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怡:天上的天,天上的水:电影《吴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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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一回,国内古琴名家齐聚锦官城,我有幸听见李祥霆先生的《广陵散》,吴钊先生的《忆故人》,和龚一先生的《关山月》。旷古之音,远远近近。但朋友说,可惜仍然加快了,古人的琴更慢。

可慢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哲学。孔丘、子期、阮籍等士大夫的风范,已一去不返。抚琴的人已不在中文系。对新儒者来说,穿长衫易,而抚琴难。对琴师而言,技术上的保守主义也容易,但古琴境界已失去文化及生命的依托。

这也是被称为“昭和棋圣”的吴清源先生,与今日棋手的区别。当年我小学五年级,聂卫平在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以一胜五,在国内掀起围棋热。我也爱上围棋,买了不少书,装模作样地打谱。后来知道吴清源的名字,更加高山仰止,在我少年人心中,这是《逍遥游》里的人物,“肌肤若冰雪,绰约苦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应游乎四海之外,而不是这个时代配得的。后来知道他还在世,甚至有些失落。

导演田壮壮,为这位93岁高龄的老人立传。找阿城编剧,或许是因为当年那部《棋王》。这部片子很沉闷,不熟悉吴先生的观众,也许很难看得下去。而熟悉他的棋迷们,一定不满意那些传奇、那些荡气回肠的十番棋,被淡化到一个不过瘾的地步。尽管每个镜头都那么精致,白描式的叙述,情节被简化到极点。田壮壮刻意离开一个完整的故事,想拍出围棋的意境。并离开厮杀的棋盘,想逼近吴先生厮杀的内心。

我不敢说效果如何,但有几个镜头确实令我迷恋。一是吴清源与年轻的川端康成坐在半山坡的草阪,寥寥几语,说起天空与神仙。一是吴清源与木谷实的镰仓十番棋,隔着一张榧木棋盘,吴清源仰头望天,目光空无。木谷实鼻血横流,昏厥倒地。吴先生数十年的对弈,有这一场戏实在已经足够。

从吴清源到聂卫平,围棋一途,始终纠缠着两种与时代的冲突。一是琴棋书画的背后,古典文化的花果飘零。与古琴一样,在中国,围棋早已脱离文化,堕为一种技法。而在日本,围棋仍旧是古典精神的器物化。吴清源幼年丧父,11岁无敌于京师,进入段祺瑞府中,以棋艺养活全家。后来东渡日本,亦无人能敌。开创了一个“吴清源时代”,名符其实的东方不败。围棋之于吴清源,亦是一种古典哲学的器物化,用中国第一位九段棋手陈祖德的话说,“李昌镐与吴清源都是上帝派下来下棋的。他们对围棋心无旁骛,其它人都很难做到这样”。

当年的围棋擂台赛,聂卫平那么令我着迷,后来想起来,其实就是一把折扇。西装革履,配一把折扇。只是对日本围棋文化一个简单的模仿,让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折扇这么有风范。原来棋盘上的争竞,并不只是一场脑力的田径赛。

第二个冲突,是中日民族的百年恩怨。吴清源身上有三个形象,一是“文化汉奸”。抗战中,他作为日本棋士到伪满州国劳军,与溥仪下棋。当时国人称他是数典忘祖的“文化奴”。第二个是“民族英雄”。吴清源以一人之力,打败全日本棋手。1952年他访问台湾,蒋介石政府赠他“大国手”称号,时人品论说,“中国抗战胜利,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帮助。真正战胜日本的,只有吴清源一人”。电影中,他与日本国手的对弈中,也因此不断收到日本右翼的死亡威胁。

第三个形象,就是我小时候高山仰止的,一个不食人间五谷的高人隐士,似乎将围棋升华为东方哲学的人生境界。许多文化名流,也对吴清源推崇倍至。金庸说,自己最佩服两人,“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余英时以八个字,称他“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沈君山则称誉他“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

但田壮壮这部电影,最精彩的,就是解构了这种东方式的和自我反哺式的浪漫想象。电影将重心放在两个地方,一是吴清源一生的挣扎和徘徊。在静若处子的围棋,与天下大坏的民族时代之间;在围棋与信仰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空与有之间。电影中,西园寺公毅劝他入日本籍,说,围棋是超越民族的。但吴清源站在桥上,不知何去何从。战后,吴清源叫住汽车,中途下去,在野地左右徘徊,也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吴先生第一次挣扎,先入日本籍,后在1949年国民党溃败前夕,入中国民国籍,再于70年代重入日本籍。直到数年前,台北授他荣誉市民,吴先生却拒绝了,经过百年沧桑,他淡淡地说,我是日本人。

第二个重心,更加出人意外地放在了他的宗教追求上。吴先生在自传《天外有天》中说,我一生有两个目标,一是真理,一是围棋。可惜棋迷们大多对前者不感兴趣。文化汉奸与抗日英雄之说,固然偏激与傲慢,但其中的张力,确实将吴先生的灵魂彻底撕裂。围棋一途,不但不能使他超越中日纠葛,反叫他深陷其中。他终其一生,信奉一个叫“红万字会”的宗教。尤其在战后,纹枰犹在,家国幻灭。吴先生一度舍弃围棋,加入红会中的邪教“玺宇教”。数年间,夫妇二人与教主一起颠沛流离。重返棋坛后不久,又遭遇车祸,棋力下降,结束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

电影几乎以一半篇幅描述了这段宗教之迷途。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就是围棋没有被偶像化,吴清源也没有被名士化。有人一厢情愿地说,离开了围棋的吴清源,还有什么好拍的。但田壮壮让我们看见一个下棋的人,他的中和从容之下,一生的断裂,一生的沉默寡言。到最后,我看吴先生的传奇竟是一出悲剧。围棋不可能是宗教,吴清源活在围棋与宗教之间,活在围棋与中国之间,也活在围棋与自我之间。

天外有天,天道又在哪里。晚年的吴清源以“中的精神”归纳一生对真理的寻求。人生若没有意义,连十番棋也没有意义,连中国也没有意义。无论文化汉奸、抗日英雄还是高人隐士,都是世人对一个受苦灵魂的切割。感谢这部电影,叫我爱吴清源的灵魂,胜过爱他天才的棋艺。耶稣说过一个比喻,天国就像买卖人,去寻找好珠子,找到了,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去换这颗珠子。而一个天才的灵魂,终其一生寻求的那颗珠子,跟世上最愚拙的人相比,也并没有不同。

2007年8月24日。

南都报社论:政府应是个人最可信托的希望

 

近日发生的两起救人事件颇能温暖人心。本月7日,广州花都一名精神恍惚的妇女爬上高压电塔,在救援受阻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不惜实施大范围紧急停电,该女子最终被顺利搭救;前日,东莞一幼童跌进工地的桩管中,数百人持续进行13个小时大营救,于昨日上午让生命危殆的孩子脱离险境。

停电救人让半个花都区陷入黑暗,尽管没有影响到机场、医院等重要用户,可也波及万千居民。为了挽救孩童,政府调来了三个消防队,并动用多台机械车辆,征集300多名专门人员星夜作业。应该说,倘若没有有关部门果断调集救援力量,在短时间内运作大量行政资源,两名事主恐怕是凶多吉少。虽然有网民激愤地认为寻短见的是精神病人,付出极大代价施救并不足取,但大部分舆论仍赞赏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作为,称赞它们体现了对个体安危的敬重,生命因此更有尊严。

的确,社会成员的个人尊严离不开政府的善待。众多经验也表明,坐拥庞大资源的政府可以为保障个体安危做得更多,在特定的情形下,政府甚至是唯一有资格说“我能”的那种力量。正因为如此,政府被看作是必要的行政组织,以各种恰当的措施和政策赢取社会治理的相应权力。无论是花都停电救人,抑或东莞援救幼童,都是政府发挥正面、积极作用的典型案例,行政的善通过扭转个体的极端处境而呈现出来。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完全可以说两宗救人事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展示了和谐社会的光辉面。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电塔上的妇人遭电击罹难,政府也有充分理由推卸责任,兴许也不难得到谅解,而不必紧急调整输电线路,更不必背上“让一个人‘绑架’一座城市”的嫌疑。虽然个人的安危需要政府兜底,但政府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能找到支持的依据。东莞幼童得救,倚赖的是政府选择积极的干预行动,而不是坐等孩童遭受灭顶之灾。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救人于困厄作为最常见的政府功能,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换句话说,政府可以尽职救人,政府也可能失职杀人。与花都与东莞的幸运者形成刺目反差的是,行政方面的失察或渎职也轻易断送过同样珍贵的生命,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如此,频发致死工人的矿难如此,某些断桥惨剧中也不乏这方面的因素。很遗憾,政府的善举或者政府的恶总是如影随形,好比一头力量巨大的怪兽所拥有的两张面具,极大地左右着个体在世间的命运。

我们当然希望政府尽量施展其光明的一面,不断遏制乃至杜绝自身的恶。但花都和东莞上演的救人行动,如何从紧急状态下的“以人为本”固化成政府所遵循的原则?政府之善需要怎样的鼓励才可以持续地激发出来?上述两个事件揭示了足可珍惜的火花,亦即把个体放在指导政府行动的中心位置上:不仅在紧急状态下,更需要在日常治理中,都当保证足够的政府诚意,贯彻对个体生存权的极大敬重,并对社会成员的其他个人权利抱着谨慎、敬畏的态度,防止僭越,避免践踏。

落难的妇人和幼童在政府的庇护下,于不安的困境中幸得全身而退。如果希望类似的义举获得推广的价值,积淀为行政精神的有益部分,政府在对个人安全的全面供给上仍不可懈怠、更要进取。其时其境,花都和东莞救援中的事主都丧失了自救的可能;但反过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个人如果只剩自救一途,那将是最可悲哀的,政府当以此为戒,并以力避公民陷入此种境遇为荣光。

 

陈健民: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协办:广东人文学会、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

时间:2007年9月29日上午  地点: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报告厅

主题简介: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的形成,有赖于公民社会的推动,国家最近大力推动公益组织的发展,于社会发展有什么价值?对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从公民社会的角度如何回应?国内外的公民社会是如何推动社会的和谐公正?陈健民博士将援引国内外的详实案例,与大家分享“和谐”、“善治”等话题。

嘉宾简介:陈健民,著名学者,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专攻政治社会学及中国研究。自一九九三年起,陈健民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现为该系副教授,并出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兼职博士导师,陈健民研究兴趣涉及中港台公民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等问题。陈健民热爱教学,被公认为香港中文大学最佳讲师,同时也热心参与行动,包括参与香港艾滋病顾问局促进社会接纳爱滋病患者委员会及廉政公署社区研究小组委员会等。

