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已经将近20年从事民主运动的生涯中，有几个人我不仅把他们当作老师，朋友，追求自由的同仁，还对他（她）们有一种近似家人的特殊情感。即使有一天我们都不再从事民主运动，我相信我跟他（她）们的互动还是会依然密切，因为我们首先是彼此有深厚的个人情感，然后才能在民主运动中合作无间。理念，是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但仅仅是因素之一。这样的人中，包遵信先生毫无疑问就是一个。
今天我们称之为“八九一代”的群体，精神上都受到过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这其中，<<走向未来>>丛书所起的作用，以及老包在启蒙运动中的领军意义，已经有不少人都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我要说的是，我与很多人一样，都是在阅读那套丛书的过程中知道包遵信这个名字的。现在有人提议，把过去的<<走向未来>>丛书重新出版，作为对老包的纪念。我觉得与其再版旧书，不如编辑一套新的<<走向未来>>丛书，针对今天中国的现实问题，将理论与社会关怀结合在一起，探讨中国的未来，然后将老包列为名誉主编。如果这套丛书能够再次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我想这才是老包最想看到的事情吧。
真正跟老包打交道，当然是从八九民运开始的。运动开始以后，我请他来参加北大的民主沙龙，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第一次见到老包的情景却清晰可见：那时我在老包家附近的汽车站等他，然后陪同他一起坐车到北大去。一路上，我们在摇摇晃晃的汽车里谈论学生运动的发展。那时我的感受，就是这样一位知名的学者，当时知识界具有领袖声望的人物，竟是如此的容易接近和没有架子。以后我也见过很多平易近人的大知识分子，但是总觉得老包身上的那种平易是很特别的。这些天回想跟老包的相处，我才慢慢体会到，那种特别，就是他跟对方的交往，不仅仅是用思想，而且是用情感。这是很多别的长辈那里不容易看到的。跟老包谈话，你很容易感受到一种温情。
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晚，老包与严家其、苏绍智等学者在北京大学贴出的《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五月十四日，他又联合严家其、戴晴、李泽厚、苏晓康、刘再复等十二名知识分子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声援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此时，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浮出水面，与学生站在了一起。这其中，冲在最前头的就是老包。我们在广场，在社科院的爱国维宪联席会上，都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六四枪响之后，在军涛的安排下，我和老包一起转移到北京郊区，然后跳出戒严部队的包围，坐火车去哈尔滨。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那样的大变动之后，我的头脑已经陷入了麻木，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使得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我无法让自己做任何事，只是看着窗外的夜色一动不动。可是转眼看见老包，却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满车厢热闹的议论声中，他居然一路无眠，一直在看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什么样的心境，可以在这样的兵荒马乱中不动声色？又是什么样的修行，可以在这样的黑夜中进入到林语堂笔下的民国岁月呢？当时我看到的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典型的文人的淡泊，后来才慢慢体会到的，则是一个无愧于天地与自己的良心的知识分子，面对生死的那种坦然。那次与老包一起天涯亡命的经历，让我们的命运和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然后就是一起坐牢。秦城阶段我们不在一个楼里，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讯息。但是当1991年大审判结束之后，老包，军涛，子明，任畹町和我五个人一起被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我们的生命轨迹又被重新连接了起来。我们被关在监狱中的监狱——禁闭室中，每个人相隔几个小号。这使得我们可以有机会通过大声呼叫对方的方式互通讯息。多年过后，想起那时的情景，我还觉得无比珍贵。因为在那样的艰困之下，听到对方的声音的那种温暖，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听军涛说才知道我母亲1989年也曾经被中共抓进炮局关押50多天的——我母亲事后跟我多次见面绝口不提这件事情，为的是怕我情绪激动。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老包的声音，就莫名的有了一种安定的感觉，知道他也在身边，心里似乎就踏实了许多。我想我还没有忘记他在逃亡的火车上看小说的那一幕，那种镇定象磁场一样感染了我，让我在以后的监狱岁月中也可以努力淡然地面对苦难。
一九九三年我跟老包先后出狱，到一九九五年五月我再次入狱之间，大约两年的时间，是我跟老包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在民运形势陷入低潮的形势下，我们之间的来往就更显得温馨。那时经常跟晓波等朋友一起到老包那里去吃饭喝酒。那时的北京，流行的还是孔府家酒。老包喜欢喝酒，我和少方等就舍命陪君子。现在想，今天的酒量多少还是那时练出来的。想起来有些后悔的是，那时我们毕竟还是少不更事，如果更加了解老包的身体状况，我们应当劝他少喝一点的。当然也不是仅仅喝酒，在那两三年的时间中，我们讨论更多的当然还是中国的局势与民主运动的未来。经历1989一役，大部份原来的队伍都打散了，我们关心如何重新集结；中国的政治气氛逐渐稳定，我们思考怎样找到突破口。今天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其实早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提出了，这其中老包的意见是成了我们的指导指标之一。我深深知道，热血如老包，他虽然被限制住了很多的人身自由，但是他的内心从来没有气馁过。他用自己的豪情，亲切，远见和人脉，把自己变成“冬天里的一把火”，默默地推进了1989年之后中国民运力量的重新整合。
1995年5月之后我再度入狱，从此与老包再也未能见面。1998年我到了美国之后，第一时间给老包打了电话，之后时断时续的保持着联系，但是毕竟不如见面那样可以深谈了。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很遗憾，因为心目中的老包，是那样的生龙活虎，我想都没有想到他会有离开我们的可能。两年前老包病倒，一度病危，我还来不及惊吓到，就听到了他已经奇迹般恢复的消息。在我看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对老包的身体的担心反倒更加减少了。听晓波，少方他们说，老包自己也开始很注意身体了，我就更放心了。但是我还是一直有劝他不要多喝酒，要管住自己。
然而，天有不如人意之处实在太多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包，这个我们如此尊敬，爱戴，喜欢的人，竟然这样快地就离开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我打电话给包师母，5分钟的时间只能哽咽，无法说出任何一句话。还是包师母比我镇静，反倒是她在电话里安慰了我一番。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患难之交一场，临走都没能亲自送他一程——我不甘心啊。
老包是一个功底深厚的学者，又是一个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温柔敦厚的好人，但是面对极权时他又是一把锋利的刀。中国的今天，经济虽然有发展，但是伦理层面，道德层面却大幅下降，这其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要负很大责任的。我常常想，如果中国的知识界多几个老包，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就不会活得这么窝囊。
老包走了，我相信他有遗憾也有满足：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中国人可以活得不仅仅吃饱穿暖，还能有自由有尊严的那天；满足的是，他曾经参与了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民主运动。而且，他还有我们，这些他的追随者，去继续追求他的理想。
老包，你一路走好，等到我能回到北京的那天，我一定会到你的墓碑前来看你，我会给你带一瓶好酒的，我再也不会劝你不要喝了。
2007.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