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人口红利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经济学术语，它不象“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那类的日常术语好理解，但是它却是一个经济体也即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来说，它指一个国家在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速度放慢的情况，劳动力供给增大、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长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导致了对经济增长有利的时期出现。

有利的状况称为“人口红利”，那样的时期叫“人口红利期”或叫“人口机会窗口”。

依据世界银行对日本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测算，人口红利期约为40年。推论之，中国的这一机会是从1978年到2018年。但是，世界银行的《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却声称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年左右消失。换言之，中国至少要比日本与新加坡两国少经历五年的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期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老化，而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现在已经十分明显。在这个倾向下，妇女就业机会愈加小化。为了谋求相应收入，“高龄妇女”即40岁以上妇女卖淫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

放下道德评价不说，只从就业机会方面来看，妇女卖淫的最佳年龄段（在中国）是18岁至28岁之间。这十年，是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口红利期”。但是，由于就业竞争极端激烈，特别是教育产业化导致高校“盲目扩招──毕业失业”的习惯，不仅高校学生择业困难，并且大大压缩低教育水平妇女的就业空间。

高校女生在校卖淫，积累毕业后的失业后备金及创业资本，也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又一大“硕果”。与这个“硕果”相对应，卖淫行业的交易价格暴跌，严重地压缩了“高龄妇女”卖淫收入的空间，已经由原来100元（次）跌到30元（次）的水平。据《厦门网》11月9日的报道说：

“一名中年妇女姜某，以30元（次）的价格与23岁的嫖客肖某完成交易后，肖要求增加一次‘服务’，姜某提价到（两次合计）

80元，结果被肖某杀死在租住房间内。在此事件十个月余前，在福建的另一个城市永安，曾发生过一位43岁卖淫妇女张某被嫖客殴死案：嫖客邢某包宿张某，夜资200元，在一次性行为后邢某提出‘再做’，张某拒绝，遂至命案发生。“

仍是放下道德评价不论，按全国平均的“包夜价格”（以18至28岁女性为交易标的），大体为700、500、300不等。永安案件所标200元（夜），价格偏低。之所以价格偏低，才导致了张某“夜而不包”

──拒绝满足嫖客多次性要求的情况。

以上两大命案揭示了大陆妇女就业空间极度被压缩的状况，这种压力也传导给了合理但不合法的卖淫市场。一些中小城市就出现了“老小姐现象”──40岁以上妇女卖淫风行，交易价格绝对低于50元（次），维持30元（次）已属不易。

分别发生在福建境内厦门与永安的两大命案，被害的两位40岁以上妇女，其经济收入的投资方向，有着惊人的一致：都为下一代的教育开支而为。

永安案公开报道说：据警方介绍，遇害的卖淫女的收入，主要是为了供给在泉州一大学念书的女儿，以及尚在念小学的儿子。并且，他丈夫也知道她在以卖淫的方式为孩子们挣学费，只是丈夫自己身为“苦力”（搬运工），勉强糊口，而不想干预妻子。在卖淫活动中，张某十分“敬业”，没任何尊严，同行说她“非常主动，不挑客人”。结果，只是为了一次“尊严”，或许就是抬高交易价格，才致丧命。

厦门案的公开报道说，姜某的丈夫试图阻止她从事卖淫活动，但最终还是认可了，因为他要“将她赚的钱命给大儿子交（大学）学费”，他“他大儿子的学费都由他老婆支付”。

就动机而言，张、姜二位的投资行为都符合世行人口红利指标中的“人力投资增加”一项。只不过，这样的投资构成确实极大地损害的妇女权益。仍按世行的指标而论，它说一个国家获取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那么，是否应该估算一下，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收入有多少是靠牺牲妇女权益而积累的呢？

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人权问题！

中国出现“高龄妇女”卖淫问题已经远超出了女权分析领域，更是信贷人权的极度匮乏的表征。因为，按尤努斯的小额信贷促进人权改善的实践模式来看，象以上两个案例中妇女姜某与张某二人，完全有资格获得信贷支持。首先，她们的投入产出模式有着合理预期，即孩子上学的远期收益能够归还设定的长期贷款，如一笔低息的、五到十年的专项贷款。其次，假定她们能取得相应的贷款，以她们走出农村、在城市生存的能力而论，她们足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比方说经营小餐馆或组织小规模家政（清洁卫生）公司。事实上，在这个领域里政府与政治双重失效了。没有哪个机构为她们这样的外来者提供信贷资金，也没有哪个所谓的维权组织注意到她们这个地位卑微阶层的生存状况。

