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缅甸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对局势的发展极为关注。目前缅甸军政府开始用暴力试图压制缅甸人民的民主诉求，我们更是深表愤慨与担忧。

作为曾经参加过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目前流亡海外的中国89一代人士，我们完全理解缅甸人民对民主的热情和追求，也极为钦佩昂山素季女士长期以来对民主的致力推动。我们更体会到暴力镇压对一个国家带来的严重伤害。我们认为，缅甸的民主，以及中国的民主，是亚洲民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我们相信，只有亚洲的民主力量团结合作、相互支援，才能使得民主化在亚洲蔚为风潮。

同时，我们也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缅甸军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众所周知，中国是缅甸军政府的最大支持者。今天缅甸的暴力镇压就是中国政府长期支持的结果。因此，中国当局对于结束缅甸的暴力局面，对于缅甸人民的民主诉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于以上认识，经过与海外缅甸流亡民主人士的紧急沟通和讨论，我们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成员，向缅甸追求民主的僧侣和民众表示最大的敬意以及坚定的支持。同时，我们呼吁：

缅甸军政府应当立即停止一切暴力镇压行为；立即释放昂山素季女士；

中国政府应当向缅甸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后者采取上述措施；

全世界，尤其是亚洲的民主运动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共同声援缅甸的民主运动。

王　丹、李恒清、刘俊国、周　建、潘　强、金　岩、余厚强

 

在江苏举世闻名的华西村，有一组大型美术作品──二十四孝图。南京作家费振钟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专考“孝子的根据”。费先生介绍说：查“人肉”做药，医籍中的记载始于唐代。开元年间陈藏器所撰《本草拾遗》一书，明确地说，“人肉”药以治“瘵”。“瘵”是一种什么病？据医书上讲，属于“五劳”之类，表里俱虚，气血枯竭，久而不愈，身体羸瘦，古时候它是一种比较多见而又难治的慢性病，尤其长期操劳久经风霜的老年男人容易得。……知堂老人把“割股”推到原始的“吃人”风俗，而鲁迅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两个字，“割股”的孝子们，其最终根据无非在此两端罢。

读了费先生的文章，要说的话很多。例如不知道李时珍未将人肉入典，是出于人道理性，还是出于对“重杖”、“发配”的恐惧；再如通常医疗事故多指西医，中医如出了医疗事故如何鉴定？2006年8月22日，南京《金陵晚报》报道：一妇女服用了一中医开的药，那中医没有办法说服人，只得自己当场喝下自己的药以证清白，结果却一命呜呼于自己的药汤。西药当然也惹祸，但应当承认中药更方便糊弄人，至少追究起医生的责任来更加困难，那一番辩证施治是没办法用科学证据来较真的。鲁迅先生对庸医之恨使他曾立志学医，又出于对麻木看客们的悲愤而弃医从文；可是鲁迅先生如看到中国今天的医疗颓废、医学腐败，想他一定会将志向由医学而从政，连劳什子文学也要一并弃了的。

多年来，中国医学界本身学德沦丧之快之惨之烈，实为世界所仅见！而只有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腐败才可以与之相偶。

在济南一家大医院的科研处，记者了解到一些大夫的研究成果可谓应有尽有，让人仰慕。其中一个大夫一年内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十几篇、几十篇论文的并不罕见。有的一年竟发表60多篇。而且每篇论文写得都很“严谨”：经过了多少多少例临床观察，达到了什么什么效果，有数据、有统计、有分析、有并发症。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说，严格地讲，一项科研成果从选题到立项到临床实践，没有五六年的积累是很难出成果的。按照这些大夫的效率，平均6天出一篇论文，他一个星期能看几个病人？没有病人，临床结论又是哪来的？

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事实上一些论文的出世并没有经过那么复杂的程序。他们只是将国外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变个角度，或者几篇综合成一篇，然后更改一下数据就成了。因为没有临床实践，这些数据基本上都是随意编造的。比如有的大夫竟公然在学术会议上说自己3年内做了2万多例双眼皮手术。一些人通常是实验还没做，结果先出来了。

据了解，这些“成果”虚假至极，连研究人员自己都不敢用；但却给基层临床人员造成了误导，也加剧了医学领域在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思想。有关人士说，医学科研成果是直接用在病人身上的，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取自1998年9月20日《齐鲁晚报》）

一个不讲人权的社会必是人道匮乏的社会。没有人道何来医道？医道沦丧，从医者的医德、学德何存？于是，人们毫不奇怪地看到了医学实验上的缺德事屡屡发生。

1998年10月7日下午，民政部机关干部葛长荣随部机关集体到协和医院体检。神经科大夫给他检查后，让他在各科室做完剩下的所有待检项目后，再来一趟神经科──大夫要给他多做一项检查。大夫没说是什么检查。他还以为自己被查出了什么神经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便答应了。

做完其他的检查后，他又回到了神经科。一位女大夫把他带进一间屋子，对另一位大夫说：“我把他交给你了”。也就在这时，他看到部里同来的另一个同志在这里刚做完这项检查，一脸苦相。他还看到大夫从自己兜里掏出10元钱，让这名被检查者领钱签字。葛长荣说，眼前的情形使他满腹疑云，但出于对大夫的尊敬，并想检查做得细一点，他坐到了椅子上。大夫一边提醒他注意脚下的电线，一边在他右手腕和右肋间贴上电极，这时才轻描淡写地说：这个测试没什么，只是“动”一下。当大夫按动仪器上的按钮时，他的半臂顿时失控抽搐。一连5下之后，大夫又把电极移到他的脖颈后，又是5下。最难以忍受的是将电极放在他头顶上“动”。第一下就使他全身震颤，大脑瞬间失控，身体歪斜，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强忍着对这位大夫说，这是什么检查？太难受了。大夫说可能是电流大了点，可以再放小一点。就这样上下左右共被“动”了22下之后，葛长荣早已四肢酸麻，头痛欲裂。

在葛的反复追问下，大夫才说，这项名称为“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的测试，目的是为掌握正常人和患者之间的对比数据，不在正常体检范围。对于自己不明不白地成了大夫的试验对象，葛长荣觉得受了莫大的欺辱和蒙骗。他断然拒绝了这位大夫硬要给他的10元“受试费”。

事发后，民政部机关医务室在与协和医院协调中得知，给葛长荣加做电位测试的大夫，实际上是北京医院的博士研究生。他在协和医院做课题研究时，在未向被试者说明检查原因、性质和内容的情况下，已经做了若干例测试。（取自1999年1月9日《法制日报》章金生 文）

瘫痪12年的江苏沭阳县青年任毅获知：山西新绛县“创伤截瘫康复医院”院长谢钢虎研究出一种治瘫新药——脊髓神经再生丹”，经咨询后，任家汇去2875元买药，但服药后毫无起色。任家早已负债累累，任要求退钱，谢钢虎仅同意返还500元。任毅于是含泪写信投诉到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健康报》将信转给山西新绛县卫生局，该局答复说，“脊髓神经再生丹”1994年已通过石家庄市科委的鉴定，因此不属于假药，当然该药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取自1999年1月5日《健康报》）

文化真是有根的哩！作家刘丽英对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今的延续有着切身的体验。

刚刚30岁的女作家刘丽英悲愤地告诉记者：1996年12月26日上午8时10分，怀孕9个多月的我走进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到门诊检查，医生说：“一切蛮好，住院准备生吧。”9时10分，我入住医院住院部。随即进行常规检查，量血压体重，测听胎心，此时胎心音126次/分，较弱。接着做灌肠，于是出现大出血，我告知主治医生陈韵洁腹部剧痛，且前段时间B超检查提示羊水少，顺产有危险，请求安排剖腹产。医生说我是头胎，没有特殊情况，医院规定不能做剖腹产。9时30分，医生为我做B超检查，发现胎儿已死。10时40分，做完B超，我被推回病房，继续待产。下午13时15分，有才被推进产房。我问医生：既然胎儿已死，为何不立即剖腹取出？陈医生解释说还是自然产出为好，因为剖腹产之后，一般要两三年后才能要孩子。13时30分，护士打电话向主治医师陈韵洁反映我“面色苍白，腹痛，持续流血”，情况异常。医生以下午要考试为由，没到病房来看我。14时30分，护士再次向陈医生反映我情况不好，医生说：“我要去参加‘三基’考试，你去找二线医生吧。”然后便离开病区，这期间，只有一个助产士在产房，我流血越来越多，感觉越来越冷。15时30分，陈韵洁医生考完试回到产房，我已不太清醒，呕吐过2次。18时，医院给我的家属下病危通知单。19时15分，我被送到手术室作剖腹产手术，取出死胎，发现子宫内积血1500毫升，子宫已损坏，于是做了子宫切除术。23时，医院再次下病危通知单，我被送入重症留护室……

