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作者：梁文道 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专栏作家

《色，戒》走红，连汉奸也重新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说李安与张爱玲丰富了汉奸与爱国志士的形象，还他们人性的本来面目；也有人说这叫做美化汉奸，所以不只本来就很成疑问的张爱玲要因此罪加一等，甚至李安都快变成新汉奸了。

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这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对还是不对？只要把同样的眼光挪向我们此刻身处的现实测试一下就行了。你说马英九是忠的吗？他为什么也要赞成台湾“重返联合国”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尾随美国入侵伊拉克，八成是奸的了吧；那你又怎么判断他恢复英国经济活力的政绩呢？你能肯定地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

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等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了。我的意思不是要宽大地对待汉奸，而是要历史地对待历史。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谈论汉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汉奸”这个概念放回历史里头，审视它的生成与演变。

忠奸之辨远非全然相对、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论大部分的汉奸在他生前是不会轻易接受“汉奸”这种称号的；所谓“汉奸”，多半是后人的判断，而后人的判断则往往依据了不同的标准甚至某些个人的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陆各国也纷纷掀起了肃清“通敌者”的风潮（“通敌者”一般英译为Collabormtor，他们似乎没有“德奸”、“日奸”和“荷兰奸”的概念）。那是个百废待举的废墟年代，广厦已毁，人才难求。于是在现实的需要下，许多货真价实的“通敌者”者一一过关，重回舞台，重操故业，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是这里头也有一些人为求自保，就大力检举昔时友伴，因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发其他人的罪行，他自己就显得越清白。更有一些战前在事业上极不得意的人，比方说没什么天分的年轻指挥家，这时以爱国者的姿态出击，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主理过一批大牌乐团或者歌剧院。他们的言论很正义，但是他们的心态很阴暗：既然我在专业上爬不过你的头，我就要在爱国的问题上绊倒你，取而代之。

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实况绝非历史剧里那般正邪分明。反观中国，几乎所有超越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可是,另一方面,也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事实不是如此简单,比如说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呢？这就是一个令很多人感到困扰的问题。大家都很难想象，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因谋刺满清摄政王而入狱，且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好汉子，怎么就会成了一个与日本议和，成立南京伪政权的大汉奸呢？于是坊间就有许多传说了，其中一种最令人神往的版本是这样的：其实汪精卫是假装的，他早和蒋介石串通好了，俟时机一至，他就会起兵反日。

其实这种美妙的民间故事依然不脱传统忠奸二分的历史观，它反映了大家心底的渴望和想象。大家不只希望能够准确地把汪精卫嵌在一个简单的范式里面，还很希望一个好人能够由头忠到尾；既然汪精卫一开始是条好汉，他就应该继续好下去，这才符合我们既有的世界观。

但是什么叫做好人呢？我们能够稳当地判定一个人是真正的爱国志士吗？去世不久的美籍中国史权威魏斐德曾在其名著《上海歹土》里面指出，孤岛时期的上海有不少业余特工，他们平常可能是文员，也可能经营家小店铺，收入不大好的时候就受雇去施袭暗杀。假如事败被捕，说不定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烈士。更常见的或许是李士群和丁默邨等有名的汉奸，你说他们亲日倒不如说他们是想谋利。就像托洛斯基所说的“职业革命家”，搞革命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谋生，革命于他们而言不外乎职业。为什么李士群等人可以一生游走于国、共和汪伪之间，最后又秘密地替重庆政府办事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全是职业的特工，谁给活干就帮谁，处身乱世，但求苟存。加拿大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卜 正 民 在 他 的 近 著《Collaboration》（且暂译作《合作》）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有些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匿藏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看来这应该是最罪大恶极的汉奸了，但这种恶行却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们免遭日军滥杀的厄运。那些汉奸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无辜百姓，还是纯粹无耻的自私呢？我们很难判定，因为我们往往只是看了表面的行为就定了他们的罪，没有兴趣去翻箱倒柜查档案深究他们的口供和心理。

或许是外国人的缘故，没有太多包袱的卜正民甚至还举了很多实例说明现实情况复杂。比方说历经屠城之后的南京就有一个典型汉奸，城里的 洋 人 称 之 为“famousJimmy”，这个王姓汉奸在日本人手下负责分配粮食给市民,同时提供一些妓女慰劳日军。卜正民认为，若是不看目的，你很难判断其行为的好坏。一方面他极力向日军争取最大限度的粮食配额，使许多百姓不挨饿；但另一方面这也曲线地强化了日军占领的合法性。一方面他找来中国女子供侵略者享乐，同时这却也使得日方不再有借口任意欺凌妇女。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的立场有关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抗战史至今仍是一块荆棘满布的森林，两岸曾经各有不同的诠释，连国民党共产党谁的功劳大都还是问题，不过两党都以领导民族抵抗外侮的成就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既然如此，双方的官方史学就都必须以一套分外分明分外严格的标准辨识那混淆灰暗的年代与人物，不容半点含糊。因为历史教育始终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有责任生产一批符合标准的好国民。何谓好国民？典型在夙昔；何谓坏国民，汉奸簿上斑斑可数。

