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听到李和平律师被绑架殴打的消息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虽然经验一再告诉我：在这个国度，听到任何好事时，时间多半会证明那是假的；而听到任何坏事时，时间却常常会证明事实远比听到的更坏！

这就是我们无可选择的祖国。这就是这遍土地上半个多世纪无可逃脱的厄运！

在中国首都北京，在自认可能有欢庆的长假，在原本从事维护法律尊严的律师身上，尤其在国保已经交谈、跟踪的情况下，居然出现这种公然的绑架，并且装扮成黑社会的样式，这是许多小说家的想象力所难及的。这种完全以刻意让人不得安宁，不得享受一个正常假日的报复式殴打，其意已经沦落成极为无知、无耻且低俗的恶作剧色彩。这种完全形同流氓无赖的手段，实在不能上升到用国家专政来描述。从历史来看，任何再污浊的政权，也还自视为有点模样的威严，不致于完全堕落到低俗于市井无赖的嘴脸份上。然而在今天一再宣称文明、崛起、和谐的社会，却经常上演些史前野蛮时代所搜寻不出的荒诞血腥事件。

面对这种暴力，遣责甚至都显得是对他们的抬举，当然任何遣责也对改变现实无助！这些人与发生这些事显然远远超越了遣责所能力及的范围。我们只能从人性的罪恶与制度的恶罪上来寻找一些解释，

并从上帝的怜悯上来看待这种事情，否则我们就没有任何言说的意义了。

应该说发生这种完全以践踏人的尊严，摧残人的肉体为主旨的犯罪活动，那首先表露的是这个国家机器已经将一批人驯化为人性尽丧的工具。任何动物界多有同类相怜的原始本性，而作为自许文明的人类却出现这种蹂躏同类的事，这肯定是丧失了起码的人性才做得出来的。

丧失人性这个词对正常人类听来似乎很是刺耳，然而略知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人，尤其后来列宁暴力革命学说的人，这种人性的丧失却是正常的。因为在这些宣教中，抹煞人性是它教义的内在要求。所以沿着马列这条线教化出的国度，同类相残是应有的景观。在这里阶级的仇恨超越了人类本质的共性。所以指责那些惯于采用暴力的人，事实上说明他们是被阶级仇恨教化最成功的人。在一个没有是非，只有敌我绝然分离的社会，相残成了阶级的正义，丧失人性成了对本阶级的忠诚。针对这样意识形态下训练出来的人就不要以人来论处了，他们会以自己非人而骄傲，这在中国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这依然是支撑极权暴力精神教化的主要资源。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惊心地想到在我们周围还环伺着一批丧失人性的人，他们随时可能为了某个指令，为了某一政治的需要而不顾一切地摧残人、残杀人，这些在人的外形下的机器，对现代文明社会是多么巨大的威胁，简直是对人类的沾污。这些在战争中狂热民族主义所掀起的仇恨残杀，今天依然为政治需要而传承着，可见我们远没有走出疯狂的岁月，没有进入到敬畏人的生命、捍卫人的尊严的文明时代。而能制造这种专政机器的政权除了历史上的法西斯还没有第二的，那么今天的中国是否在复辟着那个血腥年代的罪恶？从李和平律师的遭遇我们不得不沉重地面对这个现实！

出现这种暴力还表现着道理与道德的完全缺失。所谓气急败坏、狗急跳墙、黔驴技穷，等等形容完全没有道理可言，也没有任何常情可依的情况下的一种形状，正好是对采取这种暴力选择的注释。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作后盾的警察专政下，居然最后都不能以正当的说理来管治社会，甚至都不敢以自己的应有面目出现，来将自认的敌人堂堂正正地治罪，而要采取偷偷摸摸，改头换面，假扮黑社会的势力来报复自己认为的敌人，这是多么的猥琐、阴暗、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着他们是完全在丧失基本道理下的无赖。这种公然假借黑社会外衣的为恶，是在抛弃原来自视正义与高尚下的赤裸裸暴行，说明行暴者本身也知道所行为人所不齿，但仍然要为了某种目标而为恶，这种抛开任何道理的纯粹恶行，是人类社会彻底反文明的堕落。显示人类积淀起的文明准则在这里被毁弃殆尽。维系社会底线的常理与道德最后被肮脏的需要所吞食，社会丧失了起码的依托。

发生这种暴行还说明着中国已经由精神恐惧时代进入了生命恐怖时代。中国社会一个最混乱、最血腥的时代可能会到来。我曾经跟朋友们说过，中国真正恐怖的时代是后共产极权失控而民主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时代。这个时代权贵集团不甘退出渔利天下的角色，民间社会又没有结成抗衡的力量，而极权统治自身也对社会失去基本管制的能力，这时候权贵利用手头掌握的资源，疯狂地报复社会，蹂躏他们自认的“敌人”，采取各种绑架、殴打、甚至暗杀手段，以人性的卑污来抗拒历史的进步。这个时代可能是中国最黑暗而反动的时代，从目前中国权贵罪恶来看，这个时代可能难以避免。而李和平律师的遭遇很可能预示着这种时代即将来临。所以一切正义的社会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看看中国今天这个社会，以反人类、逆历史、背道义、去人性为宗旨，在此精神豢养出的情治团伙完全以残害同类为乐，以践踏人类尊严为业，他们的存在就是要颠覆人类一切固有的文明。人类走向有限的文明用了五千年，但人类返祖为野兽却可以在一夜之间。人类如果不能对这种兽性的复归保持足够的警惕，那么最后灾难与毁灭就是无二的命运。从李和平先生被如此超出文明世界想象的绑架殴打事件，我们真切地听到这种末日的钟鸣。

面对这种罪恶肆虐下的国度，我们只能仰望上帝的怜悯！愿神的大能与大爱来兴起这遍土地上的义人，让“因信称义”改造这个顽劣的民族，让上帝抉选出的信徒成为清理这个罪恶世界的精兵，担当除灭这遍土地上的罪恶的使命。也祈望神的大爱来医治李和平先生的创伤，相信这一切的苦难正是神对他抉选作义人的熬炼。

求神怜悯中国！

（2007-10-06于北京）

说来惭愧，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没有什么宏伟目标的人，我对生活，对命运之神的要求应该不算苛刻，即我非常看重古诗里那种“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的平凡而又温馨的情感生活，以及在真正的民主法制社会之下那种能够自由地说话，畅快地呼吸的生活。虽然，我早在十八岁就有了“反心”，写下了“老子坚决不入管理不好国家的党”这样的“反动”话，虽然早在二十来岁时即躲在军队被窝里写下了平生第一篇“反动”文章，虽然早在自我识字开始，我就向往善良、正义和真理，但直到整整四十五岁了，才在找不到其它让我坐得下来练习电脑打字、操作技术，并且以为不会为自己招来祸殃的前提之下，在海外网络媒体发表了那四篇文章。

是的，当初以那样的方式发表那四篇文章，我自以为自己是穿上了“隐身衣”的，我认为，不待见我文章的那个党，那些会对我和我的文章恼羞成怒的人发现不了我，我打的是“秘宗拳”、“太平拳”，我说了郁积于胸中几十年的，在大陆任何媒体也不可能发表的真话、人话，却又能平安无事，何乐不为。谁知我的无知让我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嗅觉，也低估了他们欲加之罪的“执着”和不择手段，他们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将我那四篇文章的写作意图“升华”到了故意“煽颠国政”“推翻社主”这一高得令我头晕目眩的层面上来，并抓我、关我，最后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判了我两年徒刑。

