

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不同了，他们是独立的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着物质或精神财富，他们应该与社会管理者完全平等，而非皮毛的依附关系了，当然有热心依附权力甘当工具者例外。此时表达作为权利凸现了出来。

公民关注公共事务、怀着参与的目的、乐于表达，固然应该称赞；公民不想参与只是作为旁观者、甚至是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冷嘲热讽，只要不违反法律、不伤害他人，这也是他们的权利，谁也无权干涉。人的表达必然是五颜六色的，甚至在习惯“统一”的人们看来是千奇百怪的。这正如森林中百鸟争鸣，有千回百转的夜莺，也会有哑哑乱叫、不那么动听的乌鸦，但它们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旋律歌唱。总之像吃饭一样，表达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甚至可以说人的一切权利正是从表达权开始。

表达权更是构建五彩斑斓和谐社会的前提，“和谐”的前提是差异和不同，人们无权表达何以知差异和不同，因此倡导表达权正是和谐理念合乎逻辑的发展。

倡导表达权也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人性中引申出的种种要求，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都能得到表达，并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这样，健康的人格才得以发展，使人真正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而不是权力或财富的附庸。

权利的实现事关生活质量

人们权利的实现还事关人们生活质量，现在人们不是爱谈论幸福指数吗？其实，统计幸福指数是民间的事情，而各种权利的实现都与人的幸福密切相关，与社会及民众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不能想象没有权利的人、不享受权利的人们会幸福。

十年前，有次在出租车上与司机聊起天，他牢骚满腹，愤慨攻击社会上一些现象，包括即将在北京废止“面的”的政策，用语也很极端。我问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说两三千块钱吧。我说：我每月挣一千多也不像你这样激愤啊？他说“老先生，不在于挣多少钱，在于有理没地方说去”。

当然，他这样说是有些太极端了，并不符合实际。但也同样说明，表达比挣钱吃饭还重要。这关系人们的幸福，实际上更关系人们和谐相处和社会的文明建设。

当然，行使权利、特别是行使表达权时会出现许多令人不快的问题，这不是这篇小文能够深入讨论的了。然而我想在宽容心态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今天，它也不会构成太大的社会问题、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河北富翁王文忠回贫穷的乡村担任村支书，垫资为村民办事，还要带村民致富。

沈阳一富商结婚摆阔气，动用38辆悍马迎亲。

这是11月25日的两条新闻，前者发自《京华时报》，后者发自《华商晨报》。

两个新闻一摆，很有高下立判的味道，该赞扬什么，该贬斥什么，好像很明了。

其实，富翁回去当村官听过不少(但村官当得如何，下文往往没有)，富翁摆阔气听到的更多，这一回是两桩事情在同日报纸上撞到，不免更能引人对比起来发感慨。

我可以想象感慨该是些什么，但我想道德化的感慨未必不会遮蔽问题的本质。在道德判断之外，这两桩事并非不可以有别的说法。

先说富翁结婚摆阔气，我想那只是一个人在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一个人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别人认为不值得，他觉得显摆一下好，你觉得不可忍受，这很正常。结婚车队用“百年好合”的字条遮挡车牌，这几成通例，交警似乎向来通融。只是据报道，车队还故意堵路，这是霸道的。除此，富翁结婚摆阔气，不值得特别向往或者愤怒。盛大到令人瞠目的婚礼或者葬礼，国内外都有，日子各人有各人的过法，犯不着流口水或者气死。

有人可能会说，结婚用上百万元，不如将这些钱捐给希望工程去。我想，这还是怎样看待一件事情的意义的问题，何况也没有人能肯定这个富翁平时给穷人捐没捐过钱。而且从根本上看，捐赠也好，摆阔也好，有道德上的差别，但都是有权选择的行为。

再说富翁回村当支书。我已经从道德上肯定富翁回村当支书，自己垫资为村民办事。但在此之外，问题还有很多。富翁回村当支书，公司还是要开的，否则不仅“共同致富”的能力降低，还可能产生一个“共同致贫”的后果，好在村子里没有“专职支书”一说，所以一边开公司、一边当支书是可以的。