“我就像做了个长长的恶梦”。刘丽英泪流满面地说，“恶梦醒来，我已经成了残疾人。”“我的怒火是被医院一点点勾起来的。”刘丽英理智而平静地告诉记者，“我出事后，曾写过3封申诉书给医院，医院未给我只字答复。后来我和姐姐亲自找院长质问，他竟说：‘写血书的都有’，‘谁摘你子宫你找谁’。堂堂的三甲医院，对病人冷漠至此，我好恨好恨！”（取自1999年2月22日《深圳商报》邓坚 李弘 文）

在上述任毅（当然受害者不仅是任毅一人）受侵害的案例中，石家庄市科委如何跨省为山西的发明作鉴定，鉴定的程序和内容又如何都是个迷，但该药事实上却未获生产批准文号，既然如此，卫生局官僚们又如何肯知法犯法地为假药撑腰？

任毅上了当源于一消息，不管有意与无意，这个消息起到了虚假广告的作用，至于发这消息是否属有偿新闻，则很有查一查的必要。这样想起来，怎能不越来越多地牵扯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华流氓文化、吃人文化的传统呢？

20年来，所谓的“精神文明也要硬”一直硬着，那么，“成果”怎么样呢？还是举精神文明中心京城的例子吧。

1998年12月初，正当住在北京市海淀医院的罗太荣为出院做准备时，流感突袭北京。（专家指出北京大流感与环境污染有关——参我《环保最容易的地方》一文）住在人来人往6人间的病房里身体虚弱的她未能幸免，二次感染发烧。内三科主任张家保先让护士给罗打“柴胡”退烧，见效果不大，又做“青霉素”皮试，结果病人对“青霉素”过敏。于是，他让护士给罗吊起了点滴瓶子。罗太荣眼看着一种不知名的淡黄色液体一滴滴注入自己体内。……从打点滴到死亡，只有20分钟。

罗太荣的二女婿──一位医务工作者赶到病房，听说张家保给母亲用了“西力欣”，当时就质问道：“病人对‘罗氏芬’过敏，你们怎么还给她用‘西力欣’？！”在场的抢救者无一作答。1998年12月6日这一天，冬季不常下雪的北京飘起了雪花，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飘飞的雪花中，罗太荣这位69岁，从教近40年的老教师离开了人世。（取自1999年1月10日《检察日报》 沃文佳 吴晨光 文）

1998年11日，江苏连云港市37岁的王寿华因患慢性咳喘病到金盾医院（不知是不是公安系统的──引者）门诊部就诊，8月12日，在服用该门诊部“专家”所开的咳喘宁散A、B药物后致死。经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这是一起一级医疗责任事故。使用的药物属假药，为非法制剂，霉变的药物直接导致患者死亡。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的一条马路上拥挤着多家门市，在混杂的招牌之中，勉强探出一块“本溪市明山区分院门诊”的招牌。其实，它的真名称应该是本溪市明山区卧龙医院消防分院。在这黑黝黝的屋内，有一个药品柜、两张办公桌和几张床。墙皮已有剥落，床头上印着整片的湿斑。床单肮脏不堪，这里的卫生条件与其说是一家医院，倒不如说是一家低档次的“大车店”。1998年7月15日下午5点多钟，本溪市下岗职工（“大车店”这样的医院想必是应运而生于下岗时代！——引者）毕元军与其妻沈敏晶走进这家分院看病，当时，毕元军的症状是发烧、浑身发冷打颤。该分院大夫景玉志对其诊断为大叶肺炎，随即开方取药。护士给毕元军做了皮试说无过敏反应，开始进行第一瓶青霉素输液。第一瓶药液将要输完时，毕元军感到口渴，沈敏晶回家为其取开水，（开水而已竟要回家取！！！──引者）……毕元军突然全身痉挛。……本溪市二院急救中心来车将毕元军拉到二院做心电图，其时，毕已死亡。

无奈的记者说：“是不是可以这样问一句，像卧龙分院这样几乎谈不到有任何医疗设施的分院，怎么能够被批准行医营业呢？”（取自1999年1月8日《周末》余生布 文）

我小时候见到过的医生，无论男女，都称得上慈眉善目、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有一年腿膝生疮，父亲用独轮车推着我去10里路外的如皋县郭园乡手术──那里有一樊姓名医（据说江苏电视台樊玉媛女士便是其千金）。我年幼懵懂，不知是否那名医为我动的手术。印象中没什么痛苦，术后父亲给我买了两只大肉包，现在还记得它的美味。现在我也能见到“和蔼”的医生，但心里另作想：他的医术好吗？他真诚吗？──我的疑心病都是制度给害的！

共产党统治几十年来，民间几千年来攒成的本来就很脆弱稀缺的一点点传统美德，都给毁损的踪迹难觅了！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死有正常与不正常之分。像中国所谓“三年大饥荒”、“十年大专政”时代以及……6-8千万人的死就是不正常的。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进入一周年倒计时，民间关于明年奥运利弊之争众说纷纭，”支持”与”抵制”两种呼声针锋相对，一时间在中文网络燃起烽烟，有说北京奥运已成为”政治奥运”、”腐败奥运”，成为一项最大的扰民工程，甚至指斥当局以奥运的名义强迫拆迁致使民众流离失所，抓捕、监控异议人士以为奥运”清场”等行径是在办”血腥奥运”，应予抵制；也有观点认为，奥运乃是中国”国家”主办，奥运的成功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有利于”国家利益”。那么，怎样才能算是体现了真正的”奥运精神”？明年的北京奥运将为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利益？让我们先将眼光转向历史的纵深处。

以往的历届奥运会，除了弘扬体育精神，促进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的合作精神与和平、平等竞争外，尚有几届奥运会由于时代和主办地的特殊性而在历史上留下特殊印迹，成为一些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拐点，其中最为典型者莫过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是奥运史上充满争议的一届奥运会，一方面，它以空前的规模、辉煌的庆典和优异的成绩，将奥林匹克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创造了一系列新的世界记录，另一方面，希特勒借机大肆宣扬纳粹和民族主义，加速了纳粹德国的崛起，为其三年后发动世界大战打下基础，其后为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也为奥运的荣誉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前夕，韩国爆发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在内外压力下，韩国军政府被迫做出让步接受宪改方案，韩国威权统治实现和平民主转型，首次出现由民众直选产生的总统。

对照明年的北京奥运，相较于纳粹德国上升时期的1936年，其与20年前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或许更具有可比性，如作为历史创伤的中国八九六四事件和韩国五.一八光州起义，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在威权体制下的经济腾飞和近十年来中国在政治改革停滞下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精英的基本宪政共识和人权法治理念的渐深入人心，国际主流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对两国文化的逐步渗透、影响等等，都是两国在相隔20年前后不同时期共享的经验。虽然两国在国家和人口规模、历史沿革、国际环境和影响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但上述基本层面的类似，仍旧为历史提供了某种可能。虽然就中国执政当局而言，他们固然忌讳有人将其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不愿舆论将中共政权比附为希特勒纳粹；但当局也同样抗拒人们将其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比较，恐惧北京奥运真演化成某种历史的转折，演变成民主的催化剂，从而丧失其垄断的专制权力，但历史自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在申奥时曾提出口号：”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惊喜！”如今世界给了中国一个机会，给了她一个面向文明世界堂堂正正站起来的机会，中国该怎样”还世界一个惊喜”？是野蛮非法拆迁、以言治罪任意抓捕公民；还是违背奥运精神，对公民实行政治歧视，规定”11类43种人不得参加北京奥运”；或在奥运期间驱逐本国公民外地户籍者离京，软禁、监控异议人士以为奥运清场？成功主办奥运对中国而言，并不是兴建了多少体育场馆、接待多少外国运动员和记者、拿到多少金牌那么单纯，奥运是一个契机，它使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与世界相联。奥林匹克运动也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各项竞技运动的集中比赛，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水准，同时也承载了人类诸多美好的社会价值，如和平、公正与平等，而人权也被正式写进国际奥委会宪章。中国领导人若有诚意实现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口号，兑现其申奥时对世界的国家承诺让中国人民享有更多的人权和自由，就应追求并坚持”同等的人权”，让公民还原为具有独立思想和人格、免受专制奴役的大写的”人”。我们所应追求的，与其说是”大国的崛起”，毋宁说是”公民的崛起”——一个真正繁荣、强大的国家，绝不是一群没有基本人权保障的奴隶所能建立起来的。如何把握奥运契机，使中国尽快融入现代主流文明，促进中国更加文明、开放、自由与民主，变独裁中国为民主中国，变党治、人治中国为权力经民意合理认授的法治中国，变钳制言论以言治罪为公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表达自由，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真正提升国人的自尊与自信，学会理性、平等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和平共处，将同时考验着中国当政者和民间力量双方的智慧。让我们拭目以待，中国能真正”给世界一个惊喜”而不是再度令人失望。