与信贷人权的极度匮乏相对应，中国农村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剩余大多为国家银体系与农村信用合作金融机构所吸收。后者表面上是一个合作经济组织，但本质上是国家银行体系的复制品，也即信贷供给依靠“腐败──货币与权力交换”的机制进行流动。对于本文所指的张、姜二位妇女，它们不可能提供信贷支持。不惟如此，按信用等级评定的农村“信用村”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权力背景因素。依据这个潜规则反推，张、姜二位妇女户籍所在的村庄肯定不是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信用村”。

信贷人权的匮乏也与国家金融管制的非伦理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发生在2003年的孙大午集资案本质上就是“管制害人”的著名案例。因这个案例超出了本文论述范围，故不再涉及。简言之，中国农村社会的信贷人权缺乏是导致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极度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年妇女卖淫、供给孩子上大学只不过是中国血汗资本主义的一个小小局部而已，大量的粗俗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疯狂的“单方教育”，向员工灌输“牺牲精神”，以绝低的工资水平盘剥劳动者。在这场不见收尾血汗资本主义大盘剥中，美国西点军校的“没有任何借口”被转成商业律令，中国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同样从政治领域转到经济领域。

中国约有70%以上的私人企业，特别是分布在城郊与农村的中小企业，不向就业工人提供任何劳动保护。比如说，一个农村铸造工每天可挣到100元的计件工资，但是他要是烫伤了脚，厂主不但不向他提供治疗期间的任何工资，而且不会负担任何一分医药费用。粗俗的血汗资本主义是导致社会普遍仇富的一个重大原因，因为在这样的工厂就业等于签下了一份不成文的生死状。

中国的大学也是血汗资本主义作坊之一种，只不过它的名字更好听一些而已。

（2007年11月21日）

 

与周正龙所摄的“华南虎照片”中的老虎模特几乎毫无差别的年画大量浮出水面，其制作时间早于“周老虎”，制作公司也已找到，持续一个多月的“老虎门”事件基本上水落石出，官方做何种表态对公众对照片真假的判断而言已不重要。

在此番热闹中，公众除了关注有关部门和官员、专家的表演外，媒体的表现亦是公众关注焦点，因为媒体是公器，它担负着追索真相的社会责任。陕西当地媒体之离奇表现，放在当下中国的舆论环境里尚可理解，然而，作为权威的中央电视台不同栏目的表现，却很有让人深思的价值。在中央电视台某名栏目中，一位公共形象一向不错的主持人说“照片的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华南虎”，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骂声一片。该主持人也许没想到一句话引起这样的风波，但这其实应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个媒体工作者以政客和稀泥、讲平衡的逻辑对待公共事件，是角色错乱。这样四平八稳的话，由某些政客说出应属正常，因为政客遵循的是官场规则，可真相是媒体的生命线，如果罔顾真相，媒体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在有关部门作出正式表态前，像中央电视台这样权威的官方媒体介入这种公共事件时，如何拿捏分寸确实有难度，但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中央电视台另一栏目《社会纪录》的表现就受到了许多网友的赞许。《社会纪录》就“老虎门”做了三期节目，如果以纯粹专业的眼光来衡量，并不十分理想，因为它也回避了一些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我以为它基本上做到了真实、全面地表现了一个公共事件，既有当地官方和周正龙言之凿凿的表态，也有公众及一些官员、专家的质疑，特别是节目中有该县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评的发言。作为当地少数质疑照片的官员，李评对着镜头说：“我要科学地对待每一件事。如果我也像他们一样，说话不负责任或者怎么样的话，首先说，对不起我自己这项工作。我的工作要求我实事求是，站在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件事。我只能按我自己的技术标准，按照我自己的能力发表我自己的意见。因为不管什么事，只有通过不同的观点，才能更好地从各个方面，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如果大家都说好那不一定好。”节目这些内容体现了《社会纪录》的采编人员坚守底线的职业素养和智慧，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一事件背后复杂的地方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让公众看到镇坪县政府并非明朝苏三控诉的洪洞县官府。这是对公众、对自己的职业、也是对维护政府公信力负责任的做法。

