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人的等级观念特别重，最典型的莫过于“门当户对”的说法。也会有很多迷信，以前认为皇宫里不但东西值钱，就连某些方法也值钱，比如，清宫秘藏生男生女表。这时候，人们是不会去考虑皇宫里除了皇子也还是有不少格格的。虽然一步跨进了新时代，迷信的意识却很难去除，没了皇宫，还有内部。内部意味着一个小群体，暗示了传播的有限性。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自然就会被人追捧，就像曾经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写下浓厚一笔的“黄皮书”出版现象。

黄皮书的最大特征在于内部发行。因此，它会被悄悄地流传，并成为了地下文学的启蒙源泉之一。如今，黄皮书已经不再有任何神秘，大部分内容早有再版。况且，有些作品即便再版了，也没人会去读。它更多的是成为知识解放的象征，因此，那些曾经受益于黄皮书的人应该感恩于知识。如果他们还记得自己当时对知识的渴望，就应当尽自己所能去传播知识，这才能真正发挥效应。至于那些在旧书网上哄抢黄皮书的书痴们，我们老祖先早有定论：买椟还珠！

黄皮书消逝了，但是，内部依然存在。最典型的莫过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1982年内部出版了一次，算是赶上了黄皮书的尾巴，当时上面还印着出版供大家批判的原因是：疯狂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云云。而在1996年再版时居然还是内部出版，也不知道这一次主要是要批判什么。这算是对黄皮书传统循规蹈矩的继承：内部发行是一本好书得以问世的极端手段。不过，也有一些不靠谱的说法，书一内部，就可以不给老索版税了。

更多的时候，传统被抛得干干净净。书界跨入畅销书营销年代后，内部就成为了一种工具。

2002年春季图书订货会，民营渠道扎营京丰宾馆。不断有销售人员来反映，客户在找一个神医的书，据说这个神医经常给领导们讲养生；还据说，有N多个版本的健康秘诀的手抄本在各个阶层的领导内部流传，神秘赛过黄皮本。人民都想了解内部的事情啊！于是各路人马开始到处打听扑稿子。后来的事情就不神秘了，洪昭光的健康书成为当年图书市场的最亮点，各个版本的洪氏著作正版销售加起来就超过500万册。

到这个数量的时候，不需要盗版助力，就已经毫无内部可言。其实，洪昭光本人一直在参与《北京晚报》的健康快车讲座活动，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早就不是内部的事情。而能被请进中南海去做讲座，也完全是因为给大众讲得好被传到内部了。在健康快车的每次活动后，讲座内容几乎全本在《北京晚报》上刊登，根本就不需要内部发行的手抄本。

一经内部镀金，神话就诞生了。

对于很多书来说，不走内部还真不行。看着好书卖不出去朋友却伸手来要的时候，做出版的会说：“这本是没在市场上销售过的畅销书。”听着是笑话，只是为了自我解嘲罢了。可偏偏还真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2004年，某出版社内部发行了《地狱门前——李真刑前对话录》，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即将受刑的贪官，整理对话出版。这本书题材特殊，正常渠道出版难度大，内部出版后被当成是反腐倡廉的党风建设教材。也是有内部发行的缘故，该书在盗版摊上亮相比在正规书店多。据说，这本走内部的书撑起了该出版社当年效益的半边天。

这样的书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是内部的黄皮书。倒是一些小众的书显出黄皮书的特性来。

有一些偏思想性的著作和文学作品，它们只有在某些类似于内部的特殊场合被提及，只在小部分人当中流传。这批人以精英自居，总是觉得向大众传播是无意义的，“说了你也不懂。”或是敝帚自珍，或是洁身自好，总之，不愿去承担传播的义务，更不会去琢磨用人们习惯的语言方式去引导他们。或许，在某些时候，他们正为别人听不懂而沾沾自喜。

这便是黄皮书在21世纪的中国出版遭遇到的结局：它的肉体被畅销书剽窃并反复蹂躏，它的灵魂依然被一小部分人圈养。

 

沈展云先生的大著《灰皮书，黄皮书》对苏联、东欧方面的情形着墨最多，关于西欧、北美，写得就相对少一些，尤其是法国，几乎没有提及。书中引用人民出版社编辑张惠卿的话，当中讲到“德国列斐费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第6页），事实上，“列斐费尔”当作“勒斐弗尔”，是法国人，这恐怕要加个脚注，改正过来才好。我过去读过一些“灰黄”书，当中有几本是与法国共产党相关的，今不揣谫陋，浅谈一二，殆难免狗尾续貂之讥。

