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改建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但有关政改内容与20年前中共十三大时，由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提出的“党政分开”概念根本不同。

在十三大报告中，赵紫阳直言，“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不提“党政分开”

赵紫阳并提出，“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泷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

不过在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十三大提出的政改方案被“束之高阁”。18年来，中共再也没有提出过党政分开问题。

 

近日约有2000名当年被划为右派的老人发出《致中共十七大公开信》，再次要求中央为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平反，公开信呼吁中共领导人郑重宣布反右运动违反宪法，同时开放言禁，以制度来保障民主与法治进程，对反右受害者作出经济补偿等。

报导说，公开信将透过多种渠道散发给十七大代表，而今次公开信联署代表为当年被错划为右派份子的任众、陈奉孝、蒋绥敏等3人。

反右受害者在公开信中发出3项呼吁：一、开放言禁，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反思、总结“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找出和挖掉产生错误的政治运动的根子，用制度来保障中国民主与法治进程。二、中央以适当方式郑重宣布“反右运动”是完全违宪的政治运动。三、对于“反右运动”中遭受各种打击迫害的右派份子及家人，发还所欠工资并赔偿损失。

公开信指出，50年前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冤案，严重违反宪法，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50多万知识份子和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有关部门以稳定为名，一直非法管制言论，不准人们谈论“反右”等政治运动，不准反思。

北京一些右派人士亦对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颇为失望，认为在政治改革方面与赵紫阳时期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相差太远，他们表示，在政治改革遥遥无期的情况下，要求中央为“反右运动”彻底平反无从谈起。

据报导，公开信发起者遭抄家监控。在2005年11月有3799名反右受害者签名联署向中央、人大和国务院发出公开信，要求平反右派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但事后几名发起者被警方抄家监控。今年3月3日，又有61人就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向当局发出公开信，签名联署的达2000多人，多名发起者再次被警方盘查、恐吓、监控。

 

翻开《暴风雨中一羽毛》，引子里“探监者”、“劳改农场”、“囚犯的坟墓”、“铁丝网”…… 劈面而来。这些从我十岁起父亲因歷史、现行反革命数次坐牢，到我二十岁叛國投敵罪自己坐牢十年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词语，这类令人心痛心碎以至于我满刑三十六年，已经在墨尔本安居乐业二十年后的今天，还时不时从梦里蹦出来困扰我的词语，一下子使我与巫一毛零距离靠拢，心不由己地被她牵引着，推开沉重的历史之门，走进了这个小女孩的世界。

不少描写中国苦难的书和文章，多数是大人写大人，写名人，虽有涉及小孩，常常只是附带一提，或者孩子脸成人的言行。社会对他们缺乏责任感和怜悯心，孩子，特别是乡村孩子，在文学著作里被遗忘，尽管孩子也是苦难的承受者，是最软弱最无助的一群。这不能不说是文明的倒退──巫一毛不同，在事业有成、生活富裕的美国，在出国二十六年之后，她终于把几乎是半个世纪前孩提时代的记忆，写成了《暴风雨中一羽毛》，英文版和中文版。如果没有对他人命运的真诚关怀和同情，如果没有为历史作证的强烈的责任感，本书未必能问世。