但王文忠何以能够当支书，是另一个问题。现在看，王文忠当支书是区里、村里邀请赴任，程序上可能没有问题。但村委会主任要选举，而在村子里实际掌握权力的支书无须选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

王文忠的朋友、区总支书记兼区长王洪城说，王文忠“有能力，有经济实力，有各种社会资源。最起码，他不缺钱，不会去腐败贪污”。这是在说王文忠为当支书的合适人选，可能都是事实。但该问的是，村支书需要能力，与经济实力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经济实力，不在是否适合担任支书的条件之中。

“不缺钱，不会去贪污腐败”，这话很令人沮丧。一个不缺钱的人是否就一定不会贪污，这是一个问题。更令人悲哀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只能把不贪污腐败的希望寄托在担当职务的人“有钱”之上。过去的笑话讲，这个县官不能走，我们刚喂肥他，又来一个瘦的，地皮又要被刮一道了。现在，人类社会本来已经找到廉洁政治的道路，我们还要像过去的人们一样，寄望于“饱足了就不贪了”，何况“饱足了不贪”不仅不是事实，而且隐含着一种对贫穷者的道德贬低，他们才是可能贪的，因此也是不能像对富人那样令人放心地担任职务的。

王文忠说了，如果不是要帮助乡亲，“为名，我在北京随便捐点钱，再找一些媒体，都能有不错的反响；为做官，只要我想，应该可以当得比村支书大得多”。这也许是真话，可以见出他的心迹。但他说的也确实符合实情，更可以见出这个时代的病症。现在，一个富人的日子，实在是太好过了，“随便捐点钱”，媒体会大造影响，只要想当官，可以当得比村支书大得多。

富人的日子好过，是值得宽慰的事情，比国中总有人担心被革掉性命和家产为好，沈阳富翁摆阔气，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但富人想控制舆论就控制舆论，尤其是想当官就可以当官，这是不行的。日子是自己的，舆论和官职是公共的。穷还是富，都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可以各不相伤，但舆论和官职，要用贫富来分配就很可怕。

人们需要盯紧舆论和官职怎样分配，而不是盯着富人怎样过日子；要盯紧权力，而不是富人。但现在，富人在受到进入权力的邀请，人们并没有获得投票的机会，对此，一般人似乎都没有十分在意，人们仍然习惯于盯紧富人过日子的方式，而不是公共权力在怎样行使，人们是那么容易被富人过日子的方式所伤害，却对权力加诸自身时的强横不知不觉。

 

翁贝托·艾柯在谈及他的朋友达尼埃尔·阿拉斯(Danniel　Arasse)时曾感叹法国一批文化学者相继去世是一个“民族的悲剧”。阿拉斯是法国著名的艺术史家，他在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情况下，通过电台将自己一生的艺术研究内容讲述给听众。《绘画史事》一书就是电台讲座内容，也是阿拉斯最后的著述。

一个毕生致力于谨严的艺术史研究的学者，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普通听众而非学院师生，选择电台而非讲台，确是值得琢磨的问题。

逝者已逝，也许这个问题可以从听众那里得到解答。就像《百家讲坛》的观众往往能揭示易中天，法国听众定然也塑造了阿拉斯。(如果将大众传媒的受众比喻成大洋暖流中的浮游生物——无法影响水流的方向，但作为食物链的最底层，他们决定了海洋中究竟能生存座头鲸还是企鹅。)很难想像，在《夕阳红》的原班观众面前，《百家讲坛》上会站着一个中国版的阿拉斯。

同样难以想像，阿拉斯那种开放的、多元的，甚至有时候显得犹豫不决的学术演讲在中国有立足之地——那似乎过于谦逊了。要知道，电视也好，电台也好，这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居于重要位置的媒介，其本质是权力。打个比方，周振鹤曾对易中天所讲的空城计有过批评，但有多少人会知道他的见解呢？易中天说：“历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但他肯定也知道，在目前中国的大众媒介上频频曝光的确是少数人的权力。

