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7年10月21日，在中共17大上代表们举手投票。（法新社）

十七大终于闭幕了。除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改换了一些成员之外，据说这次大会的最大成果就是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新发展载入史册。这个新发展就是被中国官方媒体所极力突出的、并且已经正式写入党章的“科学发展观”。

要谈发展，当然是按照科学的方式好。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五十多年以后，终于再次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并且强调这一点。这总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硬要说这个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集团的创造，这就有一点井底之蛙自顾自地哇哇大叫的味道了。

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完全不是什么十七大的新发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它的基本内容就不难知道。人民日报十月十五日的社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官方的权威解读。这篇社论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事实上，这些在中国还只是作为口号使用的东西，在世界上民主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实践中早已经成为具体可行的政策。例如，在许多国家，人本思想早已经具体化为全民享有的养老、教育和医疗制度；协调发展早已具体化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有效平衡以及地区间财政资源的合理分配等政策。不仅如此，为了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些国家大都建设有相应的民主制度和其他文明政治的手段，尤其是注重保护普通民众对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广泛参与。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看。只要将这个“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五十一年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题为《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作一个对照，就不难看出这个所谓的新发展只不过是毛的讲话的一个翻版而已。在毛的那篇讲话里，对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要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工业和农业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经济和军事之间、以及投资和消费之间需要协调发展等等都曾经给以强调。

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给毛泽东评功摆好。在我看来，毛是一个好话说绝坏事作尽的一代枭雄。他说了不少正确的话、富有哲理的话、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话。问题是，他所作出的的基本决策通常与他所说的那些正确的话完全背道而驰。我在这里只不过是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并没有超出毛的话语体系。他们至多只不过换上了一些不中不西的新名词而已。不仅如此，当今的中国政坛，也仍然在延续毛泽东言行不一的作风。那就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当然，与毛时代的经济政策相比，当代中国在经济上无疑有了不少进步。中国人民为了这个进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包括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死死抱住毛的统治哲学，使得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然与现代的政治文明无缘。现在的领导集团，依然一如既往地通过对媒体的控制来拒绝民众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通过一党专政来拒绝民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权。

正是中国领导集团的这种政治立场，使得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无论是胡锦涛的政治报告，还是修改后的新党章，都了无新意。这次大会的所有文件，除了像小学生作文般地堆砌了一些新名词之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并没有任何的突破和创新。如果有人硬要我说出十七大有什么新的特点，我只能说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没有特点得就像政治局新旧常委们那些“多面一孔”的扑克脸，或者像他们身著的式样和色彩都枯燥如一的“工作服”。

 

十七大召开后，御用媒体照例一片谄媚之音，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北京某些知名异议人士对这个报告竟然也持相当肯定的态度。以”左右开弓”著称的胡锦涛，这一回，似乎竟博得被打过耳光的左右的亲睐。

电视里中共高官们赞赏胡锦涛的报告解决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御用宣传工具开足马力，突出宣传胡记报告中的两个”亮点”：给社会底层更多实惠，61次提到”民主”二字，所以”催人奋进”。后面这一点，大概也正是某些异议人士们看好的一点。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不可否认，胡温上台后，确实采取了包括取消农业税和给农民以合作医疗等一些”亲民”政策，但是，与以往没有丝毫不同的是，胡温出台的这些”亲民”政策，仍然是以施恩的姿态作出的。中共一再宣传这些”好政策”，宣传这些政策在各地受到人民感恩戴德般的”拥护”，中心目的就是力图让人民相信，这些”让全社会成员分享的改革实惠”是中共创造的，是胡温”亲民”然后民才得以享有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无耻的”政策”。不论是中共，还是政府，都不创造财富，现在被胡温拿来施舍给人民的实惠，本就是人民的，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而已。胡温不过赶了个顺水人情。胡温能赶这个顺水人情的前提，一是从中共建政之日开始，特别是朱容基政府一系列”害民”政策——其中相当部分延续至今，大肆盘剥人民从而使”党库”异常充盈，二是长期野蛮剥夺农民的政策导致农村出现严重的管治危机，农民不愿再为中共垄断集团卖命到死，三是国际上欧美、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和准发达国家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实行了农民不完税反受补贴等政策，加入世贸后，如还像以往那样盘剥农民，将会使得中国农业和广大农民面临破产的前景。胡温从专给权力集团瓜分的”党库”中拿出一些钱来施恩，其根本目的，并非像中共宣传的是为了让人民得到实惠，而是在新形势下出于维护垄断权力这个终极目的被迫作出的因应措施。中共权力集团非常清楚，面对广大贫民窟中逞燎原之势的怒火，如还是继续一味盘剥而不设法缓和矛盾，江山易主、”党库”和”家库”均告不保的一日为期不远。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力增强，并非得之于中共的所谓”好政策”，恰恰是中共学习昔日视为寇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放弃部分束缚人民的权力，人民的创造力因此部分得到解放才有的结果。改革三十年来的所有财富，无一不是人民创造的。中共权力集团手中胜过昔日”四大家族”千倍万倍的巨额财富，无一不是人民的血汗，是人民的恩德，中共应该天天对人民感恩戴德才是正理。中共把经济成就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不过是贪天之功为己有。毛泽东时代还宣传干部是靠人民养活的，可如今，人民反而成了靠中共中央政治局养活的。面对如此错位的”恩德”，有什么理由认为胡锦涛进步了？

