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有朝一日倒过来?

 

8月9日,最高法院主办的《人民法院报》头版头条报道:“7月起在职法官享受审判津贴”,肩题:“党中央国务院深切关怀 人事部财政部联合发文”。报道说,为了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要求,7月31日,人事部、财政部发文,决定自7月1日起,对全国各级法院在职法官实行法官审判津贴。具体标准依据现行法官等级,最高每月340元,最低180元。

《法官法》1995年颁行,其中就规定了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经过漫长的12年之后,审判津贴总算落实,虽然钱数不多,但聊胜于无。同一家报纸在15日的“读者之声”版刊出了几篇法官的来信,用的大标题是:“审判津贴热了法官的心”。徐州泉山区一位名叫李晓梅的法官,她的来信标题多少有些夸张:“位已隆 责更重”。每月增加了二百元左右的津贴,就让我们的法官感到“位已隆”,决心要“以此为动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提高审判业务能力,理解、尊重和关爱当事人……”这样的话语,读之颇令人感叹。

感叹之余,不禁生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是等级越高的法官拿的津贴越多,而不是反过来,让那些低层次法院(主要是基层和中级法院)的法官拿更多的审判津贴呢?

“有朝一日倒过来”,怪异么?理由还是有的。首先,在我国,法官的收入是跟行政级别密切关联的。虽然工龄、“参加革命”早晚等因素也要考虑,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行政级别。全国最高的法官是最高法院院长,级别相当于副总理,而最低的法官大约也就是副股级。在这复杂的序列之间,收入差距可谓判若云泥。首席大法官的薪水是多少?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还是秘而不宣。今年两会期间,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参加政协讨论时,透露说她的月收入总共就是一万元。姑且用这个数据套,对于首席大法官而言,审判津贴意味着每月在万元之上加上340元,这小零头难道不是可有可无么?但是对于那些级别很低的法官来说,同样的津贴就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几年前一位四川贫穷地区的县法院副院长告诉我她的月薪只有六百多块,而且还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副院长尚且如此,遑论普通法官?在六百块之上加上三百块,较之在一万之上再加三百,其意义之重大不消多说。

接下来,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不同层次的法官在工作性质和工作量上的差异。在一国的司法金字塔中,通常高层次的法院承担着更多的统一法律的任务,有些国家最高法院还具有宪法守护者的角色。相对而言,这样的工作需要付出较多的智力。但是,基层法官所从事的却是更大量的审理工作。肖扬院长在今年向全国人大所作法院工作报告里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地方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01,379件,审结一审民事案件4,382,407件,审结一审行政案件95,052件,所有这些一审案件加起来,已经达到了总案件数(8,108,675件)的64%,这还不包括国家赔偿和执行案件。所谓一审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由基层和中级两个层次的法院所审理者。这种一线的司法工作不仅仅工作量大,而且繁杂琐碎,干预频仍,司法环境和工作环境更恶劣和艰苦。作为审判津贴,给这些一线的法官更多一些,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不仅如此,近年来有关贫穷地区基层法院法官匮乏、青黄不接的报道不断出现,一些年富力强的法官不断离开,流失的原因之一便是法官待遇的低下。这样的情况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在2006年8月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副委员长顾秀莲在报告中就建议,要尽快研究落实符合法官、检察官职业特点的工资待遇,依法建立审判津贴和检察津贴。对地方财政有困难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以自上而下数量递增的模式发放审判津贴,对于提升西部地区司法职业的吸引力一定是有帮助的,毕竟在一些贫穷地区,每月多340元还是相当可观的。

最后,有必要说一下,一国司法制度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基层法官的素质。因为绝大多数案件的一审由他们来主持,如果一审判决的公正程度普遍低下,指望二审或者审判监督程序来纠正,虽然在程序法上并无障碍,但是在现实中却有太多的制约因素,例如上级法院要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可能给原审法官考绩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所谓错案追究的利剑悬在头上。另外,让百姓因为一审不公而上诉要付出的代价也需要考虑。近年来所谓涉法上访已成严重问题,都说明基层法院的法官素质亟待提升。如何提升?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门槛确保法官具有良好的专业水准是一个方面,同时提高待遇,让优秀人才愿意进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贺卫方:当发生社会危机的时候

(图为2005年4月,我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在拉法耶特广场紧挨着白宫一侧见到一位常年驻守的抗议者,她的帐篷上挂满了对于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的抗议标语图画。)

如果政府所作决策受到了民众的抗议,不要以为错误总在民众一边。政府也可能犯错误,如果不是在实质上损害了人民的权利的话,也很可能是程序上缺少正当性。一遇到百姓激烈的反抗,就认为是有人教唆,就说是什么敌对势力指使,一派”冷战”思维,这不只是违反了民主原则,而且也体现了某种为官心理上的不健康。

因为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利益参差,观念歧异,视角不同,所以,某种全体共识的达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那些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们少不了要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政府要建设一家工厂,好像有很多的好处,外来投资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GDP增长……但是,如果这样的工厂可能带来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居民当然要提出质疑甚至出来抗议。怎样的方式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有效办法呢?

答曰:民主。让百姓自己决定应当如何决策,当然,风险也由决策者承担。我们需要为这种民主决策提供适当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参与其中,各展其志,经过充分的审议,最终作出决议。不少国家的情况表明,议会正是这类决策的最好的平台。为了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游说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代议士们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把不同的利益诉求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把相关决策的利弊得失加以细致的论证。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媒体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完整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决策的执行。

当然,即便是民主的决策,因为大多情况下依据的是多数决原则,难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这是民主体制下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让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例如言论自由,以及更宽泛的表达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向公众论证其利益的正当性,展示他们所受到的损害,引发社会观念的改变。另外,像结社自由能够让弱势者团结起来,游行示威自由可以确保人们表达愤怒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可以逐渐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利-权力格局,让社会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我们看到百年来工人阶级、妇女、有色人种、乃至同性恋者等人群地位的提高,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

不过,道理虽然如此,真正实现起来却是相当不易。最严重的困难来自政府总是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都是必须压制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内部事务处理过程的”冷战思维”。压制的结果只能使得不满愈发强化,对抗日趋激烈,一些最初抱着善意和建设心态的批评者逐渐被推到敌对的一边,最终走向一种不可收拾的结局。过去我在这里曾经引述过歌德的一个观点,不妨再重述一次——在歌德看来,政府需要对正义加以细心地维护,要头脑清醒,根据民众的要求适时地改进各种制度,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能够维护,而不至于陷入动荡之中(参看《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浙江文艺2004年版,页21)。

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才具有那样的妥协精神?除了民主建设之外,还需要在政治法律文化与体制上作出怎样的努力?毕竟,人类历史上这种不妥协所导致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够汲取历史教训的国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

刘晓波:面对“袈裟革命”的中共政权

 

自缅甸独立以来,军政府的野蛮统治已经持续40年。在无能而暴虐的军政府治下,自然资源丰富的缅甸,却沦落为亚洲最腐败、最封闭、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与金家政权治下的朝鲜相似);在本应慈悲和祥和的佛教国,却屡屡上演震惊世界的血腥。1988年的民主运动遭到了镇压,高达3000人被屠杀;1990年“国家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胜出,军政府非但不承认选举结果,反而大肆逮捕反对党人士,将民间领袖昂山素季软禁至今。

今天,当大片紫红色的袈裟出现在首都仰光街头之时,再次凸显了军政府统治危机的深重,但那些脑满肠肥的将军们仍然不思改悔,再次出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的僧人和平民,象征着缅甸希望的佛光也再次迸出血光。

据国际媒体报道,自从军政府动用武力进行镇压以来,至少已有11人确认被枪杀,其中包括一名日本的摄影师。流亡的海外缅甸人宣称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另外,至少有几百名僧人和民主人士被投进监狱。现在,军政府部队进驻寺庙,封锁道路,切断了互联网通讯。缅甸很可能再次出现黑箱中的大规模屠杀。

近些天来,缅甸的“袈裟革命”一直是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世界舆论的主流显然是站在“袈裟革命”一边。对缅甸军政府的暴力镇压,美国、欧盟及欧洲大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纷纷以强烈的措辞进行谴责,布什总统马上宣布对缅甸军政府的严厉制裁措施。甚至一向奉行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东盟也破例发表声明,以强硬的措辞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在韩国、泰国、菲律宾,法国、意大利、伦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首都先后爆发了抗议缅甸军政府的示威。联合国也进行紧急磋商,联合国安理会经过紧急磋商后,呼吁缅甸军政府接见联合国特使甘巴里,并敦促缅甸军政府保持克制。

