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  风:没有民主理念,何来民主现实?

 

房宁先生最近在一家刊物上说,要构建中国的民主话语体系,首先应当着眼于中国的民主实践,以中国的经验为基础。他认为,西方民主话语流行已经妨碍了人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有些人对中国民主政治实践视而不见,患上了“民主色盲症”。他建议,中国学术界的民主问题研究应当完成一种转型——从直接使用西方话语体系,转移到中国的经验层面上来,开启一个经验性阶段,从中国的民主实践中梳理中国的经验,最终构建起中国自己的民主话语体系。

认真的学术研究当然要面对现实,进行政策设计当然更得面对现实了。只不过,这种现实研究、经验性研究,与理论研究、与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研究,似乎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因为,房宁先生及他的同道将要研究的那个“经验”,本来就不是纯粹中国的。

某些幼稚的启蒙人士将中国古代政制和思想描述成一团黑,对此笔者绝不赞成,甚至希望进行一番努力,在古代政制与思想中重新“发现”宪政的因素。但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中国并没有内生出完整的、可以有效运转、可以保障人民自由与权利的民主宪政制度。

但今天,房宁先生却可以大谈“民主的中国经验”,这经验显然不是来自于绝对纯洁的中国原有现实,而是混合了起源于西方的民主理念。民主制度当然是起源于西方的,但自百年前至今天,部分乃至大多数中国人觉得,这套制度可以解决中国固有政制几千年来都解决不了的诸多大问题,因而起了学习的念头。这样,民主就变成了国人关于政制的一种基本理念(idea),国人也据此行动,中国的制度也部分改变了,从而形成了房宁先生现在要大家研究的民主的中国现实、中国经验。

如此说来,这个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乃是一个起源于中国之外的理念在中国人身上发挥作用的产物。主流哲学告诉人们,观念仅仅是现实的被动反映。但古典哲学早就说得十分明白:没有理念,就没有人的行动,没有有意识的实践,当然也就没有那些十分重视经验的人所谈论的“经验”、“现实”。归根结底,现实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尽管最终的结果并不是一个人的意识所能理性设计的,但现实并不是从来就是如此,不是自然而然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实践关系,执政党才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因为,国人心目中已有一个关于民主的理念、理想,而目前的现实与这个理念、理想相比,尚有不完美、不完善之处。但房宁先生似乎要拿一个事物本身作为判断那个事物之好坏、成色熟嫩的标准。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中国现实中总结出一套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反过来又可用这个话语体系来塑造中国的民主实践。

听起来很美,但房宁先生自己也承认,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现状是民主的“经验不足,理论、话语体系还相当稚嫩”,“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还缺乏经验,尚处于探索阶段”。断言一个东西存在“不足”、“稚嫩”,就必然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必然是一个比现实高远一些的东西,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不足、稚嫩。因此,又说不足,又说只能关注现实,不禁疑惑,房宁先生究竟在说什么?而且,从不成熟的经验中能否总结出足以指导未来实践的成熟的话语体系?再者,这个不成熟的现实,难道是脱离民主话语体系自个儿形成的?

房宁先生如此进退失据,源于回避那个“西方”的民主话语体系的愿望。但是,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度最早形成于西方,并不等于民主就是专属西方的,那套话语体系就只有西人能讨论。这是关于一种讨论治理技术的普遍的话语体系。当然,一个共同体完全可以选择拒绝民主制度,而生活在自己不受干扰的现实中。但假如人们对其现实不满意,准备建立、完善民主制度,那就必得去研究、接受那套话语体系,因为,这套话语体系描述了关于民主的理念、理想。这个共同体的学者当然可以深入西方的思想传统和制度历史中,重新发现民主的基本原理,丰富甚至修正那套话语体系。

既要建立民主制度又要拒绝那套话语体系,是自相矛盾的,那样一来,你就没有了改变你所不满意的现实的方案及判断你进展到哪一步的判断标准。毕竟,在盛行这套话语体系之前的现实中是没有民主的;即使你现在要研究看起来不错的现实,离开这套话语体系,仍会无“话”可说——你总不能不用“民主”一词,而只要你用这个词,你就无法抹掉其中蕴涵的一般性内涵。

所以,拒绝那套关于民主的一般性话语体系,其实就是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看成了历史的完美终点。然则,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数十次提及“民主”一词,岂非多此一举?

林毓生答问录:自由主义、知识贵族与公民德行

 

要达成早期五四的目标,用五四思想是不可能的。五四思想里面很重要的部分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那样的主流思潮笼罩之下,其历史后果则是:激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渐进改革思想的摧残。五四时期鲜明的旗帜当然是民主和科学。但是,早期五四对于宪政民主和经验科学的理解很快被激进主义式的理解所取代,「大众民主」和科学主义式的伪科学则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和科学了。要想根据那样的理解来达成早期五四的目标,当然是不可能的。

1960年,一个台湾学生“因为机缘”来到芝加哥大学,投到著名自由主义者哈耶克门下,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那年,他26岁。导师哈耶克撰写过《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又一部巨著《自由的宪章》(或译《自由秩序原理》)刚刚出版,他成为杰出政治思想家的情势已经明朗。九年后,这个学生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再过一年,他将正式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那年,他35岁;在台湾,他的另一位授业恩师殷海光溘然长逝。很多年后,他这样回忆两位导师,“哈耶克先生给我的是知识贵族精神的召唤;殷先生给我的则是经过西方自由主义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精神的召唤”。

2004年五月,当年的年轻学生,如今的著名学者,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职上荣休,“退休以后,可以自己做研究、专心写作了,心情特别好”。下半年,他回到中国讲学访问,从北到南,一口没有「京油子」口音的北京话,在各个大学的演讲厅受到青年学子们热烈的回应。谈到自由主义,谈到道德关怀,他和他的导师哈耶克一样,语调虽严谨,脸庞却通红,特别是在谈到国内学界某些人士对他的“多元分析”做了“化约主义”式误解之时。今年,他已经70岁了,正是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

他,就是林毓生。

2004年7月17日,在广州中山大学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林先生的情绪和那天的天气相似,热烈时就像上午无遮无拦的阳光,冷静时就像下午骤雨过后的清风,正如我们在他的《热烈与冷静》中感受到的那样。

我是「老北京」

记者:这次回国去了不少地方吧?

林毓生:这次去了不少地方。在韩国作了4次讲演,从汉城到北京,本来是在北大讲一次,后来南开约我去,人大也希望我去,变成3次讲演。然后去上海看望王元化先生,在华东师大讲了一次。后来朋友约我去浙大,所以在杭州也讲了一次。前天来到广州,昨天在这里也讲了一次。

记者:林先生小时候一直在北京?

林毓生:我是从7岁开始在北京长大的。我们老北京要考验一个人是不是老北京,就要看他是不是喜欢喝豆汁。豆汁要加得很热,热得烫嘴。豆汁的味道对外地人来说非常奇怪,也可以说非常难喝。但是喜欢它的人,有瘾。1979年我回到北京,就去找豆汁,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冰镇酸梅汤也没有了。90年代,北京不是恢复了一些老吃食吗?地坛附近有一个很大的食肆,也有豆汁。我在1999年又回到北京参与一个研讨会,听说以后,很兴奋,晚上就去了。但是不行,已经不会做了,原来那是一个“游客的陷阱”。

记者:林先生在北京时上什么学校?何时离开北京的?

林毓生:我是8岁在北京上小学,在西四帅府胡同报子胡同北师附小念了六年,然后读了一年半和平门外师大附中后离开北京,那年14岁,是我的父母带我和弟弟妹妹到台湾去的。

从殷海光到哈耶克

记者:您是哪年到美国去的?