“灰皮书”里关于法共的正面资料是两卷本的《法国共产党史》（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一卷“从法共建党到1939年战争”于1965年11月出版，第二卷“从1940年到解放”则是次年2月出版社。这是法共的官方文本，观点当然是正统的。在这之前，1963年3月，世界知识出版社还出版过一本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里贝尔写的《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1941－1947）》，也属于“灰皮书”系列。由于背景差异，将这本书与《法国共产党史》第二卷对读，颇有左右采获之乐。有趣的是，《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1941－1947）》译者署名“齐伐修”，自然是假名字，取“一齐讨伐修正主义”之意。说到这个“齐”，不妨顺便一提“灰皮书”里的托洛茨基著《斯大林评传》，译者署名“齐干”，当然也就是“一齐干”的意思。1975年，吉田精一的《现代日本文学史》在中国“内部发行”，译者也署名“齐干”，肯定跟翻译《斯大林评传》的不是同一拨人，因为一本是英文书，一本是日文书，不过“一齐干”的精神应该是相同的罢。1965年4月，世界知识出版社还出过一本《法国共产党反华言论》，我没读过，所以从略。

法共领导层成员的著作，比较有名的要数米勒兰的《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78年8月出版。不过，依个人兴趣来说，我更重视哲学、文学方面的理论著作。这当中，要数加罗蒂的书出版得最多：《什么是自由？》（作者名译为“茄罗蒂”，三联书店1954年9月初版，不过，这本书不属于“灰黄”系列）、《论自由》（江天骥、陈修斋译，何钦校，三联书店1962年3月初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5月初版）、《人的远景》（徐懋庸、陆达成译，三联书店1965年8月初版），此外还有一本加罗蒂、瓦。罗歇等著《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徐懋庸、陈莎译，三联书店1963年3月初版）。加罗蒂是法共政治局委员，法共的官方哲学家，他的理论造诣不算高，不过，眼光还是敏锐的。《人的远景》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该书副题“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范围相当广，比如近年红极一时的科耶夫，《人的远景》里就有几页专谈他的《黑格尔入门》。

不用说，加罗蒂的教条主义气息太浓，现在读来，恐怕让人感到不习惯，他就像法共的官方小说家安德烈。斯梯一样，几乎已被人遗忘了。在我看来，“黄皮书”系列里现在仍很值得一读的法国理论书是亨利。勒菲弗尔的两本。亨利。勒菲弗尔原为法共党员，1958年被开除出党。他的两本书分别是《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作家出版社1965年8月初版）和《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作者名译为“亨利。勒斐弗尔”，李元明译，徐懋庸校，三联书店1966年3月初版）。作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勒菲弗尔的语言非常鲜活，《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里的《狄德罗论》、《缪塞论》、《拉伯雷论》，尤其是《魔鬼变形记》，都令人一读难忘。然而，当时柳鸣九先生在《编后记》里讲的主要是勒菲弗尔如何“系统地阐发他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露骨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仅把他一贯的抽象人性论的观点与反阶级分析方法更明目张胆地运用，而且字里行间常对社会主义进行可耻的攻击”之类的话。辛辛苦苦翻译出来，难道就为了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好在——“俱往矣”。附带说一句，名字多次出现的徐懋庸先生还翻译过巴比塞的《斯大林传》和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　第一分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风声》(《暗算》二部)，麦家著，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10月版，23.00元。

中国小说家需要有一次自我追问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对中国当代小说一直存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我对中国作家还怀着很高的期待，他们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理应有新的创造激情；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中国小说仍然普遍沉迷于一己之私，一己之悲欢，而很难从一种小情绪、小格局里走出来，关注更大的母题。文学固然关乎个人，但是，当个人泛滥成千人一面的、公共话语中的个人，当欲望和身体成为新一代作家写作的主题词，小说很可能正在面临着新一轮的精神专制：从过去的被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所奴役，发展到现在的被身体和欲望所奴役——二者的内容虽不一样，但其思想路径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中国小说家需要有一次自我追问：除了写身体的悲欢，我还关注灵魂的衰退吗？除了写私人经验，我还注视“他人的痛苦”吗？除了写欲望的细节，我还承认存在着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吗？假如没有这种健全的精神视野，他写出的小说终归是残缺的。尤其是经过了这十几年的欲望实践之后，中国小说家应该看到，写作的精神气息其实正在发生微妙的流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肯定麦家这几年的小说写作。他那种写法，别的人写不出来——这也是他的写作日益风格化的重要标志。他的小说尽管都是依靠丰盛的想象所写的，但其作品内部却有着坚实的物质感、逻辑性，以及人物性格演进的严密线索。从《解密》到《暗算》，再到这部被命名为“《暗算》第二部”的新长篇《风声》，麦家坚持书写一种别人难以想象的密室生活，坚持塑造一种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他在论证这种生活和人格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绵密的叙事耐心和叙事才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品质。

以实证精神为叙事基础的写作

麦家小说中这种强大的逻辑性和事实感，是他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能够风靡大江南北的秘密所在。在一个以虚构和编造为主要生产动力的年代，他这种以实证精神为叙事基础的写作，为读者的文学想象提供了牢固的边界。