那名主持人说“照片真假不重要”，看起来是规避风险的稳妥做法，而对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是最不稳妥、最有风险的，因为如此则放弃了新闻工作是求真相的底线。而《社会纪录》在有限的工作空间里尽最大努力呈现真相，让真相能露出一分则是一分，而不是简单地受外界影响而和稀泥，尽管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力，但只要巧妙把握分寸，是可以做到求其上而得其中，从而坚守追索真相的底线。

同一家新闻媒体不同栏目在同一事件的表现得到差别甚大的评价，我以为可以说明在今天的新闻环境里，坚守职业底线，不仅需要职业良心和胆量，还需要智慧。

 

陕西虎照事件蔓延月余，上周突增重要的新证据：数年前印行的虎年画被怀疑是照片中所谓野生虎的“原型”。面对这一重量级的证据，“打虎”阵营自然是一片欢腾。陕西林业厅则出乎大众意料，置新证据于不顾，重申“虎照为真”的原有结论。拍摄者周正龙除了为自己强辩外，数次进山寻虎，希望觅得虎踪为自己洗刷清白，更令人诧异的是，陕西省政府有关领导日前强调照片真假无关宏旨，将当地政府对待虎照的立场表露无余。

这一场围绕虎照真相而展开的角力博弈，可以说渐渐突破了寻找有力证据的困境，挺进至一个新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获得证据支持的舆论乐观期待与陕西相关机构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形成新的僵局。

无论官方多么固执己见，显然扭转不了舆论之下的被动局面。横空出现的浙产虎年画动摇了原先的对峙格局，特别是对“挺虎派”造成了极大冲击，它们的众多支持者无法自辩，稍存理性者即弃之逃走。因此，同情陕西的舆论力量大面积分化、坍塌。在变数陡生的情境下，陕西有关官员继续坚持虎照为真的旧立场，或试图用生态保护的议题偷换质疑的焦点，不仅遭受了举国上下更为低劣的评价，更让自身显得格外孤立。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失去了“挺虎派”的绝大部分掩护后，当地政府及周正龙暴露在新一轮的声讨浪潮中。愈逼近真相，他们愈发尴尬。

在未受强力干涉的前提下，民间力量借助网络平台，开展自发的求证行动，终于搜寻出虎年画的关键物证，有助于廓清笼罩在照片上的疑云。当然虎年画指向的造假证据链尚有待司法程序的审查与认可。对此，官僚式的敷衍可以不加理会，但绝无颜面予以粗暴的否认。随之，针对华南虎照片的质询进入新的境界。“打虎派”秉持新证据步步进逼，伪虎照所编织的屏障则千疮百孔，当地政府不可理喻地选择了强硬的逆势姿态。

对抗仍在进行，并有可能演变成新的僵局。虎年画惊现之前，对虎照的质疑始于纯粹的直觉，后经多个学科的常识检视被凸显。然而，莫衷一是的判断苦于缺少“原图”索引，一度被理解为神经质的怀疑精神在作祟，是为了质疑而质疑。其时的僵局很大程度上由观点相反的民众造成，当地政府及周正龙本人虽饱受争论，但尚可置身事外。如今的僵持状况则大为不同，它撇清了绝大部分不明真相的民众，简化成当地政府直接“对垒”弥漫开来的“打虎阵营”。政府信用、官员道德统统被当作筹码，用来较量沸腾的民意。

此种场面下，周正龙如何舞弊虎照实际上已不是最重要的，切要在于当地政府怎样聚拢行政声誉搏击舆论。如此，有关领导对属下抱有倾向性的高调支持颇耐人寻味。仅就虎照涉假这一环节，不管周正龙为何目的获取奖酬，也只是个人操守问题，自有国法伦理的管束。但在虎年画的强大证据显示后，官方仍不顾极为显著的造假迹象，不做行政或司法层面的任何调查，这已非行政傲慢可以解释的了。不同层级的行政力量相互守望，同声共气，以堂皇的野生动物保护之名，行的是抗拒真相之实。