只不过这种符合国民教育目标的史学不一定就是套上好的道德教材。因为道德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学生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尤其是黑白难判异常艰困的处境）下明智地行动，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多年以来，中国和海外的史学界对抗战的历史研究已经推进了不少，可是大家的成果仍然没有进入大众的意识和教育的层面，特别是汉奸那一段往事。今天换上更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他们，不是翻案，也不是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更好的道德教育。可别忘了，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怎样实践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汉奸的历史不就正好说明了这点吗？

 

作者：和菜头  知名网友

报载，11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董彦斌向北京西城区法院起诉华星国际影城和国家广电总局，称前者提供的删节版《色，戒》，剧情结构不完整，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后者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他要求两者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500元。

人人都知道他的起诉不可能成功，不过是出口恶气而已。西城区法院有法官，但是司法独立地位尚待证明。换言之，假设他是在广电总局的法院里起诉广电总局，结果自然不难预料。不过他的勇气可嘉，法律你当它是法律，它未必真成了法律。但是你当它是草纸，那就真的成了草纸。拿出草纸来嚷嚷，也算是提醒我们，这并非草纸。

既然这样提出来，西城区法院就相当尴尬，不能当众如同对待草纸一样对待董先生的诉状。否则，那身法袍也就变成草纸了。要不怎么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呢？烫手的山芋交到了西城区法院的手里，他们一个乾坤大挪移，配合太极劲，硬是把山芋从半空里卸了下来，而且将力道的方向完全改变，扔回给董先生。最后西城法院是这么处理的：

西城区法院收到董彦斌的起诉材料后，进行了初步审查。最终，认为董彦斌还需提供没有删节的《色，戒》电影版本作为证据，该院当天未准其立案。

这个要求完全合乎法理，谁主张，谁举证。你董先生既然说删节了，那好，请您出示未删节的版本先。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合法渠道，董先生是根本不能得到《色，戒》的足本的。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北美，向内地输入音像产品必须经过审查。有着蛋蛋的忧伤的足本《色，戒》自然不在通过之列，全海关的人都看完三遍，也不可能到得了董先生的手上。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足本《色，戒》。那么这个官司肯定是打不起来了。

西城区法院用纯粹的技术性击倒手段，一举击倒董彦斌先生，证明了职业法律工作者和在校政法博士生之间的巨大差距。推而广之，中国网民也并没有被屏蔽于任何网站之外，因为那些网站你访问不了，访问不了就是根本不存在。进而言之，清帝国之时也并无所谓西方列强，因为列强在国门之外，又不准片甲入海。如此，世界只有一个中国，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其他国家。至于说为什么现在又有了，可以请物理学院士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时空扭曲的深刻道理。

 

“治不好你，也吃不死你！”这句关于假药的典故，已经构成中国医德历史的一部分。比方说，在我少年时代，就听老人们讲：村中的商业冒险者们如何去南洋卖假药──青青菜疙瘩剁碎，再调上家作大酱，团成了丸子，就卖给南洋人。对于那些慢性病人呢，就告诉他：“我的药你要在窗台下埋七七四十九天，挖出来再吃，效果会更好。”

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实际上是卖假药者自己设定的时间。等某个人在49天后从窗台下的坑里起出“奇药”，卖药者早登上回国的客船了。这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人骗人的伎俩。现在嘛，骗外国人难了，就骗自己人。道理仍然是“吃不好你，也吃不死你”。不过“青青菜疙瘩加大酱再团丸子”的工序也省了许多，干脆就用淀粉代替医药化工材料。早在7月初，东北地区就发现先锋四号。（学名“头孢氨苄啶片”）的药面全是淀粉。

真乃当代中国药品经济的一大奇观。药品经济催生的国家药监局系统窝案太让国家丢面子，所以新闻发言人就出来“辩护”，说：“药监系统大部人员是可靠的、廉洁的”等等。不管这话有多大可信程度，药品经济中的高额利润还是吸引着大批投资人与推销商在滚滚红尘中奔走，因为他们知道：一毛钱的东西卖成十块即百倍的利润，在向他们频频招手。最后连“古训”也不遵守了，在药品中加入毒品以增加疗效，直打得老品牌的好药站不住脚。

不知是气愤而致的夸张，还是真出于维护药品经济共同底线的道德责任，广州药业集团潘高寿药业股份公司的董事长魏大华先生，语出惊人：国内目前市场销售的百余种止咳药中，有三分之一左右产品含有可待因、麻黄碱、罂粟壳、樟脑酊成分之一种或多种。此四物皆为毒品，人一旦食用就产生依赖性。

