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晚近，华人世界纷纷纪念反右运动五十週年，七嘴八舌的议论之中当然连带提到了歷次运动受冤之眾，全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殷切期望共產党能给所有受委屈之人摘帽平反与赔偿。这种期望儘管是达不到的，但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在专注於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的同时，请千万不要忽略了超乎这个问题之上的、更为重要的一点：依靠帽子来管人，本来就是最野蛮、最落后、最荒唐的统治。

人类文明早已进入普遍的共识：人类生而平等。即使肤色、语言等等明显的差别，也不可以用来作为区别等级的标誌，更别说以人为的、无根无据、虚无縹緲的帽子乱套头上作为枷锁。若在给人戴帽子之后还进一步把空口说白话的「摘帽」当作钓饵，来迫使受害人感恩戴德、疲於奔命，这简直是将人当猴耍的极端残酷的暴政。而这一暴政手段，却是中国共產党的长期法宝，耍的得心应手。

吊诡的是，共產党用各种帽子整人，人们吃尽了帽子苦头，但是知否知否，共產党自身也饱受著帽子之害，它被一顶帽子苦苦缠住，至今不得解脱。这帽子是它自织自戴，至今还乐在其中，如果永远摆脱不掉，最终必被帽子埋葬。害苦了共產党的就是，「伟大的」这顶紧箍咒式的帽子。全世界，凡是要靠选票才有机会上台的政党从来没有一个敢自称伟大的，也不敢承当这个恭维，何也？道理很简单，它们隔三岔五就要求爷爷告奶奶苦苦拉票的，不能也不敢高高在上地伟大。

实际上，政党怎麼谈得上什麼伟大不伟大呢？洋人的党叫做PARTY，原意无非一些兴趣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舞会也是这个字，集会也是这个字，原就没有什麼伟大和渺小的涵义，更无所谓光荣与正确。党属於中性字眼，所以洋人们很自然地与意气相投者组成党，用意在於竞选角逐政权而已。选举之后各政党又紧接著忙於下一次的竞选，根本无暇也无权亦无意去干涉普通民眾，党跟民眾毫无亲疏恩怨的瓜葛，因此，你若试向一般洋人去哼唱「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党的光辉照我心」，洋人必把你看作是另一星球来的神经病。中国的党就大不相同了，从字义分析，根据最古老的字典（说文解字），「党」字「从黑，尚声」，释义是「不鲜也」，原就是腐败的意思，所以自古以来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宗视党为污秽字眼，正派士人素来对党不屑一顾。直到百多年前，那位华文没有读透的「革命先行者」为了要推翻满清，竟选择了「党」这麼个脏字来为其拉帮结伙的招牌命名，这帮人入伙落草为寇的目标，原就志在「成则为王」，图的就是成了大事之后自己翻身成为「人上人」，这才注定了中国的党个个都伟大，一党比一党伟大，党的领袖也个个伟大。发展到共產党，它的伟大是登峰造极，后来居上。既然这党是如此伟大，你还想怎麼改革？怎麼改造？那位自封「伟大导师」的伟大领袖口中吐出过三个字「改也难」，他的金口发过无数「最高指示」都早成为垃圾，惟独这「改也难」三字至少现今还在金光闪闪，用在他伟大共產党的身上倒是十分贴切的。

如今，共產党如果真想要改革开放，先决条件是摘掉自己头上这顶「伟大」帽子。它肯摘吗？能摘吗？戴著「伟大」帽子是永远找不到民主的出路的。

 

权势的影响往往是一时、一地的，而思想、人格的影响却是跨越时空的。有时候一个悲剧人物给时代留下的影响远远要超过那些有权决定他生死的人。王实味被杀害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王实味最后平反也有10几年了，然而，我们有关王实味的话题还刚刚开始切入正题。

王实味是40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份子，一个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连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墻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1962年，王实味死了十几年了，已经成为全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王实味祇活了41岁，1947年惨遭杀害时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这些帽子那一顶都足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他死后三十五年开始，三顶帽子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否定了“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486”说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对“托派问题”的结论予以纠正，宣布为王实味平反昭雪。前后经历了近十年。

人性论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他在1942年的延安——当时中国的“革命圣地”说了些什么？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30年以后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1925年他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1926年他20岁那年加入共产党，那时北京还在军阀统治下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就是1927年被杀害的。他在北大祇读了两年就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在1937年奔赴延安前，他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翻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恩、列经典著作，算得上是个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正儿八经的党内知识份子。

导致他被杀的不过是他1942年写的几篇短文，也就因为这几篇小小的杂文，他的名字留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甩也甩不掉，他的案子、他的死都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其实他一直是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向这一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艺理论家雪苇揭发他——特别执着于“人性”，深信“不论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他以为未必。他指出，“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他举例说，革命之后，“得胜的新朝权贵们露出来的‘人性’，竟比老北洋军阀的更丑更恶，这使他悲愤；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则因他眼见不少的‘老朋友们’，一见气候转变，立即改辕易辙，甚至认贼做父，卖友求荣。”

雪苇那时在窑洞里写中国新文学史，张闻天说可以和王实味交换意见。他们肯定讨论过有关文学、人性等问题，他的揭发因而是可信的，和王实味自己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也一致。

王文元回忆他们当年在上海每次见面谈论的主题也并不是革命，不是主义，“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

即使在王实味遭到批判后，他还经常和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苏联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周扬当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就是批判王实味“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可见王实味对人性的理解是一贯的（当然，四十多年后周扬也发表文章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最后肯定他自己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些王实味都不知道了）。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起因是他有两个托派朋友。他在北大时的同乡、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所敬爱的老大哥陈清晨（其昌），他的同学王文元（凡西）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托派。30年代初他们在上海曾有过交往，替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并不赞同他们另起炉灶，也从未参加过托派。

直到1942年王实味已大祸临头还对他们念念不忘，在杀气腾腾的批判会上，“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尤其是对陈清晨，“即使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与前景险恶的审讯，他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王实味的“愚蠢”之处就在于这里，——既然不是我们自己人，怎么可能“‘人性’是好的”呢？衡量人性的标准是什么？人性那时侯在党性、立场、觉悟这些大义凛然的概念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对这一些，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至死恐怕也不会明白。

他祇知道，不能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否定他的老大哥、老同学的人性。1930年，他的妻子小产，家中一无所有，是陈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里能当的东西全部当了，硬塞给他三十元钱（这一些王实味并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陈清晨最后惨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王实味要翻译哈代的《还乡记》，穷得买不起原着，就是王文元替他买的。这种人性的温暖一辈子都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可以为此而死。在面临厄运的人生关头，他依然坚持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做人的基本良知，这一切在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野百合花》

1942年6月11日，丁玲为了批判、否定王实味，彻底划清与王实味的关系，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发言说：“作家是须要有作品的，王实味除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而外，还写过什么诗，小说么？”其实，早在1926年，王实味在学生时代就已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等赫赫有名的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受到了诗人徐志摩、评论家陈西滢等的重视，《现代评论》还破例给了他三十元稿费，这件事曾被传为文坛佳话，甚至载入了文学史中，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1930年，他的中篇小说《休息》被编入“新文艺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中包括了沈从文、胡也频、徐志摩的作品。他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着）就提到了他的文学创作。