当今世界政治的诡异在于,此次缅甸危机的焦点,除了仰光政权之外,还有缅甸的最大保护者中共政权。世界舆论和西方政府在谴责缅甸军政府的同时,也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共政权,敦促北京能够发挥影响力,向缅甸军政府施压,避免暴力镇压的升级,促进缅甸的民主进程。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是缅甸军政府的唯一伙伴,有的西方媒体甚至把缅甸比作中国的一个省。中共一直以源源不断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维护缅甸军人独裁,也一直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理由赦免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并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阻挠通过制裁缅甸的决议。在应对此次“袈裟革命”中,胡温政权故伎重施,再次祭起“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王牌,一面在国内尽量封锁“袈裟革命”的信息,一面在联合国动用否决权。

胡温政权如此反应,与其说是低调,不如说是纵容。其实,中共政权的“不干涉内政”,纯属扯淡。无论是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为了确保中共独裁这一最大的利益,中南海主人从来都是大慷中国纳税人之慨,充当“干涉他国内政”的先锋。毛时代公开地干涉他国内政,按照老毛的世界革命论和解放全人类口号,只有干涉所有国家的内政,才能实现全球上下红彤彤的共产理想。韩战、越战、红色高棉、孟加拉猛虎组织、缅甸游击队……中共都是最积极的干预者;后毛时代,随着苏东共产帝国的崩溃,中共政权学乖了,一面对西方世界高喊决不当头,一面扮演独裁国的大哥大,向那些苟延残喘的独裁小国提供物质援助和政治支持。特别是对最为残暴的两个亚洲独裁政权的扶持,中共更是出手大方。可以说,在今日世界上,中共是陷于国际孤立的金家政权和缅甸军政权的唯一伙伴。

然而,今天的中共不再是毛时代的发飙极权,而是精于利益计算的理智独裁;今日的世界大势也不再是冷战时代的势均力敌,而是自由势力不断扩张而独裁势力急遽萎缩。所以,中共在处理与独裁小国的关系上,不再是毛时代不顾代价的胡来,而是权衡利弊的应对。既要用伙伴关系笼络独裁小国,又要与西方大国展开某种程度的合作。所以,北京才会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也才会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作出某种妥协。现在,面对缅甸的“袈裟革命”,中共现政权也是玩弄灵活策略。

一方面,中共的核心利益是维持独裁统治,它也象缅甸军政府一样对本国人民欠下血债,1988年的屠杀与1989年的屠杀都是震惊世界的政权暴行。中共当然害怕近邻缅甸爆发又一场成功的“颜色革命”。如果缅甸的“袈裟革命”成功,必然清算1988年血债,也必然唤起中国人对1989年血债的记忆,激发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意愿;何况,如果缅甸的“袈裟革命”成功,很可能在亚洲带来连锁效应,让中共独裁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所以,无论如何,中共都要在经济上喂养、在政治上保护缅甸的独裁者。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硬实力迅速膨胀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共政权很想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提升自己的国际声誉,努力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所以,中共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政治博弈。而如果在应对缅甸局势上处理不好,将会对其国际声誉带来巨大的损害。特别是在北京奥运日益临近之时,胡温为了把这个最大的国际Party办成自己的盛宴,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改善形象。西方国家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压力,已经够胡温头痛,不得不以妥协姿态派出维和部队;现在的缅甸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弄不好就将严重地损害其国际形象,甚至带来国际上更大规模的抵制奥运的行动。所以,中共发言人才会呼吁缅甸当事各方克制,才会在行使否决权之后再与西方大国商谈缅甸危机。

另据海外媒体报道,在“袈裟革命”之前,中共官员在秘密督促缅甸军政府与反对党寻求调解的同时,也秘密会晤了缅甸民主运动代表,还安排了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艾瑞克。约翰与军政府代表的会晤,商谈释放缅甸民族英雄昂山素季的问题。现在,中共政权也在通过私下管道向缅甸军政府施加影响,要求其保持克制。

这个世界真够讽刺,面对小独裁的暴行,那么多强大的自由国家却束手无策,反而把遏制暴行的希望寄托在大独裁身上,而在18年前,这个大独裁用坦克追碾压年轻的大学生,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暴行。

这就是国际政治现实的丑陋,昂山素季的美丽再动人,也难以在短期内融化这坚硬的丑陋。这说明:世界上的独裁小国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就在于它们的背后站着独裁大国。冷战时代,大多数独裁国家的背后都站立着老大哥前苏联,所以,自由世界只能忍受开进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坦克;后冷战时代,大多数独裁国家的背后都站立着中国这个独裁大哥大,所以,自由国家面对苏丹、朝鲜、缅甸的人道灾难时,都要尽量争取中共政权的出面调停。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美丽而高贵的昂山素季必胜,她的坚定、博爱、理性、宽容,才是佛国缅甸的灵魂;那些敢于反抗暴政的紫红色袈裟,才是这个佛国的底色。

这美丽的灵魂和底色,就是最坚定的反抗。

2007年9月28日于北京家中(《观察》首发2007年9月28日)

卫子游:群众不守法,还是县长不懂法? ——由广西博白计生暴力事件说起

 

据中国法院网2007-07-24转引新华社的报导,此前遭逮捕的广西博白县两农民彭某、李某,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年。

同一篇报导中,以及迄今所有的相关国内国外资讯,都只字未提对博白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员作何处理。至此,发生在广西博白县的计生暴力事件再一次以村民的完败收场。

博白事件梗概

最近几年,因暴力拆迁、非法占地、环境污染、计生收费、拖欠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群体事件持续不断,致使一些农村地区出现动荡局面。5月份发生在广西博白县的计生暴力事件,是这种群体事件的一个缩影。

据《美国之音》5月22日新闻,发生在广西博白县的这起骚乱,属大规模群体事件,”有上万群众参与,而且有多人伤亡”.美国《时代》杂志援引新华社报导称,从5月17日上午开始,博白县顿谷镇300多名群众围堵在镇政府门口,其中有人辱骂、袭击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警,18日到19日,博白县又有6个乡镇接连发生部分群众聚集围堵政府驻地事件,一些乡镇最严重的时候聚集了近3000人,政府大门、围墙、大批办公设备、文件档案在冲击事件中被毁坏,少数肇事者还破坏、烧毁了数辆汽车、摩托车。当地不得不从周边地区紧急调动1千名警察维持秩序。

博白事件起因的两种说法

这么大的一起骚乱,是谁造成的呢?对此,存在里外两种不同说法。《时代》杂志提供的说法是,事件起因于广西博白县出台一个新政策。该政策规定,从1980年以来,所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费用从500元–70000元不等,甚至那些已经缴纳了”超生罚款”的家庭也必须缴纳。

《时代》杂志还报导,广西省博白县自从今年2月份开始到四月底,已经累计收缴了780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有些家庭强烈抵制这种收费,拒绝缴纳。地方当局于是采取非常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拘留了一些抵制罚款者,强行搜查房屋,强行收缴电器和摩托车等,最严重时,用铁锤和铁棒破坏村民的房屋,还威胁说要用推土机把房子推倒!村民把执法人员告上法庭,却遭到法院拒绝。一些村民迫不得已,便用电话进行联络,进行”组团对抗”.

另一种说法是博白县的县长副县长提供的。新华社南宁5月22日报导了对当地主要领导的采访,关于事件起因,博白县县长黄少明说:”一些群众对目前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不理解、不满意,一方面是因为不少群众生育观念和守法意识落后,另一方面政府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引发了群众的怨气。”博白县副县长黄维则表示:”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情绪串联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对抗政府,并实施烧、砸、抢等破坏行为。”

哪种说法更可信?

不难看出,对引发骚乱的原因,《时代》与新华社提供的资讯基本相反。按《时代》采访到的内容,我们可以认为,引发骚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博白党委和政府制定了令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收费政策,二是在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当地党政机关采取了野蛮的征收措施,激化了矛盾。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引发骚乱的责任者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新华社采访的对象主要是当地官员,因此采取的是官方视角。按当地官员的说法,事件起因有三个:1、群众生育观念和守法意识落后;2、工作中存在一些不妥;3、有人操纵利用群众闹事。按这两位官员的说法,事件的责任者主要是群众和野心家,执法人员的虽有责任,但是次要的,当地党和政府,包括这两位县长副县长大人,则没有任何责任。

两家新闻社,两种说法,我们应该听哪一家的好呢?听《时代》的?好象有相信洋人不相信自家人的崇洋媚外之嫌。听新华社的?然而,从新闻的角度看,《时代》涉及到事件起因的内容,用的是事实陈述,新华社则是价值判断。县长副县长嘴巴里吐出来的,都不是事实,而是自己对事件的单方面看法。新华社在提供这种看法时,只提及群众反感”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执法粗暴并且涉嫌乱收费”,”忘了”采访博白县的收费政策是否经过群众授权,也”忘了”采访村民和群众对该不该收这项费用的意见,实际上是把县委县政府擅自制定收费政策默认为无须置疑的合法前提,从而也就绕开了引发骚乱的核心原因。由于冲突发生在官员与群众之间,仅仅采访当地官员而不提及群众观点,两造中只有一造在场,另一造隐没不彰,不用说,这样的说法属于一面之辞,不足以让人信服。新闻的法则是客观呈现事实,追求真相,违背这条法则的不能称为新闻。新华社的报导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陈述,以一方的判断暗中代替了双方的判断,严格来说,只能叫作宣传,而不能称为新闻。由于新华社对事件起因的报导只有单方面的观点,而没有事实,因此,实际上它什么也没说。如此一分析之后,我们可以说,对博白县骚乱事件的深度报导,其实只有《时代》一家。对于无法亲赴当地调查的我们来说,要了解博白事件的起因,只能从《时代》的报导中查找。看来,倒还是洋人提供的消息可靠一些。

既是洋人的消息可靠,那么,我们根据现有的资讯,可以这么下结论:引发事件的原因,一是当地党委和政府制定了令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收费政策,二是在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当地党政机关采取了野蛮的征收措施,激化了矛盾。两个原因中,第二个是依附于第一个的,如果没有政策,不可能出现征收行为。所以,真正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当地党委和政府制定了令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收费政策。

这种原因论不是对洋人新闻的迷信,是经得起分析的。如果没有收费的事实在先,博白群众根本不会闹事于后。野心家即使真的有,想闹事,也得有个理由。没个合适的理由,上万的群众会冒着生命伤亡和进监狱的危险跟他走?