这令我想起李安拍摄完《色，戒》之后，对龙应台说，《色，戒》里的东西，“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是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易先生办公室里那张桌子也是民国时代的桌子，桌上所有的文具，包括一只杯子，都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的。今日的中国，谁还在用这种笨拙的手法在拍电影？它有意义吗？但龙应台评论道：李安这样的“抢救历史”的行动，“使得他以‘人类学家’的求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精准态度去‘落实’张爱玲的小说，把上世纪40年代的民国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他非常自觉，这段民国史，在香港只是看不见的边缘，在大陆早已湮没沉埋，在台湾，逐渐被去除，被遗忘、被抛弃，如果他不做，这一段就可能永远地沉没。他在抢救一段他自己是其中一部分的式微的历史。”确实，这样的努力是值得尊敬的。比起《色，戒》来，《无极》、《太阳照常升起》这样的电影在叙事上就显得太过任意、武断、随心所欲了；《色，戒》是有事实感的，李安拒绝天马行空，他自觉接受物质材料的限制，遵循历史和生活的情理。这正是《色，戒》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依据。

其实比起电影叙事来，小说界更加忽视物质外壳的建构。但材料的虚假，细节的浮泛，正在瓦解当代小说的真实感——多数的中国小说，在进入一种历史和家族叙事时，由于缺乏符合历史情境的可信任的材料，他们往往把真的写成了假的，所谓的虚构，也就成了一种语言的造假。虚假导致小说成了无关痛痒的纸上游戏而日益退出公众生活——今日的读者中间，到处都弥漫着一种不信任小说的精神风气。

在我看来，这是小说真正面临的悲剧，也是小说影响力日益沦丧的致命因素之一。麦家显然想改变这种状况。他试图通过小说实证能力的恢复，通过对真实人格的建立，来重新恢复读者对它的信任。因此，他不滥用虚构的权力，而是把自己的人物放在一个极度封闭的空间里，用坚固的细节、严密的逻辑、迷宫般的叙事来为一种人生敞开丰富的可能性。他写的是敌特工作，是捕风者(密码破译者)的神秘生活，这种生活，因为一般读者不熟悉，本来具有很大的编造空间，然而，麦家主动放弃一个小说家的虚构自由，而是迫使自己跟着人物和事件的情理逻辑一步步地往前推进。真正推动麦家小说向前发展的，不是作者的写作意图，而是洋溢在人性和事件里的那种深刻的情理。

通过这种情理逻辑的严密论证，麦家所建构起来的小说宫殿才获得了坚不可摧的真实感。《风声》尤其如此。一个人在险恶、闭抑的环境里，要将生死攸关的情报传送出去，他(她)如何掩护自己？如何传送情报？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风声》借由潘教授的讲述、“我”的推理、顾小梦的抗辩、靳老等人的回忆，以及“老鬼”本人潜在的自我陈述，步步为营，小心求证，每一个事实的出现，都可能被另一个事实所推翻，每一种说法的诞生，都可能受到另一种说法的质疑——麦家正是在各种事实和说法的互相驳难中，使人物丰富的内心获得了强有力的塑造。

这也是我欣赏麦家小说的理由之一：他的小说是有真正的人物的，他笔下的人生是可以站立起来的；他的小说是在为一种有力量的人生、一种雄浑的精神存在作证。

中国文艺的精神转型

就此而言，我甚至愿意将麦家的写作，看作是当代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时代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如前面所说，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20世纪以来，小说多写黑暗、绝望和恶，并且写得惊心动魄，这种来自人性深渊的力量同时也粉碎了作家对世界的信心——他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风声》的出现是一个信号。它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尽管令人悲伤，但仍有获救的希望；一种贵重的人格、一种庄严的人生并非已经死灭，而是仍然活跃于广阔的世界之中，问题在于，作家有没有能力使之站立起来。把凡俗的人生和雄浑的人生对接，把渺小的人物置身于理想的悲歌之中，疲软的小说也会由此获得一种重要的、肯定的力量。《风声》中“老鬼”的成功塑造，就为麦家进行一种肯定性的写作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一个叫米格的朋友看完电影《色，戒》后说：“对那些把理想埋在心底，用身体的湮灭去成全理想却不曾有过一句辩白的人，政客和看客不敢直视，无法理解，也不会去宣扬。国人，是常遗忘的。”诚哉斯言。“老鬼”式的人生何尝又不是被国人遗忘的？这样的遗忘，映照出的其实是当下文学中触目惊心的精神残缺：没有希望，绝望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光，你写的黑暗可能是假的；没有理想，甚至连幻灭的表达也显得空洞而轻飘。因此，今日的文学，急需向我们展示更多的肯定和确信。