林毓生:1960年。那是很多机缘促成的。现在想起来,好像是做梦一样。当年殷海光先生将哈耶克(殷先生译作海耶克)先生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翻译成中文,我在《自由中国》上面看到,就想把原著拿来读。当时外汇管制,买西文书要经过一个有外汇配额的书店。我是用我的第一笔稿费订购的,是我翻译罗素的一篇文章的稿费──殷先生帮我改过,那时我还没有独立翻译的能力。我想对这第一笔稿费的最好纪念,就是把《通往奴役之路》的原版书买来。这时候我已经看了殷先生的几篇翻译,同时也看了一些罗素有关政治、社会的著作。一比较,才知道罗素跟哈耶克不能比,罗素实在没有深度,哈耶克非常有深度。当时想,如能跟这位思想家读书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吗?不过觉得那只是一个梦想,没想到4年以后竟然实现了。

这是机缘,中间的曲折过程中遇到了好几位“贵人”。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Donald Lach教授。他到台大讲学,没有学生敢去上他的课,因为他只会用英文讲。我的英文还可以,结果系主任派助教来找我,说“你要和另外一位女同学代表我们历史系去上课,不能说请了人家来,没有学生上课。”一个有40多个座位的教室,就只有我们两个学生。我也不敢和这位老师讲话;他在上面正式讲课,我们两个在下面努力作笔记。下课后,各走各的。大考时,我答完考卷交给他的时候,鼓足勇气问他是否可以跟他谈谈。他说太好了;一直等我们来找他,也不晓得你们中国人的规矩,所以也就没有主动找你们来谈。他要我按约定时间到他住的招待所去。我去看他的时候跟他说,我最大的梦想是在台大毕业,受完预备军官训练以后,去跟 贵校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哈耶克教授做研究生。 问他是否在我将来办理申请手续时可以写一封推荐信?他说已经看过我的大考考卷,成绩非常好。他不单要写,而且要极力推荐。

记者:殷海光先生和哈耶克先生都是您的老师,他们在思想和人格上对您分别有什么影响?

林毓生:哈耶克先生给我的是知识贵族精神的召唤。他的身教与言教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不存在应该或不应该追求的问题;只能尽最大的努力。追求知识(或曰追求真理)是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不认真,不努力,那你是在追求知识吗?追求知识有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用英文来讲,可以 intellectual autonomy 来表达。这种知性活动不受外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势力的干扰,也不会为了赶时髦而从事这种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有所发现,即使不被外界所了解,甚至被外界误解、曲解,也只能坚持下去。这里也不存在应该或不应该坚持下去的问题。

这种在知识领域之内追求知识的人,即使已经获得了重大的、原创的发现,也绝不会产生恃才傲物、自鸣得意的心态。因为他是在追求知识,不是在追求虚荣;何况知识边疆的扩展,使他面对的是知识边疆以外的无知领域。他深切知道,他的成就是建筑在别人的努力所积累的知识之上,即使他底最具原创性的发现──例如,他发现(在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是产生、保存、协调、流通与增益知识的最佳机制──也间接与他的师承有关,与奥国学派经济学和苏格兰启蒙传统有关;所以,他在知性生活中有所归属。 (1999年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举办的纪念哈耶克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系列演讲会上,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Gary Becker先生曾说:仅就哈氏在经济学领域之内的贡献而言,如果他一生只写过那一篇发表此一重大发现的论文,就足以称为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那篇论文是在 1945年 9月发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夏道平先生译作“散在社会的知识之利用”。此文已收入哈氏所著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1948].)

另外,他永远是以开放的心灵、知性的好奇心,面对别人的意见,乐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启发(如 50年代,他的思想颇受博兰尼 [Michael Polanyi] 底知识论的影响,便是显例)。对于别人的批评,他当作是刺激他反思他底思想的材料。对于别人的误解,甚至恶意的曲解和侮蔑,他也只看作那是别人在知识上的盲点,所以无从产生怨恨之情。他的成就感只能带给他知性的喜悦,却不会产生知性的傲慢,当然也与孤芳自赏之类的偏狭心态无涉。

这种遵循理知的召唤与指引的人格素质展示着,用韦伯的话来说,知识贵族的精神。知识贵族,不是什么社会贵族,也不是经济贵族。知识贵族的精神乃是──不是多数人做得到的──在「诸神战争」的现代性文化中,始终坚持忠于知性神明而无惧于其它神祇的精神。

哈耶克先生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殷海光先生语)。不过,凡是跟他长期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他实际上是一个内心炽热,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当他谈到自由的意义,以及自由被误解的时候,虽然语调仍然严谨,但常常会血脉贲张,脸庞通红。然而,他却那样习于自律,而且做得那样自然,那样毫不矫揉造作。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他这样的风格,主要不是源自刻意的道德修养,虽然在道德上他确是一位谦谦君子,而是强烈的知性生活的结果。知识是他的终极价值,追求知识赋予他生命的意义。这样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具有高贵与尊严的生命层次。

由于西方现代社会和文化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产生了种种价值的混淆,这种精神在许多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身上已经很难见到了。

殷海光先生的身教与言教给我的则是:经过西方自由主义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精神的召唤。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同胞的苦难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必然感同身受,不能自已。他会尽一己之力以言论介入公共事务,希望能够指出在公共领域之内的诸多问题的解救之道。这种入世的使命感使他不消极、不气馁、不自怨自艾、不上山静思、也不玩世不恭(这样的表现当然也有;不过,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另外一个殷先生的精神特征是:在政治权力与社会及经济势力之前,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真诚。这种公共领域之内的道德完整性,乃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精神资源。

不过,在他的心灵中,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精神产生了转化,因为他毕竟清醒地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洗礼。所以,他的道德精神更能超越一切藩篱(家族、地方、学校、党派、种族、国家)的限制,更能接受理性的指引,以及更具有个人主义的特质。(这里所指谓的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体主义而言。它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与安那其[无政府]个人主义不同。它不反对国家的存在,毋宁主张国家需要存在与发展,国家的目的是在法治之下,如陈独秀在一九一四年所说,「保障人权,共谋幸福」。)

殷海光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他却反对本能的民族主义。他的早年性格中确有狂飙的一面,但却归宗于真正具有独立性的自律。正因为他的关怀具有超越性,所以他更能使它落实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可取代、不可化约的个人价值 (th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 与个人(每个人)的尊严与发展之上。(这里所说的个人价值,不是英文中的 “value”,而是 “worth”。中文在这方面,不够细致,不够分殊,所以 “worth” 和 “value” 都只能用「价值」两字译出。因此,我在这里谈到殷先生所坚持的个人价值时,需要用「不可取代、不可化约」来说明它的特殊意义。)

如何进入世界秩序

记者: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以何种方式进入世界秩序?

林毓生:五四80周年,在北京开会,我写了一篇小论文,曾说:“「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只能以「改正错误」与「试图进入西方自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与启蒙运动以后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来形容。”不但中国,印度、日本、和非洲一些国家也都参加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普世秩序。

启蒙运动以后,西方不单发展出来了世界秩序,而且也产生了近现代的帝国主义。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根据我们的价值观,参与到这个世界秩序中去。但这不是说参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就要接受西方的帝国主义。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像是一个有机体。西方的东西相互关连得像是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绝不可分割。所以,你若接受在西方发展比较完整的人权观念,你就同时要接受或忍受西方的帝国主义。这是虚妄的有机式一元论。事实上,传统中国文明中也不是一点与西方人权观念相似或相容的成分没有。历史演变出来的文明,不是有机体,其内部的成分是相互矛盾的。正如孔孟思想与韩非思想相互矛盾,互不相容一样,人权观念与帝国主义也是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的。我们接受其一,就不能接受其二,除非你要自我矛盾。这是在西方的过去和现在,之所以也有不少人根据人权观念来斥责帝国主义的理由。我们对于历史演变出来的文明需做多元分析,使其成分相互分离,而后加以取舍。

中国加入了 WTO,中国也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但历史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才能真正得到好处,少有坏处。中国近现代历史则是一部激进主义获得极大的成功却又变成极大的灾难的纪录。活生生的灾难早已重复地呈现在眼前,所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赞成甚至极其反对激进主义了,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在意识的底层仍然深受富有激情的激进主义思考模式的影响,以致常常不自觉露出化约主义与一元式思考的倾向。

如要推展民主宪政,必须先努力建设支撑民主宪政的基本条件:法治的确立,公民文化与公民道德的培育,以及公民社会的养成。这里所说的法治,相当于英文中的 the rule of law(法律主治),而不是 the rule by law(依法而治)。法治当然是以宪法为依归。但不是任何由国家立法机构通过、正式颁布的宪法,就是合乎法治原则的宪法。合乎法治原则的宪法必须符合法治背后的原则:(1)必须具有普遍性(平等应用到每一个人身上),(2)必须具有抽象性(不为任何人或团体[包括政党]的具体目的服务);(3)分立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者均须经由法律界定与限制;(4)国家有义务平等地保障境内所有人的基本人权。

公民文化和公民道德是指:所有参与民主政治过程的人(当然包括各个层面的政治人物)所需要的文明性(civility)与公民德行(civic virtue),包括:「公民们的爱国心与正义感使得他们很少可能会为了暂时或偏私的打算而牺牲国家利益」(麦迪逊语)、「尊重别人的意见,勇于表达自己经过考虑过的意见,以及个人在群体生活中所应有的自我肯定和完成这些肯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伯林语)。另外,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当然需要对于什么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基本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这就必须从学校和社会的公民教育入手。