群众不守法,还是县长不懂法?

这种原因论既然不仅有事实依据,而且经得起分析,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来了,当地党委和政府为什么要制定令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收费政策?是群众不守法支持政策的执行,还是县委县政府违反人民意志擅自制定恶法?

从新华社提供的消息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读出博白县委县政府的收费理由:”博白县是广西的人口大县,总人口约160万人,而在新中国建立时,人口只有49万。当地官员说,由于人口增长太快,博白县目前的人均耕地面积大大缩减。由于人口增长迅速,经济落后,当地人’多子多福’生育观念没有太大转变,违法生育现象较为普遍。为了扭转局面,博白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执法行动。”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收费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当地人口增长。从这个理由中,我们还可以读出的信息是,博白县委县政府认为,为了达到控制人口增长这个目的,县委县政府有权力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采取收取巨额费用的措施。对此,村民只应该服从。如不服从,便是不守法。一句话,收费有理,抗拒非法。

尽管隐藏在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的县委县政府小集团的小算盘昭然若揭,但在此我们暂且不谈,单说这制定收费政策的权力,县委县政府它有吗?县委县政府能随便收费吗?众所周知,中国的宪法中写得明明白白,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在这样的人民国家里,统治者的一切权力,都需要被统治者,即人民的同意。这是隐含在宪法中的至上原则,是高级法,也是中国的最高法。任何与这个法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政策,都因其违反宪法而应被视为非法。这,应当是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行使一切权力时必须遵守的根本法则。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博白县未经人民同意,擅自制定侵犯人民直接经济利益的政策,并以官僚的意志强迫人民服从,这些,都证明了该县领导层根本不知道这个宪法原则,不遵守这个最高原则。也就是说,该县的县委县政府根本不懂法。

不受限制的立法权力是动乱之源

在上者道揆,在下者法守,统治者口含天宪,有权把一切他认为有理有利的东西施加给民众。我是统治者,我想把什么变为法律政策,就可以把什么变为法律政策,不仅正当,而且天经地义。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观,在中国根深蒂固。而中国几千年治乱循环,与这种反法治的观念有很大关系。与立法权的不受约束所造成的危害相比,执行层面的滥用权力,倒还是个次要问题。人类经验表明,解决这个症结的有效办法,就是对统治者的立法权力进行限制,把什么是法律政策,什么不是法律政策,统治者应干什么,可干什么的决定权交还给民众手中。法治的根本,不是官员制定和执行法律,群众遵守法律,而是在什么是法律的问题上,决定权在人民那边。人民手握这个最高决定权,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限制。近些年来,农村的动荡已经让中央政府意识到,农村问题可能影响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减免了农业税,缩减了对农耕土地的征用。但是,这些优待农民的政策,只是施舍性质的,并没有解决农民对涉及自身的法律政策没有决策权这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只要农民不能对自己的事当家作主,命运被操持在官员手中,中国的农村地区就依然蕴含着动荡不安的危险。这些危险,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农民制造的,而是管农村的官员们的为所欲为所造成。农村的无政府,是政府的”无政府”——不受约束的滥用权力造成的。但是,骚乱一旦发生,几乎每次,都是找几个带头闹事的群众处罚了事,真正的不稳定制造者——党政官员们,责任几乎推得一干二净。骚乱过后,滥用权力照旧。从中央政府,到新华社这样的宣传机器,到地方党政官员,全都不去维护”统治者的一切权力都需要被统治者同意”这条最高的宪法原则,极力避免把骚乱的真正始作俑者归疚到绝对的制定法律政策的权力上面。如此下去,类似的骚乱,必会反复不断发生,而中央政府在稳定农村问题上的种种努力,最后只能是功败垂成。造成。农村的无政府,是政府的”无政府”——不受约束的滥用权力造成的。但是,骚乱一旦发生,几乎每次,都是找几个带头闹事的群众处罚了事,真正的不稳定制造者——党政官员们,责任几乎推得一干二净。骚乱过后,滥用权力照旧。从中央政府,到新华社这样的宣传机器,到地方党政官员,全都不去维护”统治者的一切权力都需要被统治者同意”这条最高的宪法原则,极力避免把骚乱的真正始作俑者归疚到绝对的制定法律政策的权力上面。如此下去,类似的骚乱,必会反复不断发生,而中央政府在稳定农村问题上的种种努力,最后只能是功败垂成。

井  蛙:强烈抗议缅甸军政府向僧侣开枪

 

 

自1988年8月8日缅甸军政府向和平示威的学生开枪之后,这场浩大的民主运动,并且经历了19年的淘洗。血,现在重新唤醒了我们。这个极权缅甸政府,究竟为缅甸的民主进程是否作过努力?这两天发生在仰光的屠杀事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笔者在民主领袖昂山素姬个人网页上,读到缅甸事态的发展以及题目为“19年来缅甸改变了什么?”一文。缅甸,什么都没改变,唯一改变的是,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而,更显著的是,昂山素姬依然在软禁之中,即使游行的队伍经过她的家门,她也无法获得支持表达自由的自由。

我为在仰光遇害的僧侣以及民众深感痛心,这样的遭遇不断地在我们眼前发生,1988年8月8日的缅甸,1989年6月4日的北京天安门。2007年9月血腥的缅甸,谁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大规模的北京天安门事件再次发生。我们不能为未来下定义,因为,缅甸和中国都没有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没有民选的合法的执法者。

我曾经在我的日记里写到,在我们亚洲,有两位智者值得我们去理解生命,一位是缅甸的伟大女性昂山素姬,另一位是流亡印度的西藏僧人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是我们作为亚洲人的智慧以及勇气的模楷。古代的印度,是佛诞生的圣土。经历了欧洲人的殖民战争以及民族纠纷,印度已经没有我们精神所向往的得道智者了。现在,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另一缕希望,那在贫瘠土地上生存着的达赖喇嘛。他给我们带来了思考的智慧,向善的智慧。使我们深深懂得,我们需要有超越任何权力的内在智慧和外在的修行。而,昂山素姬便是一个外在的修行者,她理性地表达了一个缅甸人的诉求。她勇敢地向极权政府挑战,她与中国的林昭相同的是,她们都是无畏的诗人。然而,她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林昭曾经是共产党人。她经历了被邪恶残害再到醒悟的过程。而,昂山素姬的觉悟来自于她父亲的遇刺和理性的西式教育。而林昭更像是诗人,她在监狱里疯狂地喊叫,被杀害前还血书十万。昂山素姬,一直在监狱里,似乎人们脑海里,她从来没有停止过监狱生活,失去自由并没有使她发疯致死。她理性地面对并且努力地争取自己的自由,她身上的冷静思考,就是达赖喇嘛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内在的智慧,佛性。

缅甸是一个佛教徒众多的国家。僧侣走上街头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表达民众的诉求,这本应该值得政府的关注。但是,警察却可以随意开枪!似乎生命从来就是脆弱的,在枪支炮弹面前。似乎,在这些落后,极权的国土里,人民的生命从来就是低贱的。我在此,不得不沉痛表达我对在仰光遭受缅甸军政府杀害的僧侣以及其他无辜死去的民众哀悼;我不得不对无顾民意,滥杀无辜的强权政府表达我的坚定立场:反对并推翻一切暴力极权政府!

缅甸军政府即使下台,也无法洗去今天的血迹,更无法抹除1988年8月8日的血债。我不知道,如果队伍中的僧侣,其中一位是达赖喇嘛,那又将会有什么结果呢?是否也是死伤无数呢?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十九年来,什么都没改变过。

 

2007-9-27

 SAND BEACH

龙应台:我看《色戒》

易先生回来了,王佳芝永远不会回到牌桌上  本版剧照由剧组提供,其余为资料照片

 

 

“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李安说。

一、抢救历史

“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李安说。

我问的是,《色,戒》里老上海街景是如何拍出来的。他说,他的研究团队下了很深的工夫,而上海制片厂也大手笔地重现了上海老街。

“建筑材料呢?”