或许，《风声》和《色，戒》几乎同时登陆中国并非偶然，它恰恰暗合中国文艺的精神转型：在文艺中，在现实中，在一些滚烫的、坚定的身体战争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一种令人尊敬的痛苦、一种庄严高贵的人生；懂得辩识、体认这种人生的民族，才堪称是一个精神已经成人的民族。因此，我乐意把《风声》看作是一个新的、肯定性的文学起点；写出了《风声》的麦家，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作家，他有权写作。　

 

11月3日上午，中国民主导师包遵信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

早上8点多，我赶到殡仪馆大门等候头天约定在此会合的张祖桦老师他们。从电话中我知道他们被有关方面阻扰而无法按时赶到。于是我就在大门外徘徊等候。约8点20分，忽然接连开过来六辆警车，其中两辆还是中巴车，上面坐满了身穿制服的警察。这些车没有直接从殡仪馆的大门进去，却往北开了一段路而进入另一个门。见此情景，只听殡仪馆门口一家卖花圈的店铺老板自语道：”今天莫不是有什么大人物在此告别？怎么会来这么多警车、警察呢？”对此我当然也有些奇怪，于是就上去搭讪：”请问平日这里常来警察吗？”只听那老板说：”平日他们才不愿来这咧！没事谁会往这跑啊。”我于是又说：”那些大人物应该都拉去八宝山了，不会来这里吧？”那老板也醒悟地说：”那倒也是！不过这阵式—-“听到此，我心里猛然惊了一下，心想这阵式莫不是奔着包老的追悼会而来的？

8点半多一点，张祖桦先生开着车带着江棋生先生的夫人章虹女士到了门口。我上车后知道江棋生先生被阻拦在家中，而俞梅荪先生已经被带到了当地派出所，他们都无法赶来送别包先生了。而在2号的晚上，北京全城出动警察同时约谈了张祖桦、刘晓波、江棋生、刘军宁、俞梅荪等几十名学者，劝阻他们不要参加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但大家没有想到3日早上还会出动警察强行用堵门方式来拦阻。

我们进到殡仪馆停车场中时，车辆已经停满。大家都困惑当天怎么这么多的车辆前来。

8点50左右，我们到了殡仪馆告别大厅，在门口碰到先来的刘晓波先生一行。由于大厅的门没开，他们只好聚集在门外。按照当时租用的协定，早该开门让人进去布置了。但殡仪馆不知接到哪里的指令，居然拒绝按时开门。我看到刘晓波先生那一尚严肃的脸上挂满了凝重与哀戚，同时也还流露出难以克制的愤怒。张祖桦先生了解此情况后，马上只身前去找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交涉。在他耐心说服下，我看到那工作人员用手机与有关方面联系了一阵。大约在9点半左右，终于可以打开大门，让人进入告别厅布置。

随着参加告别仪式人员的陆续到来，大厅紧张有序地布置开来。包遵信先生那充满刚毅、达观、睿智神色的遗像被高挂在大厅的正面中央，两边一幅写照他生平的对联是”上联：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下联：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两侧依次摆开包先生的亲人、故交、学者送来的挽联、花圈、花篮。由于太多，花篮一直摆出大厅很远。

在布置告别大厅时，一名外国记者前来摄像，结果被殡仪馆中的工作人员拦阻了出去。事后才知道有警察穿着馆中工作人员衣服混在大厅中，并阻止记者进入，还强令进入录像的记者删除机中影像。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为告别老人而紧张布置的大厅工作中。

10点半左右，全体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员手持白花，肃立在大厅前面道路两边，静静地等候包先生的遗体运来。一会，在沉重、肃穆的哀乐中，包先生的灵柩缓缓来到大厅前。肃立的人群中传出一阵阵低低的抽泣声。大家目送包先生灵柩进入告别大厅。

11时左右，参加告别仪式的三百多来宾，依次进入大厅，并排于包先生的遗体前，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刘晓波先生主持，包遵信先生生前好友于浩成先生与女儿包媛致追悼词。当张祖桦先生将八十二岁的于浩成先生搀扶上前致悼词时，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风雨在于浩成先生陈述与包遵信先生交往那平朴的话语中飘荡着，包遵信先生的至诚至性待人，矢志不渝求真，不畏强暴，敢担责任，安贫乐道的高尚品质，勾起在场者们的回忆，许多人禁不住哭泣出声。后来包媛的悼词，让人了解到更多包遵信先生生活中脉脉温情的一面。