2007年9月18日

【2007年9月28狱委讯】蔡楚报道/网上友人告诉我，欧阳小戎挂着的MSN不回话，电话不接听，估计他被警方抄家并带走。  经欧阳小戎的母亲证实，今天（27日）早上8点40分，2位云南腾冲县警察前往家中，带走了欧阳小戎。 又据最新消息，警方称要对欧阳小戎进行一个月左右的帮教。 国内友人致电欧阳小戎的母亲，老人家说，今天下午两个警察到她家带走了小戎的毛巾之类日用品，并说他们执行上级的命令，因为欧阳小戎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给17大制造麻烦。所以要带他找个地方住一个月左右进行帮教。他们保证好吃好住，让家属放心。 抗议警方干涉自由写作！吁请各界人士关注！ 附： 欧阳小戎的个人简历 欧阳小戎，男，1978年生人，原籍云南省腾冲县。 户口所在地：昆明市官渡区八公里昆船小区。 1999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专业。 1999－2000年，昆明船舶集团电子公司，电气工程实习生。 2000－2003年，昆明软件园集团，系统集成工程师。 2003－2005年，上海软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 2005年底，成为自由写作者。 (来源：博讯)

 

（9月26日独立中文笔会报道）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简称CPJ）于9月24日宣布2007年该委员会颁发的“新闻自由奖”获奖者名单，长期列在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营救名单中的高勤荣榜上有名，同时获奖的还有俄罗斯、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国的四名媒体工作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称赞这些记者为了如实报道新闻不惜付出自由甚至生命代价。

 

高勤荣原为中国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1998年因为报道山西省官员腐败行为而开罪当局，罗织罪名将其投入监狱，判徒刑十二年，2006年获得提前释放。高勤荣仍然不服对他的判决继续上诉。

 

同时获奖的有俄罗斯独立媒体《新报》（Novaya Gazeta）报纸创建者兼主编德密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保护记者委员会”认为，该报纸现在是“俄罗斯唯一由全国影响的真正敢说敢言的报纸”。该报纸也因为其大胆真实的报道而付出重大代价，包括三名记者付出生命，其中有被谋杀的著名记者安娜·波利兹科夫卡娅。

 

同时获奖的还有巴基斯坦首家用双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24小时播出滚动新闻的电视台“一个世界电视台”（ ARY）主任阿巴斯（Abbas），同时也是巴基斯坦记者联合会的秘书长。阿巴斯因为其领导的电视台如实报道新闻而不断受到威胁，甚至有人把子弹头放在他的汽车里。在其它三个电视频道因为报道反对穆沙拉夫军政府的抗议示威而被封闭后，阿巴斯提出强烈抗议，因此被警方起诉。

 

获奖的还有墨西哥一家新闻周刊《泽塔》（Zeta）主编纳瓦卢（Navarro）。这是唯一的深入调查报道黑社会犯罪行为，特别是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贩卖毒品及官员腐败问题的媒体。墨西哥大多数媒体都不敢涉及这个领域的报道。而该刊物为此也付出惨痛代价，包括该杂志的创建者之一费利克斯在1988年被谋杀，另一编辑弗朗格在2004年被谋杀。

 

“保护记者委员会”同时宣布授予前NBC晚间新闻主播和编辑布罗卡夫（Tom Brokaw） “本雅明纪念奖”（Burton Benjamin Memorial Award），这是授予新闻媒体工作者的终身成就奖。布罗卡夫是美国最初报道伊拉克战争的新闻主播，同时也是1987年首次采访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西方记者，此外是最早进入西藏报道人权问题的西方记者并采访达赖喇嘛。

 

以上获奖者都将应邀出席今年11月20日在纽约第五大道阿道尔夫酒店举行的颁奖仪式。

 

更多信息可见： http://www.cpj.org/awards07/awards_release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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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出版之后，山东大学附中的李昌玉老师给我写了一篇书评，说我的书应该叫做“新史辩”，可以与当年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古史辩”相提并论。我自己觉得自己是当得起这种说法的。

除了文本内容的价值之外，我的“新史辩”的更加重要的价值，就在于路径选择方面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必须用西方先进文化的“劳心者治官”来替代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劳心者治人”。

读过一点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英国的《大宪章》是由英国的贵族们联合起来制订的，主要目的是分割限制国王没有边界的绝对权力，从而保障每一位个人的普世人权。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合众国宪法，同样是由贵族和精英制订的，同样是要分割限制公共强权，进而实现保障每一位个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人权的程度正义和实质正义。中国的儒教文化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贵族精神和精英意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甚至于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阿Q，都把自己当作拥有“劳心者治人”的特殊权力的高人一等的特殊材料。现在的执政党甚至公开宣称自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没有人性的像钢铁一样炼成的特殊材料。这样的特殊材料总是自以为是地教化民众、启蒙民众，动不动就要给别人讲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什么是荣，什么耻，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对于这样的愚弄本国民众和奴化本国民众的特殊材料，我经常使用的是六个字：“耍流氓骗蠢货”。

话又说回来，中国的蠢货也确实特别多，看一看电视上当上道德楷模的人和听了道德楷模的事迹报告就要流眼泪的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最近又有一个叫林强的人，有人说这个人确实很有良知，但是你的良知一旦站在以德骗人的主席台上，那就变成出卖良知了，或者说就是开始“耍流氓骗蠢货”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都有自己的生活需要安排，都有自己的责任需要承担，凭什么非要去学习林强、王选、袁隆平、宋渔水这些人呢？

现在有许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他们的父亲是农民或者是下岗职工，拼死拼活把他们供养成了在城里混日子的人，他们连自己的工作都找不到或者是做不好，但是他们不反省自己是不是没有学到真本事，他们偏偏要在网络上空喊中国农民多么愚昧，不能进行民主选举，也不能把土地私有化，说是农民参加民主选举就会天下大乱，土地私有化农民就会出卖土地，然后就要面临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我要问的是：难道现在的村官、乡官背着农民出卖属于农民的土地和家园，不是更加野蛮的剥削压迫吗？城市里的县官、市官、省官强行拆除公民的私有住房，不是更加邪恶的侵略和掠夺吗？

最为可耻的是一些没有本领留在国外的所谓海归派和新左派，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国际资本掠夺了中国的财富。那么，到底什么是国际资本呢？很简单，就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用来投资赢利的金钱和货币。国际资本自己是没有长脑袋的，它只是一种资源和工具。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他虽然没有长大成人，他也是有一颗脑袋的。假如他走路时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他就应该吸取教训，以后不要再被石头绊倒了。有一些孩子不是这样的，他不愿意吸取教训，而是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哭着喊着怪罪坏蛋石头绊倒了他，还要让大人帮助他打这块绊人的石头。石头没有脑袋也没有主权，所以没有好与坏的区别，应该承担责任的应该是小孩子和他的家长。对于国际资本也是这样，拥有主权的个人和拥有主权的国家及其政府，应该利用国际资本从事有价值的投资建设并且避免有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正确应对国际资本，只能说你这个国家和政府不合格也不合理，最好的办法是你自己解散或者改组，而不能把全部责任推卸给不可能承担责任的国际资本。那些极力标榜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海归新左们，没有胆量去追究拥有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的国家及政府的责任，却偏偏要咬住没有脑袋也没有主权的国际资产大做文章，他们的智商其实就是被石头绊倒就要骂石头的刁蛮小孩子的智商。