“也是真的。”

我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但是再追一句:“可是,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是真的吗?”

“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李安说。

他提醒我,第二次再看时,注意看易先生办公室里那张桌子。民国时代的桌子,他找了很久,因为大陆已经没有这样的东西。桌上所有的文具,包括一只杯子,都费了很大的工夫寻找。

“你有没有注意到易先生办公桌后侧有一个很大的雕像?”

啊?没有。

“是钟馗。搞特务的都会放个钟馗在办公室里。”

李安并非只是在忠实于张爱玲的原著,他是在设法忠实于一段灰飞烟灭的历史。易先生进出的门禁森严的后巷,还真的就是当年76号特务头子之一李士群的住宅后巷。

香港又怎么拍的?香港的老街根本拆光了,大学生坐电车那些看起来像中环德辅道的镜头,怎么来的?

“那是槟城和怡保。那里的街屋和老香港一样,但是保留得很完整,只是马来西亚的屋顶是斜的,所以要作些计算机处理。”

“那电车怎么来的?”

“特别做的,真的电车。”

学生演戏的部分,是在香港大学陆佑堂里头拍的。1910年代的建筑,立在山头,仍旧风姿绰约。拍学生演戏的那一段,李安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影片里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在台北国立艺专第一次演话剧时所经历的:大学礼堂的舞台,纯真年轻的学生,从演戏里头发挥自己又找到自己的奇异经验,演完以后大伙兴奋地去吃宵夜,空空的街上下着小雨……

李安在叙述,我看着他的眼睛,很大的眼睛,温煦、诚恳,但是很深刻。这里有好几层的人生和故事交叉重叠了:20岁的李安和20岁的王佳芝、邝裕民,过去的年轻演员李安和现在的年轻演员汤唯。从前和此刻,戏里和戏外,剧本和人生,层层交织。

在寻找易先生的办公桌时,浮现在李安脑里的是“小时候爸爸会用的那种桌子”。《色,戒》在寻找的,是爸爸的时代会看的电影,会哼的歌,会穿的衣服,会摆在书架上的书,还有民国的口音。一口京腔普通话的汤唯得上课改学南方的国语。梁朝伟、王力宏、汤唯上了三个月的课,要读《未央歌》、《蓝与黑》,要看尤敏主演的《星星月亮太阳》,要听当时的流行音乐,要读戴笠和胡兰成的传记和作品,要熟悉张爱玲作品里的每一个字,要进入一个有纵深的、完整的历史情境。

很深地“浸泡”在那个历史情境里,李安说,拍到后来,几乎有点被“附身”的感觉。“是张爱玲的作品找我,不是我找它。这段历史,就是要被留下来。”

“可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距离那个时代,太遥远了。”似乎说得口都干了,他喝了一口茶,继续,“我们这一代还知道一点点,我们这一代不拍这电影,将来,就永远不可能了。”

我看着李安。这是香港中环的四季酒店,接近晚上11点,我突然发现了《色,戒》是什么。

它是李安个人的“抢救历史”行动。也许是张爱玲小说里人性的矛盾吸引了他,也许是张爱玲离经叛道的价值观触动了他,也许是小说的电影笔法启发了他,但是,真正拍起来,却是一个非常个人的理由,使得他以“人类学家”的求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精准态度去“落实”张爱玲的小说,把上世纪四零年代的民国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他非常自觉,这段民国史,在香港只是看不见的边缘,在大陆早已湮没沉埋,在台湾,逐渐被去除,被遗忘,被抛弃,如果他不做,这一段就可能永远地沉没。他在抢救一段他自己是其中一部分的式微的历史。

“话剧团的部分在港大陆佑堂拍,你知道陆佑是什么人吗?”

他摇头。

“你记得民国五十三年,有架飞机因为劫机在台中附近掉下来,死了五六十个人,很多电影圈的重要人物,里面有个人叫陆运涛?”

“当然知道,”李安说,“他是电懋电影的创立人,《星星月亮太阳》就是他的。他那时先来花莲,还有雷震跟赵雷,我那时九岁,还跟他们一起照相,印象很深刻。”

“陆佑,就是陆运涛的父亲。”

啊……他不说话了,可是我们可能都在想一样的事情:历史的许多蛛丝马迹,看似互不相关,却会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蓦然浮现,仿佛它找到了你。张爱玲在1939年拎着一只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许地山是她的系主任。战火开打时,她在陆佑堂的临时医院里作学生看护,外表清纯的女学生心里深藏着一个人性X光照相机,喀嚓喀嚓拍下人世的荒芜。二十几岁的港大女生张爱玲,是否料到70年后在陆佑堂,有个李安试图把她褪色的胶卷还原?

如果张爱玲有“忠奸意识”,她大概也不会嫁给“汉奸文人”胡兰成啊

 

 

汤唯演的,是王佳芝和张爱玲的重叠

二、性在绝望里

床戏演得那样真实,那样彻底,使我对两位演员肃然起敬,但是,如果不是演员对导演有极度的信任,这样没有保留的演出是做不到的。李安是如何说服演员在这部电影里,激烈而直接的性是必要的呢?

我相信它的必要。

张爱玲的这篇“不好看”的小说,之所以惊世骇俗,主要是因为小说中违反世俗的黑白不分、忠奸不明的价值观。一般的作者去处理女特工和汉奸的故事,难免要写女特工的壮烈和汉奸的可恶。张爱玲的女特工却因为私情而害了国事,张爱玲的汉奸,也不那么明白地可恶,长得“苍白清秀”,最贴近的描述,透露的倒有几分可怜:“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更“严重”的是,女特工之所以动情,那情却也不是一般浪漫小说里的纯纯的爱,而是,性爱。“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征服一个男人通过他的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如果王佳芝背叛了她的同志,是由于她纯纯的爱,她还可能被世俗谅解甚至美化,但是,她却是因为性的享受,而产生情,而背叛大义,这,才是真正的离经叛道,才是小说真正的强大张力所在。“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就权力的掌控而言,易先生是“猎人”,王佳芝是“猎物”;就肉体的释放而言,王佳芝可能是“猎人”,易先生是“猎物”。

因为有如此浓烈的“色”,才会有危险而肃杀的“戒”。易先生把一枚“戒指”圈在王佳芝的手指上,究竟是易先生施“戒”于王,还是王是易先生的“戒”,恐怕是一个辩证关系、互为连环。“虎”和“伥”是什么关系?“伥”和“娼”又是什么关系?在小说里,性写得隐晦,但是张爱玲仿佛给李安写了导演指示:“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是一个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指示。导演完全看见了性爱在这出戏里关键的地位,所有的戏剧矛盾和紧张,其实都源自这里。

李安对性爱的拿捏,非常精准。头一场床戏的暴虐或可被批评为缺乏创意,因为专家会指出,这种性的暴虐在纳粹电影里常会出现,用来凸显“权势就是春药”的主题。但是在其后的床戏中,两人身体之极尽缠绕交揉而神情之极尽控制紧绷,充分呈现了两人对自己、对命运的态度:易先生对战事早有坏的预感,知道自己前途堪虞。王佳芝更是走在火烫的刀山上,命提在手里。两人的表情,有绝望的神色,性爱,是亡命之徒的惟一救赎也是最后一搏;加上一张床外面的世界是狼犬和手枪,暗杀和刑求,阴雨绵绵,“色”与“戒”在这里做最尖锐的抵触对峙,李安把戏剧的张力拉到接近断裂边缘。

张爱玲曾经深爱胡兰成,胡兰成曾经伤害张爱玲。张爱玲对于“汉奸”胡兰成,有多么深的爱和恨?不敢说,但是在《色,戒》里,王佳芝身上有那么多张爱玲的影子,而易先生身上又无法不令人联想胡兰成。《色,戒》会让张爱玲涂涂写写30年,最后写出来,又是一个藏的比露的多得多的东西,太多的欲言又止,太多的语焉不详,太复杂的情感,太暧昧的态度,从上世纪四零年代她刚出道就被指控为“汉奸文人”这段历程来看,《色,戒》可能真是隐藏着最多张爱玲内心情感纠缠的一篇作品。

《色,戒》,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写郑苹如和丁默邨的故事,实际上,那幽微暗色的心理世界,那爱与恨、“猎人与猎物”、“虎与伥”的关系,那“终极的占有”,写的哪里是郑苹如和丁默邨呢?李安说,他让梁朝伟揣摩易先生角色时,是让他把丁默邨、李士群、胡兰成、戴笠四个人的特质糅合在一起的。汤唯演的,是王佳芝和张爱玲的重叠。

性爱可以演出这样一个艺术的深度,Bravo,李安。

 

《色,戒》,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写郑苹如和丁默邨的故事

三、贪看湖上清风

电影的瞬间大众魅力真的不是文学的慢火细炖可以比的。张爱玲的《色,戒》是一篇比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如果不知史实背景,小说本身的隐晦粗描笔法更让一般的读者难以入门。李安的电影,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边落还边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凉凉的小说也被人手人嘴磨蹭得热了。

小说里的汉奸大坏蛋易先生,因为在小说里被处理得不够“坏”,当年《色,戒》发表时还被评论家批判,觉得张爱玲是非不明、忠奸不分。当时读了“域外人”对张爱玲的批评,我忍不住大笑。胡兰成不早就说过张爱玲的人格特质了吗?在《民国女子》里,他这么看23岁的她:“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又说,“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而且,张爱玲文学作品里头最让人震撼、最深刻的部分,不正是她那极为特殊、极为罕见的“不悲天悯人”的酷眼?