【主持人】各位上午好。今天我们请来陈健民教授,陈教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作为一个学者,他早年有过非常完整系统的训练,在耶鲁大学拿到社会学系博士学位,93年开始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现在是广州中山大学兼职教授。作为一个学者,陈教授在政治社会学和中国研究方面有过非常优秀的作品,同时作为老师陈教授在学生中非常有人气,我毕业于中山大学,听过陈教授的讲座,确实感受到陈教授的口才以及在课堂上的亲和力,都是令学生印象深刻的。陈教授与我们平常所感受到的学者不一样的地方,他同时还是非常有行动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香港其实陈教授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许多公益组织里担任过职务,如果大家经常关注本港新闻的话,经常会看到陈教授在电视媒体上的声音。今天陈教授给我们的讲座题目是“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当我们把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名词,从当下这样一个政治宣讲独特语境里,从公民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我想陈教授会贡献出非常精彩的演讲。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教授为我们演讲。

【陈健民】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介绍,当我用普通话来讲的时候,其实会比较笨,不会太好。在广州来讲我的普通话还好一些,大家还可以理解我讲什么。

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我要介绍什么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在当前中国发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重要性。对我来说,如果我们要在现代社会来谈和谐,不可能没有公民社会,当没有公民社会是很难谈和谐社会的。中山大学去年弄了一个论坛,我们请到了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基金会,他们的主席来演讲。当时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无法忘记,他说,“如果西方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公民社会的话,西方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破坏力量”。

过去十多年,我一直看国家经济发展,当然心里也很开心,我最早回来,1979年吧,八十年代初,当时我是学生干部,带第一个香港学生团来中山大学做交流,所以我对中山大学特别有感情,因为我是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我是带这样第一个学生交流团,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变化巨大。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方面受到破坏,一个很小的报道说到深圳一些打工的女工,在工厂里怎么累死的。我看过这样的一篇文章,我心里非常不舒服。

最近我去云南,有一些农民带我去看当地开矿的过程,怎么把他们的水污染了。走过一片很漂亮的地方,我说这个地方太美丽了,我在美国念书时很喜欢去美国加州一个公园,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我说哎呀我来到云南,也可以找到这样美丽的地方,在美国那么出名的一个地方,可是在云南这个地方也一样美,但是还不怎么出名。我跟当地的农民说这么美,他说没有什么,以前比现在好多了,以前我们根本不敢走进来,是一个原始森林,很多树,过去一段时间一直砍树很厉害,倒下来的树比现在还高,几百年、几千年的树就这样砍掉了,这个农民非常伤心,他一边走一边跟我说,现在这样保护根本没有什么用,太晚了,他们从小看着这片土地的变化。

我也看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报道,有关于污染和破坏环境的问题。浙江和江苏交界一个水乡,好几年前有一个晚上,这个水乡的一些农民,买了28条水泥船,在河上把它弄破,28条船沉到水底下,原来他们要将整条河流断了,不让它流动。上游是江苏那边的,因为当地的政府为了吸引人家来投资,很多污染的工业都跑到那边去了,当地政府为了税收的问题,把规定降低,污染的水人喝会病、动物喝了会死等,这样的水流到浙江,这个浙江水乡原来是养珍珠、养鱼的,所有的东西都死了,然后开始小孩开始生病,然后开始有人得癌症等,他们一直在吵但是没有人理他们,后来没有办法,农民就拿了钱买了28条船沉在河里,把河流断掉。

什么是公民社会?

我刚才谈的这一类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发展不平衡,我们需要比较平衡的发展,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国家一定要慢慢所谓的公民社会。首先我要谈一谈什么是公民社会,为什么公民社会对平衡发展,特别是一会儿我要谈到的和谐社会那么重要呢?公民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让我简单做一个定义是这样的,公民社会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组成、所形成的一个公共领域。有几个很重要的点,首先我说是民间组织,这个民间组织包括很多类的,可以是工会,当然是自由的工会,商会、兴趣团体、同乡团体、学会、宗教团体等等,在西方来说这些都是民间组织。这一类组织很重要,不是属于政府架构的一部分,而是非政府的。所以西方有时候会叫它们是非政府组织,简称就是NGO。

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只是说它不是政府架构的一部分,它不是政府的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务员。因为害怕误会,所以我使用民间组织这个词吧。民间组织是比较自主的,财政、人员等都不是属于政府的一部分。然后我认为民间组织是多元开放的,参加、离开是非常自由的,你不是被强迫一定要参加某一个团体,那就不算是我们谈的公民社会里的非政府组织了。比如说邪教,如果把人纳进去就不能离开,这就不是公民组织了。还有黑社会,进入了要离开非常难了,这是不符合我们谈的民间社会的公民组织的定义。而且是可以自由竞争的,不是说一个领域里只能有一个组织,同一个领域可以有很多相同的组织存在。

公共领域是指什么呢?社会里有一些领域给老百姓、给这一类的组织走在一块,沟通和集体行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给不同的老百姓,为了一些公共的事情来沟通、联系、行动。所以公共领域很重要的意义,处理的问题不是私人的问题,私人的问题你可以在家庭里处理,私人的利益可以在私人的公司里处理,可是当我们谈到公共时,一定要超越个人的利益。个别的公司不属于公民社会,商会处理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个别公司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一定不是个人的利益。这个领域要处理公共的事情,给一个空间让人们沟通、联系,然后一块行动,处理一些公共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定义,通过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形成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起起来就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和我们一般说的民间社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传统已经说民间社会了,中国传统里也有民间社会,不是属于政府的一部分,它会帮忙在农村、社区里管理社区的事情,可是不是属于政府的一部分。民间社会的概念一直都有,现在提公民社会有什么区别呢?公民社会是CIVIL,这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不单单是一个民间社会,公民社会还有一些文化的内涵很重要,不单是这个领域是不属于政府的,是自主的,好像我们传统的民间社会就够了,不是这样的。公民社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的内涵,有了这一类重要的文化内涵我们就说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文化内涵

有什么重要的文化内涵呢?有几个重要的精神在公民社会里。

第一,他们非常看重人的自由,对人自由的权力非常看重。公民社会认为人的自由很重要,当可以发挥人的自由时人就会有创造力,对个人来说有了自由就会开心,对整个社会来说有了自由更有创造力,各个方面的发展非常好。对自由的看重,是公民社会理念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在以前,西方有一个很长的传播,自由主义传统,对公民社会的理论影响非常大。可是问题是这样,人们都爱自由,人的自由可是很容易在社会被人侵犯,哪一个组织在社会里最容易侵犯人的自由呢?对,政府。因为政府有很多的权力在手里,公民社会的概念里,它非常看重自由,也想到我要保护人的自由,谁最容易侵犯我的自由呢?如果政府、官员容易侵犯我的自由,我要想到如何保护人不被政府、官员滥权侵犯人们自由,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变成一个公共领域,来保护政府不侵犯人们的自由。

你不要觉得这是非常激进的概念,公民社会怎么来的,就是市场经济,你想想市场是什么,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里面运作,不用政府干预的,是要把政府赶走的,你不要管太多,市场是有自己的活力,自己会运作,所以你最好政府不要理太多。市场代表一种精神,要把政府推出去,你不要干预,我们在这里自由的做生意、聘人、看市场需要什么我生产什么,市场早期等同公民社会理念,自由很重要,政府不要来。但是慢慢到了当代谈公民社会,已经超越了谈市场这部分,而且现在谈公民社会已经把市场分开,市场变成了另外一个领域。我们谈公民社会很重要,它是一个公共领域,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做事情的。现在市场慢慢发展下来,也不一定能够达到公共利益,有时候市场发展也会侵犯公共利益的。

当代公民社会已经不是等同于市场了,可是还有一个相同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要保卫人们的自由,政府可能会侵犯人们的自由,公民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要避免政府侵犯人的自由。民间组织要发挥一个作用,就是监督政府,不让政府滥权,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政府可以使用的权利,一个人没有办法监督的,一定要联合起来,才能监督政府。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民社会的理念,很看重自由,慢慢推下来就变成要监督政府。

第二,公民社会需要参与。另外一种精神,是跟刚才所说的有一点对立,可是其实是做一种平衡。谈公民社会,不会单谈人的自由和权利,另外一种精神很重要,就是参与的美德,非常强调参与的精神。我们不能坐在这里只谈自己的权利,我们一定要参与到社区里,参与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美德,要通过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做一些为大众努力的事情,才可以发展起来,人之所谓为人,就是我们有一个公共性、公民性,我们要通过这个过程学懂什么叫公正、什么是爱。这些都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理念,绝对不可能一个人体现,一定要在人群里,通过一个实践的过程,才可以学懂。参与对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公民社会就提供一个空间给人们去参与公共事务,这个部分里人们可以成长起来,所以参与是一个美德。这一类的精神非常强调互助、合作、友好,公民社会不完全是第一种我们听起来好像比较激进的,要监督政府的,但是也可以有合作、有爱、互相帮忙的。

第三个公民社会的重要精神,就是宽容。这个社会不同的团体、群体走到一起,要沟通、联系、行动、合作的话,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就是要学懂宽容,要接受社会中的差异。社会一定是有差异的,宗教团体有不同的信仰,我的兴趣也有可能跟你的兴趣不一样,我们要接受社会中的差异。甚至有时候,我们要接受矛盾,这个社会不可避免是会有矛盾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学懂怎么对话,发展一种方式来处理矛盾。这是公民社会内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宽容就是希望提倡一种精神,能够接受差异,能够对话、沟通。

宽容里很重要、最高层次就是政治上的宽容,有一句话说的很好,最能表达政治上的宽容,“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可是我会用我的生命来捍卫你讲话的权利”。如果我不同意你我就把你压下来,如果有一天别人不同意我,也把我的言论自由封杀掉,最后只有一个声音,受害者可能是我,不是你了。即使我非常不喜欢你的言论,可是你言论自由受到压迫的时候,我会跳出来用我的生命保护你的言论自由,这就是宽容最高层次。

在公民社会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刚才说了,宗教团体它也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如果说绝对不能宽容,我跟你信的神不一样,我就要把你消灭,这是很危险的,今天你可以消灭别人,明天别人就会消灭你了。不管是政治上的信仰,还是宗教上的信仰,一定要学懂并存。

公民社会有什么重要功能?