尽管我鄙视浅薄的权力哲学，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就像一位哲学家讲的那样，观众们并不会关心那个长相英俊却站在跑道边的年轻人，而置那个满脸痤疮毫无美感的冠军于不顾。问题是，那个年轻人可能根本没有上场的机会，而所谓冠军，那一脸的痤疮是滥用药物所导致。

如果说以前的《百家讲坛》上还能看见几个真正学者的身影，比如李政道，比如叶嘉莹，比如葛剑雄，那么现在的讲坛上声情并茂的是些什么人呢？岂止《百家讲坛》，央视的所谓科教节目在进行什么样的科教，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70多岁老妪假怀孕、子虚乌有的校园鬼影、早在20年前已被戳穿的天外来客……滥用权力的不是易中天。

不幸的是，六七年前，我就已是周振鹤的读者。当时偶然翻到一本小书叫《随无涯之旅》，作者便是这位周先生。他的文字谈不上迷人，有时老气横秋，有时又呈书呆子状，让人搞不清他是哪朝哪代的人——书中连一行作者简介都没有。可能正是好奇心作祟，想弄清楚他的来龙去脉，于是仔仔细细把那本小书读完。结果是喜欢上了这些内容驳杂的文字，也喜欢上了这个作者。之后我又找到他的一本小集子《中人白话》，也读得津津有味。其中有一篇讲他在琉璃厂淘书，买到一本有顾颉刚和民俗学家江绍原签名的《张季善遗著》。周先生的文字简约，可无意获得此书的快意却跃然纸上。

这时才从书上知道，这位周振鹤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的教授。后来有机会去上海，我甚至辗转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准备去和他“白话白话”。照周先生所写，所谓“白话”，就是闲聊的意思。可惜的是，电话打过去却是空号，可见没有缘分。

易中天曾经说：“应该有一部分文化人具有社会责任感，不计名利地担负起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他说得没错。我很希望，有机会的话，周振鹤这样的学者，应该像阿拉斯那样，谦逊地使用权力。

 

隔代人之间的琐事

《一个人的好天气》的故事非常简单，高中毕业的少女“知寿”只身来到东京投靠远房亲戚，一个寡居多年的老太婆。“知寿”不想继续上学，只想打发日子般地打工，对她来说生活唯一目标就是把日子过下去。当然，她对自己也有个要求，就是存钱存到一百万日元，但这个一百万对她自己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知寿”也不知道，那只是一个可以存在的目标而已，放在自己的前方。

父母离异，和“知寿”一直生活在一起的母亲终归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对于“知寿”来说，继父以及母亲离开后的生活，都是难以克服的哀伤；高中毕业，没有合适稳定的工作，没有一个明亮的前程，一个不咸不淡的男朋友一开始看上去就可有可无，身边没有聊得来的朋友，更没有关心她的骨肉亲人。“知寿”作为一个成年人，终日面对一个古稀老人，对于刚过二十岁生日的“知寿”来说，其中的尴尬可想而知，尽管舅奶奶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实际上都是好相处的人，可年轻的“知寿”无论如何还总是难免带着几分哀伤。她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发愁，却时常因为乏味的生活而感到愁绪涌上心头。没错，这是一个少女与奶奶辈儿的老年人共处的故事，也是一个年轻少女的心情往事。去年有一部很讨好的电影《我们俩》，讲的也是一个女孩和老太太如何相处的故事。隔代人之间容易产生那种带动人情绪的某种物质。

懂得袒露真挚的“80后”