真相背后有什么？循着虎照涉假的线索会发现怎样的利益图谱？在当地政府负责的释疑解惑之前，谁也不知道。但民间的假设及推理已形成一条暗线，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以隐秘的经济图谋纠缠其上。其间格局究竟是情非得已，还是精心策划，抑或干脆就是民众的虚妄之想，尚待地方政府用严肃、积极的行动去澄清。在此，政府部门或司法机构若以“清者自清”的孤傲姿态表白，不仅于事无补，更会增多消极不作为的劣评，而政治道德不是可以无限度透支的。

但让人很不安的是，“打虎派”所寄予证实真相的权威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反复申明真相并不存在的政府部门。民众普遍存在的愿望是，能够以公开的舆论表达鞭策政府，使得行政系统不会深陷在自身利益中不能自拔，以此促进真相的披露。在虎照风波上，舆论必定不能懈怠，但鉴于眼下的僵持状态，那美好的愿望是否对当地政府的一种误解呢？！

 

华南虎终于成为一张“纸老虎”，周正龙不过是个“马前卒”。这起轰动国内网络世界的打假活动，其实打的与其是假虎，毋宁说更是在“打假”政府。华南虎的照片最先是由陕西省林业厅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记住，这是一个政府行为。如果该事件的直接责任人是周正龙，那么它的最终负责者却是也只能是陕西地方政府。真假问题既已出现，政府不是积极助查真相，反而以权力者的口吻说“没料到网友会如此不信任政府发布的消息”。这句话本身更加深网友对政府的不信任。发布造假照片以求一逞，有失诚信于先；东窗事发，王顾左右而言他，毫无诚意于后。你叫网友信任什么。

据《羊城晚报》，日前镇坪县委宣传部某副部长说：“网上关于华南虎照片真伪的争论，掩盖了镇坪是否有华南虎的事实真相，结果导出了以一张照片真伪来质疑一个物种是否真实存在、以及一个地方政府的诚信，这是在钻牛角尖。”的确，这张照片并不能表明华南虎有否，但它却能表明政府诚信与否。网友质疑有理，这位官员避重就轻，认为是钻牛角尖。殊不知，网民此举是在揭露政府公开的谎言。无独有偶，部长之后是省长，他的态度是：“考察华南虎的踪迹，比照片的真伪更重要。”这简直比假照更让人吃惊。华南虎固然重要，照片真伪同样重要，这是不相干的两码事，扯在一起是混淆。舆论关注照片，正在于它关乎政府诚信。如果认为照片是假的也不重要，这岂但是为造假开脱；甚至等于宣称，政府说谎也不重要。

仅仅面对一张照片，陕西地方政府的表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人失望。这个“虎门”事件，可以使人想起19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权力在真相面前总是层层遮蔽，转移视线，以至丢卒保车，不到最后一刻，不肯松开权力的手。但，事实终究无情，真相已经逼近。逼近的真相逼着我们思考：网友为什么不信任政府？本来这就是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仅“虎门”，也不仅“水门”，几乎任何一个问题门，政府都不足以让人信任。

长期以来，我们听惯了来自政府的“要相信政府”的声音。这种声音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剖析的误导。在未往的专制社会，统治者总是习惯摆出如周武王所说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姿态。此即上天保佑下民，不但让他来作下民的君，也作下民的师。下民什么都不懂，既要服从他的统治，也要听从他的教导。君师合一，怎么能对他不相信呢。不但作君作师，周武王更递进为“作民父母”。直到今天，不少地方官员仍以“父母官”自居。父母总是体恤孩童的，民众就是孩童，子民如不信任这样的父母还信任谁呢。由此可见，政府要求民众相信政府，有着一条深长的历史暗脉。这类话语不仅表明政府没有摆脱专制时代对下民的统治意识，同样表明它压根不明白，现代社会中，民众和政府的关系。

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特点就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个不信任乃是对权力和人性的不信任。权力背后有利益，人性又有天然的逐利本能，由此构成的政府，民众找不出信任的理由。甚至，政府本身就是现代社会不信任的产物。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麦迪逊说：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政府也就不必要了。反过来，不是天使构成的政府，又安得让人信任。只是民主的本义是自治，民众并不需要政府作天使，而是需要通过政府这种形式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因此，在民主社会，政府本身就是一个防范机构。无论政府的定期选举和轮替，还是权力配置上的制衡，无不表明民众对政府和权力的警惕。当然，不信任政府不是取消政府，我们并不需要无政府。正如美国宗教哲学家尼布尔的名言：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又使民主成为必要。就后者言，如果民主是必要的，因而政府也是必要的；那么，民众和政府之间，应当不是信任关系，而是监督关系。