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政界和学界政教合一、狼狈为奸地愚弄和奴化本国民众的“劳心者治人”，而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愚昧和国际资本邪恶之类的假问题。中国的老百姓是最驯服、最善良、最迷信、最盲从的，国际资本却是最讲商业信用和游戏规则的，只要通过“劳心者治官”的宪政民主制度，有效地监督治理掌握公共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特殊材料和贪官污吏们，当下中国的公然掠夺与公然卖国现象，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和改变。

第二点，任何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弱点、盲点和局限性的。从来没有值得所有人崇拜学习的完美人格。蔡元培和胡适不完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更不完美。我研究这些人的目的不是像中央电视台那样再制造出一个或几个道德楷模，而是从这些人中间找出一条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路线图。蔡元培在北大期间只是在胡适和蒋梦麟等人的帮助下，初步建立一种相对独立也相对合理的大学制度，他更多的心思其实是用在了反制度、反文明的以德治校方面。陈独秀就是蔡元培心目中的一个道德楷模，也是参与创办进德会的得力干将。然而，就是这个自愿宣誓“不嫖，不赌，不娶妾”的陈独秀，安徽老家有一个元配妻子高晓岚，北京家里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妹高君曼，他却偏偏要到八大胡同去嫖娼狎妓，甚至与自己的学生争风吃醋，从而闹出了很大的丑闻。蔡元培对于陈独秀并不是按照进德会的规章和北京大学的制度来进行处理，而是在浙江同乡汤和尔、沈尹默、马叙伦这些人的怂恿之下，采用见不得阳光的暗箱操作免除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这样一来，陈独秀恼差成怒，再加上他和李大钊一样，实在没有本领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于是他们便合伙投靠了苏联人，用苏联人的钱创办了中国共产党。

1920年的时候，蔡元培口述了一份自传，其中谈到他对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看法，第一、见到别人的钱一介不取。第二、看见漂亮的女人坐怀不乱。谁要是能够做到这两点，谁才有资格谈共产。用这两点来衡量一下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张国焘、毛泽东、邵飘萍、杨度、鲁迅这些人，他们都是没有资格谈共产的。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当然也没有资格，他们比较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很少做自己没有资格做的事情。在这个方面，胡适比蔡元培要更加伟大也更加理性一些。

《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是通过提倡白话文和介绍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个很好的转机。但是，这个转机偏偏被开创这个转机的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鲁迅、周作人这些人给败坏了。在《新青年》同人中，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向以人为本、宽容和谐的“劳心者治官”的宪政民主道路的，只有胡适、傅斯年这些人。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去年我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出版之后，总有人在我问我：你的“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为什么主要是学界而很少有政界啊？我说这个事情你不应该问我，而是应该去问胡锦涛：为什么不让中国人用民间资本办报刊、办出版社呢？为什么不让农民自己组织草根农会呢？为什么中国的工会不是工人自己组织的草根工会，而是基本上不替工人说话的党和政府的各级工会组织呢？同样是血肉之躯，为什么当了官的党人就可以审查别人的政治思想呢？

我在“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中确实写到了另外几个政界人物，出版过程中被拿掉了。这本《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也是这样，我自己的原稿是比较完整的新文化运动路线图，只是为了争取出版的机会，我才不得不委曲求全，自动删除了正面批评鲁迅和李大钊的一些篇章，而且也不得不添加了几句违心话。不过，我基本的思路是能够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出现在我笔下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与出现在费正清、周策纵、唐德刚、陈平原这些人笔下的相关文字，是不在一个层次和一种境界上的。谁要是不相信，可以把他们的著作拿来比较一下。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他们这些人没有足够明确的人文关怀和路径意识，自然不会有明确的方法论。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张耀杰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定价20元。]

 

引子

已有好些日子未去许良英先生家了。原因是，他不赞成我身陷物理学研究的黑洞中而无暇顾及其它；而我也有倔脾气，既然已经走了90里，也就听不进别人的规劝，非要执拗地把最后10里路走完。8月28日我终于去见许先生，随身带去三篇关于左右对称问题的物理学论文，及7月底完成的《与“左派”过招和谢老商榷》一文。我告诉许先生，我的物理学研究已经鸣金收兵，剩下要做的，是尽快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我对许先生坦言，如果我的论文能够公诸于世，那么，李政道、杨振宁主张的“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不再对称”，就悬了。

我承认，在许先生面前这么说话，多少是有点狂了。但是，我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通过谦卑的推理和论证，我的结论是，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依然对称。我相信许先生完全听清楚了我的话，但他似乎无动于衷。我心里明白，他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你这个物理学世界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居然能推翻50年前经李、杨和吴健雄等“大师级物理学家”所确认的结论？

表过物理学之事，我开始介绍《和谢老商榷》一文。这时，87岁高龄的许先生马上变得神情专注，反应敏锐，谈锋甚健。他说，早在1988年11月“全国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他就公开提出：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违背现代人类文明的历史潮流。接着他尖锐批评了辛子陵先生的治学态度。他认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几个重要论断均与历史事实不符。许先生告诉我，他被打成右派遣返回乡后，曾经通读过39卷本《马恩全集》，这次经过重新考证，他得到的结论是：

1、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抛弃过共产主义口号，从未放弃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们直到晚年，也没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2、列宁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3、当代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是一种改进版的现代资本主义。

4、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等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党专政主义。

我对许先生说，我读过4卷本《马恩选集》，我赞同他的四点结论，并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造成共产主义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听我言罢，许先生笑着说，既然你的看法跟我一样，那我就可以省点精力，你的文章（指《和谢老商榷》一文）就没必要读了。

时近中午，许先生要下厨房做他的拿手快餐——馄饨、江米团子、菜蔬一锅烩，留我吃中饭。我没有忘记去年跟他小儿子许平说过的话：你父亲做的乱炖饭，我只能吃一次。于是，我赶紧说，我的口味与你不一样，我回家去吃。临走时，我很认真地告诉许先生，由于自己对物理学研究的沉湎，而把一件早就想做的事耽搁下来了。这件事就是：好好地批一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信徒们眼里的“瑰宝”

长久以来，我注意到一个基本情况，那就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遭到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和十分有力的证伪，甚至连马克思的忠实信徒们也都无奈地承认，马克思在书中作出的许多论断均已过时了。但很有点不同的是，就质疑和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我却总感到有些话并没有完全说到点子上，批得的确不够到位，“棋没有走干净”。与此相呼应，就是马克思的信徒们，例如李成瑞、马宾等170位“左派”们，还依然相当心安地把它当成不可多得的宝贝和护身符。甚至民间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也曾对我说，唯物史观还真有道理，经得起推敲。不过，我直觉地相信，既然马克思那么多斩钉截铁的断言都被证伪了，他赖以作出断言的基本原理就一定存在致命的硬伤；只要把硬伤找准了，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在这里，让我们不妨先来见识一下，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信徒们眼里的“瑰宝”——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是个什么东西。

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唯物史观的提出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作出的两项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4页）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官方对恩格斯的话不敢有半点怀疑和不敬就不去说了，中国民间的一些学者，甚至个别异议人士，又是怎么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呢？一种典型的说法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登峰造极的恭维是，“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生产过程的剖析，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概念，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原理的提出是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贡献。”（《人工论提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81页）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见过会吹捧的，但没见过这么会吹捧的。

人类理性的重度迷误

大家知道，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认为意识决定存在的，被称为唯心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的，被称为唯物主义。坦率地讲，我至今依然持“存在决定意识”这一观点。就是说，自然界先于人的出现、当然也就先于人的意识的出现而存在，因此它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人的意识并不反作用于自然界。这一见解，对我仍然很有说服力。

然而，我对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却早就心存狐疑。经过一番沉思、解析和积淀之后，我更是认为，似是而非的唯物史观的提出及其传播，完全说得上是人类理性的一种重度迷误。