追悼会后的最后告别，来宾凝重的脚步与饱含泪水的双目，流露着对包先生的深切缅怀。

12点左右，包遵信先生的亲人与生前好友们最后缓缓送包先生灵柩离开。于浩成先生在张祖桦先生搀扶下坚持送到最后看不见灵柩，方鞠躬告别。

在沉痛送别包遵信先生后，当我们回到车上前往饭店时，路上张祖桦先生陆续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了解到江棋生先生依然被控制着不给出门，俞梅荪先生因愤怒于警方无端阻止他出席告别仪式而在派出所中绝食抗议，并被警方宣布拘留24小时。之后还了解到刘荻、李海他们在赶到殡仪馆门口时被警方绑架押回。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就有近百名学者、律师、维权人士被强行阻止出席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

中午聚餐时，来自北京及外地的朋友们在深沉缅怀包遵信先生对自己思想影响的同时，都说包老最后离开还给大家提供个交流的机会，包老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真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在席间敬酒之时，我问到深圳来的赵达功先生将在京停留多久，结果他说：”深圳警察已经在楼下了。席散后，我就得离开北京。”闻听此言，我久久无语。包遵信先生一生追求的自由与民主看来与这遍土地距离还很遥远。不过我想不管多远，我们也将沿着包先生追求的道路继续前行，直到将理想实现！今天这些不畏险阻前来悼念包老的老中青各方人士，就是宣示着对包先生生前追求的承继！

包老千古！英名永垂！

2007-11-4

 

十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透过太子党、团派和上海帮三重势力的暗中角逐和相互妥协，基本确定了胡锦涛未来数年中国政坛的主导地位，这样三足鼎立的结局，未必是胡锦涛所期望的政治布局，但这却反映了各方实力的对峙状态，也保障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温和与渐进。权力结构的相互制约与互相依存关系，尽管不能推动政局的快速良性发展，却能阻止社会的急剧动荡。

寡头时代的中国社会，政治强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抱着“翻天覆地慨而慷”理想的民主革命家、新老左派等极端社会变革者，只怕不得不忍耐着、等待着中国社会的渐变，符合他们的意愿时，赞扬两声，不符合他们的想法时，骂他几句。不过，政治极端派对中国社会永远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正是因为他们的言论压力，能够凸显社会的病灶和缺陷，警醒执政者重视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但是，这并不等于未来的中国社会，就能够在中共这种三派鼎立的政治结构平台上，形成西方民主政治那种自动调节社会的功效；毕竟这种现代社会的古典寡头体制，是东方传统与西方强势文化渗透所孕育出的怪胎，它有其自身体制不能解决的问题和矛盾。

比如，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欠缺言论自由和完善的表达渠道，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就会沉淀下来，埋藏在心底，等到不可容忍、忍无可忍之际，就会变成决堤的洪水、崩裂的地火而吞噬社会的平衡。从目前的社会现状上来看，贪污腐化、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和道德沦丧都是中国的当政者所头疼的重要问题。

执政理念比较亲民的本届胡温政府，通过之前数年对公共医疗、劳动保障和农业问题的改善，比较明显的部分解决和纠正了江朱政府的政策失误，把贫富分化、农民问题可能带来的火山喷发温度降了下来；本届十七大上，胡温继续高举“民生”的旗帜，有可能通过未来数年的政策落实，使中国社会的民间阶级对抗矛盾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

另一方面，本届十七大所提出的“生态文明”观点，显示了中国社会极重难返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中共不得不面对并解决的时候，十七大报告尽管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政治化妆，但也不应否认，一个专制政权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时所特有的效率。未来数年，可以期望，污染的治理尽管可能会损害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但污染的恶化问题还是应该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

真正能构成胡锦涛心头大患的问题，恐怕还是军队问题，这也是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恶劣现象。除了日本以外，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走出“使用武装力量解决政治争端”的传统，军队变成了急功近利的政治家实现政治理想最便捷的工具。“军队国家化”在中国更是一个梦想，尽管很多人盼望中国能够学习西方的这一现代文明，但在宪政未能实现的前提下，形式上的“军队国家化”实际上有可能会带来军人干政的“军国化”。

可以说，十七大基本上维持了十五大、十六大不要军方担任常委的局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展现了中国民事政府（Civil Government），这比起当年毛泽东时代，一大群国家领导人穿着解放军军装的军政府形象，还是要强得多的。不过，政党内部设立军事委员会领导国家武装力量，并由将军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西方民众的眼里，也够怪异了。

胡锦涛时代面临着一个不容易前进（军队国家化）、却极容易倒退（军国化）的军队问题，一方面是胡锦涛等政治领导人权威逐代递减，军队控制力量减弱；另一方面则是中共多年来口头上党指挥枪，而实际上“枪指挥党”的传统，使中国军队常常被解读为“政治问题的最后王牌”，而变得极其强势。毛泽东文革中的“支左”和华国锋的“粉碎四人帮”及邓小平的“六四”，到最后都是采用的军队力量。