由于毒在其中，止咳药也成“摇头丸”的替代品。有报道说，在北京、深圳那样的大城市，有中学生群体“以非治疗目的”而大量购买、服用含可待用成分止咳露的现象。

在中国制造一再蒙羞，或许也为“反华势力”夸大的情况下，中国的药品经济终于忍不住而开始复古，要去骗外国人。2007年1月，一家中国医药公司向美国市场出售假药，被人家抓了个正着。是淀粉或者可待因，“反动报纸”《纽约时报》没进一步报道。我们没有相关的资料再更多地描述那个“昨天的故事”（事故），但是，中国有1，300家化工企业在网上声称自己提供药用原料，而究竟哪家有资格生产药用原料则是个“超级秘密”。

不幸的是，既欺骗国人又欺骗洋人的“超级秘密”让《纽约时报》盯上了，相关报道称：10月份，在米兰，

“至少82家声称自己生产和出口制药原料的中国化学公司，（被发现）没有一家获得了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

这就怪了！没有药监局的认证，怎么出口的呢？商务部难道全是“法盲”不成？海关难道参与“贩药”不成？但愿这些无证“药料”被外国人销毁，别再运回中国。因为它不象有毛病的玩具，出口不了，卖给国内的孩子们玩。那些在地上铺摊子的玩具零售商，还很得意地说：“出口货哇！出口货。贱卖，厂家赔血本，大甩卖。12块钱一个小电动狗，不打价啦！”

与卖毒玩具摊主的兴奋相比，那些使用了假狂犬疫苗的农民，该是多么地惊恐。在一个采访中，那位农民额上紧张得出了一层密密的汗珠子。

因为很少看电视，只是偶尔看几眼，才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哪个台，我已经忘了。忘不了的，只是一个问题：药品经济还能有多缺德？

（2007年11月14日星期三，于绵逸书房）

 

昨晚8时，希望之声电台记者田溪采访我，谈对于汪兆钧和郑存柱上书的看法。我说，我对于他们的上书，已经写了《汪兆钧，大义凛然可尊可敬》和《坐在炸弹上的中国社会》两文，发表在《民主论坛》上。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希望胡温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诉求，以他们特殊的身分和公开、明确的态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想必会起到促进作用，胡温不会无动于衷，拒客千里，但是也不会有任何正面表示和回应。只要对汪兆钧和郑存柱不报复打击，就是他们能够宽容的表示。宽容也是一种值得欢迎的进步。

这正如鲁迅所说的，

“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故乡》）

我想希望之声电台，顾名思义，也是想要把希望变成现实。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是一步步把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希望，逐步变成现实的过程。

田溪的采访，本来只需要截取三、五分钟的录音播放，可是，前些天我们谈了64分钟，昨晚谈了74分钟，可以说是漫谈的漫谈，想东说西，纵论国是，中心就是希望胡温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

田溪是“6.4”前出国的，出国前总有20几岁吧，现在年龄应当过了40，因此我们的对话，比起那些没有中国生活经历的人或年纪太轻的人，比较容易沟通。她很愿意听我说话，听一个可能比她年长20几岁的人，谈说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见闻观感。我真希望当局把窃听的录音带听一听，我的电话被监听这是用不着怀疑的秘密。

田溪问我，“胡温作为现代大国的领袖，为什么不开创政治体制改革，为国家开千年太平，为人民谋百年福祉，为自己建立一世功业，青史留名？”田溪背诵了许多古诗古文，心中涌动着诗情哲理。我真佩服她。这么一位去年20几年的人，应当儿女也很大了，虽然职业是记者──也许还是义工，但是希望母国走上民主大道的情结却是难解难分。

我说，胡温比起他们的前任来说，现在不断释放出谈说民主的言论，而且他们的智囊如俞可平，有英、美两国的学历和见闻，所以应该说要开明得多。面对世界潮流和中国人民的强烈诉求，他们也要与时俱进，有所改革。

田溪饶有兴致地听我说胡锦涛和黄万里的故事。胡锦涛1959年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学习。这时黄万里已经打右派了。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他在70个人的专家会议上，力战群雄，成了唯一一个坚决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人，理由就是修建了大坝，就把泥沙拦死在大坝的上游，不久就会把大坝淤死。可是，那些为了讨好毛泽东的人认为，修建了大坝，就会出现古人说的“圣人出、黄河清”的预言，结果上马派取得绝对优势，而且黄万里成了钦定右派。不幸的是，黄万里预见到的局面很快出现，三门峡上游因为泥沙淤积，不断抬高河床，由地下河变成了一条地上河，连西安城的安全都受到威胁。

世界上修建大坝因为设计错误报废的事件也有，但是绝对没有在有人持有充分理由反对的情况下，还要蛮横修建，而且还要把反对者打成右派。黄万里的遭遇，在反右运动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这种以政治手段违反科学的恶劣事件在毛泽东反科学的重大决策中是极为典型的事例。