再说说民主，胡记民主是个什么东东呢？对此，胡锦涛的报告中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胡锦涛用这段话告诉全国人民、全党、全军和全世界，胡记民主的内核，仍然是”党主”，人民只是”被主”，与毛泽东邓小平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61次翻来覆去提到民主，不过是61次翻来覆去在强调在倡导”党主”。在胡锦涛这里，民主只是个修饰词，并无实质意义，更谈不上实质作用，无论提了多少次，哪怕整篇报告都是这两个字，也根本不能说明他要真正实施民主。

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也许用了一些新词，但实质内容仍然是老一套的一党专权。在坚持一党专制，玩弄民主词汇以娱民欺民等手法上，胡锦涛没有丝毫改变。用昔日曾供职于共青团中央的张祖桦先生等著名异议人士的话说：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令人失望。

胡锦涛举的什么旗？共产党的红旗，继续一党专制的臭旗，反民主潮流而动的黑旗！

胡锦涛走的什么路？原地转圈的路，拒绝进步之路！

 

19世纪在英国颇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普罗克特（1781～1874）曾经说：“人寿保险是基督教世界的最大骗局。”追求诚信的美国商界人士则说：“人寿保险业是文明世界无赖之徒产生的温床。”前者指斥保险公司骗人，后者指斥恶意投保者骗保行为。

至于中国，我们则可以说：人寿保险，就是这个非基督教世界的最大骗局，而电视直销则成为这个“文明世界”商业无赖之徒产生的温床。中国人寿保险利用复杂的条款骗取公众钱财，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没有一家媒体出来揭露，这成为“进步中国”评估中的一个无法打分的项目。

何以如此？端在于媒体已经高度利益化，即在政治高压管制下寻求边际收益最大化。比方说，有一揭露内幕的深度报道，一般情况下在成稿之后，媒体记者在总编及社务委员会的支持下，先向“被曝光”对象透些信息，希望对方出钱摆平。双方认可的方式在两个项下选择：

1、“被曝光”对象支付一笔钱，给主笔记者，再由该记者向总编及社委分发。一般情况下，起步为20万，多者超百万。收取这样的费用的名目叫记者“车马费”。

2、“被曝光”对象在该媒体上作广告，广告费可以“照顾”，比主动找上门来的客户要低一些。主笔记者可从广告费中提成30%左右的“劳务费”。

以上的操作是纸媒的经典手法。那么电视媒体呢？其最便当的获利手法就是电视直销，因为这样既可避免背上传销的恶名，而且还能利用电视台自己的政治地位保护整个骗局。比如说，有一款手机，被电视直销吹得神乎其神，诸如不怕摔、不怕轧、不怕水等等，售价是1，688元，而其真正要进入大商场零售，售价不过700元的样子。

“把石头说成黄金”，“把臭屎吹成香饽饽”，“把死人说活了”，是电视直销行当的“三大军规”。初步估计，从1992年珠江电视台率先推出电视直销，到2006年春天湖南卫视“彻底玩火”，近15年的时间里，电视直销方式攫取的社会财富应该在80至110亿之间。

这个利润链条上还有另外两个分利者：第一个，广电行政部门是电视台的直接上级，以官商一体的身分分得诈骗款是理所当然，“受之无愧”。第二个，广告协会，它们发给某项产品电视直销的“准生证”，从而使骗子们堂而皇之地获得了合法身分，出现在受从最多的媒体上。

2007年9月份，北京市工商局受理的手机投诉中，有一半是针对电视直销的。电视直销对中国市场经济诚信建设的危害，从中可见一斑。

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朝一日彻底从政治上破产，历史学家来回顾它的商业诚信因素，那么人寿保险与电视直销将成为这段历史之耻的“文明标记”。