我在报社时，只要稍稍变通一下，作弊通过职称英语考试，我早就获得中级职称，甚至“副高”职称了，我只要“运作”一下，我应该也早就是一个部室主任什么的了，但我这人对做官实在没有兴趣，更没有项羽，刘邦那种“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等等政治企图，我故意“煽颠国政”干什么，这岂非猫头鹰得到腐鼠还要忌讳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凤凰去夺取它的“美味”吗？

失去自由之初，我痛苦而又恐惧。我是一个无名之辈，在这片魔鬼肆虐，撒旦畅行，暂时正不压邪的土地上，我有如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子，小草，任人家如何处置我，乃至“抹”了我，也不会有谁关注我的。不仅如此，甚至我的许多老朋友，都会因识时务而远离我的，牢中之我，真正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孤家寡人了。为此，我还在今年年初写下了《太阳.光明与困惑》一文，其中表达了我对自己平生言行，对自己的文章，乃至于表达了真理、正义和良知之于社会，之于无边无际，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宇宙的意义的质疑、困惑。

但是，我错了，我再次惭愧了！

我怎能不惭愧呢？虽然我早就向往真理和正义，向往民主自由，但我是在相对被动，自以为系好了“安全带”的情况下才发表了那四篇文章的。其它的，我就没有再为我的老朋友，尤其是如今尚无一日之雅的新朋友们冒着牢狱之灾为之奔走呼号的正义事业而做什么了。我不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政论家罗隆基，也不是现在的网络侠客焦国标，我不值得关注。

直到2005年5月11日开庭那天，在见缝插针般地与亲友说了几句话以及此后的一次会见之后，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知道，我“春风得意”之时的多数老朋友，在我落难之后仍以种种方式与我“藕断丝连”，表现出了令我动容的老朋友间应有的关注、关心，就连部分曾经的同事们，包括和我有过短暂小小的不快的个别同事，虽然不敢公开为我鸣不平，但私下都认为我是受冤的，抓我是小题大做。尤其令我感到出乎意料而又欣慰的是，不仅贵州，甚至连外省，甚至还有许许多多的海外有正义感的同胞们，或为我提供法律援助，或看望安慰我的亲人，或冒险发表声援文章，开庭时亲自来法庭看望我，还有“独立中文笔会”、“记者无国界”等等的多方关注。这些素昧平生的中外新朋友，他们都是些勇敢、令人敬佩的良知坚守者。

曾经，我想声援、资助受到当局迫害的罗永忠、许万平等等，但最终都因种种顾虑而未付诸实施。但在我落难之际，我却得到了如此的关注和声援。任有些人怎样说，我的新朋友们帮了我的倒忙，我都深知一点，如果不是有这些道义的关注和声援，那么，我都不可能只被他们判处两年刑期，因为判两年或更高的刑期，以他们的法律来说，都算是“合法”的。以他们的心理来说，那样才更畅快。

少儿时代，我以能加入什么什么党、团组织为莫大的荣幸，因为那时在我幼稚的心灵之中，这样的党团组织是“三个代表”，代表真理，代表正义，代表良知。如今，我则以宣布皈依基督，以能拥有这些我急不可待地想一睹为快，一吐为快的新朋友们为莫大荣幸。因为，在我如今的心灵深处，他们才是代表真理，代表正义，代表良知的“三个代表”。

我还想对我所有的朋友们说的是，围绕着2005年9月9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实质上也就是经过太上老君八卦炉锻炼的孙悟空所经过的经历。如今，我炼就了火眼金睛。我更能分清是非善恶，真假美丑了。表面上看，他们“制服”了我，随心所欲地判了我两年徒刑。但愚不可及的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在道义上的损失，他们阴暗心理的进一步充分暴露，都说明他们干了桩“亲痛仇快”的事，在干“颠覆”、“推翻”之事的，实质上正是并不真正热爱国家，并不真正热爱“组织”的那些抓、判关我的人。禽兽之变诈几何哉？只增笑耳！我想起了《聊斋志异》里面的这句话。

正如大家曾经看到的那样，我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中有这样一句联句：“夜狼羞具黄肤色，李姓愧为龙传人。”为着我有这样多令我感到自豪也令我感动的新老朋友，几天前，我满噙一眶热泪，将这幅对联翻新如下：

元龙岂羞黄肤色，李姓何愧龙传人！

2006年7月15日于看守所

 

出狱之前二十来天吧，有人口称善意地和我说，如果不是山东律师，不是“贵州那些人”的介入。如果不是我在法庭上“翻供”，他们的本意，是不判我实刑的，让我出去之后“最好”不要和这些人往来。我是这样想的，当时也是这样回答他们的：我落难期间，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帮助过我，我都要感谢他们，永远记住他们，以他们为友！

是的，如果我一方面写下了《不光是涮涮八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这样的文章，一方面在行动上又是一个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缺乏起码人性的人，那么，我就成了一个心口不一的伪君子，真小人了。

不，我决不做这样的人！
 
2007年9月22日于贵州省毕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共产党的建国日。”国”字在华文中的意思是”围域”，围城之中的地域，建国日，就是建立围城之日。以后每年都有国庆日，其实是个国殇日。

1.那一日，制造了政治上的”两个中国”，制造了中华民族的骨肉分离。中华民国是由汉人十八省通过辛亥革命，摆脱了满清殖民统治而建立的，进而接受了满清皇朝的禅让，取得汉人十八省以外满蒙藏维等地区的主权。虽有军阀混战，但未改变一个中国的政治格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日本天皇终战诏书》等等国际公法的渊源文件中，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都是难以篡改的。但是，苏联共产党干涉中国内政而扶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暴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它又没有力量征服台湾，甚至没有力量征服金门小岛，这就形成了”两个中国”的格局。所以，所谓”台独”问题，实质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制造的”陆独”.

2.那一日，华人精神面貌变为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国，国家恐怖主义势力笼罩了整个中华大地。共产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代就奉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恐怖哲学，从江西到陕北，一直内斗不断；但在国统区呢，还扮演温文尔雅的统战面目，唱些自由民主的高调。建国以后则无所顾忌，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开始是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消灭中华民国遗留下来的军政财经人员，这是国共战争的余音。1957年反右，则标志着这个政权在战争结束以后，仍然热衷于大规模杀人。经过1966年文革、1979年镇压民主运动、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1999年镇压民主运动，直至现在镇压国内维权运动和迫害海外民主运动，每个中国人都无法摆脱国家恐怖主义的阴影。最为凄惨的要算共产党内高官：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那样的共产党领袖，一旦弃暗投明还可善终。但象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陈希同、陈良宇这样的佼佼者，最终都是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在表面上似乎亢奋，但灵魂的深处则是扭曲分裂的。

3.那一日，中国大陆民众要以血汗养活两个中国。除了养活一套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僚系统，还要养活共产党的党官及其七姑八姨。最为沉重的，还要供养军火工业体系、负担共产党的国际援助。从枪毙林昭的五分钱一粒的子弹，到核能炸弹，以至核能潜艇航天飞机，整个军火工业都是用大陆民众的血汗向苏联购买技术建立起来的。特别是1958-1960三年大饥荒，是人为地搜刮国内的农产品，低价贱卖给苏联东欧国家，换取军火工业技术，不惜让中国人活活饿死。共产党的国际空间的开拓，很成功的一步是给非洲国家的无偿援助，换取他们在联合国的投票。这些无偿援助的实质，都是出卖了民族利益，都是中国大陆人民的忍饥挨饿换来的。