更糟糕的是由于近十几年来，由于中国非理性推动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迫在眉睫台独问题，既造成了社会上比较普遍的“以战争解决台独”的社会思潮，也推动了军队政治地位的高涨。而本届中共十七大对台湾采取的和平攻势新政策，可能很难在全军获得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因此，胡锦涛面临的心头大患，既不是讲道理的知识分子民运，也不是信真理的草根阶层功运，而其实是“枪杆子出政权”不讲理的军方。台海问题、对日问题、中美关系、中俄关系，都有可能使白面书生胡锦涛，丧失军方的支持，尤其是少壮派军人的反对，并带来致命的兵谏效应。

尤其是一触即发的台湾“入联公投”并总统大选，有可能把胡锦涛逼向战争与和平的悬崖边上，如果台湾2008年公投得手，即便胡锦涛不愿意，在“统一台湾”政治洗脑中长大的少壮派军人，也有可能通过一场兵谏，把胡锦涛绑上台海的战车，如同1936年的西安事变一样。

而或者，等待胡锦涛的就是一场军事政变，如果军队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好的话。

 

几乎所有人，包括很多令人尊敬的学者，以及负责任的报刊，在反思中国历史及批判现实的时候，所针对的最主要的靶标是“封建专制”。封建专制已经成为一个形容专制、愚昧、腐败的制度及其社会现象、价值观念的固有名词。人们也把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咎于“封建专制”。

然而，如果稍微梳理一下历史，及注意一下近代以来严肃的历史学家们的讨论，就会发现，“封建专制”这样一个概念，简直是一个笑话。人们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识地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封建”跟“专制”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

“封建”一词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而是自古即有。夏商时代是什么制度，可以争论，但周人灭商之后，却明白地进行过至少两次大规模的“封土建国”活动，此即中国的“封建制”。由天子分封的大小诸侯尽管对周王室承担必要义务，但在其封地之上，享有相当完整的管理权，而周天子对诸侯内部事务是没有多少干预权的。

到战国时代，这一套封建制逐渐陷入危机，诸侯兼并而成为七国，都开始建立王权专制制度。到秦灭六国，秦始皇依据法家理论，明明白白地将自己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坚决地拒绝了封建制。对于地方的管理则采用“郡县制”，也即地方官员全部由中央政府委派，对中央政府负责。

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封建”与“郡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安排。秦汉之际、隋唐之际、明清之际的贤哲们一直在讨论“封建”、“郡县”的优劣得失。这样的讨论让人以为封建、郡县仅仅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键的两种不同安排。但其实，仔细地探究相关论述就会发现，封建与郡县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体。

这一点，一旦与西方历史相对比，就会更为清楚。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了解西方历史，翻译西方历史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与西周十分相似，于是很自然地就将西方学者用来描述西欧那段历史的概念feudalism，对译成中国古代贤哲所说的“封建制”。

事实上，上个世纪前半叶，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西周、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确实大同小异。从本质上说，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散的多中心治理秩序，不论中西，均是如此。在西欧，每个领主都自己个小国王，而国王却不过是地盘最多的领主而已。同样，周的封建制也是如此，否则，周王室也就不可能眼看着诸侯互相吞并而毫无办法。

奇妙的是，西欧在封建秩序崩溃之后，也进入了王权专制时代，类似于周的封建制瓦解之后秦的皇权专制。西欧用以形容这种制度的词汇是absolutism，其要旨就是废除封建领主的权力，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由国王直接统治臣民。这一专制时代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就是这一专制制度的座右铭，而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国王都不敢想象这样的现实。

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欧，封建与专制都是处于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而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两种政体。封建制秩序下的政治不可能是专制的，起码不可能像后来的专制政体下的皇帝那样专制。你不可能想象周天子可以把周公、或者把齐侯拉到午门去打屁股。反过来，一个典型的专制政体必然是自觉地排斥封建因素的，而致力于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

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家随意地解释“封建”一词的含义，硬是把封建制已经瓦解、代替它出现的专制政体称为封建社会，结果导致巨大的概念混乱。这样的概念混乱当然会妨碍人们准确地认知历史，比如，既然封建与专制混为一谈，那西周与秦究竟有什么区别？

概念混乱进而导致价值的混乱，比如，很多人对家庭、家族、行会等组织结构痛加指斥，因为，据说这些是封建的因素，而真正的专制反而被轻轻放过，甚至不少历史学家对专制帝王摧毁社会的多中心治理秩序、建立集权独裁统治的努力大声喝彩，而完全忽略了这些所谓的封建因素，其实正是抵御专制权力的庇护所。

所以，不论你对封建、专制有何价值判断，至少别再扯什么“封建专制”的概念了。“封建专制”一词既是对封建的污蔑，也是对专制的美化。

 

如果说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那么，河北省高级法院在聂树斌一案出现新的可能颠覆原审判决的重大事实的情况下，仍以种种非法定理由拒绝启动聂树斌案件的再审程序，不仅是看得见的赤裸裸的不正义，而且面对法律和公民权利，更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司法傲慢！