尾随以上两者的“次要因素”则是一种变形的“精英直销”。这种“精英直销”并不销售任何有形产品，而是在极小范围直销信息产品。他们可能销售国家尚未出台的产业政策及某些商业条款的“雏型”，但却免于受“出卖国家机密”的法律追究。提供小众化销售平台的势，一般是名牌大学，以“官产学一体化”的本质执行，比如弄上一些短期讲习班。原来研讨的理论问题，也就变成“形势分析”论坛。这样的小众化的直销也多借纸媒和电视媒体向社会造势，以使这个收费不菲的信息直销看上去更公益化。其实呢，在小众知情权优先并话语权狂霸的给定制度状态下，任何与他们这类小众化观点对抗的行为都被其合作者即各类官媒所过滤，更有甚者，不同的声音的“发言人”还会受到各种权利限制。比方说，他们会对新闻界散布，“某某人经常在境外发文章”，意思是说，你们报纸或电视台不能发表这个人的言论。

这样的丑陋的潜则同样也存在于以出卖权力资源（如书号）的图书出版界。当然，加入这场潜规则执行的“方面”，还有执政党掌握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宣传部门。

本质而论，中国商业道德与诚信文化的缺失，不是个商业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只有靠政治高压来维持的“正确导向”解构以及由此导向衍生出来的丑陋的骗钱行为消失，中国才能真正地成为市场经济国家。

（2007年10月19日星期五，写于绵逸书房）

 

【按语：武宜三先生除了《关于余王事件的几点意见》、《致前会友周钰樵先生公开信》之外，一般不在公开场合谈笔会的事，更不理会各堡垒对笔会的攻击、谩骂，个人时间、精力有限也。然而，我却从免费赠阅的、给我印像甚佳的《中国邮递》上看到自称“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杨千峰先生的《笔会现场供稿》，这个《现场供稿》据说是“完整版”，可是我粗略看了一下，许多重要帖子却并不在其中，即如武宜三先生“余杰纵有千般不是，他让四千万人饿死了吗？他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地富反坏右了吗？他比当年抓您、斗您、折磨您的一伙人更可恶，更罪无可恕吗”之类的话，也给删节了。虽然有人指责杨千峰违规、侵权，但我认为笔会也不是什么秘密团伙，是“无事不可对人言”的，既然有人免费给笔会卖广告，还求之不得呢；武宜三先生只是鄙视杨千峰打着“完整版、现场供稿”的旗号干着别有用心的勾当，因此在笔会小区给杨千峰留了几句话，两天过去了，这封信也还没有“供稿”出去。现在武宜三先生只好把这封信公布在这里，希望对《笔会现场供稿》如获至宝的友刊、友网也能转载，以说明你们确实是关心独立中文笔会、确实是关心中国的民主运动，说明你们确实公正、公平，说明你们确实憎恨专制独裁、确实厌恶专制独裁。2007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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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千峰先生： 

《中国邮递》办得不错，每期我都收到，我有时也会把稿件给他们；你的《笔会现场供稿》做得很卖力，我今天才从《中国邮递》上看到，可是您做得还不够客观、全面，您应该把全部有关的帖子，按类编辑，这样容易让人看得更明白，特别是鄙人的帖子，狠不失精彩、风趣的，常有神来之笔，漏了蛮可惜。 

我想您这样做，是又一次伤害了高寒，也伤害了郭罗老、河清兄；如果用“吃了砒霜药老虎”来作比的话，您是把砒霜先给高君、郭君、黄君吃下了。这叫一箭双鵰咧，高！ 

真是： 

笔会有千峰，躲在马甲中；寻常全不见，偶尔露峥嵘。 

祝文安！ 

武宜三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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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前几天与阿海、孟浪、蔡咏梅一起闲谈，阿海说，想不到《开除案》搞得如此悲壮；我尽管说得豁达，心中也不免一阵难过，尤其我还签了个名，我虽不开除高寒，高寒却因我而去。后来收到前笔友高寒广发的函件，又旧情不断地回了封信。现在过去两天了，担心的“骂”还未出现。也许是不屑于理我，也许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高寒先生：您好！