因此，谨以民主社会为参照，希望以后政府不要再说“相信政府”，而是多说“欢迎监督”。

 

近日香港突然发生一场形同文革的大批判——左派口诛笔伐立法会议员李柱铭先生，除了他们硬是闭眼不看事实，给李先生乱扣帽子之外，还有一点值得大家思考的是，李先生一再声明他不但没有提出杯葛奥运，反而明确反对杯葛；不少专家学者也指出李先生在“华尔街日报”文内所用的“press for”意思是“促请”而不是“施压”、“direct engagement”是“直接对话”而不是“干预”。於是，就引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新问题：如果真有人提出杯葛奥运，真有人要求美国政府向北京施压，干预恶劣的人权状况，是不是就等於“汉奸”、“卖国贼”呢？

虽然笔者也不赞成杯葛北京奥运，但笔者认为绝不等於。因为所谓“汉奸”、“卖国贼”是指勾结外国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的人。而奥运会本身不过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会，不是任何政治集会，更谈不上外国侵略，每一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包括中国人在内，即使是提出杯葛，又与“汉奸”、“卖国贼”何干？事实上，首先将奥运政治化的正是北京政府，为了争取申办成功，打造一个万邦来朝的太平盛世虚假形象，自己庄严承诺改善人权促进民主，说了又做不到，才引起包括李柱铭先生在内的海内外民主人士呼籲美国总统布殊藉承诺参观奥运之机，促请北京政府改善人权。而且杯葛奥运会的始作俑者又正是中共本身，中共立国后一直因为台湾使用“中国”名义参加奥运会，一直杯葛奥运到一九七六年；当年将台湾排挤出国际奥委会以后，一九八0年又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起杯葛莫斯科奥运，直至一九八四年才第一次参加奥运这个大家庭，以其杯葛次数之多，杯葛时间之长，均堪称世界第一。你杯葛别人的奥运会就可以，如果有人说说杯葛你的奥运就是罪大恶极，这是什么逻辑？此外，北京屡屡要求美国政府就“台独”、“入联公投”等问题对台湾施压，干预台湾的内政就可以，别人说说都不行，就是“汉奸”、“卖国贼”！那不是“只许我做，不许你说”吗？

事实上，因为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恶化，不久前记者无疆界组织第一次被中共官方邀请访问中国，负责人万桑。布鲁塞尔（Vincent Brossel）就提出了要求释放在押记者，开放互联网等要求，否则将提出杯葛奥运。国际特赦组织9月21日发表“奥运倒数前一刻的人权改革”文章称：“如果中国人权状况在未来几个月内没有任何实质改善，国际社会将不可避免採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就在中国大陆内，奥运倒数一周年时，刘晓波、丁子霖等数十名知识分子联名发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我们对北京奥运的呼籲和建议”也明确要求北京政府改善人权状况；不久前在香港接受记者採访的上海市民承森先生说，上海市有数千居民在“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呼籲书上签名；大陆网站上流传着一首歌曲“奥他妈的运”，表达了广大民众对北京政府为举办奥运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强行拆迁、限制自由，将奥运高度政治化，採用倒计时日夜大肆宣传，将其看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强烈不满。海外民运人士杨建利先生近日更提出“有条件杯葛奥运”，呼籲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提出各自认为合适人权改善条件。照香港左派土共的标准，是不是他们统统都是“汉奸”、“卖国贼”？

南韩因为举办一九八八年奥运会由军人独裁国家变成了民主国家，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期待二00八年北京奥运也成为中国走向民主的转捩点？李柱铭先生忧国忧民，为大陆人民争人权，同时也为香港人争民主有什么错？那些为了一己之私，闭眼不看中国大陆恶劣的人权状况，盲目地跟着指挥棒转，参加围剿李先生的人才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

（30/10/2007香港）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11月号

 

张耀杰先生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了历史上的“蔡元培悖论”。如果说“蔡元培悖论”是指，在提倡新文化的“五四”运动中，其推动者蔡元培先生主张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真正的推动力量，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来的发展中，德先生、赛先生麾下的大将无不反其道而行之，党同伐异，唯我独尊。