众所周知，马克思用“社会存在”来指称社会的经济状况，用“社会意识”来指称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及哲学的观念、观点和思想等。然而我发现，当马克思将“存在决定意识”套用于人类历史进程，从而断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时，他并没有作出以下论证：1、在社会存在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全是不具有社会意识的。或者，2、虽然具有社会意识，但它对人的经济活动是全然不起作用的。相反，我们却看到他有一个重要的补充论述，即社会意识必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可不能小觑马克思的这个补充论述。马克思的本意，当然是为了补台，为了自圆其说。但在我看来，这一补充论述所起的作用却是大大的拆台；它在不经意间，几乎完全颠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因为，什么时候只要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作用，它也就参与了社会存在的形成和构建，那么，这个时候的社会存在就不能称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不依赖于社会意识的；因而也就不能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说实话，在三言两语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纸老虎品性就已赫然裸露，它的“基本原理”就已岌岌可危，这连我自己都感到暗暗吃惊。为了逃避最后的证伪，历史唯物主义者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他们唯一可做的，是尝试进行以下的辩解：在人类元初的经济活动中，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是不具有社会意识的，因而人类最初的经济状况是在与社会意识无关的情况下先行生成的；而人类最早的社会意识，则是在已有的人类最初经济状况（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不就出来了嘛。不过我认为，即便这一辩解能够成立，实际上也无济于事。因为它充其量只是表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在人类史的最初阶段是适用的。而过了那个十分短命的阶段，当社会意识开始“发展起来”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时，人们的社会存在就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了，“闪耀真理之光”的历史唯物主义火炬也就熄灭了。这样，没辙的人们不是还得告别马克思，在黑暗中自己打着灯笼，再去另找“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吗？

我猜想，马克思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从历史唯物主义问世的那一天起，紧着往好里说，它也就一直处于十分可怜的、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状态之中：充其量只在一个无穷小时段之中才能成立。我愿意相信，不是出于利令智昏，而是出于理性迷误，“学者”马克思以罕见的“理论勇气”宣称，在整个人类史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更为可悲的是，所有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徒们，或出于理性的迷误，或出于别的考量，一百多年来都只是重复其祖师爷的论断，恐怕从来没有想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实在是一件很唯心的事。

给出我最后的轻轻一击

现在，让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最后的轻轻一击，即论证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从事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时，不可能是毫无社会意识的。

首先应当承认，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但是，关于人这个物种，我们有一个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人是能够自觉思维，能够运用符号进行交流，能够使用工具并能建立复杂社会组织的物种。人类最早建立的社会——旧石器时代社会，就是由处在特定关系中的人的群体组成的自创生、自组织系统。那个时代的小规模游牧部落（氏族），既靠狩猎和采集，同时也靠习俗、仪式和禁忌，以及相应的神话和信仰体系来实现自我维持。不能设想，人类的元初社会只有社会存在，没有社会意识。也不能设想，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是心灵一片荒芜、只会干活的机器。作为人，他们具有最初的道德伦理意识和宗教意识，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的精神文化生活。至此不难明白，说处于元初社会中的人没有社会意识，或说他们在从事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时没有社会意识，其实是很荒唐的。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在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的社会存在就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意识而先行出现，并且由于社会意识必定作用于社会存在，因而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乃压根儿不能成立。

这一观点的另一种等价表述是：即使在历史的出发点处，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也不可能在政治、文化的真空中，或在政治、文化的功能被麻痹、被冰冻、被屏蔽的状态下进行或形成。从元初态开始，人们在解决吃、穿、住、行中，就有政治、文化的因素内禀地参乎其中，并分分秒秒、无孔不入地起着作用。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的经济状况就不可能独立于人们的政治、文化状况而先行存在。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就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经济就不是什么基础，政治和文化也不是什么上层建筑。

除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决定”外，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决定”，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很明显，依据同样的思路，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决定”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一句话，人们在生产中发生关系。我在这是只要加上一句：人们在关系中进行生产，被马克思的片面论述所扭曲的事物本来面目，就完整地显现出来了。可以肯定，哪怕一直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也不可能在无关系中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力中的“人”，只能是处在某种生产关系中的人，而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孤立子。因此我的结论是：任何时候，人们都在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中进行生产；任何时候，生产力也不可能独立于生产关系而先行存在，并因此“决定”生产关系。顺理成章地，那些言之凿凿、很有底气的马克思主义断言，如“生产力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和“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等，也就立马崩塌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

事实上，在我作出上述论证之前，我早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常常会忘记马恩关于“生产力是最终动力”的教导，而去追问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为我所敬重的宗凤鸣先生在他刚定稿的新书（《心灵之旅》，待出版）中，就明确追问道：“生产力所以能迅速发展，其动力是什么？”，宗老给出的答案是：人的自然需求。看来，这是他认为的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

再来看一看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背离马克思的经典教义的。大家知道，中共就什么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给出的答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上述答案中可知，中共认为是人的“需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需要”是比生产力更为革命的因素，是决定生产力的东西。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还真不怎么样，连信誓旦旦皈依马列的人，包括死了以后愣不去见老子、孔子，也不去见自家谱系中的老祖宗，而非要去见德国佬马克思的人，只要稍有一些理性的回归，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它弃之一旁，并惬意地滑向修正主义，以另一种决定论来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化进程。

不过，我的看法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固然有致命的硬伤，人的需求决定论恐怕也有待进一步探讨。目前我倾向于认为，人的需求和生产力状况是相互作用、相互调适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例如，如果没有新的需求的出现和激励，一些人类部落可以数以万年计地保持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不变，过着极为简陋的生活。这种情况似乎支持需求决定论。然而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需求与生产力状况完全无关。比如，200年前的人们就不可能出现对电脑的需求。这就表明，人的需求虽然具有突发性、创造性和不可预见性，但是，这种“三性”是在随生产力发展而水涨船高的大景观下呈现出来的。

同样，我虽然釜底抽薪，根本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决定重要思想”，但却并不认为反过来的“三个决定”就是对的，即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政治或文化决定经济和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对的。我的看法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从来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关系。换句话说，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从一开始就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

来自波普和哈贝马斯的批判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这次迟到的评点之前，我重读了二十世纪思想大家波普（K？Popper）和哈贝马斯（Habermas）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和评述。在半个世纪以前，波普在他的两部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批判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波普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为“经济主义”。他认为，这种经济主义强调经济背景是任何一种发展的最终基础，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他强调说，社会历史清楚地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观念的影响可能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经济因素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特别是同科学思想的作用相比，只能占次要地位；构成知识的思想比整个物质生产资料更为根本。由此他明确地断言，不是经济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经济，知识比经济作用更大。

波普把所谓国家是上层建筑、它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观点辛辣地称为“政治无能论”。他强烈地反对这种政治无能论，认为政治可以决定经济，政治力量对社会经济起着基本的作用。他毫不含糊地说，政治力量是维护经济的关键，不是经济力量统治政治力量，恰恰相反，而是政治力量控制和制服经济力量。

应当说，波普的上述批判爽脆犀利，不乏睿智。不过，他的思想决定经济的“思想主义”和政治决定经济的“经济无能论”，在我看来同样失之偏颇，难以成立。其实大家也都看到，唯物史观在经受他的猛烈批判之后，并没有进入历史的博物馆，而是侥幸存活至今。

哈贝马斯于1976年出版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作者在书的导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总体评价。哈贝马斯的批判锋芒首先直指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他认为，一是单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说明生产关系如何变革。二是社会学习机制的进化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造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不难看出，哈氏的这种见解类似于波普的“思想决定经济”的“思想主义”。

针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哈贝马斯也率直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过，和我从根子上对这种区分所作的彻底否定不同，他认为，这对范畴用以解释马克思身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现象，是正确的。而在自由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这对范畴并不成立。我觉得，哈贝马斯比波普更为可取的地方是，他没有像波普那样，在气势逼人地狠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之后，反过来过一把“片面的深刻”之瘾，干脆主张“政治决定经济”，而是走出了颇有见地的一步：提出社会一体化观点来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所谓社会一体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人们行为的一般结构、人们的世界观结构、以及人们的法律制度结构和道德约束机制三方面的相互适应，即行为层次、观念层次和制度层次的相互适应。哈贝马斯主张，社会一体化进化的根本动因，则是人类道德实践知识的增长。

显然，哈贝马斯不是像他所宣称的那样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其进行了虽然并非完全到位、但却相当有力的否定。

今天，我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自己的评点，以平实的论证对其进行了冷峻而无情的证伪。我相信，在理性光芒的烛照下，人们迟早会达成明确的共识，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一种谬说，而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唯物史观的提出，完全是人类理性的迷误，而决不是“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贡献”。