4.那一日，华人的身份出现了两个中国。1949年以前的海外华人，通常称为”老侨”，他们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拓荒者，哺育了现代中国的文明进步。但是共产党建国之后，为了以假乱真，争夺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对邻近国家采用了贿买手段换取国际承认，主要手段是：割让国土，诸如苏俄、朝鲜、缅甸、印度等等；出卖华侨利益，剥夺华侨的中国国籍，诸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国，这些国家每有政治风暴就要对华人烧抢奸杀。由于这些亚非拉国家得到贿买，加上美欧国家需要牵制苏俄，迁到台北的中华民国被剥夺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就无力保护海外华人。那么海外华人若想持有中国国籍就要牺牲侨居的便利，或者为了侨居的便利而放弃中国国籍。

5.那一日，制造了文化上的两个中国。原先的华文是统一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缅甸……等等国家，书写的华文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华人世界包括电脑网络，都分成”繁体字””简体字”的两个中国。华文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每个文字都蕴含着文明的密码。但是，自从汉字简化以来，中国文化也被简化了，它所承载的传统道德也被简化了、殇逝了。

 

我们可能是一个喜欢自虐与互虐的民族。

互虐首先通过语言我们可能看出，所有的国骂都是互虐的表现，互虐有轻度的嬉乐的方式，谓之嬉谑，这是有传统的，春秋以来的民间艺术杂耍中，还有当代的相声表演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互相调笑嬉谑，通过形式上的攻讦与谩骂，来互相取乐，并取悦于人。

民间杂耍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看吞刀者有之，以石击头者有之，特别令人目不忍视的是一些未成的孩子，为了生计通过残酷的表演来获得路人同情的零钱。如果说这些杂耍不过是伤害了自己身体的话，而中国传统相声中那些没有品格内容的表演则更多的伤害了中国人的语言与道德趣味，他使互虐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使人们对恶俗语言或粗痞语言没有反感。

对死者怀念或对皇帝尊敬，是通过下跪的方式，这何尝不是一种自贬自虐呢，清政府与西方初交，所有的冲突几乎都归原到是否向大清下跪这一礼节上，圆明园为什么被焚烧？与下跪有关，英美与大清各项谈判均已告成，最终因他们不同意下跪而无法签署文件，美国谈判代表一气之下掀翻桌子，导致他们被关进大狱，因传闻是关进了圆明园，所以联军直攻圆明园，最终导致圆明园被焚烧（谁人点燃第一把火，却是历史之谜）。想通过别人下跪来提升天朝大国的形象，被被洋人赶出北京，焚了老巢，不亦悲乎。

让全中国人下跪可以，让洋人下跪，从此没了门。虐待中国人可以，但想虐待全世界人民，没有实力。这是大清朝的悲剧。

中国式自虐主要是让弱者自虐。

你看裹小脚，是让男权社会中的女人将脚缠上，越小越美，男人通过虐人来定位女人的美学标准，女人通过自虐获得男权社会的认同与欣赏。

让小朋友们背四书五经，将孩子们的头脑装进儒家的小鞋子里，长大了就成了没有思想没有主见的单面人。中国的教育从某种意义讲，就是虐待儿童，就是将知识变成坚硬的文字，强制灌输到孩子们大脑中，从而使他们成为奴性、腐朽、独裁文化的传承人与认同者。

孔子教育出来的学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一起编了一本论语，说里面的内容都是孔子说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为老师守墓，一守就是三年，孔子不知怎么教育这些学子的，将生命用在守墓上，而不知传播知识与文化，可见孔子的教育是多么的失败，他们几个学生守守墓还算好，汉以后这种守墓方式成为孝子的一种见证，以至于有人在守墓过程中还生儿育女，墓道中也过着浪漫的生活。中国丧葬文化中自虐方式就是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给倡导出来的。不虐待自己，似乎不足以表示对他人的尊敬，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

中国人互虐总爆发发生在文革时代，利用最高统帅的号召，以革命的名为，就可以行虐人之事，毁坏文物与打击人身都是通过虐待方式获得自身的快乐，这种快乐的获得方式是无意识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出来。只要没有法律没有约束，只要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一些人就可能行使虐人之事，在一些地方黑恶势力还有披着公共安全外衣的不良分子，只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他们就以虐待或虐杀同胞为乐事，他们的生活没有理想没有希望，只能通过虐待同类获得情感发泄与心理满足。中国人权问题产生的土壤就是这种虐人心态。它们像干柴一样遍布中国大地，只要风吹草动，时机成熟，就形成燎原之势，使整个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与灾难之中。

婚俗也是如此，虐待新郎新娘，甚至是一种人格污辱的方式，遭贱人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快感与情感渲泄。

最严重最普遍的自虐应是发生在酒桌上，看看那么多的酒鬼，都是通过自虐而他虐，通过虐他而自虐，或者通过自虐而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尊敬与巴结。

现在一些自虐者与虐他者在网上现身，他们通过攻击谩骂来达到虐视他人，伤害他人的目的，以此获得内心极大的快慰，如果不虐他，他自己就不可能获得快感。

自虐

互虐

虐他

这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丑陋内容，却被完整继承下来，并被一些人发扬光大。

2007-10-6

 

中国官场情妇文化盛行，“红旗不倒，彩旗飘飘”是形容这个现象的一句谑词。有人说，“家中红旗不倒，外面才能彩旗飘飘”；也有人说，“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焉能不倒”。不过无论如何，千真万确的是，已有不少中共官员在彩旗飘飘之际，家中红旗未倒反而自己先倒。

“红旗不倒，彩旗飘飘”指的是男人结婚之后，家中既有原配妻子，外面又另结情妇新欢，这不但是个人私生活问题，也涉及道德操守。在中共官场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更使得它成为整治贪腐官风的一道难解习题。

中共官场许多大案都与情妇问题有关。像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宝鸡市委书记庞家钰，是被十一名情妇组成的庞大“情妇告状团”扳倒。庞家钰的一些情妇是他利用权势逼迫部属妻子献身而成的。中国曾有媒体报导，宝鸡一些干部为了得到提拔或惧怕遭到打击报复，按照庞家钰的要求，让自己的妻子与市长“谈话”。宝鸡市的干部因此流传这样一句话：“舍不得媳妇套不着狼”，背后大家都骂庞家钰是“拉链市长”。

而传闻前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也是涉及情妇案，且案情更匪夷所思。据称，前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因为涉及弊案而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时，发现一名与杜世成有亲密关系的女子，同时也与金人庆有染。杜世成在受审中供称，他所包养的情妇，是由同时涉案的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介绍，而杜世成与陈同海实际上“共享”这名情妇。陈同海被捕后又透露，这名情妇是由金人庆所介绍。这样，金人庆就有“拉皮条”之嫌，而这名女子同时周旋于几个高官间，更是令人讶异。

被“飘飘彩旗”告倒的著名案例还有前中共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有中国大陆的媒体披露，王守业至少包养了五个情妇，她们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治部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陆军军事学院党委、总后勤部。其中王守业和蒋姓情妇生下一名男婴后要求她退伍，她提出要数百万元“补偿”，王守业没答应，两人因此决裂。后来蒋联合其他情妇，告到中共政治局、中共中央军委，还风雨不断的在北京海军大院门口附近散发传单，终于引起有关部门关注，最后把王守业拉下马来。

与情妇有关的案子还有很多，如山东省济南市党组书记段义和，因为情妇不断向他要钱，而与当地一名警官勾结，炸死了情妇，段义和自己也被判处死刑。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指包养了两名情妇。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弃工作于不顾，特意飞赴广州寻花问柳。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也是长年包养情妇，还与情妇生养小孩，犯下重婚罪。