最鲜明的例子是鲁迅和胡适：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胡适抗战胜利后拥护蒋介石进攻解放区。

最生动的例子是蔡元培先生自己：1927年4 月间，他主持国民党监察委员会的会议，提出“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通过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的文告，成为国民党清党的推手，以至于远在北平的周作人发出这样的批评——“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而“吴、蔡诸老”无法推卸责任。

最大的例子是毛泽东：这位“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登上九五之尊，坐定天下之后，嘴巴讲百花齐放是发展文艺的方针，百家争鸣是发展学术的方针，做起来却是只许放歌颂他个人的香花一朵，只许鸣宣传他个人思想的学术一家；凡是不符合他要求的异端，一律批判取缔，凡是不绝对服从他绝对权威的人，无不就地消灭。

完全可以这样说，新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以新文化人自居者，理论上的主张和政治上的行动总要反其道而行之，有普遍性。

二、“蔡元培悖论”的根源

新文化进入中国之后，接受新文化的新人物思想和行动相矛盾，原因也许很多，根本的一点可能是：在西方，人们创造新文化是出于限制权力、改造权力，实现人人幸福都最大化的需要；而在中国，接受西方新文化的人物却是用新文化去夺取权力、巩固权力，实现权力集团的幸福最大化。夺取权力，巩固权力，中国已经反复进行了几千年，独独没有对权力的限制和改造，新文化运动酿造的革命夺取权力，巩固权力，限制权力，改造权力依然缺位，不过旧瓶装新酒，似新实旧，轻易之间就回归传统。正是权力这个支点，把“清党”、“剿共”、“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万寿无疆”、“最高指示”撬起来，压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头顶上。跟着权力跑的新文化运动中人，都是“蔡元培悖论”的演员。那些首尾一贯，表里如一，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人，虽然不制造“蔡元培悖论”，由于他们不仅不屑于跟权力者同流合污，而且往往还要给权力者出难题，常常被权力者打压，命运大都很悲惨，从没有过“蔡元培悖论”制造者的风光。这一现象更进一步揭示了，新文化在西方是有根之木，到中国尚是无根之萍。

三、“蔡元培悖论”的化解

‘以食为天“的中国传统，重视的是物质，轻视的是精神，因而中国的问题很少由精神造成的，问题的肇因往往是物质。所以，要化解”蔡元培悖论“，关键就不在于理论上如何深入探讨，而在于生活中如何限制权力，

县长权力，改造权力，形象点说，就是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追求，进化为“苍天不死，黄天已立，苍黄共治，天下大吉”的现实。“苍黄共治”，就打破了权力的封闭性和垄断性，而且成本最低，基础牢靠，权力开放，走向全民，，国家遇到问题，全民参与寻找适当的办法，恰当解决。

这里的关键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需要得到适当的权力。这个适当，就是度，掌握这个度，才能有效限制权力，顺利改造权力。中国人的智慧，正经受着它的考验。

这些道理已是西方社会成功的历史，也是当今世界的老生常谈。然而，知易行难。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虽然比自己从生活中挖掘真理要容易些，但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不免会有更多的新情况需要认识，知之易又会变成知之难。

更严重的是，中国人最多的是手物质生活推动发生的变化，而不是受精神思想指导前进，也就是说，知之易，无助于行之难。

然而，没有对真理认识的指导，行之难往往难到处处碰壁。也许如何使先进的文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决定生活；如何使进步意识决定存在，不再出现“蔡元培悖论”，才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变化，发展前进的要害？

 

 

2007年10月22日

一早我去校党委找朱正昌书记，反映我的选举海报被恶意撕盖问题。到了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非常认真，也很客气。他说，朱书记去北京了。我说我可以见一下秘书吧？他说：可以。并告诉了房间号，秘书也是很认真，知道我要参选人大代表，他立刻从电脑中给我打印了一份山大党委发的“关于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提了很多原则，并有领导小组的成员名单。摘录：

“一、组织领导：换届选举工作要在学校党委、行政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学校成立由党委副书记尹薇同志任组长，姜法魁、周洁、王晋臣同志为副组长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