谢谢不忘旧友。拜读大函，感触良多。故不惜冒着被骂的风险，想和您说几句老生常谈的话。我和您并未见过面，亦无寃无仇。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您，开开玩笑，说说绕口令以搏一粲，是有的；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确是言重了；笔会一无警察、二无监狱，如何封杀得了您呢？笔会非公社食堂，离开了也不致饿死，而且《开除案》也留了余地(起码我这样看)，又如何封得”杀“呢？

余杰纵有千般不是，他让四千万人饿死了吗？他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地富反坏右了吗？他比当年抓您、斗您、折磨您的一伙人更可恶，更罪无可恕吗？比如今偷窃国库、贪赃枉法、与民为敌的一小撮权贵，更罪恶深重吗？即使您对”以刘晓波为首的伪自由主义宗派小集团“的”反击”大获全胜，对改变今天中国的面貌有什么帮助吗？

当然，您如认为以刘晓波为首的伪自由主义宗派小集团比专制独裁制度和一小撮独夫民贼更可恨，必须潜心应付、决战到底，不战至你死我活誓不甘休，我自然也无话可说，因为这是您的自由。但我仍请您想想，您的“任”是什么，您的“道”在何方？您应该对谁作”韧性战”？什么才叫“党文化”？

愿高寒先生有以教我。祝

中秋愉快！

武宜三谨致

2007/9/14

 

 

包遵信先生遗体告别仪式订于2007年11月3日上午11时整在北京市东郊殡仪馆举行。

敬请包先生生前友好相互转告，届时出席。

深表感谢！

 

包遵信先生治丧小组

2007年10月29日

 

附路线图

 

 

　　　　　　　　　 满腹别离怨，一双枯泪眼；
　　　　　　　　　 同为潦倒人，何故阴阳远？

　　　　　　　　　 苍穹弄尘沙，疑是天坠花；
　　　　　　　　　 生此潦倒国，缘何早还家？

　　　　　　　　　 殒命且休归，三生志酬未？
　　　　　　　　　 薄酒祭万里，盼君早轮回。

 

中共17大胡锦涛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对此《人民日报》评论说，十七大解决了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一时间，全国各地学习的学习，宣传的宣传，闹的不亦乐乎。如果17大的政治报告确实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路——哪怕是一条崎岖的、但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攀登的小道，宣传学习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绝非如此。有人把胡锦涛举的旗称作假大空的旗，走的路称作权贵主义的路，一语道破。说他依然举的是乌托邦的旗，走的一党专制的路，语气上反倒温和了许多。就这个意义而言，胡锦涛并没有走出毛泽东的阴影，至今深深地陷入乌托邦的泥潭里不可自拔；由此可见，中共建政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党文化的效用不可低估。此话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人人会讲，套话而已，也看不出他解决什么。

乌托邦这面旗帜之所以不能丢，最终的落笔还是在一党专制这个根本上来。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建造各种类型的乌托邦，期待着它的莅临。一切重大的革命无不旨在实现某种极端的乌托邦，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者不是吉伦特分子，而是雅各宾党。雅各宾党企图实现卢梭所构想的乌托邦——一种完美的、自然的、理性的秩序。俄国的革命的胜利者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即为了实现马克思的乌托邦——所谓完美的共产主义制度。当然，这种所谓的乌托邦的实现，并不是真是意义上的实现，而是在雅各宾党的民主、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实现。这种实现仅仅导向一种与原设想的乌托邦不相符的社会制度，准确地说就是失败、是空想。除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以外，凡在历史中实现的乌托邦皆属此类，近代祸害中国最惨烈的莫过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了，但我们至今还执迷不悟。由于乌托邦自身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人类某些惰性，这就成为它的魅力和动力的源泉。每当意识形态斗争的高潮时，那些非乌托邦的、有益的观念，反倒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疲软。乌托邦自身含有对生活建设的整体的集权规划，中世纪，在变了形的基督教中就有柏拉图乌托邦的影子。而其他的理论和流派并没有整体的社会规划，因此只能给人以部分的意义，自然也就缺乏某种激情。而乌托邦的魅力恰好在这里——社会的整体的集权规划，不过也正是集权，在这里彰显了它随身携带的奴役的力量。而中共17大新党章里更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17大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就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一言蔽之，就是“对生活建设的整体的集权规划”！也就是17大告诉我们的所谓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背后始终晃动着集权和专制的阴影。什么宏伟蓝图？不过是民间还有多少民脂民膏可以搜刮，社会还有多少资源需要他们来垄断。