2005年初，河北青年农民聂树斌因强奸杀人而被处决10年后，一个名叫王书金的人因其他犯罪行为落网，在他供述的一系列罪案中，就包括此前判决已经认定的聂树斌强奸杀害康某一案，此案与当年的佘祥林冤案同时浮出水面，震动了法律界和社会舆论！佘祥林案因被杀者突然“复活”，冤狱的事实无可争议，使得蹲了十几年大牢的佘祥林很快被平反昭雪。而聂树斌案却以“正在调查”的名义被拖了下来。

由于王书金身负数起命案，论罪当诛，因此，以法学界为主的社会舆论认为，河北高院应当先留下“活口”王书金，彻查聂树斌案件。但是，从王书金被捕至今已两年有余，局面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警方对王书金主动交代的10年前强奸杀害康某的犯罪事实，采取不查证、不认定的“宽容”态度；其次，身兼公诉犯罪和法律监督双重职能的检察机关，似乎也早已同警方达成了高度默契，起诉的时候绕开了这起犯罪；再次，一审法院对王书金当庭供述强奸杀害康某的犯罪行为不予认定，法官以“与本案无关”的惯常司法辞令，一再制止王书金的当庭供述(见11月1日《南方周末》)。

被告人坚决要认罪，审判机关坚决不承认。这岂不是天大的怪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书金偏偏不领这个“情”，在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之后，随即向河北高院提起上诉，理由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导致无辜者蒙冤”。难道王书金“侠肝义胆”，故意为聂树斌“顶包”？或者自知死罪难逃而蓄意找茬？

其实，事已至此，对法律程序稍有认识的人便可一眼洞穿，王书金案演变过程中的反常现象，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聂树斌案也！据媒体披露，王书金并不认识聂树斌，更不知道他早在10年前因为强奸杀害康某而被处以死刑，且王所交代的作案事实与案发现场完全吻合。但是，河北高院对聂树斌家人提出的再审请求，以“申诉人未能提供原审判决书”为由，拒绝再审聂树斌案——而法院压根就没有向聂家送达判决书。

河北高院的理由符合法律的要求吗？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一)的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应当重新审判。那么，王书金的主动供述是否属于“新的证据”呢？单纯从法理上说，王的供述只是一个未经查证的线索，尚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事实，但这个线索实在太重要，太有价值了，它间接提示，聂树斌案的判决可能存在重大错误。此时，河北高院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立即裁定再审聂树斌一案，而不是让聂家提供从未谋面的原审判决书。

至于王书金是否强奸杀害康某的真凶，按照正常的刑事侦查程序，相信不难查证。如果王书金所供并非事实，也必须有权威的令人信服的侦查结论予以排除，给社会一个交代，毕竟人命关天。但现在的事实表明，一边是聂家申告无门，一边是河北省有关公检法机关在对王书金的犯罪行为追诉的整个过程中，均有意绕过康某被害案，从而避免触及万众瞩目的聂树斌案件。

上述公检法机关为何如此步调一致？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其背后似有一只有形无形的“手”在指使和协调。事实上，在王书金案发生后，对涉及利益冲突的当地公检法机关，能否真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超脱于局部利益之上，法学界人士已经表示了忧虑，不幸的是，这种忧虑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任何人不得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既是程序正义所遵循的一般原则，也是对人性某种自私的必要防范。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对聂树斌案的再审，从一开始就应该让原审法院回避，而由更高一个层级的审判机关直接提审。现在，王书金以“非常规”的方式提出上诉，从而将一个“烫手的山芋”转到河北高院手中。如果它在回避康某被害案的情况下维持一审法院对王书金的死刑判决，最终将要在死刑核准权这一关考验最高法院的智慧。

无论这场危险的司法游戏如何玩下去，在聂案再审和王书金与康某被害案的关系彻底查清之前，匆忙灭了王书金这个“活口”，将是法律和舆论永远不能宽恕的致命错误。

 

63岁的希腊/法国作家瓦西里斯。阿列克扎基斯（Vassilis Alexakis）上周以其小说《Ap.J.C》，获得了法国最重要的年度文学奖之一——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Grand prix du romande＇Aca démie francaise）。阿列克扎基斯1943年12月生于雅典，1961年，他17岁时，得到赴法学习的奖学金，到里尔学新闻，立下当作家的大志。1964年，他返回祖国服兵役，不料三年后，希腊发生政变，在反动军人的独裁统治下，阿列克扎基斯被迫流亡到巴黎。

他的第一本法语小说《三明治》（Le sandwich）出版于1974年，1982年又出版了第一本希腊语小说《塔尔戈》（Talgo）。

此后，他一直以希腊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写作，1995年曾以小说《母语》（La langue maternelle）获颁美第奇奖。2004年，又以《外语》获得希腊国家文学奖的最佳小说奖。