至于公民社会,则是指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社会机制。

今天谈到建设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公民道德,我必须指出的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过去对于西方共和主义传统所能提供的资源,注意与挖掘得不够。共和主义传统相当驳杂,而中国自由主义者过去一直是以反抗专制为其主要目的。在如何建设宪政民主的根基方面,则较少注意。然而,面对未来,如果要在思想上为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尽一份心力,我们也必须从共和主义传统中的成分,择精取华。这样才能实质地对建设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公民道德提供厚实的资源。

我说这些话,是有感而发的。台湾稍一开放,不但未能走向真正的宪政民主,政客们竟然如此简易地利用所谓台湾国族主义使宪政民主的形式的建立、扩张、与运作变成违反宪政民主的拉美式民粹主义的「民主」。原因之一是: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倡导,并没有吸取共和主义的滋养,所以没有多大力量在内部政治建设方面对付民粹式国族主义的诉求。(当然,历史的原因是复杂的。我虽然认为思想[无论正确的或不正确的],视历史脉络中当时的情况,会或多或少发生作用,但我并不主张一元式思想决定论。即使当初自由主义思潮在台湾的发展吸取了共和主义成分的滋养;一旦开放,也仍然可能走入另外的歧途。不过,那是另一问题。)

真正宪政民主的落实,自然要保障个人自由,所以在西方,宪政民主又称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在法治之下的个人自由,不但不会带来社会混乱,反而能够导致最适合演化需要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是文明进展的最有实效的原则。因为在这样的自由秩序之中,个人最能有效地使用社会中其他人提供的知识。关键是,必须先有健全的法治。这是哈耶克先生底自由主义的洞见之一。

记者:您怎么评价国内的知识分子?

林毓生:最近几次返回中国大陆,我看得很清楚的事之一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已从政治教条笼罩之下的文字障中解脱出来了。现在很少人还把「历史的进步规律非个人意志所可转移」、「这是科学的」、「那是不科学的」挂在嘴边,或把中国的过去用「封建」二字加以概括。(不过,偶而仍然听到或看到把从政的人都称之谓「政治家」的说法。「政治家」含有赞许之意,「政治人物」则是中性语言,「政客」则有贬义。应视不同情况使用之,不可笼统称谓所有从政的人都是「政治家」。)过去那种化约主义式的语言,很难表达精致的思考。语言越分殊、越具体、越有特定所指,越能表达复杂、精致的思考。

现在大陆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挑战:除了政治的限制以外,市场经济产生了把学术当作商品的诱惑;以及学术行政官僚化,在建立评鉴、升等标准化的过程中,只学到了美国制度的皮毛,以致犯了形式主义谬误而不知,甚至扼杀了学术进展的生机。这里涉及学术规范与学术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甚为复杂的问题。今天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无法深谈。大陆以外的中文社会其它地区,这方面的表现也是不太理想的。

不过,国内为数不多的第一流人才的表现是令人敬佩的、喜悦的。他们气度恢弘、已经积累了不少学术根柢,又能保持独立的思辨性思考。不过,即使是这些人,也多不能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虽然「学术交流」这个名词在国内已是流行用语。学术交流的先决条件是:以开放的心灵,看懂、听懂别人的文字与语言。国内学界较有成就的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却也相当不足。但大家喜欢争论,多半只是混战,最后不了了之,没有多少学术的积累。主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自由的学术传统尚未建立起来。

英文有一个成语,[To give someone]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指的是:当你不同意或要攻击对方的时候,先怀疑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完全了解对方的意见,或者你攻击对方的论证是否充分。如果在尚未完全了解对方的意见的时候,便先假定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或者在反对对方意见的理据并不充分的条件下,便已开始攻击对方,这样的做法,不但有欠公允,而且在学术上也没有多大意义。国内学术界的作风是否仍然反映着过去政治运动中「大批判」的深层影响?国内知识分子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较少看到由于尚未完全掌握清楚对方的意见,请对方再详细解释一下,然后再表示自己的意见的现象。较常见到的则是:大家各自宣布自己的主张,各说各话,或者在未弄清楚对方意见的时候,便开始攻击对方。

一夜长听隔溪梅

 

隔溪梅令

姜夔

好花不与殢香人。浪粼粼。又恐春风归去绿成阴。玉钿何处寻。

木兰双桨梦中云。小横陈。漫向孤山山下觅盈盈。翠禽啼一春。

 

玉钿一失真的再无寻处吗?夜间听张维良的曲子,内中有不能经受的凄厉之音。

姜夔的词,少年时代是无法领会的。一种雅正和平但又深厚的东西,幽折地打动着相关的人。

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抛出一句“好花不与殢香人”。“殢”是怜惜的意思,好花总是得不到怜香惜玉的人知赏,这是世间一切美好之物共同的命运。但是当姜夔把如此深重的感慨抛出之后,他没有在这感慨上作一点停留,没有把这共世的命运与自己相联系。仿佛这只是面对春景而生的空泛的感喟。你经不住要等待,而他只是说“浪粼粼”。西湖清且浅兮,粼粼的波浪把我们的目光引开,而注目波浪的心灵,只是因为眼前没有期待之物可供凝伫。满目春光,目光却只能空泛的落在水波之上,这样的内心到底藏着怎样的失落?

姜夔转而又说:“又恐春风归去绿成阴”,哪里来的又恐?原来那“好花不与殢香人”并不是一句无关的话,而与“春风归去绿成阴”一样,是他不愿见到,却又不能忘怀的。“绿成阴”便是“绿叶成阴子满枝”,如果好花真有所指,那么姜夔的恐惧其实很复杂。一来,这一个雅洁如花的女子不被知赏者所获,而终于使她的美好暗地里调落;二来,这个得不到知赏的女子,在灵魂的寂寞之外,却还要过一种不可逃避的现实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她成熟,她生育,她囿于包裹着她的生活之幕日益沉重而使青春连同记忆一并远去。如果说红英凋残于枝头,诗人还能想见暗香,但一旦零落成泥,便是最不堪忍受的事情。何况,那春风里的记忆,是两人所共有的记忆。

如果说前面的一切都是从“好花”上生发出来的若有若无的联想,姜夔到上阙的末尾才透露出一点消息“玉钿何处寻”。他所感慨和忧伤的,他在这万千春景里寻觅不得的,其实是那枚玉钿,与戴着玉钿的人。在短短的四句话里,姜夔已经经历了内心的第一个幽折。在把目光转到粼粼波光的时候,他吞吐了一下,但是强烈的伤怀却一点点流露出来,“好花不与殢香人”的悲剧也在一点点加重。终于,那枚深藏已经的玉钿被吐露出来,而那个如玉般高洁,如钿般秀美的女子也从他无由的伤怀中浮现出来。于是我们知道,当这无边的春景,郁郁的生机覆盖大地,一个人内心的触角在春风中舒展,一种以往岁月的记忆却能以刻骨的疼痛缠绕他的灵魂。这些记忆,在麻木、疲惫的时候甚至可以是封藏的,封藏到自己也以为忘却了,可是当此春景之前,当你对生命美好的体验无处可以诉说,无人可以分享,你会深刻的想起那个曾与你深深契合的人。

但是你当时错失了,此时还能找得回来吗?

采木兰为舟,一是说舟之小,二是说舟之精美。词至姜夔,已经很少用“双鸳鸯”、“双鹧鸪”这样明显的类比,而姜夔也并非想用双桨代指双人。但是“双奖”之和谐,不能不让人领会一种对于情意契合的暗示。倘若非有“双鸳鸯”之事实,而在当年偶遇的时候,不知道分离,不懂得相思,却也没有什么可以阻隔在双桨上生出绵绵的联想。“木兰双桨梦中云”,木兰双桨已成梦里云雾,更何况梦中之人。可供凭吊者已不知去处,湖水茫茫,更无处可以着眼。可供怀念者呢,却也不过是荡舟西湖的一点点记忆。那一次偶遇,还来不及接近,还来不及珍惜,只是在西湖之中任由小船东西。人在幸福给予启示的时候往往是不自知的,当时只道是平常,可是你不知道日后随意的别离,和命运无情的拨弄。你或者是远离之后,才明白当时的情感是你一生所求之物;你或者是当时沉浸于美梦的欢喜,以为就这样岁月无事,天长日久。但是终于,一切都变成了一个不曾实现的启示,变成了没有终点的偶遇。