如果张爱玲有一般人的“忠奸意识”,她大概也不会在23岁时,嫁给了赫赫有名的“汉奸文人”胡兰成啊。

易先生在小说里不够“坏”,除了张爱玲本身的认知价值和性格,除了她和胡兰成的极深刻、极缠绵的爱情之外,我看见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角度,那就是:小说和电影之外,民国史里头的“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

易先生的“原型”丁默邨,1903年出生,因为陈立夫的举荐而做了调查统计局第三处的处长,第三处后来撤销,他就加入了汪精卫的政府,历任要职。中日战争结束前夕,他是“伪浙江省省长”。1947年5月1日,丁默邨被枪毙,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决书里列出好多罪状,包括“主使戕害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及前江苏高二法院庭长郁华、与参加中统局工作之郑苹如……”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南京市档案馆所保存成书的审讯汉奸笔录、判决书、种种作为证据的信件、电报、便条等等,慢慢地看出一个故事的轮廓。尘封的史料所透露的真实人生如此曲折,几乎有血肉模糊之感,其幽微伤痛讽刺残酷完全不需要假借文学家之手。

在郑苹如因为刺杀丁默邨未遂而被秘密枪决之后一年,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邨秘密取得了联系,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邨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毫无疑义的。而在日本战败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趁机坐大以及新军阀崛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邨这个棋子。他被国府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我读到戴笠给“默?吾兄”的手书,戴氏要求丁在混乱危险中“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邨也确实一一执行了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邨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稳稳地接收了浙江。

夜半读史,我揉揉眼睛,困惑不已。

那么这丁默邨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做苹果里的一条虫,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营的间谍,其处境何等危险,其功劳何等重要。在战争中,隐藏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不是吗?

当重庆政府需要丁默邨的协助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应允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好啦,那么为什么国民政府在胜利后就杀对它有功的“降将”和“间谍”呢?尤其在早已给予不杀的具体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蒋介石吗?

正在困惑时,陈立夫的回忆录出版了。于是飞电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欧”。一周后书寄到,邮差从雪地里走来,胡子上还黏着白花花的细雪。我从他手中接过书,一把拆了包装,几乎就在那微微的飘雪中读了起来。

我竟然找到了答案。

《陈立夫回忆录》第232页: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地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丁默邨就被枪毙了。只因为他从狱中出来,贪看一点湖上清风,被一小报记者认出来,写上了报。

啊,我不禁掩卷叹息。难怪丁默邨的死刑判决书读起来那么地强词夺理,对丁默邨所提出来为自己生命做辩护的种种白纸黑字的有力证据完全漠视。原来,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

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

林  达:谁的意志是“国家意志”?

 

媒体最近报道,上海新历史教科书叫停,使用重新编写的教科书。从这条新闻里我学到了一个新词“国家意志”,“教科书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这个道理解答了我多年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文革”后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说实话有些必修课是绝大多数同学都不愿意上的,那就是几大政治课。不愿上也得上,因为它们是升学毕业拿学位需要的总分和平均分的实打实来源。而且,这些课的内容从中学,高考,毕业,研究生,都必修,都要背,都要考。当我们在大学里学其中关于十大路线斗争的内容时,正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前几天课堂上讲的坏人,几天后报纸上就翻案了,可是老师照样还讲,学生照样还背,考试照样还考。讲的人照本宣科,学的人鹦鹉学舌,考的时候严禁独立思考。这些课程是非常折磨人的。一旦考试结束,学生们飞快地把背出来的答案清仓出空,再也不愿回顾。我此后多年一直不明白,学校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学生呢?这些课实实在在是没有学到东西,除了让学生感受痛苦外,一点用没有。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不是我们学生或者学生的家长或者就业市场能够决定的。这是“国家意志”。

“国家意志”的说法,让人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庄重和严肃。这好像是一句理所当然的话,是不可置疑的。可是这种说法有必要推敲一番。我不想问“教科书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有一个问题却无法回避,那就是:如果要让这一原则得以贯彻,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什么是“国家意志”,我们到哪里去找“国家意志”,当我们有了疑惑或者分歧,比如对中学历史教科书有了争议的时候,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国家意志”给我们的答案呢?

“意志”这种东西,和“意识”、“思想”一样,应该是和人有关系。如果一个对象不是人类,甚至不是生物,那就谈不上有意识,有思想,有意志。崇山峻岭,江河湖海,城市乡村,虽然壮丽伟大,但是它们有意志吗?如果说它们也有意志,那就成了泛神论了。

那么“国家”能有“意志”吗?一样的道理,国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一对象不是生物性的,它本身谈不上有意识,有意志。

于是,在这次有关历史教科书的新闻里,有些文章就比较具体一些,称之为“政府意志”,“教科书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政府既然颁布法令,管理社会,看上去也就是一个有自身“意志”的对象。其实不然。现代政府是众人委托来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机构的通称。政府是一些具体而言的部门,一些办公室和写字台、文件柜的总称。政府也不是生物性的。它和山河大地、街道建筑一样,本身谈不上有意识,有意志。

所以,如果说有“国家意志”,“政府意志”,那么一定是指某些“人”的“意志”,是这些人的意志被用来指“国家意志”或“政府意志”。也就是说,在“国家意志”这个庄严词汇的后面,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只能是和你我一样的人,在那儿感觉,在那儿思想,在那儿有意志。

于是,问题来了。既然“国家意志”也是一些人的意志,那么为什么这些人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就用于支配千家万户孩子们读的教科书呢,而这千家万户的家长们就只有服从的份?这些人的意志可以获取“国家意志”这样的力量,可以影响下一代所有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如此资格是如何得来的?

其次,暂且让我们承认,我们这个国家是有一些人,他们的天赋、能力、阅历、学问、洞察,等等,使得他们不同于常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志,是可以引导普通人,所以他们可以代表“国家意志”。那么,仍然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怎样来辨别鉴定这些人,通过怎样的一套方式来发现他们不同凡响的“意志”呢?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放心,说让这样的“国家意志”来编写教科书,就会对我们的后代孩子有利,对我们这个社会有利?我们怎么能让自己放心不给忽悠了呢?

看来其他国家的人在此问题上更多虑一些,所以好像发达国家编写教科书的时候,是采用竞争淘汰的方式,好不好试了以后让教师学生来评说,而不是放心交给“国家意志”。中国人喜欢秩序,不喜欢竞争淘汰的乱糟糟,所以,与其说我们比他国人更得天独厚地拥有聪明的“国家意志”,还不如说我们是在暗暗地盼望着一个至高的“意志”,把我们引向光明之路。可惜,国家本身没有意志,政府本身也不会有意志。既然“国家意志”不是普通小民百姓的意志,那么寻找国家意志的道路,只有一条,必然找到上面去,最后找到的只能是“领导的意志”。

这样一来,“教科书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这句话,究其实质内容,其实应该说“教科书是领导意志的体现”。对不对暂且不管,至少现在这句话是可以捉摸可以实践的了。你倒说说看,“国家意志”落到实处,不是领导的意志,还能是谁的意志?到此我们可以预测,未来历史教科书,是要在“领导意志”指导下来编写的了。

连  岳:抄得漂亮也可以进作协

 

作协这个神圣组织,很长一段时间来,有人在丑化它,似乎看起来成了神圣小丑组织。嘲弄者的理由很可笑,说全世界只有我们的作家要包起来,养起来,领工资,混级别。在我看来,这纯粹是嫉妒,没混进作协,难免饥一顿,饱一顿,对那些从此饮甘餍肥的人,有醋意是自然的。他们的论据也站不住,我们这个国家还养猪最多呢,也没见他们抱怨,事实上,猪的存栏数一旦少了,肉价就赶超稿费了。

有志进入作协的人,千万不能像我这样老写错话。只要你创作严谨,就是年轻,也可以加入作协,铁凝主席上台以后,据说大力提倡年轻化,这个方向是对的,创作与磕头一样,都是体力活,年轻人做起来比较有朝气。9月24日,2007年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名单揭晓,深受拥戴的原创作家郭敬明众望所归,成为会员,他的推荐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郭敬明是‘80后’作家中最突出的代表,在青少年读者群中极具影响力,他的作品写出了这个时代文学所具有的新的品质和感染力,其影响力和文学的水准都足以使他具备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资格”。