《暴风雨中一羽毛》的灵魂是写孩子，它烛照了长期被遗忘的角落。

（一）苦难的童年，泪透纸背

孩子的使命是什么？

孩子的使命是笑、是欢乐、是玩耍、是少不更事童言无忌、是恶作剧调皮捣蛋、是白日做梦晚上尿床，是作者写的“所有人都在高高兴兴玩游戏”！

可是，恰恰相反，本书最大的特点却是动词“哭”的使用，频率高得惊人，是我所读书里“哭”得最多的一本，几乎每页都在哭。

请看，这个自称“解放区的的天是明朗的天”，它给了这孩子什么？

呱呱坠地，苦难史揭幕，见面礼就是父亲缺席，他被划成右派劳改。

三岁，跟妈妈去看爸爸，竟是去探监！

刚会讲话就遇上全国喊饿的年代，小手举起空碗，“再添点儿”。为了可以每天吃鸡蛋， “将来长大了，我要得糖尿病”。

六岁，拣柴禾生炉子买菜做家务，清晨从床上跳起来冲下楼给弟弟拿牛奶，倒乾瓶子里最后一滴奶，舔尽盖子上最后一丝油……竟然懂得做检讨，“我後悔生病”。

十岁，告别去乌江劳改的父母，当起小妈妈。弟弟晚上屎尿拉一床，小妈妈到结冰的池塘洗衣物，掉进冰水里。天寒地冻的归途上，撞见吊死在树上的梁阿姨。

孩子的眼睛不大，可装了很多眼泪，小小年纪流也流不尽。

到处是人民解放军，“我崇敬他们”。

人民解放军强奸了“崇敬”！

八岁的她，大叫“妈妈”！

雨水、泪水、血水！

巨大的讽刺是，恶行的起因是一枚毛主席像章——见证着罪行，他居然在笑。

解放区的的天是黑暗的天。就是他，用“人民”牌油彩制造黑暗制造罪行。

（二）农村儿童，黑暗社会里受煎熬

一毛以她的学养和风格，用孩子们特有的语言举动叙事，像黑白电影的慢镜头，从容平静，娓娓道来。在二十年的时间跨度里，她记叙了反右、三年饥荒、文革、上山下乡等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暴中，那些不能掌握自己命运、无足轻重的羽毛──孩子，特别是地位最低贱、生活最穷困、处境最悲惨的农民孩子的故事。他们生活在“解放区”的黑暗里，羞煞养育我们的皇天后土。

五岁的小兔子每天做很多家务。那天，她躺在草堆上死了，背上还背着她弟弟。

十五岁的春英嫁到另一个村庄，换个女孩回家做哥哥的媳妇。她难产的女双胞胎，第二天就被爷爷和爸爸扔进了河里。生产队长亲口说：“我的那个胖丫头刚生出来……往尿桶里使劲一按，她就不哭了。”

逃过了溺死关的小女孩，未必能逃过“自然灾害”的饥饿关。一毛所在的高庄，村上没有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五八年前后出生的都给饿死了”，口粮留给男孩活命。基贵就是用姐姐的命换来的，换了个傻瓜，“我爹不是我亲爹，我亲爹是毛主席”。傻瓜不是强劳动力，在家给爹打，在外让村长往死里揍。村长臭骂司机，为什么只把基贵撞伤没把他压死？

值得一问的是，“五八年前后出生的”小女孩只是被有意饿死，其中有否更加不堪的罪行？

我在四川省二监勞改时，有个吃孩子的农妇，自称“判了两年”（死緩两年），她觉得不化算，煮在罐子里的小儿子来不及吃完就给抓走了。張賢亮有篇文章里提過農村煮孩子吃，最近张先痴的书里也提到，杨显惠的新书《定西孤儿院纪事》也有记述。廖亦武的作品更揭露了一个生產隊吃女孩成風，一年里吃了七岁以下的女孩四十八个，百分之八十五的家庭有吃人史。真是空前绝后，闻所未闻！

奇怪！“解放区”里善良、本份的中国农民，饿得要死了没听说去抢可以救命的政府粮店、粮仓，去抢国库，倒情愿躲在家里宰杀毫无反抗力的自己的孩子，多数是宰杀女孩子──尽管对无底洞肚皮无济于事。

我们有理由怀疑，巫一毛所在高庄的那些爹娘，仅仅是把女孩饿死“烂在家里”，好继续领她的口粮；还是饿死了女儿舍不得“浪费”，“见财起意”吃掉尸体；甚至就是把女儿当鸡鸭活生生杀死，为了饥饿的肚皮？难道整个一毛这样年龄段的女孩，齐刷刷地全是“饿死”的？