当然，王实味最出名的是他1942年3月分两次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他在“前记”中对这个题目作了解释，并深情地回忆起他在北大时那个“圣洁的影子”——李芬，一个在北大入党的女共产党员，1928年春天她在故乡湖南被自己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从容赴死。王实味一生都忘不了这个“圣洁的女殉道者”，并从她的影子里汲取生活、战斗的力量，促使他写下这些文字的也是这一力量，他由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评延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一片升平气象。

这篇文章共四个小标题，分别为“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碰《碰壁》”、“‘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他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为了寻求“美丽与温暖”，所以对“丑恶与冷淡”忍不住要“发牢骚”。他说：“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他反对以“必然性”、“天塌不下来”、“小事情”为藉口推卸每个人（尤其是“大人物”）的责任，认为那是“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当时他是特别研究员，穿着和领袖一样，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和王若飞一样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现象，并提出语无遮拦的批评，他的立足点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他倡导的是爱和温暖，他之所以参加革命说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说青年们来延安是为了“美丽与温暖”，无疑是他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

《政治家。艺术家》

在《野百合花》后半部分发表的同时，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也在《谷雨》上发表。他强调政治家与艺术家不同，实际上尖锐地指出了艺术家可以独立于政治家，艺术独立于政治之外，有它自身的规律这样一些要命的问题。

他指出政治家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改造人的灵魂。“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底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底改造过程，……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政治家“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光明与纯洁”，艺术家“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政治家对事更看重”，“艺术家对人更求全”，因为“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历史车轮前进着，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政治家的优越性是“怎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怎样进行实际的斗争”，艺术家“自由地走入人底灵魂深处，改造它”；政治家和艺术家各有各的弱点，政治家熟悉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于纵横捭阖，猫的利爪可以捕老鼠也可以用来攫鸡雏，这是要防止的；艺术家骄傲、偏狭、孤僻，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

“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祇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 因此，他向艺术家发出呼吁：“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

读他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鲁迅“文艺和政治的歧途”。王实味的血管里流淌着和鲁迅一样鲜红的血液， 他是性情中人，他不会、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作家、艺术家不应依附于政治而要发挥独立的作用。

“软骨头”与“硬骨头”

在上述这些文章发表时，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也创刊了，王实味一个人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两篇短文《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真名实姓，指名道姓，矛头直接指向他的顶头上司。

《零感两则》的第一则《辨正邪》，居然“危言耸听”地说：“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仍不能免。我们的眼光不应祇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

第二则《硬骨头与软骨头》指出：“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有人在壁报上反驳王实味，他则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予以回击。再次重申“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矢与的》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这是罗迈即李维汉的话）一时轰动延安，36岁的书生王实味成为“革命圣地”的明星。领袖都要深夜提着马灯去看壁报，甚至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

悲剧的意义

王实味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他的生死、命运，就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命运，由他上溯AB团的那些学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王文彬，“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平市学联常委，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微山湖抗日，在“湖西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枪毙），从他之后，胡风份子、右派份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知识份子的命运，冥冥之中都已注定。那些当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们最终都未能逃脱和王实味类似的命运，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圣地写下了令后人难堪的人生败笔，在王实味被杀10年后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右派。他们曾极力想划清和王实味的界线，不惜用世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言辞来诅咒、批判王实味，然而这个王实味阴魂不散，10年后仍把他们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历史仿佛绕了个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们当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发表、一起批判，还是逃脱不了“毒草”、“反党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扬这样的革命文学“班头”也没有逃过十年“文革”的厄运。他们的经历比起王实味实在好不了多少，祇是活了下来而已。中国的知识份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当年王实味在延安为千夫所指时，人们也许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可悲之处就是看见别人的人权遭到践踏，甚至杀害，祇要与己无关，总是选择明哲保身，结果是谁也保护不了自己。

往往祇有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无情射杀的目标，昔日的同志、朋友，甚至亲人都纷纷站到对面去了。没有左拉的《我控诉》这样慷慨激昂的声音，没有“这不公正”的低吼，也鲜有追随丈夫走向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的女性。因而，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和丈夫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女性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我始终相信为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选择绝路未尝不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

王实味，在中国知识份子的命运史上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个见证，他的死也不是康生批准的还是李克农批准的这么简单。在他的身后，共和国的天空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仍然没有逃脱和王实味相同的结局，因为思想而被处决。 这个世界上祇要有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祇要有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没有保障，那么对所有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同样将受到威胁。王实味祇是一个投奔革命的普通知识份子，但他死后20年共和国的元勋功臣（如贺龙、彭德怀）也惨死在自己参与缔造的这个共和国，甚至共和国的主席、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国家元首之尊也未能免于一死。这些人在王实味问题上立场可怕是一致的（比如贺龙），他们支持或默认了王实味的死，也就等于为自己掘好了墓。一个王实味的死，人命如草，当时除了领袖几次发脾气“赔我一个王实味”之外，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历史留下来的祇有萧军一个人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那声怒吼——“让他说话”。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在那耻辱的一页中，他的出现像是一个异类，这个独一无二的声音60多年后依然令我们感动。如果没有这唯一的一声怒吼，如果没有温济泽等人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份子将会更加无地自容，杀死一个王实味，意味着所有人的命同样都是可以被草菅的，祇要你不低头，祇要你还保持独立思考，那怕你怎么忠诚于这个主义也不行。

《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意见，他竟置之不理，悲剧的发生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王实味当时祇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难了。王实味就是王实味，他不仅不认错，还提出退党，这样他被开除党籍、逮捕，最后被秘密处死的结局也就注定了。这就是他和其他延安知识份子的区别。

1946年春，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处死王实味。没有起诉、没有审判、没有上诉和裁定，也不需要这一切，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王实味这个被他所热爱的革命党所抛弃的人面临的祇能是“秘密处死”的下场。其实，就算在和平年代，有了逮捕、起诉、审判、裁定等法律程序又能怎么样呢？“党的优秀儿女”张志新烈士不是死之前连可以喊“共产党万岁”的喉管也被扼断了吗？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总是希望留下一些反面教材（比如胡风、梁漱溟）。但人头落地，人死不能复生，他再发脾气，要赔他一个王实味也来不及了。1948年9月1日，他在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所作的检讨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

王实味的观点说穿了也没有什么高深之处，他无非说出了别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一些心里话而已。他20岁就入党，译着等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人性色彩的，所以他才批评斯大林缺乏人性，才敢直言延安的阴暗面，他不是那种祇会唱赞歌的喜鹊。他在严酷的战争环境还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真正体现了北大精神的精髓。因此他就要为自己的思想和骨头付出全部生命的代价。王实味死了，他留下的有关人性的讨论并没有结束，也永远不可能结束。

这位北大出身的知识份子，在他以生命的满腔热情主动投奔的“革命圣地”呼吁民主、平等，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希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事业更加完美，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因为他对人性的真挚追求，他的身上永远都闪烁着人性不灭的光芒。