在年轻的作家青山七惠笔下，没有刻意地制造噱头以满足年轻人对上一代人的反叛，她认同的世俗生活跟常人见到和经历的没有什么不同。虽然青山七惠是一位出生于1983年的年轻作家，但是这位日本的作家想必早已经超越了我们常念的一个概念——“80后”。“知寿”只是一个普通的“飞特族”(自由职业者)，她敢于付出、敢于面对生活，这并不是说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多么勇敢或者强硬，而是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代人应该面对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至少还不坏。自由职业者在日本是指没有固定工作(也就意味着他们是没有社会、医疗保障的打散工人群)，在前不久翻译出版的日本社会观察家三浦展所著的《下流社会》中，这个人群被很现实地描述成下层阶级(用作者话说，这个下层阶级主导的社会就是一个“下流社会”)。作者通过描写这个身处下层阶级的少女“知寿”身上发生的一些生活变故，以及她面对这些时的心情、态度和感受，把一个初入社会的青年应该以何种态度面对社会、人生融入了字里行间。

《一个人的好天气》里每一个细节都精准无疑，对于作者来说这只能是信手拈来的情绪和字词，而不可能是字斟句酌得到的，因为这些关于生活的细节太可靠了，“斟酌”反而显得匠气。饱满的情绪在作者不露声色的带动下，足可以感染每一个读者。也许这样场景下的主人公生活与你相去甚远，你以自己的兴趣来说这个故事并不能吸引你，但是年轻的作者用自己熟悉并可以感知的语言以及随处可见的生动生活细节，敲打着每一个人的心房，这是无法也不必回避的。一个不如意、不够完美的人，在孤独中是否可以享受自由地活下去？作者给出了答案，尽管这答案也称不上完美，可是谁的人生能跟“完美”两个字画上等号呢？

流淌出来的是淡淡的情绪

《一个人的好天气》是一部“80后”作品(这样说依然有点不公正，好像带有某种偏见，因为就作品本身来说，她没有沾染任何成为诟病的东西)，这也是一部获奖之作，2007年日本芥川文学大奖。作为一部畅销书，《一个人的好天气》不缺少文学性，她打动人心的时候和古往今来的那些伟大的作品一样——充盈着坦诚真挚的情感。无论是“知寿”与舅奶奶这对隔代人在同一屋檐下的相处，还是“知寿”的三段虽非刻骨铭心但也触动了心弦的恋情，都满载着真实的情感。也许这种“真实”算不上什么，但是于文学作品来说，是一种天然优质的元素，作为一种可阅读可销售可传承的艺术品来说，可以说这种“真实”是一种必需。

这部不足五万字的中篇小说，情节简单，没有复杂的语言和深刻晦涩的思想内涵，她只是在悄悄地平静地让每一个静下心来读了这篇小说的读者感受到那一丝丝的情绪——淡淡哀伤，淡淡愁绪。“知寿”最后得知母亲将离开日本去嫁给一个中国人，她看到比自己小的未来继父的女儿照片后，淡然地面对这一切；结尾处“知寿”和一个已婚者在一起，她对这一切同样淡然处之。这些都是无法改悔的东西，它们在生活中看似轻薄，却是每一个经历者无力更改的，只能转化为一种淡淡的情绪，流淌出来。

作者对生活细节的把握和拿捏能力在这本书中已经毫无争议地显露了出来，青山七惠在得到芥川文学奖之后的获奖感言中说：“我打算今后戒骄戒躁，一如既往写下去。”这非常让人感兴趣——对于一位已经成人的人来说，告别青春往事步入真正残酷的社会并与之融为一体，也许才是真正费力气的事；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能够冷眼旁观这个残酷的自己与之融为一体的社会，并产生共鸣释放出火焰或者流淌出冷血，才是真正不容易的事。关于这个，臭名昭著的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做芥川奖的评委时，倒是说过一句不错的话：“今后，她跨出目前所处的世界，在外界与他人如何相遇，相遇之后如何剧烈地深深地受伤或得偿所愿，那种或痛苦或欢喜的体味，她又将如何去描绘。”

最后需要啰嗦一句的是，作为翻译家的竺家荣，在语言上对这部小说的把握极为准确，正是在她流畅句子、完全吻合气氛的词语中完成了对这部小说最初的诠释，才让我们有机会读到这样一部纯净、美好，并把哀伤化作一种美的小说。

 