曾有一项统计显示，自中共十六大以来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十六个省部级以上官员中，九成包养了情妇。这些贪官有的把违法所得送给情人或挥霍在情人身上，有的干脆把情妇当作“交通站”和“中转库”，借情妇之手收受他人钱财。

北京“检察日报”在一篇文章中透露，有人对贪官的放荡生活做了个排行榜：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风传包养情妇一百四十六人，获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传闻包养十七名未婚女大学生，获“素质奖”；海南省纺织局原局长李庆善，传言撰写性爱日记九十五本、保存性爱物证两百三十六份，获“学术奖”；安徽省宣城市委原书记杨枫，运用MBA知识管理七名情妇，获“管理奖”。

文章虽然反对新闻报导中特别强调贪腐案中的情色细节，但亦无法否认这些贪官的糜烂。

“红旗不倒，彩旗飘飘”，如今已成为中国大陆民众谈论中共官风不振的揶揄。据了解，数年前中共当局受外界影响，一度学习西方国家的习惯，把这视为个人私生活问题，而没有严查过问，只要官员不因此出事，多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近年来从层出不穷的案子发现，许多官员贪腐与婚外情有分不开的关系，于是才开始警觉重视。如今，官员若被揭发有婚外情，将很难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但如果经调查确无其他犯罪事实，通常也只调职了事。

“色字头上一把刀”，想“红旗”、“彩旗”都抓在手上的官员，其实很难避免身败名裂。有中国的网友说，最好的方法还是让家里的红旗真正不倒，照顾好孩子，下半辈子才能过得舒心。

 

中共十七大不会启动人们期望已久的政改，但政策层面会有微调，将胡锦涛的一些新提法写入党章。胡上台后中共政坛团派人材济济，一派独大，但有隐忧。

中共十七大将于十月十五日召开。在中宣部的操控下，党国的宣传机器照例开足马力全面启动宣传工程，硬是要造出一个热气腾腾、莺歌燕舞的氛围。无奈民间反映相当冷淡。

真正值得关心的问题是，十七大会启动政治改革吗？十七大会在政策层面发生变化吗？团系大员的崛起有哪些意味？

对待政改只说不做和假戏假做

据香港媒体报导，九月七、八日，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应邀陪同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前来香港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杜导正在多个场合都会朗读温家宝的讲话：“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首先得从制度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改革有关的制度 …… 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完成两大任务，一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杜老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共党内开明派人士，我能体会到他引证温总讲话的弦外之音。但如有人以此宣示就相信中共会在十七大启动政治改革，则难免会大失所望。

中共对待政治改革历来是“只说不做”或“假戏假作”，也就是说得好听，做得不行。早在二十七年前，邓小平就做过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八一八讲话”。提出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以及官僚主义，并认为“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

一九八二年“十二大”政治报告中也提出要“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 …… ”

一九八六年邓小平重提政治改革，并要求在次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上把政治改革的问题提出来。为此，专门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组成。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

在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鲍彤等党内改革派的积极推动下，政治体制改革的调研与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体现在一九八七年召开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

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首次提出了七项具体内容：（一）实行党政分开；（二）进一步下放权力；（三）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五）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七项若能真正实行，中国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但“六四”一声枪响，政改从此被打入冷宫。邓小平在“六四”之后曾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果然一个字也没有动，都停留在纸面上了。

此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重申要搞政治改革，但一点像样的实际措施也未施行，不过是装潢门面而已。不用说，十七大报告也少不了关于政治改革与党内民主的论述，但鉴往知今，说说而已，当不得真的。

据《北京日报》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报导，中央党校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百分之八左右的领导干部关注政治改革，而百分之六十七点九的官员认为“保持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事情。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多数领导干部对与政治体制改革缺乏热情并不奇怪，因为政改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他们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步履蹒跚并不是因为人们对中共理论有什么样的坚持，而是缺少当权者的拥护和推动。”

“缺少当权者的拥护和推动”，一语道出了今日中国政改举步维艰的症结。大多数官员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揽权捞钱，还要在“社会稳定”的旗号下，动用国家公器镇压民间维权力量，纵使个别领导人良知尚存，“仰望星空”，意欲补天，安可得乎？

胡锦涛、曾庆红党校讲话

每次党代会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都会通过发表讲话的方式披露“本朝新政”意向，以“统一思想”。今朝也不例外。六月二十五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披露了他的治国理念与政策要点，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十七大进行的热身操练，主要内容将会进入十七大报告。

六二五讲话的绝大多数内容是老调重弹，诸如“解放思想”、“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小康社会”、“以人为本”、“三个代表”、“反腐倡廉”，反映出胡总书记一贯的四平八稳、兼顾左右、面面俱到、举轻若重的政治性格。

值得注意的倒是外传与胡总有瑜亮情结的曾庆红，九月一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阐释胡总六二五讲话的微言大义。曾在演讲中一口气提出七个“深刻理解”： ( 一 ) 关于“一个始终不渝”和“四个坚定不移”； ( 二 )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 ( 三 ) 关于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 四 ) 关于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 ( 五 )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六 ) 关于总体布局的思想观点，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 七 )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思想观点。

至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已然揭晓。就是以“四个坚定不移”来继承“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共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才是纲，其他都是目。

从政治观察的角度看，胡锦涛主导下的政策会在继承的基础上做出一些微妙的调整，主要是：以“科学发展观”替代“片面发展观”；以“和谐社会论”缓和社会冲突；以“改善民生”的姿态赎买大众；以“和平发展”取代“韬光养晦”，争取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

团系崛起为不争事实但有隐忧

团系又称团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团系是指曾在共青团系统任过职的。狭义团系则是指曾经在团中央或团省市委担任过领导职务、现在政坛担任要职的人。我数了一下，出身团系现担任省委书记的有十人，担任省长的有十二人；担任副书记、副省长和省委常委就数不过来了；位列省部级者不下数百人。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详细介绍团派的书——《团徽照耀中国（胡锦涛的团队）》，书中说“共青团派”中正部级到正局级的官员，数以千计，有人一言以蔽之为“五百罗汉”。“团派”中有“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和“四小名旦”，总之是“人才济济”，后继者如过江之鲗。可以预期，在十七大上会有一批团系大员进入中委会乃至政治局、书记处。团系在中国政坛的崛起已是不争的现实。

笔者曾在团的机关任职多年，对共青团的情况略知一二。据我了解，团系出身的官员并非一无是处。他（她）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经受过较充分的政治历炼，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与组织能力，思想观念上较为开放，其中不少人怀抱理想。在知识界和民间享有很高声誉的胡耀邦先生就是团系的祖师，胡克实、胡启立、项南等开明领导人也是团系的前辈，刘宾雁、王蒙、张黎群、钟沛璋、王军涛、张炜、李大同、卢跃刚、潘岳等人均为团系出身。

团系出身的官员大多能说能写，务虚能力强，搞起意识形态来驾轻就熟；但相对而言，行政领导能力与经济管理能力则较为逊色。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团系出身的官员担任地方大员或部委领导普遍政绩平平的重要原因。有的人连乡镇长、县市长都没干过，一下就空降到地方做省长，许多事情都不懂，又喜欢夸夸其谈、发号施令，难免被当地百姓传为笑谈。

中国古代就讲究“宰相必起自州部，猛将必拔于卒伍”，没经过下层的艰苦历练，缺乏实际办事经验的人，很难担当重任，也难以服众。这种关照安排还会令那些从基层一级一级干上来的具有行政与经济专长的官员心生怨恨，离心离德。