 

2005年底，试图东山再起的前秘鲁总统藤森刚刚从日本抵达智利就被逮捕，经过一系列交涉和法律过程，2007年9月21日，智利最高法院决定应秘鲁政府要求引渡藤森回国受审，至此，持续七年的藤森出走事件终于宣告结束，而秘鲁政府对藤森人权侵害和贪污腐败的指控也有望正式走上法律程序。

拥有秘鲁和日本双重国籍的藤森是在2000年底出席APEC会议之际逃往日本的，当时，由于前总统顾问、国家情报局主管蒙特西诺斯收买反对党议员选票的丑闻败露，引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危机，“藤森王朝”的土崩瓦解已成必然，在这种状况下，藤森的出走并不出人意料。

但国境线并非绝对的安全屏障。2005年底，野心勃勃的藤森试图利用秘鲁和智利之间的矛盾，取道智利回国参加2006年的秘鲁大选，事实最终证明，此行并非一次胜利凯旋，而是藤森个人命运的又一次滑铁卢战役。由于在秘鲁国内仍旧具备一定政治影响力，而且秘鲁政坛上的藤森派仍是目前秘鲁政府需要争取合作的力量，藤森过于乐观地判断了形势，终于在离开政坛五年后决定采取冒险行动，从而使他的日本国籍再也无法为他提供保护，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的错误判断，却也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古训添加了新的明证。

如今还无法断言藤森的政治生命彻底结束，因为在秘鲁既有他的反对者，也有其支持者，二者都可以公开活动。不过，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对象，作为侵犯人权和贪污腐败的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国关押的藤森要想重新返回政坛，首先必须经过法律审判这一关并证明自己无罪。对藤森来说，这是非常困难难的，尽管一直为自己进行辩护，声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做对国家有利的事，但藤森也被迫承认，他的政府曾犯下一些“鲁莽的错误”，实际上这已在某种程度上招供。

公允而言，藤森对于秘鲁的发展确实作出过许多贡献。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执政期间，为了对付当时秘鲁经济的停滞，藤森曾经大力推行改革，使秘鲁经济呈现迅猛发展，不仅如此，在反恐问题上藤森也有着为人称道的业绩，在1997年的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人质事件中，藤森政府成功地武力解救了全部人质，不仅令日本人感激涕零，也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但恰恰正是经济发展和反恐的成绩为“藤森王朝”的毁灭埋下了祸根。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并不足以成为政治人物居功自傲的理由，反恐也不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借口，事实上，在蒙特西诺斯收买反对党议员选票的丑闻败露之前，藤森已在秘鲁逐渐失去了民心，这正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地方，民众并不会因为政治人物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独特作用而山呼万岁，从而给予他们贪污腐败的特权，更不会对人权侵犯事件闭上眼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固然重要，民主、法治和廉洁政府却是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所以，蒙特西诺斯收买反对党议员选票的丑闻被曝光只是一根导火锁，当确切无疑的腐败证据得以显现，民众便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态度——没有永远的感激，没有永远的“伟大、光荣、正确”，政治家应该而且必须将自己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和智利的皮诺切克一样，藤森主要是以侵犯人权和贪污腐败的罪名被本国政府起诉的，如果不能推翻这些指控，藤森不可能梅开二度而重新回到政坛。皮诺切克和藤森的被引渡更是清晰地表明，在人权侵害和公权私用的腐败问题面前，政治家既无法享有豁免权，也难以长期逃脱法律惩罚，在人权观念和法治理念成为全人类普适价值的今天，“获罪于天，无可逃遁于天下”不再是一种夸张的比喻。相信皮诺切克和藤森的命运会对全世界的政治家们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

法治观念的严肃性在于，它不以任何人的历史功绩而给予他们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经济发展之功无法抵偿人权侵害和贪污腐败之过。在传统观念中，藤森和皮诺切克这样的政治人物都是国家的功臣，大刀阔斧、敢作敢为，但与此同时，他们往往重视效率而罔顾基本道德准则，在秘鲁，对于藤森的评价至今仍存争议，当政十年，用藤森自己的话说，他实行的是“推土机式的统治”，强硬、固执而独断专行，对当时因政治混沌而带来的经济停滞，这种推土机式的统治未尝不能形成一种强制的效率，可是，统治手段本身是违背现代法治原则的，这就使其政绩象一个强行堆起的沙丘，一场大雨过后就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能将这种简单化的统治方式简单归咎于藤森的个人性格因素，事实上，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和罔顾人权的做法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家的共同行为方式，他们以为只要解决了经济问题，民众就会满足，就会对他们千恩万谢，社会就能保持长期稳定。很多情况下，当他们的精力全部集中于某一点上，他们确实可以制造出经济繁荣的外在景象，民众也可以从其“推土机式的统治”中或多或少地得到经济利益，无论藤森还是皮诺切克，乃至于希特勒和斯大林，他们确实在某一短时间内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人权侵犯者的统治时期，都可媲美甚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假如历史倒退五百年，他们可能都是名载史册的明君英主，但在人类呼唤法治的当代社会，他们却必须接受法律和历史的审判，由于罔顾人权和法治，他们的名字只能作为贬义词而存在，而他们在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历史贡献，也因人权和法治问题上的劣迹而显得黯淡无光。历史的吊诡和公正由此充分显现，这既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他们个人历史的悲剧。

概而言之，政治家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今天的历史潮流中，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是人权与法治观念的推进，任何以牺牲人权和法治而换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都是廉价的。现代社会中的民众不再是满足于温饱的封建顺民，他们已经懂得：没有人权就没有尊严，没有法治就没有未来。因此，所有漠视人权与法治的政治家都不再可能获得民众的认同与尊重。

 

北京著名人权律师李和平，9月29日下午5点多在他位于北京市中心朝阳区的律师事务所门前，被十余暴徒开着两辆无牌照汽车蒙头绑架到一小屋内，使用刑具电棍毒打，将李律师折磨到遍体鳞伤至凌晨一点，将他扔到北京的小汤山荒郊。

**是政治迫害？

昨晚我给李律师通话，从事件的回顾，可以看出这次绑架目的，既非为钱财，又非私人恩怨，李律师说他从来没有私仇。

李律师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的资料遭绑架者拷贝，电脑被格式化消除所有资料之后归还本人。李律师近来受理多起人权、公益案件，暴徒这次绑架要挟李律师，要他全家离开北京，看来这是一起政治迫害案件，为了使他他停止人权辩护。

**是为十七大清场吗？

李律师遭绑架发生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半个月，看来某些人是想藉此机会为“十七大”清场。这些人把人权律师的神圣工作看作与中共“十七大”不能相容，难道说“十七大”要开成一个无法无天的会？这显然不是多数中国人的想法，也不太可能是胡温的想法。这只能是当局中的极少数人的意图，他们是些顽固派，他们正在要为“十七大”添乱，给“十七大”抹黑，从他们能够在大白天调动十余便衣，使用两辆无牌车辆和施用警用电棍来看，他们很可能是警方内部的黑暗势力。建议高层当局把这件事当作大案、要案来办，查个水落石出，公诸于众。中共革新派要维护自己的形象，要为“十七大”铺平道路，这应该是主流。