我们终于知道姜夔那投注烟波的目光在寻找什么。“漫向孤山山下觅盈盈”,盈盈的是眼波,而说 “漫向”,则此孤山终古不变,而眼波却再无觅处。眼波也好,玉钿也好,木兰双桨也好,都在这湖面上消失了。留下的,是如眼波盈盈的无限波光,是铺天盖地无法抹去的记忆,是终古不变的孤山和春光。天地依然鲜亮美好,世间依然有传奇发生,可是属于你的那一个传奇,属于你的最销魂刻骨的爱情,已经消逝了。

这也是一场没有发生过的爱情。一次荡舟,一天的风和日丽;然后是长久的别离,在思念中一次又一次的返回。最后,在另一个春日的天气里,在故地,你没有寻回这份欢爱。湖山满目,所有的期待和希望却撕碎了,这一场没有开始的爱情,直到这里才真正结束。

没有人见证这一切的发生。没有人知道在这春光万里之中,有一个人悄悄的埋葬了自己的过去。他往回走,但是林中的青鸟还在为爱情欢唱,无休无止,一如这永恒的春光,提醒他不能忘怀。

 

苏青:与张爱玲并蒂而开的花朵

 

“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张爱玲《我看苏青》

苏青,一个在张爱玲绚烂光芒之下,隐隐绰绰的旧影斑驳中,被这个年代的一些人了解着的女性。她们是朋友,彼此了解着,彼此欣赏着,在张爱玲专门为苏青写的一篇文字里,那些由衷的赞叹无疑是极具分量的。一个旧时代的女性作家,在我们的心底里有了一个可以藉由别人的文字述说的影像。

可是,我却一直觉得,能够透过文字抚摸苏青内心的人,其实是胡兰成。这样说来,丝毫没有觉得于苏青是一种轻贱。

抛开胡兰成的个人品性与民族政治立场,就他个人的文学素养与成就,其实是丝毫不愧于民国大才子之称谓的。否则,孤傲如张爱玲,也不会做那朵低向尘埃而开的花了。作为胡兰成最早的女性朋友的苏青能够得到其万分仰慕,并赞其为“清新脱俗文坛一剪梅”,我们就不难去怀想苏青那些文字的林林种种,又是怎样一番不同于张爱玲的别样风情。否则,如何能够在那些千娇百媚的文字海洋里独秀,如何能够在那些摇曳生姿的语言江湖中逼人?

或许作为女人乃至女性作家的张爱玲在看苏青的时候,多是从自己女性的心思去揣度的,这难免带有自己性格气质的强烈烙痕,与其说是写苏青莫若说是写张爱玲自己的,而苏青的影象却在她的长篇累牍中模糊不清。

极致聪明的女人又有着非同一般的自恋,是难以把她人在自己的文字里调述清晰的。这不比写小说,写小说的时候张爱玲是跳出来的,她根本不会把自己放置在那些角色中,她是一个天才的导演,统筹好所有角色的命运,然后叫她们哭,叫她们笑,唯独你听不到张爱玲自己心底那些声音。张爱玲是把她留给自己解读的,她屏蔽着一堵厚重的墙,墙上种满了扎人的蔷薇,墙下是难以迈越的荆棘。就那么你看着仿佛很近,实则很远的和你隔着,你望着她,她却连俯视你一眼的乐趣都没有,所有的乐趣都在那些冰凉凉的文字里。

而胡兰成说:苏青的文章正如她之为人,是世俗的,是没有禁忌的。以世俗言,张爱玲与苏青都是一类的。而世俗的尽头,她们却选择了不同的心情看这道人世间的风景。如果说张爱玲能够在今天成为某些时尚男人女人们口头的旧时华彩,那抹不曾消退的浪漫,那么苏青就是旧时生活的基色,是实在的,可以俯首即拾的,无需循着时光的脚步倒流,只在你生活的细节处,就可清晰捕捉到她的浅语低言。

张爱玲的才华是那种漫溢开来,用手挽都挽不住的倾泻而出,所以,你能很快就被她的才情吸引住,在她那些乖张绮丽的文字里沉迷,即便是那些冷得叫你瑟瑟而寒的字句经由她的妙笔道来,你也会惊艳不已。

苏青,则不同了,她的语言绝然不会一下就把你抓住,甚至你如果不能平心静气,便是她文字的丝毫好处你都是读不出来的。她温婉如玉,只有细细把玩在手,才能知道她的细腻与温和,才能在岁月的年深日久里经受住你一次次的品读。蓦然回首,你才体味到,苏青,就是你日日夜夜用脚踩踏过,用手抚摸过的那些细碎无章的生活。张爱玲是一道无比华丽的背影,任你沉醉任你留恋,她却早就与你的时代隔绝,早就在你未曾睁开眼睛的晨曦里走远。

有时,读多了张爱玲,你便会有些厌倦她的故意与夸张,文字的铺陈叫你有些忍无可忍,过犹不及地宣肆自己的才华,有时会适得其反。或许,这就是太有才情的女子不聪明之处。也或许,是张爱玲一贯藐视人世的一种姿态。她任意涂鸦,你便要随着她连连赞好来,有时由不得你内心的那一点点抗拒。

苏青的文字,怕可以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比拟更为妥贴些。所以读多了张爱玲时候,去拣上苏青的作品清清耳根子,便会把那些太过嘈杂与绚丽的浮华与悲戚抛在身后,成为一个崭新的背景,同时代的女性,同地方的故事,道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怀与景致。这才能体味出文学的那点妙处来。总吃辣椒,会伤肠胃,时不时给自己添点江南小甜点,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自然,这并不能说她们就具有了可比性,我从来不这样去认为。世上每一朵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朵都足够我们屏住呼吸,好好观赏一阵的。而这两朵乱世中璀璨而开的花,那样俏生生展现在我们眼前时,又如何去拒绝?

胡兰成说:她虽时时触犯周围,但在她心里并无激怒,也不自卑。她没有傲慢的姿态,甚至连那稍许的伪装都是不肯上色的。而这些低俯,却成就了她不轻易腰折的清眉傲骨。这些骄傲的气质,存放在别人触摸不到的地方,只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她们才从积蓄的沉淀深处,蓬勃而发,叫你惊诧,叫你叹服。

孤傲的张爱玲把苏青看作她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女作家,尽管,我们不能真的这样以为。五四以来,民国所为我们中华文学奉献的女性作家太多了,而我们能一一了解并仔细品味的又太少了。可是,在今日里张迷遍地盛开的时代里,我们如何能遗忘那与张爱玲并称上海文坛姊妹花的另一朵——苏青。

这样的一种遗忘或许是悲哀的,是如苏青这样没有远走异乡的文人们的悲哀。当我们再次翻开他们的历史,一声又一声的悲叹足以使我们窒息。那些曾经熠熠生辉的才子才女们,在后来的那个年代,却无一不是迅速凋零落败。即便那些苟延残喘的人们,谁又能写出叫自己脸不红心不跳的作品来。曾经读着郭沫若晚年与人的通信,潸然泪下,为着文人品质的彻底沦落而深深哀叹。

可是,终究,我们还有一些文人,如苏青,这个孤苦无依的女性,这个一直依靠笔头的文字赖以生存的女性,这个在文字中活脱脱存在着的女子,这个把自己的呼吸都填充在文字里的女子,揉碎了骨头,把自己埋葬在了文字里的女子。她的身上就一直有着极其可贵的文人品质,当所有沦陷区的作家不是远走,就是改头换面的时候,她却脆生生地抛出一句话:文章可以不写,名字却不可以更改。

这份气魄,是张爱玲没有的,当然这更多的是缘于苏青更为单纯的人生哲学理念。张爱玲,是被世俗浸透的,是炼得炉火纯青的火眼金睛的,她洞悉了一个沦陷区作家将来举步维艰的命运,她是不能被束缚的,不能被扭曲的,她需要自由,需要完全的不被骚扰的空间的,所以她不可能像苏青一样留下来,她知道那里连她梦境里最后残存的那点浪漫都是要被牺牲了的。这对于一个对现实无比绝望而言的女性作家,是要命的。维系着张爱玲文学气质的就是那点留存不肯散去的浪漫,在她悲凉的文字里隐匿而后如流翠般悦人眼目。

苏青抱着她单纯的文学思想,以为这个社会是宽容的,至少天真的以为对女性的处境是宽容的。她与张爱玲都是拒绝与政治挂钩的,她们在边缘行走,绝不和主流为伍。

苏青没有如一些女性知识分子一样去往那时的革命圣地,成为后来显赫尊贵的红色作家。她是现实的,所有的浪漫情怀在她柴米油盐酱醋的生活中浸泡,锅碗瓢盆下的丁丁当当的奏鸣曲,才是她及手可触的。所以胡兰成说:与这种生活的气氛相应,苏青是一位有活力的散文作家,但不是诗人。