从派系政治的角度看，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若某一派系权力过大，缺少竞争与制衡，则难免会缺乏改革动力并趋于保守；同时，强势派系很容易由于权力分配失衡而成为其他派系的众矢之的，最终自食其果。《易经》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极而衰，历史回圈，其能得免乎？

（张祖桦：北京学者，曾担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六四事件后脱离中共体制。）

 

读到议报第321期上周良先生兼与我商榷的文章，一直没空写篇小文回应。就个人原因讲，有朋友要“争当”我的着作代理人并发来合同样本，我得仔细研究。虽说写书这差事发不大财，挣个家用还勉可支撑，是故用心。第二是，有在美国的笔会同仁连续托给了两个题目（3篇文章，其中关于台海局势评价的一篇），总的下来有一万五千字的样子。但是，周先生的商榷一直挂在心上，今晚得空，专作回复。应当说，我的那篇《几点期望》的出发点是给体制内人士看的，再坦率地说，那就是一篇“喊话”。那么，你喊，人家就听你的吗？我相信“对面的朋友”会关注的，一个是《议报》是国内特殊部门重点监测网站之一，《几点期望》会以“某某言论”的方式“被反映”；其二，《博讯》上有我的专栏窗口，它上面的文章几乎是24小时有人关注。我不能确认“对面的朋友”就是针对我作了专门回应，但是我看他们的东西（——就像他们看我们的《议报》与《博讯》一样！），已经看到了某些回应。比方说中新网上《十七大前瞻：民主“增量”的中共十七大》，就说了七条政治改革措施。虽然此七条大多是技术性的，但与民主有涉为四条。值得赞赏！

接下来的问题，我有资格出来“喊话”吗？

第一，我是“亚着名”的政治异见人士，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两次（2000/2003）提到我。不管目前之于我个人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是“一张牌”，还是我确实被认为“没有现实威胁”，这都是一个应当利用的条件。第二，我是一位学者。尽管经济学家的名号快臭不可闻了，但不从来不想抹去作为制度经济学家的背景。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分支比制度经济学更政治化，同时也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分支比它非政治化而更在工具理性层面关心制度效率。后者表明制度作为公共品对公众的重要性。第三，我是中国公民，关心中国在非常时期的政治的变化，是我的基本权利。以上三点合成了一个资格问题，即我有资格也即责任心来促进共产党这个公共品产出更多即制度伦理之改进、制度效率之提高。在这个资格之下，我认为促进中国民主事业，不存在“领导权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维权还是在文章”、“在学术还是在行动”等等的所谓标志性区分。关键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它包括：其一，理性地分析社会问题。对内部的嗲声嗲气、混踢滥咬，与对外部的极度妖魔化，均不可能成为民主元素。不幸的是，这种“民主政治”泛娱乐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其二，“要长人心眼儿”。政治这个东西“玩”起来，谁也能参与，就像买彩票一样，随时出入；但是，政治这东西“操练”起来，凭意气或装疯卖傻是万万不行的。不过，不管是泛娱乐还是到这场态中来玩政治彩票，“心眼儿”要正，要寻求风险最小的社会变革模式。其三，不要轻视“学究”。只有理论不盲目，才有行为不盲目。我不敢以学究自夸，但的确对民间自由力量的反学术倾向深为担心。另一方面，我个人思维好像有一些“超前”了。我讲的是“超越民运”、“超越维权”（——不是说这两者没重要用处！），应当放长眼光，有战略考量。再简单地说，明天中国就民主化了，这些自由力量应如何踏实地处理国家事务。那些东西远不是极少数人走一趟红地毯、某一部分人慷慨激昂一下子，就可办了的。与此相关，我们也该有接受公众攻击、辱骂的准备，因为我们当中的娱乐化倾向、丑陋的互相攻讦乃至于嗲声嗲气与装疯卖傻，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将变得没任何意义。如果再拿这一套来应付公众，他们的同情与信任就会变成如雨而下的西红柿，甚至还有鸡蛋。如果他们仅说“滚下去”，我们可能脸上还好看一些；如果他们骂我们“什么玩艺儿，还不如共产党”，哪该怎么办？

我不主张恐共，更不主张“妖共”，尤其后者，一旦你把对方极度妖魔化，产生的判断只能是极度扭曲的。比方说，中共免除农业税以及通过物权法，你总不能说是“阴险的政治招术”。正确的方法是，我们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土地私有化以及国有资产中的大部分私有化。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我更倾向把中共看成一套可谈判的制度体系。这样的判断基于对封建独裁与社会主义独裁的理论区分：前者只想获取最大利益而不想负担全部责任，后者既声称不谋求边际利润（益）最大化而又愿意负全责——承担全部社会风险。并且，社会主义独裁不可能成为封建主义独裁的那种常态。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伦理来看，社会主义独裁只可能是一个过渡状态，所以，它具有可谈判性与可变革性，这也是东欧洲社会主义的变化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所谓的苏东剧变之后，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们欣慰地举起白兰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在积极追索权力损失，但无论胆战心惊的“残余社会主义”还是一向以哲学分析为底蕴的西方理论大家，都没把社会主义独裁与封建主义独裁进行理论比较。时至今日，这仍是个空白。之于我，由于开篇所指的“吃饭问题”，还没有精力与财力来研究这个重要问题。但是，我明白：既然社会主义独裁具有可谈判性，那么在促动起循序改革之时，就应当以反对封建主义的“返潮”为一向思想任务。我把嗲声嗲气与装疯卖傻地搞“民主政治”视为封建主义“返潮”之一种，也把妖魔化共产党的政治力量视为封建主义“返潮”之一种，或者说这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至于我个人对中共十七大的期望是否现实并不太重要，关键是我的“喊话”就是一种谈判“报价”。至于谈判对手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以及用什么方式回应，并不重要，甚至“他们”代表哪个派系也不重要。还是那句话：我即不恐共，也不“妖共”。当然也用不着我出来替中共“维权”，把他们看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一个最大集团而已，并且他们也全是和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人群。

我对周先生的文章只提出一点非常具体的“批评”（甚至不能成其为批评！），那就是周先生文章的判断失实——不针对我的幻想而是针对中共的动作。周先生说，中共十七大前“非常低调”。错了，他们向来不提前公布代表名单，但这次公布了，还说什么“三上三下”、“15%差额”。姑妄听之。倘有百分之十的真实信息含量，那就是值得鼓励的进步！此外，各类学者纷纷发表预见、设想，体制内学者参与程度空前提高，这就是我在《动向》九月号文章所说“民主支票”问题。

当然啦，周先生文章中的这个小“瑕疵”根本不能掩损他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一片玉心。只是我对周先生的背景资料没有了解，不再多加评论。

我仍然接续上一次的文章说出一个预测：在今后五到十年，如果不发生大的社会骚乱、台海不发生全面战争，中国将循序走到民主化的入口处。我们如果还勉强称为“政治人物”，那就要最大限度地听取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并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化表现，避免判断失真。还有，假若愿意为中国的将来负责，尽量做一些小型的统计调查，日积月累，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做出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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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4日晚于绵逸书房

 

新闻立法，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要紧事。道路及桥梁“豆腐渣”，食品有“毒”不安全，矿难频发，高官前“腐”后继，记者被打，出版物市场混乱，报刊假新闻……这些事件，总是让人们触目惊心，又似乎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的社会需要秩序，所以迫切需要一部新闻出版法。

假若一部新闻出版法出台，政府做不到的，或国家无能为力做的，应该由代表民意的新闻舆论来做。大众传媒，一方面监督、约束政府权力，同时又依法保障、规范和防止公民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利。