跟传统民间社会不一样的,公民社会很重要就是这几个精神,对人的自由权利很看重,而且人要参与公共事务,要有一种宽容的精神,知道社会是多元的。这样的文化下,公民社会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为什么这么重要?现在在各个国家都在谈公民社会,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它是自主的一个民间社会,民间团体组成的公共领域,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

两个方面去看。一个方面在西方来说,其实它是一种民主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公民社会的话,其实对很多学者来说,西方投票选举的民主有时候是非常形式化的,几年选一选总统,然后他们不理你了,他们在台上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其实老百姓想要影响到他们非常困难。当有公民社会就很不同,公民社会就是把人们组织起来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可以通过民间形成的一种价值概念,他们有一种信念监督政府,如果首先社会里没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政府怎么想我就怎么想的话,根本没有办法监督政府,一定要民间形成自己的想法,所以公民社会发挥功能,通过沟通、对话,形成民间的信念、价值观念,然后通过这套价值观念去对照政府做的事情,符合不符合民间的需要,是不是以民为本,然后就去监督,当政府做的事情和民间的价值有冲突时,公民社会就发挥一个功能,自我保卫。在西方就是这样,可能工人就会罢工,学生会罢课,老师不上课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表示你现在做的事情和现在民间的价值有冲突,我要以这样的行动里表达,你不要侵犯市民的价值。这样就可以说是深化民主,在西方来说不单是投票了,不断进行社会和政治的互动,民意通过这个过程,不断的影响到政府的决策。这是一面,当然这是受传统自由的影响了。

另外一个方面,民间组织也可以帮助政府做很多的事情,公民社会强调参与,要友爱、互助,有时候政府做的不太好,社会很多问题民间组织也可以参与处理。现在西方很喜欢用一个词“社会资本”,以前我们谈资本的时候,都是想到资本就是钱嘛,我们要买工厂、买土地就是需要钱嘛,资本是生产很重要的一部分。后来我们慢慢看到资本的概念扩大,比如说我们谈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什么呢?人力资本就是一种对人的投资,通过培训、教育,把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了,生产力就会增加,对整个生产也是正面的。现在的学者看到资本不但是传统资本、人力资本,现在还有了社会资本,人与人的关系,有一些关系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正面的,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这是怎样的关系呢?如果人们之间可以发展出一种文化,是互相帮忙的,这样的社会运作起来会特别好。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他几年前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出来之后对整个西方的影响非常之大,克林顿当时当总统特别提到这本书,很重要,我们做政府一定要推动发展社会资本。英国的布莱尔首相也是这样讲的,他们说我们国家有一个任务,也是要创造一个环境,要创造社会资本。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都会回应哈佛大学教授谈到的社会资本这个事情呢,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研究意大利,意大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谜,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好像是两个世界,完全不同,去到最南部就是黑社会、黑手党的地方,很穷,一直往北走,佛罗伦斯,非常优美的城市,非常富裕、现代化的城市,而且民风也是非常好。我印象很深,以前去意大利,和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去佛罗伦萨,我们去市场购买皮具,有两个事情很奇怪。皮具都是没有品牌的,就是在当地做的,可是质量非常之高,就在街边上卖。我们跟他们讨价还价,大家去旅游都会这样,砍价是没有办法砍下去的,价格都是差不多的。这跟我们在意大利南部的感觉很不同,民风、商业道德很不同。这个教授回去就进行了研究,当地有不同行业的商业协会,出厂的商品要保持一个水平,保持商业的文化。

看看我们国家不同行业的问题,我们在香港现在是很害怕,一天到晚很多新闻是关于现在大陆进口什么东西不要吃了,鸡蛋也可以是假的,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就在讨论做一个假的鸡蛋可能更贵吧,养一只鸡可能便宜一些,我们经常说商人没有道德。可是我们也有很多行业协会啊,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部分,那这个行业协会有没有很好的去管理这个行业呢,创造一个行业的规矩,保证出厂的东西符合某一个水平。这一类问题也是公民社会可以发挥的功能。

意大利南部相对于北边,有更多的民间团体成立起来,越多民间团体建立起来的地方,地方管理比较好,而且经济也比较富裕,发展的比较好。这些民间团体不一定是刚才说的行业协会,哈佛教授很看重的就是球迷会,为什么这一类的团体对于经济发展、对于当地的管理有什么作用呢、什么影响呢?意大利对足球非常重视,可能这个足球就代表整个城市,当地居民都会支持一个球队。在参与球队的FANS有很多沟通,他们一块做支持球队的过程中就可能发现谁做事情比较好,慢慢就会发展成一个网络,到了社区里可能政府要做什么事情,要改善什么事情,更容易找到一个人一块处理这些事情。

做生意的时候,大家在FANS团里更容易知道谁比较可靠。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更高,对生产和经济发展为什么会更好呢?如果我们互相不信任,谈判的时间更长,可能请律师写的合同更详细,还要买一个很长的保险。如果我们互信,有一个网络,在中国来说,可能更多是亲戚朋友,另外可能就是公民社会,我们参加同一个商会,也有可能我们同时支持一个球队,互信程度比较高,也不用请律师写那么详细的合同,也不用买那么贵的保险,降低交易成本。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程度低的话,交易成本就会比较高,不仅仅是做生意,而且包括社会公共问题的处理。

这一类的团体,其实它是提供了一个网络给人们沟通、会面,形成一个互信,一块来处理一些公共问题,减少一些成本。南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包括在北部的意大利可以以此做指标,为什么各地的富裕程度不一样。政府要改善社会的经济,或者是社会的管理,很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个环境给社会发展这样的团体,通过这样的团体来发展互信的网络。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推动公民社会,很重要就是要发展这样的民间组织,发展社会资本。公民社会是这样的一个文化,谈自由、宽容、参与,可以发挥这样的功能,可以把民主深化民主,通过不断的做一个中间人,把民主实践起来。另外就是发挥社会资本,在社会里建立网络互信,帮助这个社会处理公共问题,也帮助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很好。

公民社会的概念,过去几年在中国也开始慢慢被谈起,开始我们用民间社会,也谈市民社会,现在已经谈公民社会了。公民社会的概念为什么在中国也是流行的比较快呢?越来越多人开始要谈这一类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对应当前一些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影响到公民社会的概念,慢慢越来越多的人感兴趣。

刚才我们提到公民社会谈自由、人的权利等等,对应中国传统社会,太过强调集体主义,对人的自由、权利没有很适当的尊重。我们以前的文化,比较强调集体,对个体的自由没有那么看重。那种历史其实是需要一种修正的,当前进行改革开放,很不同了,人的自由空间扩大了很多。西方有时候看不见,很多时候以为中国老百姓很苦,没有什么人权自由,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这样的。

个人的自由和集体冲突、和政府有冲突时,个人的自由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呢?不一定。改革开放好像是释放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有没有比较好的法律进行比较好的保护,特别是当你的自由和集体、和政府发生冲突时,是不是平等地位,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呢?不一定。所以就变成很多时候出现滥权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等等,过去十多年经常谈到维权,这跟公民社会谈自由是对口的,公民社会提供一个支持,有时候老百姓要进行维权是合理的,监督政府是合理的。

另外就是参与。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以前整个社会是整合的,整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领域都是有单位的,单位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把一些共同的问题处理掉。可是慢慢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过程慢慢单位就崩溃了,我们处于后单位的时代,慢慢很多领域单位已经退出去了,比如说我们以前住的可能是一个单位的大院,然后分房给你,再然后是商品房出来。以前很多公共问题单位来处理比较已经好,现在没有单位了,就需要当地的居民、业主一块来合作处理公共的问题。

公民社会里强调要合作、要参与,其实那是对应到现在中国在转型社会,当单位慢慢消失,出现很多公共的问题,比如说卫生的问题,就需要有合作了,业主委员会出来,业主组织起来,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体现。

第三,公民社会不仅是一个领域,而且有一个文化,有公民性,要参与,而且要宽容等等。特别是有关于参与的部分非常重要,在公民社会里鼓励人们要参与,像是义工,义工的过程里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关注更广阔的问题,参加义工也可以学懂怎么处理公共生活的问题,怎么处理矛盾的问题,要学懂思考,在公共里怎么跟别人辩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对应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我们经常说中国是在转型,也是在失去规范的社会,这种失范的社会,以前很多道德规则慢慢崩溃了,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办了。其实好几年前我在广州做过一个研究,很多父母谈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好,教一些传统的价值,也害怕他们到外面吃亏了。

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到工业社会,其实就会出现旧的文化、规范、规则慢慢在新的社会里不能使用的情况,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教育孩子,主要是家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教育小孩,不单单是教育他怎么在家庭里做人,家庭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在农村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教育的单位,可以提供教育给小孩,可以请老师来到村里,还有村里的祠堂等。我们处理村里的问题,其实可以用家庭的伦理来处理,就是把家扩大,同一个姓的,都是家人,可以用家的伦理来处理公共问题。可是慢慢的,从传统社会走到现代社会,家庭已经没有那么多功能了,现在的家庭只是生小孩、教育小孩子的感情、互相支持,其他的教育、生产的功能都没有了。家庭作为一个教育孩子的地方,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需要有公共道德,在这个公共生活里要怎么处理,怎么跟陌生人打交道,怎么处理矛盾等等。很多时候家庭伦理不一定能够应用到公共生活里,所以现代社会里我们要处理转变的社会中的问题,这个社会还有一种规范、文化,处理现在出现的复杂情况,公民社会包括这一类的社团,行业组织、居民组织、业主组织等等,提供一个场所,慢慢发展一个规矩出来,这个规矩可能是行业的规矩,可能是社区里的规矩,一定要通过这个过程,人参与过程中学懂,在这个领域里怎么处理公共问题。我们现在谈公共道德,我们需要另外一种社会结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大人也好,去怎么处理我们现在新出现的公共问题。在西方来说,或者是香港,公民社会这一类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公民社会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沟通对话。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他提出了我们现代生活太多是工具理性,就是说我们不谈价值的,我们只谈手段,很多事情好像已经是不用再问了,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不理了,只是问怎么做最快、最有效,好像这个社会发展就是对的,我们只需要想怎么更好的发展就行了。工具理性越来越厉害了,我们都谈效率,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只谈发展,这个过程里,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发展出一些大型的组织,这些大型的组织是非常有效率的,把事情分工,大量的进行生产,大型的工厂就出现了,现在的社会就是为了有效,这就是工具理性。

人生活在大型组织里,很多时候感觉我是没有办法影响到这个大型组织,我也有意见想怎么做的更好,但是没有人听我的意见,我只是这个大型组织里的小螺丝。这样的情况下,人的自由、人的自主性、人的创造性就受到压抑了。政府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它很多规矩在里面,分工很严密,还有等级,你要改变政府的做法非常困难,比如说我要改变这个做法,非常难,因为规矩已经定下来了。另外一个领域非常重要的工具理性就是企业,企业要赚钱,这是很清楚的目标,不用再问了,只需要说怎么快就行了。