很失望,我看了好几遍榜单,没有发现我自己的名字,看来也不能托大,我决定带着我的作品,去找找郭敬明的另一个推荐人——王蒙老先生,不知他法眼开不开。我的作品虽然与郭敬明有较大的差距,但自认为入会也是够格的,我写了很多,就只让王蒙先生看三部吧,他老人家现在眼神不好,不能让他太累了,分别是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题目待改,夹杂英文,不太符合主旋律),还有时评作品集《且介亭杂文》——你说什么?我这全是抄袭鲁迅的?你们大人的世界真复杂,有本事你也去抄呀,郭敬明不那么努力地抄,怎么会有“这个时代文学所具有的新的品质和感染力”?不要跟时代过不去嘛……

再说了,嫉恶如仇的王蒙也表态了,进作协又不是选“道德楷模”,跟鞋匠还是要有不同的。不要那么较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抄袭都干得这么漂亮,以后还有什么难事?我看都不需要过渡期了,直接当上海作协主席得了。中国文化不进步,就是有太多人吹毛求疵,只有破坏性,没一点建设性,抄也有建设性呀,它是在向大师致敬,是在练习语感。还有,前段时间,铁凝主席为贾平凹当主编的《美文》题词,“风华正茂”的“茂”字里多写了一点,草字头下面的“戊”变成了“戍”,就这一点屁事,有那么多唯恐天下不乱的批评,还好,铁主席知道,最大的轻蔑就是不予理会。结果呢?树欲静而风不止,逼得书法家贾平凹出来为这些愚民上书法启蒙课,他说“在书法中,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因此铁凝没有写错字”。

在我看来,铁凝不仅没有写错字,还别有深意,她分明是在指示:“多一点风华正茂”——我有这个独到的发现,不知能否破格加入作协?我有这个急迫感是因为社会太纷扰,什么鸟都有,只有作协,才有王蒙、贾平凹和郭敬明这样老中青三代好乌——最后一个字,由于追求书法艺术,少写了一点。

 

余  杰: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六十岁的昂山素季

亚洲自由女神——-昂山素季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

是那些日韩偶像剧中美轮美奂的明星,还是港台戴着影后桂冠的演员,抑或中国大陆本土制造的青春靓女?是日本的藤原纪香,还是韩国的全智贤?是香港的张曼玉,还是大陆的徐静蕾?

不,都不是。因为我在这里所说的“美丽”,不单单是指相貌的美丽,更注重心灵的美丽和精神的美丽。当我在网络上看到缅甸人权运动领袖昂山素季以绝食来抗议军政府暴行的消息时,我终于找到了准确无误的答案:是昂山素季,她才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

昂山素季,这位今日亚洲最伟大的良心,这位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正如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公告中所赞美的那样,“她的斗争是近几十年来在亚洲所表现出的公众勇气的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她已成为反抗压迫的斗争中一个重要的象征。”她如同一朵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这一次,昂山素季为在军政权压榨下苦苦挣扎的缅甸人民绝食,为那些在黑暗中呻吟和呼吸的同胞绝食,也是为所有生活在不自由和非民主国度中的人民绝食。

她为了解救被奴役的同胞而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这位本来可以在西方过着极其优越的生活的学者。

她为了帮助那些被凌辱的百姓而处于饥饿之中,这位弱小、文雅而静穆如一池秋水的东方女性。

与已然崩溃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相似,缅甸军政权是当今世界最残暴、最僵硬的独裁政权之一。缅甸军方于一九六二年夺取政权,迅速建立起严苛的专制统治。几代粗鄙不堪的军头,均无力创造某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是用赤裸裸的暴力来维系其权力。他们悍然取消缅甸人民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将这个昔日和平温馨的东南亚佛国变成困苦不堪的“动物庄园”。

虽然缅甸只是一个位于东亚边陲的穷国,并无外敌入侵的危险,军头们却逐渐组建起一支庞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并一个个自封为“大将”——他们可不像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那么谦虚,卡氏仅仅自称“上校”。

一九八八年,当缅甸人民发起反抗军政权的游行示威时,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共有两百多名无辜民众死难。因为缅甸国小力弱、经济落后、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偏远,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并未受到外界应有的关注。西方大国的媒体和政府也有“世故”的一面,他们对这个东亚一角的穷国、“亚洲的波兰”闭上了眼睛。

这个时候,弱不禁风的昂山素季站了出来。

那一刻,甘地的教导回响在她耳边:“对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而言,最了不起的天赋是无畏——不是全然的血气之勇,而是打从心中没有恐惧。”昂山素季的理想便是,让缅甸人民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面对不受制衡的强权时,勇气和坚忍的不尽泉源,大体上是对于伦理道德原则神圣的坚定信仰,伴同一种历史感——即,无论人的现状是多么退步,终久,人类在精神上和人类责任的根植之处,是对于完美的概念、是达成她的愿望、是迷途知返的智慧、是坚定向前的决心。”

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当年曾经奋起反抗英国和日本两个殖民大国在缅甸的统治,二战之后继续为缅甸的独立和民主而奔走呼号。昂山在缅甸人民当中享有崇高威望,是缅甸军队的创始人,且被誉为“缅甸之父”。一九四七年,在缅甸独立前一年,昂山在国会开会时被政敌所暗杀。当时,他的女儿昂山素季年仅两岁。

父亲死后,昂山素季随母亲旅居印度。之后她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毕业后留校任职。其间,昂山素季结识了牛津大学的教授阿里斯,不久之后两人相爱结婚。

然而,历史的宿命没有让昂山素季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或书斋里的学者。命运对她另有安排。一九八八年,昂山素季回国料理母亲的丧事,本来她只是计划作短暂的停留。谁也没有料到,此时此刻,缅甸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反抗军政府残暴和腐败的统治。枪声在首都响起来。自己国家的军队向自己的人民开枪,比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军队还要视人命如草芥。

“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八月二十六日,仰光近百万群众在瑞德贡大金塔西门外广场集会,昂山素季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民众发表演说。她一身雪白的长裙,宛如一只从仙境飞来的白天鹅。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态、铿锵有力的声调、掷地有声的言词令所有在场的民众印象深刻。

此时此刻,饱受蹂躏的缅甸人民终于欣喜地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领袖诞生了。从那一刻起,昂山素季不再是一名居高临下的旁观者,而成为承载沉重的家国命运的“史诗中的史诗”。昂山素季性格腼腆,其实并不喜欢政治这一领域,她更想当作家,她对缅甸的历史和和文化有深刻的研究,“但是,我参加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近代以来缅甸的历史,是一幕迄今仍然在上演的充满血雨腥风的大悲剧。比起昔日的殖民者更可怕的,是本国军阀们对民众的“自我殖民主义”。利用暴力和恐惧,军政权将这片六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他们脚下的“私产”,将四千五百万人民变成了他们手中的“人质”,这是一种不加任何掩饰的“国家恐怖主义”。在枪口之下,人们不得不沉默了,人们在贫困中连呻吟的声音都不敢发出来。邱吉尔说,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那么,军政权无疑是一种最坏的政权。

昂山素季敏锐地发现了缅甸悲剧的根源——“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让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使人人都是灵魂的残缺者,这正是独裁者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而要改变这种“灵魂受伤”的状况并非易事。

昂山素季认为,惟一方法就是:“作为一个沉思的从业者,我有许多打破习惯的方法。打破伪善恶习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她坚信,世界应该适合于理性、文明的人类,这个世界观促使一个人勇于冒险、勇于受苦,以建立没有匮乏、没有恐惧的社会。真诚、公正和同情,这些观念不能够被当作平凡、陈腐的东西忘掉,因为它们常常是抗衡无情强权的最后堡垒。

从此,昂山素季,这个外表柔弱、身材单薄的女子,成了缅甸军政府最头疼的人物。当局出版大量读物攻击昂山素季,说她受到共产党徒唆使,亵渎神明和企图分裂军队,罪状斑斑。但是,到底谁才是麻烦制造者呢?