我推想，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绝对不仅仅是智囊们的高见。其灵感来源，应该是亲眼见到黄万里的遭遇。胡锦涛在清华大学做学生时期就入了党，做了政治辅导员，而且和黄万里都在河川电站专业。他怎么会对黄万里一无所知呢？

不过，现在胡锦涛还在高举毛泽东旗帜。他提出科学发展观，但是不敢指出正是在和毛泽东唱反调，起码也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训，纠正毛泽东的错误。

胡锦涛是一个在共产党内一帆风顺进入最高层的人。他入党之时，正是毛泽东已经对刘少奇完全失望，高调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时候。胡锦涛从入党之日开始，他的心中只有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远大目标，后来受到邓小平的信任，提前十年，隔代任命为总书记。这样一位得到革命前辈裁培和信用的总书记，他要是一下子转变成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那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固然首先要胡、温觉悟，但是海内、外学者、民众的合力也非常重要。这次汪兆钧和郑存柱的上书，就起到极为强大的推动作用。虽然海外电台被干扰，网站被封锁，但是能够收听收看的人还是非常踊跃的。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博树发表的《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就以毫不含糊的语言明确提出了解构，即结束一党专政的问题，也是说明这是潮流所向，人心所向。当局虽然极力阻止、打压，已经不敢肆意妄为了。

比如，半年前，我自费印刷了个人文章结集的《历史大视野》，采用了香港出版公司的名义。这在大陆已经是通行的办法。可是被查抄，而且还抄家，抄走电脑护照等物。现在，我的案件由辖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处理。他们说，你的书，不关乎内容，只是因为采用了香港出版公司的名义，所以属于非法出版物。那么，这全部印刷费区区12，000几百元的“经济犯罪”案件，谁去报案他们也是拒绝立案的，即使十万元的经济犯罪问题，也未必立案，因为涉及的金额简直是不值一提，可是他们至今，已经过了整整半年还不结案。为什么？

有意思的是，十七大前，公安局把我叫去，客客气气地给我“李老师”让座，斟茶──因为我是一名“经济犯罪分子”自然不应该这样客气待我，婉转告诉我，为了处理我的问题可以随时找我，因此，如果我要离开济南时，先告诉他们一声。其实，这样的劝告，我早前一天，已经从单位领导那里得到，所以我也就满口“好，好，好”了。

十七大前，全国都是如此，害怕老右到北京，怕我们去中南海请愿，到天安门游行，或许还害怕我们去埋地雷，扔炸弹，象巴勒斯坦人那样自杀爆炸，把人民大会堂炸翻……胡温对于我们这几个老右派既要打压，又不敢放肆。对于我，正好抓着了一个把柄，作为要挟的筹码。

难道和谐社会就是这样构建的吗？和谐，和谐，一个不让人说话、说不同意见的和谐社会，岂不是又回到毛泽东时代了吗？难道非要把我们打压到死去的那一天才万事大吉吗？啊，上帝啊，让这几个老不死的右派快快死去吧！

但是，我仍然希望，胡、温诸公，加快改革步伐，时不我待，民主自由社会我们还希望见到一面，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2007-11-14晨）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说，当他就改善中美关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时，专家们一个几乎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必须首先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政府，然后才能改善中美关系。

实际情况与这大相径庭。后来基辛格才发现，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认为，台湾不是中美关系的试金石。

因为对一个政权而言，其“国家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当时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首先是苏联，其次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而台湾问题，充其量只是“中国的内政”。

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才说：“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指当时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才是大问题。”为了搁置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毛泽东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

中美关系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美国主流媒体也承认，这不但“推动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主权决不仅仅维系于领土的完整，更取决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由两大块构成，一是外部安全，一是内部安全。

今天，威胁中国外部安全的因素，无庸讳言，应该是在走向并继续走向缓和，日益成为一种“冷威胁”，至少已经不再激烈。

比较之下，中国国家内部安全，也就是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越来越成为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取向。中国和世界历史都一再证明：攘外必先安内。靠“勒紧裤带”去援助世界，固然能换得一时节的“同志加兄弟”，然而到头来，不是变脸，就是兵戎相加。

如何实现国家内部的长治久安？现代政治常识告诉我们：民主的国度，其社会总是“国泰民安”、“政通人和”。虽然在中国特色的专制基石上，也曾不乏稳定与和谐的“盛世”，然而无一例外，总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成不中国执政者怎么也摆脱不去的梦魇。对此，毛泽东早就明示后人：民主才能走出周期率。

历史是今天的过去，未来是今天的延续。我们既无法改变历史，我们也无力改变未来。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现在。人，必须为今天而活着，为幸福而活着，为追求今天的幸福而努力地活着。

中国人民为建设共产主义之类的未来，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为之牺牲了个人自由、创造精神、文化甚至家庭生活。今天，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任何集团，哪怕是先进性集团，为了“一个中国”的所谓“前提”，再次担搁十三亿民众的幸福与福祉。