2007年9月27日于北京家中

 

2005年夏天在山东临沂调查计生暴行的经历是极其令人难忘的。一个村民跟我说，就在我们到临沂的前一天，一个还有两天就到预产期的孕妇被计生办强行引产。——这是杀人！我抑制不住心底的愤怒，大喊。在随后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为了完成控制人口的任务，计生干部、计生服务站和黑社会携起手来，无所不用其极。

忽然记起大约十年前，在北大听一个教授讲过：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可能就是溺杀婴儿问题。当时不太明白，现在把看到听到的一切联系起来，觉得毛骨悚然。

去临沂前，两则新闻报道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河南的，一个是浙江的。王丽萍是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钓鱼台村人，因对方家庭条件困难，迟迟没有办理结婚手续。

2005年5月31号下午6点多，我在古荥镇大街上突然被一伙人叫住，要我跟他们走，我说你们是谁，他们只说，“我们是古荥镇计生办的”，没出示任何相关证件，强行把我拉到车上。他们先后拉着我到古荥卫生院；解放军空军医院和堂李卫生院，上述医院都没有同意这伙人的要求。后在23点左右到了老鸦陈卫生院，在没有做任何术前相关检查的情况下，在没有我本人同意签字的情况下要强行给我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我不签字并大声呼救，在场的那伙人打我，并和几个医生和护士强行拉着我的胳膊把我按倒在地上脱我的裤子，在我腹部胎儿的位置打了一针，然后用绳子把我捆在病床上，我没有一丝反抗的力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到了6月2日凌晨3点多，我的已经成形的孩子出生了，孩子还凄厉地哭了几分钟，后来孩子的哭声也没了，一动不动，这时候没一个人在旁边守护，我大声呼救喊了好长时间，才有一个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打着哈欠的护士走了进来对我吼到：“喊什么喊！！”我说：“你看看我的孩子。”那个护士到孩子的旁边一看，说孩子已经死了，然后把孩子扔到旁边。听到孩子已死的噩耗，我痛不欲生，晕了过去，等我早上醒来，医生站到我的床边，说让我拿钱把孩子处理掉，我说没钱，他们就用塑料袋把孩子包起来放到我床头。……

而董铁锋是浙江省新昌县广播转播台的职工：

2002年10月19日凌晨1点，妻子怀孕9个多月去浙江新昌县计划生育指导站分娩，到计划生育指导站后，一护士给妻检查了身体，检查结果为“子宫已开，胎儿头部已显露。”建议立即分娩，我将妻抱入产房，留下母亲和岳母在照料产妇。护士要求我出示准生证明，妻无准生证明，护士立即报知计划生育部门。5分钟后，有两男一女来到产房门口，未出示他们的证件，也没说他们是谁。问了我的姓名和住址，便说快叫部长来，随即打了电话。1点20分，一男一女一起进来，和先来的三个人聚在一起并把护士叫来商量。1点40，突然有一群约20来个不明来历的人冲进产房，将母亲和岳母扭着胳膊拖出产房，并将岳母的头向氧气瓶猛撞。并有3个人扭住我的胳膊我按住。随后，产房门就关上了。约十来分钟后，趁他们稍有松懈，母亲和我挣脱出来冲进产房，见一护士正在拔出刺进婴儿后脑上的剪刀，伤口很深，剪刀上粘满了鲜血直至没柄，婴儿脑浆迸出。母亲一声惨叫，瘫倒在产床边。……后来我问医生那些人的来历，医生告知那群人是新昌县城关计生办的。我问医生：“你们将婴儿用剪刀刺死，新昌城关计生办的执法人员有没有书面文件或法律依据？”医生答：“是口头上指示的，没有其它依据。……这种事（指将剪刀刺入婴儿脑部导致婴儿死亡）经常有，又不止你们一个。”

在调查中听说这样一个故事，临沂一个计生人员，强行拉着一个孕妇去做引产，半路上孩子生了，计生人员为了完成任务，就把“超生”的婴儿当场掐死了。这就是二十多年来不断发生的血的事实！官员们、法学家们、知识分子们“闭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住耳朵就以为听不到”的血的事实！如果我们不把当下发生的事实记录下来，后来者就活在残缺的、虚假的历史之中；而这对于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和精神延续来说，几乎是摧毁性的。

美国最高法院曾在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作出著名的“三阶段”判决：在怀孕的第24到28周以后，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政府可以为了保护潜在生命或者孕妇健康而采取包括禁止堕胎在内的措施，除非堕胎是为了挽救孕妇生命。（这里的“禁止堕胎”是对孕妇和医师的约束，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想到一个政府会强迫公民堕胎，无论是刚刚怀孕还是怀孕晚期。）中国的“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国策到底杀死了多少快要出生的、“可存活的”胎儿？又直接间接杀死了多少已经出生的婴儿？CATO研究院的财经主任Stephen Moore曾撰文指出，中国的计划生育和斯大林、希特勒、波尔布特的屠杀、毛泽东的大跃进以及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一起，并列为20世纪几个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行动；他估计中国计生的受害人数约五百万到一千万。（华盛顿时报1999年5月9日，Don’t Fund UNFPA Population Control）而2002年美国《人间事》周刊一篇专文估计，中共的“一胎化政策”，杀害了三千多万女婴。（中央社记者钟行宪华盛顿2002-10-8日讯，转引自孙文广：《残害生命“一胎化”》）。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计生干部杀死的孕妇腹中的足月胎儿——男性和女性。

看一看计生的标语就知道中国的计生运动有多恐怖：“一胎生、二胎扎、三胎杀！杀！杀！”“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谁超生让谁倾家荡产，谁超生让谁家破人亡。”这种恐怖造成的不只是胎儿和婴儿被杀害、产妇自杀、房子被推倒、财物被掠夺、亲人受酷刑等等，还有无数的准母亲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几十年来，持续的恐惧给将要出生的下一代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造成多少伤害，目前还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

在执行计生政策时，强制引产、强行结扎、溺杀婴儿、滥施酷刑是合法的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九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不得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条：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溺、弃、残害女婴。

强制引产、强行结扎也是法律法规严厉禁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七条：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剥夺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又如《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二条到第四十六条，对超生的或未办结婚手续而生育的，应视情况征收数目不等的“社会抚养费”。 第三十六条规定，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使用酷刑是《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而溺杀婴儿则直接构成了《刑法》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婚姻法》第12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都提到了“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又如2003年《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5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指导下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一）非婚妊娠的；（二）已生育一个子女，无生育证又妊娠的；（三）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生育证妊娠的。”

法律之间的冲突和混乱还不能说明一切；真正的问题是政治高于法律、运动大于法律、官员的政绩优先于法律。临沂市委、市政府2004年发布《关于加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指标：“确保全市合法生育率保持在97%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6‰之内。”“到2008年全市实现全面创优。”为此需要建立“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制度”，“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为村计划生育工作第一责任人，村级计划生育‘五职责任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村计生主任、村计生服务员）共同负责本村计划生育工作。”文件里列举了纪检监察、组织人事、财政、民政、公安、卫生、药监、教育、计划生育等部门的工作重点，比如人民法院要“依法受理计生部门社会抚养费征收强制执行申请，采取措施提高执行到位率。”

计生工作属于“一票否决权”，这是白纸黑字写在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里的。它的意思是，在评先进单位和个人、招工、招干、转干、干部提拔晋升、入党入团以及企业升级等方面，把计划生育政策列为一项重要考核标准，凡是计划生育不达标的单位和个人实行“一票否决”。

“组织人事部门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干部年度考察、换届考察内容，作为干部提拔重用、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临沂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第19条）

“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党委、政府和各计划生育分工职责部门，层层签订《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目标任务，严格考核奖惩。对完成责任目标、成绩显著的单位和计划生育责任人，予以表彰奖励。对连续五年取得优异成绩的，授予单位‘计划生育特殊贡献奖’，给予‘五职责任人’记功奖励。对工作被动落后的，给予工作警告、黄牌警告；问题严重的实行‘重点管理、一票否决’”。（同上，第27条）