雨果《悲惨世界》里芳汀五岁的女儿珂赛特，是文学作品里众所周知的悲惨童年的典型，但无论如何，住在收养她的德纳地夫妇家里，尽管男的是无赖的本质，女的是泼妇的材料，也绝不存在把珂赛特饿死甚至杀来吃掉的危险。况且，那时还有忠肝义胆的冉阿让救她出火坑。

中国农村的孩子们，不仅比一百四、五十年前珂赛特法国乡镇的生活悲惨无数倍，令人毛发倒竖、恐怖不已的是，最安全的家里成了他们的死亡之地，最该爱护他们的父母──罗中立震撼人心的油画“父亲”，那些饱经忧患、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杀儿女充饥！富有想象天才的维克多？雨果，在中国农村吃孩子的问题上，不得不承认他的想象力枯竭。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把党来比母亲”，父母亲吃自己的儿女，精神和肉体！

谁能耐拯救孩子们，在这个黑暗的“解放区”里！

（三）洗血澡者们罪责难逃

书里有个无恶不作的农村干部，大概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我叫李庭海，高庄生产队队长，共产党员。”他外号老螃蟹，公开扬言： “随便你们哪一个，胆敢得罪我，我就拿公安六条把你变成现行反革命，把你的头切下来当猪尿泡踢”，“我要你死，你就得死”。别人的东西他想拿就拿，别人的小媳妇，赏十个工分睡她，儿媳妇尚未过门，他先享用……

是谁，给这个流氓恶棍如此大的权力；是谁，使乡民哭天无路、活得比死更无望？

在读到这个政权基石、人渣老螃蟹时，我止不住不断联想起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一万倍、一百万倍、无穷倍放大了的作恶多端的老螃蟹。革文化命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扯起嗓子喊“人民万岁”──就是叫人民去死，不准人民活！

墨尔本时代报（The Age）登过一幅漫画“洗血澡”（Bloodbath）：管子里开出来的是血水，毛泽东坐在澡盆里边洗血澡边用牙刷蘸血刷牙，脸上嘴里都是血。

中国人流的血给毛泽东们洗澡，里面有孩子的血。

几十年来，洗血澡的人嘴上宣称，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明天”，到今天他们声言要“构建和谐社会”，孩子们的苦难仍在继续，人口贩子近几年每年贩卖儿童七万，成百上千的穷孩子拐卖给黑窑做童奴！ “祖国的花朵”被“祖国”蹂躏，“祖国的明天”被“祖国”扼杀。“解放区”的天空越来越黑，黑成一片。

一毛书里孩子们的故事，以及今天仍然在发生的故事，从根本上颠覆了统治者们甜蜜的“宣称”与“声言”；读这本书，看今天的现实，在痛苦着孩子们痛苦的同时，你无法压抑内心的愤怒。

无论哪个国家，娇弱无能的孩子最应该被重视，最应该被关注、呵护、疼爱，孩子的地位待遇是这个国家治理好坏的标尺，是一个国家人性、人道、国格的具体表现。一个国家的首脑们，如果他们给孩子提供的不是温暖的床，不是摆在桌上的饭菜，不是幼儿园和学校，不是阳光春雨，而是贫穷愚昧、饥饿疾病、压迫和死亡，他们就是孩子们不可饶恕的罪人，他们就是断送这个国家前程的奸细！就应该把他们──无论活着的还是死了的，统统从权位上拉下来，跪在孩子们面前，接受历史的审判。

小兔子、春英、春英的双胞胎女儿、基贵、一毛，还有那些被爹妈兄弟吃进肚子里的孩子，那些受苦受难被贩卖的黑窑童奴们……都将从《暴风雨中一羽毛》里走出来，从当今中国的各个角落走出来，统统走出来，为历史作证，揭发那些洗血澡者的罪状，宣布他们有罪，罪不容赦！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十月底十一月初访加，这是达赖喇嘛第六次访问加拿大。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表示，将正式会见达赖喇嘛。此前人们广泛认为，此举会激怒北京，中国会激烈反应，中加关系马上就要再次经历一场风暴。但是事实却有点出乎人们预料。

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说，达赖喇嘛十月底访问加拿大，将与加拿大执政保守党政府总理哈珀公开会面，两人并将就西藏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谈话，话题包括西藏文化、宗教以及西藏的现况与未来。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在官方网页上，只刊登二○○七年九月十八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时，就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所做出的例行公事的回答，指达赖喇嘛以宗教为名，试图分裂中国。并反对任何国家元首与达赖喇嘛见面。此外没有就此再做公开表态.