**谁在破坏奥运？

明年有北京奥运，海外人要来大陆看观光，他们很重视北京的治安，现在大白天，在北京市中心，一位著名的人权律师竟被十余暴徒开两辆无牌车进行绑架，施用私刑后弃人荒野。这样的案子如果警方破不了，那岂不是向世人展示了北京极其恶劣的治安状况和北京公安的极端无能。这样的治安能够保障海外来客的人身安全吗？海外人士一旦遭到人权侵害，他们到哪里去找人权律师辩护？北京律师个人安全都没有保障，如何去维护他人的安全？所以说绑架李和平案是个破坏奥运的恶性案件，中共上层如果想要开好奥运，就应该下大决心，组织得力之人，侦破这个不难办的案子，惩办当事人，以晓天下，以平民愤，以昭革新，给受害者一个说道。

**抢打出头鸟，打一儆百

必须归还李律师的财物、资料，在李律师遭绑架的过程中，被抄走了活动硬盘和笔记本电脑中的资料，这是他多年来从事律师工作的及其珍贵的资料，当局一定要将其物归原主，赔礼道歉。

李和平是一位杰出的、有很高法理水平的、有思想的人权律师。他是“宪法至上，信仰自由——王博案辩护词”的牵头人和主要执笔人（共有六名律师参与）。这份万言辩护词我看过两遍。这是我看到的国内为法轮功学员作无罪辩护的第一份辩护词。该文高屋建瓴，旁征博引，从人权、宪法、国际法的角度伸张信仰自由权利，被称为研究中国法轮功案件的珍贵历史资料。正因为他是牵头人，是思想者，所以被顽固派视为重点打击对象，今年来倍受骚扰监控之苦。

中共当局必须快速侦办此案，惩办肇事者，挽回影响，否则，将会会落人口实，会留下反对者抵制奥运的依据。

2007年10月2日于山东大学

 

近期，有两位香港女记者先后获得了国际性的新闻奖项：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庭获得了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颁布的“捍卫言论自由奖”，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刘晓欣获得了欧盟新闻奖。这两位女记者是香港新闻界的骄傲，是柔弱胜刚强的香港新闻界的女性工作者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位于美国加州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成立于一九八五年，起初只是一个服务视觉艺术家的非盈利的组织。一九八九年，该协会奋起声援天安门学生运动、谴责天安门大屠杀，并在其宗旨中加入人权、艺术表达自由的内涵。我曾经访问过该协会，会见了协会的共同主席刘雅雅女士。刘雅雅也是一位来自香港的移民，她并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而且在美国从事的是经济方面的工作，但她却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牵肠挂肚。

二零零七年，视觉艺术家协会将“捍卫言论自由奖”授予麦燕庭女士，可谓实至名归。麦燕庭曾担任香港记协主席长达五年时间，一直与香港新闻界同仁一起捍卫新闻自由。我在访问香港的时候，曾经与之会面。当时，在场的还有被中共抓捕入狱的香港记者程翔的太太刘敏仪、《开放》杂志的执行编辑蔡咏梅等人。我们一起谈到香港新闻自由岌岌可危的现状，并探讨了如何营救程翔以及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的一些具体举措。

这一次，麦燕庭女士到美国领奖，恰好是“六•四”十八周年前夕。经天安门学生领袖周锋锁的安排，我们又在旧金山重逢。在六月三日晚上，我和麦燕庭一起作为特邀嘉宾，在旧金山纪念“六•四”十八周年的活动中发表演讲。麦燕庭以具体的数字说明香港媒体高层正主动或被动地“上缴”言论空间、以换取政治舞台，她指出：“现在在香港十八家报纸当中，有半数传媒老板接受中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委任，另外有四个报纸传媒的老板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好朋友。在电子传媒方面，在八家电子传媒当中，有五家老板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由此看出传媒生态很不健康，因为传媒老板已经‘赤化’了。”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麦燕庭正好在天安门广场采访。那一段经历她永远也忘不了，也使得她对维护香港的新闻自由矢志不渝。她回忆说：“当时，我在北京采访一个多月，我曾经面对一种情况，当地市民对香港记者很尊敬、也很保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把真实情况向世界披露，令我很感动。每次想起都觉得——活在没有自由的世界的人们多么惨！那时候我就说过，希望香港以后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如果能尽一点力的话，我希望能尽到这一点力。”可是，如今香港正在朝着这一可悲的方向发展。麦燕庭呼吁全世界的有识之士们逆流而上，共同呵护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环境，抵抗香港“大陆化”的趋势。

欧盟新闻奖的得主刘晓欣，也是香港新闻界的一位“巾帼英雄”，她因发表在《南华早报》上的关于中国南方村民试图罢黜村长的报道而获奖。欧盟新闻奖创立于一九九二年，是为了纪念欧盟前发展专员、人权的积极维护者洛伦索•纳塔利。二零零七年的欧盟新闻奖受到空前关注，来自一百六十五个国家的一千五百二十九名候选人被提名，是有史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刘晓欣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华人。在颁奖仪式上，欧盟发展和人道援助专员路易•米歇尔表示，“没有民主，没有新闻自由，发展就不可能持续”。

二零零五年，广州市郊区太石村农民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村长的腐败，要求罢免村长并举行抗议。在抗议中，村民同警方冲突，许多支持村民维权者被打伤。刘晓欣到太石村采访，亦遭到当地政府雇佣的“保安”的殴打。此一事实充分说明：中共当局已经赤裸裸地“黑社会化”。统治阶层无法运用体制内的资源合法、合理地解决问题，政府不仅不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反而亲自参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太石村事件至今仍然未能最后解决，官民冲突仍然没有划上句号。

刘晓欣在关于太石村事件的报道中写道：“村民们指责村长为自己捞钱，他们要求在律师的帮助下以和平方式重新选举。政府派出了一千多名警察对付二千名村民，警方强迫村民签署收回自己要求的声明，以阻止重新选举。不肯听命的人被投入监狱，太石村也被封锁起来。”几经周折，刘晓欣成功地与一名法国记者一起进了村。因为村民害怕，与她交谈的人不多。刘晓欣也受到警察及保安的殴打和辱骂。

四十八岁的刘晓欣发现，虽然太石村与香港相距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太石村与香港几乎就是两个世界，难道这就是“一国两制”吗？难道太石村的村民就必须生活在一个没有法治和人权的恶劣环境之下吗？刘晓欣评论说：“政府如此强硬地进行干预，是因为它担心太石村事件会成为地区动荡的起因。”但是，政府却漠视社会不公正的现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村民们抗议说，有这么多的工厂，但他们没有钱，甚至不能送孩子上学。”中国的领导人是否思考过：靠一味打压就能维护所谓的“稳定”吗？