是的,苏青,不会揣着浪漫的理想上路,她知道,理想热闹的尽头同样是孤独,所有的一切承担,虚无的,广义的责任与追求,是她不能去往的所在。于是,她成了当年上海那座孤岛上怒放的荆棘花。满手心的刺,却是满手心漫溢的芬芳。

如果我们企盼苏青成为冰心,成为丁玲,那么我们如何在这许多年月过去之后,重新走回那座灯红酒绿,酒醉歌迷的大上海,去知晓一个大时代背景下不同人的生活轨迹,知晓那些隐匿在人内心深处的恬美与恐慌。一个惊慌失措的年代,一个硝烟弥漫的旧城,谁的眼眸中没有生命热切的渴望,谁没有固守家园的那点赤子情怀,谁又没有在理想与现实中的苦闷与挣扎。

苏青,用她平实而质朴的笔触,在那个年代里马不停蹄的记录。她的心底是洁净而坦诚的,如胡兰成所说的:她又有一种女儿家的天真,顶撞了人家,仍然深信人家会原谅她,而人家也真的原谅她。

那么,这以后的悲剧,就是这样不可避免的到来。她把人世间看得太简单了,所以她在谈及自己在“孤岛”上的写作生涯,她才能那么没有丝毫愧疚的说: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恰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无愧作。

这是一个作家的坦诚,一个作家的坦白,而这样的坦诚与坦白,却不是很多作家们能够坚守的。一个弱小的女子,能够把这些话说出来,用简单的一个掷地有声这样的词去形容,我以为是亵渎。

作家,有时还不如墙头的衰草,可以在这个季节枯黄,在下一个季节又逢春而发。他们倘若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所谓的历史潮流,没有高瞻远瞩的目光,那么他们的写作生命,就会在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兴起的时候,再无生机。

可是,正如以后再没有一篇作品问世的沈从文一样,苏青这样的小女人又何尝不是我们可以敬慕的?这是叫人忧伤般的欣喜,欣喜于她没有改弦易辙,没有在滚滚的潮流里失去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放弃自己简单而纯朴的坚守,还是那个说话嘎嘣嘎嘣脆生生,无遮无拦的女子。忧伤于她把自己那些还来不及写完的文学就此书写在了心底,因为她知道,再没有可以让她们恣意舒展的年华。于是她带着她们一起死去,一起溃烂,一起蒸发。

最是文人不自由,何况还是一个带着几个张口吃饭的孩子的母亲。人文的关怀与怜悯,在某些时代的背景之下,是那般苍白无力。有时,我害怕翻开一些历史,看见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鲜血,我的心就忍不住会痉挛般疼痛。那些人性的浅薄与尖酸,那些置身事外的高谈阔论,那些把自己撇得清清白白的申辩,总是如潮水般涌来,把我湮没吞噬。也只有沉在底端,随着这些潮水的汹涌而来,我才能触摸片刻她们心底的冷暖,打捞文字碎影中的残片。

想张爱玲那样倔强的一个女人,不也二十余年才敢把一部万余字的《色戒》忐忑不安的置于公众的眼皮子下吗?中国人对舆论的崇尚,早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处于浪尖刀口上的那些以文字谋生的人们,又如何能够在文字里任意宣泄自己心底的那些真实与欲望。她那样的一个女人在当时已经被舆论所折磨得欲置之死地,苏青这样的一个羸弱的女人,能够侥幸活下来,又如何不是一个奇迹?

生命已经这般卑微,那么文字又如何能够张扬生命的力度?苏青的罢笔,我只能拍手称好。

“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说这般寂寥得秋风也羞煞的话,苏青心底里的苦楚与悲闷,怕也只张爱玲能够感同身受了。张爱玲有苏青这样的红泥小炉为之取暖,可是苏青自己却又能取暖何方?

依靠文字为职业独立起来的苏青,在脱离了曾经的婚姻之后,她不是出走的拉娜,毫无目标,前途茫然的,她是一个有着强烈独立意识,并且清醒知道自己一步一步该如何走下去的女性。她对自己离婚的选择,也是充满了理性的,正如她后来的《论离婚》中所说的:性的诱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浓厚。美人睡在红绡帐里,只露玉臂半条,青丝一绺是动人的,若叫太太裸体站在五百支光的电灯下看半个钟头,一夜春梦便做不成了。总之夫妇相知愈深,爱情愈淡,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恋爱本是性欲加上幻想成功的东西,青年人青春正旺,富于幻想,故喜欢像煞有介事的谈情说爱,到了中年洞悉世故,便再也提不起那股傻劲来发痴发狂了,夫妇之间顶要紧的还是相瞒相骗,相异相殊。闹离婚的夫妇一定是很知己或同脾气的,相知则不肯相下,相同则不能相容,这样便造成离婚的惨局。“

女权主义在旧中国开始蔓延而开的时候,苏青就意识到了这种女权主义的异化。在一边倒地推行女性男性化的所谓平等潮中,在那些铺天盖地被各种教育灌输而来的风声里,苏青一针见血的指出:读这类文章读出来的女生,她们在思想上一定仍旧是男人的附庸。她们心中的是非标准紧跟着男人跑,不敢想男人们所不想的,也不敢不想男人们所想的,什么都没有自己的主意。所以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起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

也因此苏青的文字中绝无那些激情涌湃的革命热情的场面,也无对社会的更多指责和要求,她把笔力更多的放在了女性自身的批判上,包括自己在内的赤裸裸的批判,她以为女性的解放是完全来自己女性自己的,女性不能依靠在男性解放的洪流中分得一杯羹。这种附加的解放,带来的或许是更多的桎梏,而女性解放运动者却沾沾自喜,毫不知觉。如她大胆对于女性追求的所谓诸多的平等权利嗤之以鼻:我敢说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声音更深。《结婚十年》与其说是一部自述体小说,莫若说是苏青对于自我生命体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批判。

她所发出的声音,不说在那时是离经叛道的,是脱离社会主流思潮的,就算是在今天,谁又能说这些话失去了该有的分量了呢?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更像是为男权社会的男人披上了一件光鲜得体又无比舒适的外衣,不过是男性的一件可以遮羞蔽丑的附属品。而女人得到的是什么?是更为负重的生活,是从男人手中争取来的更多责任与义务。而女性自身真正该得以解放的却是寥寥无几。女性的苦闷与困惑从来没有因社会物质的提升而得到多少让人觉得欣喜的解放。苏青在《谈女人》更是刻不容情地撕下了某些高贵女性优雅的面纱:上流女人是痛苦的,因为男子只对她们尊敬,尊敬有什么用?要是卖淫而能够自由取舍对象的话,这在上流女人的心目中,也许倒认为是一种最能够胜任而且愉快的职业。

文字是她谋生的唯一来源。可是,文字又何尝不是她能够随时取暖的红泥小炉?苏青把炉火中的那些暖暖的热度,掬来为文,铺陈在火辣,清爽的篇章中,为那时沦陷区中的人们带来了多少萧煞中的温情,可是,懂得感恩的又有几人?

当所有的曾经沉默着的大多数们欢欣鼓舞起来的时候,他们不是首先开始重建和收拾破碎的家园,而是追随着那些把战争胜利的果实掠夺干净的人开始清算曾经在他们被迫沉默的年月里并不沉默的人们。

苏青,这个一直因文字而维持着精神和肉体的女人,成为万夫所指,她的文字,她的生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和蹂躏。如她说的:胜利不曾替我带来生活费,相反的是物价更高了,我不得不在挨骂声中日以继夜地写下去“

我不想去探究苏青与大汉奸陈公博之间是否有染,与大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相比,苏青有的是比别人坦然的世俗,有的是比别人更清澈的单纯。我只记得她的那些真诚,即便是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她依然没有落井下石,对曾经给于过自己温暖的人踩上一脚:“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息间竟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呀。”

她也不媚俗到去听从别人的劝说,没有廉耻地吹捧另一个位高权重,红极一时的女作家。

那些清算的人是不大去研究这个弱小而坚强的女人是否伤害了大众,是否损害了社会的利益,是否狼狈为奸,与虎谋皮,更忘记了在那些阴暗潮湿,没有阳光照射的日子里,是在苏青的文字中取暖度日的。

而那些被苏青毫不留情指出来的文人们,却躲开了这样的清算,甚至得到了无上的荣誉:虽然在笔名的掩护下,我们也略能窥到他们的真面目。考查他们的工作业绩,除了钻过防空洞外,也并未做过其他的什么地下工作。

可是被蒙蔽的人们谁能够在那些嘈杂欢欣的声音中体味到苏青这些话的真实分量?