和金庸能被写入中国文学史一样，全庸也能被写入中国出版史。这个子虚乌有的作者代表了出版界当中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以混淆读者视听为主要手段，追求极为可观的短期商业利益。

上世纪80年代金庸著作逐步在大陆出版，读者热捧，只可惜金庸本人作品极少，书名串起来，也仅够两句诗。这种客观上的供不应求状况就催生了“全庸”。

本人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暑假在十平米小屋的租书架上找金庸，翻来翻去都看过，看到一本“全庸著”，立马拿了走人。回家越读越不对劲，原来作者一字之差。光看那旧书封就知道，不知有多少人激动地摩挲过了，上当的绝不只我一个。有个朋友的笔名叫“古尤尤”，究其由来就是怀念古龙全盛期的那些古尤们。

一直以来，出版界中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屡见不鲜。前年全民喊打伪书的时候，曾和法律界人士探讨过全庸现象，结论是：在法律上还无法约束他们，只能从道德上去审判。笔名和名字一样都不具备排他性，它不是专利，就算是取相同的名字也是个人的权利。比如，智利作家聂鲁达用这个笔名是为了向前辈捷克同名作家致敬。可惜像聂鲁达这样的纯洁动机太少，多的是全庸这样的“向钱看”。

也并非所有全庸都能混过场。2005年图书订货会，有两本书《纯粹的智慧》、《读禅有感悟》甚为引人注目，因为封面上写的作者是周国平。之后，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否认出过这书，就在大家群情激愤向出版方讨说法的时候，出版方居然出示了湖南农民周国平的身份证。一切都在出版方的预料中：作家必然会来讨说法，媒体必然会来采访，图书必然会销好。

假作家真身份的手段前一年已经有人在用了，王朔、梁晓声都被借了一回。这次的作法更加猖狂，大张旗鼓在各个订货会上征订。作家这次没有沉默，选择了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并在年底赢下了官司。事后了解到，赢得官司依据的并非是著作权法，而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家为此掏了2万多律师费，被告最后无处可寻，法院判决的7.2万元一分未得。

也有的全庸在背后呆久了会觉得寂寞。

上世纪80年代除了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梁羽生风光，还有来自香港的言情小说，于是冒出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其实是一帮四川文学男青年的贴牌作品，他们迎合市场言情小说的需要批量制造小说，为了增加可信度，共用雪米莉这个笔名。当然，能写出精彩故事的也本身就绝不会是等闲之辈。若干年后，其中的主力选手之一田雁宁终于站了出来，凭借着雪米莉的超高人气成功进军电视剧编剧界。

随着大家对全庸的关注，要紧跟国内名人、名作家的难度越来越高了，还好，世界是平的，还有外国人呢。2003年，韩国小说家金河仁横扫图书排行榜，8月份推出新作《你爱香草吗》。这时，市场上出现了另一本《我爱香草》，作者全河仁。就知道您没这个功夫去韩国求证是否真有全河仁这个作者，所以放心大胆在各个书店里招摇撞骗。这可是标准的“全”家血统啊！

该书策划人尝到甜头了，觉得这招不错。蹭完金河仁，转头就瞄准了村上春树。这次搞了一个全庸升级版“两全其美”，对照村上的超人其作品《挪威森林》，不但造出一个村上情人原爱姬，还索性书名也叫《挪威没有森林》。

这次先入套的是媒体，某报稀里糊涂去抢了一个独家连载，结果还没连载一半，就遭到来自日本作家和中国出版方的抗议和声明。尽管事后各方媒体都进行了澄清和批判，但是，策划人却躲在角落里暗自窃笑——反正不是他丢人，书卖好了就行。没人能为读者去主张受骗的权益，所以，该书至今还能在某些网络书店堂而皇之的销售。

正因如此，尽管历经声讨、谴责、批判、围剿，全庸们依然没有销声匿迹。这不趁着《色，戒》热乎的时候，又冒出来了一个：夏世清。夏志清老先生在张学中的威望已经够高了，但他断然没想到，原来他的招牌还有更广阔的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