在香港的女记者中，有“牛犊顶橡树”的勇气的并不仅仅是麦燕庭和刘晓欣两人。“牛犊顶橡树”是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自传的名字，亦是他对自己一生事业的形象的比喻。牛犊力量有限，橡树者树大根深，牛犊顶橡树似乎是愚公移山一般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努力。但是，牛犊锲而不舍地顶橡树，这一行为本身便标识出一种道义尺度，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香港电视主持人张宝华便是这样的不畏强权的“牛犊”。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访问香港的时候，我在香港光华文化中心的会议室中接受过张宝华的一次采访。其实，我早就想见见她了，她就是那个当面追问江泽民说“中央是否挺董”，而遭到江主席破口大骂的女记者。因为被“今上”辱骂，张宝华亦一举成名而为天下知。我在网络上的那段广泛流传的江主席骂人的视频中，只见江主席青筋暴起、唾沫横飞的王者之风，却不见被如此“修理”的女记者的半边倩影。

此次一见之下，我才大吃一惊：张宝华原来如此年轻、美丽和娇小！她款款走过来同我握手，抱歉地说：“我的国语不太灵光，请多包涵。”看上去就像是一位邻家清纯的高中女孩。我不禁想，江主席口口声声说与美国大牌记者华莱士如何谈笑风生，这似乎是其“尊老”的美德，但他不会不知道中国人除了“尊老”之外，还应该“爱幼”吧？以年龄而论，江主席足以当上张宝华的爷爷了，他为何连一个小女孩都不能宽容呢、非要辱骂说“你太年轻，太愚蠢”？

张宝华却不愿我“小看”她，我们便比较起年龄来。不比不知道，原来我们竟然是同年。虽然看上去像是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她却早已是香港有限电视的高级记者，做起采访来迅速就体现出一流的职业素质。她所问的问题全都切中肯綮，我的回答也让她颇为满意。采访完成之后，我们还一起照了一张合影，我开玩笑说：“大概我们两个人是中宣部最不喜欢的两个人吧！”窗外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在碧海蓝天之畔与“童言无忌”的张宝华交谈，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张宝华告诉我，她的第一本书就快要出版了，这本书中记载了她从事新闻事业的苦与乐，当然也包括那次与“江爷爷”发生冲突的来龙去脉。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张宝华托朋友带给我的两本著作《新闻背后》和《两岸追踪》，其中还收入了对我的采访笔记。她说她很敬佩中国大陆“脖子硬硬”的知识分子们，其实她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张宝华是香港新闻界少数敢于触及“雷区”、打破了人们逐渐习惯的“潜规则”的记者。比如，她采访了被中共贬斥为“台独教父”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这可不是一般的香港记者敢于涉及的领域。难怪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林和立形容张宝华为“学养与拚搏精神兼备的新闻铁蝴蝶”。也许，有朝一日，张宝华会成为香港新闻界的法拉奇呢。

我还多次见过香港新闻界另外一位风云人物，她就是曾经担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现任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刘慧卿堪称香港历史上遭到亲共媒体攻击最多的人士之一，她所受到的辱骂大概仅次于末代港督、被中共定义为“千古罪人”彭定康。刘慧卿受到铺天盖地的辱骂的原因，其实不过是她从台湾访问归来之后说了一句“台湾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罢了。在言论自由的香港，为何不能说出此种个人看法来呢？

没有想到，这句话立刻捅了马蜂窝。亲共媒体齐声辱骂刘慧卿是香港的“台独分子”、“洋人的走狗”、“非中国人”，恨不得将用唾沫将她淹没。然而，更没有想到，中共越是辱骂刘慧卿，香港民众越是钦佩她。离开新闻界之后，刘慧卿立即投身香港民主运动，参与组建香港民主派团体“前线”，并竞选立法会议员。结果，她以高票当选，让那些本以为她已经“声名狼藉”的共仔们气得七窍生烟。他们发现“文攻”没有效果，便发起了“武斗”：不久之后，刘慧卿的办事处遭人纵火，外墙被人用蓝色笔写上“所有的汉奸都要死”的恐吓字句。很显然，这是中共驱使黑帮分子干的。一个政权到了统治的末期，必然依赖黑社会，就像昔日台湾国民党政权利用黑帮暗杀作家江南一样。

刘慧卿没有被这些恐吓所吓倒。我在香港七一大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了她干练的身影，她一度还站在路边发表激情演讲。我在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在立法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担任演讲人致意，也与刘慧卿有过一番讨论。那天的会议结束之后，我还观察到一个感人的细节：刘慧卿亲自清理会场，将纸杯一个个地放入垃圾桶。中国大陆有哪一个“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这样做呢？

我与香港新闻界的人士有过不少的接触。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当中，女性占了一大半，最勇敢、最尖锐的很多也是女性。这种情形不仅在中国大陆不太可能出现，就是在女权运动早已高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欧美国家也不多见。我一向认为，记者是一件兼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的辛苦工作，女性在这一行业中天生就处于弱者地位。但是，根据我对香港新闻界的观察，这一偏见彻底“破产”了。

香港新闻界拥有众多优秀的、勇气可嘉的女记者。在这至关重要的转型期的香港，她们配得上“巾帼英雄”的称号。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有赖于这些女记者“牛犊顶橡树”般的努力，更有赖于每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香港市民的捍卫。我们应当祝福香港、祝福香港的女记者麦燕庭、刘晓欣、张宝华和刘慧卿们。在香港新闻自由的历史上，她们已经书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二零零七年九月

 

只有把尊重人权放在首位的自由民主政制才是国家稳定团结兴旺发达的保障。

这几天的国际上接连出现一些对中国人权利好的消息，先是英国女皇在接待胡锦涛的讲话中含蓄然而坚定地表达了对没有民主的中国崛起的忧虑，此后又传来布莱尔在会见胡锦涛时与之讨论中国的政治情势和人权状况，尽管”在中方要求下，会谈内容未对外公开”，但英国政府允许”台湾、西藏、法轮功等团体的示威抗议。” 单从这一点上就可看出，英国并没有向中国政府屈服，接着，又传来了《布什总统在日本京都的讲话》。

如果借用中国官方新闻社的习惯措辞，小布什的这篇讲话可称为”旗帜鲜明”，在讲话中，布什总统毫不含糊地提升民主台湾的地位，”现在的台湾是自由、民主和繁荣的。由于台湾各阶层都拥抱自由，台湾因此给民众带来了繁荣，并创造了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华人社会。”，在鼓励中国已向自由迈出了步伐的同时，间接贬斥了中国还没有完成自由的历程。

在这篇讲话中，布什还首次披露了他与胡锦涛曾就人权问题发生过的交锋，”我也曾指出，中国人民希望获得更大的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不受国家管制的情况下做礼拜……能印制《圣经》和其他经文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中国人民改善社会的要求应被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得到鼓励。通过满足中国公民对自由和开放的合法要求，中国领导人能使中国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繁荣而自信的国家。”布什对胡锦涛所讲的这段话充满善意，充满对中国政府的期待，并非完全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而基本是站在中国民众的利益上，他明确表示，敦促中国政府采取自由开放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繁荣而自信的国家”。