很明显，民意渠道需要有一个法定的平台来保障，这个平台必须对民意负责，同时受法律保护。

为此，呼吁尽快出台中国的新闻出版法。因为推出新闻出版法，并不是由新闻机构来完成的。新闻机构做不到的事情必须由政府来做，政府做不到的事情必须由国家来做。

前不久，湖南凤凰县堤溪沱江大桥坍塌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确认为64人。这座投资1200万元人民币的大桥，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重点建设项目，原计划8月底举行竣工通车典礼。湘西自治州政府证实，一个多月前，大权的桥墩就已出现下沉。假如当初我们的新闻媒体和民间举报人及时通过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把大桥桥墩下沉的消息公布出去，就有可能救了这遇难的64人。

交通部还透露，中国目前有将近6300座公路危险桥梁。我们的媒体若都能自由并负责任地曝光存在的问题，不知道又能救多少人，揭露多少丑闻，挽回多少损失，为我们的社会秩序维护多少稳定？

可不幸的是，8月16日，当国内几家新闻单位对湖南凤凰“813”特大塌桥事故进行采访时，却发生了包括《人民日报》记者在内的五名记者被打、其中三人受伤的恶劣事件。这五名记者是：《人民日报》记者王伟健、《中国青年报》记者洪克非、《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以上三人被打伤），以及《经济观察报》记者魏黎明、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一名记者。经《财经》记者向湖南凤凰县110中心有关负责人证实，与记者发生冲突的人员均来自该县政府部门，其中包括县劳动局一位正科级官员，他们认为记者采访是否“违法违规”。

比这更恶劣的是，“813”事故发生后，凤凰县政府各部门数百人被紧急抽调出来，分组配合现场抢救和家属安抚工作。其中，塌桥现场、医院、停尸场地、“813”事故指挥部等地，均有警察和专职人员把守。随后，湘西自治州州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小毛赶到警局，表示代表地方党政部门仅仅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遭遇“不愉快”致以歉意，并转身对其他媒体记者威胁“中央宣传部有规定，除了几个规定媒体，其他不能来此进行采访，否则便属于’违规’”，人为地把记者分为三六九等，以“特权”为名遮蔽真相。其实，这样的恶劣事件，几乎每个调查记者都碰到不少，比如本人前往浙江新昌县采访新合成等几家药厂因污染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遭到新昌县委新闻办公室俞主任威胁，他称本人“到新昌不与宣传部联系，你的安全得不到保证”，这些话与凤凰县宣传部长的威胁“非法采访人身安全不受保护！”可谓异曲同工，都是极其恶劣的，严重败坏了党委及其宣传部的形象。

我还知道，在凤凰“813”特大塌桥事件发生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领导都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地方和有关部门尽快组织各方面做好抢救和善后工作，查明原因，严肃处理。可若没有新闻记者的介入，这些工作到底是如何做的，公众如何获得知情权呢？

早些年，我就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文章，对大陆记者被打现象描述为“记者的良知血泪斑斑”，呼吁新闻立法。可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改观，而且状况更加不良。目前，我国共有560家广播电视局、1930种报刊、75万人的新闻从业人员（其中持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的人员约15万，剩下的大都属于临时雇员），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信息市场，却没有明确的法定职责准则、充分的权利保障以及合理的管理制度。记者作为一种社会职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若无法可依，又该如何管理好呢？我知道，律师有《律师法》来保护，医师有《执业医师法》保护，教师有《教师法》保护，法官有《法官法》保护，检察官有《检察官法》保护，警察有《警察法》保护，公务员有《公务员法》保护……什么时候，记者才有一部《新闻出版法》、《记者权益法》来保护其合法权益？

以目前严峻的形势，说明现在已到了必须对新闻立法的时候了。

执政党中央的十五大报告早已提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也公开呼吁保障记者所拥有的采访权、知情权和人身权，认为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同时《财经》杂志也站出来公开呼吁“制定新闻出版法当其时”，因为保护记者的这些权益就是保护公民社会本身，就是保护每一个公民。

保障记者的采访权、知情权和人身权，就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民意高于利益。

可在今天“新闻经济”、“网络经济”的时代，以舆论监督为己任的大众传媒及网络，虽然严重缺位，但已经成为舆论监督体系中促进社会正义的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国家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应到早日促进新闻出版立法，促进其不断地规范和完善，最终成为监督全社会的重要民意力量——即受法律保护又可以制约公权力、防止滥用新闻自由私权利的“第四种权力”。

有了“第四种权力”，国家机构权力就必然得到尊重、信任，同时也受到必须的监督和制约，这样以来社会秩序趋向正规，而我们的大众也对此充满信心。我相信，只要人人都可以做到“在真实中知情，在真实中生活”，那么，这个国家有信心的人民，就可以更好地对这个国家负责任，更好地做好公民，这个国家的前景才有希望，才有美好的未来。

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新闻出版法》早日出台！

中国公民、记者 昝爱宗2007年10月于浙江杭州

 

高行健在纽约曼哈顿下榻酒店接受专访后邀请记者合影。左起陈顺妍、高行健、曾慧燕、西零（本名杨芳芳）。

“没有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游走在灵山圣水之间，他主张文学价值应超越政治、民族、国界、语言及时代，“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

与高行健同为流亡作家的刘宾雁，生前认为中国苦难深重，作家应负起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感。高行健对此并不认同，他拒绝充当“社会良心”和人民代言人，他认为一个作家应以自己的声音说话，而这种独立性是知识分子缺乏的，“我们应倡导这种独立不移的精神”。

高行健是作家马建（现居英国）的伯乐，马建成名作《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他是最早的读者，读后马上向《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推荐。而马建认为作家是时代心灵报警器，必须见证历史，关怀社会，鼓吹人文精神，不平则鸣。

马建说：“如果你对你的时代视而不见，你不能算是一个作家，更不能说你是个文学家。”

对文以载道不以为然

不过，高行健对“文以载道”不以为然，他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他只为个人而书写。

高行健坦言他与刘宾雁和马建的看法不同。而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被他的中国作家同行批评得最多的就是他“没有社会关怀”。被他视为知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教授刘再复挺身而出为高行健辩护。

刘再复说，人们往往误以为高行健没有社会关怀，“这是极大的误解”，高行健只是从政治抽身之后，从更高精神层面去关怀人类的生存困境和自身的人性困境与心灵困境。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跟华裔妻子陈宁祖飞台湾途中，陈宁祖读了高行健的中文短篇小说《鞋匠和他的女儿》，她对马悦然说：“这篇小说写得很好，你非看不可，一定会欣赏。”

马悦然读后，觉得妻子推荐果然不错。马上开始把它翻译成瑞典文。从那时开始到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几乎把他所有着作都翻成了瑞典文，包括获奖代表作《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高行健获奖，马悦然和刘再复都功不可没。

刘再复不但是高行健的知己，还是帮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推手。1988年，《灵山》的手稿是刘再复从瑞典背回北京请专人打字、校对，再交瑞典大使馆捎回给马悦然翻译的。

因此，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将其中一枚副章赠与刘再复，正章自己存念，与“知己”刘再复分享得奖的荣耀。

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历史文学奖历史中，华人作家一向缺席。高行健获奖意味“零的突破”，是有史以来首位得到这项荣誉的华人。诺贝尔委员会形容，他的作品具有“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一些西方学者指出，高行健的作品重视人性刻划描写，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但不少华人读者认为他的作品艰深难读，因而“曲高和寡”。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系主任金圣华指出，不少人初读高行健作品，往往会茫无头绪，失落在他那崭新的结构与表达方式中。其实，高行健采用的，是一种汉语独特的“语言流”，是一种最接近真实的表达方式。作家要表达的是一种“冷的文学”，即以清醒自制、极度理智的状态来自我解构及观察世界，并在笔下刻划生命中最沉隐秘的面貌，把种种人性的优点、弱点无情揭露，如实呈现在世人面前。