今天中国社会的“大问题”，是国家内部安全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民主、民权、民生问题。一个政权的形象、荣誉和尊严，来源于其民众的自由体面、富足快乐的生活。统一固然可以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快感，但终归当不得饭吃。人民的素质事实上并不高，他们从来只会依据自身状况来评价他们的执政者。从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资料上看，当年日本侵华时，有些中国人并不“逃难”，正如他们所言：“谁来了不是交粮纳税？”事实往往就是这样：只有改善与提高了民众生活质量的人，人们才会对他们“心连心”。

国家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想分分不开，想合合不拢。苏联在专制的魔力下，曾经吞并了周边一系列民族。然而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却在一夜之间四散而开。但是，东德和西德尽管在绝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各走各的路，最后却在民主的彼岸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统一。今天的南北朝鲜，任何人也不会怀疑，迟早有一天会走向统一，而且，更多的人可能认同，届时必然同样是民主的韩国兼并社会主义的朝鲜。

从历史上看，那些走向民主的国家，似乎总是在扩张而非“丧土失地”。英国、日本、美国等都曾是成功的案例。当然，今天民主国家的扩张，已从领土等物质层面，转到民主自由理念等精神层面。这种扩张，也很成功，世界上生活在民主天空下的国度与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在增加，而专制政权的个数，则一直是负增长。

当十三亿人的创造精神和自主能力，在民主的制度下释放出来的时候，其创造出来的能量，纵使不会“天翻地覆慨而慷”，也一定会“当今世界殊”。那一天，我想，台湾问题不但不会是个“大问题”，有可能更本就不是个问题。

 

整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专项行动正在全国范围展开。无可讳言，记者已经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职业。一方面是怀抱新闻理想的主流记者，冲破重重阻力，苦苦追寻真相和正义，用自己不懈的努力，捍卫着记者职业的荣誉和尊严。另一方面，以记者为名行诈骗之实的害群之马也为数不少，而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所言，甚至已形成为社会“公害”。记者队伍良莠不齐，毁誉兼具，是一个基本事实。

其实，从业者的这种两极分化，并非记者所特有。最近发生在广州的枪击教授事件，就足以令人警醒。事件本身已经很不幸，更不幸的是，网上竟不乏幸灾乐祸的冷血言论。以冷血言论攻击死者的网民，对死者原本并无了解，主要因为死者是医生，便充满仇恨，而毫无悲悯之心。这固然反映了生命伦理之缺失，但医生跟记者一样极具争议性，也可见一斑。又岂止记者和医生？几乎所有公共服务行业，譬如律师，譬如教师，譬如法官，譬如警察，譬如公务员，莫不是良莠不齐，毁誉兼具，它们的社会评价、社会信用显然都不能令人满意。

我们就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公共服务行业的职业尊严，到底怎样重建？

还是从记者职业说起。记者就该追寻真相和正义，这不是记者个人的偏好，而是社会的规定，是现代化分工体系赋予记者这个特定行业的使命。从这个职业规定出发，会有一整套明规则，从各个层面，来保证记者天职的实现，使记者能以真实的报道、独立的意见来供给舆论市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如果记者的这个职业特性能得到充分尊重，记者职业的明规则能真正成为记者的最高法则，内化为记者的职业本能，那么何愁没有好记者？纵然偶有害群之马，也难逃同业监督和社会监督，而遭普遍唾弃。这种情况下，何愁记者职业没有信用和尊严？但假若记者的职业特性不被尊重，明规则不修，就难免潜规则盛行。明规则使人向善，潜规则使人趋恶。在潜规则的导向之下，记者远离自己的职业规定，记者之失职乃至堕落，就不足为怪了。

如同记者之天经地义是追寻真相和正义，医生之天经地义则是救死扶伤，法官之天经地义是忠于事实和法律，教师之天经地义是教书育人。所有公共服务行业，各有自己不同的社会分工，但现代化分工体系规定了它们内在的职业特性，这种内在的职业特性都具有一定的神圣性，这一点却是它们共通的。也就是说，公共服务行业并非纯粹世俗性的，它们更是从业者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的平台，更能为从业者提供荣耀和尊严。如果忠诚于自己的职业不仅能够谋生，而且可以妥放自己的灵魂，愈是职业化，愈是能够在物质上、精神上安身立命，那么还会有谁愿意远离自己的职业规定，背叛自己职业的明规则，而走上职业叛徒的不归路呢？