如果工具理性慢慢渗透到我们其他生活的领域,就很可怕了,这两个领域工具理性可以理解,如果家庭、学校都工具理性就很可怕了,就不讲人情味了。公民社会强调要对话、要沟通,有一些事情在公民社会里可能做的过程比较慢的,相对于市场可能要慢一些,但是很强调参与。我以前也不太理解,我当过社工好几年,我看到一些事情,如果我当社工可以很快的做好,可是我当时工作的公民社会团体说你不要快,你宁愿不要做,慢慢来,带当地的居民一块做这件事,可能你花两天,他们花两个星期,那就花两个星期吧,让这些居民组织起来,写信给政府,怎么改善交通等。虽然做出来的效果跟我做的效果差不太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居民学会了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有一天我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已经懂得处理相同的问题。

公民社会很重要就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快的,要给机会人家参与到其中。我举一个例子。我以前当社工时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区是菜市场,政府说要发展这个区要拆这个菜市场,进行赔偿,每个菜市场里的商户给予安置,但是政府说这里面有商户是不合法的,虽然你们做了二十年,但是你们没有办相应的手续。这些商户就很生气,我每年都有交税啊,不同的部门来收费啊,怎么现在说我们不合法呢,不合理。结果就吵起来,没法处理,这些老太太很厉害,我当时作为社工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拆迁之后,这些人就在街上摆卖,这就是犯法的,警察就要抓他们,他们没有问题,非常合作,每个人把东西拉到警车里,去到警局,这批老人家就坐在警局里说头疼,要吃药什么的,结果警局就打电话给到其他的部门,给压力另外的部门,如果天天这样,我们警局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最后另外的部门就进行讨论,最后给予了赔偿,进行了安置。

公民社会有时候做事情会比较慢,但是给机会人家有一种创造性,能够贡献他的智慧,能够通过这个过程成长,他们学懂了怎么沟通、怎么写信等等,这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工具理性发展的非常快,不管是政府还是市场里,总是需要一个领域,需要人们真诚对话,能够鼓励创造性、互信,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公民社会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这一类的概念对于和谐社会有什么意义呢?和谐社会的提出是非常进步的,我从香港看过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概念,我是非常支持这个概念的。前一个阶段单谈发展,发展过程里产生很多矛盾,也产生很多破坏,就跟开始我讲的一样,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力量,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盲目的发展,也可以产生很大的破坏力量。所以要和谐社会,其实是一种平衡的发展、协调的发展,这是非常对的。

和谐社会的内涵是什么?我们说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社会的贫富悬殊、大自然破坏、污染严重,所以提出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现代社会的和谐和传统社会的和谐基础是很不一样的,传统社会谈和谐,大家的生活都是差不多的,人们的观念是差不多的,文化、规范、生活方式非常相同,以前这个社会谈和谐,基础是什么呢?基础就是人们是非常相同的方式,如果昨天刮大风、下雨,大家种的东西都死了,早上你看到你的亲戚在田上非常不开心,不用问什么原因,你跟他是一样的感觉,同样的感受,因为大家的生活方式是一样的。

现代生活不可能是这样的,法国社会学家说,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分工。我们在发展的过程里就要进行分工,每一个人做的要更细一些。比如说家庭以前要发挥很多的功能,现在不能了,很多功能分出去了。现代社会比起传统社会,很重要就是分工的社会,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就是有差异的,每一个角色不同,在社会里的成绩也不同,矛盾不可避免。所以当前我们谈和谐社会,不能够去要求每一个人都是想法一样的,我们要求市场一样、生活方式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现代社会我们一定要接受差异、接受矛盾,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谈怎么样才能有和谐,如果当差异出现、矛盾出现时,怎么样谈和谐。首先就是怎么尽量缩小差异,不要太尖锐,不要两极分化,这是第一个要做的。第二,当矛盾出现时,我们要发展一个程序来处理这一类的矛盾。第三,要发展一种文化来处理这种矛盾。

首先就是差异不要越拉越大,当然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政府可以提供社会福利,给一些社会里的弱势团体,他可能是残障人士,他在竞争的过程中慢慢落后了,我们怎么帮助他们,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等等,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帮助这一类的社会中弱势团体,不要让这些弱势团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受害者。第二是分配,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要发展一种程序来处理矛盾,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不一样,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我们没有绝对的标准说什么是绝对的好、绝对的真理、绝对的善,已经说不出来了,选美什么是美女,如果有简单的方程式计算一下就好了,但是现在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一批人在那里做评审。这给我们的理解,没有一个绝对美的标准,只能通过一个程序来说什么是美的。如果这个程序要被人们接受,就要有一个委员会,他的评审标准要被人们所接受,否则人们就会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丑还当选了,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个黑幕。当我们没有绝对标准的时候,怎么能有一个有公信力的程序来进行处理。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制,民主就是当我们做决定时少数人服从多数人,这就是一个程序,没有说什么是好的,只是说当有不同意见时怎么处理。法制也是一样的,我们要通过一个过程,怎么把证据拿出来,怎样进行辩论,在西方、香港还有陪审团的制度。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找不到绝对的标准,以前西方社会是有宗教的,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只能通过程序来处理问题,民主和法制。

还有产生文化来处理矛盾,我要说的就是宽容的文化,我们要学懂,社会一定要参与,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一样,怎么接受差异,特别是意见跟你不同的人怎么并存。

公民社会其实可以有它的贡献。首先就是为弱势团体提供一些服务,公民社会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一些慈善团体、社会服务团体,他们为了一些弱势团体提供服务。过去几年在香港有一个挺有趣的案例,他们怎么帮助弱势团体,过去几年我们经济不好,当然去年到今年情况不一样了,股票都涨的很厉害。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很多人没有工作做下岗了,我看到香港湾仔有一个计划,帮助下岗的人们,没有工作做,但是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有用的人,虽然我没有工作,但是不代表我对社会没有贡献。政府是有救济金的,但是有人觉得自己是能干的,只是公司倒闭了,我不愿意去领救济金。怎么办?有一个民间团体,发展了一个时分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比如说会做菜、会补衣服、会带小孩等,按照你所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做一个菜,可能要两个工时,补一件衣服可能要三个工时等,在社区里互相交换,你来帮我带小孩,我就给你一个时分券,反过来也一样。还有商家参与,比如说可以拿时分券来换商品,还有企业加入到其中。这个计划很好,通过这个过程,帮助这些弱势团体处理他们的生活,不单是说能够过日子,很重要就是对自己的自信提高了,他觉得自己是有用的人,我不一定要靠政府的救助。

政府现在比较热谈论的话题就是社会企业。有一些组织真的是跟企业是一样的,在市场里运作,在那里做生意,可是他成立这个企业要有社会公益的理念,比如说社会企业有时候要故意请一些残障人士、下岗工人等等,为了弱势团体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这是一类的社会企业。还有社会企业,他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提供弱势团体,让他们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这些产品。比如说残障人士帮助他们走路的工具等。他们现在也到中国大陆了,帮助穷人建房子等,海外有NGO做这样的工作,这一类都是社会企业,为弱势团体提供就业的机会,有时候是为了弱势团体提供一些产品。

台湾有这一类这样的社会企业,其中一个叫阳光基金会,是什么样的呢?他是找了一些残障人士,帮人家洗车,后来慢慢发展到加油站,他们有自己的加油站。我跟台湾的人谈,他们说是啊,我们支持他,有时候没有油了,可能开远了也要到阳光加油站去加油,因为阳光加油站赚钱了,也给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还有一家面包店,是请了一些唐氏综合症患者做面包,也做服务员,光是这批残障人士做也不行,也会请一些健康人士去,两批人在一起做这个店。因为这个店有公益的性质在里面,反而有更多的人去那儿买面包。台北市政府楼下有很多服务在那里提供,虽然是政府大楼,但是是开放的,我到那里去,看到有这样的店,卖面包,小餐厅,NGO组织在那里开的,听说马英九很喜欢在那里吃早餐。

我们要支持弱势团体,减少差距。我们刚才说要民主、要法制,公民社会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它要去监督政府,如果政府处理矛盾,法院处理矛盾,真的能处理吗?就要看法院政府的公信力怎么样,如果人家觉得政府很公平、很公开,那处理矛盾的时候我就服气了,如果某一个官员腐败的话,处理不了矛盾了,反而激发了矛盾。所以怎么来保证政府部门、法院等等,能够在现代社会里处理矛盾作为很重要的程序,社会需要一个监督体系。监督体系有很多种,包括媒体,媒体是很重要的部分,还有就是公民社会。媒体和公民社会,在西方作为一个监督功能,保障民主与法制,大家有公信力,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也可以在这个方面发挥功能。

还要有宽容的文化,公民社会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宽容,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类型的组织、不同类型的利益,宽容是公民社会里要学懂的重要功课,我们开会可能会吵起来,但是最终要解决问题,你要学懂在公共社会里怎么处理矛盾,以前在家里很容易,谁是老大谁说了算,处理不了找村里最老的人,他是权威,现在社会不能这样了,我们是现代社会了,老一套的权威已经没有效果了。现在要每一个领域里发展自己的规矩,教育、社区,不同的领域,都要发展自己的一套规矩,这个结构就是公民社会,慢慢对话,让大家都接受,至少是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规矩来处理,这是处理现代社会的冲突非常重要的文化。

公民社会其实对应刚才说到的,在现代社会里谈和谐,不能说要求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只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矛盾的问题,公司社会在这个方面是有贡献的。

最后要说一点,其实当公民社会发展起来,我们整个社会的管理系统会马上改变,以前我们谈统治、管制,现在我们谈善治,怎么进行好的治理。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治理,好的治理不单是靠政府从上往下管理,好的治理是一个三角,我们是平衡的。要有政府,没有政府不行,政府必须要有效、廉洁、有公信力,但是单靠政府是不行的,因为政府做事情的成本太高,队伍太大了,效率不一定很高,有事情要开会看其他部门怎么处理等等,最重要就是灵活性很低,新的问题出现,不是马上可以改变做法的,而且它也容易腐败。虽然政府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单靠政府,我们还需要市场。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市场是很灵活的,很有效率的,社会里有什么需要,政府没有来,商人已经跑过去了,觉得有商业机会马上就做了,做出来的东西他们通过竞争质量会比较高的,但是市场也会有它的问题,市场是唯利是图的,看钱不看人。现在都是产业化了,什么事情产业化就很可怕了,房屋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出现的问题,有钱人、中产阶级、白领没有问题,但是一般的农民、穷人怎么办?我自己的观察,觉得市场产业化,可能比商人还可怕。市场对弱势团体是没有办法照顾的,可是没有市场不行,单靠市场也不行,怎么样好的治理才可以?就是需要第三角,公民社会,有时候我们叫第三部门。刚才我们说到政府、市场,他们是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有时候会补充政府、市场不足的地方,建房子给穷人可能市场觉得没有钱赚,就不理他们了,政府有时候也帮助不了,那么怎么办?公民社会有时候可以补充这两个部门不足的地方,可以发挥一个功能,有一些事情是其他两个部门不愿意去做的,或者做的不好、做的不够的,这就是公民社会可以补充的地方,对于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不单是平衡,有时候还要监督其他两个部门,政府要廉洁、要公正、要透明,要民间的监督,不要给个别的官员滥权。