昂山素季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官衔,却拥有缅甸人民的心。她深知,绝对不能采取以暴易暴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危机,这种方法表面上看最有效果,实际上却让自己堕落为与军政权同样的地步。

在《自由》一书中,昂山素季指出:“一些人改变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当南非的旧政府、拉丁美洲的军事专政进行独裁统治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这些变化不可避免,这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最好道路。我所表达的真正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她希望所有良知尚存的当权者接受这样的建议,尽早启动民主化改革,而不必等到人民起来推翻之。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昂山素季组建了她自己的、也是缅甸人民的政党“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并出任总书记。这是对军政权的第一次挑战。民盟很快发展壮大,成为全缅最大的反对党。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日,缅甸军政府因为国殇日而特别派驻在昂山素季家门外的病员,有十一部卡车之多。当她试图离家到烈士墓地作私人性质的参拜时,却遭到阻挡。当局以煽动骚乱为罪名,宣布对昂山素季实行为期十二个月的软禁,昂山素季的电话和其他通讯手段全部被切断。同时,当局逮捕了两千名民盟的支持者。《纽约时报》报道说:“在狱中的民主人士遭到例行的、有时是残酷的凌虐。据报告,酷刑包括殴打和拷问。”

对于软禁,昂山素季的回应是:“要求移监仰光的印塞因监狱,与其支持者中之被捕者受同样待遇。”其要求不被理会,于是她立即展开绝食抗议。此次绝食抗议历时十二天。在此期间,她只饮水。直到当局承诺“被捕者的案子将经由适当的法律程序处理”,她的绝食抗议才告结束。

身体被囚,并不能阻挡灵魂的飞翔。军政权的这一愚蠢的做法,成为对昂山素季免费的“助选”。一九九零年五月,军政权宣布,缅甸将举行大选,他们认为昂山素季长期被软禁,已经失去了号召力;而民盟经过打压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动员能力,因此当选者无疑是手握党政军大权的他们自己。结果,民盟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一共赢得了议会四百九十五个议席中的三百九十二席。

惊慌失措的军政府对此次大选的结果不予承认。他们不仅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而且继续监禁昂山素季。军方组建了“恢复国家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来掌握政权,后来又将其改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殊不知,这些粗暴专横的军人自己,才是国家的法律和秩序、和平与发展的最大敌人。他们为了个人的野心和贪婪,破坏了国家的法律和秩序,阻碍了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他们的统治已然丧失了合法性,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权力,这个政权只有通过野蛮的暴力来威吓人民。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昂山素季的丈夫阿里斯患癌症在伦敦去世。他曾请求缅甸当局让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去看看妻子,但被蛮横地拒绝了。从一九九五年圣诞节去看过妻子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看过她。他孤独地死去,但他完全理解妻子所做的一切,并与她一起承担了巨大的痛苦。

昂山素季在狱中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军政权催促她去英国,与两个儿子团聚。但是,昂山素季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祖国,就再也不能回来了。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在日益受到民主化的“第三波”冲击的亚洲地区,一方面是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却是政治的黑金化和政客的戏子化。亚洲能够诞生自己的伟大政治家吗——像非洲的曼德拉、像欧洲的哈维尔?

昂山素季是亚洲地区惟一能够称之为“伟大”的政治家。一九八八年之后,民盟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昂山素季本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禁中度过。二零零三年春天,她短暂地获释过一段时间,不久军政权又以“安全原因”为理由重新剥夺了她的自由。

尽管如此,昂山素季仍然堪称当代亚洲最有力量、最有魅力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将权力传给儿子的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在昂山素季面前能不羞愧吗?那些深陷黑金漩涡中的日本政客,在昂山素季面前能不羞愧吗?甚至曾经是人权活动家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因急功近利的“阳光政策”和家族丑闻,在昂山素季面前黯然失色了。

很多人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肮脏的领域,只有那些“厚黑”之人,才能选择进入该领域。但是,昂山素季轻车简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她领我们穿越了政治那黑暗的沼泽地,改变了我们对政治固有的偏见。

昂山素季所拥有的是一种“无权者的力量”。某些自我膨胀的独裁者,其手中控制着几百枚核弹的红色按钮,能在几分钟之内毁灭世界,因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而谦卑温柔的昂山素季,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单单拥有一颗“同情和慈悲的爱心”。她正是依靠着“同情和爱心”,赢得了缅甸人民的爱戴和世界人民的尊重。

昂山素季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第一次明确阐释了佛教与民主自由的关系,如果她的事业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她便是第一个将佛教观念与民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家和实践家。昂山素季是从宗教的高度来审视与理解政治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民主政治,一个有着同情心和爱心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应羞于在政治上谈论同情心和爱心,同情和爱的价值理应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正义需要宽恕来缓和。一个记者问我:”你和别人交谈时总是对宗教谈论很多,为什么?‘我回答:“因为政治是关于人的,我不能将人和他的精神价值分离开。’”

一九九一年,昂山素季获得了世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她无法亲自前往挪威领奖,只好让儿子代表她发表答词。在这份答词中,特意引述了昂山素季的一段名言:“在缅甸追求民主,是一国民作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与平等的成员,过一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的斗争。它是永不停止的人类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他自然属性的瑕疵。”

对于昂山素季无法亲自前来挪威接受奖项,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深表遗憾。他在颁奖典礼上回顾了历史上与之相同命运的其他三位获奖者的故事:德国的卡尔?冯?奥西埃茨基、苏联的萨哈罗夫和波兰的瓦文萨。卡尔?冯?奥西埃茨基是反抗纳粹暴政的英雄,他的获奖被视为诺贝尔和平奖在人权方面最早的授奖。然而,这一巨大的荣誉并没有改变奥氏悲惨的遭遇:他最终死在了希特勒那地狱般的集中营里。萨哈罗夫和瓦文萨也都无法出国领奖,他们不能获得护照。但是,幸运的是,萨哈罗夫看到了民主的曙光,瓦文萨则看到了民主的实现。

过去的历史既有幽暗的一页,更有光明的启示。因此,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向远方的昂山素季发出了无比美好的祝愿:“我们希望昂山素季也看到她的斗争戴上胜利的花冠。”

但是,那一天何时能够到来?

在亚洲,等待自由的降临需要特别的耐心。

毕竟这块大陆太古老了,有太多的包袱需要卸下来。

此后,又过去了十四年漫长的时光。昂山素季已经六十岁了。

缅甸依然处于经济凋敝、人权恶化的可悲境况之中。只是因为两名军头飞机失事,才使得外强中干的军政权不得不做出一点“改革”的姿态来。缓和的面孔刚刚露出来,立即又收回去了。随着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自恃掌握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的缅甸当局,又开始财大气粗了。他们认为在此国际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制裁完全可以抵御。因此,国内的高压还可以长期持续下去。

国际上关注昂山素季的热度也在降低。人类的同情心是有限度的,当缅甸问题沉疴难起的时候,外界也逐渐失去了耐心。东盟等地区性组织开始与缅甸当局展开一系列的合作,俄罗斯也贩卖了大批先进武器。昂山素季的自由,望眼欲穿。

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这是人类寻求自由的历史中最大的一个悖论。归国之后十七年来,昂山素季对当初的选择可以说是无怨无悔。她已经恒久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了,过早成熟的孩子们通常只能在梦中与母亲相会。对于母亲来说这是何等的痛苦!但是,令昂山素季感到欣慰的是,每个热爱自由的缅甸人都是她的孩子。

漫长的幽禁生活,使昂山素季头发花白了,光洁的脸庞上布满了浅浅的鱼尾纹。她那容貌的美丽正在迅速消失,她在精神上的力量却一天天增强。她不再是那个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埋头苦读的少女,也不再是那个伦敦花园中精心操持家务的主妇,她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希望,成为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

羸弱的昂山素季与狮子般咆哮的军政权之间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这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冲突,正如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在颁奖演说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相信,我们普通人感受到了,昂山素季以她的勇气、她的崇高理想诱发了我们内心一些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感觉到,我们正是需要她这样的人来维持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念。这正是使得她成为这样一种象征的东西,正是为什么对她的任何虐待都使我们仿佛感觉伤害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因。这位被囚禁的瘦小女性代表了一种明确的希望,知道她的存在,这给我们以对于正义力量的信心和信念。”

是的,善良和美丽是人类潜在的优秀素质,有的时候,它们在我们的身体内沉睡了,但它们可以被榜样的力量激发出来。昂山素季便是一种善良和美丽的“催化剂”。这是一种特殊的美丽,让人感到温暖的美丽——我们能与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生活在同一时代,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昂山素季以其“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式的生命实践告诉人们:政治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肮脏与血腥。政治也可以是这样的——如果说哈维尔改写了政治的定义,赋予其一种道义和责任的价值;那么,昂山素季则将政治升华到宗教层面,她将政治的内核看作是爱、同情和尊重,她找到了东西方文化最佳的结合点。

昂山素季的非暴力斗争思想,既来自其父亲昂山将军,更来自印度的圣雄甘地。这种思想是佛教文化的结晶,也是基督精神的活的体现。在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图图大主教,在为昂山素季的著作写的序言中这样祝福说:“这个国家需要疗伤止痛,然后,当‘过去’已被妥当处理,就应将它稳稳地放置在后头,大家携手向前共赴兴国大业,那么有朝一日,自由、公正、善意、笑声、欢喜和同情心,将掌握斯土最高主权。”

这一次,昂山素季用绝食来反抗军政权的顽劣,来抗议世界对缅甸的冷漠。尤其是后者,让全世界都感到遗憾和羞愧。这是她不得不选择的一种决绝的方式,她以绝食来让世界更清楚地看到缅甸人民所经受的苦难。本来,她根本不需要绝食,就理应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和敬重。诺贝尔和平奖固然是当今世界的最高荣誉,但她还应当得到更多、更切实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我在电视上偶尔看到过缅甸军头们的画面。我记不清他们那复杂拗口的名字,他们一般都身着一套丑陋的、不合体的军装,矮小粗壮,满脸横肉,且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来。这副“尊容”,让我想起了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些土匪出身、粗陋无文的军阀们,如张作霖、张宗昌、孙殿英辈。他们以能支配别人的生命为骄傲,以能动用坦克和机枪来显示力量为骄傲。每当看到这些暴力崇拜者的时候,我不禁感叹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丑陋的家伙呢?