现代化分工体系是一个神奇的体系。它使人各尽其能，并在各尽其能的前提下，即在专业化的前提下展开充分合作，从而实现人的最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地激活个体和人类集体的潜能，使人的创造力、使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涌流。这就需要对现代化分工体系抱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对职业的内在规定性报以最大的尊重。充分保障记者权利，使记者愈是追寻真相和正义，发展空间愈是广大；充分保障医生权利，使医生愈是致力于救死扶伤，人生之路愈是开阔；充分保障法官权利，使法官愈是忠实于事实和法律，愈是无往不胜；总之是让明规则战胜潜规则，愈是职业化愈是得到社会奖赏，这样来建立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向淘汰机制，那么就不难形成良性循环的职业秩序，我们的社会就不会缺乏好记者、好医生、好法官，我们的所有公共服务职业，就都会成为让从业者自豪、让社会尊重的好职业。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日前举行的《广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研究》课题报告会上，课题组通过前期调查认为，广州存在五大强势利益集团，包括垄断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以谋取租金收入为主的食利者利益集团、以各种中间收费为来源的灰色收入利益集团、早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优势企业利益集团。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扩张有进一步强化之势。

用学术研究的方式来解读利益集团政治，自有其特定的分类标准和评价体系。不过话说回来，在一个提倡竞争的社会中，社会分化其实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群体之间因经济等条件不同必然有强有弱，强势集团也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但问题在于，这种相对强势和相对弱势并不必然导致强弱矛盾甚至冲突。把社会分为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需要。但如果据此认为社会强弱分化就会导致矛盾、不和谐，甚至炒作这种研究结果的话，则反映了一种陈腐的思维方式，即认为社会矛盾是由强弱对比而产生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社会矛盾是由于社会缺乏公正而产生的！

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机制健全，足以保障社会公正的话，小商贩、失业的工人即使仍处于弱势地位，也自有法律来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但当保护公正的规则、机制无法发生作用，只能凭借经济实力、政治特权来自保时，这种容易出卖自己的政治体制便更容易被强势集团所左右，集团之间的斗争也会日趋激烈。

在一些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国家，政府的角色就是维持社会的公正、调控集团之间的关系，最低也应在集团斗争中保持中立。即政府的权威不在于其代表了多少利益集团，而恰恰在于其谁也不代表这一点上。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机制能够理直气壮地对强势集团进行纠偏，使它们的行为不至于危害到其他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机制下，即使某些利益集团比其他集团强大，也不见得在政治上能够为所欲为，更不见得能够超越于法律之上。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反垄断举措，政治上的三权分立，都是这种纠偏机制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某一集团坐大。

此外，来自民间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人民大众的奋起，是制约强势集团的又一有效途径。美国历史上的废奴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走的就是这条道路。19世纪30年代，来自北方社会的废奴运动的兴起扫除了南方政治家掌控合众国的权力并最终废除了奴隶制。之后北方的大托拉斯势力主导了美国社会，垄断主义进入严重时期，并造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恶果，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使整个社会都意识到托拉斯对美国社会的伤害，最后通过《反垄断法》和政府的力量拆掉了这些垄断企业。但是随后政府本身又成为一种祸害，尼克松时代、杜鲁门时代政府力量无限的扩大给个人生活造成威胁，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又有了民权运动，用个人的权利对抗政府的权力，最终使得美国政府中的弊端被接连揭露，进入政治上的自我净化的时代。

美国历史上的三大强势集团——南方奴隶主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大托拉斯、无限扩张的政府本身，也曾经在政治上嚣张一时，但最终都在民间政治运动(废奴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中被一一纠偏，这一方面体现了美国政治体制中纠偏机制的存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美国民众决不屈服于强势集团的勇气，以及反对声中仍能恪守和平与非暴力原则的“理性的激情”。纠偏机制和社会运动相结合，使得美国有机会限制强势集团、纠正自己犯下的种种错误和过失。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社会和谐发展当然需要像肯尼迪说的那样“强者公正，弱者有所保障”，但问题是，强者不是生来就公正的，只有健全的纠偏机制、勇敢和理性的人民，才能使一个社会中最强大的集团逐渐学会公正行事。认识到这一点，比单纯地研究如何去划分强势集团弱势集团更为重要，同时解决问题的方向也会更加清晰。

 

《色戒》的成功，有风波，大陆上的风波，来自影迷。显然出于对只能看删节版，心有不甘，中国大陆影迷们，再一次集体发出感慨：要是电影分级就好了。类似的讨论，好像陆陆续续已经抽风式有过好几回，最后都是只见楼梯响，人就是下不来。其实，依我这个外行之见，凡是在我们的影院里放的电影，无论是外面进来的，还是自己拍的，想要分级，难，因为我们的审查者的思维里，只有删节，没有分类。他们的任务，开始是把那些令他们脸红耳热的镜头挡在国门之外，后来就变成程序了，只要见到暴露镜头就是一板斧。

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把电影分级，是考虑到观众的年龄段，有成人与非成年人之分，考虑到非成年人的认知水平和心智发育程度，有些电影暂时不能让他们看。这里，不仅仅有关暴露镜头，而更重要的是隔绝其中的暴力和血腥的因素。显然，这样的考虑，在中国没有基础，因为，我们的政府官员，是将所有治下的子民，都视为赤子的，赤子者，小孩子也。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什么成人。官员，是民之父母，父母官嘛，父母官面对的，管理的，都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子民。