对连续两年不能全面完成指标的（党委、政府的正职及分管副职和单位主要领导），任免机关应免去其现任职务，降职使用。对应负责任而已离原岗位，要跟踪追究责任，提升了的要降职使用。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不力，造成本地、本单位严重突破年度人口计划，人口出生率超过责任指标2个千分点或计划生育率低于8个百分点，致使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失控状态，应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以上的处分。（《竹溪县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凡违反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生育的个人，不得入党入团，不得录用为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5年内取消其各类先进、荣誉称号的参评资格；对违法超生的，党员开除党籍，公职人员开除公职，党代会代表撤销其党代会代表资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按规定程序予以罢免，不得评为劳动模范等先进。（《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实施办法》）

因此，完成生育指标，才能得到奖励、经费和爬升的机会，才能避免失去乌纱帽；而完成生育指标，就要把腹中的“超生”胎儿、没有准生证的胎儿、甚至是已经生下来的“超生”婴儿，尽量地杀死。（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计生干部因为杀死刚出生的超生婴儿而被控杀人罪。）而在计生恐怖政策下，求子心切的父母溺杀女婴的现象也所在多有。

计生政策早已经走了邪路，成为民权的敌人、甚至是人性的敌人。而民间的人口学者早就在大声疾呼：从人口学的角度，必须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国将不国。（参见易富贤、何亚福、王鑫海等人文章或专著）但不幸的是，中国又是一个舆论一律、扼杀言论、缺乏民主的地方，与政治需要、与官僚意志或者官员利益不符合的一切严肃的理论和真实的声音，都受到压制、很难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

于是下面的故事就一直伴随着我们：一个引下来的七个月男孩是活的。乡里领导把孩子的父亲叫来，让他亲手抱着自己的儿子去坟地埋了。他不愿，几个民兵硬逼着他去埋。（引自，古原：《计生干部何以法力无边？》）这不是小说，而是身边的真实。这样的真实不知道会不会让一些人警醒，但肯定会让一些人更加麻木。

教宗保罗二世曾说过，“一个允许无辜者被杀害的国家没有真正的正义。一个杀害自己孩子的民族没有未来！”——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有“计划外”胎儿、甚至“超生”婴儿被计生官员或医生护士杀掉——用药品、用剪刀、用针头、用双手。血，要流到什么时候，泪，要流到什么时候，对生命的杀戮，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2007-8-14

 

老人家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他还教导：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确，只有上山下乡，像非洲草原上的铃羊野牛那样，参加生存的实践，你才明白老人家的高瞻远瞩。

“一日不嚼×，太阳不歪西”，这是贫下中农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屎和尿不要屙在外面，尽量屙到队里的粪坑里”，这是第二堂课：“冷天‘两顿怀’（吃两顿），磨黄昏不要吃半夜饭”、“早睡觉，省油省饭长气力，”是第三堂课：“脚踏平几（船板），三分贼气”，是第四堂课。它的意思是，开船出门，不管缴公粮、削草茎，还是装氨水、捉垃圾，只要上船就要学会顺手牵羊、小偷小摸。岸边的青菜黄豆、玉米山芋不在话下，柴火更不用说了。而且偷窃的对象是不分内外的。难怪1970年初冬的一次缴公粮，我随队长上船，队长就吩咐将生产队里的稻草往粮船上装，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遮稻谷、打地铺的需要。

两条满载稻谷的五吨头水泥船，披着阳光，穿过曲曲弯弯的水葫芦、水花生，到美利镇已下午三点多，队长去粮管站联系明天卸谷的事，园生筷生，两个队里最著名的强劳力，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技术权威”，其地位相当于夜郎政治局常委，已经将船上的、足足有三担的稻柴卖给了镇上的小贩。

当晚小菜蛮好，有活鲫鱼，还有肠脏猪头肉，黄酒老白酒也出现了，饭嘛，放开肚皮吃，而不像平时削草茎那样每人限吃两碗。我晓得我们吃得其实不是小菜、不是老酒，而像耕牛那样吃的是生产队里的稻柴。酒足饭饱，心旷神怡，向阳、飞马牌香烟传来递去，其乐融融！

一宿无话，不，四更有话。朦胧中，听见有人喊“根生根生”，醒来时，园生正在掀我被子，而队长睡得外表像死猪。园生掀开船蓬，指着船头上的一袋米，对我说：五十斤，你上岸去换几个铜钿，超过三角算你的。我们出面不太好，插青没啥问题。我没答应，只是探出头来察看。天色灰朦朦的，不见一颗星星，河水泛着磷光，船蓬一片白霜，只见一只米袋站在船头上。这时一股冷气直往我心里钻，也不知寒冷呢，还是因为晓得偷卖公粮是犯法的。

园生是耕田好手，一到农忙，吆喝声四处荡漾，他赶着牛儿田里狂奔，大家对他十分敬畏，他的威势可以用“一言九鼎”来形容，谁都没胆量得罪他，哪怕是队长。

我对园生说：我掮着米没本领走跳板，园生说，我架跳板送你上岸。我说：捉住没收不要怪我。园生说：你有贼本领，捉不住。捉住不要紧，反正插青，拿你没办法。

穿好衣服，钻出船舱，走到船头。只见米袋是灰色的，上面有“民国三十六年”几个行楷字，字体是黑色的。我换算了一下，晓得这米袋历史悠久，比我的年龄还大。不过，我不晓得米袋是谁的，也不晓得他们何时做的手脚，将船上的稻谷换成了大米。我对筷生再一次说，跳板才三十公分宽，天这么暗，我是近视眼，掮着米袋我没本事走。筷生说，这个我负责，你负责出手。他还大度的说：生意成功，今天不要你做生活。

筷生抱住米袋，三步两脚就将它送到了岸上。我只好被人抓壮丁，掮起米袋往美利北街走去。走了几步，往河里望去，只见岸边歇了二三十条进入梦乡的粮船，又朝身后望去，只见园生快速的抽掉跳板，跳进船舱，拉上船蓬。我的心空落落的，一种无助的感觉漫延我的心头，那一瞬间，觉得自己好像被世界遗弃了。

路上不时有人问多少钱一斤？我说三角三分，他们都回价二角七八。不知他们认为我的货物来历不明而趁机杀价呢，还是收获季节粮价不坚挺。一直走到人声嘈杂的地方，才有人愿意跟我三角钱成交。可我希望捞个外快，卖个三角二、三角半，才一直不愿出手。我把米袋竖在脚下，抽了支烟。

市场物品比较丰富，有小麦大米、赤豆绿豆，米糠血糯，甚至还有粮票。不过粮票买卖，和小麦大米的交易都在暗处，常人不易察觉的地方。

黑市市场逗留刻把钟。突然一道强光朝我射来。我眯缝了眼，看不到对方的身影。只听见他喊不许动！不许动！其实我来不及反映过来，站在那儿始终没有动。

一个戴红袖套的家伙，手里拿着三节头电筒，站在我面前。叫我跟他走，掮着米袋跟他走。这时，我才意识出事了，因为旁边的人一个都不见了。我心砰砰跳，强作镇静说，我在路边休息，关你啥事？投机倒把，黑市交易，还说休息！他边说边动手，提起我的米袋，就往我的肩头扔。我傻乎乎的接住米袋，跟在他的后面。

走了三四分钟，一直走到有招牌的地方，他叫我停下，拿出钥匙，这时我才晓得此人是派出所的，而不是“打击投机倒把市场办公室”的。不过他没穿制服。此人年纪三十岁左右，皮肤白净，脸上的肌肉十分结实，且十分活跃。他没跟我多噜嗦，甚至没盘问这粮食哪儿来的，他只是问我哪个生产队的，叫什么名字。我据实说了。他就说：你走吧！下次再看见你黑市买卖，送你进步道巷（县拘留所）。我求他：还了我吧！我是插青，这是我自留地的东西，卖了想买件衣服。我半年血汗，你这样没收，一点都不给我改正错误的余地，这不符合毛主席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方针。你这么做，其实就是不给出路！一棍子打死！你们不是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嘛，我连姓名都交代了，也认识错误了，可以从宽了吧。我甚至愿意写检查！

他被我说得哑口无言，狠狠抽了口烟，发了个狠劲说，你打大队证明来，我就还给你。说完这句话，他笑了起来。他晓得这种事，没有哪个大队愿意打证明，帮助当事人夺回财物。当事者亦心虚，没勇气打证明，往往自认倒楣。我说：一定打证明，证明粮食是我的，我担心你心底里把我当作小偷。