苏青没有毅然决然离开那座曾经的孤岛,她的肌肤中满满浸透的都是那座孤岛的烟火味到,她知道,自己离开了就再也写不出那些烟火味道的文字了,而她不知道的却是,离开了那样的一个年月,她的文字也是要销声匿迹的。

这悲清凉瑟瑟的世界,如何能够不叫一朵温暖的小花凋零而去?

曾经那般恣意张扬而开,百无禁忌的苏青,一个能毫无遮拦说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女子,却终于在欲所不能求中冷寂着死去。她在自己写的归宿中所说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将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她终于只枕着自己的那些善良与爱去了,身边没有一双温暖的手。

很多年来,我们把一些文学的本质丢失了,丢得远了,便也就这样自然而然遗忘,仿若我们也并不曾真正拥有。

苏青,便是这遗忘中的文学花朵。

小忧伤,小到什么程度?

  《小忧伤》  作者:赵瑜  版本: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年7月第1版  定价:18.00元

有些书,我是放在枕头边的。它们不是人生哲理,不是职场兵法,不是股市圣经,不是MBA案例,不是李宗吾的厚黑,不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复杂的世界,白银黑铁、青铜黄金,金属之刃在倾斜的世界里切割出无数线条,让我置身于迷宫,种种苦痛几乎要捏碎心脏。这是属于人类的忧伤。那,什么是小忧伤?

《小忧伤》,小到什么程度?不过是一个少年走在路上看着月亮慢慢变胖。至于月亮为什么要变胖,作者并没有去剥这“洋葱”。他只是在讲述一些现象,用很透明的文字把它们从心里倒出来。不是龙王在天上倒那东海之水。水珠缓缓涨大,肉眼不可觉察的大,变成绿豆大,变成黄豆大,再变成指甲盖那般大———好了,就是这样大。滴下来,滴在草叶上,草叶因此绿;滴在水面上,水面因此碧;滴在嘴唇上,嘴唇不再饥渴,而在喉头纠结成一团那些坚硬的词语开始融化。

人,是需要情感的。真正的情,不是红尘里的悲欢离合,那些是故事,是人与人的关系。故事是重复的。以节日、月份、星期为标志的相对时间,是走在大街上的异乡客,从街道这头,走到那头,再走回来。星期一,仍然是星期一;星期二也仍然是星期二。而人与人的关系,其本质即是不可避免的误解。这是熵的意志。真正的情是什么呢?“我曾经吃过一条鱼,那么我会变成鱼吗?答案是肯定的。”“一群孩子对着蚂蚁窝尿尿,尿完以后开始查,谁的尿淹死的蚂蚁多。”纯粹的情,并不蕴含人世间的道德规范。所谓善恶面对这样的句子是多么可笑。佛说世人皆苦。哪来的苦啊?咬一根苦瓜,正是滋味。若无此滋味。蚂蚁、蜻蜓、红薯、榨花生的女人、二大爷家里煮的狗肉、长了胡子的黄豆、坐在我前排叫苹果的女孩……作者讲述着童年往事,不为颠覆,不为解构,不试图构架一座宏大殿堂———或许有人会写文章说他矫情,但你放下笔,你应该能睹见他那颗真挚的赤子之心。这些原本就是我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把它们从我们身边夺走?

我无意在此解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实质,只是想说,对于地球而言,城市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并且不可挽回;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他们最后的高潮。这个由钢筋水泥金属玻璃所构造的漩涡将能让他们自慰至死。当神把智慧赐给人类———也只有人才能摧毁人本身。城市已失去农耕社会神之恩赐物的意义。其发展史是人所创造的一种道德与秩序。尽管他们把城市的发展史命名为人类的文明史。这是对神的僭越。

我们无法让身体摆脱城市,但或许可以让我们的心回到这个最原始的艺术之源。那里没有任何解释,没有坚硬的脸庞,没有六角形的图书馆,没有玫瑰与鲜艳的女体,只是一幢幢灰房子,一片蒙蒙细雨。一个孩子从拐弯处过来,站住脚,吃惊地望着那屋檐上滴下的雨珠。世人是梦,白驹过隙。时光的缝隙中,让我们去翻一下这样的一本书吧。

【一周网事】遗忘和被遗忘

 

●关键词:主编李湘、赵丽华

他获得了一个国际电影节影帝的称号,在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他还在山西的一个煤矿里挖煤。他当过16年的煤矿工人,险些死在一起塌方事故里。他出演了一部获得过七次国际电影节大奖的电影《三峡好人》,这部电影没有改变他的命运,这和我们的期望相悖。他的一生会因为这部电影而变得灿烂。当他下工走出煤矿洗干净脸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村民们并不知道一位影帝在他们身边散步。他的名字叫韩三明,导演贾樟柯的表弟。本周,因为他凭借《三峡好人》获得智利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而重新引起了网友关注,引起议论纷纷的不在于这个奖,而是他表示以后还将继续挖煤。

我们记不记得住这个名字不重要,但他留在中国电影胶片上的影像,却会让我们想起来时有别样的滋味。

明星当主编的队伍又增加了一位新军———李湘。娱乐圈的女明星已经不甘心自己的名字只出现在银幕和荧屏上,徐静蕾、杨澜、高圆圆、陈鲁豫都相继成了电子杂志的主编,其中徐静蕾还把自己的《开啦》做得有声有色。每一个成功的主编背后都有一批有想法的作者,徐静蕾有王朔,还有韩寒,李湘请来了郭敬明捧场,“80后”著名写手一人占一个,可谓正好匹配上了。主编写博客平均每50个字错一个字,作者则是抄袭案底还没洗清,这个阵容做出来的杂志肯定有“看头”。可以怀疑明星主编的水平,但不能否定明星当主编的权利,娱乐圈不好混大家都是知道的,明星拿出点业余时间搞点第三产业应该予以理解,这年头,票友冒充专家的人多了去了。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比获奖人选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一干人等围绕着这个酸不溜丢的奖所做出的表演。近日各大博客站点都在推荐诗人赵丽华《听说我得了诺贝尔奖》的文章,文章内容是对南方某报刊发了一篇恶搞她获得诺贝尔奖的文章进行抗议。对于网民凡事都能和赵丽华联系在一起的本领实在令人佩服,前不久网络上还掀起过一阵子“赵丽华诗歌事件一周年祭”的讨论,想不明白这种群众大拨轰有什么值得祭奠的,是不是到了50周年的时候还要搞一个庆典?让诗歌的归诗歌,让恶搞的归恶搞吧,有时候遗忘和甘于被遗忘都是件不错的事情。

四大名著重拍闹出的新闻越来越不靠谱,《水浒传》要请日韩演员扮梁山好汉尤为如此。大家都知道影视作品的国际化是好事情,可以多卖到几个国家有利于收回成本,但难道把一堆说着走调国语的演员扒拉到一起就国际化了吗?想到那些在师奶当中十分有号召力的日韩明星将要成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武松和鲁智深,就忍不住怀疑导演是不是看日韩剧看多直把“水浒”当“水许”了。

“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惟一的事,但我决定不忘掉”,《恋爱的犀牛》中这句台词被许多人引为座右铭,但这里说的是感情,感情的执着是纯粹的。而对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不叫执着,叫偏执。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

  插图/林军明

  (10月12日-10月18日)

  【总榜】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素年锦时 安妮宝贝 作家出版社 27.00

  2.圈子圈套3(终局篇) 王强 长江文艺出版社 32.00

  3.明朝那些事儿(四) 当年明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4.80

  4.货币战争 宋鸿兵 中信出版社 38.00

  5.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 (韩)南仁淑 南海出版公司 22.00

  6.玄奘西游记(上下册) 钱文忠 上海书店出版社 38.00

  7.于丹《论语》心得 于丹 中华书局 20.00

  8.灵魂21克 王春元 作家出版社 28.00

  9.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 (韩)文德 中国档案出版社 29.80

  10.牛市一万点:中国财富大趋势 温元凯 江苏文艺出版社 29.00

小说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素年锦时 安妮宝贝 作家出版社 27.00

  2.圈子圈套3(终局篇) 王强 长江文艺出版社 32.00

  3.灵魂21克 王春元 作家出版社 28.00

  4.鬼吹灯II系列之二:南海归墟 天下霸唱 安徽文艺出版社 28.00

  5.巴别塔之犬 (美)卡罗琳·帕克丝特 南海出版公司 22.00

  6.色,戒 张爱玲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5.00

  7.操盘手 花荣 中国城市出版社 36.00

  8.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上海人民出版社 25.00

  9.甜酸 饶雪漫 新世界出版社 26.00

  10.山楂树之恋 艾米 江苏文艺出版社 25.00

非小说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明朝那些事儿(四) 当年明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4.80