我把两份张贴的海报底稿交给他转朱书记，内容是：要求调查恶意覆盖选举海报。

我随后去了选举办公室，看到了一位主任，他在山大工作多年，比较熟，他也认真地介绍了一些繁杂的选举工作，并说原来上级要求，选民榜都必须用毛笔书写贴在红纸上，现在选民多了很难办，能写毛笔字的人又少，今年改为打印在红纸上张贴，组织选举工作也是非常辛苦的。

我去管院拿信，并收到办公室给我的一份“选举工作日程”（附后）。我和一位工会干部说了我的参选意向，他表示鼓励，并提出积极的建议。

我的海报在半夜又被覆盖，我写了“我在阳光下贴，你在黑夜中盖” （附后），张贴出来，布告上贴了一份一读者的意见，对我有鼓励，也提了一些建议。我感到有支持之意。

10月23日

上午又贴了“致山大党派人民团体书”，并附“民建座谈会发言记”，后去党委统战部，部长很热情，对我参选没有提出异议。

他接到电话，说：我下去一会儿，马上回来。他从旁边办公室叫了一位工作人员陪我聊天。我想，大家忙，我还是回去吧，下楼时我顺带去副书记办公室敲门进去，看到部长和书记正在谈话，我对部长说家中还有点事，先回去了，并说简单问书记一句话：

我说：民主党派怎样参选？她说：按程序办。

我说：选举法规定政党可以参加提名，怎么提法？她说：按程序办。

我说：你看过《选举法》吗？她说：你要教育我吗？

我当时有点儿火，可能说些不很得当的话，统战部长忙说书记这几天有病，父亲也住院，今天带病上班。这时我才发现书记左臂被吊起，右腿也有伤。感到自己语言不当，即与她握手表示道歉致意。

我这人不大关心别人的状况，动不动就发火是不对的。

今天给一些在职朋友打电话，才知道有些单位不召开提名会议，只是电话询问选民，电话中建议三个候选人，（三人中没有我，有位副校长）前提是二个女性、一个男的，其中一个要党员，（不知是谁做的规定）。我连忙给管院的其它人打电话，很多人说接到提名电话很突然，临时想了三个人，如知道我要参选，他会提名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治知道自己当选的可能更小了。在男性占绝大多数的山东大学，做为男人在这里只有33﹪的被提名几率（上级规定二女一男），做为非党员的我，当选几率更小了（三个候选人必须有一名党员），还听人说，一个男的必须是党员，那我就彻底没希望了。

但是不要灰心，继续努力，好在我的目标不只是“当选”一项。

2007年10月23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请查办恶意撕盖破坏选举

18日我在山大南院宿舍东西门布告栏中，张贴了“就选举问题给校领导的建议”，19日上午又张贴了“选举法摘录”和“致山大党派、人民团体书”。结果，东门处于19日下午被恶意覆盖，20日一早发现西门的张贴物也被撕去，20日上午8点我张贴了“请校党委查办破坏选举恶意覆盖”（下方注明此件三日内请勿覆盖），结果11：00左右又被撕毁，只保留了三小时。

10月20日中午12点，我贴了“选举法摘录”和“孙文广竞选区人大代表请支持”，下方注明三日勿覆盖。我就近坐下等了30分钟后离开，晚间8点还保留着，但第二天一早发现又被覆盖了，是半夜干的。

对此恶劣的违法行为我提出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校党委查办。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退休教授孙文广2007年10月21日

(21日转贴“选举法择要”当天半夜被覆盖。)

我在阳光下贴，你在黑夜中盖

我的竞选海报“孙文广竞选人大代表请支持”和“投票权利意识……”，尽管这两份海报上都注明了“要保留三天”，22日晚间十点还在南院宿舍布告栏上，今日凌晨已被人覆盖，看来是半夜干的。我要跟覆盖者说几句话：我在阳光下贴，你在黑夜中盖。你很累，你很苦，你的做为可能不是出自本意，不知是不是上级有令？也可能你为饭碗不得已为之。请你转告上级，这种做法不受群众欢迎，有违法律。

“十七大”已经闭幕，昨天选出了常委，你这些做法不合“十七大”号召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要求。

孙文广于山东大学南院宿舍2007年10月23日
电话88365021，13655317356 此件28日前请勿覆盖

 

五十年了！人们奋力冲破重重封锁与迷雾，对“信阳事件”以往的三个误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