昂山素季公开谴责自己父亲亲手缔造的军队在这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军队了解他们一直在扮演帮凶的角色,好让少数几个老头子能够稳坐权力的宝座。”她向军队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希望军队保持中立,这就是一个专业军队所应该做的。”她亦表示自己的反抗不会停止:“我所谓的对抗当局,意指不接受当局用来压迫人民的不法命令。”

当然,那些蛮横的军头绝对不会在意“历史”的价值。他们一向相信,对与错只能由“枪杆子”来决定,人民也只能由“枪杆子”来指挥。如果说缅甸的罪恶正在上演的话,这些军阀头子们便是这出戏的总导演。对于缅甸所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未引起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号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东盟将缅甸吸纳为其成员国,这种“不问人权问贸易”的短视做法,总有一天会让东盟“自食其果”。而西方世界也很少将目光凝聚到缅甸这个盛产大米和金箔的国度。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十多年间,西方日渐陷入“光荣的孤立”之中,西方民众的心态也逐渐走向收缩和封闭。他们忘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所有的屠杀都是一样的——对每个人的屠杀就是对全人类的屠杀,对每个人人权的剥夺就是对全人类人权的剥夺。只要还有一个国家沦陷于暴政之下,那么所有人的自由和尊严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我们都是上帝之子,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互为肢体。因此,享受着自由和民主的西方人应当意识到,他们对昂山素季的支持,不仅是对自由价值的捍卫与坚守,也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实践和拓展。

今天,像邱吉尔和罗斯福那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在这样的背景下,昂山素季和她的人民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之中。即便如此,一个女性也能撼动一个国家,正如一棵小草也能顶起一块大石头一样。

这场实力不对等的抗争,乃是光与黑暗的对峙。昂山素季相信,黑暗早就在那儿了,但光是新的,所以必须加以关怀、勉励和照料。真的,哪怕最小的亮光都不可能被全世界所有的黑暗所扑灭,因为黑暗是完全被动、消极的。怕只怕根本没有光。但是,如果亮光很小,也驱散不了四周笼罩的黑暗。这亮光必得旺起来,将它的光明散发得更远、更远。而人们必须让他们的眼睛习惯于这亮光,将它视为祝福,而非痛苦,并学习去爱它。昂山素季感叹说:“我们多么需要一个更为光明的世界,一个能对它所有的住民提供充足避难所的世界!”

我看到过昂山素季的一张微笑的黑白照片。那是在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书房里。那微笑的背后,一半是坚韧一半是凄美。面对这张照片,人们很难不油然而生愧疚之心。我们都应该与她站在一起啊。

《圣经》中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力比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昂山素季的美丽照亮了我们。她走在一条光荣的荆棘路上。也许这条路还要走很久很久。

她一旦选定了目标,就会秉着诚实、踏实的决心,全心全意地坚持下去。她的态度除了认真之外,还有一种强烈的幽默感。遭遇迫害和逆境,则呈现尊贵和坚毅不屈的气象。她在牛津大学的游学生活、她的婚姻生活、她对孩子的教养、她对弱者和老者的关心、她和广布世界各地的朋友深切而持续的交谊、她不断增加的新的兴趣、她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最近十多年来生命给予她的严酷考验——这一切的磨难,使她日益成熟,她已然成为被压迫的老百姓的希望和启示。虽然此刻时间似乎为她凝住,但她的心灵将不会停止成长和绽放。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这不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诗人老木认为,昂山素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道:“昂山素季希冀的政治、社会状态,是一个充满爱心、众生平等的秩序和规范的世界。尽管政治被人赋予过多的利益工具、交易手段、黑幕外衣等等判定而显得丑陋无信,昂山的政治理想在世人眼中亦无疑显得唯美浪漫的空想色彩,但昂山的政治见解却比任何现世政治理论更为真实地接近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昂山素季庄严地为这个被妖魔化已久的名词“正名”——政治关乎人的现实肉身利益,同时也关乎人的精神价值。

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们,都具有和依持坚韧的人道信念和精神追求,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图图主教和昂山素季,无疑都是这类大仁大智的政治家。精神的永恒和心灵的伟大,是独裁者和军头们无法理解的。

那些独裁者和军头们,只知道坦克和机枪的力量。他们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安妮在集中营里写日记,他们也不明白坚固的柏林墙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倒塌。尽管墨索里尼和齐奥塞斯库的尸体早已曝光于全世界人民的眼前,但还是有那么多独裁者和军头们继续走上这条可耻的不归路。

正如诗人老木所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者永远不可理解,像甘地那样弱不禁风、灰头土脸的非暴力者,曼德拉这样与世隔绝、手无寸铁的囚徒,昂山素季这样温文尔雅、清隽秀丽、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何以得来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煽动性?极权主义者永远不会懂的人的心灵乃是世间最强盛的力量。”是的,昂山素季的生命是如许的美丽,在这场全民争取自由的伟大奋战中,她既被赋予伟大的动机,又被赐以心智上、肉体上、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活力去从事战斗。她改写了亚洲人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恶毒的诅咒,她带领她的人民由屈辱走向光荣,从奴役走向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愿意向缅甸人民致以我的敬意,因为你们拥有昂山素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缅甸人民获得自由充满信心,因为你们拥有昂山素季。

——二零零五年九月初稿,二零零六年七月改成

余  杰:谁是缅甸独裁者的后台老板?

 

近日,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和英国提出的缅甸问题的决议案进行表决。美国和英国认为,缅甸国内存在人权、艾滋病、毒品等问题并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但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该决议案未能得以通过。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发言中表示,缅甸问题本质上仍是一国内政,缅甸国内局势并未对国际与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安理会强行介入缅甸问题不仅逾越安理会职责,而且无助于联合国其他机构对缅甸问题进行正常讨论。”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王光亚举手投反对票的丑陋的一幕。这是大独裁者对小独裁者的支持,历史将牢牢记载这一刻。这一幕充分表明了联合国的无能和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的这一机制的致命弊端。只要这种机制还存在,只要处于一党独裁下的中国仍然居于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联合国就无法在推动全球民主化和改善各国人权状况方面有大的作为。这次表决堪称联合国的一大丑闻,也再次敲响了警种:联合国的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本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浴血奋战,从而使得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并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大力支持之下,最终获得的。中共长期破坏抗战大业,夺取政权之后进而僭越此席位,多年来利用此身份在国际舞台上支持独裁政权,为邪恶张目,民主国家却难以约束之。

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从来都不是“韬光养晦”,中共的党魁们不仅要荼毒国内的亿万民众,更要试图将暴政推广至全球。老毛曾云,革命的第一要务,便是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昔日,老毛最好的朋友都是些如蚁附膻的独裁者,如:苏联的斯大林、阿尔巴尼亚的霍查、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北韩的金日成、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等等。今日,中共继续支持北韩的金正日政权,纵容苏丹独裁政府的种族屠杀,并积极支持缅甸军政权的倒行逆施。中共政权就是一个更具有隐蔽性的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中共所维护的缅甸当局是一个赤裸裸的军政权。这个政权悍然枪杀抗议民众,如同中共当局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中的所作所为一样。这个政权长期监禁在大选中获胜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并取缔了她所领导的民主政党。缅甸军政权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而它仍然能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中共的经济援助。中共的秘密经援,从来没有交付民众及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和表决。

缅甸军政权的腐败程度也令人瞠目结舌,大概只有中共才会见惯不惊:不久前,缅甸军人执政团首长丹瑞上将的女儿,举行铺张扬厉的豪华婚礼,引起缅甸民众强烈不满。在互联网上流传的长达十分钟的录像中,出现了身穿传统白色礼服、沐猴而冠的丹瑞,他直挺挺地陪着女儿步进大厅,这也是他罕有的不穿戎装的时刻。丹瑞的女儿丹达瑞,则一身珠光宝气。这对新人象征性地合切五层高的蛋糕,新郎藻漂温少校接着把香槟倒入多层酒杯,他们还在洞房里的挂着金色饰带的睡床前摆态合照。据说,婚礼和包括多辆豪华轿车和多栋豪宅在内的结婚礼物,总值五千万美元,相当于缅甸全国民众三年的医疗保障的总和。

倘若中共真的实现了“大国崛起”的迷梦,那么缅甸、北韩、古巴、苏丹、伊朗等独裁政权也就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大小暴君,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此意义上,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不仅是国人奋斗的目标,更是全球民主国家不可推卸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