此外，他还以《爸爸》得到法兰西学院奖的最佳短篇小说集奖，以《从前》获得过阿尔贝。加缪奖。他还是2003年度爱德华。格利桑奖的得主。

《Ap.J.C》讲的是一位年轻学者前往希腊北部的圣山（Mont Athos）寻找修士历史的故事。

随着法兰西学院奖的颁出，一年一度的法国大奖季拉开了帷幕，其中分量最重的龚古尔奖将于11月5日揭晓。

 

美国华裔畅销书女作家谭恩美的首部自传体散文集《我的缪斯》，已由上海远东出版社近日出版。据作家称，以“缪斯”命名，因为书中的篇章多为偶得之笔，并非正式的论述。书中收录的30余篇文章，从谭恩美8岁时作文获奖，到痛失亲密朋友费思后的祭奠文章；从答记者问的书面材料，到随母亲回中国探亲时的游记随笔……掩卷之时，读者会感悟，谭恩美对命运的沉思冥想，呈现着当下这位美国一线畅销书作家的独到个性和她的生命哲思。

在这部自传体散文集中，谭恩美首次撩开面纱，讲述个人的真实生活，而现实时常比生活更具戏剧性：美丽的外婆因为无法忍受作为三姨太的羞辱生活，吞食生鸦片自尽；母亲在中国时曾因犯有通奸罪身陷囹圄；哥哥和父亲相继在一年内患有脑瘤辞别人世；为了逃离“厄运”的诅咒，母亲带着十几岁的谭恩美及她的弟弟，从加州奥克兰的贫民区直到瑞士蒙特勒，辗转搬了15次家；她和丈夫的密友皮特在她24岁生日的那天，于一起持枪抢劫案中死于非命，而在朋友刚刚死后的日子里，谭恩美的梦境中频频出现皮特的身影，并在此后的现实中印证了逝者在梦境中的诸多预言……在这部散文集中，谭恩美一一讲述了所有这些生活中的爱与希望，伤痛与失落，也告诉人们，这些奇特的人生经历如何激发着自己的创作灵感。

熟悉谭恩美的读者知道，从一炮走红的《喜福会》，到随后的《接骨师之女》《灶神之妻》等作品，谭恩美笔下的故事多围绕着母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不同的文化背景，却又有着共同的血脉，自幼在美国长大的美国子女和中国母亲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在彼此的挣扎对峙中，二者看似迥异的精神世界终归拥有融合的契机。

在这本散文集中，她和母亲之间的种种纠葛也仍是重要内容之一。当日渐年迈的母亲忽然生病住院时，远在夏威夷度假的谭恩美猛醒：被自己忽略的“母亲的遗产”实则弥足珍贵。谭由此开始倾心聆听母亲讲述身后的故事和家族历史，重新审视母亲，也是对个人已度人生的回眸。

谭恩美在该书中坦言，自己的写作未免“自私自利”，因为写作和阅读都会给我带来惊喜，但获得成绩的背后，却失去了多少，读者或许并不明白。

 

龚古尔奖最终提名揭晓，最大热门《汤姆死了》爆冷出局深秋，法国文坛进入了年度评奖的旺季：10月26日，2007龚古尔奖颁布了最终提名。被法国媒体、评论界公认为大热门的《母猪女郎》作者玛丽。达里耶塞克，其新作《汤姆死了》此番败给了“黑马”米雪尔。雷斯布勒，无缘“决赛”，成为本届龚古尔奖的最大意外。

龚古尔奖的评奖宗旨是“选出本年度最有想像力、写作最精良的文学作品”。2007该奖的最终候选作家为：奥利维耶。亚当、菲利普。克洛岱尔、克拉克。杜庞－蒙诺德、基莱斯。勒华与米雪尔。雷斯布勒。最终评奖结果将于11月5日在巴黎揭晓。

大热门玛丽。达里耶塞克落选后，在综合了法国各大文学奖的龚古尔官方博客上，读者投票的反应冷淡：迄今只有不到100位读者参与了投票。五名候选人当中，奥利维耶。亚当的《无依无靠》（A l‘abri de rien），以及菲利普。克洛岱尔的《波洛岱克报告》（La rapport de Brodeck），位居投票读者心目中的理想得奖人选前列。其中，克洛岱尔凭借最新创作的“报告体”小说，试图通过白描“重返事物的原本”，在入选大奖之前已畅销法国。

此外，在文学评奖扎堆的法兰西秋天，难免有几位作家会成为各大奖项的宠儿：比如奥利维耶。亚当同时入选了文学大奖勒诺多的提名；而基莱斯。勒华凭着《阿拉巴马之歌》，同时打入了法国文坛两个重量级评奖———费米纳奖与美第奇奖的候选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