市场也是需要监督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几个部门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食品安全的问题,首先是政府的监管,应该是要发挥它自己的功能,可是不单是靠政府,还有公民社会,现在在西方很重要就是消费者权利的问题,在西方社会有一些民间的消费者运动,要求这个企业一定要有社会企业的责任,不单是你的产品要安全、可靠,现在已经推动到一个地步,你生产的过程有没有保护工人的利益,有没有破坏环境,要求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一定要达到这个水平,才到这些工厂采购,才能够在社会卖出去。如果被发现破坏环境、损害工人利益等,就会在市场受到打击。为什么是这样?主要是消费者有这么高的意识。公民社会补充政府、补充市场,这时就出现一个平衡的状态。

比如说一个小区里,要把一个小区建设好,是一个和谐小区,当然政府很重要,交通、绿化、环保等等,另外就是管理公司,我现在说的是商品房,管理公司是非常有效率的来处理小区里的卫生问题、绿化问题。当然治安等等问题,也是两个方面都要做的,政府的公安,还有小区里的保安等。但是单靠政府和管理公司,政府有时候跟地产商的关系很紧密,有时候会保护发展商的利益,不一定是保护业主的,如果住进去发现绿化没有做,房子破破烂烂,可能政府就站在房地产发展商那里了。而且有时候收费很高,找一些相属的公司,都在同一个集团里,居民就会受苦了,这时不一定是很好的治理方式。这时就要加入业主委员会了,业主委员会就要监督这一类的管理公司,是不是真的做事情是为了居民、为了业主的好处,有一些事情它不能在当时处理掉,可能就要跟管理公司合作,要求政府做的更好一些,所以一定要三方合作,当三角出现才能够平衡。

西方如果没有公民社会,单靠政府和市场,可能是一个破坏性很强的力量,就是因为有了公民社会,它强调要保护人的自由,谈到要参与、要友爱,要互相帮助,最后这个发展就会变得更加以民为本,更加有人情味。三角要建立起来,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这个平衡点,我们这个国家建立差不多有60年,头三十年我们是要发展一个强大的政府,政府来带动经济发展,建立这个社会,过了三十年觉得这个不够了,我们改革开放也差不多三十年了,我们强调市场经济、产业化,要效率,未来三十年我们一定要发展公民社会,才能够有一个平衡的发展,最后才能够有一个和谐社会。

好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陈教授的精彩演讲,介绍了公民社会的很多方面,从自由的精神、参与的美德到宽容的文化,各个方面都介绍了,谈到了我们要走向和谐社会,必然要建设公民社会,最后回到政府、市场与社会这样一个平稳的构架。

(本文根据南方都市报提供的现场速记稿整理,未经作者审阅,仅供学术交流)

秋  风:同情地理解中体西用论

 

邵建先生前几天发表文章说,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被历史宣告失败。合理的处理办法是“与其体用,孰若并置”。具体而言,就是“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在私人生活中,更多地保持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在公共领域,尽可能地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其实是指其治理之道。

这样的说法看似新奇,但似乎并未出张之洞的范围―――假如人们正确地理解了张之洞的话。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确实是近代思想史上引起最多争论的话题。不过,至少可以确认一点:张之洞从来没有肤浅得以君主专制为中学之体,仅辅之西方的坚船利炮之用,即告万事大吉。事实上,不论是“中体”,还是“西用”,张氏本人的意思或许与主流解释正好相反。

《劝学篇》中说得很明白:“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1901年,张之洞在致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函札中的说法可视为对“西用”进一步解释:“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张氏所说的西学为用,实为“西政为用”,倾向于引入宪政主义的君主制,而绝不限于西方的技术。

至于中学之体,张之洞所说的当然是“三纲五常”。很多人据此断定,张之洞是反动的。但是,假如对此予以抽象的理解,则此处之体,实即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系统及建立于其上的生活方式、各种社会组织及其结构,比如特定的信仰、具体的家庭组织方式及社区治理模式等。

如此一来,张之洞所说的中体西用论,其实质是“文化、社会为体,制度为用”。人的健全生活本身是出发点,同时也是目的,而制度安排是工具。文化价值及立基于其上的社会是“体”,这个体不应当也不可能予以强制性改变,而政治、经济的具体制度安排为“用”,可以从功能与效率方面加以改变。

这一观点可以说极具见地。而人们一直以来对“中体西用论”多加指责,恰恰是因为人们没有理解这一点。人们认为,张之洞所维护的传统纲常名教是“落后的”、“专制的”、“愚昧的”,而现代化过程要求“全方位的”转型,不仅要引进先进技术,改变旧制度,同时也要改变生活方式,引进“先进的”思想、观念、价值。这正是后来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奋斗目标。这场运动把一个人的身体当成了可以随意抛弃的衣服,要改变人们的思想、精神、心灵,要全盘改造社会。

然而,抛却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人们不免会问: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价值、生活方式是先进的?哪样的又是落后的?更关键的问题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变法的纲领中,是否应当包含改变社会及其文化价值的内容?是否应当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改变人们的观念、价值和趣味,改变家庭的模式及其内部组织方式?即便从公正的旁观者立场上看,中国固有的价值不合乎现代理性的尺度,或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够“科学”,这是否应当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问题?

批评中体西用论的人士,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经历了几近一个世纪的全盘性反传统的狂风暴雨,中国人又得到了什么?除了废墟,什么也没有。

相对而言,邵建先生承认中学至少可以为私,比起启蒙的激进主义已经明智多了。但其实,中体西用论还蕴藏着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一个社会只有维系基本健全的社会价值体系和基本正常的社会秩序,方有可能从事制度方面的变革。在道德与社会的废墟上,既不可能生成,当然也不可能维系优良的制度。

基于此,罗建先生评论、补充邵建先生的文章,就大有可商榷之处。这篇文章说,西学与中学,“与其并置,孰若条件”。须有西学为公为必要条件,才有中学为私之必然结果。简而言之,制度才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教科书,只要按照西学的蓝图建立优良的制度,中学才有发育的条件。但人们会问:这样的好制度又从何而来呢?难道是它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假如人们没有基本的善恶是非之感,何以产生改变不合理规则的愿望?假如没有一定的道德感、责任心支撑,人们又何以甘冒风险改变不合理规则的行为?这样看来,所谓中学为私、西学为公也是偏颇的。没有健全的为私之道,又何以有优良的制度?

归根到底,本土价值、文化、社会秩序这个“体”,与发源于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这个“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用王焱先生的话说,两者“互动而渐变,资相循诱”,这恐怕才是中国社会演进的正道。

陶短房:切·格瓦拉,一个被异化的符号

 

10月9日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被枪杀40周年,在这位传奇革命家短暂的生命历程里,他的声名在另一个革命王国中国并不显赫,然而今天的中国,切的名字已为千万人所传扬。

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时尚的大都市,你不难看到切。格瓦拉: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经典造型,会随时出现在驻唱歌手的文化衫上、青年诗人的马克杯上,或者博客和BBS的题图、头像上。在今天的中国,切。格瓦拉已经是一个符号,看见那头像,许多人都会脱口而出一连串的概念:纯洁、执着、清廉,等等。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格瓦拉推崇者中,也许不会有几个人去读一读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刚刚撰写的纪念长文,更不会有几个人对切的治国理念和游击战方略,以及他在非洲的扎伊尔期间巨大的内心变化感兴趣,因为那些太具体、太琐屑、太世俗、太不格瓦拉了。许多人推崇切,没错,但他们推崇的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切,而不是活生生的那个切。

随着“红五月”、“反战”和“垮了的一代”,在西方,个性解放、反抗权威和秩序的思潮席卷了整个上世纪70年代,敢于反抗霸权、垄断、资本和权威,并具有不恋权势的清教徒特质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无畏品格的格瓦拉,便很快成为这一代充满叛逆和反权威思想、追求个性自由的西方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他屡屡以微薄力量挑战强大军事机器的行为,在这些青年眼中,更是充满了浪漫主义气质。于是革命者切。格瓦拉首先在他们当中成为偶像、符号和英雄,他的头像被高举在反全球化示威的行列中,被印在反战标语和旗帜上,甚至环保主义者也会把切。格瓦拉当做自己的保护神,他的名字常常被摇滚乐手唱响,形象被印在从雪茄烟盒到T恤五花八门的物品上,庇佑着更多的人,切。格瓦拉很快成为全球性的符号,他象征着叛逆、自由、反威权、不逆来顺受,也许一些以切的名义发起的行动其实恰是切所反对的,也许只有南美乡村和贫民窟里的穷人才真正懂得切所说、切所想的,但这并不重要:切。格瓦拉只是一个符号。

切在中国真正的大众化,却是随着摇滚乐队的载歌载舞和文化衫,随着MTV、电影和西方流行文化,作为一种时尚传入,并迅速地本土化。如果说在西方,切的符号更多出现在街头,在中国,他却往往呆在卧室或音响室的天花板上,或个人电脑的壁纸上;如果说在西方,切更多是一种群体符号,在中国,他却被无数个人所尊奉,所收藏。

和西方的格瓦拉尊奉者多数来自劳工和边缘阶层不同,在中国,切往往是“精英”、白领、小知识分子等的话题,却通常不为普通劳动者所熟知(真正的切,恰是前者的敌人,后者的朋友),他们津津乐道于切的廉洁,切的理想主义,他们对切在古巴银行行长任上吓跑贪官污吏的轶闻耳熟能详,对切的积极反美更赞不绝口,却未必敢领教切的清教徒生活,更难效仿其骑着摩托车遍访拉美民间疾苦的颠沛生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仅因为切的造型很酷,或者别人也在谈论切而去关注,去追慕,却并不了解这位外貌英俊、出身中上阶层的阿根廷人为与穷人打成一片,在演讲时几乎永远使用最俚俗、最普通的大众语言。对大多数中国追慕者而言,切。格瓦拉只是一种时尚,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思想。

同样是符号,西方世界的切和中国的颇有不同,前者更具叛逆性而后者更接近完美的理想主义者,这和符号的特质有关:不论在哪里,切都被当做对人们心中不满的逆反,不满的差异,自然也产生了作为符号不同的切。格瓦拉:中国的切迷对全球化不会有太多切肤之痛,而在另一些国家,激进青年们也不会对其改造私有化的故事产生多少兴趣。

英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在这个消费至上的时代,商场、竞技场的经营成为社会偶像的主流,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任何人,其心目中或多或少都有英雄影子的存在。在今天的中国,在缺乏英雄的年月里,切。格瓦拉这样的英雄符号也更容易流行、更容易被当做人们的心灵寄托,而且如陈年佳酿,历久弥醇。

(作者系旅加拿大学者)

余  杰: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

 

从古至今的人类世界,邪恶一天都没有止歇。今后的人类世界,邪恶也不会缺席。一天都不会。

正义和邪恶之间没有谈判,自由和奴役之间也没有和平。

像过去一样,这场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不是纽约,也不是伊拉克,而是我们的内心。因为如果没有正义和自由的捍卫者,就不可能有胜利。

我真的热爱自由吗?
我敢于面对邪恶吗?
我愿意为了正义付出吗?
我在乎素不相识的人、以及子孙后代的自由和尊严吗?
当队伍里只剩下孤独的自己的时候,我还会继续坚持吗?
——九喻《法西斯都是相似的——纪念九•一一》

二战中瑞典的“中立”究竟有多么“光荣”?