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欧美的步调日益统一，立场更加坚定，音量正在放大，对于中国，对于每一个中国国民，这都应该视为好事，因为欧美所要求的，不是把中国的人权收归西方所有，不是要让中国人成为西方的奴隶，而是要求北京政府把权利还给中国人民，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

自从中国政府背离其民主承诺之后，国内民间力量要求人权的努力从未止息，1957年”反右”运动前发生过北大学生和中青报刘宾雁等人批评政府反民主反人权的言论，文革中诞生了顾准与林昭的思想反抗，1976年魏京生等民主人士发起了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贯穿1980年代的自由化思潮孕育了1989年的”六 ·四”运动，从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的今天，随着权力的日益腐化堕落，不堪重负的底层民间自生自发了维权运动，与此同时，由李慎之先生破题，自由、宪政、民主、人权话语相继楔入官方意识形态，在官方把持的”喉舌”中占稳一席之地，伴随2004年人权入宪，人权终于由隐而显，由”非法”而”合法”，起码从形式上实现了时代的嬗替。然而，由于民间不掌握暴力资源，对专制强权不能构成硬约束，中国人权仍然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在这个时候，比中共更强大的欧美力量的外力推进，对中国人权事业意义重大。国内民间对基本人权的合法诉求，在专制传统深厚无比、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保权救位的中国，今天还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合力，零星的反抗，从面上看，终嫌软弱无力，当局随时可以逮捕镇压——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这种镇压就停止反抗，但对于远比中共强大得多的欧美强力推销的人权，北京当局却只能屈就。胡锦涛面对布什的一次次公开批评，不再以外交上的”严正交涉”作回应，就是明证。

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下来一句民谣：”民怕官，官怕匪，匪怕民。”说的是没有暴力的平民害怕掌握有军队警察的专制政府，专制政府则害怕有组织的暴力土匪准军事集团，只有暴力不讲道理的土匪集团最终却还是斗不过”有理走遍天下”的民众。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不难认识到，这句民谣从中国几千年治乱循环现象中总结出一条逻辑规律：暴力只有也必定屈服于更大的暴力，最大的暴力最终却总要在理性面前败下阵来。对专制强权以强力迫使其屈服最典型的例子是冷战。二战之后，苏联极力扩大其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对民主力量寸土必争，特别是在谈判桌上对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等问题上寸步不让，对此，美国体制内的”苏联通”，时任美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对策：”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主张美国只有以足够的武力相威慑，才可不动武迫使苏联退却。历史说明凯南的政策是正确的，正是以北约盟国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民主国家不仅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帝国的扩张野心，而且最终拖垮了这个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大的暴力机器，迫使依靠暴力的”无产阶级专政”势力走向事实上的破产。今天，欧美诸国既拥有任何强权难以比拟的武力，又拥有自由民主的道义优势，如果以同样的决心迫使中国暴力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由虚变实，必将收到同样的效果。

世界近代史和当代史证明了，只有把尊重人权放在首位的自由民主政制才是国家稳定团结兴旺发达的保障，也只有民主自由国家，才可保证和平崛起和崛起后的和平，中国人民盼人权很多年了，不盼人权的只有专制政府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我们希望把这个情况传达给欧美政府和人民，对来自这些国家的善意的帮助表达诚挚的感谢！

 

与中国比邻的缅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1044年形成统一国家后，经历了蒲甘、东坞和贡榜三个封建王朝。缅甸曾先后被英国和日军占领，后经国民起义才得以光复和独立。缅甸是著名的“佛教之国”，佛教传入缅甸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据称，在缅甸4640多万人口中，80％以上信奉佛教，缅甸的每一个男人在一定时期内都必须削发为僧。

缅甸虽然和中国一样饱受战乱，但独立之后依然无法摆脱专制的阴影，缅甸民众一直都在为争取民主而努力。1988年，缅甸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游行，但是却遭到了统治者的血腥镇压，随后，军政府开始掌权。深受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理论影响的杰出女性昂山素姬因为积极参与政治，致力于推行民主制度而于1989年遭到软禁，她拒绝了将她驱逐出境而获得自由的条件。

昂山素季的言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缅甸军政府于1990年举行了大选，昂山素季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赢得了绝对优势。在正常情况下，她理应成为缅甸的国家总理，但选举结果却被军方作废，军政府依然主宰着缅甸政权，她因此连获萨哈罗夫奖和诺贝尔和平奖。

昂山素季虽然曾在1995年7月获释，并可以离开缅甸赴英国探视家人，但她在考虑到可能永远不能再回到缅甸后选择了留下，她从此再也没有机会与丈夫见面，她的丈夫于1999年去世。2000年9月，昂山素季再次被软禁。2002年5月6日，她在由联合国主持的秘密协商后被释放，昂山素季随后表示这是“国家新的黎明”，然而，在2003年5月底，她再次被软禁。2007年9月22日，在近万名僧人举行反军政府游行示威的情况下，一直被软禁在家的昂山素季再度公开露面，热泪盈眶的她向勇敢的僧侣挥手致意。

缅甸僧侣的持续抗争行动一时间成为了最引人关注的国际事件，面对军政府的最后通牒，缅甸僧侣及民众反政府示威游行仍在继续。然而，令人震惊的事情终于在9月27日发生了，9人被军警开枪打死，其中包括一名日本摄影记者。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军政府在夜间对仰光实行宵禁，至少6座寺院遭到军人突袭搜捕，约200名僧人被捕，还有两名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成员被抓。使用恐怖手段向来是专制统治者控制民众的法宝，缅甸军政府用枪对付示威民众虽然令人震惊，但并不出人意料，如果示威持续下去，相信还会有更大的流血事件发生。

联合国安理会曾就缅甸情况召开紧急会议，多数与会代表均对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予以强烈谴责，并主张对缅甸军政府进行制裁，唯独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指出，制裁行动无助于解决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9月27日也表示，中国希望缅甸问题有关各方保持克制，不要影响缅甸稳定，不要影响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她更批评西方媒体指控中国没在缅甸冲突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是推波助澜的不实之词。

缅甸之所以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毫无疑问，罪魁祸首是缅甸军政府，一个有良知的人就应该给与缅甸民众以支持，对缅甸军政府予以谴责。中国官员向来都是不辨黑白，一切正义的行动都有可能被中国官员以影响“稳定”之名加以否定。18年前中共对参与民主运动人士的镇压以及时至今日对维权人士的打压都被披以“维护稳定”的合法外衣。从中共对中国国内群体事件的态度来看，中国官员的骨子里是赞同缅甸军政府对示威民众动武的。王光亚和姜瑜的智商虽然不至于低到连最起码的明辨是非能力都不具备，但他们的言论却代表了中共的基本立场，发表这样的言论在他们看来似乎可以起到三种作用：一是对抗民主国家，显示所谓的“中国特色”；二是讨好缅甸军政府，从而方便日后为自己谋取利益；三是愚弄国内民众，让民众继续对其专制统治保持犬儒。