对于乌托邦，赫尔岑这样问到：“为什么信仰上帝就可笑，信仰人类就毫不可笑？为什么信仰天国就愚蠢，信仰尘世中的乌托邦就智慧？”显然，赫尔岑是拒斥一切乌托邦的。因为他清楚乌托邦是上帝的天国在人的意识中的扭曲，天国的诱惑是乌托邦的源头。但是，天国有二元论的因素，并不是尘世中乌托邦的一元论。在天国始终存在着上帝与“恺撒”的区别，世俗与神圣的界限；当世俗者成为了神圣，主义成为圣谕，乌托邦在客体化的一元论就是奴役他人的工具。他们力图否认二元论的因素，总把恺撒转换成上帝；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集权者们随身携带的奴役的力量，并成为暴力和强制的内在动因。而这，恰好就成为巩固一党专制的口实——一个恬不知耻的口实。就是在这一口实下，他们疯狂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剥夺公民权利和自由——无论是生存还是言论的。

社会主义在形而上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它的基础即以社会凌驾于个体人格，确信个体人格由社会赋予形式。这是集体主义的形而上，它视普遍的事物比个别事物更真实，视阶级比人更真实；它否弃精神的源头，把人最深刻的东西普遍化。在现代工业社会，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发挥着自然的作用，其基础是建立在人的解放上。社会主义的暴力和强制的背后却显示出没有自信的悲观主义的因素；它不愿意相信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自由调节力量，它悲观地批判经济生活中的自由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但他们却自以为是的来主导社会走向。无论是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都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大言不惭、指手画脚的领域。即使是道德这样的领域，他们也有神奇的导向功能，因此他们就敢于口是心非地提出以德治国；看似取其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实是给恺撒带上上帝的光环。在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任何抽象的道德信条都是伪善的，如果社会主义社会尽由圣贤和道德楷模组成，也就无须采取社会行动来扶助弱势群体和制约强者了。社会主义不是由圣贤和道德楷模来组成，相反，而是由满身携带着罪愆与罪恶的人组成。这种人能成为道德的楷模？这种人会产生道德的力量？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石在哪里一无所知，却奢望在官僚政治中出现圣徒。是无知还是呓语？

有人把社会主义划分为奴役的社会主义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奴役的社会主义指集体主义的和国家主义的，即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其中，共产主义是它的“左翼”，民族――社会主义是它的“右翼”。而正是这些社会主义中的法西斯因素，败坏了社会主义，也败坏了人。奴役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官僚政治的王国，这种官僚化不仅发生在法西斯的社会主义，也发生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中。（详见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而在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僚政治的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刘晓竹愤怒指出：“十七大报告罗里巴嗦，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两句话：一是要保障官僚特权，二是要促进奴性驯服。特权保住了就是科学，百姓做奴才就是和谐。当然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它的名字叫土地。社会主义最后一点利用价值就是它有利于官僚集团掠夺农民的土地。因之，一旦这个集团把土地搞到手，那么，胡锦涛就会把社会主义的面纱摘去，露出权贵主义的狰狞本色。胡锦涛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中国特色的权贵主义，利益均沾，公私通吃。国有对权贵有利，就社会主义，私有对权贵有利，就资本主义。至于老百姓，命定就是一无所有。”其实事情正如刘晓竹说的那么简单，没有更多的值得去讨论。

顾准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中指出：“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是的，当17大给了我们一副所谓的宏
伟蓝图，确定了一个我们的发展目标，民主和政改却在这个目标下悄悄地不见了。我们需要民主，因为它和不断进步相联接的。当这张没有民主的蓝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之时，我们再次懂得中国社会的进步很难很难！俞可平先生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这个好东西没有了，我们退而求其次，自由呢？比如言论自由，能有吗？我估计还是很难很难！

 

从网上惊悉：当代中国著名思想家、理论家，中国民主理论的传播者，中国民主运动的推动者，包遵信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0月28日离开了人世。

噩耗传来，悲痛难禁！

我们终于未能挽留住包老，包老也终于没等看到中国民主实现的那一天，就匆匆别我们而去了。

我认识包先生是1986年深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当时中国高校在难得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春风吹拂下，各种人文讲座、沙龙格外活跃。包遵信先生就是受邀到我校主讲一个多

元文化的讲座。记得那天晚上在一个阶梯教室中，由于到的人太多，教室没法坐下，以致楼道走廊都站满了人。当包先生出现在讲台时，台下掌声雷动。不过我初见包先生时，感到一种很强的差距——他

的身材太矮小了，比起他的名声与在当时大学生心中的威望显得有些不相称。但那高高的讲台却没能遮挡住他睿智的大脑，他对世界文化多元论说的旁征博引，让人难以置疑。整个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