正因为如此，官员对于老百姓的一切都要管起来，从理论上讲，吃喝拉撒，婚丧嫁娶都要操心，老百姓看什么，受什么教育，那自然更得严防死守，看牢了，当然啦，谁家孩子的教育，谁不操心呢。可惜的是，自改革以来，老百姓那种半军事化的组织化生存状态，已经不复存在，大量的人，没有单位，没有户口，也活得好好的，连农民都成批地变成了农民工，过着无组织无纪律的日子，官员想什么都管，实在力不从心。上个世纪80年代批判声讨喇叭裤，牛仔裤，男人长头发的蠢事，没有官员肯做了。因此，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多少有点肆无忌惮，只是在某些地方，出行选择交通工具，还是有点限制，比如摩托车和电动车就不行。

吃喝拉撒管不了，连赤子们看什么，其实也管不了。即使没有网络，中国的情色已经开始泛滥，猖獗的色情服务业姑且不说，单说看的，毛片从录像，到光碟，VCD到DVD，更新换代，普及迅速，试问，现在没有看过这些东西人可还有？别老说农村落后，人家那里脱衣舞已经可以跟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媲美了。

管不了也得管，管那些面上能管的。于是想在国内露面的影视作品，有点麻烦，乖巧的，在创意阶段，就得想好如何规避审查，否则拍了也白拍，除非只打算到国际上去争奖。管，在这里成了一种象征，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体系的象征——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还在坚持我的道德标准，至于社会上怎么样，我不管。当然，对于具体管的人而言，具体的好处也是免不了的。

有意思的是，从前管得特别严的时候，虽然老百姓是长不大的赤子，但官员好像还是成人，因为他们可以看点百姓不能看的东西，官员级别越高，成人度也越高，高到一定级别，那就什么都可以看了，连带人家的老婆孩子，七姑八姨小舅子，都一并具有分析批判能力，可以每晚操劳批判那些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可是现在，这种成人与孩童的分别，已经悄然不见了，官员们已经早就没这个耐烦当成人，批判腐朽，大概，人家现在热衷于直接行动了，行动对象，在小姐层面，从土妞跃进到洋妞，在情人层面，已经在给二奶编队了。

只是，跃进到行动层面的官员，在审查思路上，却依旧墨守成规，眼睛总还是盯在人体的暴露上面，对于凶杀和暴力，却相当麻木。因此，无论改革进步到什么地步，中国的电影，想分级，都只能是做梦。

 

自从《色，戒》开播以来，我的MSN就没有消停过。每次一上线，便会有朋友问：“看《色，戒》了么？”在得到肯定回答后，通常都会有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完整版的吗？”

第一个问题并无特色，有特色的是第二个问题，这也是转型时代特有的问题，因为这还不是一个“完整版”时代，尤其需要各人努力做好权利的拼图。

我曾经说，今日中国正处于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阶段，属于“虚掩着门”的阶段，只要努力，门外的东西能进来，门里的东西也能出去，但门口的确也货真价实地有那么几个貌似漫不经心的守门人。在《色，戒》的引进上，这一特征尤其明显。和世界各地一样，《色，戒》同样在中国公映了，但“激情戏”里灵与肉的交流却被删节，于是《色，戒》只剩下个6克拉的“钻戒”——若不是张李梁汤等人功力深厚，恐怕这部电影就沦落为“一枚钻戒引发的血案”了。

接下来的情形真应了“越禁忌，越流行”那句话，当影迷正常的审美要求得不到满足，只好不约而同在网上找到被删节的“激情戏”，像是给自己的精神世界打补丁，而《色，戒》也变成了一件“崭新的破衣裳”。就这样，本来可以一次性看完的《色，戒》，最后却分几次看，本来在家里能看完的，却不得不到网上拾荒。

互联网上影视补丁的存在，同样印证了我所说的“虚掩着门”的状态。一方面，由于许多信息无法进入传统的“主流媒介”，互联网因此变成了“流放之地”；另一方面，互联网海纳百川的开放性也决定了它将成为人们寻找粮食的地方。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成为网络信息的拾荒者。11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董彦斌起诉华星国际影城和国家广电总局，称前者提供的删节版《色，戒》，剧情结构不完整，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后者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中国喊“与世界接轨”已经很多年了，为什么世界各国都运行正常的影视分级制度不在中国尝试？为什么不通过这种分级制度完成中国公民的权利增量？显然，那种“一刀切”式的审查，不仅损害了著作权人作品的完整性，更损害了消费者的审美主权。没有电影分级制度，就只能让社会永远处于半开半闭的暧昧之中。最糟糕的结果莫过于，成年人的审美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孩子们却日复一日曝光在电视之下，被下半身广告催熟。