  2.货币战争 宋鸿兵 中信出版社 38.00

  3.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 (韩)南仁淑 南海出版公司 22.00

  4.玄奘西游记(上下册) 钱文忠 上海书店出版社 38.00

  5.于丹《论语》心得 于丹 中华书局 20.00

  6.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 (韩)文德 中国档案出版社 29.80

  7.牛市一万点:中国财富大趋势 温元凯 江苏文艺出版社 29.00

  8.人生若只如初见 安意如 天津教育出版社 23.80

  9.绝对小孩 朱德庸 上海画报出版社 28.00

  10.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 商务印书馆 16.00

学术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匈奴史稿 陈序经 人民大学出版社 39.80

  2.论语 刘胜利 中华书局 9.80

  3.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断 葛剑雄 上海书店出版社 22.00

  4.诗词格律概要:增订本 王力 世界图书出版社 15.00

  5.道德哲学的问题 (德)T.W.阿多诺 人民出版社 29.00

  6.国学概论 章太炎 中华书局 6.50

  7.财富的诞生:现代世界繁荣的起源 (美)威廉·伯恩斯坦 中国财经出版社 49.80

  8.南怀瑾讲演录 南怀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9.国史精讲 樊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5.00

  10.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万绳楠 贵州人民出版社 29.80

经管

  书名 出版社 定价

  1.货币战争 中信出版社 38.00

  2.牛市一万点:中国财富大趋势 江苏文艺出版社 29.00

  3.股民基民常备手册 长江文艺出版社 29.00

  4.炒股入门与技巧 经济管理出版社 15.00

  5.炒股就这几招 中国经济出版社 25.00

  6.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5.00

  7.中国新基民必读全书 中国纺织出版社 24.80

  8.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新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26.00

  9.中国新股民必读全书 中国纺织出版社 29.80

  10.你在为谁工作 机械工业出版社 16.80

生活

  书名 出版社 定价

  1.家有妙招 青岛出版社 28.00

  2.你今天DaLaDaLa了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3.快乐生活(一点通) 北京出版社 29.80

  4.求医不如求己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9.00

  5.人体使用手册 花城出版社 29.00

  6.人体经络使用手册 东方出版社 29.00

  7.幸福女人的芳香生活 中信出版社 40.00

  8.不可不知的2000个生活常识 长安出版社 36.00

  9.定本育儿百科(精) 华夏出版社 49.00

  10.一个人泡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儿童

  书名 出版社 定价

  1.福娃奥运漫游记 浙江少年儿童 50.00

  2.哈利·波特7(中文版预售) 人民文学出版社 60.00

  3.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云南教育出版社 29.00

  4.窗边的小豆豆 南海出版公司 20.00

  5.爱丽丝漫游仙境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0

  6.开甲壳虫车的女校长 接力出版社 13.00

  7.猫奴契约书 现代出版社 18.00

  8.小王子 新世界出版社 22.00

  9.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 58.00

  10.女孩子必读的100个公主故事 人民邮电出版社 58.00

出版界,什么最重要?

  【榜评】

  做长了文学出版的人,在推出一个新人时,总是会有些犯嘀咕:比如,这个新作者对一个行业很了解,题材好,写尽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可是文字功夫差了点,故事虽然精彩但有点词不达意,句子也一般,没有文采,出这样的书要是卖不好,那不是丢死人了吗?然而一不留神,看一看排行榜,《鬼吹灯II》系列都上榜了,《圈子圈套》出到3了,《明朝那些事儿》都出到4了,听说马上还要出第五本。又比如,这个新作者的文笔真的不错,文字好,讲故事也九浅一深花样翻新,发展下去说不定也是21世纪的琼瑶,将来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一定,可这本书里,说来说去就那点破事,这书能卖吗?犹豫之中,《素年锦时》已经上了榜首,安妮宝贝的电话也已经打不通了———在这个“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的时代里,难道还有人等你不成?于是满腔郁闷无比悲愤长吁短叹地恨自己与畅销书又一次擦肩而过。

  如果这种情况是在出版社,大概领导也就是认为你市场判断能力有问题,所以工资还是有的,只是奖金有点损失罢了。但要是在图书公司,受怀疑的恐怕不是你的市场判断能力,而是你的智力,受损失的也不仅仅是工资,而有可能是工作的机会。《当代》大编老周同志前段时间撰文谈自己成为编辑老油子的心得,很给人以启发也很令人羡慕。当年,他拒绝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张炜的《九月寓言》高过了《当代》的水平为自己辩护;钟情于贾平凹的《废都》,却准备枪毙阿来的《尘埃落定》,至今仍“不思悔改”,以“现实门”长老自居,以推出了《落日》《沧浪之水》《蓝衣社碎片》等一系列畅销的好书而自豪,并且放言,等郭敬明结婚生子了,《当代》再发他的小说,他的粉丝还得看《当代》。这份自信和勇气,也就是这种身在豪门、见惯了生死的老和尚才有,在出版市场繁荣昌盛的今天,还能如此笑傲江湖的英雄,确是不多见了。

  其实,谁都知道好的小说是题材和文字都要好,但今天的情况是,有一个不错的作者就已经有很多出版人来抢,要是题材文字都好,那多半是名家,能拿到稿子不仅要有交情,还得付出高额预付版税,风险同样不小。没有作者愿意继续修改自己的小说,相信十年磨一剑的鬼话,更多的作者都相信自己有着“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的才气。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季羡林的高徒钱文忠终于将恩师的清贫和坚守放在脑后,在“百家讲坛”的包装下推出了《玄奘西游记》,主动来到了媒体前为自己吆喝。同样,一度销声匿迹的温元凯也在沉寂多年后豪言《牛市一万点》,以新的姿态重回名利场———说到底,题材重要也罢,文字重要也罢,都不及物价上涨时的人民币重要啊。

华语图书综合榜(10月12日-10月18日)

 

  文学类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哈利·波特(7):死圣 J·K·罗琳 皇冠文化

  2.秘密 朗达·拜恩 方智出版

  3.色,戒 张爱玲 皇冠文化

  4.六弄咖啡馆 藤井树 商周文化

  5.灵魂拥抱 侯文咏 皇冠文化

  6.我们的新世界 艾伦·葛林斯潘 大块文化

  7.惘然记 张爱玲 皇冠文化

  8.不存在的女儿 金·爱德华兹 木马文化

  9.偷书贼 马格斯·朱萨克 木马文化

  10.群 法兰克·薛庆 野人出版

       非文学类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不生病的生活:实践篇 新谷弘实 如何出版

  2.不能说的秘密电影创作琴谱 周杰伦 华人版图

  3.20几岁可以改变女人的一生 南仁淑 汉宇国际

  4.不生病的生活:全美首席胃肠科医师的健康秘诀 新谷弘实 如何出版

  5.交易员的灵魂:您的投资出口在哪里?     黄国华 聚财信息

  6.第十三个故事 黛安·赛特菲尔德 木马文化

  7.金字塔原理:思考、写作、解决问题的逻辑方法 芭芭拉·明托 经济新潮社

  8.买基金为自己加薪 萧碧燕 方智出版

  9.真爱奇遇-我的鸟羽兄弟 清海无上师 清海无上师

  10.雅子妃:菊花王朝的囚徒 班·希尔斯 三采文化

  根据博客来网络书店、金石堂网络书店、诚品书店等榜单综合整理。

贺卫方:记者挨打与新闻真相

 

8月13日湖南凤凰县发生了建桥梁垮塌事故,当多家媒体记者到现场采访时,又在16日传出记者遭当地官员殴打的消息。沈从文先生的故乡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所在,这种蛮横的行径与《边城》里的人情味又是何等的格格不入!当然,殴打记者事件本身倒没有多少复杂的情节,需要分析的主要还是频繁发生记者被打事件的背后根源究竟何在。

当出现某些事故或者人为灾难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官员往往表现出一种过于自信的姿态,他们并不认为在这类事故的调查和处理的过程中,政府之外的力量介入是非常必要的。包括前一段时间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之所以开始时草案中规定“要由事件发生地的当地政府统一组织新闻的发布”,而且地方政府还有权力对所谓违规的新闻媒体进行处罚,大抵上反映了官员们的这种惯常思路,他们总认为政府是公正的,发生任何事情由政府作出的认定和处理是最权威的。

然而,许多事实证明,地方政府往往跟某些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些事故或突发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政府本身的应对失误、愚蠢或者错误决策的结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利益中立的机构,它必须要在外部严格的监督之下才能不去做坏事。但是这种观念对于许多官员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这跟我们过去一以贯之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是有关的,因为党和政府而且只有党和政府是代表人民的,你不信赖它们还信赖谁?出事了,政府正焦头烂额,你却来搞什么调查,不是捣乱么?虽然实在不少地方的实情是,政府所忙碌者,恰好是掩盖事实,以求自保!