金圣华说，不论戏剧、小说、文学理论或绘画，高行健在创作中展现的就是这种蕴含禅意、充分个人的表达，但也宣示了最彻底、最纯净的文学立场。

为何高行健会获得诺贝尔评委的垂青？诺贝尔评委认为，高行健的作品题材丰富，实验性强。他的小说突破起承转合的固有模式，以三人称来代替人物，用述诉的语言代替情节，形成了另一种小说的结构；他的剧作揉合了西方现代文学的观念技巧与中国老庄哲学到禅宗所体现的东方精神，将民间的传统游艺、说唱、戏曲与西方的实验戏剧共冶一炉；而其融汇中西文化的特质亦见诸其既非具象、亦非抽象的水墨画当中。

对瑞典文学院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有关负责人曾说：“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由于封杀，中国大陆很多青年人都不知道华人作家高行健，“这在21世纪的中国，无论如何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10年受冷落一朝“咸鱼翻身”

高行健得奖前，其代表作《灵山》早已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但受尽冷落，出版10年销量乏善可陈，“联经”曾把《灵山》列入清仓处理品，五折减价，仍卖不出去。但在高行健获奖后短短四个月，《灵山》即卖出了12万本，可谓“咸鱼翻身”的典型。

《灵山》是一部长篇小说，长达六、七百页。金圣华说，《灵山》是一本与传统小说极不相同的作品，既没有故事连贯的情节，也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作者善用“人称变化”表达感知角度的不同，以第一称展开帷幕；第二人称“你”自我投射；第三人称“他”观照观照反思。“这一种结构复杂的描述，蕴藏丰富内涵，把中国文化中有别于中原正统教化的一面，尽情挖掘、诠释，并加以发挥。金圣华指出，高行健语言纯净的特色与形式多变的风格，也体现在其他小说上，如《一个人的圣经》及戏剧《彼岸》等。

《一个人的圣经》主题与《灵山》一脉相承，是继《灵山》之后的一部自传式作品。论者称它为《灵山》的姊妹篇、反应文革大时代的悲剧史诗，如果说《灵山》是桃乐土的朝圣行，《一个人的圣经》却徘徊在时间的洪流中，由记忆与遗忘交织而成。用刘再复的话说，是严峻到近乎残酷，真切到不避自剖的“极端现实主义”写法，它比《灵山》还要冷静。

高行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的积极的“逃亡”与孤岛状态，获得“普世性”的认同。追踪高氏文学精神长达20年的刘再复，是最了解其得奖前后的人。

刘再复指出，高行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中国作家。正如李欧梵教授所说，高行健的审美趣味是欧洲高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精神内涵比较深邃，艺术形式也比较不同一般。“因此，要进入他的世界，相对就比较难。”

刘再复说，《灵山》以人称代替人物，以心理节奏代替故事情节，以内心多重语言关系代替外部的主体关系，这是中外小说史上没有的，但它获得成功。他个人认为，高行健得奖实至名归。

他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人说这是瑞典学院给他“雪中送炭”，他却以为这是“锦上添花”。“高行健本来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例」，思想、风骨、文形兼备，写的是世上少有的锦绣文章，诺贝尔奖只是给他增色，真价值却是方块字与法兰西文字织成的「锦绣」本身。可惜故国的权势者却是一群「锦绣盲」，他们只知权柄与乌纱帽的价值，不知高行健的精神价值，至今还严禁他的书籍，到处堵塞他的影响，真是荒唐愚蠢至极。”

刘再复认为，若有人要批评高行健不该得奖，至少要看过他的作品，否则就没有发言权。“像高行健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样优秀的、用我们的母语写作成功的巨着，也是被瑞典文学院肯定为最高水平的巨着，却被阻挡在国门之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他相信也确信，“禁止高行健的作品进入故国，一定是历史性的错误。”

刘再复也因高行健受牵连，他评论高行健的学术文章和任何有关文字，都不能在大陆发表。他指出，当年前苏联因帕斯捷尔纳克（《齐瓦哥医生》作者）获奖而惊恐万状，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付一个人类最优秀的心灵，早已成为历史笑柄，当今各种帝王元首再也没有这种胆量，唯有中国大陆还在制造“这种没文化的丑剧”。而在文艺界学术界，一些名流学人，又因为高行健的名字冲淡其“话语英雄”的光彩而很不高兴，“低调的高行健竟然也威胁了他们的话语霸权”。于是，也在明处暗处加以排斥。高行健未获奖时谁也不得罪，一获奖却莫名其妙得罪了一大片。

他说，马悦然教授“才是进入高行健精神深处和中国文学深处的卓越先行者”。2000年1月新华社发布中国作协抨击瑞典文学院“别有用心”的消息后不久，马悦然在电话上对刘再复说：“我们选择高行健选对了，可是你的祖国却把我当做阶级敌人了。”刘再复立即告诉他：“那些打击高行健的机构不是我的祖国，高行健为我们的方块字，为我们的母亲语言争得光荣，我们的祖国将来一定会感谢行健和你的。”

后来，马悦然告诉刘再复，他终于到山西吕梁山见了想念很久的高原风光，见了他喜爱的山西作家李锐，十分高兴。“看来，故国已不把他当做「阶级敌人」了，这样很好，知道一个把毕生心血献给中国文学的友人并非「敌人」就好。”

刘再复强调，“高行健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他相信他写的《有关高行健的论着，不会因为在中国被禁行而枯死，“它将会与人间的《灵山》读者同在，也将与明天的故乡的山脉河流同在。”

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

高行健9月14日在纽约接受由人道主义和世界和平促进者亲穆仪（SriChinmoy）大师颁发的“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奖（Lifting Up theWorld with a Oneness-Heart Award），以表彰他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

亲穆仪大师1931年在孟加拉国出生，1964年移民来美。他既是人道主义者、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运动员，也是人类和平和友谊的积极推动者。他的成就包括创立“亲穆仪国际中心”，为141个国家的民众提供人道救援物品；发起世界和谐长跑活动，促进世界公民的友谊与和平；举办追求世界和谐的全球音乐会，用12种乐器表演他创作的探索人性的歌曲等等。

“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是亲穆仪大师1988年为了表彰全世界不同族群在不同领域的贡献而设立。从创立至今，全世界已有8318位杰出人士获得这一荣誉，包括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奥运会九块金牌得主刘易士（Carl Lewis）以及拳王阿里（Muhammad Ali）等。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亲穆仪大师颁奖时，是在一个特制的举重平台上，以单只手臂举起站在上面的受奖者。

高行健与妻子西零（本名杨芳芳）以及他的作品英文翻译陈顺妍教授一起获奖。颁奖仪式别开生面，在亲穆仪大师近百名弟子的见证下，高行健和西零一起站在平台上，由亲穆仪大师将夫妇俩举起，高行健和西零分别是第8316和8317号获奖者，陈顺妍为第8318号获奖者。

奖章上面写的是：“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尊敬个人的激励和奉献；带着我们最深的重视、钦佩和感恩。”

高行健在来纽约领奖前，应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Universityof Notre Dame ）邀请，举行名为“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个人水墨画展；该校并为他举办作品研讨会，由圣母大学讲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主持。