虽然哈珀并不是第一位会见达赖喇嘛的加拿大总理，但是哈珀决定在政府正式场合公开接见，显然比他的前任又迈出了一大步。

加拿大前任自由党总理保罗.马丁二○○四年四月，与访问加拿大的达赖喇嘛在渥太华一个天主教枢机主教的住所，举行了十五分钟的私人会面。当时已经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中国驻加拿大外交机构和官员接二连三发表声明并表态，呼籲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在达赖喇嘛访加期间，不要以任何方式与他会晤，其他加拿大官员也不要会晤达赖喇嘛，否则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并对《渥太华公民报》记者表示：保罗.马丁应该彻底打消会晤达赖喇嘛的念头，甚至想都不要想，不要拿加中两国每年两百亿加元的贸易关系作赌注。这一表态曾引起加拿大官方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感。在各反对党的压力下，当时的总理保罗.马丁随即立即表态，会见达赖喇嘛纯粹是加拿大内政。

而现任总理哈珀乾脆要把达赖作为贵宾请到加拿大联邦政府大楼，决定不管北京如何反应。去年，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多元文化部长傑森？肯尼在温哥华与到访的达赖喇嘛会面，加拿大移民部并向达赖喇嘛颁发了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以表彰他在推动世界和平和宣扬人道主义方面的贡献.

加拿大《环球邮报》说，「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倍感不安」，但面对达赖喇嘛受到越来越频繁的西方民主国家元首的接见，显然已经疲於应付。

有舆论认为，西方国家首脑会见达赖喇嘛已经进入高峰期。达赖喇嘛今年六月曾经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得到两国领导人以「私人身份」接见。当时北京也提出了抗议.九月二十日，奥地利总理阿尔弗雷德。古森鲍尔会晤了达赖。九月二十三日，达赖喇嘛抵达柏林与德国默克尔总理会晤。德国媒体强调，这是第一个德国总理在总理府会晤达赖喇嘛。德新社驻北京记者报道说，中国的抗议看上去「不像想像中那么激烈」。

达赖喇嘛在十月底赴加拿大访问之前，会先前往华盛顿，接受美国国会颁发代表最高非军人荣誉奖章之一的国会金质奖章，并与参、众两院国会议员进行晤谈。此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一九九四年）和布殊（二○○一年）都先后把达赖请入白宫.

自二○○二年以来，中国和达赖喇嘛的特使已展开缓慢的和解对话。今年六月，达赖喇嘛的特使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了第六轮会晤，商讨解决西藏问题，可惜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

 

近日有闲，重读《<第一修正案>评注》，颇有感触。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同紧随其后的九条修正案合称《人权法案》，被视作美国自由的宪法基础。它并非高贵宣布人民权利的几行文字；相反，这是借助于法律运作，最终根植于美国社会的普世价值。今天，对本土美国民众而言，享有法案所界定的权利如同呼吸般自然。但以我这外来者的眼光来看，制宪先贤们在200年前为美利坚打造出一部永久延续，让人信服并信仰的宪法，其政治智慧实在令人惊叹。 

《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表述其实只有寥寥数语——“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减损人民的言论自由”。这一条文既明确表述了个人权利，也严格界定了政府权限。大法官布莱克（Hugo Black）是宪法绝对主义的支持者，他对该条的解读是，“国会不得立法——不是说国会可以制定某些法律，不得制定另一些法律；而是说禁止制定任何法律”。 

为什么民主国家要保障人们的自由言论？为何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忍那些错误甚至是危险的想法？ 