时，应该说那不是个活跃欢快的讲座，而是个让人感到沉重压抑的讲座。包先生一句句话语揭开了中国”伟光正”文化专制主义的面纱，让在坐者看到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差距，尤其感到我们生活的现实

与世界文明的格格不入。虽然由于时间关系，或者当时包先生的顾虑，讲座没有由文化多元进一步延伸到政治多元，但任何有心的听者都能感觉到这种逻辑的必然。多元是世界的本来景观，也是民主政

治的坚实基石，然而这在一个专制统治的国度，多元就是对极权理论的颠覆，其深远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那次讲座给我思想很大的冲击，让我走出专制思维的禁锢，以另一种审视的目光来看待我们这

个世界。可以说在我大学生活的四年中，听过的讲座不计其数，但多年后能想起的却屈指可数，而包遵信先生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讲座却永远烙印在脑海中。

说包遵信先生以自己的思想与文字影响过一代人，引领过一个时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试问他所主编的《走向未来从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稍有阅读能力的青年中有几人不知？又有几人没有买过？至

少我在北京的高校中，在那个年代提起包遵信先生，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后来八九年爆发中国民主运动，期间我们曾多次看到包遵信先生联合知识界为运动理性健康发展而费尽心力，也曾多次看到包老公开发声表明立场，呼吁在理性、和平、协商、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后

来专制独裁者将他作为八九民主运动最大的”黑手”，重判五年。一个五十多岁的学者，就这样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在秦城监狱中度过了近二千个日夜。

我再次见到包遵信先生已经是2003年底了。当时应一位师长之约前去与几位师友聚餐，席间就有包遵信先生。包先生席间妙语连珠、意气风发，不断鼓励在座的晚辈要努力奋发，有所作为，并且对敬酒

来之不拒，那种达观、豪放、激昂给我们后辈很大的激励。但转眼两年后，我又一次见到包老时，他大病初愈，已经戒酒了。谈起住院，记得我还大不敬地说了句：”中国民主还没有实现，您老就想当

逃兵，上帝是不会答应的。”包老听到也只是宽厚地笑笑，没有跟我计较。

后来也还在几次北京师友聚会时见到过包老，我印象中包老总是对大家谈到的社会情况耐心倾听，并且经常追问，那份较真让人在他面前简直不敢轻言。记得一次我就一高兴脱口而出：”中国实现民主

不会太远，估计十年八年就会到来”.结果包老就非常认真地追问我：”你有什么根据这么乐观？我看要比你说的长得多。”我当时椤了半天，感觉自己太轻言了，的确举不出能说服人的证据。当然从

包老的追问中除了听到一份学者的严谨，我更听出一份热切的期待。中国民主对于一个一生致力追求的人，是多么希望尽快到来，也肯定希望自己有生之年得以看见！

然而这一切今天都成空了！包老终于没能等到中国民主到来那一天就走了！

中国民主到来实在太慢了！这让多少一生为之追求的老人含恨而去！——

不尽悲痛！无以为记！

包老千古！英名永垂！

晚辈：王德邦哭悼

2007-10-29日于北京

 

王若望走了，李慎之走了，赵紫阳走了，林牧走了，何家栋走了，现在，尊敬的包遵信先生又离我们而去了。死神，你为什么要这样残酷？

年青的被你无情地收去了，我们痛哭。现在又轮到了年老的，我们的泪早已干了。十八年毕竟太久。十八年，你不给我们补偿，反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丝毫不顾及我们的悲伤。

那么多爱国者去你那儿报到了。一去就是十八年。你不让他们来个音讯，反而不断地收走惦念着他们的人们。死神呵，你这残忍的神灵！

都说在你面前，所有人一视同仁，然而，你知道么？双手沾满人间鲜血的屠夫，得享天年。

沾满人间鲜血的屠夫得享天年，他们的帮凶、他们的子女还要扬眉吐气，尽享人间荣华富贵。那些无辜被杀者的父母，那些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杀人的人们，却在含诟忍辱中活着，又在含诟忍辱中死去。

这是什么天理？

死神呵，难道，你就不能公平些么？

 

遵法治重启蒙，桃李同哭，人书不朽；
    

信自由争民主，起于跬步，走向未来。
    
    
（——有幸与包遵信先生见面几次，印象极深。包先生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不失赤子之心，对年轻人关爱有加。今夏，与王天成君相约看望包老，不想未及回国，先闻噩耗。晚辈滕彪敬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