高行健说他人生有三个梦：作家、导演和画家。这三者对他同等重要，其中“导演是极大快乐”。他新近创作的电影《午夜行歌》在会上放映。他说“这是一部无法归类的电影诗”，“是用诗写给舞蹈的戏”，也是一部“文学艺术电影”，他尝试用电影来表达诗歌。他坦言这不是一部大众化的通俗电影，将来可能只能在博物馆放映。今年11月，《午夜行歌》将在新加坡艺术节放映。

他说，他在中国这一页已翻过去了，现在写的东西，跟中国已没有什么关系。如新作电影《午夜行歌》就完全没有一点中国的色彩。高行健曾说：他来到法国，做他留在中国两辈子也做不来的事情。自由为高行健创作的心灵带来尽情奔放的空间。

肺癌阴影奇迹般消失

高行健当年在中国准备去国离乡前，曾去医院做身体检查，拍X光片时发现肺部有两块阴影，初步诊断为肺癌，无疑接到了死亡通知书。高行健回忆：“不知为什么，到了这时候，对死亡反而无所谓了。我读《易经》，这本书过去我一直没有时间读。挟着《易经》上南京的清凉山，累了，就躺在石头上大睡，一睡就是两小时，无所谓身外，无所谓身内……我就这么等着，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一点也不在乎。倒是在复查的前一天，忽然紧张了，晚上做了个噩梦，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忐忑不安地到医院去，一检查，肺部的两块阴影没有了。我不相信，问医生……医生也目瞪口呆……「怪事，阴影没有了，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任何人都无法解释！」”

有人开玩笑地说：“大约是知道作家日后会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死神也退避三舍了吧？”

高行健近年身体不大好，这次是他病愈后首次访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公开宣布不再接受除了创作之外的访问，因为盛名之累，他的生活受到很大打扰，访问占去他太多时间，令他无法专心创作。

高行健9月15日在纽约中城下榻酒店接受《世界周刊》专访，坦承他对“文以载道”、“社会良心”、作家要不要关怀社会等看法。

他说，文学是人类生存环境的见证，应远远超越政治。他不主张文学过分介入政治，“如果文学跟政治联系，到头来受损害的是文学”。而且，文学创作一旦陷入社会批判，将会降低自身价值。

高行健认为，文学比历史更真实，一个作家如果不能超越时代是短命的。过去那些年，中国作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为可以主宰世界，却成了时代牺牲品。他说作家加入政党，就像当年大陆很多知识分子投奔革命一样，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呼吁文学应远离政治权力，作家应处在社会的边缘，不要充当政治工具或招牌。

他澄清，他不是不赞成批判社会，而是希望走出迷雾，用个人身分说话，不做“人民代言人”。他从不参加政治集会，“在那种场合，作家只是能是点缀，我的讲台是在剧场，要发出自己真实声音，才能确认自身存在价值。”

这位主张“冷的文学”、“没有主义”的作家，反对作家或知识分子自称为社会的良心。他提倡冷眼静观，认为作家不要把自己的道德判断强加于人。至于“第二种忠诚”，他问：“忠诚什么？”

有人批评高行健不应“割断跟中国的脐带关系”。他说，对官方一些不友善的言论，他不屑反驳，但直到今天，“中国仍禁止我的作品，甚至我的名字在中国都是禁忌。”

他说，大陆的所谓政治关怀很可笑。他提倡“没有主义”，是要思想独立，不要夹着尾巴做人，“夹着尾巴是做不了人的”，文学归根结柢要远离政治，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否则空谈人权、人道主义，而不跟个人自由联系在一起，只能是句空话。

对他来说，任何主义都是一种专断，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主义。一如他在《没有主义》中所强调的，不管政治、文学，他自有定见，可是就不要用一套主义强加在身上。他并非反对人们谈各种主义、相信各种主义，但他的前提是任何主义必须能容许“没有（无）主义”。

澳洲雪梨大学亚洲学院院长陈顺妍（Mabel Lee），是高行健作品的英文翻译，也是他的推手之一。这次她与高行健夫妇一起来美领奖。美领奖。她说，她是在1991年与高行健第一次见面，攻读过古汉语、通晓中英文的她，拿起高行健的书仅读了几页，就冲口而出说：“要不要我来帮你翻译成英文？”没想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自此与高行健作品结缘。有时碰到一些不易翻译的词句，绞尽脑汁，苦乐参半。

陈顺妍说，高行健的作品有韵味、漂亮，文字精练，没有废话，“我把他的作品当成诗来念。”

不少人对高行健与西零的关系好奇，西零曾大方回答“我们是生活伴侣”。但高行健在接受本刊专访时，称呼西零是“我太太”，记者即追问他们的关系究竟是夫妻还是男女朋友。他说，最初一如西零所言是“生活伴侣”，但最近他们已结婚，由于两人一向低调，并没有对外宣扬。

得奖后画作水涨船高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后，画作随之水涨船高，早在2001年佳士得春拍，高行健画作首次跃上拍卖场。此后，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他的画作非常抢手。香港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妹妹董建平，是收藏高行健画作的重要藏家之一。

高行健曾经多年漂泊生涯，由画作可知其岁月累积的痕迹，他早年的画有浮动的表现主义存在，但现在的画趋向宁静，有着“禅”的精神。画风在变动中的高行健，唯一不变是对传统的认定。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四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

在《没有主义》与朗格里的对话中，高行健说：“我的经历已让我充分懂得甚么是政治。政治活动家如何煽动挑起大众的热情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很清楚。我不那么天真了，不想操纵别人，也不愿成为任何人手中玩具，而且由衷厌恶这种没完没了的把戏。”

（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7年9月23日）

▲高行健小档案：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出生，祖籍中国江苏泰州，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导演，八○年代末前往欧洲，现为法籍华人。

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原因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1957年，高行健高中毕业，听从母亲建议，没有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1962年，高行健从法语系毕业后，在中国国际书店从事翻译工作。1970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期间曾到安徽宁国县港口中学任教。

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在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9年5月，作为全程翻译，陪同巴金等中国作家访问巴黎。

1980年，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82年，与刘会远共同创作的剧作《绝对信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1983年，《车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但由于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被禁演。

1985年，在北京与雕塑家尹光中举办泥塑绘画展，开始受到海内外媒体关注，这也是迄今为止，高行健在大陆举办的唯一一次画展。同年，应邀赴欧洲五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丹麦）访问八个月，在柏林文化之家举办个人画展，获得超乎意料的成功。

1986年，《彼岸》被中国禁演。1987年，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1988年开始，在巴黎定居。

1989年，成为法国“具象批评派沙龙”成员，以后连续三年参加该沙龙在巴黎大皇宫美术馆的年展。六四事件后，高行健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1990年，剧作《逃亡》在《今天》第一期发表，同年在瑞典皇家剧院首演，由此更加触怒中国政府，高行健被开除工职、党籍，在北京的住房被查封。高行健则宣布，不愿再回不自由的中国大陆。

1992年，获法国政府颁发“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1997年，加入法国国籍。

1999年，高行健的画作在巴黎参加罗浮宫第十九届国际骨董与艺术双年展。

2000年，因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着作，高行健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

2002年2月25日，法国总统席哈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2003年，获美国终身成就学院颁发领袖“金盆奖”。

2006年11月，高行健获纽约公共图书馆颁发“雄狮”奖章。

2007年9月14日，在纽约接受由人道主义和世界和平促进者亲穆仪（Sri Chinmoy）大师颁发的“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奖。

 

缅甸局势依然受到举世关注。自发生“袈裟革命”以来，缅甸军政府悍然对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开枪镇压，死伤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