不光是缅甸问题，其它敏感的重大国际问题，中共都毫不犹豫地站到了邪恶的一边。在伊拉克、伊朗、朝鲜问题上，中共的立场都是和世界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实际上充当着邪恶势力的支持者。随着上个世纪东欧的巨变和苏联解体，最大的一面独裁旗帜被中共扛了起来，在中共的影响下，独裁的阴影仍然在很多国家挥之不去，缅甸便是其中之一。缅甸发生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势必影响中国民众的情绪，此时此刻又正值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的神经自然会变得异常紧张起来，作为喉舌的中国官方媒体也深深懂得迎合上意。

对于美国等民主国家所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国媒体最喜欢浓墨重彩地报道，而对于独裁专制国家的这类活动，报道却显得异常低调。中国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只是简单地提及军队开枪示警和使用了催泪弹，但强调“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中国官方大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都没有刊登有关缅甸的消息；以外国人为读者对象的英文《中国日报》仅在第七版刊登简短消息，提到“三名示威者被打死”。在受普通读者欢迎的报纸中只有《环球时报》以头版位置报道了缅甸的抗议，另外几家报道这一消息的报纸也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国际媒体的侧重，《北京青年报》的报道集中在“大规模示威”后实行的戒严，但没有突出军警的镇压。而网络媒体则和中国国内的传统媒体表现得冰火两重天，在搜狐和新浪两大门户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读者向缅甸僧侣致敬，渴望民主、谴责专制的强烈呼声。

僧人游行示威可以说令一般人都匪夷所思，因为在常人的印象中，出家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关心、不参与政治的。和缅甸民众的这种英勇相比，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显得渺小不堪。缅甸连僧侣都懂得民主的重要，懂得积极参与争取民主的活动，更不用说其一般民众了。昂山素季是缅甸精神的缩影，缅甸僧侣的大义凌然和无所畏惧是对昂山素季伟大人格的良好回应，虽然缅甸军政府拥有大量的杀人武器，但和这种精神相比，仍然是脆弱的。缅甸民众的普遍觉醒昭示着这个民族的希望，昭示着这个国家走向民主将为时不远。我期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更期望着这种精神和经验能给中国这个邻居以启迪和借鉴。

 

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这个统治了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的独裁政党，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组织，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国家政权，党领导一切、控制一切、决定一切，总之，党就是一切。因此，中共的党代会决不同于宪政民主国家的政党会议，它在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注，所有的人都被强迫到对一个政党会议的关注。

其实，中国大多数民众并不真正关注中共党代会，中共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它还不能真正代表大多数中共党员的意志。中共的党代会只不过是维护一党独裁统治的表演，只不过是对拥有政权的绝对控制的宣示。似乎没有多少人对中共政治改革抱有希望，中共无数的许诺，就是无数的谎言，“挂羊头卖狗肉”是中共的一贯伎俩，人们已经清醒，也已经麻木，人们生活在清醒与麻木之间。对于十七大，人们还有什么仰望？

●胡温政权所面临的形势

1、中共内部的权力争夺是胡温政权一直以来的首要任务。

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上海帮”将中共大权移交给胡锦涛开始，胡温政权开始形成。但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就是清理可能危及胡温政权的江泽民旧势力。依然是传统指导思想：攘外必先安内。所谓“外”就是威胁共产党一党专制统治的社会政治力量形成；所谓“内”就是党内权力争夺的较量。毛泽东时代党内权力斗争都是冠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名义来体现，而如今的党内权力斗争则都是以冠冕堂皇的“反腐败”来体现。但实质内容都一样，通过人事变动来牢牢掌握政权。

2002年1月，赵达功先生曾在《中国之春》发表文章《胡锦涛上台后定将讨伐前朝权贵》，当时他所做的分析是，中国历史上的皇朝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共也不例外，“哪一个领袖都要靠否定前朝来树立威望”，也是权力斗争的需要。邓小平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清理了毛的继承人华国锋，实行了“改革开放”；江泽民所谓“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是否定了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且借助于邓小平清理了胡耀邦、赵紫阳在党内的势力；胡锦涛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在取而代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着手清理“上海帮”人马，以反腐败名义将上海帮大将陈良宇拉下马，震慑及牵连一批上海帮势力，加上黄菊病死，整个“上海帮”大势已去，至此十七大召开之前，胡温已经牢牢把握住了权力，形势已经明朗化了。

2、中共的意识形态危机。

中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的鲜明色彩从不动摇。所谓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都是空洞的口号，并没有形成什么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只是为自己贴上标签，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事实上，从邓小平时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中共抛弃，所谓的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演变为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相依赖的最坏的那种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持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学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多世纪的灾难，直到苏东变革，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全世界失败。马克思主义或许在朝鲜、古巴这样的独裁专制国家还有市场，但在中国实质上也已经失败。中共所实行的专制，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仅仅与传统的中国专制制度一脉相承。在社会主义制度上，公有制已经让位于私有制，计划经济已经让位于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已经让位于权力和资本对劳动和资源的掠夺。

无论如何，中共已经没有了自己政党独有的意识形态。也许从我们所看到的传统文化热、孔子热中去体会，莫非中共只好找回儒家传统的意识形态？

3、胡温政权面临来自中共内部的左右夹击。

在中共和胡温政权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同时，无法完全控制党内蠢蠢欲动的各种思潮。今年7月12日，中共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开始发难，他们在左派大本营“毛泽东旗帜网”发表长文《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公开信，此公开信借助黑砖窑事件挑战胡温政权。签名的这十七位有前任部长、退休外交官、大使和军队将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顶尖院校及智囊机构的学者。联系人马宾是江泽民、李鹏的老上司，引人注目。公开信说，山西黑砖窑以及一些类似黑砖窑的事件，“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完全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公开信呼吁中共回到正统的马列毛轨道上来，停止国有企业私有化，阻止资本家入党。

与此同时，党内的右派，我们也可称之为自由派或改革派，一直以来在其大本营《炎黄春秋》期刊发出声音，试图借助“总设计师”邓小平来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前不久一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为题的封面文章，文章指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后，“我国当时正在蓬勃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进行了，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文章还指出，“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根本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比如，已经撤销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完全恢复了；分别设置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监察机构，被合而为一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了”。这种“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垄断、官僚、缺乏真正的民主机制以及对政府的监控，导致“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

来自左右的夹攻，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以现实社会矛盾激化作为切入点，如贪污腐化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但左右诉求则大相径庭，左派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道路上来，右派则要求党内民主化，要求政治改革。

胡温政权面临左右夹击，采取的措施是左右开弓，一面封杀左派大本营“毛泽东旗帜网”，一面胡锦涛亲自出马，否定“民主社会主义”，重申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左右都不买张，我行我素，“霸王硬上弓”，继续推行虚幻的毫无任何价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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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的落实使中共演变成“维持会”性质

中共十七大将给权力斗争暂时画上句号，巩固的胡温政权将继续兜售其“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同样这只不过是空洞的口号。

1、坚持一党专制，避免任何政治改革。

中共的任何政治改革都可能危及其专制政权，因此，十七大不会在政治改革上有所松动。过去，中共开明领袖胡耀邦、赵紫阳试图进行有限的政治改革，遭遇了失败的命运。尽管邓小平过去也提出要政治改革，但是从哪里入手，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始终没有进行过讨论。