应该说，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任何国家都有审查制度，而有关审查的价值取向同样可以反映审查者的执政水平。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抛弃了“一刀切”式的审查，因为这种审查不仅导致了审查者对全体国民的全盘监护，更忽视了个体的差异与成长。此外，现有审查制度并非天经地义永远高高在上，它不仅要在创立前得到国民认可，同样要不断接受社会变迁与价值回归的检验。换句话说，不能只有制度对作品的审查，更应有人对制度的审查，否则只能证明“人为制度所奴役”，最终丧失创造的能力。

古语云，“食色，性也。”在我看来，“食”代表的是生存权利，那么“色”代表的则是审美权利，“性也”即是说它们都是符合人之本性、为人类必需的两种权利。而《色，戒》变成“钻戒”，其实质是观众审美权利旁落。

正因为此，尽管仍有不少网民谴责董彦斌是“为看‘激情戏’找政府打官司”，我却更愿意将这次诉讼的提起视为观众审美要求的胜出，因为这场诉讼的精神内涵远在“激情”之外，而在理性之中。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事实上，也只有民众不断地重申自己的权利，不断定义并定制所需的服务，才会有真正可期的“服务型政府”。

 

张爱玲加上李安两张大招牌，让我走进阔别已久的电影院，看了电影《色，戒》，感慨良深。看完电影，又正好读到龙应台对该片背景的解读，有些东西不吐不快，尽管很少写这方面的文章。

故事以抗日战争中的上海为背景，似是剥离了政治色彩，但影片中的背景很多地方表现出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兵荒马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人人自危，立场不言自明。李安的电影在情节安排、人物心理过渡等方面比原著更完善，更好地体现了色、戒这对矛盾和主题。张爱玲的小说起名《色，戒》，李安电影的英文翻译为《Lust，Caution》。 lust，意为强烈的欲望。老练孤僻的易先生对王佳芝开始是一种征服和发泄的强烈欲望，后来在这场游戏中动了真的感情。王佳芝本来是带着使命与易交往的，但随着交往的深入、肉体的纠缠，也发生了身体和心的强烈欲望，张爱玲的小说中写道：“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随之，对易产生了感情。“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Caution，意为警告，戒备。易先生的职业敏感使他对任何人都保持着戒备，因为任何的闪失可能就意味着丧命。王佳芝在接受使命前往执行任务时，也知道面对的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魔头，内心高度警觉，她的临场演戏既要到位、真实得不被老练的对手识破，又要防止自己陷进去。

色——戒，Lust——Caution，组成一对矛盾，在影片中不时爆发冲突。影片也以此为线索展开、延续。两人的戒心都被色所破，不仅在于两性的吸引，更是环境使然。剧中易先生说了句话，他说他所结交的都是社会名流政要，但他从他们眼中看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恐惧，他又何妨不是如此。他很清楚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他神经的过度敏感、从他住处、办公地点的过度戒备，可以看出他的惶恐和不安，从而渴望发泄，渴望暂时的安慰和温暖。清纯的王佳芝初入社会，偶然卷入爱国学生自发的暗杀行动中，莫名其妙、毫无浪漫地失去了贞操，心灰意冷逃离香港后，回到上海处于一种寄人篱下、朝不保夕的恶劣环境中，心中有渴望爱和温暖的需求。相逢何必曾相识，两人所处的环境和心境使他们都渴望温暖、安全和慰籍，哪怕是暂时的。这样的情况，使得训练有素的老特工易先生也没能抵御住色欲，失手差点丧命。王佳芝面对情欲的诱惑，已意识到不能自拔的危险，电影中她对老特工老吴不能自已地吼道“他（易先生）想要的不仅是我的身体，更想往我的心里钻，像一条毒蛇一样折磨我、征服我”。但是单纯的学生业余特工在爱和欲冲动间忘记了你死我活的告诫，“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冒着付出生命的代价为情犯戒，暗示放走了易先生。

以色为诱饵是很不为人所齿的手法，既低劣，又很不人道。人不是简单的动物，性和情是很难完整划分开的，以色为诱不仅伤害了色诱者的身体，也摧残着其精神，违背人性，也就常常可能出现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情况，也常常出现悲剧结局。

《色，戒》的悲剧折射出人在特定环境中宿命的无奈，情欲和性只是一种载体。大千世界色的种类繁多，色是种种欲望和诱惑，虽然色即是空，但又有多少人能够悟透并且心口言行一致；食色性也，本能使然，要抵御不当的种种诱惑需要Caution，需要坚强的意志。被父亲重新结婚后遗弃的王佳芝偶然被邝裕民引进了学生戏剧团，生命自此如戏剧般发生了转折。在和平年代，王佳芝所出的差错也不至于年纪轻轻就失去生命，然而在兵荒马乱、草菅人命的时代，一个“小小”的、源自女人善良本性的失误就使王佳芝和她那帮冒失的热血青年牺牲了生命。明知所从事的事有生命危险而往矣，是有理想和信念的勇士。而为命运和环境所驱使非自愿和清醒的卷入者呢？是否应该为没有悟透色即是空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当初亚当和夏娃并没有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