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极权主义先后肆虐欧洲,致使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即便世外桃源般的北欧各国,也被波及其中,深受其害。而北欧列国之中,惟有瑞典自始至终保持了所谓“光荣的中立”,既没有像芬兰那样奋起反抗苏联的侵略,也没有像丹麦、挪威那样沦为纳粹德国的占领国。许多瑞典人为自己的国家成功地避开战火而感到庆幸,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本能的感受;但是,如果美化这种“中立”状态,以此而自豪,甚至转而对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为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浴血奋战的同盟国讽刺打击、吹毛求疵,那便是一种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瑞典的“中立”其实并不那么“光荣”。瑞典的“中立”,与战前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相比,在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瑞典的“中立”并非不偏不倚的中立,而是明显偏向纳粹德国一边。在纳粹势力占上风的时候,瑞典当局与之互通款曲,对希特勒的各种要求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两国秘密上演了诸多肮脏的剧幕。换言之,纳粹德国的强大,瑞典在背后是出过一把大力气的。而到了战争末期,德国战败的命运不可避免,瑞典这才见风使舵,拒绝德国提出的一系列合作的要求,最后宣布与之断交,希望以此在战后获取一点“荣誉”。

二次大战刚刚爆发时,瑞典便匆匆忙忙地宣布“中立”。九月三日,瑞典内阁特别会议决定,所有有关执行瑞典中立的规定,不仅适用于目前正处于战争的国家,也应适用于可能卷入战争的任何其他国家。但希特勒根本不理会瑞典的这一厢情愿的中立意向,悍然将整个北欧各国都看作德国的“后花园”。一九四零年三月一日,希特勒下达了关于“威悉河演习方案”的指令,明确指出该行动的目的在于“防止英国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保护我们在瑞典的矿石基地,扩大海空军进攻英国的出发地区”。四月九日,德军实施了“威悉河演习方案”,迅速出兵侵略挪威和丹麦。

此时此刻,瑞典不顾唇亡齿寒的古训,冷酷地通知试图背水一战的挪威说,瑞典既不能以武器援助,也不能允许向挪威出口武器弹药。正是由于瑞典的严密封锁,才导致挪威、丹麦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援,因国小力弱、四面楚歌,遂便沦丧于纳粹的铁蹄之下。当德军占领挪威和丹麦之后,瑞典立即与之正式缔结一项协定,允许德国军队和军需物资经由瑞典从挪威的一处运往另一处。此后两国还达成了一些新的协定,如扩大过境运输量、允许过境士兵携带武器等。这些协定表明,瑞典已经取消了自己的“中立”地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入到纳粹仆从国的行列之中。对于挪威、丹麦、芬兰等邻居来说,瑞典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像是在背后捅了他们一刀。以牺牲邻居来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这是何其不道德的行为!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瑞典看到德军在前线势如破竹、苏联兵败如山倒,立即宣布接受德国的要求,允许德军的一个步兵师假道瑞典由挪威开往芬兰,允许德国飞机飞越瑞典领空,以及德军舰在瑞典领海短暂停留。这些决定再次加深了瑞典对德国的服从和支持,几乎就等于同德国结盟了。不过,瑞典的这些做法“犹抱琵琶半遮面”,德方也给其留了一点面子,没有进一步伤害其“独立”的地位。

对于德国来说,瑞典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优质铁矿石资源;瑞典人也深知这一点,他们以向德国出口铁矿石来换取苟安,却全然不顾这些铁矿石在德国被制造成杀人武器的严重后果。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德国钢铁大王蒂森便确信:“没有瑞典的铁矿石,德国就注定要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仗。”德国当局充分认识到从瑞典进口铁矿石的重要性,德国认为瑞典的所谓“中立”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因为,在德国已经占领了瑞典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之后,事实上就完全控制了瑞典而无需实际占领它。瑞典的屈服以及德国自身对于战略得失的考虑,使希特勒没有下令出兵占领瑞典。后来,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中,希特勒再次提到:“德军能否以较强兵力从罗瓦尼埃米及其以南地区出发实施这一作战行动,取决于瑞典是否准许使用其铁路实施开进。”而战役一开始,瑞典就全盘满足德国的各种要求,再次消弥了双方可能发生的冲突。

瑞典倒向德国,给盟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危机。盟国充分认识到瑞典的铁矿石对德国战争经济的重要性,战争初期曾多次筹划切断或削减这种供应。然而,随着一九四零年六月挪威战事的结束和西线战事的吃紧,盟国已无力干预北欧事务,瑞典已全面落入德国的控制之下。虽然盟国对瑞典的艰难处境有所体谅,瑞典对德国的卑躬屈膝却有损于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原则。战争期间,瑞典没有为盟国的正义之战提供多少有力的帮助,也故意无视德国在占领区的种族屠杀及种种暴政。

虽然盟国很少公开谴责瑞典的虚假中立,在战后冷战的大背景下,也未能追究瑞典在战争中投机行为的责任,但基本的是非大家都有一个判断。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六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瑞典驻伦敦公使普吕茨说:“英国十分体谅瑞典的困难,不过瑞典在困境中保持均衡时未免向德国靠拢得太近了。”一九四二年十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博赫曼会谈时说道:“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消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

战后,瑞典有意淡化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在冷战期间,瑞典亦安享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才得以免受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染指。冷战结束之后,瑞典不曾感谢英美的帮助,反而摇身一变以“和平主义者”的模样招摇过市,时不时地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种伪善是多么让人厌恶!

瑞士何以成为一块和平的“飞地”?

在二战中,当希特勒的军队肆虐整个欧洲之时,中欧小国瑞士为何能免于战火的破坏?有的资料指出,面对希特勒的威胁,当时人口仅四百万的瑞士,迅速动员了四十多万大军,显现了坚强的防卫作战能力和决心,使纳粹德放弃了入侵的意图。然而,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神话而已。瑞士军队的人数和装备在德国军队面前均不堪一击。希特勒之所以放过瑞士一马,不是因为害怕瑞士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因为瑞士处于“中立”的状态对纳粹来说更有利用价值。在这场关系着人类命运的大搏斗中,瑞士并未保持真正的中立,而是助纣为虐,扮演了一个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瑞士在二战中的若干行为,违反了其一八一五年便秉持的“永久中立原则”。

当时,大多数瑞士人都倾向于支持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德意志种族优越论甚嚣尘上。纳粹的出版物声称,所有以德意志人为始祖的人,即使在“第三帝国”的边界之外,也都是德国人。因此,纳粹将瑞士人称为“在瑞士的德国人”(瑞士人口中六成多的人属于德意志民族)。纳粹德国绘制的地图公然将瑞士囊括在“大德意志”的疆域之内。许多瑞士人不仅没有抗议对其国家主权的公然蔑视,反而与纳粹的种种族主义鼓噪相呼应,在瑞士德语区出现了诸多亲纳粹的社团,其中尤以“国民阵线”和“瑞士国社党人”这两个极端组织最为活跃。瑞士政府并没有将这些组织取缔,反而给予默许和纵容。战争期间,这些组织甚至还征集了志愿兵加入德军。

一九四零年六月,法国出乎意料地战败,瑞士转瞬间落入了德、意强邻及其兼并或占领区的四面包围之中。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吞并野心,瑞士当局最终选择了屈从迎合的道路。瑞士并不是一块不食人间烟火的“飞地”,战争期间瑞士与德国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甚至超过了瑞典。

首先,瑞士是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的提款机。德国历来是瑞士最大的贸易伙伴。二战中,瑞士一直都维持了同德国密切的经贸、金融关系。大战爆发后不久,瑞方向德方提供了一点五亿瑞士法郎的贷款,德方则允许瑞士商品经由德国转口。意大利亦从同瑞士的经贸关系中获益。瑞士还向德国卖电,让德国工厂保持生产。瑞士各大表厂向德国供应精密零件,苏黎世的军工厂提供的四十毫米口径高射炮,是德国应付盟军空袭的重要防卫武器。瑞士还是纳粹德国进行黄金交易、以换取硬通货瑞士法郎的主要地点。瑞士银行根本不问黄金的来路,一味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当时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百分之九十的黄金交易都是通过瑞士银行进行的。纳粹在战争中掠夺的巨额财产,相当一部分存入了瑞士银行。在瑞士银行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宝贵的外汇,从而得以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维持战争的重要物资。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的副行长便露骨地说:“瑞士允许自由的外汇交易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我们至今仍让它保持独立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瑞士拒绝向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帮助。二战爆发前,纳粹政权一般并不阻挡犹太人移居国外,通常是剥夺其财产后迫使他们迁往别的国家。因此瑞士成了很多德籍犹太人流亡的首选地。瑞士当局却制定了严苛的政策阻挡犹太难民的涌入,而且以法律明文规定说:“犹太人不应当视为政治难民。”对那些非法入境的犹太难民,瑞方将他们押到边界岗哨交与德方,根本不考虑他们被遣返之后必然是死路一条的结局。在战前,瑞士已在边境拦截了十多万犹太人入境,有时甚至直接把这些人交到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手上。为此,德国的报纸在战后批评过瑞士的所谓“中立”,德国《周报》指出,瑞士的“中立”只差没有同第三帝国正式合作而已。毫无疑问,瑞士政府的这些做法是一种“间接杀人”的行为,他们对于数十万犹太人的死难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向犹太人敞开国门相比,近在咫尺的瑞士的做法让人齿寒。