答案存在于两个层面。 

就个人来讲，言论自由是人本性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如塔西陀（Gaius Cornelius Tacitus）所言，“能够感觉你愿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的感觉，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刻”。一旦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受到禁锢，生命的多姿多彩也就消逝了。早在两百年前，美国的开国者们就认识到，如果人民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并追随其信仰，自由将不再存在。当个体的独立思考和表述受到限制，社会的创造力和情感就被控制；在这种情形下，即便你习惯苍白的谎言和政府制造的真实，压制性的环境也会束缚文化艺术等创造性思想并减损人们对群体的自我认同，最终整个国家前进的动力将被耗尽。 

就社会层面而言，理念上的价值中立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社会不能因为某种思想激进或令人生厌，就禁止人们的表达。——这正是自由主义和集权专制的区别。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民意政治，是按照人民意志建立起来的社会。只有个体的言论自由得到保障，人民意志方能体现，国家才可按照民意组织、运作。 

厄斯金（John Erskine）对言论自由原则有深刻的阐述，他认为“任何人只要本着理性和良知，用思想去启发而不是意图愚弄他人，其意见即便与真理相悖也是‘公正’的”。鉴于错误在有关公共事务的争论中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要求言论者对信息的真实性承担责任，将使人们忧虑过高的成本而畏于表述自己，从而对正确的和有价值的言论产生威慑效果或称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就此，大法官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主张：“对公共事务而言，即便是仇恨和恶意的表述也在第一修正案保护之列”。从另一角度来看，一种思想，无论它如何荒谬、错误乃至邪恶，都是对社会问题的早期预警。允许此类观点的自由表达不仅是公民自由权的体现，更为追求真理和保持社会活力的必需。这就是所谓“言论自由需要呼吸的空间”（Freedoms of expression require “breathing space.”）。 

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大法官认为，“如果需要通过揭露虚假和谬误来防制邪恶的话，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更多言论，而不是压制异见”。事实也证明，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宽容远比压制更为有效。“强迫性的意见一致只能在坟墓里达成。那些迫使反对意见消失的人将很快发现他们是在清除异议者。” 

大道至简，知易行难。对美利坚而言，言论自由绝不仅是这些停留在文字上的理念，更是200年来践行的宪法准则。所谓“检验人们自由观念的并非那些无关痛痒的事情。真正的考验在于就碰触内心的议题, 人们是否有权利说出不同的声音”。德克萨斯诉约翰逊案（Texas v. Johnson）也许正是在“碰触内心的议题”上检验了美利坚的自由理念。 

在美国，国旗彰显着民族和睦与国家团结。美国的国歌亦以颂扬国旗为题，名为《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对一般民众而言，没有比国旗更神圣的象征，它的价值不可估量。事实上，除阿拉斯加州和怀俄明州外，美国各州及华盛顿特区都曾颁有保护国旗不受玷污的法律。 

1984年，美共和党在达拉斯（Dallas）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为抗议会议推举现任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竞选连任，约翰逊（Gregory Johnson） 在市政厅前将一面美国国旗浸泡煤油后当众焚烧。他和同伴们还欢呼歌唱，“美国，红、白、蓝，我们对你吐口痰”。警察随后拘捕了约翰逊，并依德州法律控告他“亵渎国旗”。检查官并请一些目击者作证，证人们表示，约翰逊的焚旗行为严重冒犯了他们对国旗的情感。德州法院认同检方观点，即约翰逊伤害民众感情并破坏社会和谐（Breach of Peace），而德州政府有权维护“作为成千上万美国人珍视的自由象征”的国旗。约翰逊被判罪名成立，获刑一年并要缴纳2000美元罚款。 