灰溜溜到船上。他们都已起床，有的在洗脸，有的在收拾。筷生见我手里没了米袋，焦急地说：锄则（家伙），连米袋都给了人家，是我的呀。另一条船上的永兴也过来了。他问：锄则，落了多少外快！三角三、三角半？三角三，一块半，三角半，两块半。我将详细情况说了一遍，大家没言语，都以将信将疑的眼光盯着我，我晓得不信任我，但此时没旁证，单凭一张嘴，能说服啥人呀！筷生说了句：根生，辣手，吃独食！我大声嚷了起来，对天发誓说：独吞天诛地灭，断子绝孙！其实，我的老婆当时都不知在哪儿。有无子孙是个问题，断子绝孙又是个问题。

队长说：好饭吃倒！天老爷看不过！好了，好了，不要多说了，大家回去嘴紧点，对家主婆也不许说！

由于断了伙食经费，锅里没油水，中午队长跟两个技术权威上岸吃酒去了，留下我们三个下脚水，我们炒了碗青菜，其余吃得都是些隔夜菜，就算填了下肚子。

卸完稻谷，一路上我默默无语，只顾“扭浜”（摇船辅助工），而园生阴阳怪气，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也不知心痛自己的米袋，还是以为我吃独食。我敢怒不敢言。队长恐怕事情闹大，好几次劝住了他。

下午四点回到生产队，我对队长说，我要把没收的粮食讨回来。队长说，变死，你连累了大家要出事情！况且到了老虎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我说：我保证不连累大家，只说是我自留地的粮食，我要试一试。队长没言语了。

当晚我以生产队领导的口气写好证明，到小队会计那儿敲了个公章。小队会计曾接受我肉皮和煤球券的贿赂，因此他落得做个人情。敲完公章后，还答应为我保密。他说，要是上面晓得你卖掉自留地粮食，下年发放储备粮恐怕轮不到你。

到大队敲公章也没费什么手脚。当时公章不像现在这样挂在第一把手的裤腰上，而是放在大队会计那儿。而会计老陈是个老好人，平时喜欢读《古文观止》，吟唐诗宋词，我们也谈得来，况且我刚送给他一本《中华活叶文选》。他在证明的末尾，还写了批字：已批评教育，该同志已认识错误。老陈怎么会想到我欺骗了他，被没收的是队里的公粮。

打好证明，一夜无眠，第二天凌晨，我上路往美利镇。路上瞎灯黑火，田埂高低不平，再加上还要避开一些柴堆、干稞和稻床（稻堆），当心突然窜出来的汪汪乱叫的贼狗，起先走得并不快，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才加快了脚步。虽说六里路，其实十里都不止，我走了三个小时，走得身上热烘烘的，额骨头上都是汗水。

真巧，那家伙在镇派出所里看报纸，见我进来，他愣了愣。我递上证明，并看了一眼放在他脚旁的“民国三十六年”。他也看了一眼证明，看了一眼“民国三十六年”，说：打公社证明来。头里“轰”的一下，我说：你说话不算数！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你不晓得，孩子离开了爷娘，断了奶水，到乡下插队有多苦呀！说完，我撩开外衣，接着说：你看我穿的什么东西，连件绒线衫都买不起！热天只有一件衬衫！脚下的松紧鞋薄得像层纸！你放我一码，天老爷会晓得你做了善事。他说：打公社证明，不要噜嗦！

灰溜溜的离开派出所，丧气的往回赶。打公社证明有多难啊！有哪个人愿意担肩胛（负责任），打我公社证明？出了洋相，今后怎么可能抽调回城？这种事要不要放进档案袋？但想到五十斤米，价值十五元，相当于我做一个月农活的收入，我又不甘心失败。

回到生产队已十二点钟，没顾得上吃饭，我赶往老陈那儿，跟他商量此事。老陈说：换了我也不甘心。听说公社负责插青的，是县公安局的下放干部，叫钱锦元（音），据说这人看过世面，容易交流，他也下放，估计能体会你的处境，试试看。再说，有大小队证明，出了事，他容易解释。

我草草扒了点冷饭，往公社赶，公社离我们三里路，跟美利镇两个方向，走了半小时就到了。

估计公社干部一点钟上班，我先漫无目的在顾里镇上游荡了一会，然后去寻钱锦元。也是我运气好，很容易在公社的院子里找到了他。钱身体结实，年纪四十上下，风度很好，且没有官气，说话慢条斯理，显得挺有城府。

我一五一十告诉了他。我强调：担心他黑吃黑。我还故作幼稚的说，为什么顾里公社生产的粮食，要不明不白的给美利公社夺了去？我来这儿的目的，一是，洗刷名誉，证明不是偷的，二是，宁愿将粮食交给顾里公社，也不愿意黑吃了去！我说得理直气壮的，差一点热泪盈眶了。

他似乎被我感动了，居然没说什么，没批评什么，就领我进办公室，盖上了顾里公社的大印。我有生第一次看到除了江苏省、县军管会、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处决犯人的大印，就是顾里人民公社这种级别的大印了。他在老陈批字的后面，又加了他的批字：已批评教育，请予发还。在这儿我不好意思说，我说服了他。因为那时候是个宁左不右的年代，人人怕引火烧身。插青的倾诉无足轻重，谁愿意为一个插青的利害得失而冒风险呢？至今我仍认为，是他的天良帮助了我，至少他的处境激起了他的同病相怜。我还认为，他是我认识的夜郎朝廷最优秀的被排挤的衙役！愿老天保佑他的家族兴旺！

我又一口气的赶往美利镇，路上走了近四个小时。有时乌云遮住了太阳，种上油菜的田野刮起了寒风，可我仍然汗水湿透，身上脱剩一件衬衫，我甚至连下身的灯笼裤都脱掉了。如果允许我赤脚，裸奔在农村这广阔的天地，我亦愿意。

暮色降临，炊烟四起，我才踏进美利镇。这家伙居然仍坐在镇派出所的办公桌旁，而且仍在看报纸。这衙役如此敬业，也不知一天工作多少小时，我怀疑这所谓的派出所也许只有他一个人，他晚上也许住在派出所里。他是不是所谓的常驻于乡镇的公安特派员呢？

我又一次出现，他吃了一惊。递上公社证明后，我想看一眼“民国三十六年”，可“民国三十六年”杳无踪影，我也吃了一惊。

沉默分把钟，耳朵只听见一声：吃屎的顾里公社！写到这里，我的耳朵分明又听见那遥远的如雷灌耳的“吃屎的顾里公社！”他涨红着脸，牵了牵脸上的肌肉，理都不理我，继续看报纸。这时候，我居然出奇的平静，我想了想，笑了笑说：能否拿回粮食是小事情，我打证明，目的是证明这粮食不是偷来的。现在问题是，我昨天昏了头，忘了拿脚踏车，现在放在你们镇上的脚踏车不见了，要知道，这车子是我生产队社员的。不见了脚踏车，叫我回去怎么交代，一部脚踏车，相当于我一年的劳动收入，我可赔不起。你赔我的脚踏车！脚踏车的号码是××××，我随意报了个号码。

他起先不理我，但我晓得他阵脚乱了，因为他翻来覆去看报纸，报纸且拿反了。于是我加重语气说：今天不见脚踏车，我就不走出派出所，跟你同吃同住！你有本事捉投机倒把，难道没本事捉贼骨头！要不要叫大家评评理？

他终于泄了气，站起身来，走进里间，拎出一只灰色的米袋，我又看见了“民国三十六年”。他语气缓和地说：拿去吧，脚踏车不会偷掉，你再去找找。我说：试试看，实在找不到，只好再麻烦你。

我掮着“民国三十六年”，拿着衣裤，出了门。一路上，有好几个粮贩询问：几钿一斤？我有时回答，不卖，有时回答，六角半，有时回答，“民国三十六年”。直至镇外，我才以每斤三角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庄稼汉。那庄稼汉对“民国三十六年”亦有兴趣，我说：能装一个小孩，经得起日晒夜露，又是“民国三十六年”的老古董，怎么会给你呢？

江苏／陆文

2007、9、23

附：在这儿我再一次向我心中理想的衙役──钱锦元（音）先生深表敬意！钱锦元其实也是我满怀理想主义和人文情怀的泉源之一。