当然,媒体本身在中国也不处在一个常态的地位。什么是传媒?我们的基本定位,它也是政府权力的一部分,政府机关固然行使的政府权力,媒体作为喉舌,作为机关报,机关电视和机关电台,本身也是政府权力、党的权力的一部分。这样的一种定位,意味着媒体做事情的逻辑,包括它受到干扰的途径,跟政府权力行使过程是一样的。这种体制与性质上同构的特色决定了我们的媒体没有办法去享有真正媒体所享受的那种尊严和权威性,所谓客观中立是绝不可能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对媒体的态度,它总认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政府内部行使权力的人,你把内幕挖掘出来,发布出去,对政府本身的形象不好。这样的体制带来了官员对媒体的期待是错误的期待,他们并不认为客观报道是正确的,而怎样维护政府的形象变得非常重要。

正因为媒体代表了官方,是机关的喉舌,这样它似乎也拥有了一种超越传媒的不合理的权力,它可以做出一些结论,一些无庸置疑的结论。我们知道,过去的报纸可以不经过任何司法审判就宣布某个人是反革命分子。过分的强势,反而导致了地方官员对媒体格外的忌惮。因为如果一旦媒体给做出结论,认为某些官员需要承担责任,那几乎具有言出法随的效果。实际上,一个记者再追求客观,他的视野毕竟还是有限的,况且还有追求快速发表的冲动,所作报道存在某些不全面甚至失实歪曲等缺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是,这种报道如果变成一种判决,对于官员们——以及任何新闻事件的当事人——都是过于严重的局面,这会加剧记者所面临的危险。于是,拼命防范记者,一旦遮掩不成,考虑到一旦被媒体揭露出来后的严重后果,这种时候某些人就会铤而走险,发生凤凰这样的事件就会有必然性。

或问:真相报道出来固然会让责任人丢掉乌纱甚至锒铛入狱,但是,殴打记者,必然引起更大的反响,导致责任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这难道不更是更可怕的后果么?最近这几年,我们这里有个似乎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一件坏事情之所以被媒体报道,是因为那件事情还没有坏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如果坏到特别严重的程度,一旦报道就会产生特别恶劣的影响,会让国际社会都关注,这时候可能就会有“贵人”相助。实际上地方的官员也在观察什么样的东西会被媒体报道出来,什么样的事情媒体不能够报道。如果要报道的话,就会有人来管媒体,让它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实际上媒体也在自我审查,注意避免捅娄子。我感觉官员们也猜得透这种管理的规律,所以就把坏事闹大,闹大到以至于不能报道的程度。林彪当年说谎撒得越大,别人越相信,我们现在是坏事闹得越大越不能报道。我不知道凤凰这个事件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死亡人数是否尚无定论,再加上记者被殴打,这类恶行多了,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没准事情就好办了。

饶有兴味的是,我们看到当地的官员很注意对于不同的媒体区别对待。当然,这并不是凤凰官员的发明。我记得孙志刚事件审判的时候,广州的法院就只允许央视和新华社的记者进入,东北刘涌案的审判也是一两家最高层官方媒体才能进入法庭报道。这种把媒体分作三六九等的做法理所当然地激起了那些受冷落记者的强烈反应。不过,这样的区别对待却真正体现了官员们的精明。一方面,官员们的确害怕这样手眼通天的媒体,他们不敢得罪。另外一方面,在官方评价中层次越高的媒体,在报道负面新闻的时候往往是更低调的。“高处不胜寒”,媒体层次越高,官方控制的力度就越大。地方官员也看得出来,来自外地的有些媒体是没法控制的,但是像央视、《人民日报》这样的媒体却断然不能做很多负面报道。对于这类媒体的礼遇并不是因为它们享有更多的自由,恰好是因为它们更不自由。虽然这一次《人民日报》的记者也被打了,那是因为他没有先亮记者证,如果当时亮出记者证来,对方可能就会收敛一点。据有关媒体透露,当地的宣传部门在事发后也道歉了,不过,道歉也有强烈的“级别意识”,只向这两家媒体道歉,不向其他媒体道歉。其实,那些没有得到道歉的记者是应该为他们所在媒体而自豪的。

最后,记者频频遭打也折射出由于民主缺乏给官员行为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我们整个官僚体系都非常缺乏一种规训,缺乏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带来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服从感。官员们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民意,必须要通过媒体接受民意监督。他们总是把记者视为宣传他们政绩的一种工具,甚至负面事件的报道也要变成张扬官员政绩的契机。在这样的环境下,个别记者——大多是官员辖区之外的记者——居然要揭露他们力图要掩饰的情况,所引发的激烈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观察不同国家的官员,尤其是当面对记者的时候,他们的语言风格、神态,甚至肢体语言,都可以从中可以看出,民主对于官员的规训是怎样的细致入微。民主就是让官员不敢得罪媒体,他们哪里敢得罪无冕之王,得罪第四种权力?

昝爱宗:“后清”的“二胡”—-且看团派如何“十七大的摇滚”

 

十七大开幕在即,各路人马粉墨登场,招摇过市,总有人吆喝几声和谐,装模作样。暗地里,却是对北京的上访村、上访户下手,对高智晟、李和平等人权志士打击。恶政在受迫害者的伤口上再洒把盐.所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预计,风声鹤唳、淒风苦雨的十七大过后,不会有什么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当然,对於胡温这些人来说,能维持现状已经很不错了。可对於一个掌握巨大政治社会资源的执政党,当前是顺应时代潮流,还是遭历史淘汰呢?这就要看中共「后清」这个阶段如何度过,以及「二胡」(指胡锦涛,大胡为前总书记胡耀邦)如何表演出新时代的摇滚来。

摇滚一词,很容易令人想起崔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风行中国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来。可现在的「政治摇滚」若要风行中国,就没有当年那么容易了。摇滚必定需要团队,需要听众呼应,也需要多方互动,可中国只有团派,一人当家,全团鸡犬升天,并非好兆头.种种事实证明,围着政治和社会危机「团团转」的团派,却是靠不住的。典型的团派代表人物就是孟学农,是以说假话扬名,已经上了全国人民不指望人物的黑名单;再者,政治摇滚还需要种子选手,能呐喊者,能获民心者,能有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却似乎仍未出现.

比如胡温时期的SARS危机,一个卓越的领导人完全可以借机公佈真相,同时乘着解放军总医院蒋彦永呼籲平反六四的东风,把祸国殃民的江泽民、李鹏集团绳之以法,总能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可现实中的胡温,不但不支持蒋彦永医生,还默许广东张德江势力整肃以揭露孙志刚被收容打死事件和SARS被掩盖真相而闻名的《南方都市报》,着名新闻报人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等先后入狱,喻李二人还被判刑八年和六年。对於捍卫人间正义,胡温又在起到什么作用呢?

看十七大的摇滚,要想风行全国,一定要有国内外制造压力,才能使中共意识到宁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亡党,也不能维持现状导致亡国。当前启动政改,到了一个节骨眼的时间,前面提到,用「后清」比喻中共的今天再恰当不过了。「后清」的摇滚最需要呐喊,可是,胡锦涛从上台后的「聚精会神搞精神,一心一意谋发展」,「两个务必」,「新农村建设」,再是「保鲜」的先进性教育,还有八荣八耻,最后经过五年时间才摸索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来,还要在十七大之际赶紧写进党章,似乎是杂乱无章。如此隔靴搔痒,距离以呐喊、急风暴雨般的摇滚十万八千里,只能说「二胡」只是二胡一样的小器乐,还演奏不出摇滚这样的大节目。

团派总是那么示弱,派不上用场,有时运未必有实力,则是因为团派缺少两个「势」,一是团派没肩膀,抗不起来。「二胡」上台五年,一个快死的人——黄菊(最后还是死了),居然让团派投鼠忌器,不敢对上海帮下手;直到黄菊一命呜呼之后,才开除陈良宇的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可见团派肩膀柔弱,总是难以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二是团派没腰,不够阳刚,挺不起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大摇滚,却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下不了手,还指望他们能够救活久病不癒的共产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