第三,二战期间,瑞士一直让贯穿阿尔卑斯山脉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圣哥大隧道向德国和意大利开放。该隧道长达十五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隧道。据目击者声称,每天都有许多满载战略物资的火车,源源不断地穿过瑞士领土往来于德意两国。通过这条隧道,经济发达的德国对经济落后的意大利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上的支持。有分析家指出,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意大利的经济早就崩溃了,墨索里尼政权也许会提前两年垮台。那么,盟军就能早日挥师意大利,在欧洲开辟出欧洲第二战场,而不必付出诺曼底登录的惨痛代价了。换言之,瑞士对德国的顺从和支持,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战争的进程和法西斯政权的寿命。

第四,更为卑劣的是,瑞士银行利用犹太人遭到纳粹政权屠杀的机会,大肆侵吞犹太储户的巨额财产。在二战中,被纳粹迫害致死的德国犹太人在瑞士银行开户数达五万多户,存有价值为六十亿美元的资金。而至今只有六百万美元,经瑞士政府交还给了犹太组织或赠与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一些瑞士银行甚至以纳粹集中营没有发放死亡证的理由拒绝赔偿。瑞士银行业向来以一流的服务著称于世,人们却不知道,在冠冕堂皇的银行大厦背后,却隐藏着犹太人的斑斑血泪和瑞士银行家们吸血鬼般的贪婪。时至今日,正义仍然未能得以彰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瑞士联邦政府才对顺从纳粹的历史作了一定的反思。一九九五年四月三日,瑞士外交部长科蒂首次代表政府为瑞士在二战中的表现道歉。他说:“我们不能、也决不否认瑞士在战时与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野蛮行为有牵连。……虽然一个被纳粹和法西斯世界包围的小国要生存下去非常困难,但这也不应当使我们原谅自己当时严重丧失立场与软弱——我认为尤其不能原谅我们当时对受迫害的犹太人的政策。” 科蒂还发表了一个经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的声明,表示瑞士在二战中有负于纳粹受害者。这一道歉虽然迟到了很久很久,但总算到来了。

直到今天,犹太幸存者和家属依然在追索被瑞士银行侵吞的存款。迄今为止最大一笔索赔款,是一九九八年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裁定瑞士银行支付受害者的十二点五亿美元。这桩讼诉案指责这些银行违反存款人的信托以讨好纳粹。这项裁定是继国际社会对大屠杀期间瑞士银行的作用发生激烈的争论后作出的。根据这项赔偿协定,已经有二点五亿多美元,经过科曼建立起来的索赔法庭,归还给了三千多个瑞士银行的储户或者他们的继承人。然而,再多的赔偿也无法抹去幸存者及其家人心中的痛楚。重温那个黑暗时代,人们看到了瑞士银行如何帮助纳粹,使那些犹太人奋斗终生获取的财富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瑞士银行这样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显然得到了瑞士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

没有美军的牺牲,便没有人类的和平

瑞典和瑞士“与狼共舞”的丑恶历史再次证明:在面对邪恶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中立”可言。那种绝对的“和平主义”的高远理想,在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的时候,很可能缔结出一朵灿烂的“恶之花”。在二战当中,瑞典和瑞士固然维持了脆弱的和平,固然使得各自的国民免于战争的杀戮,但他们与法西斯自觉或违心的合作,却使得其他受害国的人民遭受到更大的苦难,这样的“中立”与“和平”,不是以邻为壑又是什么呢?这样的“中立”与“和平”,难道值得我们效仿吗?

与这两个国家的选择截然不同,从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一直到今天正在进行中的反恐之战,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充当了人类正义之战的中流砥柱。可以说,没有美国的介入和付出重大的牺牲,人类文明有可能早就倾覆了,二十世纪的人类也许早就沉沦于法兰西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魔爪之下,那可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昔日,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困扰,挺身而出成为抗暴的先锋。美国并不奢求获得被拯救者的感恩戴德,但为此反而遭到非议与辱骂,则是一种极不公允对待。

当有人羡慕瑞典和瑞士在二战中的“光荣中立”时,我却要提醒说,不能忘却了美国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巨大牺牲,没有美军的殊死搏斗,即便是瑞典和瑞士那样的可怜兮兮的“中立”最终也会被希特勒取消。当有人以瑞典和瑞士的“光荣中立”作为反例来指责美国的“穷兵黩武”时,我更要提醒说,真正发了战争财的是瑞典和瑞士,而不是美国。美国动员全国之人力和物力参加二战,无偿为盟国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战后还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各国完成重建。没有美国的帮助,残破的欧洲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元气呢?

稍有良心者,都会遵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原则;而那些没有良心的国家,却因为恩人的恩情太深重了,而干脆不承认曾经接受过的恩情。比如法国,今天因为对伊拉克战争持有不同的看法,居然出现了反美流氓用油漆污染诺曼底美军公墓的暴行。那些“勇敢”的法国流氓并不愿意承认,法国在战争刚打响几个星期之后便崩溃了,法国在二战中基本上无所作为。如果不是美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法国首先沦丧于德国法西斯之手,继而再沦丧于苏联共产极权主义之手。法兰西的文明再高雅,也只配成为德国或俄国统治下的二等公民。在两大极权帝国的交替统治下,法国人哪里还有享受醇酒美人的闲情逸致呢?

没有美军的牺牲,便没有人类的和平。然而,人们总是善忘的,尤其是左派们的忘却更是有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他们忘却了自己对苏共和中共政权溜须拍马、顶礼膜拜的丑恶言行,也忘却了美国恢复世界和平、成功将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改造成民主国家的伟大功绩。他们将反美当作一种时髦和一种标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纷纷崩溃,中共则一边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一边坚持政治独裁,西方左派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寄托其信念的国度了。当“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人类进入反恐之战的新时代。于是,这些“人还在,心不死”的左派们顿时找到了新的主子,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他们用种种学说理论为恐怖分子辩护,也故作客观公正地谴责美国抗击恐怖分子和独裁政权的正义之战。他们的反美思想又有了新的依托。在此意义上,他们与昔日的瑞典和瑞士的所作所为完全重合在一起。

我却不会忘记那些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人们,那些勇敢的美国士兵,以及他们的领袖们——从罗斯福到麦克阿瑟,从里根到布什。我不会忘记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若干历史纪念碑中,我最欣赏的便是二战纪念碑。这座气势恢弘的二次大战纪念园,坐落在华盛顿纪念塔与林肯纪念堂之间,邻近越战以及韩战纪念碑。这个纪念园的中央建有一个大型喷水池,两旁分别建有流水池,分别代表太平洋以及大西洋战场。围绕公园中央的还有五十六座十七英尺高的花岗石柱,分别刻上当时美国各个州与属地的名称。整个纪念园最令人注目的是,水池旁边建起了一道矮墙,这道墙名叫“自由的代价”,墙上总共镶有四千个星星,星星的倒影荡漾在水池的碧波之中。每一颗星星代表着一百名阵亡的军人,所以它们一共代表著四十多万名在二次大战中阵亡的美国军人。

我有幸目睹了二战纪念碑的开幕仪式。当时,前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与克林顿,连同现任美国总统布什一同出席了揭幕仪式。布什总统在演讲中说:“在这里,与大战当中获得胜利的上一代人一起,我以骄傲的心情,谨代表美国人民接收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园。”他赞扬并感谢十七年来从筹划到兴建完成纪念碑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们:“兴建这个纪念公园需要工艺,长远的目光和耐性。现在工作已经完成,并以合适的方法向二次大战的老兵致敬。这个纪念公园代表著美国开放与高贵的特性,也代表著我们永远歌颂的宏伟与坚忍的精神。”布什在讲话中向那些为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而牺牲的二战军人致敬。他表示,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美国后代的贡献,这座纪念碑将永久地矗立在此,以纪念一千六百万参加二次大战的美国官兵。

是的,和平与自由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生命的代价。人类历史上没有可以不付出代价的自由与和平——倘若像二战中的瑞典和瑞士那样,默许邪恶甚至参与邪恶,难道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吗?难道是一种可以不受良心的谴责、不受历史的拷问的选择吗?邪恶不会因为人们善良的期待就自动消失,邪恶更不会因为人们单方面的宽容而转化为正义。因此,在我将鄙视投向瑞典和瑞士的同时,也将赞美给予美国。正如学者九喻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的法西斯都是相似的,它们是惊人地相似:从纳粹德国到共产苏联,从中共到红色高棉,从格瓦纳到金正日,从阿拉法特到卡扎菲,从萨达姆到内贾德,从奥马尔到本拉登……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是要与我们和平共处,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我们,消灭文明、自由、独立和人权。因此,除了与他们战斗到底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川  歌:上海滩上的标语

 

国庆长假,携友人到上海一游。去了二个地方,一是城隍庙,另一个就是南京路加上外滩。城隍庙里的人可真多,夸张一点说,好象那是全世界的人都一齐拥到那里去了。南京路上的人也很多,南京路的尽头就是著名的外滩。说实话,外滩的夜景是不错的。灯火辉煌,夜色阑珊。黄浦江上,巨大而漂亮的游船一艘接着一艘地驶过人们的眼前。大江二岸,耀眼的灯火相互辉映,令人印象深刻。漫步在外滩长长的北侧江岸石阶上,抬眼望望四周的美景,心情也颇为不错。再加之江风浩荡,一阵又一阵,似送来泥土的清香。(友人语,嗅觉灵敏的友人从那江水之中闻出了浓厚的泥土味道,不过,他认为那泥土的味道并不难闻,反而有一种好闻的清香的味道。这大概是因为近年黄浦江污染变得较轻的缘故吧,这也应是上海执政当局的一种政绩。)

可是,正在欣赏着美景的欢快时候,却忽然发现江岸马路对面的外滩楼群上披挂着许多的巨幅标语,那些标语一律用红布制成,上面是金黄色的大字,这些大字清晰可见,在灿烂灯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目。这是些有着什么样的内容的标语呢?我不妨在此照录几条:

1、“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2、“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还有其它许多条标语,我不再在此一一列出了。

显然,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由来已久的政治标语。大概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些标语就产生了,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万岁式的标语在现在看来,总觉得怪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标语中的夸大、伪饰的东西太多了。首先,万岁一词即十分夸大。世界上有多少东西可称得上万岁呢?除了日月山川、江河湖海等自然物之外,属于人类的可称之为万岁的只有人们的精神创造与文明成果,如思想文化艺术遗产、伟大的建筑物与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一个党是不能被称为万岁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谁能相信一个党能够存在一万年呢?“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例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被称为万岁吗?固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其精神价值,其中的有益成分会留存于人类的精神总遗产之中,但是,就整体而言,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中的反文明、反人类的负面信息太多,因此,人类将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将其留存于自身的精神遗产宝库之中而受全人类永久的尊祟。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不用说在万年之中受人类的尊祟了。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国家,更不可能万岁。无论从历史视角看,还是从逻辑推理来看,都不可能。更不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的反时代性与反文明性是那样严重了。

在全世界各国都走向民主的时代大潮之中,固守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可能长久存在下去呢?没有万年的固定不变的国家,只有万年长存的宇宙、星球。其次,象那些伟大、光荣、正确、战无不胜等等词儿,从现实实情去考察,又有多少真实性呢?没有真实性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人们当可得出自已的结论。

实事求是,不再夸张、伪饰,忠于事实真相,代表时代进步新潮,这才是人们所应当做的事情。象上海外滩上的那些标语应当可以不挂了。如果要挂一些标语的话,也应当挂一些具有新意的与时代进步潮流一致的标语:比如“走向自由民主的中国”、“迎接时代巨潮的到来──中国的民主与富强”、“中华民族的和解万岁!”、“中国──东方巨龙的飞升”等等。要什么过时、注定令人生厌的“伟光正”与“战无不胜”呢!