胡温执政几年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要进行政治改革，反而更加保守。2004年，胡锦涛在一红头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这就暴露了胡温没有新政，根本没有政治改革的倾向，许多知识分子眼中的“胡温新政”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中国著名学者刘晓波博士分析说，“以目前中国的现实和党心民意而论，这样的批示，真会让国人找不到北，包括中央高官和地方诸侯，大概也很难理解。南美的独裁者卡斯特罗离中国太远，实质上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无甚影响，中共高官施舍古巴，无非想证明自己是所剩无几的共产国中的老大。金正日这张牌，除了基于外交上的地缘政治需要，特别是与美国周旋的需要，中共需要用经济施舍来打打之外，金家极权在大陆民间和中共党内的评价中，皆是最失败的国家。而且，以金正日的蛮横加流氓的本性而论，中共的援助也未必能让小金俯首称臣。对中国内政来说，两极权小国仍然是史达林和毛泽东的学生，奉行那套残暴的极权统治术，中共还用学吗？直接回到毛时代就行了。”

胡锦涛不担心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专制政权直接的武装颠覆，最担心的是国内发生“颜色革命”。如果允许进行政治改革，必将一发不可收拾，颜色革命既然在前苏联和东欧发生，也可能在中国发生。

2、中共策略：笑里藏刀的“和谐镇压”。

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不可能再倒退到毛泽东极权时代，胡锦涛又害怕“颜色革命”，那么胡温政权只能做的就是维持现状。

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口号与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一回事。什么叫“和谐”，什么叫“稳定”，在胡温看来，那就是没有上访，没有反对的声音，没有维权事件，没有游行、示威、罢工，没有家庭教会，没有民间组党结社，甚至没有民族主义的“反日游行”……，总之，只有中共在发号施令，任由中共的镇压和摆布，这样就“和谐”了。

民间已经把“和谐”两个字当成笑话了。如果你在论坛、博客上有独立政治见解的帖子被删除掉，语言上改成帖子被“和谐”了；因言治罪的不同政见者被关进监狱，那也是被“和谐”了；如果警察找你喝茶吃饭，那也是“和谐茶”“和谐饭”；或者警察会带你去旅游，那也是“和谐游”……，总之，“和谐”就是镇压。

中共已经不能回到毛泽东时代赤裸裸的群体性镇压形式，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自由，人们有不同的观点、意见总是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出来。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是，中共的敌人已经不是所谓阶级敌人，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广大维权的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都抓起来？不可能，监狱不够，警力不够，而且由于面对的是大多数，很容易引起民变，成本太高。

3、纵容地方政府胡作非为，维持所谓“和谐社会”。

几年来，胡温政权对付不同政见者和维权人士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十七大后将会继续延续。主要的手段还是监禁、软禁、恐吓、窃听、跟踪等。不过，看起来胡温政权不得不放开地方政权的手脚，任凭其胡作非为，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镇压，维持所谓“和谐社会”。

1998年5月，山西记者高勤荣率先揭露运城地区弄虚作假大搞假渗透工程。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高勤荣采写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紧接着，《南方周末》、《民主与法制画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中华新闻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都相继作了报道，真相大白于天下。中纪委领导批示，要求“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但这么一个大胆揭露弄虚作假的记者，却被地方当局陷害，重判12年。胡温政权对案件一定很清楚，但就是放纵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

被誉为“太湖卫士”的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村民吴立洪因多次向全国人大、国家环保总局举报当地企业非法排污以及环保部门不作为，原本与浙江省环保人士陈法庆共同状告国家环保总局渎职的行为，反而涉嫌刑事犯罪被警方逮捕。2006年10月27日，国家环保总局仍授予宜兴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吴立洪曾向环保总局多次反映情况，并要求总局撤销宜兴“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未果。吴立洪显然是得罪了地方政府。

上海律师郑恩宠，由于代理上海的一些拆迁纠纷案件，并向中国上级政府告发上海高层的一些贪污案件，涉及周正毅、黄菊、陈良宇、韩正等人，竟然被上海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陈良宇垮台了，周正毅再次入狱，尽管如此，郑恩宠依然被当局严格监控和软禁。

高勤荣、吴立洪和郑恩宠的案子说明什么问题呢？胡温政权反对自己的政敌，同时也反对敌人的敌人，胡温树敌面太广了。

胡温维持“和谐社会”需要地方政府支持，那么只有容忍地方政府胡作非为。这个政权显然已经沦为“维持会”性质了。

●经济危机将会迫使胡温政权进行政治改革

我们不相信十七大胡温政权会开启政治改革，但十七大之后怎样呢？

中共党内至少现在看不出有戈尔巴乔夫，也许中共与苏共本身的权力结构就不尽相同。幻想出现戈尔巴乔夫，不如就往最坏处想。在中共没有产生具有新思维和敢于公开化的戈尔巴乔夫式的领袖状况下，中共是否会进行政治改革？我的观点是，胡温政权不会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但可能会被迫进行政治改革。

胡温或胡温以后的中共政权，都是以维持现状为目的进行统治，现状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但中国经济在“发展就是硬道理”驱使下，由于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必将出现的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革命就会到来。

中国发生经济危机可能从金融危机开始，也可能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致使作为世界一体化经济一环的中国受到影响。由于加入WTO，中国的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不仅产成品依赖于出口，原材料、能源也日益依赖于进口，哪一个环节发生阻滞，就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发展就是硬道理”，但一旦发展受阻，“硬道理”就成了“没道理”。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应随同发展，否则，社会发展就不平衡，社会矛盾必然显露，危机从经济危机开始，导致的是政治危机。

有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已达11亿之多。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涌进城市的农民实际上已经不能称之为农民，他们与城市融为一体，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部分人不可能再返回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经济危机到来时，大量企业破产，大量的工人失业，很不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救济失业大军。于是，“要吃饭。要就业”的抗议声必将连成一片，“要改革、要自由”等政治诉求成为响亮的口号，专制政权的警察、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已经无法控制局势。这时，革命要“分娩”了，中共党内基于权力斗争也罢，基于维持政权统治也罢，政治改革被迫要摆在第一位上。

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危机也是经济危机所促成的，由于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本身的反科学性，由于与西方国家的军备竞赛，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上难以维持专制政权的统治，这种状况下，不仅前苏联要产生新的政治开明领袖，迫使进行政治改革，东欧国家内部此起彼伏的群众斗争，也在酝酿着“颜色革命”。

从邓小平开始，中共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中共没有真正接受前苏联的教训，在他们看来，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来源于经济的贫困，因此，中共要接受教训，要“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共政权就会牢固，看起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浅显的道理是，经济在发展，经济发展会不会停滞？经济危机会不会爆发？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政治变革，没有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自由制度的建立，必然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必然导致不可收拾的腐败蔓延，必然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是政治革命的要素，而经济危机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相信，胡温政权正在面临这一局势的到来。

2007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