官司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却认定焚烧国旗旨在“传达一种特定的信息”，是“试图表达观念的行为”，属言论范畴。法院认为，尽管出于公共利益的需求，政府应当鼓励人们去尊重国旗，但这不意味着它有权惩罚那些焚烧国旗的政治抗议者。德州处罚约翰逊，实质上处罚了焚旗行为所传递的政治见解，侵犯了宪法所界定的言论自由。法院裁定，德克萨斯州不能以焚旗所表达的有争议性的政治信息或者仅仅因其造成对他人的冒犯，作为限制言论的借口。大法官们宣告约翰逊焚旗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而处罚他的德州州法则与宪法相抵触而归于无效。由此，最高法院一纸裁决，废除了包括德克萨斯州在内，全美4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至少48项有关国旗保护的法律。 

大法官布仁南（William Brennan）代表法院发布了裁决书：“本案再次确认了星条旗所代表的自由理念。我们确信，今天的判决将强化——而非减损——国旗在我们国家的重要地位。对类似约翰逊的批评持以宽容的态度，这是美利坚力量的源泉和标志。维护国旗的合适方法，并非制裁持不同意见的人，而是去说服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惩罚亵渎，不会使国旗变得更神圣，反而减损了这项圣物所代表的自由理念”。裁决并引大法官约翰逊（Robert Jackson）的论述，“如果说我们宪法的星云中还有永恒不变的恒星的话，那就是任何人，不管他身居高位还是豪富榜首，都没有资格界定什么才是正统的观念；没有人可以被强迫接受或者改变自己有关政治、国家、宗教等方面的信仰”。 

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尽管不认可焚烧国旗的做法，但他却坚守言论自由的原则，理性地接受国旗被污损的现实。他在裁决中写道，“国旗表达着美国人民共同的信仰——法律、和平及人类的自由。令人苦闷的是，有时我们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作出裁决；因为在宪法和法律的意义上，这样决定是正确的。本案使我们体会到坚持自己信念所要付出的代价。一项痛苦而又基本的事实是——国旗保护那些污损它的人”。 

是的，国旗保护污损它的人。这就是真正的自由理念。美国并不完美，也有对民权的践踏，但仰赖自由的理念和健康的机制，它始终前行在建设更完善联邦的道路上。 

反观中国，自由的观念当下似乎也深入人心。不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擅长高深的理论和论作；“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更成为市井中的时髦用词，言语者往往还不忘加上“誓死”两字凸现自己“捍卫”之坚决。 

然而，言论自由绝非书本上的理念或者激昂的口号，它的真谛在于实践，这也许正是中美两个国家的最大区别。不要说中国的当政者从来以扼杀异见为己任，我们的国人又何尝不是闻过则怒，一有逆耳的声音便要遍寻言论者，直欲将其除之而后快。即便在自诩为“精英”的人们的手中，自由亦不过是主张自己言论，要求他人噤声的利器。处于弱势时吁求自由和宽容，掌握话语权时渴望专断和独行，中国“自由主义”的面貌从来就是这般生动。 

其实，中国又何曾有过自由主义者？故有语云，中国人一喊自由，上帝就发笑。是为之记。

首发民主论坛

 

正当团派出身的国家宗教局长叶小文刚刚对中外记者承诺，在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在宗教方面的服务不会低于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不一会，就碰上记者刁钻提问，一时语塞，出了一个洋相——中共十七大代表兼法盲的洋相。

10月17日，叶小文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在记者看来似乎有备而来，一般问题根本难不倒他。18日明报记者报道称：正当他口沫四溅之际，1名外国记者突然提问：有宗教信仰的人能不能入共产党？叶小文回复：共产党人不信教，信教的人不入党。另1名记者存心让他难堪提问说，有宗教信仰的藏民有人入党吗？叶小文顿时语塞，会场引起一片笑声。

现在著名的十七大代表、共青团出身的叶小文居然连宪法都不放在眼里了，难怪人们说党及其党员可以超越法律。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三十六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既然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难道中国共产党员都不是中国公民了？

我认为，中国身份的自然人，首先是公民，然后再分人群，比如共产党员，不能当了共产党员，就可以不让信教了，就可以任意超越宪法了。这样的逻辑，只能说是强盗逻辑，或者强权逻辑。

The Well-tempered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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