对我来说,那些陈旧的无理可喻的假大空的政治标语之于我的美妙旅游是几道难以抹去的深重阴影,并且我以为,这深重的阴影只有用真理的阳光来消融。

贺卫方:公开信与法制

 

网络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加大了政府控制言论的难度

网络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加大了政府控制言论的难度

近年来,当发生某些重大公共事件时,中国的知识界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公开信的方式表达一些诉求。我个人也经常是这类公开信的作者或参与者。例如孙志刚事件后要求人大常委会设立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公开信,北大一塌糊涂网站遭封杀后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关于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公开信,《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后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公开信,以及不久前有关北京奥运会与人权保护的公开信等。由于公开信涉及到的都是重大事件,因此发表后都引发广泛的关注,并且对于有关事件的走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有些影响的结果完全是事与愿违。

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公开信会成为人们表达意见的几乎是首选的方式?网络的兴起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在前网络时代,由于所有的传媒都控制的官方手中,人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在内容和途径上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那些对于官方决策提出直接批评的文字,根本无法公开发表。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尽管从一开始,政府就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网络上的言论表达,但是跟传统媒体相比,这种限制的难度显然大得太多。所以,把在传统媒体上无法发表的反对意见在网络上发表,就成为一件有着特别吸引力的事情。更让人高兴的是,网络言论的发表并非单向度的过程;一封公开信发出,带来的是来自全球范围内的潮水般的跟进评论。这样的互动不仅让作者感到鼓舞,而且更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使得决策者不得不有所回应。例如孙志刚事件,如果不是在网络时代,《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对于一个法学教授而言,许多公开信都跟法治建设密切关联是一件尤其令人欣慰的事情。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宪法中的明确宣言,但是,口号不等于事实;一个从威权向法治过渡的社会需要经历很长的努力才能实现治理方式的真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具体的个案的处理过程,追求国民观念的逐渐转变和法治规则的渐次确立是特别重要的。孙志刚事件所引发的几封公开信提出了违宪审查、迁徙自由、议会权力等重大宪政问题。”冰点”事件之后的公开信让新闻自由这一宪法权利变得十分迫切,也把政府一方面不断地强调依法行政,另一方面却超越法律滥用权力的矛盾展现了出来。我相信,通过这类广受关注的事件提出法治的原则,通过对具体个案的分析彰显现行制度中的缺陷,通过公众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让官员们逐渐意识到权力的法律界限,这是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最重要也最具力度的途径之一。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通过公开信推动法治进程也会遭遇某些困难。近来的情况显示,一些左派人士也不断地运用公开信的方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关于物权法的公开信就是明显的例证。在现行意识形态框架下,这样的公开信还会对决策者施加很大甚至更大的压力。作为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如何在公开信之外寻求更理性的对话和论证,还需要作出更艰巨的努力。另一方面,公开信往往不仅指向决策者,而且也诉诸民意,但是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化,在某些问题上出现学者主张与一般民众情感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2006年末,我参与签署要求陕西省司法机关对于杀害十人的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公开信,但是却遭遇网络言论的激烈回应,正是这种冲突的典型。在这类个案的讨论中,学者不应惧怕一时的民意,特别要有一种不怕挫折,”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这种勇气甚至比与权力抗争的勇气更重要。因为跟权力的抗争,民众会觉得你是英雄。但是与民意、与流俗做抗争往往会有另外一种风险,会被认为是为”坏人”或特权代言。无论如何,法治底线的坚守是最关键的。

野史家言赛董狐

 

许指严,名国英,号甦庵,别号不才,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曾任职于清史馆,谙熟清史与民初政坛轶事。他与汪荣宝合撰《清史讲义》二册,191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历史教科书之用;又于1918年出版《清鉴易知录》,是一本简明的清代编年体史书。他所著的《新华秘记》,1918年由上海清华书局初版发行,书中详记袁世凯称帝前后的逸闻私事。

在古代,官场有邸抄,民间无报纸,官与民,城与乡,京都与外埠,信息极不对称。在民间,所谓“新闻”,无非道听途说之事,北京发生的事,传到四川,也许要三月半载,而且,此事经众人口耳相传,便成彼事,或不知讹传成什么样子。到了晚清,来华的洋人多了,他们把电报、报刊引进中国,书局、报馆与日俱增,出版、报业、编辑、翻译、记者成了新兴的行业。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武昌起义,都成了当时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虽然大多数国人还看不到报纸,但对国中大事,不再是一无所知。

武昌起义后,相继独立的各省,均立法保障民权,于是,报馆如雨后春笋,每个大城市都办有数种甚至几十种报纸。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参议院于1912年3月11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第二章“人民”之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虽对《临时约法》不满,阳奉阴违,终遭废弃,但他对公民言论、著作权并无太多限制,且不说南方各省,即使袁氏势力所及的京城及北方各省,批评总统和政府、揭露官员贪污、报道社会黑幕的新闻也常常见诸报端。

李统球为同盟会员,二次革命时,李携盟兄弟十余人往大连,运动东三省独立,险些被捕,后又往山东运动反袁,亦无结果。孙、黄等民党要人反袁失败后,逃往日本,李氏无处可遁,在友人劝说下赴京投诚,袁任命其为顾问,月俸二百大洋,命李召来盟兄弟,日后军界有位置即给安排。袁对自首的民党人士甚不放心,常派暗探跟踪侦察。梁某为总府统高等侦探,以一木器厂为掩护,伪装成掌柜的,四处结交民党,慷慨好侠,疏财仗义,与李统球结为酒友,常走访李家,以金钱接济。李妻颇有姿色,梁遂起不轨之念,设计陷害,将李氏并盟兄弟十人捕获尽诛,复将李妻霸占,列为三姨太。李妻怀恨,日思报复,一日逃出梁家,直奔大理寺鸣冤,法司知梁某身份,且案涉京都京警察厅长和袁大总统,拒不受理。李妻乃请人再写冤状,缚其胸前,投河自尽。警察尸检时搜出状纸当即销毁,而不知李妻已先将冤状副本邮至报馆,待尸体出水时,梁某作恶之事早已上报,传遍京城。袁世凯不得已,责令警厅处置梁某。

民初名人办报,蔚成风气。同盟会元老沈佩贞与宋教仁筹组国民党时,为在党纲中争女权条款,与宋发生冲突,竟掴宋耳光,一时传为京城笑柄。沈氏在京创办《亚东新闻》,为京城惟一女权主义报纸。二次革命后,民党纷纷南下避难,惟沈氏留驻京城,不时出入府院,与政客要人往来酬酢,常遭时议所讥。某日,《亚东新闻》登一消息,言沈氏被步军统领衙门拘拿。沈氏闻后大怒,立往报馆又哭又骂:“我是革命元勋、女子参政同盟会长,谁不敬畏?我曾打参议院,击国务院,闹总统府,斥国民党,谁不知名?今日入步军统领衙门及总统府去,所有卫士,莫不举枪立正敬礼,何曾有拿我之事?本报系我创办,竟敢诬陷我,此事岂能干休!”适逢主笔有事外出,报馆职员多方劝慰,答应核查,消息如系误传,自应登报更正。沈氏得理不让,挥杖乱打职员,并将报馆招牌摘下,抱入警厅告状。在民国初年,主笔竟敢刊发报馆老板的“负面新闻”,可见当时报界风气凛然,而编辑记者胆量之大,足令后辈羞愧。

自“筹安会”、“请愿团”、“国民推戴书”为帝制推波助澜,便激起社会各界一片反对,无论京城还是外省,反袁称帝的文章天天见诸报端,新华宫的内史长(秘书长)阮忠枢深怕袁皇帝阅后生怒,便令庶务司给袁送报纸前先送到内史厅检查,阮把报纸挑选一遍,拣其中言论温和者,在新闻中加入数条,谓某民党机关报,于某日为官厅勒令停版,拘捕主笔惩办云云,发交印铸局重印,将原报毁弃,此后,陆续加添此类假新闻,以使袁知道民党报纸渐次查封殆尽。袁皇帝每见此等新闻,信以为实,抚掌大笑:“封得好,封得好”,不知此为内史厅自印之假报纸。所有函电,如有反对帝制独立讨袁内容的,也一律搁置不呈。某日,内史长因事外出,袁皇帝派内侍往内史厅索要文件,值班内史新任差事,不知内情,便将未经挑选之函一并呈上,袁氏阅罢大恨,谓内史有意戏己,立诏内史长诘问。第二天,洪妃告诉内史长,昨日之电不啻一催命符,皇上病又加重几分。自此,袁不再阅函电报纸。袁世凯皇帝梦迅即破灭,与报纸的力量大有关系。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因果、进程与内幕,只有当事人知晓,他们不说、不写,只能把史实带进棺材里。“况处专制之世,一言不合,立遭惨祸,故凡属食毛践土之士,无不当倾其天王之圣明;即奉命以修史,亦必多方改窜,委曲求全,以符明哲保身之旨,其事之正确与否,固可勿必加问,则史尚真可信耶?”好在总有一些良知未泯的文人,蓄太史之志,秉董狐之笔,将湮没报端之旧闻,传诵里巷之逸事,掇拾残篇,裒辑成书,虽为野乘,较之于无行文人奉旨修撰之“信史”,岂非裨益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