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词语的香臭，必然与政治形势需要有关。尤其是在人治权力的作用下，一个臭词也可以根据”革命需要”而被包装成香词，所以”廉洁”就可以成为”腐败”的外在表现形式，”优秀干部”也就成了”腐败分子”的外衣，或者叫”保护色”——尽管有”带病提拔”。
陈良宇尚在台上之时，他难道不是”优秀党员干部”吗？难道他成为阶下囚之后，才称之为”腐败分子”？陈希同、王宝森、王怀忠、胡长清、成克杰、陈同海、王昭耀、杜世成、邱晓华、金人庆等等不都是所在机构或当地党委、党组评选出来的优秀党员、经过组织部门严格选拔认定的合格干部吗？他们却干了一般人都做不到的违法犯罪勾当，他们身上的”好包装”正是利于他们”腐败”的外衣。
我们都说”披着羊皮的狼”非常危险，因为很难一眼看出他的真面目。官场上正是这样，往往腐败分子都是以廉洁形象出现的，比如前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本是一个高级干部，吃穿住行，几乎都是财政开支，但他仍不满足——主要是手里的权力让他欲望膨胀，他个人贪腐不好，还挥霍人民的血汗钱如粪土，如他挪用上亿元人民币公款，在北京西北面的稻香湖公园营造豪华别墅，对外则称是北京市财政局的培训中心，供陈希同、王宝森等高级官员享用。难怪一篇题为《最大腐败是用人的腐败》的文章称：”北京市出了陈希同、王宝森这样的败类，我想不明白，组织上是怎么考察他们的？”套用这句话，”上海市出了陈良宇、秦裕这样的败类，我想不明白，组织上是怎么考察他们的？”毫无疑问，既然是组织考察，他们肯定是不腐败的，否则就无法”带病提拔”。
“培训中心”这个词，本是一个中性词，谈不上香臭，可用于官场上却成了代表败类们宣泄贪欲、淫欲、食欲之所的臭词。这个北京市财政局培训中心连花园共占地约150
亩。沿着别墅的围栏走一圈，也需三四十分钟，内部设施包括游泳池、网球场及小型高尔夫球场等，还有一系列约10栋两层高的别墅式建筑，而且每个出口均有人看守，有些出口更配备了德国狼狗，远远看见陌生人便吠个不停。为什么一个政府机关的培训中心，却要建成度假村式金碧辉煌的别墅呢？我们再看北京郊区，什么机关的培训中心都有，几乎都在景区，如监察部的培训中心附近有长城，海洋局的培训中心兼党校在西山，中纪委的培训中心却在杭州西湖边的西溪路上，还有发改委、铁道部、民航局等等机关几乎都有自己的培训中心（招待所、宾馆、饭店），甚至还有的在滨海度假区的北戴河，有的里面美容、洗浴、按摩、足疗、理发、桑拿什么都有，养养齐全，美女如云，更别提一些高档卡拉OK间和近似总统套间的豪庭了。这样的场所到底培训中心，还是官员高档消费和享受中心？
说白了，所谓国家机关的培训中心，大多是”中国特色”帽子下的穷奢急欲下官员休闲、享受、玩耍的俱乐部，纯粹是挖国家财政墙角的腐败无底洞。
再说，政府官员的个人财产申报和公布制度，即让民众对官员的收入情况和家庭情况获得正当的知情权，可我们众人中谁知道陈良宇、王宝森们有多少收入，他们嫖娼、玩弄女性及养情人，花的都是谁的钱？成克杰被查处受贿多达上千万，最后葬送了一个高级干部。为什么事先不制约他手中的权力？关键的个人财产申报和公布制度为什么迟迟不建立并执行起来？
我们看看发达国家，其对权力制衡又是如何发达的。在克林顿当总统时的1996年，美国历史上发生一起轰动朝野的”第一夫人”被迫出庭作证的大新闻，原因只是怀疑希拉里对一家企业的倒闭是否有牵涉或经济问题。原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及其夫人与麦迪逊公司合作，共同投资当地白水房地产开发。后来，该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迫使美联邦政府花
5000 多万美元清理银行债务，并立案调查其倒闭的真正原因。对于有关部门的独立调查，克林顿夫妇坚持说他们投入的资金也付诸东流，但希拉里面对联邦法院的传讯，仍然表示遵守法律规则”愿意充分合作”，告诉大陪审团她所知道的一切。随后她进入一个没有窗户的房子里。4
个小时的传讯是不公开的，甚至连她的律师也不得入内。但是同样独立于权力机构外的敏锐的新闻记者还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传讯中的一些内容，并见诸报端。更有意思的是，美国民众对于第一夫人被传讯反应强烈，其知情权在舆论的监督下确实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如当时《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周末刊》还公布民意调查对此进行评议，甚至怀疑希拉里会说谎，但同时也承认她没有特权，只有”既是第一夫人，更是一个普通美国人”这样的公民权。如此出于公正的评价，则显示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作为希拉里本人，她也明白民众的知情权同样属于国家利益，假如她不幸向公众说了谎，并被舆论所揭露，那么她的政治生命就此会毁于一旦，公信力尽失，得不偿失。
在现代法治国家，程序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没有程序正义就谈不上实质正义。同样，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一个国家，权力是否受到一定的制约，则是这个国家发达的首要标志。这里，权力受制约，必然包括权力运作公开、透明，获得权力的程序公开、合法，官员必须面对民众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公布个人财产收入数目。可我们看看那些被揭露的腐败分子，即使被揭露出来，公众也不知道他到底他多少财产？有的县处级腐败分子因为600万而坐牢，可有的厅局级腐败分子却只有区区10万被指控，甚至有的人按职务大小来领刑，大官刑轻，只要态度好很快就可以保外就医、假释”回家过年”，小官却是”牢底坐穿”……更多的官员却因年年挥霍财政资金吃、喝、出国旅游、享受高档公车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而其所在地中小学却还在危房里过渡，官员们却不以此为耻，反而为荣——同样是一种恶意而不被饶恕的腐败。
腐败猖獗，权欲膨胀，当然是社会之祸。记得话剧《狗儿爷涅盘》里有句台词说得好：”那晚儿，还乡团把咱挤兑急了，咱还能找八路军去呢，这晚儿，叫俺找谁去呀？”可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社会，腐败正是不良的制度造成的。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没有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自由，没有立法、行政权力的相互制约，没有公开、公平、公正地选举领导人的独立的人事制度，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总是”带病提拔”，岂不是对前”腐”后继的一种助长？无权无势的人们，当遇到权力腐败，权利遭遇权力粗暴侵犯，又该到哪里去寻找社会公平和正义呢？一言而概之，在这样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不积极从实际出发，大刀阔斧地改变制度源头出现的问题，反而大谈特谈所谓”反腐败”，根本就是一种掩耳盗铃，实质上是回避和转移问题而已，只能说距离真正的权力制衡和公平正义越来越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